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易卜拉欣苏丹遭处决，他年幼的儿子穆罕默德四世即位。但国家的复苏没有立刻到来。在穆罕默德四世统治的前八年，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内乱不断，双方各有一位苏丹皇太后做靠山：一位是穆罕默德四世的母亲图尔汗（Turhan）；另一位则是他的那位曾经大权在握的祖母柯塞姆，但不久之后她被对手设计杀害了。与此同时，对外战争的形势出现了逆转，还有新的威胁涌现出来。奥斯曼帝国对克里特岛旷日持久的战争空前清楚地证明了一点：土耳其人已经不再拥有掌控海洋的能力了。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制海权逐渐落入了威尼斯人手中，而马耳他和托斯卡纳的私掠船也在地中海横行无阻。巴巴利海盗则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土耳其人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海上航线，甚至保护不了自己的海岸。
土耳其人刚刚在克里特岛的干尼亚登陆时，威尼斯人就封锁了海峡、爱琴海沿岸和摩里亚的港口。接着，在达达尼尔海峡爆发了一场大战，威尼斯人击败并摧毁了为长期围困干地亚而向克里特岛运送补给品和援军的奥斯曼舰队；威尼斯人继而又夺取了扼守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特内多斯岛（Tenedos）和利姆诺斯岛（Lemnos）。在土耳其人看来，这次海上失利堪比勒班陀之败。威尼斯人加强了对海峡的封锁，使得帝国首都得不到补给。伊斯坦布尔食品价格飞涨，人们普遍感到不满，而且十分担心都城本身会遭到敌人的进攻。
直到这个时候，苏丹的母亲——苏丹皇太后图尔汗才秘密召见了一个既有地位又有能力的非凡人物来为国效命，以应对这次危机，重振朝纲。此人名叫科普鲁律·穆罕默德（Köprülüs Mehmed），被她委任为大维齐尔。他是个出身卑微的阿尔巴尼亚人，其先祖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小镇科普鲁（Köprü，意为“桥梁”）。科普鲁律最初只是在苏丹的厨房里打下手，后来升任厨师，之后又获得了官职，继而出任过好几个行省的总督。他此时已经81岁，有不少年纪更轻的对头说他已经是个老糊涂了。科普鲁律明确提出了几个条件，方才同意出任大维齐尔：他的行动必须无条件得到批准；无论官职大小，他享有绝对的人事任免自由；任何维齐尔、官员或宠臣都不得妨碍他的权威；所有汇报到宫廷的报告他必须经手；他必须得到苏丹完全的信任，确保苏丹驳回一切针对他的诽谤。简而言之，他要求获得此前只有苏丹拥有过的绝对权力。苏丹皇太后代表她的儿子，对至高无上的神起誓答应他的全部要求。科普鲁律从大穆夫提那里得到了一份费特瓦，提前认可了他的所有行动。苏丹履行了母亲的诺言，亲自接见了他，并且提名他为大维齐尔。在这八年中，他已经是第11位获得提名的大维齐尔了。科普鲁律获得任命之后，在阿尔巴尼亚（他的家乡）和保加利亚有越来越多的信仰基督教的巴尔干山区部落成员皈依了伊斯兰教，应征入伍。他们为军队和政府机构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高了这些组织对苏丹的忠诚度。
穆罕默德四世苏丹接受了改革派的建议，默不作声地将帝国政府交给科普鲁律管理，后来又交给了科普鲁律的儿子艾哈迈德，让他接替其父的职责。穆罕默德四世本人对执政不感兴趣，但始终含蓄地支持这对父子，帮助他们压制一切阴谋诡计和争权对手。在随后的20年和17世纪末期的大约20年时间中（这两段时期之间有一段不幸的权力真空期），这个家族以其出众的智慧和执政能力，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强有力的官僚统治；而在此之前，除了帝国皇室之外，整个国家一直在和权力结构的世袭原则划清界限。从17世纪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开始，帝国政府的实际核心就不再是苏丹的皇宫，而是位于皇宫大门[即赋予奥斯曼帝国政府“高门”这一代称的大门，土耳其语称其为“巴布—伊·阿里”（Bab-i Ali）]处的大维齐尔官邸。
科普鲁律·穆罕默德经验丰富，十分了解政府机器及其缺陷。他行动起来十分活跃，是个少说多做的实干家，同时也是个意志坚定的独裁者。他在自己的“统治”刚刚开始时，就先裁撤了一批高官，改派其他人选。他决心不计一切代价消除动荡、腐败和无能等现象，对可能危害帝国安全和福祉的现象明察秋毫、冷酷无情。据说，在他执政的五年时间里，他一共下令处决了3.5万名违法者。他的主行刑官号称亲手绞死过4 000名有名有姓的头面人物。
科普鲁律做这些事时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他不像以前的穆拉德四世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残忍行事。无论他对付的是官员、军人、法官还是宗教人士，他都经过了精明的计算才施展铁腕，同时还用他冷静的头脑去甄别哪里可能隐藏着会威胁到他和国家权威的危险。他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政府机器，严格执行法律，将政府打造成纯粹执行君主意志的有效工具。他的目标是复兴一息尚存的奥斯曼帝国，不仅为其恢复内部的稳定，更要重铸其外部的威望和权力。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科普鲁律决心让军队恢复纪律和骄傲，让军队把精力从在国内制造棘手的派系斗争，转向在国外延续奥斯曼帝国扩张征服的传统。他迅速解除了威尼斯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夺回了特内多斯岛和利姆诺斯岛；他重振奥斯曼舰队，重塑舰队的信心，在海峡入口处兴建了两座永久性的要塞，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土耳其人对爱琴海各港口和岛屿的支配权，从而打通了到克里特岛的交通和补给线。尽管奥斯曼海军未能重新控制地中海，但起码对威尼斯的战争局势有了改善，对干地亚的围攻也得以恢复，未再中断。
在小亚细亚，穆罕默德镇压了阿巴扎（Abaza）的叛乱，将此人和另外30名叛军的头颅送到首都示众。在黑海对岸，科普鲁律在顿河和第聂伯河（Dnieper）上兴建了城堡，加强针对哥萨克人的防御。他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对特兰西瓦尼亚的远征，在那里新成立了一个行省以加强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的控制，也为日后他的继任者向匈牙利和奥地利发动进攻铺平了道路。
1661年，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在“统治”了五年之后寿终正寝。按照他的主人的要求，其大维齐尔的职位传给了他26岁的儿子艾哈迈德。这位科普鲁律二世将以政治家的姿态再统治帝国15年。临终前，科普鲁律·穆罕默德留给时年20岁的穆罕默德四世苏丹四条行事原则：永远不要听信女人的建议；永远不要让某个臣下太过富有；永远保持国库充盈；永远骑在马背上，不能让军队无所事事。
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确花了很多时间在马背上，只不过他不是去参与严酷的战争，而是去享受追逐的乐趣。他在孩提时没受过太多教育，很早就对各种游戏产生了兴趣，后来更是被人们称作“非凡的猎手”。英国驻土耳其的外交人员、历史学家保罗·里考特（Paul Rycaut）写道：“从来没有哪位王公贵族这么痴迷于打猎……他一刻也闲不住，总是骑在马背上在田野里驰骋。”他在阿德里安堡一带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从事他的打猎“战役”，让他的子民深受其累。有一次，他征发了来自15个地区的三四万名农民，“让他们到森林里去驱赶动物，一干就是三四天……好把那些猎物和野兽都驱赶进一个圆形区域；到打猎那天，伟大的阁下就用猎犬、火枪或其他手段把这些被喧嚣声吵得不知所措的动物杀掉”。为了养活苏丹的这支“军队”，农村各个地区还要额外缴纳赋税。被苏丹征来干活的人工作十分艰苦，出现伤亡也并不罕见。有的人要在森林里忍受异常漫长的冬夜，“许多人为帝王的消遣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有时候，苏丹本人的随从们也并不热衷于他们主子的马上活动，往往开始思念起萨拉基里奥宫里的轻松日子；他们“认为，眷恋温柔乡的前任苏丹可比他那时常异想天开永不停歇的儿子好伺候多了”。在冬季的一天，随从们向苏丹暗示是时候启程返回阿德里安堡了。出乎意料的是，苏丹竟然同意了，随后命令他们跟着自己一连骑行了20个小时，中间都没下过一次马。为了打猎，穆罕默德苏丹从国外（通常是俄罗斯）引进了血统优良的猎犬和猎鹰。他那些更为杰出的先祖们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被写入诗歌永久传颂；他在猎场上的英勇表现也被写进了诗歌。他会亲笔记录打猎的经历，他每次杀死一头野兽，都会留下精确详尽的记录。
此时，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已经开始沿着多瑙河上溯，接连不断地发动大型的战役了，但这些战事很少能吸引穆罕默德的参与。大维齐尔在打仗，苏丹却在打猎。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发动第一场大型的战役是在1663年夏天。苏丹亲率大军行进到阿德里安堡，但随后就把先知神圣的旌旗交给了科普鲁律，离开了大军前去打猎。艾哈迈德带到贝尔格莱德的部队是自苏莱曼时代之后规模最大、军容最为壮观的一支军队。他们打了一场值得铭记的战役，瓦拉几亚和罗马尼亚的基督教附庸国匈牙利农民，都把土耳其人视作解放者，纷纷前来帮助土耳其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暴政。
渡过多瑙河之后，艾哈迈德的大军很快就占领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抵达德拉瓦河之后，他要求敌人像苏莱曼时代一样支付贡品，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继续进军布达，接着又转向西北方向，夺取了至关重要的诺伊霍伊塞尔（Neuhäusel）要塞。这场战斗打了奥地利人一个措手不及，是奥斯曼帝国自将近70年前的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后在欧洲取得的最重要的胜利。尽管这场胜利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成功的劫掠式突袭，但鼓舞了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让他“开始梦想着夺取维也纳，建立比苏莱曼大帝更伟大的功勋”。
在贝尔格莱德越冬之后，科普鲁律在第二年继续向西进军。鞑靼部落的非正规军在前方开道，像苏莱曼时期的阿金基骑兵一样沿途大肆破坏，散布恐慌。科普鲁律决心占领到维也纳途中遇到的所有要塞。在取得了一些成功之后，他的大军抵达了靠近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线的一个重要据点：拉布河（Raab）上的克尔门德（Körmend）。沃什瓦尔（Vasvar）的奥地利人觉察到了这一威胁，于是遣使求和，原则上得到了同意。还没等和约正式生效，艾哈迈德就继续率军前进，意欲渡过拉布河。但是，在圣戈特哈德修道院（Convent of St. Gothard）附近地区，他遭到了奥地利军队精心部署的激烈抵抗。这支守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在武器装备上占优势，战术和技巧也运用得更加纯熟。艾哈迈德在此遭遇了一次迅速而耻辱的失败。
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自信满满地先调遣了一半的部队渡河，他本人则跟着另外一半部队留在后方，打算第二天早上渡河。结果，夜里突发暴风雨和洪水，导致他次日早晨无法渡河。不过，他还是自信满满地派遣信使去苏丹那里，告诉他大军已经顺利过河，伊斯坦布尔城中也因此过早地开始了庆祝活动。可是，先头部队在首战告捷之后，遭遇了一场失败。奥地利骑兵冲乱了土耳其人的阵线，把数以千计的人赶进了河水之中。“当日的光荣属于基督徒。”
在1664年的圣戈特哈德，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争斗发生了不幸的逆转——土耳其人第一次在会战中败给了欧洲的基督教军队，打破了自1526年摩哈赤战役以来土耳其人连战连捷（包括70年后的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的纪录。在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军队在组织、训练、装备、战术和专权领导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役中第一次让土耳其人领教了一下。尽管科普鲁律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成功，且奥斯曼人有着从16世纪延续而来的乐观情绪，但他们没能跟上17世纪军事发展的脚步。与西方军队相比，执着于传统战争方式的奥斯曼军队逐渐落伍了。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这种苦头，但不是最后一次。
在圣戈特哈德，奥地利军队得到了一支法国军队的支援。此时的法国在军事技术方面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出色。这支法军是被路易十四（Louis XIV）派来支援教皇主导的神圣同盟的。尽管法国人原则上与土耳其人保有联盟关系，但自从第一位科普鲁律——科普鲁律·穆罕默德执政以来，法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关系就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法国大使看不起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对他十分轻慢，结果对法国的让步条约被中止了。当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在战场上看到下巴和脸颊刮得干干净净、头上还戴着假发的法军迈着步子前进时，他轻蔑地问道：“这些小女孩是谁？”可是，他们面对着穆斯林军队“安拉！”的呼喊声，高声呼喊着“Allons! Allons! Tue! Tue!”（“冲啊，冲啊！杀啊，杀啊！”）冲到土耳其人面前将他们砍翻在地，在近卫军中间大肆砍杀。后来，近卫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记得法国人的叫喊声，自己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也会加以模仿；他们还会谈起法军的统帅——人称“弗拉迪”（Fouladi，铁人）的弗亚德公爵（Duc de la Feuillade）。
不过，奥地利人在战斗中的损失也很惨重。战役结束后还不到十天，他们就打算与大维齐尔确认草签的和约条款了。双方签署了《沃什瓦尔条约》，其内容实际上延续了《吉托瓦托洛克和约》。尽管奥地利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份和约却令人惊异地有利于奥斯曼帝国一方。帝国得以保留包括诺伊霍伊塞尔在内的几处新近征服的要地；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都要撤出特兰西瓦尼亚，奥斯曼帝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附庸奥保菲（Apafi）大公获得了承认，但需要向奥地利支付贡金。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向东方扩展，仍然只控制着匈牙利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到了这个时候，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还扩张了苏丹的领土，凭借高超的外交手段赢回了他在战场上丢掉的东西。他胜利回到伊斯坦布尔，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科普鲁律·艾哈迈德接下来的任务是征服防御较弱的克里特岛，终结那里持续了25年、一直在消耗帝国力量的战争。1666年，他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援军抵达了克里特岛，在岛上一待就是三年。一名来自克里特岛的奴隶女孩此时成了穆罕默德苏丹最得宠也最具影响力的妃子。她热切地支持科普鲁律的事业，帮助他维护其在苏丹心目中的威望，因此科普鲁律可以安心地离开首都如此之久。就这样，对干地亚的第三次围攻开始了，从夏至冬几乎一刻都不停歇。保罗·里考特将干地亚称作“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要塞，使用了这个时代人类智慧所能企及的最高超技艺”。地道和反地道、堑壕和障碍物，工程师的技艺在这里大显身手。曾在罗得岛围攻战中率先运用工程学技艺的土耳其人，依然在这方面拥有卓越的技巧。他们技艺精巧，势不可当，在干地亚城下开凿地道，削弱城防。
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人拥有了将海军派遣到克里特岛的能力。而威尼斯人则打出又一次十字军远征的旗号，不仅从教皇、其他意大利城邦和哈布斯堡王朝那里得到了援军，还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法国人的秘密援助。被誉为法国骑兵部队之花、参与了圣戈特哈德之战的“小女孩们”，在指挥官弗亚德公爵的带领下，乘着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来到了干地亚。他们不顾威尼斯指挥官莫罗西尼[1]的命令，凭着一股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坚持要求从城中发动一次突袭。他们在举着耶稣受难像的僧侣的带领下，出城杀死了一些土耳其人，随后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不得不选择撤退。第二年，在诺瓦耶公爵（Duc de Noailles）的带领下，一支规模更大的法国军队抵达了干地亚，这一次他们打出的是教皇的旗帜。诺瓦耶公爵坚持要由法国人独力发动一次突袭，拒绝了莫罗西尼的威尼斯部队的支援。在这次突袭失败之后，法国舰队又跟威尼斯船只一同发起了炮击，试图将土耳其人从城下的堑壕中赶出来。结果这一行动也失败了，部分要归咎于一艘法国船只在行动中发生了爆炸。接着，法国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带着他们的陆军一起起航回国了。
四天之后，莫罗西尼宣称无力继续坚守干地亚，献城投降。对这座城市的围攻过程比特洛伊之围还要漫长。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开出了十分体面的议和条款，这些条款也得到了忠实地履行。弹尽粮绝的威尼斯守军获准携带一部分火炮离开，克里特人则获得了到别处安家的许可。威尼斯保住了克里特岛上的港口，但岛屿的其他部分变成了土耳其人的领土，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南部的天然屏障，使得东地中海变成了土耳其人的内湖。岛上的希腊基督徒将土耳其人视作解放者，因为他们就此摆脱了信奉天主教的西欧统治阶层的压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将皈依伊斯兰教。
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将终结这两场战争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艾哈迈德，一同留给他的还有堪与苏莱曼时代相媲美的军事组织。不过，艾哈迈德不仅仅是一名战士，还是一位颇有水准的政治家。正因如此，他常被土耳其历史学家拿来与苏莱曼的最后一位大维齐尔索科卢相比较——此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延缓了帝国的衰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艾哈迈德的父亲是个半文盲，却给了他良好的教育和法学训练，并且让他像往代苏丹一样，先后出任了两个行省的总督，帮助他积累了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艾哈迈德继承了其父的能力，却又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残酷。在他感觉政局对科普鲁律家族已经足够安全之后，他就放松了以往的苛政，建立起既人道又公正，同时又相对而言远离腐败的统治。他毫无贪欲，不纳贿赂。据说，给他送礼的人非但不会赢得他的欢心，反而会让他心生反感。
他是一个严格自律的穆斯林，却一点也不狂热。他可以容忍其他人的信仰，保护基督徒和犹太人免受不公正的待遇，还废止了有关修建教堂的禁令。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父亲大为不同。他的父亲曾将信仰异端的谢赫和托钵僧都驱逐出境，还以涉嫌煽动基督徒叛乱的罪名绞死了希腊牧首。科普鲁律·艾哈迈德拥有清晰的判断力，能够一针见血地看到问题的根源。他沉默寡言，心地善良，既举止庄严，又彬彬有礼，态度谦和。在人民心目中，他令人钦佩，言而有信，凭借他的种种优点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在行政领域，艾哈迈德的任务是继续推动其父开启的多项改革，让它们开花结果。他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伊斯兰教法和苏丹法令的执行。由于直属于苏丹的部队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国家的动乱之源，他下令削减了这类部队的数量。他减轻了国库的负担，修改了税收和公共秩序体系，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忙于军政事务的同时，他还不忘资助学者、诗人和历史作家，让他们将自己的胜利和其他英雄事迹写成不朽的篇章。
接下来，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要完成新的征服。1672年，他把目光投向了黑海的对岸——那里在未来将成为土耳其人厮杀的主战场。他尤其留意乌克兰的局势——那里是俄罗斯和波兰两国争夺的焦点，也留给了土耳其人出手干预的机会。近来，俄国人和波兰人试图瓜分独立而充满活力的哥萨克人的土地。他们瞄上的土地在乌克兰和更南方的地方，靠近布格河（Bug）和第聂伯河流入黑海的入海口。他们希望控制这一地区的哥萨克人，就像俄国沙皇控制了东方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那样。在属于波兰的那部分乌克兰土地上生活的哥萨克人激烈地反抗着他们的宗主国，结果引来了由扬·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统率的波兰军队的镇压。
于是，哥萨克人的头领跑来向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求援，许诺将承认奥斯曼帝国为他们的宗主国。他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体面的接见，苏丹穆罕默德按照恰当的礼节授予了他一面双马尾旌旗，任命他为奥斯曼帝国乌克兰行省的桑贾克贝伊。同时，苏丹还命令克里米亚可汗向哥萨克人施以援手。此举招致了波兰国王和俄国沙皇的强烈不满，他们威胁说要联合起来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动战争。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他们的这一表态也傲慢地表示了不满，大维齐尔本人则把一封亲笔信交给了波兰使节：
哥萨克人，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曾臣服于波兰人。但是，由于再也无法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暴行、不公正、压迫和勒索，他们……决定寻求克里米亚可汗的保护。哥萨克人现在获得了站在土耳其人旌旗下的克里米亚可汗的支持……现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为了获得自由而向强大的苏丹寻求帮助，你们却又来抢夺这些得到了苏丹庇佑的人，难道不觉得太过放肆了吗？
波兰国王无视了这封信。于是，1672年，苏丹亲率一支奥斯曼大军，途径摩尔达维亚来到了德涅斯特河（Dniester）河畔。他在这里等来了鞑靼人的援军。这一次，苏丹本人亲自参与了战争，即便没有真的统率部队，但总算也是陪同军队一同出征。
渡河之后，土耳其人很快夺取了两座重要的要塞。波兰国王在布恰奇（Buczacs）签署了屈辱的和约，同意将乌克兰的波多里亚行省（Podolia，位于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割让给土耳其人，并且将属于他的那部分乌克兰划归哥萨克人所有。除此之外，他还同意向奥斯曼帝国政府纳贡。索别斯基拒不承认这份和约，又与土耳其人打了三仗，互有胜负。1676年，他最终被土耳其人击败，于是只好在茹拉夫诺（Zurawno）签署了条件比之前更加苛刻的和约。就这样，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暂时扩展到了黑海的西北方向，一边向波兰人施加了压力，一边又阻挠俄国人在乌克兰地区的扩张企图。
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巧妙地运用了帝国的新资源，取得了这一成就。但是，这一成功十分短暂。这场战役也成了他的最后一场战役。在战争结束后几天，时年42岁的他就因水肿而死，发生水肿的原因是饮用葡萄酒和白兰地过量——这是这位堪称典范的统治者唯一的恶习。
[1] 虽然同属威尼斯望族莫罗西尼家族，但此处的莫罗西尼并非上文中的詹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而是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1619—1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