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土耳其人”苏莱曼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无论是在宫廷的华美壮丽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的考究方面，都超过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这一黄金时期的许多君主。除此之外，他不仅在个人素养上远超他人，也十分善于评判他人的能力。他打破了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层级体系里遴选高官的传统做法，转而亲自挑选那些他深信可以像管家一样忠实履行君主意愿的人。一位研究这段历史的土耳其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苏莱曼放任他的这些宠臣积攒了巨额的财富，任由他们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而这一切财富的来源往往都是腐败。但是，在西方世界看来，这些不过是苏莱曼时代散发着璀璨光芒的帝国荣耀背后的一点代价罢了，在那个时代腐败也是常见的现象。
在他的大维齐尔中，至少有两位——尽管他们各自有着种种弱点——为苏莱曼帝国的伟大成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两位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大维齐尔，任职的时间共占苏莱曼统治期的三分之二：希腊人易卜拉欣帕夏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和军事统帅；而保加利亚人鲁斯坦帕夏是一名经济专家，在帝国日渐扩张、财政收入增长一倍有余的情况下，巧妙地管理了面临种种复杂问题的帝国国库。苏莱曼的最后一位大维齐尔索科卢帕夏也来自基督徒家庭，他一直活到了苏莱曼驾崩之后。索科卢帕夏是一位来自波斯尼亚的斯拉夫人，孩童时期曾在塞尔维亚人的教堂里做辅祭。他在至关重要的时期维护了已经驾崩的苏丹的权力和威严。由于苏莱曼是一位强有力的专制君主，政府运行中的过分或不足之处，往往都被索科卢帕夏的能力抵消了；当时，人们也很难预见到这些过分或不足之处在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只有当权柄落入能力较差的苏丹手中时，这些问题才会开始削弱奥斯曼帝国。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苏莱曼本人两个灾难性的举措，导致了这种情形的提前出现。他令人遗憾地处决了他的长子穆斯塔法，继而又杀死了他的幼子巴耶济德，改变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大位的继承人选。他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说有多么惨无人道。穆斯塔法和巴耶济德都从苏莱曼的身上继承了许多可贵的品质，足以让他们承继奥斯曼帝国前十位苏丹留下的大业，确保他们的帝国继续作为令人敬仰的大国傲立世界。苏莱曼却犯下了盲目而冷酷的罪行，这种屠戮子嗣的行为比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兄弟相残行为更加恶劣。这一切行为造成的结果是，苏莱曼确保了接替他大位的只能是能力格外低下、远远逊色于前代苏丹的塞利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虽然偶有喘息之机，但奥斯曼帝国大体上处于缓慢衰落的过程中，而塞利姆是这一阶段统治国家的25位苏丹中的第一位。
由于有罗克塞拉娜煽风点火，苏莱曼的情绪战胜了他的判断力、智慧和身为政治家的理智。随着他的死亡，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奥斯曼帝国的伟业也注定将付诸东流。他一直相信奥斯曼一世的血脉不会犯下大错，而现在他的子嗣即将辜负他的期望。读史至此，人们总是不情愿接受这一事实，甚至还有人提出，塞利姆或许并非真的是其父的血脉，而是他的斯拉夫母亲和某个情夫的孩子。
塞利姆二世的可怜形象根本配不上做苏丹。他矮小而肥胖，面色通红，常年酗酒，因而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作“醉鬼”——或是“酒鬼塞利姆”。他生性懒散放纵，能力平庸，自私自利，一心只想取乐，丝毫没有继承其父的种种才干或其母的心机和说服力。他没有什么可以赢得臣民尊敬的事迹，对在战场上冒险和料理国事都毫无兴趣。比起宝剑和帐篷，他更愿意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虚度光阴。在狐朋狗友和逢迎拍马者的陪伴下，他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又一天，几乎不思考未来。
塞利姆唯一的才能体现在诗歌方面。他可以用土耳其语写出十分雅致的诗篇，但往往是仿效波斯人哈菲兹的诗句。先知穆罕默德曾批判道，酒是“万恶之源”。哈菲兹却不这么看，认为酒“比少女之吻还要甜蜜”。塞利姆对这种说法产生了共鸣，在一篇描绘相思的诗作中这样结尾：
哦，亲爱的，把你泛着美酒色泽的嘴唇交给塞利姆吧
倘你不在我身边，我便可含着热泪举起酒杯，吾爱……
为了不让塞利姆因为违反了先知的戒律而良心不安，大穆夫提为他提供了一个充满诡辩色彩的裁决意见，认定只要苏丹本人想要喝酒，那么饮酒的行为就是可以被宽恕的。而塞利姆登基后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取消了对贩卖和消费酒类的限制。这两件事成了公众打趣的话题。有人发问道：“我们今天该去哪儿买酒呢？是去穆夫提那儿，还是去卡迪那儿？”
不过，塞利姆对政务全无兴趣，对国家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实权就落入了索科卢的手中。新任苏丹对索科卢甚是尊重，此前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他十分相信苏莱曼对大维齐尔的选择，因此颇为信任这位大维齐尔，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使用。塞利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时不时会有出身基督徒家庭的强势维齐尔涌现出来，对弱势的苏丹加以弥补，并且帮助国家度过危机。现在，在索科卢的看护下，国家的政策可以继续施行，苏莱曼统治时期的惯性在最高统治者不理朝政的时期得以延续，从而将形势的逆转推迟了12年。
索科卢充满活力，能力出众，雄心勃勃，思维开阔。他首先结束了苏莱曼在匈牙利开启的战事，于1568年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达成了体面的和约。和约为期八年，在事实上确认了领土现状。然后，索科卢把奥斯曼军队部署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俄罗斯。在16世纪，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起初，土耳其人并不把俄罗斯人视作威胁，还从1492年起允许俄罗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自由地从事贸易活动。接着，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1]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他在1547年加冕为沙皇，渴望将他的大公国扩张为一个帝国。他的祖父、前任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Sophia）[2]，随后宣布莫斯科大公国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君主徽记。
恐怖伊凡向南扩张，一路夺取鞑靼人可汗的土地，最终占领了里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接着，他袭击了亚速（Azov）和克里米亚沿岸地区，相当于直接袭扰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可汗。索科卢认为有必要出兵干预。这种必要既出于政治因素，也出于宗教因素，因为这事关作为哈里发和圣城麦加、麦地那之保护者的苏丹的尊严。此前，不论是朝觐者还是商人，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已经不能经过波斯人的土地进入奥斯曼帝国了。而现在，随着莫斯科大公国的扩张，穆斯林通过这个方向进入奥斯曼帝国的道路也遭遇了种种阻碍。因此，他们的统治者开始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夺回阿斯特拉罕，以重新打开传统的朝觐路线。
由于这一缘故，再加上对帝国的资源和能力的自信，索科卢开始酝酿一个既可以打击俄罗斯人南侵势头，又可以帮助土耳其人向东扩张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他在位于西北方向、流入亚速海的顿河（Don）和位于东北方向、注入里海的伏尔加河（Volga）之间，找到了一处两河相距只有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打算在这里开凿一条运河。有了这条运河，就可以将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内湖的黑海同里海连接起来。如果奥斯曼帝国舰队能够进入里海，那么就可以协助奥斯曼军队绕过漫长难走的陆路，进入并包围波斯，而且还可以打开一条通往高加索地区的新路和经由大不里士进入中亚地区的道路。如此，他们就能恢复历史上从中亚经由阿斯特拉罕到克里米亚的故道，从而为奥斯曼帝国带来贸易和战略上的优势。伊斯兰世界也绝不能让莫斯科大公国获得这一优势。早在18个世纪前，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领和继业者“胜利者”塞琉古（Seleucus Nicator）就曾经设想过大维齐尔考虑的这个方案。
索科卢热情高涨地落实着这个方案。1568年，他派遣一支大军渡过黑海，控制了亚速；另外还派遣了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军队，其目标是夺取阿斯特拉罕。一支舰队搭载着部队沿着顿河上溯，抵达了开凿运河的地点。在当地鞑靼人的帮助下，开凿运河的初步工作就此开始。然而，受限于16世纪的技术条件，运河工程在进行了三分之一之后遇到了困难。于是，一部分船只经由陆路被运到了伏尔加河，从那里顺流而下，开始围攻阿斯特拉罕。但是，围城的奥斯曼部队先是缺乏火炮支援，接着又遭遇了愈加严酷的寒冬，导致军中士气普遍下滑，最终未能攻克城市。他们随后穿过草原向克里米亚撤退，一路上也饱受折磨。
野心勃勃而又有着独立思想的克里米亚可汗杰夫列特·格莱（Devlet Ghirai）不希望苏丹以后再派兵进入自己的领地。于是，他竭尽全力地宣扬这样的观点：为了奥斯曼帝国士兵的利益着想，如此靠北的地方是不适合虔诚的穆斯林的。他强调说，在夏天，这里的夜晚只有短短五个小时，而穆斯林需要在日落之后两个小时和破晓时分礼拜，这样就会导致士兵们睡眠不足，痛苦不堪。于是，奥斯曼人放弃了攻城计划，结果在归途中又在黑海遭遇了猛烈的风暴，损失了大量的士兵。幸存下来的人由此认定，北方地区不适合穆斯林。实际上，一心想要自立为王的杰夫列特·格莱打算趁恐怖伊凡困于内忧之际自己直接进攻莫斯科。凭借他手上那支只够进行一些劫掠活动的鞑靼骑兵，杰夫列特·格莱也的确把战火烧到了莫斯科郊区。与此同时，索科卢设想的顿河—伏尔加河行动也没有再持续下去，因为苏丹塞利姆把话说得很清楚：“我会计算整个行动的成本和损失的，你可得保证能算出来不错的结果。”
不久之后，沙皇就向奥斯曼帝国派出一位使节，双方达成了和约。苏丹依然拥有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但默认了阿斯特拉罕的沦陷。至于莫斯科人和鞑靼人之间的矛盾，就交给他们自己去用武力解决了。沙皇的统治范围向东扩张，一直到达了西伯利亚。奥斯曼和俄罗斯这两个强大帝国之间的初次遭遇就这样结束了，双方之间的和平将持续近一个世纪。
索科卢依然十分关注与东方的贸易，于是又设想出一个宏大的计划：他打算在苏伊士地峡开凿一条运河，打通从地中海到红海乃至印度洋的海路。不过，也门行省发生的一场严重叛乱阻挠了他的计划，他不得不立刻发兵平息这场叛乱。
与此同时，索科卢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的突尼斯。海军统帅兼阿尔及尔总督乌鲁奇·阿里夺回了突尼斯，赶走了查理五世在当地扶植的王公，但那里的要塞仍然在西班牙守军的手中。索科卢的主要目标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政策相一致，他仍然将西班牙视作帝国的主要敌人，因而希望在地中海再发动一次针对西班牙人的战争，而且这一行动最好能得到法国人的帮助。此时，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叛乱。这对索科卢来说是采取行动的绝好时机，因为此时动手可以巩固土耳其人作为反抗基督徒压迫的穆斯林勇士的地位。由于他们在北非的同胞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斯坦布尔，请求苏丹的干预；而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也的确满怀着同情接待了他们。
然而，就在此时，塞利姆苏丹第一次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任性。他不想去对付西班牙人，而是想要对仍然与帝国处于和平状态中的威尼斯开战，因为威尼斯人拥有既盛产棉花和糖、又以出产高质量的美酒而闻名遐迩的塞浦路斯。提醒塞利姆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他身边富有影响力的红人、来自葡萄牙的犹太金融家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他不久之前还被以“堂·米格斯”（Don Miguez）之名为人所知]，他对威尼斯的敌意尽人皆知。纳西怂恿塞利姆说，入侵塞浦路斯不仅能为他赢得美酒，还能获得大量威尼斯铸造的达克特金币。他的说辞得到了另一位宠臣拉拉·穆斯塔法（Lala Mustafa）[3]的支持。酒酣之际的塞利姆同意了纳西的方案，甚至还拥抱了他，并且许诺一旦成功，就封他做塞浦路斯的国王。与此同时，他还给纳西加官晋爵，把纳克索斯岛（Naxos）、帕罗斯岛（Paros）、安多罗斯岛（Andros）以及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上另外十座岛屿[4]都赏给了他，为此不惜剥夺这些地方现有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在缴纳比例不高的税金之后，这些岛屿上总额不菲的收入和出售酒类的利润也都归纳西所有。
就这样，索科卢的决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塞利姆苏丹推翻。苏丹派遣了一位使节到威尼斯，逐条数落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罪状，然后要求威尼斯要么赔款，要么割让塞浦路斯岛。威尼斯元老院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1570年，索科卢本打算派去援助摩尔人的部队被派遣到了塞浦路斯。
威尼斯人对这座地中海上的东方前哨站已经忽视了一段时间，岛上的人口也在此期间出现了锐减。岛上的居民大部分是信奉东正教的希腊农民，而西欧来的统治阶层奴役、压迫着他们。据估算，大约有5万名农奴随时准备倒向土耳其人一方。塞利姆苏丹在一封诏书中要求辖区与塞浦路斯邻近的桑贾克贝伊尽可能地争取民心。他还庄严地许诺说，一旦奥斯曼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岛，他们不会骚扰当地的居民，他们的财产也将得到保全。这种做法早在土耳其人开始扩张前很久就已经成了一种范式。
1570年，奥斯曼大军登上了塞浦路斯岛。陆军由索科卢的对头、塞利姆的宠臣拉拉·穆斯塔法统率，舰队则由皮亚利帕夏指挥。在岛上的一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希腊人即将举事的迹象，这让威尼斯人深感担忧。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采取了突袭行动，处死了400名希腊人。奥斯曼人抵达这一地区后，给了当地居民格外的优待，还免除了一段时间的税赋。不过，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希腊农民对直接与他们的拉丁主人兵戎相见还是抱有疑虑，他们更愿意通过提供食品和情报的方式帮助奥斯曼人。许多逃到山区避难的人都很快返回了家乡，并且向征服者效忠。
奥斯曼军队从帝国南部出发，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登上了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威尼斯人的两座城堡——尼科西亚（Nicosia）和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在等来北非和安纳托利亚的增援部队之后，大约5万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开始向尼科西亚推进。预料到土耳其人早晚会发动入侵的威尼斯人已经提前请来军事工程专家改进了他们的要塞，但由于指挥不利，尼科西亚还是在六个星期之内投降了。残存的守军遭到了屠杀；接着，这座据说拥有教堂的数量可与一年之中的天数相比的城市遭到了洗劫，其悲惨程度（据西欧人说）堪与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相提并论。城中的大教堂被改建成了一座清真寺。不论男女，只要是年轻、容貌姣好的居民都被贩卖为奴。他们被赶上了一艘桨帆船，但在启程前往伊斯坦布尔之前，这艘船就爆炸了。为了维护贞节，一位虔诚的女性基督徒在船内的弹药库放了一把火。
现在就剩下法马古斯塔要塞了。第二年春天，土耳其人对它发动了进攻。在总督马克·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c Antonio Bragadino）的鼓舞下，威尼斯守军英勇地坚守了三个月。为了鼓舞士气，拉拉·穆斯塔法告诉士兵说，城中的敌军与尼科西亚的守军一样既不擅长战斗，也毫无经验。但威尼斯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甚至回到伊斯坦布尔报告说，法马古斯塔的守军里不只有人类，还有巨人。土耳其人修建了堡垒，又挖掘了足够骑兵通过的深深的堑壕，然后又用地雷在城墙上炸出一段缺口，并对这个缺口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他们遭遇了顽强而英勇的抵抗。守军用木柴、柴草和其他易燃物填满了角堡前面的壕沟，再将其点燃。大火燃烧了好几天。更让土耳其人感到难受的是，守军点燃了岛上生长的一种木材，而这种木材在燃烧时会散发出有害的恶臭。不过，守军渐渐沦落到吃马、驴、狗和“其他令人作呕的食物”的地步。在经过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守军只剩下七桶火药了。已经坚持到最后的布拉加丁别无选择，只能寻求体面的投降。
穆斯塔法同意了他的条件。穆斯塔法许诺说，只要要塞投降，所有人的性命都可以得到保全，守军可以携带他们的武器，由土耳其人的船只运送到克里特岛去，而城中居民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去留。布拉加丁带着三名军官和一支卫队来到了奥斯曼军队的大营，前来移交城市的钥匙。穆斯塔法一开始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双方友好地进行了协商。接着，麻烦来了。先是有人指责布拉加丁屠杀了奥斯曼战俘，接着穆斯塔法又要求守军提供一名人质，以确保运送他们的船只可以平安归来。
布拉加丁以违反停战协议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出了名的暴脾气的穆斯塔法陷入狂怒，干脆宣布整个停战协议全部作废。据说，他命人把布拉加丁捆了起来，然后割掉了他的右耳和鼻子。在狱中遭受了两个星期的折磨之后，布拉加丁被铐在法马古斯塔主广场的一个木枷上。在拒绝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被活活地剥了皮。他的尸体遭到了肢解，并被示众。接着，穆斯塔法又命人晒干了布拉加丁的皮，在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放在一头牛的背上在城里四处游街示众。
两年之后，威尼斯将塞浦路斯岛割让给了苏丹。根据和约，威尼斯人又支付了一笔赔偿金，用来偿付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岛所产生的花费。不过，按照当时奥斯曼帝国在被征服地区的标准做法，接下来的统治倒是足够开明。拉丁天主教会的特权被取消了，但希腊东正教会的特权得以恢复。拉丁式的农奴体系被废除，曾经属于威尼斯贵族的土地都划归奥斯曼帝国国家所有。经济的发展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从安纳托利亚中部来了大量的移民，他们带着牛和农具，到无主的土地上定居。
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导致了可怕的报复。在教皇庇护五世（Pius V）的积极倡导下，基督教国家组织了一个“永久性的”神圣同盟，旨在再一次以十字军精神将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由于基督教国家一贯相互猜忌，彼此之间又充满利益纠葛，神圣同盟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真正组建起来。威尼斯担心这个同盟会损害意大利的利益，而增强西班牙的实力；西班牙也不想帮助威尼斯，因为后者随时可能投回苏丹的怀抱；法国也不希望看到它的世仇西班牙变得更加强大，像往常一样更愿意亲近它的秘密盟友——苏丹。因此，法国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反而试图阻挠它的成立。
1571年夏天，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了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三元同盟，而当时土耳其人还在围攻法马古斯塔。神圣同盟的联合舰队还包括来自意大利各邦国和马耳他骑士团的舰只。这支成分复杂的舰队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找到一名能力卓著的指挥官。最终，这一重任落在奥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的肩上。堂·胡安是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即国王腓力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堂·胡安是一名充满活力、有着火一般热情的年轻人，天生具有领袖气质，并且在指挥镇压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叛乱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基督徒们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团结一致、全身心地投入“十字军东征”（这次晚近的针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可以被看作第13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
堂·胡安的舰队规模比奥斯曼舰队略小，由大约200艘桨帆船组成。但威尼斯人派来的6艘加莱赛战船给了他们一定的优势，因为这种战船比地中海上的任何船只都大，火力也更强。伴随堂·胡安的舰队出征的大约有3万名士兵；而人数相近的奥斯曼舰队则由穆赫辛扎德·阿里帕夏（Muhsinzade Ali Pasha）统率，前文提到过的乌鲁奇·阿里[西方人称他为奥基亚利（Ochiale）]在他的手下效命；一同出征的还有另外两名私掠船船长和15名负责管理沿海桑贾克的贝伊。他们每个人都获准在自己的桨帆船船尾楼上挂起自己的旗帜，象征他们“海上贵族”的身份。
1571年9月，神圣同盟的舰队在墨西拿集结，随后起航前往属于异教徒的东地中海寻找敌人。挂着三角旗和其他旗帜的桨帆船桅杆林立，在位于防波堤尽头的教皇特使的祝福下，跟随着旗舰驶入了墨西拿海峡。在抵达土耳其人曾经围攻却无功而返的科孚岛之后，堂·胡安接到了有关法马古斯塔的陷落和那里发生的亵渎神明的行为的第一批报告，这些消息坚定了十字军战士们与土耳其人拼死战斗的决心。
与此同时，奥斯曼舰队从科孚岛向南朝着帕特拉斯撤退，随后在勒班陀海湾下锚停泊。基督教舰队穿越了凯法洛尼亚岛（Cephalonia）[5]和伊萨卡岛（Ithaca）之间的海峡，出现在海湾的入口之外。在看到基督教舰队之后，土耳其人的海军统帅在他的旗舰“苏丹娜号”上召开了作战会议。像基督教舰队一样，土耳其人这边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人嚷着要马上行动，有人则建议小心从事。好斗的乌鲁奇·阿里斥责那些想要留在勒班陀的同僚，说他们想在这儿“照看妇孺”；不过，作为一位久经考验、做事务实的海盗，他也同意陆军统帅佩尔塔乌帕夏（Pertau Pasha）的意见，认为应该稍事休整，在装备和训练完成之后再发动进攻。
但海军统帅阿里帕夏勇猛有余而谨慎不足，而且必须严格遵守苏丹的命令。自从攻陷法马古斯塔之后，苏丹本人也变得格外好战，一心想要他的舰队英勇出击俘获基督教舰队，并把它带回金角湾去。于是，阿里帕夏下令立刻发动进攻。为了鼓舞士兵，他让他们不要忘记土耳其人已经征服了数不清的基督教城市，且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船只数量上他们都占据着优势，随后又贬损了眼前的敌人一番。
于是，奥斯曼舰队驶出了位于勒班陀海湾内的安全港，到海湾入口之外的外海上与基督徒交战。
这次新月与十字架之间的碰撞，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发生在桨帆船舰队之间的大型海战。十字架一方打出了堂·胡安的教皇旗，其上绘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形象；新月一方打出了来自麦加的神圣旌旗，其上饰有《古兰经》中的章句。1571年10月7日，星期日，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在这天的日出时分，堂·胡安命令全舰队将士举行弥撒仪式。接着，土耳其人就在海平线上出现了。
两支摆好了战斗队形的舰队遭遇了。奥斯曼舰队组成了一个宽宽的新月形，冲向基督教舰队。双方的舰队都分成了三个分队，双方的主帅均位居舰队中央的突前位置。双方舰队的总指挥各自站在自己的旗舰上，直接面对着对方。堂·胡安的旗舰两侧分别是教皇舰队的旗舰和威尼斯人的旗舰，而直面他们的挑战的阿里帕夏的两侧，分别是佩尔塔乌帕夏和他的财务主管所在的舰只。乌鲁奇·阿里统率着奥斯曼舰队的左翼，面对的对手是热那亚的舰队；亚历山大港的贝伊穆罕默德·舒卢奇[Mehmed Chuluk，通常被叫作西罗科（Scirocco）]统率右翼，面对的是威尼斯的舰队。阿里帕夏发现基督教舰队的实力比他预计的要强，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舰队把队形从新月形变成一条直线。在基督教舰队组成的直线前方几千码的地方，是堂·胡安手下令人生畏、如城堡一般坚固的加莱赛战船。
有那么一会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审视、评估着对方。接着，土耳其人发出了正式的挑战，射出了一发只填充了火药的空包弹。作为回应，基督教舰队射出了一发重重的实心弹，这枚炮弹从奥斯曼舰只的索具中间穿了过去。伴随着呐喊声和铿锵的鼓声和笛声，土耳其人开始划桨向前。两支舰队很快就纠缠在了一起，从战线的一头到另一头，双方发生了全面的接触。很快，加莱赛战船的舷炮齐射就打乱了土耳其人的攻势。土耳其人的船只先是散开，接着又固执地重新集结，然后继续执行传统的冲撞登船战术。渐渐地，这场战役演变成了三场单独的战斗。在西罗科的指挥下，奥斯曼舰队的右翼向海岸的方向移动，试图绕到敌人的侧翼。但是，威尼斯人凭借着训练有素的船员和质量更好的桨帆船，把土耳其人的船只赶上了海岸，然后又冲上陆地屠杀了逃窜的土耳其船员，彻底消灭了这支分队。威尼斯舰队的指挥官巴尔巴里戈（Barbarigo）被一箭射中了眼睛，箭头插进了他的脑中，当即阵亡；而受伤的西罗科则落入海中，随后被敌人拖出来斩首，也丢了性命。
主要的战场在中路。双方总指挥的旗舰“国王号”和“苏丹娜号”船头对着船头冲向彼此。它们剧烈地相撞，“苏丹娜号”的船首尖角嵌进了“国王号”的索具之中，把两艘船紧紧连在了一起。这两艘船就成了中心战场，威尼斯舰队和教皇舰队的旗舰则分处于这个中心战场的两侧。使用钩铳和弓箭的基督徒钩铳手和奥斯曼近卫军旗鼓相当，双方拼死激战了两个小时；在需要的时候还不断有援军从周围的桨帆船和盖伦帆船上登舰。基督徒一方的火力占据优势，而奥斯曼船只用来防御敌人登舰的手段不多。于是，基督徒在战斗中逐渐占了上风。阿里帕夏率领手下士兵英勇地保卫着“苏丹娜号”，接连打退了基督徒的两次进攻。接着，堂·胡安亲自带人冲上了“苏丹娜号”。在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阿里帕夏的前额，他向前跌倒，死在了舷梯上。他的头被砍下来，呈到堂·胡安面前。据说，堂·胡安很不高兴，因为他对他的敌人十分尊敬；但他还是把人头插在了长矛上，在他的旗舰上示众。
基督徒登上了奥斯曼舰队的旗舰，将其俘获。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绝望的反击，想要将它夺回，但没有成功。奥斯曼舰队的中路被击破了。在土耳其人的桨帆船上，划桨的基督徒奴隶打破枷锁，夺取武器，扑向了奴役他们的人。经过三个多小时激烈无比、可歌可泣的战斗，基督教军队赢得了勒班陀战役。奥斯曼舰队的大部分船只（大约230艘桨帆船）都被击沉或俘虏，而基督教舰队只损失了不超过15艘桨帆船，人员损失也只有土耳其人的一半。不过，牺牲的基督徒里有许多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贵族阶层中的精英人物。参战的西班牙人里包括塞万提斯（Cervantes），他在进攻西罗科的旗舰时负伤，左手从此落下了残疾。后来，他曾这样描写自己：“尽管这只手看起来很丑，我却觉得它很可爱，因为它见证了过去几个世纪中最值得纪念、最伟大的事件——未来的人再也不会遇到可以与之相比肩的伟业。”
不过，左翼的土耳其人幸存了下来。作为一名高超的战术家，海盗乌鲁奇·阿里首先迫使基督教舰队的右翼——统率它的是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Gian Andrea Doria），那位著名的海军将领的侄子——向南移动以避其锋芒；接着乌鲁奇又在北方的主战场展开激战时，令其舰队穿过基督教舰队之间的空隙，从后方攻击堂·胡安。圣约翰骑士团的桨帆船挡在他的面前，他手下的阿尔及利亚人就欣然投入了与他们的厮杀之中；接着，他们又开始攻击前来救援的西西里桨帆船，随后夺取了马耳他人的旗舰，并在船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但不久多利亚的舰队开始向北移动，与一支实力更为强大的预备队会合了。此时，精明的海盗头子意识到己方已经在主战场上落败，于是率领大约40艘桨帆船趁着黄昏逃走，让土耳其人不致落得惨败的下场；而多利亚要为乌鲁奇的逃走负主要责任。不过，这场战役仍然是基督徒的胜利。用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的话说：“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是幸运的一天，它让所有国家都醒悟到，它们相信土耳其人不可战胜是多么荒谬。”
得知胜利的消息，欧洲人陷入了狂喜之中。就在阿里帕夏丧命的那一刻，教皇庇护五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明白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于是他在一尊耶稣受难像面前跪了下来，感谢上帝的庇佑。现在，端坐在宝座上的教皇见到了报捷的使者。他恰如其分地引用《福音书》中的话说：“有一个人，他受神的差派而来，他的名字叫约翰。”
威尼斯率先得知了战胜的消息。在圣马可广场上人群的注视下，一艘桨帆船从潟湖驶来。它的船尾拖曳着缴获的土耳其人的旗帜，船尾甲板上一名船员穿着从阵亡土耳其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听到桨帆船鸣炮敬礼，威尼斯人松了一口气，随即陷入狂喜之中。西班牙也化为了欢乐的海洋。他们认为，正是在西班牙的主持下，这次针对奥斯曼异教徒的十字军圣战才取得了胜利，他们为此而骄傲不已。听闻奥斯曼盟友的败绩，法国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命人演唱了感恩赞美诗，还举行了其他的庆祝活动。即便是在遥远的英格兰，人们也为“打倒土耳其人”而点起篝火，进行布道，从圣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传来了洪亮的钟声；而年幼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6]则写了上千行蹩脚的诗句助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史诗般的“勒班陀之战”都将作为传奇在全欧洲传颂，画家、水平各异的诗人和民谣歌手都用自己的方式描绘着堂·胡安和摧毁奥斯曼入侵者的英勇战士的不朽荣耀。
就在欧洲为胜利欣喜若狂的同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则由于这前所未有的重大失败而笼罩在沮丧的气氛之中。由于舰队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陆军蒙受的巨大屈辱，土耳其人对勒班陀战役的失败感到灰心丧气——至少一开始是如此。苏丹塞利姆斋戒祈祷了三日，乞求真主怜悯他的子民。接着，为了安抚民众的骚动情绪，他下令屠杀掉帝国版图内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不过，这一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这多亏了穆罕默德·索科卢的干预，他设法让他的主人把精力用在了更有建设性的事务上。
临近年底时，乌鲁奇·阿里率领大约80艘船只骄傲地驶入了金角湾，其中半数船只是从勒班陀海战中幸存下来的，另外一半则来自东地中海的各港口。在索科卢的建议下，乌鲁奇·阿里被擢升为海军总司令（卡普丹帕夏），接替了战死的穆赫辛扎德·阿里；苏丹塞利姆还十分贴切地将他的名字由乌鲁奇改成了基利希（Kilij），意为“宝剑”。接着，在塞利姆的支持下，他和经验丰富的皮亚利帕夏合作，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组建了一支新的舰队。塞利姆本人为此提供了资金，还把大萨拉基里奥宫中花园的一部分拿出来，改造成了一座造船厂。
于是，到了1572年的春天，也就是勒班陀战役结束仅仅六个月之后，一支奥斯曼舰队就已经做好准备，拥有大约250艘船只和8艘巨大而现代化的加莱赛战船，意欲在海上展示土耳其人的武力了。当时，没有哪个基督教国家能够完成这样的造船壮举。1572年，这支舰队出现在塞浦路斯外海。这让基督教同盟大吃一惊，从此不再敢筹划夺回塞浦路斯岛的行动。接着，这支舰队驶入了希腊海域，最远航行到了可以威胁克里特岛的地方，一路展示着他们复兴的海上力量。不过，在这一阶段，他们还是避免与敌人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基督教舰队仍然拥有比奥斯曼舰队更庞大的规模，但他们既未能与基利希·阿里交战，也未能将他逐出爱奥尼亚海的沿岸地带。
这一情形加速了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议和，威尼斯正式割让了塞浦路斯岛。在威尼斯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与奥斯曼帝国议和，以期恢复双方的贸易活动。当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的公使第一次与大维齐尔探讨议和的前景时，索科卢这样回答他：“你们的损失与我们的损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夺取了塞浦路斯，相当于斩断了你们的一只胳膊；你们击败了我们的舰队，相当于剃掉了我们的胡子；断臂不能重生，而剃掉的胡子却会长得更加茂盛。”
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派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对和谈给予了大力支持。查理九世与威尼斯人一样，担心西班牙的壮大会损害他在黎凡特地区的利益，因此试图拆散神圣同盟。实际上，基督徒们表面上大谈在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后应当采取怎样协同一致的行动，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内部的小摩擦，各国船只也都回到了自己的港口。各国之间充满了矛盾，每个国家的内部也有各种相互矛盾的目标需要权衡。这些事务的重要性很快超过了它们的共同目标。因此，勒班陀战役的胜利没有能够带来更多的成果。不过，在道义层面和心理层面，它仍然是一场胜利。在欧洲人的眼中，土耳其人的魔咒被打破了。自从一个多世纪前君士坦丁堡沦陷以来，欧洲的局势就一直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掌控，而土耳其人不可战胜的形象到此时才第一次被打破。土耳其人的传奇破灭了，基督徒因而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
对于土耳其人的威望而言，这是一个转捩点。不过，就实力而言，苏莱曼留下的帝国依然强盛，它依然拥有无可匹敌的物质资源和实用技艺，因而可以在失败后迅速地复苏。即便拥有塞利姆这样无能的君主，索科卢领导下的奥斯曼帝国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上都团结一致，在行动上富于活力，在政策上富于决断力，在实际事务方面也十分务实。它依然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伊斯兰强国，在这一方面完全可以被其基督教敌人视作楷模。这样的情形还将持续20多年。
帝国的主要敌人依然是西班牙，双方此时争夺的焦点是突尼斯。奥斯曼人在塞浦路斯战役期间夺回了突尼斯，但在勒班陀战役结束一年之后，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堂·胡安的指挥下又将其攻占。第二年，基利希·阿里率领一支规模堪与勒班陀战役中的奥斯曼帝国舰队相媲美的舰队卷土重来，永久性地占领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他还攻占了长期以来被西班牙人控制的拉格莱塔堡垒。在勒班陀战役失利短短三年之后，这位海盗船长出身的舰队司令就再一次让金角湾迎来了一支凯旋的舰队。
与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一道，突尼斯也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它们将帮助奥斯曼帝国在遍布着无法无天的海盗的巴巴利海岸维持一定程度的统治权。1578年，土耳其人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摩洛哥。由于葡萄牙人在那里登陆，支持当地的一个王位觊觎者，非斯（Fez）的谢里夫（sherif）[7]请求土耳其人前去帮助他们对付葡萄牙人。土耳其人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他们十分担心西班牙人会与葡萄牙人合作。土耳其人在阿尔卡扎奎维尔（Alcazarquivir）的大战中击败了葡萄牙人，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Sebastian）、他支持的王位觊觎者，还有他们四分之一的军队都命丧疆场。这场战役导致了葡萄牙的衰落，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很快就利用此次机会，武力吞并了葡萄牙。
在夺回突尼斯之后不久，酒鬼塞利姆突然死了。他死于最后一场纵情享乐中的一次意外。天性迷信的塞利姆，看到了许多预示着死亡将近的征兆：彗星、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大地震、威胁到圣地麦加的洪水。最可怕的预兆是大萨拉基里奥宫厨房发生的一场大火，这场大火把厨房连同酒窖都烧毁了。这一事件尤为不祥，因为他的祖父去世前，阿德里安堡的萨拉基里奥宫内也发生过一起火灾。闷闷不乐的塞利姆决定到新建的浴室洗土耳其浴，这座浴室的墙都还没有干。为了麻痹自己，他一口气喝完了一整瓶塞浦路斯葡萄酒。结果，步履蹒跚的塞利姆一下子滑倒在地，在大理石地砖上摔裂了头骨。很快，塞利姆就因发热死去。对于这位土耳其历史上最无能的苏丹来说，这样的结局也不可谓不适宜。
塞利姆的统治毫无建树，但他死得也不合时宜。穆罕默德·索科卢确保了塞利姆的儿子穆拉德三世可以和平地继位，但穆拉德反过来却想要限制索科卢的权力。索科卢试图凭借自己的治国才能，保持苏莱曼留下的帝国的国力，并且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他的行动受到了穆拉德的阻挠。尽管索科卢又当了四年的大维齐尔，但是他已经不能像塞利姆在位时那样拥有全权。获得新主子青睐的奴隶和后宫里的女人们，都满怀恶意地想在苏丹面前施加对索科卢不利的影响，持续不断地搞出阴谋诡计来对付他。
穆拉德从他在马格尼西亚的官邸一路颠簸，于夜里抵达了伊斯坦布尔。就在当夜，还在晕船的穆拉德下令将他的五个弟弟全部绞杀。第二天早上，他接见了他的政府官员们。东方世界流行的迷信观点认为，新苏丹的第一句话将预示他的统治状况，因此官员们都紧张而安静地等着新苏丹开口。经过一晚上的休息，晕船带来的症状已经消失，因此穆拉德也恢复了胃口。于是，他的第一句话是：“我饿了，给我拿些吃的。”这句话似乎预示了一场饥荒，而第二年也的确发生了饥荒。穆拉德对他父亲最重要的嗜好不感兴趣，即位之初就下令禁止饮酒。他之所以颁布这一命令，是因为有一群近卫军士兵在酒馆外面举杯祝新苏丹身体健康。得知这一禁令之后，近卫军发动了一场叛乱反对这一命令，他们破口大骂大维齐尔，还对他施加了人身威胁。于是，禁酒的命令取消了，近卫军又可以饮酒了；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必须控制自己，不得滥用暴力。
穆拉德也有自己的嗜好，尤其贪财和好色。他对女人和金子的喜爱堪称痴迷。在苏莱曼去世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国库一直在七塔城堡，七座塔楼分别用来存放黄金、白银、金银器具和珠宝、价值连城的文物、来自波斯和埃及的文物、军械以及国家档案。在进行了耗资巨大的战争之后，塞利姆二世把国库里剩余的财富转移到了他的私人金库，这七塔城堡则主要作为监狱使用。而穆拉德三世则更进一步。他建了一座有着三重锁的特殊金库。在他的整个统治期内，他就在这座金库的上方就寝。这座金库每年只开放四次，用来把新的财宝运到里面去，每次运进去的财宝价值都高达数百万枚达克特金币。
穆拉德身边有着数不清的侍从，在他们的陪伴下过着慵懒而放纵的生活。他只有在帮助身边的侍从满足他们的野心时，才会过问国事。他的生活由四个女人主宰；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四个人就仿佛是帝国的四根柱石一样。第一个女人是他的母亲，主宰后宫的苏丹皇太后；第二个女人是他的姐姐，索科卢的妻子，但她的影响力很快就消失了；第三个女人是一位来自威尼斯的美人，名叫萨菲耶（Safiye）。她出身于威尼斯贵族巴福（Baffo）家族，她的父亲在科孚岛担任总督。在前往科孚岛的途中，她被一名土耳其海盗俘获，后来为穆拉德生了他的长子穆罕默德。穆拉德十分迷恋萨菲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忠实于她。穆拉德的母亲对萨菲耶地位的上升感到十分不安，便尽可能地设法让穆拉德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女人。穆拉德仿佛得到了肆意妄为的许可，经常在一个晚上要求两到三名姬妾陪侍。由于穆拉德的放纵，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上女孩的价格翻了一倍，而他本人则有了100多个孩子。
在所有这些姬妾之中，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女人赢得了他的青睐，并且一度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不过，第四位在生活上和国事上都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是杰恩法达（Janfeda）。在穆拉德的母亲去世后，杰恩法达根据她的遗愿获得了主宰后宫的权力。由于她本人并不为穆拉德侍寝，她的主要职责是为穆拉德提供其他女性侍寝。这些女人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起来，总之她们都会在国事上对穆拉德施加影响。但最具影响力的依然是威尼斯来的苏丹娜萨菲耶·巴福，她在外交事务上有着尤其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威尼斯的航运业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她还是设法说服苏丹不要攻击她的母国；威尼斯甚至还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续签了让步条约，并取得了其他一些贸易上的优惠条件。即便到了下一代人——她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统治的时期，作为苏丹皇太后的萨菲耶依然拥有同样巨大的影响力。
由于穆拉德既贪财又好色，他的宫廷里很快就贿赂成风。想在他的朝廷里谋得官职，要么得通过后妃的影响力，要么得靠金钱购买，获得任命前都需要付上一笔钱。想要得到官职的人会向苏丹的侍从和大臣们行贿，而苏丹本人也会从贿金中分一杯羹；其腐败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向穆拉德推荐这种做法的，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宠臣谢姆西帕夏（Shemsi Pasha），此人也被称作“行贿训练师”。他自称是塞尔柱王公的后裔，因此十分仇视取代了其先祖的奥斯曼人。据他的传记记载，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从苏丹的住所走出来，说道：“我终于为塞尔柱王朝复仇了！奥斯曼家族毁灭了我们的王朝，而我已经把他们送上了毁灭之路。”当有人问到他究竟做了什么时，这位苏丹的宠臣回答道：“我劝说苏丹从他的宠臣们卖官鬻爵的所得中分上一杯羹。毫无疑问，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4万枚达克特金币可不是一笔小钱。从今天开始，苏丹本人将带头贪腐，而贪腐终将毁灭这个帝国。”
像拉拉·穆斯塔法帕夏一样，谢姆西也是索科卢的仇敌。有一次，大维齐尔向谢姆西抱怨说，宫廷里的腐败风气已经影响到了国政。大维齐尔得到的回答是，他好好遵从宫廷里传出的旨意就好了，苏丹的旨意是不会错的。在穆拉德登基四年之后，索科卢迎来了他的结局。索科卢曾经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塞浦路斯、突尼斯和也门，而此时依然大权在握的他又发动了一场为奥斯曼帝国开疆拓土的战争——只是这次赢得的土地未必守得住。这场战争的目标是波斯。当时，波斯的老沙阿塔赫玛斯普刚刚驾崩（据说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整个国家陷入了血腥的内乱之中。
利用这一时机，奥斯曼帝国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于1578年出兵入侵波斯。奥斯曼大军从克里米亚出发，由穆斯塔法帕夏指挥，同时还得到了鞑靼人的支援。他们接连击败了两支波斯军队，随即征服了格鲁吉亚（一个基督教王国，是波斯的盟友）的大部分地区。土耳其人开进了第比利斯（Tiflis），将那里的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土耳其人让投降的格鲁吉亚酋长们负责管理各个桑贾克，出兵占领了大部分的邻近省份，并且成立了一个由四名贝勒贝伊分而治之的行省。
土耳其人进入达吉斯坦（Daghestan）[8]，抵达了里海之滨，完成了索科卢在塞利姆统治时期的夙愿（当时他想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修建一条运河以达到这一目标，但没有能够实现）。在跨越草原直抵黑海北部的进军路上，负责管理亚速的贝伊一直充当着大军的前锋，此时也因功获得了显赫的头衔，被擢升为里海卡普丹帕夏（里海海军司令）。但是，波斯人的抵抗开始变得越发顽强，导致这场战争又持续了12年。最后，波斯人签署了和约，同意割让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希尔凡（Shirvan）[9]、大不里士和其他一些省份。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则在卡尔斯修建了坚实的防御工事，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了针对波斯的军事基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市都将是帝国在东部的重要屏障。
但是，要控制新征服的行省并不容易。当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什叶派穆斯林，因此仍然忠于波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有着自己独特的征税和租地制度，当地人并不习惯，因而对其充满了反感。游牧部落也更喜欢波斯沙阿相对间接的统治方式，而不喜欢苏丹直接的中央集权统治。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像以往针对波斯的战争一样，这些新征服的土地远离本土的基地，因此会产生运输和补给方面的问题。正因如此，自信可以靠水运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索科卢，并不同意通过陆路来发动这场战争，他认为此举需要的资源超过了奥斯曼帝国所能提供的限度。事实上，在接下来50年不断发生的战争中，索科卢的观点不幸得到了证实。
与此同时，索科卢在宫廷里的敌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针对他的阴谋。首先，他们找出各种借口除掉了索科卢的朋友和门生。接着，一个打扮成托钵僧的人到索科卢的宅邸求见，然后在议事厅里拔出匕首捅进了索科卢的心脏，将他当场杀害。像索科卢本人一样，这名凶手也是波斯尼亚人。他在严刑拷打之下拒不招供，于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动机被定性为由于封地减少而导致的私人恩怨。不过，据说就在索科卢遇刺的前夜，一名侍从官给大维齐尔朗读了关于苏丹穆拉德一世在科索沃战场上遇刺身亡的记载。听完之后，索科卢长叹道：“愿真主也赐我同样的命运吧！”没想到他一语成谶。一名威尼斯使节这样写道：“土耳其人的美德随着穆罕默德·索科卢一起沉入了坟墓。”毫无疑问，索科卢的遇刺身亡拉开了奥斯曼帝国长期衰落的大幕。
[1] 即有着伊凡雷帝称号的伊凡四世。
[2] 其父即为前文提到过的摩里亚地区亲王国的统治者托马斯·巴列奥略。
[3] “拉拉”是此人的一个头衔，意为“苏丹的导师”。在奥斯曼帝国的体制中，皇子会得到一位或多位资深官员作为辅佐人。拉拉·穆斯塔法曾经是巴耶济德皇子的导师。
[4] 这些岛屿都位于爱琴海中。
[5] 爱奥尼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6] 后来，他在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后兼任英格兰国王，称詹姆士一世；其母为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7] 谢里夫相当于贵族的一种称谓。
[8] 今属于俄罗斯，位于格鲁吉亚的东方。
[9] 位于高加索东部，今属于阿塞拜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