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苏丹苏莱曼去世，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本土，这是动荡不安的一个世纪；在欧洲，奥斯曼帝国也停下了征服的脚步，但帝国同时也并没受到敌人反攻的威胁。先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接着又是三十年战争，欧洲在宗教和政治层面都处于分裂状态。忙于内部斗争的欧洲还试图向土耳其人寻求海上或陆上的军事援助，但土耳其人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提供这种援助。对奥斯曼帝国而言，这是一个调整与基督教国家关系的时期。1606年，出现了标志着这一趋势的第一个信号：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边境上的中立地带签署了《吉托瓦托洛克和约》（Treaty of Zsitvatörök）。
以往，作为觊觎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的君主，苏丹在签署（如果不说是“强加”给对方的话）此类和约时，往往都会限定一个有效期。而且，在表面上，苏丹从来都不会主动提出议和，总要摆出勉强恩准敌人的苦苦哀求的姿态，让敌方派出使团到伊斯坦布尔来协商和约。在以往与基督教皇帝的和约中，总会出现这样的字样：“蒙常胜之苏丹恩准，与常败之异教维也纳国王和议。”以前，苏丹总是带有挑衅意味地将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贬低为“西班牙国王（要么就是维也纳国王）”；但这一次苏丹屈尊遵从了欧洲通常的外交规则，平等地称呼对方为“皇帝”。奥地利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以往支付给苏丹的岁贡也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笔一次性的贡金，后来又改为每三年一次通过双方大使交换自选品类的礼物，礼物的价值也由双方提前约定。
与以往持续时间短暂的停战协议不同，这一和约的有效期限经双方协商定为20年，而实际上则一直延续了50年。从领土方面来看，土耳其人在这一和约中吃了一点点亏，但他们保住了边境地区的诸座城堡——埃尔劳、格兰和考尼绍（Kanischa）。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匈牙利领土也得以保留，并且组建了两个新的行省；但土耳其人并没有能够得到以往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的那部分匈牙利领土。此外，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也参与了这次和谈，他的领地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这一和约开启了东方与西方之间崭新的外交关系，这让奥斯曼帝国军队备感屈辱。这份和约让土耳其人屈服于国际法规定的一般原则和礼节，同时相当于承认了奥斯曼帝国的征服能力是有限度的，而且又公开认可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势。
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总是处于战争的边缘。奥斯曼帝国一直维持着孤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死敌法国是一个长期的例外。但现在，随着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的到来，奥斯曼帝国打破了它的孤立状态，开始变得乐于接受西方国家的示好，以便从中获得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好处。这也给传统的“米利特”体系带来了变化。原本苏丹的子民们隶属于基于种族或宗教信仰形成的社群，这些社群对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以此换取半自治的地位。而现在，外国臣民，尤其是商人，也可以组成“米利特”。根据协议或让步条约中的规定，在本国大使或公使的管辖之下，外国人可以享有治外法权。汤因比教授这样写道：“奥斯曼人看待西方人的贸易殖民地的方式，就如同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祖先看待绿洲里生活的异族人的方式一样——他们从对方那里购买自己需要却无法生产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在17世纪及以后的时间里，这些西方人的贸易殖民地将极大地改变奥斯曼帝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方式和特征。
从1535年开始，与苏莱曼签署了条约的法国人就一直享受着让步条约带来的好处。与那些苏丹可以随意废止的单边协议不同，法国人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是双边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效力。因此，法国人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有着他国无可匹敌的外交影响力。
在穆拉德三世在位时的1579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认为应当加强两国间的关系，于是派了一位比以往派出的特使地位更高的大使来到了伊斯坦布尔。这位热尔米尼男爵（Baron de Germigny）赢得了迪万的信任，确保了土法联盟的延续。土法联盟确认了商贸方面的让步条约，让法国大使在外国使节中获得优先的地位，还确认了法国对耶路撒冷和西奈等圣地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保护权。受法国保护的基督徒不包括威尼斯人，但明确说明了包括“热那亚人、英格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加泰罗尼亚人、西西里人和拉古萨人，以及从古至今曾生活在法国的名号和旗帜下的人”。
不过，热尔米尼男爵也清楚地意识到，“从伟大的阁下和他的帕夏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想要无差别地接受所有可能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外国使节在政治层面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这个腐败成风的时代，不论是维齐尔、皇宫和军队里的官员，还是苏丹在后宫和其他地方的宠妃宠臣，都把前来示好的外国使节视作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续签了对法国的让步条约后不到两年，苏丹就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大门向所有前来寻求庇护的人敞开。”
苏丹之所以定下这条原则，是因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希望她的子民可以获得在帝国境内航行和通商的自由，且英格兰的船只可以挂着本国旗帜出航，而不用像以前那样必须挂着法国国旗。英格兰商人在地中海发展贸易的进展十分迟缓。在16世纪早期，凭借威尼斯人的帮助，英格兰商人进入了地中海东部海域。但是，土耳其人海上力量的崛起和奥斯曼私掠舰队的猖獗行径让英格兰商人失去了在这一地区进行商业冒险的兴趣，英格兰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也逐渐停歇。另一方面，随着葡萄牙人开辟出好望角商路，英格兰商人转而开始与尼德兰合作。尼德兰的安特卫普（Antwerp）港逐渐取代了威尼斯，成了东方商品的货仓。但是，这条路线在16世纪后半叶因尼德兰叛乱而切断了。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的头号死敌——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又征服了葡萄牙，葡萄牙人宝贵的东方航线很可能就要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
除此之外，从政治层面上看，随着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敌意日渐加深，与土耳其人联手抑制西班牙在地中海上的霸权就越发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与从前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不同，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是一位心甘情愿与异教徒结盟的君主。但是，即将与异教徒结盟的伊丽莎白女王却将穆拉德三世苏丹说成是“在妄称基督之名的偶像崇拜者，尤其是他们的头子西班牙国王面前，捍卫正信的、不可征服而强悍有力的守护者”。因此，伊丽莎白女王之所以同意把大使派到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人谈判，不仅出于贸易因素，也出于政治考量。
迈出第一步的是伦敦的两位贸易大亨——爱德华·奥斯本爵士（Sir Edward Osborne）和他的同僚理查德·斯泰普（Richard Staper）。这两位见多识广的商人意识到了恢复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将带来怎样的收益。1575年，他们派了两位中间人到伊斯坦布尔去，其中一人在伊斯坦布尔待了18个月，从苏丹那里为奥斯本的代理人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取得了在苏丹的国境内自由通行的许可证。于是，1578年夏天，日后将成为英格兰驻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大使的哈本启程前往伊斯坦布尔。他先通过海路到达汉堡，再经过波兰从陆路抵达伊斯坦布尔。
事实证明，哈本颇有一些外交技巧和手腕。尽管受到了法国人的阻挠，哈本还是很快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得了承诺，允许英格兰商人在帝国境内自由经商。这一承诺经由穆拉德三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几次通信获得了确认，并在1580年正式写入两国之间的协议。通过这份协议，英格兰获得了法国人在让步条约中取得的同等权益。穆拉德三世在一开始写给英格兰君主的信中，用谄媚的口吻称呼她为“最著名的伊丽莎白、最圣洁的女王、耶稣最伟大的崇拜者的宗主……永享喜悦和光荣的伟大的英格兰女主人和传人”。他告诉她，自己已经颁布谕旨，确保“自英格兰经海路而来……合法进入帝国疆域者，必可平安归国，不受任何人骚扰侵害”。英格兰人可以与“我们的常客和盟友法国人、威尼斯人、波兰人、德意志国王及其他邻邦人民一样”，享受同等的自由，“并可与其他基督徒一样，不受阻挠地从事各类商品贸易”。
在最终协议中还特别规定，如果有英格兰人被捕入狱，应当立即释放；除“法定过路费和关税之外”，英格兰人也不需要交纳任何人头税；英格兰人可以委任领事，由领事裁决其本国人的内部纠纷；只要按购买价赎人，被掳为奴隶的英格兰人就可以获得自由；遭遇风暴或海难时，奥斯曼帝国的水手有责任搭救英格兰船只；英格兰船员购买食品补给时不得受到妨碍。如果奥斯曼帝国的政府机关能够认可并严格执行这些具体的要求，那么这些可谓是慷慨的优惠。但这一点还有待日后观察。哈本回到英格兰，向女王的大臣和雇用他的商人汇报了进展。
与英格兰人达成的协议立即惹恼了法国人，因为这违背了奥斯曼帝国与法国达成的准垄断性的协议——所有获准在奥斯曼帝国水域经商的船只，包括英格兰的船只，都必须悬挂法国国旗。在哈本启程回国之后，法国大使热尔米尼男爵费尽心机地游说苏丹穆拉德三世和他的大臣们，希望可以废除奥斯曼帝国许诺给哈本的让步条款，但他努力的结果只是暂时延缓了协议的生效。由于与波斯的战争造成了武器和军需品的短缺，此时的土耳其人急需从西方获得这些物资。但对于这种需求，热尔米尼男爵却给出了否定的回应，因为内战[1]让法国也陷入了类似的物资短缺之中。而英格兰相反却可以向土耳其人供应铁、钢、锡、黄铜等生产武器的原材料。其中有些原材料甚至来自毁坏的天主教偶像，而这也很讨反对偶像崇拜的穆斯林的欢心。除此之外，苏丹还将伊丽莎白女王视作共同对抗西班牙的潜在盟友。
回到英格兰之后，哈本的事业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手下的重臣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和他的外交事务代表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大力支持。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预见到法国和威尼斯可能会通过外交乃至军事手段加以阻挠，但他认为与土耳其人的贸易将推动英格兰商船队的发展，并造福于海军。最终，在哈本取得的成果之上，奥斯本一干人等获得了英格兰官方的认可，特许他们向土耳其人申请成立一家公司，并给予这家公司垄断英格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贸易活动的权利。尽管法国人动用了种种阴谋诡计，奥斯曼帝国政府还是在1581年9月批准了这一申请，有效期七年，并且可以续约。就这样，“土耳其商人公司”——黎凡特公司成立了。
先前，土耳其人对正式批准与哈本草签的协议一事有所犹豫，部分原因在于哈本本人没有正式官职。现在，经过女王和黎凡特公司之间的协商，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已经支付了哈本第一次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费用，现在则愿意任命他作为自己在苏丹那里的大使。不过，此时的英格兰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长期派驻外交使团——包括负责管理当地的英格兰商人社群的大使馆和若干位领事，以及一位享有足够大权力和威望的大使，能够确保奥斯曼帝国政府当局切实保护英格兰商人和他们的货物。因此，有人主张使团的开销应当由黎凡特公司承担，这项主张最终获得了通过。就这样，1582年11月，威廉·哈本被任命为英格兰驻苏丹宫廷的首位大使。他身兼两重职务：一方面作为王家代表，要承担外交职责；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代表，要为资助他的黎凡特公司负责。
于是，哈本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次他走的是海路，搭乘的是“一艘名叫‘伦敦的苏珊’的高大船只”，船只抵达后由桨帆船领入海港。当大使登陆时，岸上礼炮齐放，鼓号齐鸣，一片喜悦的景象，还有一队骑兵来迎接他。这一天恰好是圣周五，城中的基督徒正在举行神圣的仪式，“吟唱着适合纪念耶稣受难的歌曲”。敌对的威尼斯大使汇报说，“就连对他毫无敬意的土耳其人也称他为路德的信徒”，而且哈本还拒绝参加威尼斯大使当晚设下的“丰盛的肉食宴”。哈本先是给各位帕夏分发了适当的礼物，接着又带着礼物和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封信在桨帆船上获得了乌鲁奇·阿里的接见。不过，他并没有能够从这位老海盗那里得到太多的支持。后来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也是如此，他带去了“许多坛子白银”，但是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接着，哈本一行人在苏丹的宫殿里享用了150道菜的盛宴，还有“加了糖和香料的玫瑰色的水”可供饮用。最后，哈本带着一名捧着礼物的随从，走过铺着金线织物的地面，受到了身穿银线织物的穆拉德三世苏丹的公开接见。他献上的礼物包括“三条披着红色外衣的良种獒犬、三条西班牙猎犬、两条寻血猎犬、一条普通猎犬、两条灰猎犬和两条穿着丝绸外衣的小狗”。最珍贵的礼物当属价值“500英镑”、装饰华丽、镶嵌宝石、顶上还有一座城堡的银质钟表。
热尔米尼男爵瞧不起哈本，称他“不过是个从商人那儿拿薪水的家伙”。男爵在此次官方欢迎仪式上激烈地表示了抗议，还威胁说，如果英格兰船只获准挂着本国的旗帜航行，那么法土联盟就会破裂。威尼斯大使莫罗西尼（Morosini）[2]则向大维齐尔行贿，并且试图让他相信，如果英格兰商人获准到奥斯曼帝国境内经商，帝国海关的收入就会减少。哈本在报告中写道：“法国人和威尼斯人竭尽全力地阻挠，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大维齐尔不容置疑地告诉热尔米尼男爵，“你的吵闹毫无理由”，并且再次强调说，奥斯曼帝国政府欢迎所有寻求和平的人。
哈本出色地应对了他的职务带来的挑战。他有一种冷静、顽强的个性，与热尔米尼男爵易于冲动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快，他不仅重新启动了被搁置的让步协议，还在海关税率上取得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他的对手则因此吃了亏。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总是乐于宣扬祖国的伟大之处。他的对手在大维齐尔面前诋毁他，说他不过是个商人。大维齐尔则说，“他是一名伟大的贵族，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更伟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当对他的个人身份说三道四，只需要知道他的女主人——女王有多伟大就够了”。
实际上，英格兰比法国取得了更大的优势，因为英格兰的让步协议里只规定了它所享有的贸易特权，而法国人却还要负责保护所有的基督徒和教堂。有一次，在大穆夫提的怂恿下，苏丹穆拉德三世涌起了一阵宗教热忱，打算对付基督徒，还威胁说要把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教堂都变成清真寺。热尔米尼男爵的抗议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的慷慨献金打消了苏丹的这一念头，但还是有三座位于加拉塔的教堂被关闭了，直到基督徒们四处打点之后才获准重新开放。等到萨瓦里·德兰可思慕（Savary de Lancosme）接替了热尔米尼男爵的职务，这位新来的大使又在主教堂惹出了一场争端——他擅自占用了留给钦差的重要座位。于是，大维齐尔下令再度关闭了这座教堂，“除非兰可思慕先生不再做蠢事”，否则就不再开放。法国人就这样一点点丢掉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而被英格兰人夺了过去。当哈本得知兰可思慕在搞一些针对英格兰人的阴谋诡计时，他冷静而自信地说道：“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我怎样。”
不过，对于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来说，它们在奥斯曼帝国身上得到的利益更多的只是经济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它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以奥斯曼帝国残存的海军力量，它根本就不愿意参与到任何战事之中，无论这些战事是否事关法国或英格兰的政治利益。腓力国王一度在大西洋的诸港口大肆造舰，显然是在准备派一支强大的西班牙舰队去入侵英格兰。哈本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请求海上支援，哪怕只是袭扰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牵制一下西班牙的注意力也好，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却礼貌而坚决地无视了他的请求。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启程前不久，哈本结束了他的任期，动身离开伊斯坦布尔返回英格兰。出于稳妥考虑，他避开了直布罗陀海峡，改为经陆路旅行。而就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出动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也普遍认为英格兰必将败北。结果，1588年，土耳其人得到了西班牙人战败的消息。起初，他们还不敢相信。不久之后，土耳其人确认了这个消息，因为堪与巴巴利海盗相匹敌的英格兰武装私掠船出现了。它们打着经商的旗号，不加区分地劫掠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船队。英格兰大使无力约束它们的行为，只好央求伦敦出面干预。
法国也来向土耳其人寻求支持，希望他们帮助即位成为法国国王的胡格诺派教徒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即亨利四世）。与亨利四世为敌的是以吉斯家族（Guises）为代表的法国天主教徒，这一派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腓力的支持。苏丹穆拉德三世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和亨利四世国王，告诉他们土耳其人将与他们联手对付西班牙人。
于是，人们开始希望奥斯曼舰队可以与英格兰和法国联手，共同对付“偶像崇拜的”西班牙人的威胁。哈本的继任者爱德华·巴顿（Edward Barton）将这个方案汇报给了女王的大臣们。但是，不知是出于苏丹的悭吝还是他的国库真的没钱，土耳其人并未真的组建一支远征舰队。
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苏丹即位。伊丽莎白女王依旧希望可以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共同对付她的天主教敌人。于是，她为新苏丹准备了一船的礼物，其中包括一些羊毛制品和成捆的其他织物。这让威尼斯人大感不安，生怕英格兰人的货物会挤占他们的市场。他们恶毒地宣称英格兰人送来的织品都在路上发霉了。不过，最为重要的礼物是一架独具匠心、结构复杂的自鸣琴。设计制造这架自鸣琴的托马斯·达勒姆（Thomas Dallam）以技艺精湛著称，他亲自将琴运到了伊斯坦布尔。自鸣琴的演奏和琴上旋转的一群人造的乌鸫和画眉鸟让苏丹赞叹不已，特别是那群鸟儿还会在音乐结束时一边拍翅膀一边歌唱。
尤为让穆罕默德三世惊叹的是武装精良的英格兰海军军舰“赫克托耳号”，正是这艘军舰将达勒姆和他的琴运来的。苏丹身边的随从评论道，他们“从未见过哪位基督教王公的军事力量曾让他这么高兴”。停靠在金角湾的“赫克托耳号”允许人群自由参观，让人们好奇不已。威尼斯大使担心这一展示会“让土耳其人大开眼界，从而对基督教世界构成损害”。但其实并没有必要担忧，因为土耳其人什么也没有学到。正如托马斯·罗爵士后来所说的那样，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然在桨帆船中衰朽”。到乌鲁奇·阿里死后的16世纪末期，奥斯曼海军既没有能力威胁敌人，也没有能力帮助盟友。奥斯曼人并没有善加利用勒班陀海战后复苏的海军，其武器装备也渐渐变得不堪使用。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力量曾经雄霸一时，但正如人们所说：“与西班牙的战争并没有摧毁它，与西班牙的和平却摧毁了它。”
亨利四世召回了亲天主教的兰可思慕，用更难对付的萨瓦里·德布勒维（Savary de Brèves）取代了他。在此之后，在奥斯曼帝国朝廷上的英法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德布勒维扩大了法国在商业和政治等层面上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而不惜损害法国国王的盟友英格兰人的利益。巴顿的继任者亨利·莱洛（Henry Lello）曾这样抱怨道：“法国大使到处行贿，还收着教皇的钱，到处不遗余力地破坏我的计划。”英法两国的使团之间仇恨已极。一年冬天，威尼斯大使曾这样汇报道：“昨天晚上，因为一场雪球大战，法国和英格兰的使团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有好几个人受了重伤。要不是夜幕降临，局势还会进一步恶化，因为就连双方大使本人也参与了进去。”
英法两国先是在穆罕默德三世继续在匈牙利开战一事上起了冲突（此时尚未签署《吉托瓦托洛克和约》）。德布勒维在此事中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的主子亨利四世一直有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野心，他曾说：“天主教联盟让我成了国王，没准儿土耳其人会让我变成皇帝呢。”由于此时的奥地利十分软弱，如果土耳其人能够击败匈牙利，那么就可以为亨利四世的野心铺平道路。而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这场陆上战争毫无意义，因此试图让双方讲和。经济领域是英法之间最主要的争夺点，而德布勒维一直试图阻止奥斯曼帝国与英格兰续签让步条约。
结果，此事又把荷兰人——此时已经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低地联省共和国——卷了进来。荷兰商人也加入了在奥斯曼帝国海域的贸易，开始与英格兰和法国商人竞争。英格兰曾经支持荷兰人的独立斗争，因此与荷兰人联系紧密，希望荷兰商人能够在英格兰的保护下经商。法国人则认为荷兰人依然是西班牙的臣民，认为他们应当在法国国旗的保护下经商。1601年，大维齐尔在做出许多新的让步之后续签了与英格兰的让步条约，并且要求荷兰商人航行时必须悬挂伊丽莎白女王的旗帜。
1612年，联省共和国也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让步条约，条约内容与英格兰和法国的近似，但仅限于贸易领域。他们利用这一条约将烟草引入了奥斯曼帝国，全然不顾穆夫提激烈而徒劳的反对。土耳其人十分喜欢烟草，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烟斗就几乎成了土耳其的国家象征。算上在苏莱曼统治时期引进的咖啡，再加上鸦片和酒，此时的土耳其人已经可以享用到这四样东西——诗人将它们形容为“欢愉之沙发上的四个靠枕”和“享乐世界的四大元素”。但是，在严格的伊斯兰法学家看来，它们是“放荡之帐的四个基座”和“恶魔的四名仆人”。
就这样，在苏莱曼的时代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既深深受到英格兰的影响，同时也会被英法之间的敌意所左右。
[1] 指16世纪法国发生的八次宗教战争，也称作胡格诺战争。
[2] 指詹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Gianfrancesco Morosini），他于1582—1585年期间出任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