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巴黎和约》签署之前，斯特拉特福德勋爵一直在帮助奥斯曼帝国政府起草一份新的改革宪章。1856年年初，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哈蒂—胡马雍诏书》（Hatti-Humayun），公布了新的改革宪章。奥斯曼帝国之所以颁布这一诏书，是为了向在巴黎参加和约谈判的各国展示奥斯曼帝国的善意，让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获得西方世界的尊重。这一诏书重申了坦志麦特改革的原则，并对其覆盖范围加以扩展，进一步完善了这份19世纪的“土耳其大宪章”。
改革宪章前所未有地明确阐述道，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不论宗教信仰、种族和语言，均在税收、教育、司法、财产所有权、担任公职、参选职位等方面，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地位，“帝国不因阶层或宗教信条歧视任何人群，平等地鼓励民众争当优秀公民”。此外，改革宪章还构想了改革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具体举措，以及鼓励贸易、农业和兴建道路与运河等种种积极措施。在促成这一改革宪章的过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厥功至伟。
但是，乐观情绪未能持续太久，奇迹也没能发生。改革宪章确实被写进了《巴黎和约》之中，这意味着和约承认了“苏丹对其帝国内基督徒子民的宽宏大量”。但是，欧洲各大国拒绝帮助奥斯曼帝国切实推进改革，从而让这种承认变得毫无意义。欧洲各大国表示，它们无权“集体或单独干预苏丹与其子民之间的关系，或插手帝国的内部行政事务”。
这一变故被普遍认为是法国对英国的背叛，因为法国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安抚俄罗斯。斯特拉特福德十分务实地意识到，这对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事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在失去了来自国外的压力之后（无论是英国的压力、法国的压力，还是各大国的联合施压），自行其是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将会“回归它原本的慵懒，改革法令将沦为……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只不过记载了一些合理的原则而已”。
正因如此，斯特拉特福德才会这样评价《巴黎和约》：“我宁愿砍掉我的右手，也不愿意在和约上签字。”盟国之间从谈判伊始就充满了矛盾。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随着法国人的威望日渐提升，并且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恢复了其影响力，他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外交生涯中为之努力的那些目标可能会遭遇阻力。
不过，尽管他本人十分灰心丧气，但我们还是可以说，斯特拉特福德拉近了原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他所取得的这一点成就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的使命即将结束。在此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甚至有些讽刺意义的典礼。他代表他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向阿卜杜勒·迈吉德授予了嘉德骑士勋章。作为一位伊斯兰世界的君主，阿卜杜勒·迈吉德在把蓝色的圣乔治缎带系在脖子上的那一刻，名义上等于宣誓要追随这位基督的烈士和战士的脚步。1858年10月，伟大的埃尔奇最后一次向土耳其作别。接替他出任大使的是与他观点迥异的亨利·布尔沃爵士（Sir Henry Bulwer）。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他一定会去追求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事物，抛弃自己赢得过的一切”。
事实证明，后来最让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感到忧心忡忡、对帝国与西方世界关系影响也最大的并不是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而是债务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们从来都不擅长理财，这个国家也因而缓慢且难以避免地滑向了破产的边缘。帝国的进口额一直高于出口额，而且长期无法开发出效益丰厚的内部资源。帝国的国库实际上已经空空如也，应付给军队的军饷一直在拖欠，生活成本在攀升。陷入贫困的人们对改革者和外国人的敌意越发浓厚。为了支付克里米亚战争的开销，奥斯曼帝国政府向它的英国和法国盟友借了一大笔钱。而在战争结束20年之后，对国民经济缺乏妥善管理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依赖于从欧洲借款度日，欠款数额已达数亿英镑之巨。为了偿还贷款，奥斯曼帝国只好发行越来越多的债券。参与其中的金融家收取了高额的佣金，经手的帕夏还会收取贿赂。这一切让整个国家负债累累。
1861年，38岁的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驾崩。他是一位温和而仁慈的统治者，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同情，拥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但是缺乏必要的决心和能量去实践他的理想。他生性懒散，自我放纵，花费无度。他自我标榜为改革人士，却既不能让他的穆斯林子民满意，也无法让他的基督徒臣民满意，无法维护帝国内部的统一。其父开启的坦志麦特改革中有待完成的进步举措，他大部分都未能完成。
接替阿卜杜勒·迈吉德的是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尽管兄弟二人私人关系尚可，但阿卜杜勒·阿齐兹在政治上与反对改革的势力关系甚密。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一位英俊潇洒、活力十足的苏丹，体格健壮却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反复无常，脾气十分暴躁。即位之初，他宣称将要像两位前任苏丹一样推行改革。他采取措施控制宫廷的开销，动用国家资源时十分节约。但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在皇宫里，他先是花钱打发了亡兄多到数不清的姬妾，随后为自己打造了规模庞大的后宫，单单在宫中服务的宦官就多达3 000人，铺张奢靡的程度超过了其兄长。在政策方面，他对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加以阻挠，让反动势力心满意足。而出于对《巴黎和约》的尊重，列强一开始也尽量不对奥斯曼帝国单独施加任何压力。1867年，各国终于联合采取了行动。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法国政府向奥斯曼帝国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它采取更加积极的改革政策。尽管苏丹强烈反对列强的这一要求，但他手下两位思想进步的大臣十分欢迎外国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重组了最高司法会议，还在司法和教育领域推动了革新。
但现在，一场截然不同的改革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的源头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它不仅强调社会变革，更强调体制变革。19世纪初的时候，改革者马哈茂德是一位家长作风的苏丹，用开明专制的方式保护并造福于他的子民。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事实：要想实现自由开明的目标，就必须逐步消除近几个世纪以来侵蚀苏丹绝对君权的因素。因此，他比奥斯曼帝国的先代苏丹更加专制。通过负责任地使用手中的专制权力，这位意志坚定的苏丹强制推行他的开明政策，开启了改革进步的进程。马哈茂德二世决心用积极的态度去化解西方化的社会与固有的伊斯兰社会传统之间的矛盾。
但是，如果要想继续推进马哈茂德二世的工作，就需要一个与他一样意志坚定的继承者。尽管阿卜杜勒·迈吉德对开明和进步充满向往，但他并非这样一个继承者。他的父亲在消灭了除君主之外的其他权威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而只有像他本人那样能力出众的君主，才可能填补那样的权力真空。随着坦志麦特改革的逐渐成形，它在职能结构方面的缺失就日益凸显。坦志麦特改革致力于保障苏丹子民的权利和利益，但找不到像曾经的乌理玛和各种各样的地方权力机构那样能够在中间层面上充当负责任的政府机构的组织。尽管坦志麦特改革拥有一套磋商机制，还经常有一些好高骛远的长远许诺，但改革的推行完全仰仗于苏丹法令的权威性。而且，苏丹的法令还经常受到不负责任的大臣的制约。
实际上，阿卜杜勒·迈吉德采取的也是其父马哈茂德遗留下来的那种专制统治，但他只学到了皮毛，缺乏坚持这样做的决心。阿卜杜勒·迈吉德执政的这段时期可谓是一段间歇期。在他之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把不受制约的专制统治推向了顶峰。他思想反动，也不受任何自由原则的制约，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和顺从于他强大意志的组织紧密的官僚体系管理国家，从而成了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因此，在19世纪的后半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方式从负责任的专制统治变成了不负责任的专制统治。
作为对这种转变的反馈，一个全新的改革阶段开始了。新的改革比以往基于民主的宪政原则的改革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覆盖范围也更广，产生效果的速度也更快。马哈茂德二世和其后的阿卜杜勒·迈吉德，寻求通过在科学、法律、教育和政府机制等方面的西方化，在现有体制内倡导开明和进步。但现在，随着被马哈茂德二世带入行政体系中的精英阶层日渐成熟，一个年轻、掌握外语、熟悉西方思想及西方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已经崛起。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改革问题，并从中思考解决问题的政治手段。他们亲眼看到，西方人把自由民主的原则实践成了宪政和议会制政府。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统治过程中，他们渐渐不再关注类似坦志麦特改革那样的有限度的西方化改革，而是要更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找到在奥斯曼帝国限制专制权力的根本办法。
不过，还有一个在野的群体试图通过民族主义道路来实现自由理想。自从1848年革命以来，欧洲各民族均积极推崇这样一种思想。倾心于这个大胆的新方向的群体组织松散，主要成员都是受过世俗化教育的年轻的土耳其人。坦志麦特改革的口号是“Adalet”，即“公正”，而这个新群体的口号是“Hürriyet”，即“自由”。他们的行动超出了以往改革的限度，他们所追寻的道路最终可能会导致革命的爆发。他们的目标是为奥斯曼帝国创立一个宪政政府。在倡导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的同时，他们还试图将伊斯兰思想和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融入其中。
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他们在思想意识和个人选择上继续分化，对于达到目的的手段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不过，在1865年，他们当中的一小群代表人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端的贝尔格莱德森林[1]里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野餐会。他们组建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政党“爱国者联盟”，这些人也被称作“青年奥斯曼人”。很快，他们就拥有了大约250名成员。这个秘密社团采用了意大利烧炭党和波兰革命团体的组织方式，由相互独立的秘密组织构成，实际上相当于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这些新的改革者并非能够自上而下推行变革的从政者，而是要求从下而上发起变革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文学手段进行活动，而方兴未艾的新闻媒体更是他们的主要武器。经过克里米亚战争，土耳其新闻界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有了长足发展。
有两名“青年奥斯曼人”曾是雷希德帕夏（他于1858年去世）的门生：一位名叫易卜拉欣·希纳西（Ibrahim Shinasi），曾于1848年革命期间在巴黎求学，后来成了伊斯坦布尔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的编辑，同时还是一名诗人和剧作家。另一位是齐亚帕夏（Ziya Pasha），他曾为皇室服务，还担任过其他不甚重要的官职，后于1867年主动流亡到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生活，大胆鼓吹宪政政府，还要求苏丹创立奥斯曼国民大会，并逐步赋予其议会权力。还有一个更年轻、观点更激进的成员名叫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此人出身于高官世家，自己是一名政治记者和评论家，鼓吹“自由和祖国”的理念。他倡导在法律约束下的自由和自治，特别关注公民的政治权利。他还有更为革命的观点，认为主权在民，即政府的权力应当来自被统治者。因此，他强调协商原则，认为“立法权应当独立于政府”。
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纳米克·凯末尔十分费力地想把他的理念和伊斯兰教的原则调和在一起。他努力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中找寻先例，试图通过对《古兰经》经文的解读来说明协商和代表制政府的合理性，还想证明在改革运动开始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政府。尽管他的理念很难在伊斯兰世界的法律和神学观点中找到支持，但很受新兴的受过教育的一代人的欢迎，因为他们对西方价值观念耳濡目染，不再完全满足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义。由于在伊斯兰世界里找不到代表制政府的先例，纳米克·凯末尔以英国的议会体制为榜样。他不喜欢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政体，认为其专制色彩太浓重。他认为，在伦敦，“公众意见可以坚定地对抗权威”，其政治原则“堪称世界楷模”。
他对伦敦和巴黎的直观感受来自一段流亡生活。他之所以流亡海外，主要是因为青年奥斯曼人有一位颇有权势的盟友——富有而野心勃勃的埃及贵胄穆斯塔法·法兹尔（Mustafa Fazil）。他原本是统治埃及的王朝[2]的王位继承人，但仅比他年长40天的兄长伊斯梅尔帕夏从苏丹那里正式获得了“赫迪夫”[3]的称号，还获准修改了埃及法律，从而使伊斯梅尔帕夏自己的儿子成了直接继承人。因此，既然继承埃及赫迪夫位置无望，有统治野心的法兹尔希望可以成为实行宪政的奥斯曼帝国的首相。他在巴黎用法文写了一封给苏丹的公开信，详细批评了帝国的现状，进而要求帝国颁布宪法。纳米克·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封公开信翻译成了土耳其文，然后在他担任编辑的报纸上公开发表。
政府的反应十分强烈。政府刚刚施行了新闻法，对报纸实施了严格的管制，还设置了一个新闻委员会，以确保治安法庭在运作中要贯彻新闻法。纳米克·凯末尔的行为违犯了新闻法。因此，身为政府官员的纳米克·凯末尔和齐亚帕夏被外放到了外省任职。不过，在得到法兹尔的邀请后，他们偷偷逃到了巴黎。他们在法兹尔的安排下，混进了法国的政治圈和官僚圈，还把法兹尔的住宅当成了青年奥斯曼人的总部。一位名叫阿里·苏亚维（Ali Suavi）的反对派报纸编辑也从安纳托利亚的流放地逃了出来，跟他们联手用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印刷字模发行了一份名为《自由》（Hürriyet）的土耳其文报纸。
1867年夏天，阿卜杜勒·阿齐兹先是正式访问了巴黎，接着又去了伦敦。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第一次不带军队离开其帝国的疆域。在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敦促之下，法国政府礼貌地请纳米克·凯末尔等人离境。他们去了伦敦，在法兹尔的资助下又在那里活动了几年。当苏丹造访伦敦时，他们混进了人群，观看在水晶宫举行的官方焰火表演。他们头上戴的红色菲斯帽引起了苏丹的注意。他询问道，这些人是谁？他的外交大臣简明扼要地回答他说：“他们是陛下的反对者。”
纳米克·凯末尔到维也纳待了一段时间，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同时又把一些法文著作翻译成土耳其文。他在1870年年底回到了奥斯曼帝国。他写了一部名叫《祖国》（Vatan）的爱国主义戏剧。该剧在伊斯坦布尔公演时，观众欣喜若狂，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告诫》（Ibret）也刊登了热情洋溢的专栏文章赞美这一剧作。后来，凯末尔还成了这家报纸的编辑。这部剧作描绘了土耳其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抵抗俄军、守卫锡利斯特拉的情景，表现的主题是忠诚。但剧中的忠诚不是对苏丹或伊斯兰世界的忠诚，而是对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国家”的忠诚。在官方眼中，赞扬这部剧作的报章评论无异于煽动叛乱。在又一次刊发了言论忤逆的社论之后，这家报纸被取缔了；纳米克·凯末尔遭秘密逮捕，被流放到了塞浦路斯。他在那里被羁押了三年。
1871年，坦志麦特改革时期的最后一位开明政治家阿里帕夏去世。他的搭档福阿德帕夏也已经在两年前去世。在阿卜杜勒·阿齐兹手下的所有维齐尔中，只有阿里能对他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听闻阿里帕夏之死，苏丹表示自己“终于自由了”。的确，他从此可以不受约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上，追求敌视欧洲的沙文主义以及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还可以不受节制地随意花钱。由于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落败，法国的地位下降，苏丹也因而不再受到法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坦志麦特改革和其后的宪章改革条文如今似乎真的成了一纸空文，应验了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的悲观预言。从1871年开始，奥斯曼帝国陷入了衰落之中，开始滑向政治上的反动深渊和财政上的巨大灾难。
利用1871年开始出现的政治真空，苏丹把权力的中心从帝国政府移向了皇宫本身。苏丹说，他要像俄国沙皇那样统治国家，他的每一位大臣都无须对大维齐尔负责，而仅对苏丹本人负责。在大维齐尔的位置上，他任命了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马哈茂德·奈迪姆（Mahmud Nedim），因为他是众大臣里最对苏丹唯命是从的。很快，奈迪姆就加剧了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他放逐了以前的大臣，还让官员们“不停地轮转”，总是迅速地将官员解职，或是让他们频繁变更职务，以免任何人获得可能与他匹敌的影响力，也免得他们削弱他的主子——苏丹的绝对权力。
1872年，阿卜杜勒·阿齐兹解除了奈迪姆的职务。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又任命了六位大维齐尔。他把他们当作傀儡，要求他们必须遵从他的意愿，在选择其他大臣的人选时也不询问他们的意见。这几位大维齐尔中的第一位，也是最知名的一位，是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他积极推动宪政改革，还促成了奈迪姆的解职。此前他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体系里步步高升，是一位出色的行省长官。依靠经过改革的行政体系，他为他所管理的行省带来了它们长久未曾享有过的安全与繁荣。但是，苏丹很快发现成为大维齐尔的米德哈特过于倔强、独立。因此，米德哈特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职位上只干了不到三个月。换了六位大维齐尔之后，奈迪姆又被召了回来，重新出任大维齐尔。
苏丹经常心血来潮，喜怒无常，表现出了自大狂的倾向，甚至让人怀疑他在神志和情绪上是否正常。他越发专横跋扈，做了许多荒唐事：他要求大臣们必须匍匐在他面前，还要亲吻他儿子的脚；任何与他同样名叫阿齐兹的官员在官方文件上都不得签署自己的本名；他命令士兵们模拟打仗，供他取乐；痴迷于他最心爱的斗鸡比赛，给斗赢的斗鸡颁发勋章和装饰物，斗败的则被扔掉。
在访问欧洲各国首都的过程中，阿卜杜勒·阿齐兹惊讶于这些城市的奢华，于是在归国之后决心效仿。实际上，他以一种东方式的帝王气派，在奢华程度上超越了这些欧洲国家。在欢迎外国王室来宾时，他在欧洲风格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安排了奢华的娱乐项目，这些项目每年要花掉他200万英镑。另外，他也做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事情：惊艳于欧洲科技奇迹的苏丹花费了巨额资金用于兴修铁甲战船，还在他的帝国里铺设铁路。由于政府的财政危机愈演愈烈，他赌气地宣布将自掏腰包修建巴格达铁路。
苏丹的皇室开销要占到帝国财政总支出的大约15%。从西方银行家手上借钱太容易了。欧洲投资者只看到了奥斯曼帝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却没有看到奥斯曼帝国既缺乏开发这些资源的能力，也不擅长打理财政事务。奥斯曼帝国政府借款的利率是英国人大部分投资所得利率的两倍。此外，土耳其人支付的利息并非来自国家收入的增加，而是来自新的境外贷款和债券发行所得，而这一事实似乎也没让投资者太过担心。就像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4]所说的那样，奥斯曼帝国“从未真正支付过利息，因为其支付的利息都源自新借来的贷款”。奥斯曼帝国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20年间从400万英镑增加到了2亿英镑，而国家收入并无相应的增长。奥斯曼帝国政府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被债务利息吞噬了。经济危机开始浮现。
从1873年开始，安纳托利亚发生了干旱和饥荒，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到冬天，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狼群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郊区出没，吃掉路人；牛羊大批死去，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村庄里，开始有人饿死，人们倒毙在街头，都没有人收尸。农业歉收，使得政府根本收不上来必要的税收。帝国国库空空如也，甚至连政府的运转都无法维持。
接踵而至的是严重的经济崩溃。1875年10月，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报纸上宣布，由于财政赤字严重，从今以后，帝国政府的债权人只能得到一半的现金利息，剩下的一半将在未来的五年内用利率5%的债券折抵。这次违约动摇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和名声。在国内，除了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之外，同样投资了政府债券的奥斯曼帝国官员也对苏丹和他的政府深感不满。有一个讽刺的说法是，在帝国政府发表了这一声明之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一艘渡船的乘客都只肯用现金支付一半的船票票价，而另一半票价用五年期债券支付。
现在，内乱又加剧了政府的财务违约问题。在黑塞哥维那，农作物歉收和包税人的横征暴敛激起了针对地方政府的叛乱。接着，骚乱波及了波斯尼亚。在那里，新月和十字架之间很快爆发了内战。黑山和塞尔维亚（此时的塞尔维亚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对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再有太多怨气）都出兵进行了武装干涉。1876年夏天，战乱又波及了保加利亚。这成了巴尔干地区革命运动的开端。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里，这一地区将爆发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彻底改变巴尔干半岛的面貌。
在保加利亚，有一位将自己视作“斯拉夫拿破仑”的叛军领袖向他的追随者承诺将诉诸恐怖主义手段。他们凶残地扑向土耳其穆斯林，大肆屠杀。不过，这股叛军在十天之内就被镇压了，奥斯曼非正规军用更加野蛮的方式实施了报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英国特派员评论说，他们犯下的“可能是本世纪最恐怖的罪行”。他们将数不清的村庄夷为平地，不分年龄和性别进行无差别地屠杀，一个月内就杀害了至少1.2万名平民。他们屠杀、纵火、强奸的暴行在山中小镇巴塔克（Batak）达到了顶峰。在这里，有1 000名镇民躲在一座教堂里避难，但土耳其民兵用浸了油的布条点燃了教堂，教堂里的人除了一位老妇人之外全部被烧死。在巴塔克的7 000名镇民里有5 000人被杀。
像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地报道一样，最早将此事曝光在全世界人面前的是一家英国报纸——《每日新闻》——的记者。他写道，在教堂的庭院里，“未完全掩埋的尸体堆了3英尺（约1米）高，手、腿、胳膊和头颅横七竖八，教堂的地面上则堆满了裸露而腐烂的尸体”。在土耳其人数个世纪以来的“圣战”之中，这样的中世纪式的暴行屡见不鲜。但是，此时已经是更加文明的19世纪，原始而狂热的非正规军（主要是鞑靼人）又一次犯下了这样的暴行，还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无处不在的媒体曝光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之下。这引发了普遍的不安和愤慨。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Gladstone）在畅销的小册子中评论“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道：“土耳其人要想洗刷这一恶行，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让他们自己离开那里……带着他们的行囊……离开这个被他们肆虐蹂躏的省份。”
奥斯曼帝国的大规模债务违约和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让土耳其人在世界面前留下了糟糕的新形象。在英国，出现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恐慌情绪。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Sir Henry Elliot）对这些行径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在他看来，“就我们所知，这就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但是，这些事件对英国公众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曾经对土耳其人心存好感，因此才普遍支持克里米亚战争。现在，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骤变。在公众的压力下，托利党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Lord Derby）表示：“就算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女王陛下的政府也不可能真的出手干预。”实际上，就在格莱斯顿的小册子发表之后，俄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将军（General Ignatiev）就这样向沙皇汇报：“保加利亚的屠杀事件为俄罗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东西——英国公众的支持。”
从1820年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在唆使巴尔干各省份的斯拉夫基督徒发动叛乱。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努力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为本国谋求利益。伊格纳季耶夫将军认为，现在是时候拉拢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奈迪姆了。此人与俄罗斯人一样，对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任何改革政策都充满敌意，因为他认为这些政策都会增强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倡导改革的米德哈特帕夏短暂掌权的时候，伊格纳季耶夫曾经十分狡诈地设法反对他，最终间接促成了米德哈特帕夏的卸任。在米德哈特帕夏下台之后，伊格纳季耶夫劝说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采取与俄罗斯相似的政府体制，即以君主为拥有绝对大权的主人。
现在，奈迪姆又回到了大维齐尔的位置上，拥有了“掌控君士坦丁堡局势”的大权。伊格纳季耶夫对此感到兴奋不已。他认为：“在君士坦丁堡（根据一位同事的汇报），大维齐尔倾心于俄国，而苏丹对西方充满敌意。因此，他们更愿意听取俄国大使的建议，而非俄国的对手的意见。”他对英法债券持有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幸灾乐祸，对奥斯曼帝国债务违约欣喜不已，人们甚至普遍怀疑他在违约决定中发挥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不过，他这一次玩过了火。很快，马哈茂德·奈迪姆就倒台了；不久之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也倒台了。
1876年初夏，来自伊斯坦布尔三座主要清真寺附属的宗教学校的大约6 000名“索弗塔斯”（神学学生）离开了学校，聚集在高门前示威。他们要求罢免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奈迪姆和大穆夫提。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去丈量了皇宫前的围栏高度，看看其高度够不够绞死大维齐尔。从16世纪开始，神学学生发动骚乱就已经是奥斯曼帝国常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但这一次的行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有人给他们支付报酬，并且提前安排好了行动计划，以促成奥斯曼帝国政府内权力的更迭。这种在欧洲部分地区常见的做法后来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种不好的传统。据推测，组织、资助他们的人是米德哈特帕夏，他现在成了领导青年奥斯曼人宪政运动的首领。
苏丹向学生们屈服，解除了大穆夫提和马哈茂德·奈迪姆的职务，还用鲁什迪帕夏（Rushdi Pasha）接替了后者。米德哈特帕夏回到了政府中，出任国务会议主席。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从这时开始，就像英国大使汇报的那样，“每个人嘴里都说着‘宪法’这个词”。米德哈特帕夏想要的，是建立一个遵循自由、平等和大臣负责制原则的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协商大会，不分阶层、种族和宗教信仰，从整个帝国范围内选出代表参加。从此之后，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必须对这个大会负责。参照英国的政府体系，苏丹现在拥有的绝对权力将受到约束，他必须遵从整个国家的意见和意志。
为了给这种做法寻求正当性，政变者们特别强调了《古兰经》里一些有关民主的段落。通过对这些段落的解读，他们指出苏丹当前实施的专制统治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违背了神圣法的规定。根据神圣法规定的原则，民众无须效忠于罔顾国家利益的君主。米德哈特提出的要求似曾相识，它们与穆斯塔法·法兹尔（此时他刚刚过世）于1867年写给苏丹的信中的要求十分相似——他当时就曾恳请苏丹实施这些变革。而现在，人们不再期望统治者会自上而下地实施变革，而是打算自下而上地倒逼变革。自称“穆斯林爱国者”的组织发表了一个宣言，宣称要进行改革，他们还把宣言分发到了欧洲政治家手中，以展示奥斯曼人的良好意愿。不过，在眼下这个阶段，他们的宣言在国内还秘而不宣，因为他们在宣言里把苏丹称作“可怕的疯子”，还讨论了废黜苏丹的必要性。
实际上，苏丹的大臣们现在正打算这么做。他们先从新任大穆夫提那儿得到了一份裁定，获得了废黜苏丹的授权。1876年5月30日破晓之前，他们就动手包围了多尔玛巴赫切宫。在陆地上，他们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也布置了海军的舰船。另外，他们还在更上游的水面上布置了一艘舰船，监视俄国夏季使馆，以免伊格纳季耶夫插手干预。接着，米德哈特和其他大臣在战争部会面，由大穆夫提宣读了废黜苏丹的费特瓦。废黜苏丹的理由是他“精神错乱，不问政事，滥用公帑，危害国家和社会”。苏丹的侄子和继承人被人从他的住处叫来，接受大臣们宣誓效忠，即位成为穆拉德五世。
清晨时分，海军舰船鸣放了101响礼炮，宣告苏丹的更迭。阿卜杜勒·阿齐兹没有抵抗。他写了退位诏书，然后穿过海峡，住进了老萨拉基里奥宫。这场不流血的政变受到了伊斯坦布尔市民的热烈欢迎。一位大臣赞颂道，这次政变像清除近卫军一样，是国家大幸。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受教育群体已经崛起，成为一个对国家权力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阶层。而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暴君的工具，而成了对抗暴君的力量。
穆拉德苏丹的即位获得了自由派人士的欢迎，数名青年奥斯曼人成员也获得了宫廷里的职务。尤其是纳米克·凯末尔，他从塞浦路斯归来，出任了新苏丹的私人秘书。穆拉德早年间曾经拥护他们的主张，因此人们认为他可能真的会在帝国内推行宪政改革。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年轻时的穆拉德五世聪颖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了解，在陪同阿卜杜勒·阿齐兹访问欧洲时也给外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归国之后，穆拉德开始秘密联络留在国内和遭到驱逐的自由派人士，让苏丹对他起了疑心。于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对他的侄子严加看管，实际上让他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穆拉德原本就容易紧张，这下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好靠酒精麻醉自己。
穆拉德逐渐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在被连夜叫去登上大宝的时候，他更是惶恐万分，战栗不已。几天之后，精神状况也很不稳定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声称要修剪胡子，找人要了一把剪刀，随后割断了自己的手腕动脉，自杀身亡。这让穆拉德困扰不已，难以保持神志清醒。雪上加霜的是，有一名切尔克斯人军官认为是当朝官员谋害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杀死了战争大臣和外交大臣。
穆拉德原本还要作为苏丹出席佩带奥斯曼之剑的典礼，但他此时已经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也没有能力处理公务了。奥斯曼医生和外国医生都为他做了检查，得出的诊断结论是，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只能花时间慢慢休养。考虑到国内外的紧急政务，他的大臣们虽然不太情愿，但也只能考虑再一次废黜苏丹，将苏丹的位置交给一个更能胜任的人。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是穆拉德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此人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其品性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大臣代表米德哈特觐见阿卜杜勒·哈米德，询问他是否愿意在穆拉德康复前出任摄政——这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并无先例。阿卜杜勒·哈米德坚决回绝了他们的请求。他并非不想得到苏丹之位，但他希望先取得穆拉德无法进行统治的医学证明，然后再名正言顺地继位。为此，他愿意做出几项承诺。再次拜见阿卜杜勒·哈米德时，米德哈特带去了一份新宪法草案。这份草案于当年早些时候编写完成，参与编写的是一个由政治家和乌理玛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参照的模本是比利时和普鲁士的19世纪宪法。阿卜杜勒·哈米德做出了三项承诺：他将颁布宪法，通过负责制的顾问进行统治，留用兄长的宫廷秘书。
身为宫廷秘书之一的纳米克·凯末尔痛哭流涕，恳请推迟废黜穆拉德。但他的恳请没有得到回应。大穆夫提发布了一份费特瓦，以精神失常为由废黜了执政仅三个月的穆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5]接替穆拉德成为苏丹，并接受群臣宣誓效忠。穆拉德被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的一座宫殿里监禁起来，他一直活到了1904年。
1876年12月，新任苏丹在任命米德哈特为大维齐尔之后，终于为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宪法。最终的文本并没有完全符合米德哈特的预期。苏丹用各种方式修改了草案文本，强调必须严格遵循神圣法，保障他个人的特权，回避了一些条款，还把米德哈特详细规定的一些内容大而化之地泛化处理了。最终，他也没有特别积极地推动立宪政府的迅速建立。这些不足之处无不预示着未来的麻烦。
不过，对于这个以改革为主题的世纪而言，苏丹接受并公布宪法仍然不失为一个适合的高潮。至少，它为未来的政治进步留下了一个工具，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公民有权参政并发表意见的原则。米德哈特声如洪钟地向苏丹致谢，宣称新苏丹的上台将开启“长久繁荣的新时代”。第二天，他一反此前的历任大维齐尔等待他人前来拜访的先例，主动拜访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宗教领袖。他向他们保证，在宪政统治下，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待遇。希腊大牧首回答说：“我们认为您将让奥斯曼帝国焕发生机。”与此同时，雷鸣般的礼炮声向伊斯坦布尔的全体市民宣告，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将享受到新的自由。
[1] 此地位于今伊斯坦布尔市郊外。16世纪，苏莱曼大帝曾将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人迁移至此，因而得名。
[2] 即穆罕默德·阿里开创的统治埃及的王朝，名义上仍臣属于奥斯曼帝国。
[3] “赫迪夫”相当于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曾经用这个称号自称，但并未获得奥斯曼帝国的认可。
[4] 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
[5] 上一位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即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是1774—1789年统治帝国的苏丹。他是改革者马哈茂德二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