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爱好和平的艾哈迈德三世终于可以在他统治的最后12年中享受和平了。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出现了西化和改革的苗头。艾哈迈德三世是其父最宠爱的妃子所出，生在战场之上，而非大萨拉基里奥宫中。因此，他没有受过“牢笼”监禁之苦。尽管他也喜好女色，但他从年轻时起就相对远离权力和后宫的阴谋。他是一名十分宽容的统治者，温文尔雅，深谙世故，倾心文化，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都十分了解。他热衷音乐、文学和艺术，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宫廷诗人，还在他的大萨拉基里奥宫内开设了一座新的图书馆，里面填满了珍贵的手稿。
艾哈迈德个人的天赋主要集中在美学方面，设计、创造了数不清的建筑。他不喜欢城市，醉心于鸟语花香、树影水波的自然之美。于是，他摆脱了大萨拉基里奥宫的束缚，为他的廷臣和帕夏们开创了一种新的消夏方式——在附近形色各异的海岸线上修建富丽堂皇的别苑，供避暑之用。其中的一座别苑位于金角湾深处的欧罗巴甘泉（Sweet Waters of Europe）旁。他在那里引了两条小溪，溪水汇进大理石镶面的运河、人工湖、瀑布和喷泉，为大片花园提供了水源。
在这座别苑中心，他为自己兴建了一座萨德阿巴德（Sa’adabad）夏宫，其式样仿照17世纪法国的马尔利宫（Château of Marly），由他的大使从巴黎为他带回了图纸。在夏宫的周围，又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宫殿和亭台楼阁。它们不像以前的建筑那样由石料和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制成，而是使用了更经济的木材和浇筑石膏。这样一来，这些建筑就可以仿效法国的装潢时尚，创造出新奇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后来又在巴黎风靡一时，人称“土耳其风”（turquerie）。不久，类似的“享乐之城”也装点了亚细亚甘泉（Sweet Waters of Asia）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部分海岸。在法国大使路易·索弗尔·德维伦纽夫（Louis Sauveur de Villeneuve）看来，这些由欧亚两洲形形色色的建筑师建造的杰作，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建筑风格，有的如同凡尔赛宫，有的仿佛伊斯法罕（Isfahan）[1]。它们如同一座座临时舞台，持续不断地上演着铺张奢靡、优美如画的剧目。一直追求消遣和变化的奥斯曼宫廷，仿佛永远在张罗着新的远行：
有时，奥斯曼宫廷在装饰有丝绸帐篷的窄舟上，仿佛漂浮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或金角湾的波涛间；有时，奥斯曼宫廷组成长长的马队，纵马驰骋到特别的消遣场所……俊美的马匹和奢华的马具让整个队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一匹匹骏马套着或金质或银质的挽具奔驰向前，额头上插着羽毛，身上还装饰着璀璨的宝石。
艾哈迈德三世苏丹的女婿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负责举办精彩绝伦的庆典和演出，为苏丹华丽的宫廷生活提供娱乐活动。与艾哈迈德苏丹一样，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也十分崇尚艺术。他在这位苏丹统治的最后12年中一直担任大维齐尔；而在之前的15年里，这位苏丹一共有过多达13位大维齐尔。易卜拉欣本人也很喜欢奢侈品和表演。为了让精彩的表演能够一直持续到深夜，他请来专家，为伊斯坦布尔发明出新的节庆照明手段。新上任的法国大使在夜里从佩拉的高处向对岸望去，看到对面城市里的房屋、花园乃至水体都闪耀着火光。“城中清真寺的圆顶周围环绕着数不清的光的皇冠；不知他们用了什么看不见的装置，在一座座宣礼塔之间，用火焰写就的《古兰经》箴言出现在半空之中。”在特殊的场合，伊斯坦布尔会接连三天三夜灯火通明。有一次，为了庆祝苏丹三个女儿和两个侄女的婚礼以及苏丹四个儿子的割礼，大维齐尔命令整个帝国举行庆典活动。他从各个行省请来了多达2 000名乐师，滑稽戏演员、摔跤手、变戏法者和杂技演员共1 500名，以及数量相当的厨子。苏丹命令皇家厨房的巡查员负责庆典筹备工作，让他为皇子们准备四棵巨大的象征着丰产的棕榈树，为其他人则准备略小一点的棕榈树；厨师们准备了梦幻般的糖果糕点，包括一座完全用糖做成的大约5码（约4.6米）长、4码（约3.7米）宽的花园，象征婚姻的甜蜜。
到了冬天，大萨拉基里奥宫里会举办“哈尔瓦招待会”（helva fetes）。在这样的聚会上，人们会探讨哲学，朗诵诗歌，跳舞，欣赏中国皮影戏，或一起祈祷，同时分享甜食或哈尔瓦酥糖。到冬天结束时，又会举办春季庆典供苏丹消遣，这一庆典后来演变成了郁金香节。艾哈迈德十分喜欢花——玫瑰、康乃馨（据说他胡子的形状就是模仿康乃馨）、丁香和茉莉。但他最喜爱的莫过于郁金香。郁金香在土耳其语里叫作“lale”，听起来很像“安拉”，因此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后世将艾哈迈德三世统治的时期称作“Lale Devri”，意为“郁金香时期”。
郁金香本是亚洲草原上的一种野花，装点着土耳其人几个世纪来向西迁徙的道路。第一个把郁金香介绍到西方的，是在16世纪担任奥地利皇帝大使的巴斯拜克。作为一名热心的植物学家，他在返乡途中将郁金香球茎带回了佛兰德斯。郁金香的欧洲名字来自土耳其人给它取的昵称“tulbend”，即波斯语的“头巾”。不久之后，欧洲商人就开始进口郁金香。在荷兰，郁金香得到大规模种植，并且出现了超过1 200个品种。因此，到了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之中出现了郁金香热潮，有人靠珍稀的郁金香球茎发财，也有人因此而破产。郁金香开始被人们称作“欧洲的黄金”。
率先将郁金香重新引入土耳其的，是艾哈迈德的父亲穆罕默德四世。他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园里兴建了一个郁金香花圃，里面种植了多个品种的郁金香。而第一个大规模进口郁金香的则是艾哈迈德本人，他不仅从荷兰进口郁金香，还从波斯进口。他花园里的郁金香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每个花坛里只种植一种郁金香。
艾哈迈德三世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举行的春季庆典——郁金香庆典——一度在重要性上超过了传统的伊斯兰宗教节庆。郁金香庆典总是在4月举行，持续两个晚上，最好是在满月的夜晚。苏丹会把花园里种植郁金香的那部分花圃遮盖起来，像一座温室一样。一排排的架子上摆放着数不清的花瓶，按照瓶中花的颜色和形状细心地安排了每瓶花的位置，使它们看起来十分协调。四周装点着用彩色玻璃制成的小灯和装满了各色液体的玻璃灯罩，小灯发出的光彩闪烁迷人。在树枝上有类似暖房的鸟笼，里面住着金丝雀和珍稀的鸣禽。苏丹坐在皇家大帐中央的宝座上，接受人们的朝贺。第二天晚上，他会单独为后宫里的女眷们提供娱乐活动，让他的奴隶们演奏音乐，朗诵诗歌，唱歌跳舞。背上驮着蜡烛的乌龟在花园里漫步，为郁金香照明。有时，他们会进行寻宝活动——就像欧洲人寻找复活节彩蛋一样。他们把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小饰品藏在花丛中，然后让苏丹的姬妾们四处寻找，“小心翼翼地在郁金香花朵间穿行”。易卜拉欣帕夏最喜欢一种名叫“蓝珍珠”的郁金香，能成功培植这种郁金香的人会得到他的重赏。他会用白色的面纱把蓝珍珠罩起来，以免花朵在炎热的时节被太阳晒伤。
郁金香的图案还成了地砖和奥斯曼人其他装饰艺术的最重要主题。每到人们疯狂推崇郁金香的春天，奥斯曼诗人们还会把它当作诗作的主题，因为他们正在设法摆脱波斯文化的影响，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灵感的源泉。艾哈迈德三世时期最著名的诗人当属“密友”纳迪姆（Nedim）。在一片愉悦、奢华、尽情享受的氛围中，快乐的诗人纳迪姆抱着这样一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观点：“让我们尽情欢笑游玩，享受人间的愉悦。”
一直到20世纪的土耳其共和国时期，郁金香依然是土耳其诗歌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土耳其现代诗人叶海亚·凯末尔（Yahya Kemal）曾写道：“胜利是令人惊愕的美人，她有着玫瑰的脸庞和郁金香的香吻。”
郁金香的流行并非一个转瞬即逝的风潮。从本质上说，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它是一个新的世俗时代和启蒙时代的黎明，展现了理性探究和自由改革的精神。西方在新时代的科学进步、经济富足和军事强盛让奥斯曼人深受启迪，为他们提供了制衡东方伊斯兰世界传统的宗教观念的世俗化力量。尽管这种观念可能还仅仅存在于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的一小部分人中，但他们的确越来越将西方文明中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视作大势所趋。郁金香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方兴未艾的土耳其文艺复兴。
1720年，奥斯曼帝国政府派了一位名叫切莱比·穆罕默德的特使到路易十五的宫廷中去。他的官方任务是寻求与法国结盟，但是未能成功。不过，大维齐尔还要求他“访问要塞、工厂和法兰西文明的各种产物，回来告诉我哪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于是，他写成了一部法国之行的笔记，这部笔记成了奥斯曼帝国未来变革的指南。
带着儿子赛义德（Said）一同出访的穆罕默德是最早学习法语的土耳其人之一。在记述巴黎的见闻时，他仿佛一个发现了新世界的人，处处感到新奇——技术和医学、动物园和植物园、歌剧和戏剧，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社交习惯。他看到一些女性“享有比男性更崇高的地位，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此表示十分惊讶和赞赏。他对巴黎天文台和15世纪撒马尔罕的贵族天文学家乌鲁奇·贝伊（Uluj Bey）制作的星座表特别感兴趣。他还遇到了圣西蒙（Saint-Simon）[2]。圣西蒙记述了穆罕默德的雄伟风度、不凡品位和对女性的强烈吸引力，而且特别赞赏他要在伊斯坦布尔创办印刷厂的想法。
这项创新的主要推动者是穆罕默德的儿子赛义德，他在法国期间对印刷术及其文化价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印刷技术长期遭到反动力量的反对，但它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而言意义非凡。1727年，赛义德创办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座印刷厂。赛义德的合作伙伴名叫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是一位归顺的匈牙利贵族。夹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穆特菲利卡认为，印刷厂可以将西方值得学习的崭新理念和方法传授给奥斯曼土耳其人。
他向易卜拉欣帕夏呈上一份备忘录，送给苏丹过目。这份备忘录后来得到了印刷出版。在这份备忘录里，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曾经远比伊斯兰国家弱小的基督教国家在当代却支配了那么多的土地，甚至还击败了曾经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大军？”他给出了他的答案，呼吁穆斯林们从漫不经心的沉睡中醒来。“他们必须要了解对手，必须要深谋远虑，熟悉欧洲人新的行事方法、组织架构、战略战术和军事事务。”他呼吁穆斯林学习地理知识，以拓宽他们的军事和政治视野；研究航海图，以了解基督徒借以发现新世界、征服穆斯林土地的航海知识。穆斯林尤其应当学习他们的邻居俄罗斯人，因为他们的沙皇“从异邦请来了精通各种科学知识的专家，在他们的建议、推荐和帮助下改造了他的军队”。
他总结说，土耳其人向来以严格遵守法律和秩序著称，在这方面远超其他民族。如果他们能够学习新的军事科学和技术，“这个国家将无人能挡”。他向谢赫伊斯兰申请印刷书籍的许可，获得了准许。谢赫伊斯兰禁止他印刷《古兰经》和其他神圣的典籍，但是允许他印刷世俗书籍，比如字典和科学书籍。
然而，艾哈迈德三世苏丹的和平统治此时步入了尾声。像往常一样，在经过较长的相对和平的时期之后，近卫军又一次由于无所事事而变得躁动不安。他们厌恶宫中奢靡而轻浮的“法兰克作风”，对政府忽视他们的利益感到十分愤恨。1730年秋天，有消息传来，说波斯有了一位充满侵略性的新统治者纳第尔可汗（Nadir Khan）掌权，他穿过波斯的边境入侵了奥斯曼帝国。借此契机，一名出身阿尔巴尼亚的近卫军士兵掀起了一场兵变，并且得到了许多平民的支持，结果兵变演变成了叛乱。叛乱的矛头指向了大维齐尔易卜拉欣，但易卜拉欣起初低估了这场叛乱的威力。而在叛乱爆发的那一天，海军总司令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海岸的私人花园里恬静地移栽着郁金香。
苏丹失去了勇气，答应了近卫军的要求。他把大维齐尔、海军总司令和另一名高级官员交了出去，任由他们被勒死。接着，他同意退位，以保全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尽管他本人没有住过“牢笼”，但把他的侄子囚禁在“牢笼”中。现在，他把自己的侄子从“牢笼”中接出来，并向他——马哈茂德一世（Mahmud I）称臣。马哈茂德一世登基成为苏丹，而艾哈迈德三世则住进了“牢笼”，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无论如何，艾哈迈德三世的统治还是开启了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新浪潮，这一浪潮将在日后越发澎湃。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关于军事改革的备忘录被印刷了出来，呈给了新任苏丹马哈茂德一世。事后证明，这位“牢笼”里的囚徒不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但是，在马哈茂德一世统治期间，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和他的印刷厂却得以公开传播新的思想和欧洲的科学新发现。在一个由25名翻译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他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向他的新同胞们揭示了各种学科的奥秘：他本人最擅长的地理学和制图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包括一本首次介绍望远镜和显微镜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本，还有探讨磁力和罗盘以及伽利略的理论的书籍；各个分支的数学，有些书探讨了笛卡尔的思想；最后还有医学。在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于1745年去世后，他的印刷厂也停止了运转，一些译著还停留在手稿阶段。由于大环境使然，印刷出版事业直到1783年才在奥斯曼帝国恢复。郁金香时期的种种进步曾经带来些许“土耳其文艺复兴”的意味，却随着印刷事业的中断而中止了。
[1] 波斯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在17世纪时是波斯萨非王朝的首都。
[2] 此处指第二代圣西蒙公爵（1675—1755），法国外交家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