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不幸福的人，也是个毫无同情心的苏丹。在他7岁那年，他挚爱的切尔克斯人母亲就去世了。据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尤其是不喜欢他自己”。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离群索居，设法避开他的同龄人和身边的其他人。他年轻时曾经与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一起访问欧洲。因此，他并没有像他的先辈那样成长于“牢笼”之中，但一直生活在他的内向性格为他制造的牢笼里。
等到他即位成为苏丹之后，他的这种个性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体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坡地上兴建了耶尔德兹宫（Yildiz Palace）[1]，然后就在这座宫殿高不可攀的宫墙内统治他的国家。作为一个内向的人，他不喜欢他父亲兴建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因为这座毗邻海岸的宫殿太过张扬地炫耀它的华丽。他扩建了曾经属于苏丹一位宠臣的“星宫”，供自己隐居。他拆除了宫殿周围的房屋，还霸占了其臣下的土地（包括两座基督教墓园）以兴修花园，最终建成了这片杂乱无章、自成一体的建筑群，其中包含了一座座亭子、棚屋、秘书室、政府办公室、兵营和警卫室。这里变成了皇宫和新的权力中心，苏丹自此开始从这里统治整个奥斯曼帝国，高高在上，与世隔绝。他成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享有绝对大权的专制君主。
与此同时，这里也是恐惧的中心。阿卜杜勒·哈米德生来就不信任任何人，怀疑人们做事的动机，进而害怕他身边的所有人。因此，他毫无根据地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从他的统治初期开始，他就陷入了长期的神经焦虑。当时，青年奥斯曼人的领袖之一阿里·苏亚维从流亡地归国。他打算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用他被罢黜的兄长穆拉德五世取而代之。于是，自由派人士在伊斯坦布尔发起了一场叛乱。
阿里·苏亚维率领一大批武装起来的支持者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一座宫殿，穆拉德就被拘禁在那里。在穆拉德的母亲的帮助下，他劝说穆拉德带上佩剑跟他走。但是，这位吓坏了的皇子不敢从命，逃回了他的后宫。这一耽搁就给了警察赶来的时间。警察的指挥官用短棍击倒了阿里·苏亚维，后者当场丧命。他的一些同伴也或死或伤，其他人则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遭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穆拉德本人则被送到了耶尔德兹宫的一座亭子里，被更加严密地看管了起来。
宫廷密探故意把阿里·苏亚维这场失败的政变解读成一场涉及面很广的阴谋，这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大受刺激。当英国大使莱亚德要求面见苏丹讨论外交事务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却认为自己会遭到罢黜并被人拖上英国战舰，而穆拉德会接替自己的苏丹之位。根据亨利·莱亚德爵士的回忆，他看到苏丹满脸惊恐地蜷缩在大厅的角落里，身边都是他的卫兵。
从此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疑心和恐惧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很快，耶尔德兹宫就变成了一座要塞。阿卜杜勒·哈米德从里面封闭了耶尔德兹宫的大门，还在外面修了第二道围墙。在宫殿的对面，他还修建了巨大的兵营，里面驻扎着由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皇家卫队，人数多达数千人。在围墙之内，每个重要位置都设置了观察哨，高倍数的望远镜监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可以为皇宫预警来自任何方向的潜在威胁。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到了很少走出耶尔德兹宫的地步。他在皇宫门口兴建了一座清真寺，每周五就在这座清真寺里礼拜，这样就不用再远离皇宫到城中的清真寺去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面色苍白、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虽然故意做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脸上却总带着“不祥和审视”的神情。他到处都能嗅到危险的味道，怀疑他身边的所有人。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密探、卧底间谍、秘密警察和告密者，每天从他们那里得到汇报。当时甚至有了这样的说法：伊斯坦布尔有一半的人都是密探，用来监视另外那一半人。
阿卜杜勒·哈米德是那种把所有国事都置于自己的严密掌控下的统治者。他不知疲倦地从早上工作到夜晚，只有用餐的时候才稍事休息。由于长期消化不良，他的饮食很有节制，吃得很少，饮品也只喝水。出于迷信，他喝的水都来自一眼圣泉，因为一位占卜者说此处泉水永远不会被霍乱或瘟疫污染。他所有的往来文书都亲自动笔，不论是订约、签署让步条约，还是审阅账本和陈情书，他连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要亲自过问，所有事务的相关人等他都亲自会见。
他不信任他手下的大臣和官员，认为他们都是“伪君子和寄生虫”。因此，他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他故意指派相互不和的人共事，让他们互相斗来斗去，以防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他独揽大权，总是单独通过他的私人秘书向臣僚直接下达命令和指示。他给其他臣僚的指示往往与发给大维齐尔的指示相矛盾，从而降低了大维齐尔的地位，使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替苏丹行使权力，无法继续在苏丹与大臣之间发挥作用。
他相信君权神授，用享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君主的方式统治国家。他的国家实际上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其官僚体系以耶尔德兹宫为核心，并使用了一种帝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强力专制工具来进行统治。这种工具就是电报。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两国第一次为土耳其人引进了电报。随后，在法国人的帮助下，电报开始在整个帝国发展起来。阿卜杜勒·哈米德把电报的作用充分利用了起来。他组建了邮政电报部，在学校里设置课程培训电报员。很快，电报线路和电缆就铺遍了帝国的各个角落，总里程达到了2万多英里（约3.2万千米）。从首都到各个行省的行政中心都有电报线路相连。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可以直接控制他的官僚系统，而前代的苏丹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行省的总督再也不是自行其是、自负风险的代理人了，因为苏丹可以通过电报“驱使他做这做那，知晓他在做什么，申斥他，召回他，还可以让他的下属打小报告，大体相当于剥夺了他全部的实权”。作为一个绝对大权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或宪法约束的专制者，阿卜杜勒·哈米德厌恶一切形式的自由政府。他轻蔑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自由政府，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才会被自己的臣民控制。
不过，抛开政治领域不谈，他也并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进步。像坦志麦特改革时期的先辈一样，他也追求现代化，并在此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他不仅追求技术的现代化，也进行司法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他利用专制手段，将前代改革者未能彻底完成的计划付诸实践，开花结果。此时，奥斯曼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庞大的行政体系。这个行政体系必须能够按照苏丹的意愿处理公共事务，管理法律和财政，确保帝国的有序发展。
在苏丹看来，帝国最需要对其公共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改进。这不仅是让奥斯曼帝国跟上西方国家前进脚步的必经之路，更是让帝国能够跟得上国内基督徒群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他需要一批可靠而有学识的官员，用来替代那些遭到处分或流放的官员。他还需要培训新的官员，以便在未来让他们为国效劳，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意愿。为此，他重组了公务员学校（Mülkiye）——奥斯曼帝国首个高等公务员教育中心，使其容纳的学生数量达到了其父在位时的12倍之多。
在军事领域，他也同样扩大了军事学院（Harbiye）的规模。同样得到扩充的还有海军学校、军事工程学院，以及军事医学院和民用医学院。他还为帝国的教育体系添加了18所新的高等专业院校，涵盖了财政、艺术、民用工程、警察和海关等专业领域。最后，他还实现了半个世纪前的坦志麦特改革时期未能完成的计划——创立伊斯坦布尔大学。为了给这些新的高等学院提供师资和学员，他还增加了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数量。随着使用法语和土耳其语授课的加拉塔萨雷高级中学的扩建和土耳其化，伊斯坦布尔对中等教育的改革达到了顶峰。这所学校此时被称为皇家奥斯曼公立中学，成了接纳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子弟的精英公立学校，其教师都是顶尖的土耳其学者和文人。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坚决推动下，迟迟未能付诸实践的坦志麦特教育理念终于结出了硕果。于是，一个新的受教育阶层出现了，其日渐壮大的核心人群就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公务精英。这个人群不仅为哈米德时代的官僚体系提供了足够的人手，甚至还十分讽刺地为日后取代哈米德政权的统治体系提供了人才。
在司法改革领域，阿卜杜勒·哈米德最初的努力并不大成功。他想要限制让步条约赋予外国人的司法特权，因此希望在司法部之下改革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司法体系，以使其获得外国委员会的认可。但是，外国使团并不同意在混合法庭执行有关民事诉讼程序和判决执行的新法案。就这样，外国人保住了他们的治外法权。在文化领域，报纸、期刊、书籍等印刷媒体获得了迅速发展，促进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所有这些印刷媒体都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的监管之下。用一位外国观察家的话说，这里的报纸经常成了“被阉割的报纸”，里面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内容。不过，这些刊物的发行范围很广，它们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比如文学、科学和其他学科方面，扩展着新兴读者群体的视野。
在财政上，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柏林会议上，相关国家第一次尝试解决奥斯曼帝国的债务违约问题。在一份正式的会议纪要中，列强提出在伊斯坦布尔组建一个国际财政委员会，试图结合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寻求满足债权人要求的方法。对于已经在欧洲沦丧了国土的奥斯曼帝国来说，这意味着欧洲人将在国内事务上践踏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对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这一羞辱是对土耳其人尊严的巨大打击，他难以接受。但是，由于国库急需资金，他意识到必须安抚欧洲的债主，以恢复奥斯曼帝国在国外的声望。
1881年，在与欧洲债权人协商一致后，阿卜杜勒·哈米德颁布了《穆哈兰姆敕令》（Decree of Muharrem）[2]，宣布成立公共债务委员会（Council of the Public Debt）。该委员会包括来自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主要职责是确保以后债务能够得到偿还。苏丹的敕令用词十分微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赢得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善意，同时又不会有辱于他的君权。按照柏林会议上提出的设想，这个公共债务委员会本来应当是一个由外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官方的国际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委员会其实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委员会，由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债权人协商组成。这种安排更容易让苏丹接受，且未经任何外交干预就得到了双方的同意。
委员会做出的安排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很有利。债务总额被削减了一半，只剩下略多于1亿英镑；利率也不超过4%，有时甚至只有1%。作为交换，奥斯曼帝国把政府年度收入的一大部分都交给了委员会，用来支付利息，赎回债券。抵押给委员会的收入包括盐和烟草的专营收入、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交纳的岁贡、塞浦路斯政府的财政盈余，以及一系列间接税和什一税收入。偿付了利息和本金之后的剩余部分会被交还给奥斯曼帝国的国库。这个债务委员会给奥斯曼帝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个委员会的组建，表明了一贯尊重制度的土耳其人遵守规则、推崇理智的精神。在此之后的40年里，奥斯曼帝国政府忠实地履行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哈兰姆敕令》中宣布承担的义务；如果没有颁布这一敕令，奥斯曼帝国可能早就陷入动荡之中了。
奥斯曼帝国债务问题的解决，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此之后的经济发展将通过公共债务委员会得到欧洲投资者的支持。奥斯曼帝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在给外国人带来大量利益的同时，也让土耳其穆斯林得到了好处。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服务。在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之后，外国人开发了奥斯曼帝国被人忽视的农业和工业资源。依靠公债，布尔萨的丝绸行业得到了复苏。法国人投资开发了黑海沿岸城市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的煤矿资源。烟草种植业的发展为从马其顿到黎凡特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数万穆斯林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债务委员会的推动下，当年由阿卜杜勒·阿齐兹引入奥斯曼帝国的铁路体系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变得愈加开放。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统治时期，原本连道路都没有的地方逐渐修建起了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将帝国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促进了当地工业和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1888年，东方快车的前身——一辆从维也纳驶来的列车在一阵小号声中抵达了伊斯坦布尔，标志着土耳其与西欧通过铁路连接到了一起。
不过，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对这一突破东西方界线的剧变并不全然满意。像他的个人生活一样，他在帝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也越发倾向于孤立主义。由于西方国家在他上一场与俄国的战争中抛弃了他，他变得越发不信任西方国家的行事动机，因此与它们渐行渐远。他尤其怨恨英国，因为他认为英国人背叛了他——英国拒绝在战争中向他施以援手，让他的国家陷入破产的境地，几乎完全丧失了经济主权，还坚持要求他在地方上推行他不喜欢的改革，持续干涉帝国的内政。他还特别“害怕格莱斯顿”，此人在1880年重新掌权[3]，视苏丹及其政府为“欺诈和虚假的无底深渊”。
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逐渐失去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1885年，在托利党重新掌权之后，英国大使威廉·怀特爵士（Sir William White）曾这样对索尔斯伯里侯爵谈及此事：“奥斯曼帝国以前经常征询这些国家的意见。但现在，奥斯曼人要么把他们的建议当作耳旁风，要么态度非常恶劣，甚至对他们的意见充满鄙夷。他们提出的照会和申请都只能得到闪烁其词的答复，有时甚至得不到任何答复。”这是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逐渐抛弃了他的传统盟友，而转向了宿敌俄罗斯。俄国人十分圆滑地竭力巴结，让奥斯曼帝国对俄国越发产生好感，而远离了其他西方国家。更重要的是，苏丹还开始向日渐强大的德国寻求支持。此时的德国依然在俾斯麦的治下，而且与俄罗斯和奥地利结成了“三帝同盟”。德国通过派遣军官训练，发展奥斯曼军队，很快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签署了《柏林条约》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又采取了一些行动，拖延和约条款的履行。1880年，他在黑山遭遇了第一次挫败。根据条约规定，黑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亚得里亚海上拥有安蒂瓦里港（Antivari）[4]。为了防止这座港口演变成俄国军港，条约规定无论是黑山的海军还是别国军舰，都不得使用该港。而现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干脆拒绝交出这座港口。欧洲列强的海军在港口外宣示武力，但他依旧不为所动。最后，英国由格莱斯顿派出的大使戈申子爵（Viscount Goschen）发出了威胁：倘若苏丹不屈服，那么英国舰队将攻占另一座奥斯曼帝国港口——事后披露，英国人打算占领的是士麦那。在接到这一威胁的当晚，苏丹依然拒不屈服，并且大发雷霆，声称自己将很高兴看到伦敦遭到毁灭。但是，等到英国舰队真的准备起航时，土耳其人从岸上匆匆忙忙地派出了一艘小艇，艇上的一位官员疯狂地挥舞着一张纸。苏丹屈服了。
在确定希腊边界的时候，耶尔德兹宫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拖延。由于希腊已经退出了战争，柏林会议推迟了确定希腊边界的事宜。在这个问题上，阿卜杜勒·哈米德比较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他先是拒绝割让整个色萨利和伊庇鲁斯给希腊，接着，在进一步的谈判之后（同时希腊也开始动员军队），他达成了新的协议，同意割让整个色萨利，但只割让三分之一的伊庇鲁斯，有穆斯林人口居住的地区得以保留。希腊也没有能够如愿得到克里特岛。
在面对距离他最近的欧洲邻国——保加利亚时，苏丹显得不是那么积极。在《柏林条约》签署后，他曾经有过好几次机会可以在不违反条约的基础上出手干预保加利亚局势，为帝国争取利益。但是，他每一次都摆出一副消极、执拗的姿态，无所作为。在位于巴尔干山脉以北、实行自治的北保加利亚大公国，“俄国解放者”最初似乎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个大公国的大公是巴腾贝格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他由保加利亚国民大会选出，但后来解散了这个国民大会。一开始，俄国人在背后支持他，给他做靠山，想以沙皇的名义控制大公，管理他的人民。但是，作为一个德国人，亚历山大十分蔑视俄国人，对俄国在这个大公国的支配地位感到十分不满。他曾经抱怨说：“俄国的败类都跑到我这儿来了，玷污了我的国家。”保加利亚人也对这些外国来的“监工”感到难以忍受。这些俄国人盛气凌人，惹人厌恶。大公国的政府本应是一个自由政府，却经常遭到俄国人的粗暴干预。在保加利亚人看来，他们似乎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只不过是从土耳其人压迫下的拉亚变成了俄国人眼中的劣等亚洲民族罢了。很快，保加利亚人就变得更愿意支持来自巴腾贝格的“解放者亚历山大”。他们在家里挂起亚历山大的画像，民族主义的呼声则逐渐响彻整个国家：“保加利亚是保加利亚人的保加利亚！”
随着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兴起了一场主张合并南北两个保加利亚国家的运动。根据《柏林条约》的规定，在巴尔干山脉以南还有一个更富饶的东鲁米利亚，这个自治的保加利亚国家仍然置身于苏丹的保护之下。东鲁米利亚颁布宪法之后，俄国军队就从这里撤走了。随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基督徒加夫里尔帕夏（Gavril Pasha）为东鲁米利亚的总督。加夫里尔帕夏曾是混合法庭的主席，被土耳其人称作“教员主席”。他刚一到达普罗夫迪夫（Philippopolis）[5]，就把头上戴的奥斯曼帝国官方的菲斯帽换成了保加利亚式的黑毡帽。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容忍了他的统治，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自己有所动作，苏丹就会行使《柏林条约》赋予他的权利，调集军队开进东鲁米利亚，进而击败他们所仰仗的保加利亚军队。
不过，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合并。火上浇油的是，奥斯曼帝国还一直坚持主张自己有权否决东鲁米利亚的立法。此外，苏丹还颁布了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命令，禁止使用保加利亚旗帜。民众继续在首府普罗夫迪夫升起保加利亚的旗帜，以示反抗。在“合并万岁”的民族主义呼声之中，保加利亚人的军队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也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几天之后，在起义领袖斯塔姆博洛夫（Stambulov）的坚持要求下，亚历山大大公命令军队开进普罗夫迪夫，并自称东鲁米利亚的统治者。保加利亚的国民大会兴高采烈地批准了两个保加利亚的合并。与此同时，土耳其人派来的总督加夫里尔被庆祝合并的人群裹挟着穿过街巷，身上还挂着一把没有入鞘的剑。随后，他被送回了奥斯曼帝国境内，又戴回了他的菲斯帽。
这既是对奥斯曼帝国的冒犯，更是对《柏林条约》的公然践踏。保加利亚人相信，一贯反对南北保加利亚合并的苏丹一定会主张列强在《柏林条约》中赋予他的权利，派遣奥斯曼军队进犯。因此，保加利亚人开始了自卫的准备。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军队的影子。阿卜杜勒·哈米德宣称，他担心自己的军队纪律散漫，会重演保加利亚屠杀的惨剧，进而激怒欧洲列强。因此，他决定接受既成事实，任命亚历山大大公为东鲁米利亚的总督，任期五年。与此同时，两个国家的国民大会从此之后也合并成一个，在索非亚召开会议。
在完成合并之后，保加利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让它的邻国塞尔维亚嫉恨不已。塞尔维亚国王米兰一世（Milan I）[6]要求获得领土补偿，于是派军队从西方越过保加利亚边界，发动了进攻。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这场战争来得不是时候。俄国人对亚历山大的成功感到不满，因而从保加利亚军队里撤走了所有俄国教官。不过，在亚历山大大公的指挥和鼓舞下，保加利亚人饱含着民族主义热情，顽强地击退了作战经验更加丰富的塞尔维亚军队。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保加利亚人就在通往索非亚的交通要冲斯利夫尼察（Slivnitsa）击退了塞尔维亚人，将他们逐回塞尔维亚境内。接着，保加利亚军队开始沿着通向贝尔格莱德的道路发动进攻。此时，塞尔维亚的保护国奥地利出面调停，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恢复了和平。如果保加利亚被塞尔维亚击败，它很可能就不得不接受奥匈帝国的这个保护国强加在它头上的要求。但是，保加利亚国家用一场胜利完成了战火的洗礼。
作为保加利亚名义上的宗主，阿卜杜勒·哈米德本来也有权在此时派军进入保加利亚，但他又一次放弃了机会，因为国内的抗议和国防事务已经够他忙的了。他的不作为可能看上去不太光彩，但是让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感到很满意。索尔斯伯里侯爵很乐于看到一个团结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保加利亚出现在巴尔干地区，因为这样一个国家可以阻挡俄罗斯扩张的脚步，填补土耳其人留下的权力真空。在他派到奥斯曼帝国的大使看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渐流失”，因而越发不愿意用武力解决问题。
亚历山大大公的大胆政变让沙皇大为光火。为了报复，俄罗斯军官在驻索非亚使馆武官的支持下，密谋了一个反对亚历山大大公的计划。他们绑架了大公，迫使他签署退位诏书，然后把他带到了俄国境内。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之中，起义领袖斯塔姆博洛夫唤醒了保加利亚民众的热情，成功地让俄国送回了亚历山大大公。随后，他还拘捕了那些密谋反对亚历山大大公的阴谋家。然而，亚历山大却退缩了。他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十分危险，担心自己一旦复位可能会遭遇暗杀或俄国的军事占领。于是，他不顾保加利亚人的意见，重申了他的退位决定。他传话给沙皇说：“既然是俄罗斯给了我大公的冠冕，我也愿意把它归还给俄国的君主。”接着，他任命了三名摄政者接替他执政，随后离开了保加利亚，再也没有回来。
随后，在国民大会选出新的大公之前，保加利亚虽有以斯塔姆博洛夫为首的三名摄政者统治，但还是进入了一段混乱的权力真空期。俄国人派了一支舰队到瓦尔纳，想方设法恢复他们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力，竭力阻挠新大公的推选。尽管俄国人向奥斯曼帝国示好，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依然坚持着他的不干预政策。与此同时，俄国人派了一位名叫考尔巴斯（Kaulbars）的傲慢自大的将军到索非亚，给保加利亚人充当“顾问”。他给出的建议就是释放那些羁押中的密谋者，并且推迟选举。不过，就在他到处游走、对着保加利亚人咆哮怒吼的过程中，那些不堪其扰的保加利亚农民丧失了对俄国人的所有好感，反而燃起了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保加利亚人宣布提前举行选举之后，考尔巴斯宣布俄国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的合法性。沙皇断绝了与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召回了这位将军和全部俄国领事。就这样，在巴尔干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的阻挠下，俄国人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很快意识到，即便没有外国援助，保加利亚的临时摄政也能管理好保加利亚。这主要得归功于斯塔姆博洛夫，他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对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人来说，他是国家实现统一和自由的英雄。同时，他富于远见，了解他的人民，全身心地投入保加利亚人的事业之中。保加利亚即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又缺乏政治方面的经验。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保加利亚需要一位深得民心、值得信赖和跟随的领袖。斯塔姆博洛夫成功地在国内消除了俄国的威胁，在保加利亚人心中燃起了新的民族自豪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
现在，这个新生的国家还需要选出一位新的大公。1887年，国民大会选择了科堡的斐迪南（Prince Ferdinand of Coburg）出任大公。俄国拒绝承认他的当选，但其他欧洲列强根据《柏林条约》默许了他的当选，因此他还是成功即位。就这样，1887年的新选举确认了斐迪南的大公地位。在巡视全国的过程中，他获得了人民彬彬有礼的欢迎，而英雄般的斯塔姆博洛夫则得到了狂热的拥戴。尽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不承认斐迪南的当选，但索尔斯伯里侯爵承认了这一结果，因为科堡家族的成员跟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亲缘关系。斯塔姆博洛夫又作为首相为斐迪南服务了七年，坚持奉行对抗俄罗斯的政策。他赢得了英国的欣赏，被英国人称为“保加利亚的俾斯麦”。
到了最后，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禁不住给了保加利亚隐秘的反手一击：对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保加利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但是，他已经让人们看到，他不是那种在必要的时刻会为帝国的残余领土奋力一搏的战士。在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哪怕是在风险和后果都能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他也尽量避免再度卷入战争，而是宁愿放弃他对保加利亚最后的主权。在他的先祖开疆拓土的时代，东鲁米利亚是他们在欧洲建立伟大帝国的第一块基石，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甚至都没有尝试把它当作保卫帝国的最后一道壕沟。现在，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带着相信宿命的情绪转过头去，不再关心欧洲的命运。
[1] 意为“星宫”。
[2] 穆哈兰姆指伊斯兰历的每年第一个月。这一敕令颁布于伊斯兰历的一月，因而得名。
[3] 威廉·格莱斯顿为自由党人，曾四度担任英国首相，任期分别为：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
[4] 今名巴尔（Bar）。
[5] 东鲁米利亚地区的首府。
[6] 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从1882年起就开始称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