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苏丹精心安排了隆重庆贺宪法颁布的时机，以安抚在伊斯坦布尔参加六大国[1]会谈的欧洲国家代表。他颁布宪法之时，恰逢六大国会谈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之际。这次会谈由英国发起，目的是商讨巴尔干局势，同时也是为了响应俄国有关保护基督徒的一项提议。俄国人认为，苏丹应当采取一些具体的行政方面的变革，来为其在欧洲的基督徒子民提供更妥善的保护。
1876年，巴尔干地区的骚乱升级。塞尔维亚和黑山在俄罗斯的煽动和唆使下，公开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土耳其人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击败了塞尔维亚人。如果不是要求停战的俄国人直接出面干预，土耳其人本来可以一举拿下贝尔格莱德。在德国的支持下，俄国沙皇和奥地利皇帝拟定了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实施改革的《柏林备忘录》。与此同时，他们还不甚客气地要求英国合作。
英国人同样不甚客气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俄、奥、德这三个军事强国事先并没有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意见。在英国看来[用时任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的话说]，这三国的提议“相当于让我们准许他们把刀抵在土耳其的喉咙上”。英国致力于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这三国的提议最终可能会导致对奥斯曼帝国的联合军事占领。这两个目标是相冲突的。英国派遣其地中海舰队的一个分队驶抵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以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重申英国的支持态度。很显然，俄国在准备发动战争。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英国人倡议召开了“君士坦丁堡会议”。
苏丹在此时颁布宪法，让俄国的参会代表失去了提出要求的根据。既然奥斯曼帝国已经提出了宪政改革的完整方案，那么它就不再需要外国的干预和帮助。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欧洲国家的代表对新宪法表示不屑，认为毫无信誉的奥斯曼帝国颁布宪法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弄虚作假、政治欺诈。以前，他们就曾这样错误地指责坦志麦特改革中颁布的两个法令，认为它们不过是奥斯曼帝国在危机时刻用以博取西方的好感和支持从而对抗俄罗斯威胁的工具。但是，既然宪法已经问世，欧洲国家就失去了达到它们各自目的的借口。于是，1877年1月，在进行了一次磋商的尝试之后，六大国会议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便宣告结束。很快，奥斯曼帝国政府与塞尔维亚在承认现状的原则基础上单独签署了和约。英国的与会代表索尔斯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遂离开了伊斯坦布尔。
实际上，索尔斯伯里侯爵试图避免战争的任务十分艰巨。自从保加利亚屠杀事件之后，英国政府高层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分歧；与此同时，格莱斯顿在发表了他的小册子之后越发活跃地进行着反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活动，在英国各地的会议上发表强有力的演讲。他在这些会议上谴责奥斯曼帝国糟糕的政府管理和对基督徒臣民的残暴罪行，要求剥夺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的全部行政权，还广泛煽动公众对“让人难以启齿的土耳其人”的反感情绪。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也支持格莱斯顿的看法，认为英国应当把自己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保加利亚以外，将巴尔干地区所有受压迫的奥斯曼帝国的臣民都涵盖进去。
格莱斯顿，这位资深的自由党政治家发起了一场运动,冲破了党派政治的界限，在内阁里也引发了意见分歧。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强烈反对格莱斯顿一伙人所谓发动十字军圣战、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说法，但他还是代表英国政府告知苏丹，土耳其人的罪行引发了英国民众的义愤，并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受害者。英国的态度让俄国大为满意。俄国正在考虑对奥斯曼帝国开战，而英国人的态度让俄国人觉得英国不太可能出手干预。德比勋爵警告俄国政府说，一旦爆发战争，英国绝不会容忍俄国人威胁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但他的这一表态相当于鼓励俄国人开战。在沙皇看来，德比勋爵的表态清楚地表明，如果俄国人在其他地区对奥斯曼帝国展开行动，英国就不会插手。沙皇还向英国大使表达了自己渴望和平的立场。实际上，英国内阁里的大多数成员都站在奥斯曼帝国的立场反对与俄罗斯开战。
不过，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不久后他获封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伯爵、从而跻身上院]却对俄罗斯抱有更激进的态度。他十分担忧俄国的进一步扩张，他也从来不相信俄国人说的话。作为一名富有远见的帝国主义者，迪斯雷利坚持认为必须像当年巴麦尊勋爵主张的那样保障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更何况当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已经得到了《巴黎和约》的保证。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大英帝国必须保证自己的交通线不会受到俄罗斯进一步扩张导致的侧翼威胁。因此，英国在东方问题上更加需要坚持它的一贯态度，以维护大英帝国的威信。
对于保加利亚惨案，迪斯雷利一开始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于最早那些未经证实的报道，他在另外一家报纸上刊文，有理有据地质疑这些报道的夸大之处。在他看来，这些消息无异于“咖啡馆里的胡言乱语”，在更加宏大的东方问题面前，这些事情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次要问题。领事馆进行的调查显示，实际的死亡人数只有最初报道的一半。但是，这些事件毫无疑问还是耸人听闻的。不过，大英帝国真的有必要为此背弃和约，更改其传统政策吗？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俄罗斯的入侵，正如克里米亚战争时那样。
在迪斯雷利曾经的选区艾尔斯伯里（Aylesbury）进行的一次党内演讲中，他谴责格莱斯顿“毫无爱国之心”，认为其煽动行为既有害于英国的长远利益，又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局面。他在写给布拉德福德夫人（Lady Bradford）的信中写道，格莱斯顿“为了报复保加利亚发生的暴行，不惜让全世界变成屠宰场”。在伦敦市长日（Lord Mayor’s Day）[2]那天，迪斯雷利在伦敦市政厅发表了一场有力的演说，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自主，反对来自俄罗斯的“诉诸武力的可怕提议”。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没把德比勋爵和索尔斯伯里侯爵较为正式的表态放在心上，反而将迪斯雷利充满激情的演讲内容当成了英国的官方态度。因此，他深信奥斯曼帝国一旦与俄罗斯开战，一定可以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他决定拒绝接受六大国会谈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在莫斯科发表了响彻欧洲的公开宣言。他宣称，如果奥斯曼帝国不能做出让俄罗斯满意的承诺，那么他就会坚决地采取单方面行动，他也坚信俄罗斯人将响应他的召唤。
为了获取战略优势，争取时间，沙皇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达成一个各大国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但是，奥斯曼帝国以其提议违背《巴黎和约》为由，拒绝接受他的方案。俄罗斯遂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又与奥地利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划分了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为了换取奥地利的中立，俄罗斯允许奥地利在一定条件下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样一来，俄罗斯在进攻奥斯曼帝国时就可以不必担心其侧翼会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
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很快就意识到，英国人并不会援助他。在英国，格莱斯顿和他的自由党追随者们主张加入俄罗斯一方，发起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远征”；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威胁说，“如果我的国家要去亲吻阻挠自由和文明的野蛮人的脚”，她宁可放弃王位。面对意见不统一的内阁，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只好在这两种意见中间采取一个折中路线。他认为，英国政府应当表态反对俄罗斯的做法，但同时又不能像克里米亚战争时那样出手干预，因为英国民众已经不再同情土耳其人了。于是，他的内阁采纳了一种警惕中立的政策。这样一来，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就只能在没有盟友帮助的情况下独自与俄罗斯作战了。
1877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两支俄国军队入侵了苏丹的帝国。一支俄军在欧洲渡过了普鲁特河，另一支俄军在亚洲从高加索出发，向卡尔斯、阿尔达汉（Ardahan）[3]和埃尔祖鲁姆进军。在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添置了铁甲船之后，土耳其人依然控制着黑海。因此，俄军需要从陆地上入侵欧洲。俄军入侵的关键点是罗马尼亚——由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大公国合并而成的一个自治的奥斯曼帝国附庸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议会批准了俄军进入罗马尼亚的行动。为了报复罗马尼亚允许俄军借道的行为，土耳其人炮击了多瑙河上的一座罗马尼亚要塞。于是，像塞尔维亚以前做过的那样，罗马尼亚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且宣布独立。在俄罗斯人接下来入侵保加利亚的行动中，罗马尼亚的土地和军队为俄国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率军进入了保加利亚，作为解放者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随着俄军逐渐深入保加利亚境内，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统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有保加利亚人参与其中的新的行政机构。最后，沙皇还是吩咐道：“遵从俄国人的指挥。”
俄军从特尔诺沃（Tirnovo）的大本营出发。胆大的俄军统帅指挥一支先头部队翻过巴尔干山脉，进入了色雷斯平原。接着，他们又从那里折回，直奔重要的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而去，在那里击败了奥斯曼守军。在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支援下，俄军继而在马里查河河谷对土耳其人发动了突袭，兵锋威胁阿德里安堡，甚至在伊斯坦布尔都引发了恐慌。
不过，土耳其近代战争史上并不鲜见的一幕又出现了：苏丹迟缓地任命了两名能干的将领，实现了战局的逆转。从普鲁士归顺而来曾任克里特岛总督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了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统帅。他率军击败了俄军及其保加利亚盟友，使他们遭受重创并退回了巴尔干山区。而在北方，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将奥斯曼帕夏率领一支奥斯曼军队在多瑙河一带挡住了俄军主力，使其无法继续向前推进。
奥斯曼帕夏将他的部队嵌入了通往普列文镇（Plevna）的道路前及该镇的周边地区。这个镇子在尼科波利斯以南大约20英里（约32千米）的一个深邃的岩石峡谷中，四周都是葡萄园。在此之前，这里只有自然屏障，并无任何人工工事。不过，奥斯曼帕夏在技艺娴熟的工程人员的协助下，迅速组织修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军事要塞。他们修建了带有多面堡垒的土垒，挖掘出堑壕和炮位。就这样，奥斯曼帕夏的部队迅速在普列文镇占据了进入保加利亚心脏地带的战略要地。
具有巨大兵力优势的俄国人从7月份发动进攻伊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敌人，而且完全没把围城战放在眼里。结果，指挥有方、勇猛顽强的奥斯曼守军让他们大吃一惊。特别让俄国人感到惊讶的是，奥斯曼军队已经配备了现代化的后装式来复枪。这些当年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从美国引进的步枪，火力要远超俄国人自己配备的射速缓慢的前装式火枪。因此，在普列文围城战的第一天结束时，俄国人就已经被击败了。
现在，奥斯曼帕夏获得了六个星期的休整时间，得以增强防御，修建更多的掩体。与此同时，俄国人前去寻求罗马尼亚大公卡罗尔（Charles）[4]的军队支援。罗马尼亚大公卡罗尔同意提供支援，条件是由他指挥联合围城作战。俄罗斯—罗马尼亚联军从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志在必得。的确，在这场残酷的围城战的最初两天，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旗帜曾经在土耳其人的防御工事上空飘扬过。但是，土耳其人在第三天发动了疯狂的反击，迫使罗马尼亚人撤军，普列文上空的俄罗斯鹰徽也被新月旗取代。在第二次进攻失败后，俄国人意识到他们不可能通过强攻夺取普列文。在俄国近卫军一位技艺娴熟的工程师的安排下，俄国人打算与罗马尼亚人一道包围要塞，用饥饿逼迫守军投降。
奥斯曼帕夏两次击败了兵力比自己多一倍的敌人，迫使俄国人不得不在冬季继续进行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过，奥斯曼帕夏十分务实，他宁愿选择在时机允许时率先撤出普列文。但是，报刊对他在普列文保卫战中英勇表现的详尽报道让欧洲人充满遐想，扭转了时下欧洲人心目中土耳其人野蛮落后的印象。欧洲人把奥斯曼帕夏视作斗牛犬一般勇猛的斗士，欧洲公众也开始转而支持奥斯曼帝国一方。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形象得到了修复，急于利用这一时机谋取政治上的利益。因此，他命令奥斯曼帕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普列文。他许诺将派出一支大军前去解除普列文之围。于是，奥斯曼帕夏顽强地坚守阵地，同时从南方获取补给，直到俄国人切断了最后一条通路，彻底包围了这座要塞。阿卜杜勒·哈米德派出的援军姗姗来迟。事实证明，他们不过是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很快就被俄国人击溃。
现在，在巴尔干地区严冬的大雪中苦撑的守军失去了获救的希望。他们弹尽粮绝，士兵们开始靠吃猫、狗和老鼠度日，而俄军军官却吃着鱼子酱。奥斯曼帕夏明白，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率领守军出其不意地从要塞里突围。12月初的一天深夜，土耳其人静悄悄地从要塞中出来，向西进发。他们在维特河（River Vit）上搭建了桥梁，随后队形齐整地向俄军前哨发动了奇袭。在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之后，他们又向俄军的主防线发动了进攻。双方展开了近距离的白刃战，任何一方都不占上风。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毙了奥斯曼帕夏的坐骑，还伤到了他的腿部。人们开始传言奥斯曼帕夏已死，使得军中人心惶惶。作战英勇但已经饥肠辘辘的士兵们以为长官已死，于是开始溃逃，任由俄军占领要塞的防御工事。
普列文镇的上空升起了白旗，沙皇率领他的部队开进了镇子。奥斯曼帕夏签署了投降书。他得到了俄国人的礼遇，但他的部队沦为俘虏，上千人在长途跋涉中死在了雪中。重伤员被丢弃在了战地医院里，被赶来的保加利亚人残暴地屠戮。
随着普列文镇在1877年年底投降，在五个月的围城战中被挡住的几十万俄军终于投入了战场。一支俄军翻越了巴尔干山脉，前去夺取保加利亚中心城市索非亚；另一支俄军在希普卡山口迫使一支奥斯曼大军投降，攻进了阿德里安堡，兵锋直接威胁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又一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且占领了尼什。黑山人在黑塞哥维那攻城略地。斯拉夫人的军队在巴尔干各地都取得了胜利。希腊人也威胁说要发动战争，还支持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人居住的省份（包括克里特岛在内）发动叛乱。在亚洲，俄国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卡尔斯要塞（这是这座要塞历史上第三次被占领），同时还占领了阿尔达汉和埃尔祖鲁姆，从而据有了亚美尼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率领俄军从阿德里安堡出发，直奔伊斯坦布尔而去。此时，已经没有像样的奥斯曼军队能够阻挡这支俄军了。这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恐慌，也让伦敦方面忧心不已。土耳其人试图援引1871年条约[5]的条款，要求欧洲列强出面干预。由于英国拒绝援助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政府对英国尤为怨恨。奥斯曼宫廷掌控的一家报纸在漫画里将英国人画成了“一群懦夫”。
与之前一样，英国内阁里仍然分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而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俄国人占领伊斯坦布尔。在俄军即将到达之处，男人、女人和小孩顶着风雪逃难，疾病、冻伤和饥饿折磨着他们。几十万难民从西边逃进了伊斯坦布尔，光是阿亚索菲亚清真寺里就涌进了5 000名难民。“索弗塔斯”（神学学生）开始闹事，苏丹则请求英国大使在必要时给他庇护。阿卜杜勒·哈米德亲自给维多利亚女王发电报，请求她出面调停。苏丹的请求被转达给了沙皇，但沙皇在回复时避而不答，反而把苏丹停战的请求转交给了前线的将领。
在前线的尼古拉大公表示，除非土耳其人先接受他的条件，否则免谈停火一事。而他开出的条件，无异于让奥斯曼帝国任由其摆布。与此同时，他又继续进军，一直前进到马尔马拉海边的圣斯特凡诺村（San Stefano）[6]。此地距离伊斯坦布尔的城墙只有区区10英里（约16千米）之遥。为了挡住俄国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终于不顾内阁大臣的反对，命令英国舰队中的五艘战舰开赴马尔马拉海。这些战舰打着保护英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旗号，停靠在了王子群岛（Princes Islands）[7]的背风处，其位置已经在俄国人的射程之内。
到了这个时候，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在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看来，这个停火协议简直是一出“滑稽戏”，因为尼古拉大公选择继续进军，到了距离伊斯坦布尔很近的地方。伦敦股票交易所几乎为此陷入恐慌。这样一来，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在议会获得支持就容易得多了。议会批准了600万英镑的预算，让女王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海军也进行了部署，以便做好在必要时于加里波利进行登陆作战的准备。
英国公众普遍感到十分兴奋，充满爱国热情的人群涌入了议会广场，向首相欢呼。俄国人造成了新的威胁，英国则做出了应对，善变的英国公众此时又开始同情土耳其人一方，仿佛又回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在伦敦的音乐厅里，这样一首歌曲诠释了新的帝国精神：
我们不想打仗哟：
可老天哟，如果我们非得打，
我们有人，我们有船，
我们还有钱呢哟。[8]
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收获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英国人的威胁下，俄国人没有进入伊斯坦布尔。沙皇发电报给苏丹，保证自己没有占领伊斯坦布尔的意愿。长久以来，俄国一直以“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自居，梦想在“君士坦丁堡”逼迫土耳其人和谈。结果，俄国人还是未能实现他们的心愿。为此，他们十分怨恨英国，尤其怨恨狡猾的英国大使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Henry Layard），甚至把他称作“大骗子”先生（Mr. Lie-Hard）。
1878年3月3日，俄土双方在圣斯特凡诺签署了和约。和约的条款一开始没有披露给欧洲列强，因为俄罗斯打算肢解掉奥斯曼帝国在欧洲部分的领土。俄罗斯的方案只考虑了斯拉夫民族的利益，而损害了其他人群——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利益。根据俄罗斯的方案，巴尔干地区将出现两个由斯拉夫人主导的大国，它们都将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无须向苏丹支付任何贡赋。一个是黑山，它的领土将扩大两倍，人口将增加一倍；另一个是塞尔维亚，它也将获得更多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依然属于苏丹，但都将成立自治政府。罗马尼亚的独立地位也将获得确认。尽管罗马尼亚在战争中忠实地援助了俄罗斯，但是作为一个拉丁人的国家，罗马尼亚没有得到体面的回报——它失去了比萨拉比亚，还在与俄罗斯的领土交换中吃了亏。
得到好处最多的是罗马尼亚的斯拉夫邻邦保加利亚，它几乎恢复了中世纪时保加利亚帝国的领土。保加利亚占据了多瑙河以南、从黑海到爱琴海之间的大片土地，还掌控了这两个海岸上的港口。此外，保加利亚还获得了希腊人主张的领土——色雷斯和马其顿，其版图还向西扩展到了阿尔巴尼亚。新兴的保加利亚名义上还要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自治的国家。保加利亚大公由俄罗斯选出，国家由俄国化的政府统治，整个国家实际上成了俄国在巴尔干心脏地带的一块飞地，还可以作为俄国日后向东进攻伊斯坦布尔的桥头堡。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剩余领土就被分隔成了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而且两座主要城市之间隔着保加利亚的领土。[9]
在整个欧洲和巴尔干人看来，《圣斯特凡诺和约》丝毫没有顾及民族原则、历史诉求和宗教差异等因素，同时还践踏了各个非斯拉夫民族日益高涨的民族感情。正如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所说的那样：“奥斯曼帝国苏丹成了俄国的臣属……在这种安排之下，原本被欧洲各国置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管理下的土地和资源就完全落入了俄国手中。我们反对这种安排。”
从一开始，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就要求俄罗斯必须把它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条款交给欧洲各国仲裁。由于欧洲列强签署了1856年和1871年的和约，要修改和约中涉及的条款，就必须经由它们的许可。俄国原则上同意召开一次会议来磋商和约条款，但它要求应当由俄国来决定具体商讨和约中的哪些条款。英国政府则坚持认为，整个和约都应当交付商讨。俄国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决心诉诸武力，他动员了预备役部队，还命令一支印度军队经由苏伊士运河前往马耳他。
在英国展示武力的同时，最早提出召开会议进行协商的奥匈帝国也为了保卫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利益而下达了动员令。此外，英国还对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表示支持，赞同他们也派出代表参加会议。英国政府对希腊人表示，英国将“竭尽所能，避免任何希腊人被并入斯拉夫国家”。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也希望维多利亚女王为他们伸张正义，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拥有1亿穆斯林臣民。阿尔巴尼亚人组成了一个联盟，宣布将“誓死抵抗”任何入侵行动。在这种形势下，沙皇改变了态度。在不久之后披露的一份英俄秘密协议中，俄国驻伦敦大使修改了原本的“大保加利亚”方案。这就为欧洲各国召开会议进行协商铺平了道路。1878年夏，在俾斯麦的主持下，欧洲各国代表在柏林举行了会议。
六大国[10]在一个月内就签署了《柏林条约》。《柏林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废除了《圣斯特凡诺和约》。俄国人放弃了“大保加利亚”计划，保加利亚被分成了两部分。北方的那一部分以多瑙河、黑海（包括瓦尔纳港）和巴尔干山脉为界，与塞尔维亚和马其顿接壤，但不再拥有爱琴海沿岸的领土。这一部分在名义上依然奉苏丹为宗主，但拥有政治自主权，由保加利亚大公统治。保加利亚大公的人选不能来自任何重要国家的王室，也不能由俄罗斯单方面指定，而是需要得到奥斯曼帝国及列强的一致同意。另一部分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山脉以南，将被命名为东鲁米利亚。这一地区将作为一个自治省成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边疆省份，“苏丹拥有该省份的直接军政大权”。
俄国人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一方案，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毫不让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用俾斯麦的话说：“土耳其再度出现在了欧洲的版图上”。东鲁米利亚的组建事宜由欧洲列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东部的扩张就这样遭到了遏制。而在巴尔干地区西部，俄国的扩张同样遇到了阻力。根据战前俄奥两国签署的秘密协议，为了让奥地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俄国允许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在那里建立统治。在这两个偏远的省份并没有太多土耳其人居住，而是杂居着穆斯林和斯拉夫人等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与会的欧洲列强看来，这样一个地区最好由强有力的外部势力控制。奥匈帝国就是一个上佳的选择，因为其领土内本来就已经有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且，这种权宜安排还可以避免在巴尔干地区出现强大的斯拉夫国家集团。《圣斯特凡诺和约》中许诺给黑山的一部分土地，现在被转交给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因此，原本会增加两倍的黑山领土现在仅仅增加了一倍；此外，塞尔维亚原本会从土耳其那里获得一部分领土作为补偿，现在它获取的领土却来自保加利亚。在黑山和塞尔维亚这两个斯拉夫国家中间出现了一个缓冲地带——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诺维帕扎（Novibazar）桑贾克。奥匈帝国在这一地区拥有一些特权，可以经由此地前往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
像《圣斯特凡诺和约》一样，《柏林条约》中受害最深的还是罗马尼亚。在这次会议上，罗马尼亚又遭到了俄罗斯不公正的对待。俄罗斯决心将整个普鲁特河沿岸都变成自己的领土。于是，以承认罗马尼亚独立为条件，俄罗斯还是成功地要走了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这一地区位于多瑙河以北，无论是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人种角度看，都应该属于罗马尼亚。作为交换，俄罗斯把原本属于保加利亚的多布罗加补偿给了罗马尼亚。[11]这个地区位于多瑙河以南，主要居民是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
希腊也终于在《柏林条约》中得到了甜头。希腊的领土并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在英国的努力下，希腊从土耳其的伊庇鲁斯和色萨利行省获得了一些领土。与此同时，尽管马其顿行省留给了土耳其，但它至少没有落到保加利亚人的手里。希腊希望可以得到克里特岛，但该岛仍然留在了土耳其人手中，这让岛上的基督徒居民大为不满。仍然留在奥斯曼帝国内的欧洲地区——马其顿、色雷斯、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大部——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政治安排。这些地区的基督徒居民和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居民一样，只能接受所谓的特别代表委员会制度。这个制度在十年之前就已经问世，但到这时为止依然是一纸空文，而且看起来很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
《柏林条约》的最终签署避免了一场大战的爆发。因此，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称赞其带来了“光荣的和平”。为了这一和平局面同样付出巨大努力的还有俾斯麦。他成功地在巴尔干地区西部增强了奥匈帝国的实力，打击了俄罗斯。这符合德国的利益。此时的土耳其人已经无力控制巴尔干地区西部，而奥地利人有可能更好地管理这一基督徒和穆斯林杂居的地区。至少，欧洲列强在柏林会议上为巴尔干地区做出了一个安排。尽管这个脆弱的安排经常遭到违反，但它还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维系了该地区的和平。欧洲列强在最后关头挽救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让日益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又获得了最后的苟延残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尽管列强过去纵容了俄国吞并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野心，但此时它们终于对俄国加以遏制。在此之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不能占据这一地区。
俄国的帝国主义诉求逐渐式微，而巴尔干民族主义将在这一地区崛起。随着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接连不断的反抗活动，巴尔干地区在19世纪早些时候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西欧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巴尔干地区依然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大国内部的各个民族也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巴尔干属于巴尔干民族”这一原则的指引下，《柏林条约》确认了一系列独立的巴尔干国家的地位，使它们可以像日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行省一样，成为阻挡俄国帝国主义的屏障。在这些“米利特”获得解放、成为国家之后，它们不会愿意再度臣服于另一个帝国霸权。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希望新生的保加利亚可以成为奥斯曼帝国阻挡俄罗斯的屏障，而不是俄罗斯对付奥斯曼帝国的堡垒。就像俾斯麦后来评价的那样：“在从土耳其人手中争取解放时，这些民族很乐于接受俄罗斯的帮助；但是，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并不情愿再让沙皇扮演苏丹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因此，在最后的这次俄土战争结束后，试图解决东方问题的柏林会议为东欧设计了与以往的战后安排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政治蓝图。
在亚洲，按照《圣斯特凡诺和约》的安排，俄国人将把埃尔祖鲁姆归还给土耳其人，但是会占据卡尔斯、阿尔达汉、巴耶济德和巴统（Batum）[12]。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边界就会西移，以埃尔祖鲁姆和黑海之滨的特拉布宗之间的山脉为界。而现在，在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努力之下，土耳其人收回了巴耶济德，使其在通往波斯的道路上获得了更靠近东方的重要防御据点。另外，尽管俄国人“占领”了巴统，但是沙皇承诺将赋予这座港口商业自由港的地位，不设军事要塞。为了换取俄国人在这方面的让步，英国同意恢复战前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安排。土耳其人承诺，在收回亚美尼亚东部的土地之后，他们将按照亚美尼亚居民的要求实施改革，还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使他们免受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威胁。
英国还履行了一项特别的职责。在召开会议之前，英国担心俄国不肯吐出这些已征服领土。于是，与跟俄国大使签署的在欧洲分割保加利亚的秘密协议相类似，英国也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项有关亚洲领土的秘密协议。为了让英国能够帮助苏丹保卫其在亚洲的剩余领土不受俄国侵犯，塞浦路斯岛被交给英国管理。作为回报，塞浦路斯岛的财政盈余要作为岁贡上交苏丹。与此同时，苏丹还许诺将在英国的帮助下推行改革。
这个秘密协议直到柏林会议时才第一次被披露出来。就这样，塞浦路斯成了另一个直布罗陀，英国人将在这里协助土耳其人，避免俄国人染指东地中海。塞浦路斯将成为一个基地，不仅可以用来保卫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陆疆，还可以用于保障英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通过占领塞浦路斯，英国可以在东方恢复自己的威望，同时也算是补偿了它对俄国的种种让步。于是，奥斯曼帝国在东方和西方就各有了一个防范俄国帝国主义企图的哨兵——大英帝国和奥匈帝国。
与此同时，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伊斯坦布尔，欧洲列强对新宪法前景的怀疑得到了充分印证——尽管其理由未必完全合理。尽管欧洲列强对土耳其人颁布新宪法的动机充满了怀疑，但米德哈特帕夏和逐渐成熟的宪政改革派人士其实是充满了诚意的。倘若穆拉德五世的精神状况足以胜任苏丹之职位，那么年轻时就心向改革的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推动宪政改革的合格君主。
但是，他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有别的打算。阿卜杜勒·哈米德对专制制度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接受新宪法，纯粹是为了投机。而且，他在修改宪法草案时已经表明，比起保障人民的权利，他更关心对君上大权的保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876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还把宪法举出来装点门面，以避免奥斯曼帝国被列强瓜分。会议刚一结束，他就独断专行地解除了米德哈特帕夏的大维齐尔职务，全然不顾他作为新宪法启迪者和规划者的身份。苏丹担心民众会游行示威支持米德哈特帕夏。于是，他立刻把米德哈特帕夏传唤到皇家游艇上，随即将他驱逐到了意大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丹的这一行径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在宪法即将定稿之际，苏丹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加上了这样一条：苏丹有权“根据警察机关的可靠信息，将危害国家安全之人驱逐出帝国版图”。三年之后，米德哈特帕夏回到奥斯曼帝国，经审判被判处死刑。[13]后来，死刑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米德哈特帕夏在阿拉伯地区的一座要塞里服刑，直到1884年被害。
这就为坦志麦特改革宪章中推崇的个人自由敲响了丧钟。按照这位独断的年轻苏丹的设想，在未来的奥斯曼帝国里，决不允许有米德哈特这样既有自己的坚定主张又获得普遍支持的政治家存在。米德哈特帕夏采取行动时独断专行，还坚持自己的原则，这种人的存在对苏丹的特权构成了威胁，还会削弱苏丹的绝对权威。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国家要对苏丹负责，而不是苏丹要对国家负责。只有他，作为国家唯一的主人，可以为国家颁布宪法；也只有他有权对国家机器发号施令。
与此同时，为了继续维持宪法的门面，阿卜杜勒·哈米德下令举行了伊斯兰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选。1877年3月，第一届奥斯曼帝国议会召开了会议。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部分，参议院由25名经提名的官员组成，众议院则由120名民选议员组成。议会的选举受到了官方压力的影响，其选举过程也明显不符合宪法规定。不过，议会还是像米德哈特设想的那样，其成员包括了基督徒、犹太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各个族群都有了代表——尽管这种代表未必与他们的人口总量成比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他的议会不过是一个傀儡机构，其作用只是给他想要采取的政策披上合法有效、民众赞同的外衣。
不过，奥斯曼帝国议会还是很快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有史以来第一次，来自奥斯曼帝国各个角落的省份、形形色色的代表们，得以有机会交流思想和经验，发现共同面对的问题和令人不满的现象。在议会里，议员们从来不会批判苏丹本人，但经常会发言抨击苏丹的各部大臣们和其他帕夏，指控他们的腐败行径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这让人们前所未有地清楚看到，整个国家急需对政府进行彻底的改革。在众议院的议员里有一些新派知识分子，他们长于思索，拥有独立的思想。如果在位的是一位拥有改革思想的苏丹，这些知识分子提供的批判性思考可以为他提供宝贵的建议，帮助他制订出具有建设性的内部改革方案。尽管众议院议员们可能还缺乏经验，但他们至少拥有实践宪法的意愿。他们对帕夏们的管理充满敌意，甚至要求一些大臣出席众议院会议来回应一些具体的指控。
由于议会不听话，苏丹在三个月之后将其解散。六个月后，也就是1877年12月13日，他又一次召开了议会。由于国家处于对俄作战的紧急状态，议会变得更容易操纵了。在议会开幕的讲话中，苏丹要求“国家的代表们团结一致，发扬爱国精神，与我一道共同保卫我们的合法权利……愿真主眷佑我们”。接着，由于欧洲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置之不理（至少奥斯曼帝国众议院得到的说法是这样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和俄国于1878年1月31日达成了停火协议。这时，充满敌意的众议员们又开始说话了。这一次，他们点出了三位大臣的名号，对每个人都提出了具体的指控，并且要求他们出席众议院会议接受质询。这回，苏丹宣布议会无限期休会。在接下来的30年里，议会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一个由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面前，比较了他的祖父改革者马哈茂德苏丹和他的父亲、任用自由派政府被动推行改革的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我现在明白了，”他宣称，“真主授命我去保护人民，而人只有凭借强力才能被改变。”后来，他又对一位欧洲记者辩称，自己并不反对改革，“但是，赋予一个人过度的自由，以至于超出他习惯的程度，这样做跟缺少自由一样危险”。
从此之后，苏丹的个人统治取代了稚嫩的宪政。坦志麦特改革的开明时代的最后传人——青年奥斯曼党人或遭流放，或遭迫害，很快消亡了。正如同样遭到流放的纳米克·凯末尔所说的那样，面对奥斯曼帝国国内的“密探大军”，流亡海外的改革人士“变成了革命者，组成了一支流亡者大军”。他的朋友齐亚帕夏心生幻灭，这样写道：
忧伤总等待着帝国的忠诚儿女，
此民此国却拥抱最纯粹的疯狂。
[1] 这六大国是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
[2] 伦敦市长日是当时定在11月9日的一个节日。
[3] 阿尔达汉位于今土耳其东北部。
[4] 卡罗尔本名卡尔（Karl），出身于德意志贵族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家族。1866年，在法皇拿破仑三世的推荐下，他来到布加勒斯特，成为罗马尼亚大公，其名字也改用罗马尼亚化的卡罗尔（Carol）；Charles是英文的用法。
[5] 1871年，英国、奥斯曼帝国、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在伦敦签署条约，复议1856年《巴黎和约》中规定的对多瑙河下游的多国托管，将托管的期限从1871年再延期12年。
[6] 今称耶西勒廓伊（Yeşilköy）。圣斯特凡诺一名源自一个传说。据说，13世纪, 在君士坦丁堡遭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之后，一艘载着圣司提反的遗骨的船只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打算将其运往罗马，却在此地遭遇了风暴。为了躲避风暴，人们将圣司提反的遗骨放在了这里的一座教堂里，此地因而得名。
[7] 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马尔马拉海中。
[8] 歌词原文：We don’t want to fight:
But, by jingo, if we do,
We’ve got the men, we’ve got the ships,
And we’ve got the money too.
其中的“by jingo”是“by jesus”（以耶稣之名）的隐晦说法。这首歌的流行创造了一个新词汇：jingoism，指不惜诉诸激进的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
[9] 在《圣斯特凡诺和约》中被隔开的领土主要是阿尔巴尼亚。条约中它东边是保加利亚，东南边是希腊，与更东边的奥斯曼帝国领土隔开。同时，按和约内容，保加利亚延伸出来的一片领土截断了阿德里安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直接道路。这一方案稍后被废除。
[10] 六大国和伊斯坦布尔会议时一样，为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
[11] 实际上多布罗加南北两部分分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根据《柏林条约》，罗马尼亚在多布罗加的势力范围得以南进，留在保加利亚手中的部分则相应缩小。
[12] 该城在今格鲁吉亚西南部，位于黑海东岸。
[13] 米德哈特帕夏回国后在叙利亚做了三年总督。1881年因卷入暗杀苏丹的阴谋（疑遭诬陷）而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