穆拉德一世遇刺身亡后,他的长子立即在科索沃的战场上被宣布为继承人,是为巴耶济德一世。大臣们担心出现继承权纷争,于是向刚刚继位的苏丹施加压力。结果,其父尸骨未寒,巴耶济德就下达了他作为苏丹的第一道命令——用弓弦勒死弟弟雅库布。就在刚刚结束的战役中,雅库布还是与巴耶济德比肩的指挥官,并且在战场上表现卓越,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就这样,巴耶济德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延续许久的皇室内部手足相残的传统。支持这种做法的观点认为,手足相残也要好过出现叛乱,而苏丹的兄弟们往往会煽动叛乱。而且,人们还从《古兰经》中为巴耶济德的所作所为找到了理由:“他们每逢被召于迫害,都冒昧地参加。如果他们不退避你们,不投降你们,不停止作战,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当在哪里捕杀他们。”

在下一个世纪中,巴耶济德的后代——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将会颁布一条法令,把这种惨无人道的兄弟相残的传统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他本人就曾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弟弟溺死在浴盆里。从那以后,每一位刚继位的苏丹都将不折不扣地遵守这条法令,从而以这种冷酷无情的方式保证君权的独一无二;而这种做法也的确保证了奥斯曼帝国连绵不断地存续了几个世纪。

很快,人们就发现巴耶济德并没有继承其父老成持重的美德。身为一名承担治国重任的君主,他天性急躁冲动,行为难以预料,不像他的几位先帝那样凡事深思熟虑。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充满自信、富有才干的指挥官,天生擅长打仗。由于他可以调遣大军迅速地穿梭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他被人们称作“Yildirim”,即“闪电”或“雷霆”。在吉本看来,这个绰号十分适合巴耶济德,因为“他充满暴烈的能量,调动军队迅速而有破坏力”。

在欧洲,巴耶济德为了报父亲遇刺之仇,在科索沃的战场上几乎将塞尔维亚贵族屠戮殆尽,但又很快与拉扎尔大公的儿子和继承人斯泰凡·布尔科维奇(Stephen Bulcovitz)签订了和约。巴耶济德认定,塞尔维亚人已经不可能再对他构成威胁;而在多瑙河流域,他又需要塞尔维亚军队帮助他防范更令人敬畏的匈牙利人。于是,巴耶济德与斯泰凡签订了一项十分友善并且在巴耶济德在位期间一直有效的和约。奥斯曼帝国没有把塞尔维亚并入其版图,而是允许它作为一个拥有自治权的附庸国存在。以塞尔维亚的银矿收入作为保障,斯泰凡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纳贡。作为回报,斯泰凡获得了其父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特权。他还把他的妹妹狄斯宾娜(Despina)嫁给了巴耶济德。此外,他还在奥斯曼军队中指挥一支部队,并且有义务在巴耶济德需要的时候把塞尔维亚军队派到指定的地点。塞尔维亚军队可以公平地与奥斯曼军队分享战利品,这种权利打消了他们之间的宿怨。与此同时,一个个伊斯兰殖民地开始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土地上建立起来。就这样,发生在科索沃的种种得到了原谅——但在塞尔维亚人的民间传说中,这场战役永远不会被忘记。

随后,巴耶济德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小亚细亚。在这里,他操之过急的征服计划将导致他最终的失败,并让整个帝国的未来陷入危险的境地。一开始,巴耶济德取得了一些胜利。1390年,艾登的埃米尔成了他的附庸,萨鲁罕(Sarukhan)和门泰谢(Mentese)的埃米尔在战场上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在降服了这里的土耳其裔居民(他们也是这里仅有的居民)之后,奥斯曼人确立了他们在爱琴海沿岸的统治,并且开始染指地中海,为其日后成为海上霸权国家铺平了道路。在夺取士麦那的尝试遭到医院骑士团(也被称作圣约翰骑士团)挫败后,奥斯曼人扫荡了希俄斯岛(Chois),劫掠了阿提卡(Attica)的海岸,并且试图封锁爱琴海上其他岛屿的贸易路线。不过,此时奥斯曼人的海上力量仍然无法与意大利的商业贸易城邦威尼斯和热那亚相媲美。

接着,巴耶济德像他的父亲一样入侵了卡拉曼尼亚,并且围攻科尼亚城。他的行动得到了其基督教附庸的支持,其中包括未来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亲自到奥斯曼军中效命的曼努埃尔·巴列奥略。卡拉曼尼亚人先是在一场战役后求和,随后又撕毁了和约。巴耶济德迅速从欧洲调来了援军,在阿卡恰伊(Ak Tchai)击败了卡拉曼尼亚,并将其兼并。随后,巴耶济德又占领了相邻的公国的两座城市开塞利(Kayseri)和锡瓦斯,继而又兼并了北方的卡斯塔穆尼(Kastamuni)公国,打通了通往黑海港口锡诺普(Sinope)的道路。此时,巴耶济德已经可以宣称自己是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主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但是,巴耶济德只是在表面上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地方,他并没能深刻地改造他所征服的土地。穆拉德在欧洲征服了广袤的土地,但他通过一些很有远见的同化政策,让当地的欧洲人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甚至有时还很情愿如此。巴耶济德则没有试图系统化地消化他在亚洲迅速征服的土地。诚然,他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大片土地都划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但是除了少数的几个地方之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没有能够深入这些地区。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想让他们以前的统治者回来。习惯定居在欧洲的巴耶济德,并没有解决新征服领土上的这些问题。在战役与战役之间的间歇期,巴耶济德情愿纵情声色,吃喝玩乐,沉湎于后宫的女色和男宠的陪伴,其奢靡之风直追鼎盛时期的拜占庭宫廷。与这些放纵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巴耶济德又有着沉迷宗教的一面。他在布尔萨的私人清真寺的顶上拥有一个小房间,时不时会神秘兮兮地在里面隐居上一段时间,与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们探讨问题。

在小亚细亚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巴耶济德就把当地的政务交给他手下的总督们,他本人则立刻回到了欧洲。在欧洲,他忧心于匈牙利的威胁,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此时成了他的主要对手。为了挑衅,巴耶济德派遣奥斯曼军队进入匈牙利乃至更远的地方劫掠,中欧地区出现了对土耳其人的恐慌。奥斯曼人渡过多瑙河,在匈牙利的国土上打了第一仗,并且赢得了试图摆脱匈牙利统治的尚武的瓦拉几亚人的支持。西吉斯蒙德注意到了奥斯曼人的威胁,于是派人告诉巴耶济德,保加利亚处于匈牙利的保护之下,奉劝他不要介入保加利亚的事务。巴耶济德拒绝答复,只是傲慢无礼地让匈牙利国王的使节好好看看他大帐内悬挂的武器。

于是,西吉斯蒙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他夺取了多瑙河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但随后面对进逼的奥斯曼大军,又不得不放弃了这座城堡。当年,穆拉德在打败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希什曼之后,允许这个国家作为奥斯曼的附庸保留一定的自治权。然而,巴耶济德认为,一旦匈牙利人再度入侵,希什曼这个盟友并不可靠。于是,他派遣一支军队进入保加利亚,处决了希什曼,然后把保加利亚整个并入了奥斯曼帝国。像色雷斯和马其顿一样,保加利亚从此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并且与作为附庸国的瓦拉几亚一道,构成了帝国在多瑙河流域防范匈牙利的缓冲区。通过消灭当地的附庸王朝,巴耶济德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奥斯曼化的过程中,一些保加利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保加利亚非但失去了独立,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保加利亚民族象征的独立的东正教会。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原本受到天主教会仪式部分影响,现在保加利亚的基督徒不得不接受希腊东正教会牧师的管理,而对他们来说,这经常比穆斯林帕夏的管辖更让人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巴耶济德还在准备调兵对付君士坦丁堡。1391年,约翰五世·巴列奥略[1]驾崩。他的继承人曼努埃尔,作为对苏丹唯命是听的附庸,在苏丹宫廷里的地位几乎与被人鄙视的勤务官相差无几,不仅受尽屈辱,还要经常忍饥挨饿。在老皇帝驾崩后,他逃回君士坦丁堡,保住了他的皇帝宝座。他的父亲在世时曾经开始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且在黄金门的侧面兴建装饰华美但实为防御工事的塔楼,为此不惜拆毁了数座教堂。巴耶济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约翰五世立刻拆毁这些防御工事,否则就把曼努埃尔的眼睛弄瞎。于是,约翰五世在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遵从苏丹的这个命令。

即位后的曼努埃尔收到了巴耶济德的最后通牒。巴耶济德不仅要求曼努埃尔继续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增加贡金,还命令他在君士坦丁堡为城内的穆斯林设置一位卡迪(伊斯兰教法官)。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巴耶济德又派出一支奥斯曼军队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并且沿途在色雷斯南部屠杀或奴役当地的希腊裔基督徒。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围困开始了。

这座城市被围困了七个月。随后,在对方接受了比之前更苛刻的条款之后,巴耶济德解除了围城。曼努埃尔皇帝被迫同意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设立一座伊斯兰教法庭,并且把城内四分之一的土地划给穆斯林移民。位于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港口的一半被奥斯曼人占据,6 000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进驻其中。除了提高贡金的数额之外,奥斯曼人还要对城外的葡萄园和菜园征收什一税。从此以后,从两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传出的宣礼声开始在这座城市里回荡。奥斯曼人开始把这座城市称作“伊斯坦布尔”,这个读音是对希腊语“is tin poli”的讹传,其本义是“进城去”。巴耶济德继续在陆路上封锁这座城市。两年后,在巴耶济德的挑唆和奥斯曼军队的支持下,曼努埃尔的侄子约翰·巴列奥略[2]不无道理地宣称自己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于是率军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是,他的进攻被打退了。1395年,巴耶济德号称“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在塞雷斯召集他的附庸们前来朝见,其中就包括曼努埃尔皇帝,以及他的弟弟和侄子。巴耶济德一时心血来潮,下令将巴列奥略家族的成员全部处死。幸亏巴耶济德的大维齐尔[3]阿里帕夏暂缓了行刑,直到苏丹本人改变主意,收回了成命。不过,作为折中方案,巴耶济德还是命人将几名拜占庭显贵剁手挖眼。就这样,曼努埃尔二世得以继续统治拜占庭帝国,并在日后证明自己是一位还算能干的君主。

此时,来自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新威胁又吸引了巴耶济德的注意力。西吉斯蒙德对奥斯曼人的骚扰感到不厌其烦,并且认为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河畔的城堡对他是严重的威胁。于是,他开始游说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发起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以“击败并毁灭土耳其人”。先皇穆拉德很清楚基督教国家的实力有多强大,因此他总是谨慎小心,避免在战役之间的休整期招惹基督教国家。而巴耶济德对待基督教国家则没有那么谨慎。喜欢夸夸其谈的巴耶济德在他即位的初期就曾经对来自意大利的使节夸下海口。他说,等到他征服了匈牙利之后,他要骑马到罗马去,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上用燕麦喂马。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摆出一副伊斯兰教勇士的姿态,不停地公开吹嘘他要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打算。

为了应付巴耶济德的威胁,西吉斯蒙德努力筹划着新的十字军东征。除了勉励的话语,历任的教皇都没有给他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威尼斯人态度暧昧,因为比起奥斯曼人,他们其实更不信任匈牙利人;为了从巴耶济德那里获得贸易上的优惠条件,热那亚人甚至与威尼斯人争宠;那不勒斯和米兰都与奥斯曼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为了寻找能帮助他“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志愿者,西吉斯蒙德只好派遣特使到法国,去觐见时不时会发狂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法国国王的叔叔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愿意支持西吉斯蒙德,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许诺西吉斯蒙德说,他将派出一支由骑士和雇佣兵组成的部队,并由他年轻的儿子讷韦尔伯爵(Comte de Nevers)统率这支军队。

此时,英法百年战争暂告停歇,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并无战事。因此,西吉斯蒙德的请求在欧洲的各个封建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加入他麾下的不仅有法国军队,还有来自英格兰、苏格兰、佛兰德斯[4]、伦巴第、萨伏伊和德意志各地的贵族骑士。此外,还有来自波兰、波希米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冒险者。带着各自世俗和宗教上的动机,欧洲骑士阶层的精英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发动远征。他们的目标是阻挡巴耶济德闪电般的攻势,并且彻底地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尔干地区。于是,在1396年的初夏,一支由西吉斯蒙德自己的部队、雇佣军、各国的骑士及他们的扈从组成的人数达到数十万的“国际”联军,集结在了布达(Buda)。这是基督徒对抗异教徒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此外,在黑海,还有一支由医院骑士团、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组成的舰队,即将从多瑙河河口上溯,赶来支援。

从5月份开始,西吉斯蒙德就预计巴耶济德即将渡过多瑙河、发动对匈牙利的入侵。然而入侵并没有到来,西吉斯蒙德的侦察兵也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踪迹。于是,他决定采取防御策略,试图将土耳其人引诱至匈牙利,再在这里攻击他们。然而,骑士们却跃跃欲试,想要发动一次伟大而光荣的进攻。土耳其人的入侵迟迟不来,对地理一无所知的骑士们开始认为,巴耶济德[他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奥斯曼苏丹到底是巴耶济德还是“阿穆拉”(Amurath),即穆拉德]肯定是在“巴比伦的开罗”招兵买马,并且在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集结兵力。他们相信,巴耶济德得到了一支“由来自鞑靼、波斯、米底亚、叙利亚、亚历山大港和其他更遥远的地方的异教徒组成的军队”,这支由“萨拉森人和异教徒”组成的军队在“巴格达和小亚细亚的哈里发的指挥下,还得到了他的祝福”。如果敌人还不来,他们就应该出击。他们幻想自己可以从土耳其人的领地一直打到波斯帝国。用弗鲁瓦萨尔(Froissart)[5]的话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征服叙利亚和圣地,把耶路撒冷从苏丹和他的敌人手中夺回来”。然而,正在君士坦丁堡忙着围城的巴耶济德仍然没有来进攻。

十字军认为“没有理由再傻等下去了,他们应当去赢得一些战功,这正是他们前来此地的目的”。于是,他们南下进逼多瑙河河谷,到达了铁门峡谷(Iron Gates)附近的奥尔绍瓦(Orsova),接着又花了八天时间渡过了多瑙河。匈牙利人一路畅通无阻地涌入了塞尔维亚,接着又进入了摩拉瓦河河谷。在那里,他们缴获了葡萄酒,“(美酒)被土耳其人装进了羊皮袋里。他们的信仰禁止他们饮酒,否则有被处死的风险,因此土耳其人只好把酒卖给基督徒”。匈牙利人夺取了尼什,在这里“大肆屠戮男人、女人和孩子,基督徒没有对任何人表示怜悯”——其残忍程度超过了信仰异教的奥斯曼劫掠者的所作所为。

在保加利亚,身为基督徒的守军指挥官打开了多瑙河上的第一座城堡——维丁城(Vidin)的城门,放基督教军队入城屠杀了奥斯曼守军。接着,基督徒沿着多瑙河向下游进军,攻击了第二座城堡拉赫瓦(Rahova)。在那里,由法国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基督教军队屠杀了大量已经投降的奥斯曼守军和当地居民,其中包括不少保加利亚的基督徒。在关键的要塞尼科波利斯城下,基督教军队扎营等候,但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奥斯曼军队来犯的迹象。不过,目光短浅的基督教军队没有从西方带来任何攻城器械,而一直以来西吉斯蒙德做的准备则是为了应对防御作战的。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办法强攻破城,于是只好等在城墙前面,寄希望于尼科波利斯城会不堪饥馑而开城投降。

没有敌人可打的西方骑士们带着一种参加野餐的心情看待这场战争,纵情享受女人、美酒和从家乡带来的奢侈品,沉湎于赌博和声色。他们十分轻蔑地认为,土耳其人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谁要是敢表达不同的意见,谁就会被冠以散布失败情绪的罪名被割掉耳朵。而且,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之间常有争吵,瓦拉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6]则不被信任。

基督教军队一连等待了16天,依然不见巴耶济德的踪影。然而,正如他一贯迅捷的作风,巴耶济德突然率军出现在尼科波利斯城下。在这里,他曾打赢过两场战役。根据西吉斯蒙德得到的情报,巴耶济德的大军有20万之众。西吉斯蒙德很了解他的敌人,知道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机动性也强过十字军,绝非等闲之辈。他要求基督教军队小心谨慎地协同作战。一位经验丰富、名叫德库西(de Coucy)的法国骑士在率军侦察的过程中遭遇了土耳其人的一支先头部队。他手下的士兵们高呼着“圣母保佑!为了德库西大人!”的口号,在山口处击败了土耳其人。这场战斗的胜利让其他法国骑士嫉妒不已,指责德库西出于虚荣心径自出战。西吉斯蒙德试图说服他们采取守势,先用匈牙利和瓦拉几亚的步兵抵挡第一轮攻击,再由骑士和雇佣军里的骑兵组成第二道防线,可攻可守。听到这个提议,法国骑士们勃然大怒,认定匈牙利国王的这种安排是为了窃取“最高的胜利荣誉”。他们要求必须由他们来打头阵。

在众人的支持下,法国的伊尤伯爵(Comte d’Eu)拒绝听命于西吉斯蒙德,伯爵叫来了他的掌旗官:“以上帝和圣乔治之名,命令军队前进,让他们看看我是个怎样的骑士!”于是,在“圣母的旗帜下”,他们不假思索地向可鄙的异教徒发动了冲锋,自信一定可以击败他们。“法国的骑士们,”弗鲁瓦萨尔记录道,“装备奢华……但是,据说他们在冲向土耳其人时,人数不超过700人。多么愚蠢!多么可悲!如果他们能等待手下至少拥有1.6万名士兵的匈牙利国王一同进攻,他们是可以取得辉煌的战果的。但是,他们的骄傲毁了他们。”

向山坡上冲锋的骑士们打了巴耶济德的前哨部队一个措手不及。在冲散了土耳其人的骑兵之后,骑士们下马冲向步兵,一边冲锋一边拔掉地上用来掩护步兵的木桩,然后击溃了土耳其人的步兵。鲜血从骑士们的剑上飞溅出去。他们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一天的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冲到山顶之后,他们遭遇了苏丹的主力军。苏丹的主力军在得到塞尔维亚人的增援后,有6万人之众。他们布满了山坡,好整以暇,准备充足。像往常一样,巴耶济德采取了西吉斯蒙德已经十分熟悉的战术:把没受过什么训练、充当炮灰的杂牌部队放在最前方,用他们消耗敌军的体力。接着,“巴耶济德的骑兵、主力军和战车以战斗队形向他们袭来,仿佛一弯新月”。下了马的骑士们已经被笨重的盔甲累得气喘吁吁,无力应战,遭遇了溃败。他们的战马自己跑回了大营。全欧洲最优秀的骑士们就这样或是死在了尼科波利斯的原野上,或是做了土耳其人的俘虏。

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字军的士兵实际上是业余的战士,他们用古老的方式、带着浪漫主义的精神作战。他们对几个世纪来专业战争艺术的演进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土耳其人的战斗技巧,不了解他们出色的纪律性、训练、情报系统和战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轻装上阵的步兵和骑在马背上的弓箭手会有怎样的机动性。西吉斯蒙德和他手下的匈牙利人通过一次次的战斗逐渐学到了这些。他指挥他的部队跟随十字军冲锋,但是他心里清楚,就在他的建议被骑士们抛弃的那一刻,这场战役就已经输了。“如果他们能够相信我,”他说道,“对付敌人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的。”他在战前就吹嘘他们富足的兵力:“就算天塌下来,我们的军队也有足够的长矛把它顶住。”

而现在,他只能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一起,逃到多瑙河上的船只上。而那些侥幸从奥斯曼人面前逃脱的士兵和骑士,有的也逃到了这些船上,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历尽艰险翻越了喀尔巴阡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巡视战场评估损失的巴耶济德下令将战俘全部处死。不过,为了得到丰厚的赎金,巴耶济德饶过了讷韦尔伯爵及其参谋人员,以及一些衣着华丽的骑士。但他命令他们站在自己身边,眼睁睁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战友被捆在一起,然后人头落地。

据记载,“在那一天,有多达1万人被杀”。就这样,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了,穆斯林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的心脏地带送给了他们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志得意满的苏丹无心进一步扩大战果。在送别西方骑士的时候,苏丹轻蔑地挑衅说,欢迎他们回来再吃一次败仗。接着,他率军入侵希腊,夺取色萨利地区的数座要塞,然后又迎娶了一位基督徒新娘——海伦·坎塔库尊[7]的女儿。随后,他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继续前进,进攻摩里亚[8]。那里已经有了一些由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建立的殖民地,但是雅典仍然在基督徒的手中。

尽管巴耶济德的帝国将会取代拜占庭帝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巴耶济德并没有马上试图攻克君士坦丁堡,因为他缺乏海军力量。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共和国都站在了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巴耶济德先是在佩拉(Pera)[9]与热那亚人发生公开冲突之后,后又在1399年派遣1万人试图攻进君士坦丁堡,但在法国将领布西科(Boucicaut)率领一小支十字军抵达后,巴耶济德放弃了这个计划。布西科是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幸存者之一,再一次回到战场上面对巴耶济德。他连续调动了两支远征军来支援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并且与他们一同在达达尼尔海峡击败了巴耶济德的舰队,一直追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这是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与奥斯曼海军的战斗。在率领舰队返回欧洲之前,布西科在君士坦丁堡留下了一支法国军队,并且把深受皇帝曼努埃尔痛恨的侄子约翰立为共治皇帝。

名不副实的皇帝曼努埃尔本人则随布西科一同前往欧洲,乞求基督教世界的进一步援助。他在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都受到了符合帝王风范的礼遇,这也让他充满了希望。但他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欧洲人再也没有发起真正的十字军远征。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封锁之后,已经陷于饥馑之中。城中居民身上绑着绳子缒城而出,向奥斯曼人投降。帝国的国库已空,献城投降只是时间问题。在各个地方——君士坦丁堡、摩里亚、阿尔巴尼亚、亚得里亚海沿岸,拜占庭帝国已经岌岌可危,巴耶济德随时准备对它发动最后一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1402年的春天,巴耶济德的计划被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破坏了。所有的战役准备都被放弃。巴尔干半岛上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队,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被迅速调遣到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其他的残余部分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就像近两个世纪之前在欧亚草原上骤然崛起的成吉思汗和蒙古部落那样,一个崭新的震动世界的征服者正在发动西征。他就是成吉思汗家系的后裔帖木儿,也被称作“鞑靼人帖木儿”。

[1] 即前文中一直出现的约翰·巴列奥略。

[2] 这位约翰·巴列奥略史称约翰七世·巴列奥略,是安德洛尼卡的儿子、约翰五世·巴列奥略的孙子。

[3] 奥斯曼帝国苏丹手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

[4] 一个地理名词,大体位于今天的比利时西部、荷兰南部和法国北部。

[5] 让·弗鲁瓦萨尔(约1337—约1405),中世纪历史学者、诗人,英法百年战争历史的重要记录者。

[6] 特兰西瓦尼亚在今罗马尼亚的中西部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匈牙利王国。

[7] 这位海伦·坎塔库尊是前文提到过的约翰·坎塔库尊的孙女。

[8] 即伯罗奔尼撒半岛。

[9] 佩拉今名贝伊奥卢(Beyoğlu),是在今伊斯坦布尔以北隔金角湾相望的城市,加拉塔是其金角湾北岸的港区。佩拉此时是热那亚人的据点,后于1453年随君士坦丁堡一同被土耳其人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