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并没有继承其父马哈茂德二世的出众能力，他至少展现出了良好的意愿。这个年轻人热切地想要效法马哈茂德，延续他的道路，完成他的改革。阿卜杜勒·迈吉德举止柔和，肢体纤细，被人称作“最温文尔雅的苏丹”。不过，他也是一个长于思虑、严肃认真的年轻人。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第一次见到这位苏丹，就认为他可以成为自己的“学生”。在他看来，这位苏丹“性情和善，具有透彻的理解力和清晰的责任感，举止庄重却不骄傲，还拥有他的祖先身上难得一见的仁慈之心。他的个性使他更愿意用温和而开明的方式推行改革。他没有足够的魄力去启动某一项改革，但乐于批准和推动改革的进行。”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和阿卜杜勒·迈吉德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大使与君主之间罕见的亲密私人关系。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从阿卜杜勒·迈吉德即位伊始就对他的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阿卜杜勒·迈吉德的母亲是一名切尔克斯人。这位非同寻常的苏丹皇太后从苏丹小时候起就对他影响颇深，因此对帝国的国事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阿卜杜勒·迈吉德不具备他父亲那样独挑大梁的能力，因此需要得到优秀而可靠的顾问的帮助。他曾经对斯特拉特福德坦言：“如果能找到十位帕夏来帮助自己，我就可以对成功充满信心”。实际上，苏丹往往会随着相互敌对的维齐尔的更迭而左右摇摆。在他执政初期的维齐尔之中，有一位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堪称佼佼者。此人是一位外交官，曾经在奥斯曼帝国驻巴黎大使和其他岗位上有优异的表现。在马哈茂德驾崩时，身为外交大臣的雷希德正在伦敦执行特殊的出使任务。当时，革命和改革的思潮又开始在西方风行，而迅速回国的雷希德努力想要向欧洲国家证明，奥斯曼帝国也能建立起现代政府体系。
他一边敏锐观察着欧洲国家的态度，一边起草了一份实际上相当于马哈茂德二世遗嘱的改革法案。1839年11月3日，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厅（这里原本是宫廷甜点师准备玫瑰蜜饯的地方，因此得名），这项法案在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外国使节（以往他们不会受邀参加这样的仪式）和奥斯曼官员的共同见证下正式公布。这项法案后来被称作“花厅御诏”（Hatti-Sherif of Gülhane），它与后来公布的一系列法案被统称为“坦志麦特改革”（Tanzimat，即为“重组”之意）。
花厅御诏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一份宪法性文件，实际上是一份规定了法律、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宪章。苏丹本人也宣誓遵守花厅御诏的根本理念和议事机构随后做出的决议。花厅御诏实际上承载了马哈茂德统治晚期形成的各种计划和理念，对之加以提炼，落实成具体的文字，并将成为崭新的奥斯曼帝国体制建设中的基石。即便历经挫折和变迁，花厅御诏仍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不断演进。坦志麦特改革意在保障国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自由与安全，用固定的计税征税体系取代包税制，确立常态的征兵流程和军人的服役年限，保证法制下的公平公开审判，还制定了未经合法审判不得施加惩罚的原则。
苏丹的议事委员会分别负责上述事务。这些议事委员会拥有准立法权，其成员范围也有所扩大，囊括了帝国重臣和其他显要。在这些议事委员会中，地位最高的是1840年设立的司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坦志麦特改革时期扮演核心角色。委员会的成员可以畅所欲言，苏丹必须批准在委员会中取得多数赞同的决议，尊重并遵守依据宪章制定的法律。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他作为君主的绝对权力将受到制约，他在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他人制定的法律，中古时期绝对君权里司空见惯的种种特权受到限制。不过，此时的宪章并不是一个具有宪政改革意义的文件，它并没有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确立一种新的关系体系，不涉及国民代表权的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苏丹本人钦点任命；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受制于苏丹的意志，因为他们的决议必须获得苏丹批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苏丹实际上仍然拥有绝对的君权。
在坦志麦特改革中，最为激进、对于西方人来说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原则是，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种族和信仰，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利。这样一来，就消除了穆斯林与基督徒和其他非穆斯林之间的区别。在法律、税收和财产等层面，坦志麦特改革都给予全体国民以安全和自由保障。这样的平等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教育领域（不论是平民教育还是军事教育）及军队和政府部门征召选拔人才的过程中。
在俄国驻奥斯曼帝国的代表看来，花厅御诏可谓是一次成功的“表演”，让西方世界大为惊异，猜测纷纷。在欧洲日渐倾心改革的这个时代，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还保留着传统的政府体系，但看起来也将向开明的方向实现蜕变。作为一位伊斯兰国家的君主，苏丹向国内的基督徒敞开了政府的大门。在巴麦尊勋爵看来，“这个政策有着惊人的效果”，“让英国和法国公众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大为改观”。不过，在更多着眼于奥斯曼帝国阴暗面的梅特涅和其他人看来，他们仍然对改革在实际层面能够走多远心存疑问，认为它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小把戏。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奥斯曼帝国，希望可以从新的机遇中获得好处，乃至为本国取得长期的优势。另一方面，尽管帝国内部的非穆斯林臣民十分热切地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但他们显然对新宪章持谨慎态度。虽然新宪章大张旗鼓地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利，但与此同时，既然已经成了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他们就必须承担新的义务。以前，他们只要缴纳人头税就可以免除兵役。但现在，他们必须服兵役，而且有可能在战争中与其他基督徒对垒；穆斯林也感到十分不快，因为他们可能要与基督徒并肩作战，甚至他们的指挥官也可能是基督徒。基督徒缺乏对奥斯曼帝国的爱国热情，而且担心会失去那些奠定了他们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优势的特权；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则担心新宪章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猜不透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仍然宁愿谋求外国支持——特别是俄国的支持——来寻求自治乃至独立。
对于大部分穆斯林来说，对异教徒的解放让他们大为不满，因为这冲击了他们最根本的传统观念——伊斯兰教胜过一切其他宗教。的确，拉亚们应该获得包容和保护，他们在内部事务方面也应当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是，他们应该作为一个不同的族群获得区别对待。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因此不能被视作与穆斯林平等的人。哪怕是在坦志麦特改革所憧憬的那种世俗社会中，这些人也不应该在道德和社会层面上与穆斯林等同。帝国内部四处弥漫着这种反对思潮，形成了广泛的反动情绪。由于缺少一个行事果决的苏丹，奥斯曼帝国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压制这种风潮。
1841年，这种反对改革的风潮达到了顶峰。那一年，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雷希德帕夏在新成立的商务部下开设了一个新的法庭，专门用来解决贸易纠纷。他还以法国贸易法为蓝本，制定了新的贸易法，编制了有关合伙人制度、破产和汇票等事项的规定。但是，在伊斯兰法学家看来，这些行为背离了沙里亚法。当雷希德向最高司法会议介绍新的贸易法时，他被问到新的贸易法是否与神圣法相抵触。他回答道：“神圣法与这些事务无关。”话音未落，乌理玛的成员们就大声呵斥：“亵渎神明！”结果，这项法案被搁置了，这给外国商人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苏丹也向乌理玛屈服，解除了雷希德的职务，迫使他回到了驻巴黎的大使馆。苏丹皇太后的情人勒扎帕夏（Riza Pasha）接替了雷希德的职务。此人肆无忌惮地中止甚至推翻了雷希德的许多改革。他的帮凶还包括以仇视外国人和西方思想著称的大维齐尔伊泽特·穆罕默德（Izzet Mehmed）。
不过，身为塞拉斯克（军队总司令）的勒扎帕夏还是推行了急需的军队重组方案，这让奥斯曼帝国受益匪浅。他将帝国军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役军队（“尼扎姆”，Nizam），服役期五年；另一部分是预备役部队（“雷迪夫”，Redif），即现役军人返乡之后再于所在地区服役七年的部队。招募兵员采用征兵制，部队的训练、武器、装备和组织方式全部西化。就这样，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一支拥有至少25万人的新军，其士兵兼具古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人的勇气和纪律性，其军官的素质也将随着军事院校的发展而日渐提升。尽管颁布了新的法令，基督徒实际上仍然不会被征召入伍。因此，这支军队依然是由土耳其穆斯林组成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混编的想法经常会被人比作水和油的混合，或者像巴麦尊勋爵所说的那样，“仿佛把猫和狗关在同一个箱子里”。
最终，非穆斯林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缴纳一笔免服兵役税即可，这笔税款取代了以前的人头税。不过，像以前一样，海军里依然有基督徒服役。重整海军的是勒扎的朋友、名叫阿道弗斯·斯莱德（Adolphus Slade）的英国海军军官。他招募了1万名水手，但未能增加战船的数量。缔造新陆军是勒扎对国家唯一的贡献。在他执政的四年里，不公正、不安全和反动成了国家的主流，曾经让人引以为傲的“Gülhane”（花厅）被人讽刺地戏谑成了“Gulhan”，即“垃圾坑”。
与此同时，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还得知，在这个腐败横生的环境里，勒扎在财政大臣的纵容和两名基督徒资本家的帮助下，从奥斯曼帝国的国库里挪用了大量的公款。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明白，将此事告知年轻的苏丹是不明智的，但他开始紧盯着勒扎的一举一动，同时假装默许了勒扎的反动政策。与此同时，他悄悄地培养着与阿卜杜勒·迈吉德的私人关系。他承认，阿卜杜勒·迈吉德身上的“善良多过能力”，但他还是希望“欧洲的影响力和成功的例子能够影响到他，让他获得正确的指导，从而充分发挥他的能力”。
从这时起，有着坚定的新教信仰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就成了一位狂热的勇士和基督徒的保护者，其所作所为经常超出其本国政府在具体政策中划定的行事范围。有一位亚美尼亚青年和一位希腊青年，都是在信仰了伊斯兰教之后又皈依了基督教，结果依照《古兰经》按叛教罪先后遭到处决。为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进行了持续不断地抗议。最后，他劝服了苏丹，让他“亲口宣布，从今以后，在他的版图内，基督教不得被侮辱，基督徒也不能由于其信仰而遭到任何迫害”。苏丹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确认了这一承诺，并将其在帝国的各个行省公开宣示。为此，同为君主的维多利亚女王还向苏丹发了一封祝贺信。而之前就已经由于其高贵的举止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土耳其人尊重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则在此事中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了更显赫的名声。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就是帕迪沙阿中的帕迪沙阿。最终，他还设法让勒扎倒了台——此人于1845年被苏丹免职。
接替勒扎的是雷希德，他回来并出任了大维齐尔一职——这让坎宁十分满意。改革政策由此得以恢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丹宣称，他的改革都是为了增进国民的福祉，但除了军事改革之外，其他的提议都被他的大臣们误解了，推行的方式也不对。苏丹认为，这主要得归咎于国民普遍的无知。因此，他下令兴建新的学校来传播知识，并帮助政府的其他部门像战争部一样实现改良。一个委员会提议，除了大规模兴建初等学校和中学之外，还应该创办一所奥斯曼帝国国家大学。由于存在许多障碍，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人们为大学的建筑打下了地基，还铸造了一枚纪念章来描绘大学建成后的样子。但是，由于缺乏经费，这座建筑一直未能竣工。工程停工的时候，建筑的墙体只盖了几英尺高。
由于初等教育是乌理玛的专属领域，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多。不过，中学的数量在缓慢增加。委员会十分精明地在嘴上大谈特谈宗教的重要性，却在实际层面上把中学的发展都放在了世俗教育体系的框架之内。渐渐地，世俗教育体系内的学校为各个分支的官僚系统培养出了一群崭新的中产阶级精英。
在颁布了关于教育的新法令之后，苏丹又在地方政府层面开始了一项大胆的试验，以更多地征求民众的意见，限制帕夏的权力。他命令每个行省选出两名代表，遴选的标准是聪明过人、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有能力处理好公共事务的地方显要。他想把这些人召集到首都，组成一个地方显贵会议（Assembly of Provincial Notables），与最高司法会议一同商讨国事，给出他们对于国家现状和改革需求的看法。
但他的命令没有得到良好的反馈。于是，他又派出了流动的特派员到各个行省去收集有关改革的情况，然后向最高司法会议汇报。对应每一位总督或帕夏，他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梅日利斯”，mejlis），其成员选自地方上的各个社群。苏丹设立这些委员会的本意是好的，希望可以让政府变得更负责任，更具有代表性。但是，实际上的操作并不成功。非穆斯林社群的确选出了他们的代表，但是总体上持反改革态度的土耳其穆斯林仍然占大多数。地方上的少数群体本来应当受到保护，但多数群体实际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吓倒少数群体，驳回他们的意见。而且，不称职的总督往往可以把责任推卸到委员会身上，很少能够因为他们的不法行为被绳之以法。总的来看，地方显贵会议体系不仅没能抑制反对改革的力量，反而制造出了一种这个国家拥有法制的假象。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一直紧密关注着改革进程，他曾经就两桩案例向苏丹正式抗议过一个梅日利斯的所作所为。在坦志麦特改革之后，外国领事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在对抗腐败的帕夏、代表基督徒少数族裔说话时也变得更有分量，有时候甚至还能提高基督徒的待遇。坎宁借助他在苏丹那里的影响力，还取得了两项成就：禁止奥斯曼船参与奴隶贩运；纠正近来出现的从个人手上征收土地税的错误做法，确保土地税还是像以前那样从社群领袖那里征收。
在司法方面，1847年民事和刑事混合法庭成立。混合法庭由同等数量的奥斯曼法官和欧洲法官组成，其审判程序依照欧洲惯例，而非伊斯兰世界的惯例。1851年，奥斯曼帝国公布了一份修订过的刑法典。此前一年，雷希德确保了商法典的颁布——正是这部法典曾经在十年前导致了他的下台。商法典由商业特别法庭执行，旨在规范、保护和促进外国人的商贸活动。和拉亚们一样，长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经商的西欧人在此之前也不能通过土耳其法庭来解决他们的商业纠纷。尽管以前的让步条约规定外国领事法庭拥有审判权，可以在民事和刑事案件方面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但他们在商业事务上的权益得不到类似的保障。
现在，随着商业法庭的设立，外国人在商业事务上的权益也可以得到保障。同等数量的土耳其法官和欧洲法官组成了混合特别法庭，用来解决土耳其人和西欧人之间的贸易纠纷。1850年公布的商法典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独立于乌理玛之外、处理神圣法范畴以外事务的法律体系（此前这已经在其他某些伊斯兰国家实现了）。在过去十年间崭新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上，这也是重要的一页。借助更加自由、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大门进一步向世界敞开了。
奥斯曼帝国经济向西方的进一步开放，起源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坦志麦特改革开启前不久签署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依据自由贸易的原则，协定规定了固定的进出口关税税率，取消了各种限制性条款，有利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两国的商人。这项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英国取代了法国，成为近东海域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不过，这项贸易协定实际上相当于对奥斯曼帝国现有贸易体系的修正和现代化改造，因此其他欧洲国家也可以效法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类似的条款。很快，法国和荷兰也与土耳其人签署了新的贸易协议。
从此以后，外国商人摆脱了以往的种种束缚，贸易额迅速增长，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贸易繁荣的新时代。奥斯曼帝国越发成为欧洲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同时也成了农产品和其他原料的重要出口国。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现代经济机构纷纷在奥斯曼帝国出现。大量的人口离开了古老的中世纪式的小镇和村庄，搬进了崭新的不断扩张的城镇，带来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与此同时，古老村镇中的传统手工业衰落了，工匠和农民的生计日渐式微。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大城市的规模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城市中来自欧洲和黎凡特地区的人口剧增，他们往往抢了土耳其生意人的饭碗，结果扩大了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这些都是让欧洲经济自由向国内渗透带来的结果。
土耳其穆斯林通常不会扮演贸易商、商人和金融家的角色，而是充当行政官员、军人和农民。接连许多任的苏丹都不知充实的国库和成色良好的货币为何物，因而他们的政府机构无能低效，官员腐败贪婪。每次遇到财政赤字的时候，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让货币贬值。在马哈茂德二世执政时期，奥斯曼帝国货币的形态经常发生变化，币值也一跌再跌，形成了长期的通货膨胀。这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让领取固定薪水的官员设法另谋财路，越发道德败坏。1840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下令按照欧洲的方式组建一家由政府出资补贴的奥斯曼帝国银行。接着，他又以发行浮动利率国债的方式引进了纸币。1844年，在这家新银行的帮助下，奥斯曼帝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货币的措施。旧的钱币退出了流通，国家按照欧洲的惯例，发行了实行金本位的新货币。此举暂时稳定住了币值。
但是，事实证明，按照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方式运作财政超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能力范围。从1858年起，奥斯曼帝国开始依靠不断举借外债过活，这最终将导致帝国的经济崩溃。在奥斯曼帝国里，从银行业和工业投资上渔利的不是土耳其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的少数族裔——长期以来充当中间人聚敛财富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也不再是主要的受益者。现在，支配奥斯曼帝国经济的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企业。这样一来，欧洲各国大使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影响力又在经济层面上得到了加强。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帝国内的改革势头逐渐出现了颓势。尽管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利用他的影响力取得了那么多成功，但他未能帮助奥斯曼帝国改革监狱，改进道路交通情况，消除腐败或改善帝国的财政状况。而且，虽然他十分关切宗教问题，但他也未能真的争取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地位。他令人钦佩的努力换来的更多只是口头上的让步，而不是实际上的改进。曾经热情推动改革的雷希德也在反动力量的阻挠下渐渐失去了信念，变得灰心丧气。他债台高筑，于是变得越发贪腐。苏丹本人也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在公务上越发缺乏决断力，不断用礼貌的回避和被动的拖延策略来考验“伟大的埃尔奇”（Elchi，意为“大使”，此处特指坎宁）的耐心。
苏丹对后宫的生活越发感到着迷。一位名叫查尔斯·麦克法兰（Charles MacFarlane）的英国旅行家和研究者对苏丹的多产感到十分惊奇。“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就已经是8个孩子的父亲了，这些孩子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由后宫里不同的女人为他生的。”后来，麦克法兰又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这样的话语：“一大清早，我们就被一阵响亮的鸣枪敬礼的声音惊醒了。苏丹又有了一个儿子。可就在上个星期，他才刚有了一个女儿！”
苏丹对老旧的大萨拉基里奥宫感到厌倦。于是，他不顾财政赤字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对政府迫在眉睫的破产风险的警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海岸边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大理石宫殿——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 Bahche）。这座宫殿的兴修花了一大笔钱，成了他极尽奢侈之能事的登峰造极之作。这座宫殿采用了欧洲新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配有纷繁复杂的洛可可式装饰；金叶、水晶、雪花石膏和斑岩点缀着它的大理石厅堂，天顶画出自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之手；王座大厅里安放着世界上最大的镜子，而苏丹卧房里的床则由纯银打造而成。
从此以后，作为宫廷西方化风尚的典范，远离政府中心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取代了古老的大萨拉基里奥宫，成了后世所有苏丹的长期居所。在这里，阿卜杜勒·迈吉德过上了欧洲式的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苏丹在音乐方面颇有品位，请来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师训练他的土耳其乐队，让他们演奏最出色的现代作品，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以往更原始的军乐。他还请来了欧洲的演员、芭蕾舞者和其他演艺人员，让他们在宫殿旁新建的戏院里登台表演。与此同时，帝国的财政状况一路下滑，随着惯性逐渐滑向混乱的深渊。
此时，由于年轻的帕迪沙阿违背了自己早年的诺言，伟大的埃尔奇感到十分幻灭。他意识到，苏丹和他的大维齐尔都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决心。巴麦尊勋爵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由于君主和大臣们怯懦、软弱、优柔寡断，（奥斯曼帝国）势必衰落”。他建议他的大使不要再去推动奥斯曼帝国进行任何重大改革了。坎宁也承认，“改良大业全看今日的表现……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留在这里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复存在”。
雷希德的改革已告失败。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弱点，还要考虑到奥斯曼帝国的民意并没有能够跟上改革的步伐，支持改革的受过世俗化教育的阶层人数也不够多。甚至，就连一些反对保守的激进人士也不无担心：这个在各方面以伊斯兰文明为基础的国家，不知在此过于迅速地引入西方思想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怀疑，如果像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建议的那样匆忙地消除不同宗教和种族人群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激起反弹。
于是，在1852年的夏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辞去了大使职务，启程返回英格兰。他自认为成就寥寥，但就在他动身离开前的那一晚，亚美尼亚新教徒、希腊人、美国传教士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士麦那的商人群体给他送来了数不清的告别礼物，这让他大感宽慰。他以为自己“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就在不到一年之后，一个突发的新情况又把已经成为雷德克利夫子爵（Lord Redcliffe）的斯特拉特福德带了回来。他出任大使的这十年间的和平岁月突然画上了句号，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与俄罗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