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欧洲列强中，只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盟友还能得到苏丹的青睐——德国。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俾斯麦一直关注着奥斯曼帝国。德国无意侵占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只是希望趁着英国政治影响力下降，在土耳其取得更多的影响力。在东方问题方面，俾斯麦的态度也十分谨慎。他曾经在柏林会议上充当“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俾斯麦认为，德意志帝国应当发挥欧洲仲裁者的作用，同时也在与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国家的联盟中充当领导者。在这一地区，德国最关注的是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均衡，而奥斯曼帝国对这一目标而言无足轻重。在俾斯麦看来，东方问题“不值得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1]掷弹兵为之送命”。
不过，于1888年即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却有更大的野心。威廉二世主要受到了冯·德·戈尔茨元帅（Marshal von der Goltz）的影响。冯·德·戈尔茨元帅曾经和一些德国军官花了五年时间帮助奥斯曼帝国训练军队，并利用德国生产的武器装备对奥斯曼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在他的影响下，皇帝计划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影响土耳其。在他看来，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应当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在战略层面上如此，在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也应当如此。不久，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俾斯麦强烈反对任何在欧洲之外推行泛日耳曼主义的活动——随后便投身到雄心勃勃的“东进”（Drang nach Osten）事业之中。他的主要计划是修建一条巴格达铁路。按照规划，这条铁路最终将把柏林和波斯湾连接起来。这个计划很合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心意，他也想要修建铁路、公路和电报网，将帝国辽阔的亚洲领土连接起来，以便实施行政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
为了建设铁路，苏丹在不同阶段给了德意志银行集团各种让步。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德国的金融家、商人、工程师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开始涌入奥斯曼帝国。与此同时，威廉二世皇帝不顾俾斯麦的反对，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就来到伊斯坦布尔，正式拜访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苏丹对德国人十分欣赏，之前还不断地把他私人持有的债券换成德国银行的证券。这一次，他用十足的皇家礼遇接待了德国皇帝和皇后。为了安排他们的住宿，他在耶尔德兹宫内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这座别墅实际上已经堪称一座小型的皇宫了。他为他们设下奢华的国宴，国宴上提供的是欧式菜肴，盛放菜肴的则是从巴黎买来的镶嵌了珠宝的黄金盘子。苏丹还向德国皇后献上了从御花园里采摘的一束花。皇后发现，花瓣中竟簇拥着一颗巨大的钻石。
九年之后，威廉二世第二次正式访问了苏丹的国家。此时，巴格达铁路已经延伸到了远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科尼亚，德国的轮船公司开通了汉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航线，德土两国之间的贸易欣欣向荣，安纳托利亚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德国是列强中唯一没有就近来的亚美尼亚屠杀向阿卜杜勒·哈米德提出抗议的国家，他对德国皇帝倍加欢迎。
这一次，德国皇帝还访问了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他打扮成基督教朝圣者和十字军骑士的样子，隆重地进入了耶路撒冷。他跪在尘土中，面向圣城祈祷，随后又为一座路德宗教堂主持了落成仪式。不久，他又来到了穆斯林的城市大马士革，戴着头巾拜访了萨拉丁之墓。他向3亿穆斯林承诺说，德国皇帝将永远保护他们，以此来表示他对苏丹—哈里发的宗教政策的公开支持。这样一来，他就确保了巴格达铁路下一阶段的修筑权，这条铁路将继续从科尼亚出发，朝着陶鲁斯山脉和波斯湾的方向延伸。
英国政府由于已经牢牢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对安纳托利亚铁路一直不甚关心。但现在，鉴于这条铁路可能会一直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身为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代表印度政府与位于波斯湾末端的科威特的谢赫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科威特谢赫在没有得到英国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割让土地给外国，也不得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同时，阿曼的苏丹也接受了类似的限制条件。这样一来，即便巴格达铁路能够最终修筑完成，其终点也已经被英国的势力范围提前封锁了。与此同时，俄国人也表示了担心，害怕土耳其人会利用这条铁路威胁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因此，俄国迫使土耳其人接受了一份《黑海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只有代表俄国利益、得到沙皇许可的财团才能在安纳托利亚北部修筑铁路。
还有另外一项隐秘的工程，与阿卜杜勒·哈米德心心念念的伊斯兰世界霸主地位有着直接的联系。这项工程就是汉志铁路（Hejaz Raiway）。汉志铁路从大马士革出发，可以将朝圣者运送到麦地那和麦加的圣地去。借此，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地位就可以在国内外都被认可。与此同时，这条铁路还能帮助他加强对也门和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的政治掌控力。由于这是一条神圣的铁路，其资金全部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捐赠，参与修筑的工人也全都是穆斯林，奥斯曼军队也参与了工程。不过，还是有外国工程人员为工程提供监督和建议。汉志铁路于1901年动工，用了八年时间修到了麦地那，不仅提高了奥斯曼帝国的威信，也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对哈里发产生了崇敬之情。
德国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即便在苏丹公然违背了条约中对基督徒臣民的承诺的时候，也刻意不去像其他大国那样谴责苏丹。此前，德国曾经拒绝支持亚美尼亚人。现在，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在要求奥斯曼帝国履行承诺，在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实施改革，德国依然拒绝表态支持它们的诉求。从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就经常爆发叛乱。本来，《柏林条约》大可以把克里特岛并入希腊王国，因为该岛上讲希腊语的基督徒占大多数，而当地的政权维护的却是人口比例不到10%的穆斯林群体的利益。
苏丹决心要让克里特岛上占大多数的基督徒像亚美尼亚基督徒一样屈服。但是，骁勇善战的克里特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此，他在每次叛乱的间歇期，就指派基督徒总督管理克里特岛，以期安抚当地居民。然而，基督徒总督的任期往往很短暂，很快就被穆斯林取代了。克里特岛上的大多数居民决心建立一个基督徒控制的政府，于是要求希腊兼并克里特岛。不过，希腊政府害怕与土耳其开战，因而对此提议不甚热心。但是，1889年，在岛上的一次起义之后，大量的基督徒难民逃难到了雅典。在公众的压力之下，希腊政府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公正地对待克里特人，并且改进当地的政府管理。苏丹颁布了一道法令，重申了之前空许的诺言，还宣布了一些改革。这些措施并不能让克里特人满意，但是暂时平息了暴乱。在克里特岛接二连三地继续爆发骚乱之后，苏丹决定派遣一支非正规军扫荡克里特岛，就像20年前对待保加利亚那样。
1896年，基督徒再一次发动了起义——这也是他们发动的最后一次起义。随后，这次起义就演变成了克里特岛上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穆斯林得到了奥斯曼帝国军方的支持，基督徒则寻求列强的支持，并宣布与希腊合并。于是，希腊人派出了军队前往克里特岛。他们先派出一队鱼雷艇截击奥斯曼帝国增援部队，接着又派出了陆军，决心占领该岛。六大国的舰队来到克里特岛附近海域，占领了干尼亚港口。德国人和俄国人一起要求对克里特岛进行国际封锁，以迫使希腊人撤军。但是，在英国的推动下，六大国要求克里特岛获得自治权，同时全部的希腊军队和一大部分奥斯曼军队必须撤离该岛。苏丹最终同意了这些条件。
与此同时，希腊国内的民众要求与土耳其开战。希腊国王和奥斯曼帝国苏丹都不想打仗，但希腊民族主义者迫使希腊政府不得不有所动作。民族主义分子越过边界，进入了马其顿和色萨利。1897年春天，土耳其向希腊宣战。这场战争只持续了30天，但对于希腊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希腊海军占据优势，但可能是因为迫于列强的压力，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在陆地上的伊庇鲁斯和色萨利，希腊军队都被打得溃不成军。土耳其人迅速进军，雅典城内一片恐慌。但是，列强此时出面干预，要求双方停火。六个月后，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了和约。希腊人付出了大量的赔款；土耳其人从色萨利和伊庇鲁斯撤军，而且很满足于在两国边境取得的一小片领土。希腊王国获得了拯救；而苏丹在多年的失意之后，终于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军事胜利，因而其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尽管战争的胜利其实要归功于德国人。
克里特岛上的斗争又延续了一年。德国和奥地利依然支持苏丹，它们不满于列强的亲希腊政策，于是从克里特岛上撤走了自己派出的占领军。
其他列强希望可以为自治的克里特岛（但依然奉苏丹为宗主）找到一个合适的执政者。岛上骚乱频发，一位英国副领事在骚乱中丧生。随后，列强要求苏丹从克里特岛上撤出所有奥斯曼军队，苏丹最后只好照办。希腊的乔治王子成了克里特岛的执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实际上失去了克里特岛。自从罗马人征服克里特岛之后，这是1 900年来克里特岛第一次重新回归希腊，雅典为此欢欣不已。
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剩下的一个重要的省份是堪称巴尔干焦点之一的马其顿。与马其顿相邻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之后，都已经恢复了秩序，取得了进步。而马其顿非但谈不上效仿了它们的成功，还在不停地退化，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恶政已经让它失去了诸多省份，而现在它甚至超过了以往，变得更加贪婪、腐败和无能。奥斯曼军队拿不到军饷，结果变成了驻地居民的沉重负担；对基督徒来说，法庭上几乎没有公正可言，非法的压榨已经成为常态。基督徒农民的土地被夺走，而得不到任何补偿，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几乎没做任何努力去改变这一切。结果，基督徒们不断地向外迁徙，移民到邻近的国家，尤其是保加利亚。很快，来自国界以外的难民就构成了索非亚城中接近一半的人口。
马其顿就像一个缩微版的奥斯曼帝国，不同种族、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杂居在一起，这些人群彼此之间争斗不休，与土耳其的地方政府也冲突不断。除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外，马其顿还与希腊相邻，而希腊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深深影响着马其顿。但是，在最近的这次希土战争之后，希腊人的影响力变弱了，受到了当地最大的基督徒族群——斯拉夫人的挑战。为了与希腊大牧首的权威相抗衡，在马其顿出现了一个保加利亚主教区，这让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在马其顿抬头。奥斯曼帝国对此加以利用，鼓励提升保加利亚的影响力，以削弱希腊的影响力。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奥斯曼帝国批准设立了七个保加利亚主教。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人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主教辖区。这就给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在马其顿的冲突埋下了祸根。随着19世纪步入尾声，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几乎看不到和解的可能。与此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火上浇油，鼓励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侵蚀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
在萨洛尼卡出现了一个马其顿革命组织，该组织要求马其顿获得自治权；在索非亚则出现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委员会，主张保加利亚兼并马其顿，这个委员会还在1895年组织对马其顿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保加利亚土匪团伙在山区里游荡，袭击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村庄，他们自己也时常被希腊匪徒袭击。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则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帮助其中的一方作战。结果，战争给马其顿的乡间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整个马其顿逐渐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中。1903年，发生在萨洛尼卡的一系列暴行引发了一场有组织的起义，最后土耳其人从伊斯坦布尔派来了援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正如斯拉夫起义者所期望的那样，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列强的关切，斯拉夫人希望可以借此终结土耳其人的统治。其实，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们都认为“土耳其在欧洲的省份不能再继续处于这种悲惨的境遇之下了”。苏丹任命了一位总督察，负责恢复法律和秩序。列强之间远远称不上团结。无论是德国还是奥地利，都不希望看到马其顿摆脱它们的盟友苏丹的统治而获得自治权。奥地利和俄国一起提出了一个在马其顿实施温和而保守的行政改革的提案，这个提案几乎不会改变现状。
而另一方面，英国采取了更加积极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建议进行改革，任命一名基督徒总督，并赋予基督徒更多权力，同时还要求奥斯曼帝国撤出其非正规军。在维也纳附近的米尔茨施泰格（Mürzsteg）举行的会议上，沙皇和奥地利皇帝最终接受了英国提案的修正版：由俄罗斯和奥地利各自派出一位纯粹顾问性质的“行政代理人”，辅佐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马其顿当地的宪兵队将由一位欧洲人指挥，同时列强各自负责管理马其顿一部分地区的治安。大体上根据民族分界线，马其顿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同时鼓励各个行政区域内进行地方自治。在城镇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组成委员会，决定地方的改革事宜。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列强都不同意让奥斯曼帝国从马其顿撤军。除此之外，它们对英国的提案表示赞同，并指示各自的领事准备将其付诸实施。
鉴于列强已经达成了一致，苏丹只好不甚情愿地在原则上接受了米尔茨施泰格方案。但是，奥斯曼帝国不停地以维护苏丹的主权为名，拖延、阻挠方案的实施。即便有些改革已经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同意，他们也会经常对改革方案加以修改，使其要么令人无法接受，要么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两年的时间就这样在谈判和妥协中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改革得到推行。实际上，奥地利和德国也没有为此做出什么像样的努力。它们各有各的政治利益，对此不甚关心，不愿意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或过度侵犯苏丹珍视的主权权利。很明显，德国和奥地利实际上不希望看到马其顿的局势有任何改观。对它们来说，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局面就是马其顿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治下的落后省份继续存在下去，而不是让它被别的政权更稳定的国家占有。最终，奥地利的计划演变成了自身势力向爱琴海沿岸和东方的扩张。1908年，一个不好的苗头出现了。奥地利人要求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给予奥地利经济上的优惠。作为报答，奥地利承诺，如果欧洲各国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奥斯曼帝国在“影响巴尔干半岛的一切问题上”有所作为、进行改革，那么奥地利将帮助奥斯曼帝国抵挡这些压力。
在改进马其顿现状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变得越发积极。1905年，就在米尔茨施泰格方案愈加缺乏效力的时候，英国向苏丹提出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筹备马其顿的财政改革。这个委员会的人选将由列强提名，由土耳其委任一名总督察负责管理，还会有一些外国代表参与其中。对这样的外国干涉，苏丹一开始表示拒绝，还提出要提高海关关税。接着，除了德国之外的其他列强派遣海军进行武力威慑，还夺取了米蒂利尼（Mytilene）[2]和利姆诺斯岛的海关。于是，苏丹屈服了，同意由欧洲列强派遣四位财政专家，与萨洛尼卡的俄国和奥地利行政代理人合作。不过，这个国际委员会并没有任何执行权。1908年，英国又提出要求，认为尽管马其顿总督是土耳其人，但其人选应当获得列强的认可，且其手下的官员应当由欧洲人组成，并使用马其顿的财政收入支付他们的薪资。这个提议获得了法国和俄国的认可，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还在列巴尔（Reval）[3]签署了相关协议。米尔茨施泰格方案的条款还在一定限度下发挥着效力，而这个方案的期限也被延长了六年。
不过，除基督徒之外，在马其顿生活的穆斯林也越发对现状感到不满，要求苏丹拿出办法，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苏丹派到马其顿的总督察名叫希勒米帕夏（Hilmi Pasha）。此人名声很好，为了满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要求，希勒米帕夏也构想了一些基本的改革项目。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像对待列强提出的改革方案一样固执地无视了希勒米帕夏提出的这些改革项目。苏丹在被自己丢掉的克里特至少还曾经试图造福那里的穆斯林群体；而到了马其顿，他对此地人民的福祉漠不关心，因此不但让那里的基督徒与他形同水火，就连穆斯林也与他离心离德。
此时，在历史上时常动荡不安的马其顿，发出了比以往更强烈的要求彻底变革的呼声。在这里，追求进步的力量希望能让马其顿像那些邻邦一样实现进步，而这也符合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但是，固执保守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消极地抗拒着外国人的影响，对境内臣民的利益也漠不关心，继续着他的反动统治。他的统治不仅低效无能，而且目光短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坚定地不想理睬欧洲的事务，但他实际上恰恰在马其顿这个欧洲省份里积攒着穆斯林的怨气，而这些怨气终将爆发，并最终导致他的失败。
诡异的是，他的失败恰恰源自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对土耳其教育体系的改革与扩张。由于有了这项同时影响了公民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改革，在上一代人中涌现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中间阶层。尽管苏丹本人实行着专制统治，但在他开办的现代化学校的学生群体中，政治自由的种子却开始生根。1889年，时逢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伊斯坦布尔军事医学院的四名医学学生秘密创立了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这个组织像早年的青年奥斯曼人一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组织形式，由一个个小单元组成。很快，这个组织就在伊斯坦布尔的民政、陆军、海军和医学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中吸纳了大量成员，还与在巴黎流亡的自由派人士最早组建的组织建立了联系。自从阿卜杜勒·哈米德解散了议会之后，这些人就一直住在巴黎。不久之前，来自布尔萨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主管艾哈迈德·勒扎（Ahmed Riza）也加入了他们，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政治活动之中。
在流亡者中，有一位曾经的议会成员创办了一份刊物，命名叫“La Jeune Turquie”（即《青年土耳其人》）。于是，他的同志们开始使用“青年土耳其人”的名称。与此同时，勒扎和其他一些流亡者出版了一本名叫《磋商》（Meshveret）的刊物，并通过外国邮局偷运进土耳其去。这份刊物的副标题是“秩序和进步”，后来又加上了“统一”，意在团结各个种族、各种信仰的民众，组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4]。
1896年，一场意在推翻苏丹的政变密谋败露，一些反对派成员和另外一些被认为在政治上从事煽动工作的人被放逐到了偏远的省份。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在流亡者中也蓬勃发展，遍布巴黎、开罗、日内瓦和伦敦（伦敦的反对派组织发展相对缓慢）。这些组织通常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尽相同，也互不隶属。事实证明，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团结，一些人很愿意讨好苏丹，以求获准返回伊斯坦布尔，而这种做法很让其他人灰心丧气。
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中，反抗的情绪仍然在蔓延，甚至波及加拉塔萨雷的皇家奥斯曼公立中学。在节日庆典中，在这里读书的统治精英子弟们通常会欢呼“帕迪沙阿万岁！”但是，在1906年，他们却喊出了“打倒帕迪沙阿！”在远离皇宫影响力的外省学校，极端情绪更加显著。正因如此，革命就在马其顿爆发了。萨洛尼卡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得到了共济会、犹太人和东马派犹太人（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等组织的暗中支持，因此比巴黎的组织更具实际行动能力。1907年，两个组织实现了合并。苏丹目光短浅，没有意识到反叛活动会渗透进行伍间的现役军官之中，而这些军官正是其权力所依赖的奥斯曼军队精英骨干。一方面，他们卓有学识，在政治上也已经觉醒；另一方面，作为军人，他们本身也有许多怨气，比如军饷不能及时发放，武器装备水平低劣。因此，一旦发生革命运动，他们有可能会在革命中打头阵。
1908年年初，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发动了兵变。那年夏天，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在列巴尔举行了会面。在土耳其人看来，这意味着外国即将迫使奥斯曼帝国赋予马其顿自治权，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威胁帝国的安全。以此为导火索，军队发动了兵变，反对专制统治，倡导自由与祖国、宪政与国家的政治原则。无数的探子给阿卜杜勒·哈米德送去了大量的报告，但是他忽视了这些报告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所作为，最后发现木已成舟。
两名青年土耳其党的少校在萨洛尼卡城后的雷斯纳山（Resna Hills）树起了自由的旗帜。其中一个名叫恩维尔贝伊（Enver Bey），他寡言少语，有作战勇敢的名声；另一个名叫尼亚齐贝伊（Niyazi Bey），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早期成员，曾经乔装打扮成多种身份在安纳托利亚活动，招募苏丹统治的反对者，将他们吸纳进组织。跟着尼亚齐上山的，是一支忠诚于使命的队伍，他们从他所管辖的营里得到了武器、弹药和经费。在这座山上，这两位军官宣布举事。在萨洛尼卡，他们得到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公开要求恢复米德哈特帕夏起草的1876年宪法。
阿卜杜勒·哈米德派了一支军队到莫纳斯提尔（Monastir）[5]，准备镇压叛军。结果，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将军舍姆西帕夏（General Sh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枪杀，其他反对革命的军官也遭遇了类似的下场。与此同时，一直被苏丹视作自己盟友的阿尔巴尼亚人也站了出来，表示支持驻扎在色雷斯的第二军团。1908年7月21日，苏丹接到了一封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名义发来的电报。电报要求他恢复立宪，否则就将推举他的继承人为苏丹，并派遣一支大军向伊斯坦布尔进军。
根据穆斯林的传统，阿卜杜勒·哈米德向谢赫伊斯兰申请了一份裁决，让他判定对挑战帕迪沙阿权威的叛军开战是否合法。在仔细研究了事实经过之后，大穆夫提表示，这些军人要求改革、消除不平的做法并不违背神圣法。接着，阿卜杜勒·哈米德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持续了三天，内阁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同情军人的要求，并且认为除非让步，否则很可能会引发内战。于是，内阁一致同意恢复宪政。不过，把这个决定告诉苏丹可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苏丹的首席占星官接下了这个重任。他向苏丹保证说，星象也支持内阁的决定。于是，苏丹屈服了。他通过电报向马其顿方面宣布，他以《古兰经》的名义起誓，宪法已经恢复了效力。在经过大选之后，于1877年被解散的议会得以重新召开。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则保住了他的宝座。
在苏丹妥协之后，恩维尔贝伊在马其顿宣告了进步和统一的原则。进步，即要消灭专制政府；统一，则意味着“从此以后，众人皆兄弟，再无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之分；生活在同一蓝天之下的众人皆平等，皆为光荣之奥斯曼人”。在一座城市里，保加利亚委员会的主席拥抱了希腊主教；在另一座城市里，革命的军官们逮捕了一名侮辱基督徒的土耳其人。在一座基督教公墓里，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各自的神职人员的带领下，共同诵读了祷告词，悼念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在伊斯坦布尔，人们群情激奋，高呼“宪法万岁！”和“打倒密探！”——不久，令人畏惧的为警察国家服务的密探组织就被取缔了。报纸审查员被赶出了编辑部，报纸上也欢腾一片。喜悦的情绪持续了好几天，土耳其人的毛拉、犹太人的拉比和各个基督教教派的教长们并肩坐在车上参加游行，气氛融洽。车队时不时地停在人群面前，穆斯林和基督徒先后站起身来，伸出双手，祈祷神保佑宪法，并且感谢神赐予的自由。
不过，他们同时也为苏丹做了祈祷。事实上，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市里，“苏丹万岁！”的呼声比其他呼声都更加响亮。在最后关头，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狡猾地抢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风头。在人民面前，他摆出一副十分大度的立宪君主的样子，仿佛是他赐予了人民自由。一大群人聚集在耶尔德兹宫门前，高声赞颂着他，而他很少在这座宫门前露面。第二天，他露面了，在欢呼声中乘车在街道上穿行，到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去参加星期五的礼拜。这也是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进入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清真寺旁的议会大厅自1877年起就一直关闭，不久之后也重新开放，供新当选的、代表各个种族和宗教信仰族群的议员们使用。对土耳其人来说，一个得到祝福的新千年已然开始。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有那么快。在这一阶段，青年土耳其党和他们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并不能接管奥斯曼帝国政府。他们只是得到了一些平民支持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军官，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也只是限制独裁而无能的苏丹的权力，代之以立宪政府，以帮助帝国更好地应对愈演愈烈的种种威胁。从本质上说，他们很保守，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意识形态诉求，因而并不想追求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而只是想继续推进19世纪的改革运动。
青年奥斯曼人出身于统治精英阶层，因而有能力执掌政权，在立宪原则下治理国家。青年土耳其人却没有这样的执政能力。他们受益于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教育、军事和民政方面的改革，出身于具有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诸多领域拥有特别的才能，但是大多在政治上并不成熟，也没有执政必需的经验。因此，在最初的阶段，他们充当的是宪法守护者的角色，在皇座后面机警地监视着，而执掌政权的是体制中比较开明的老一代土耳其人。所以，权柄仍然掌握在奥斯曼帝国现有政府的手里，他们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密切合作，限制着苏丹的权力。
不久，冲突就发生了。苏丹不仅想要亲自任命大维齐尔和谢赫伊斯兰，还声称自己拥有任命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合法权力。如果苏丹拥有这样的权力，他就可以有效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武装部队，从而削弱委员会和年轻军官们的权威。委员会拒绝了他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违宪，还迫使苏丹的大维齐尔下台，并由卡米勒帕夏（Kamil Pasha）取而代之。卡米勒帕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同时又不是苏丹的追随者。他任命了一位可以获得接受的战争大臣。在当年年底的议会大选开始之前，他与自由同盟（Party of Liberal Union）一道开启了一个传统的改良计划。
在统一方面，青年土耳其人一开始想要发挥奥斯曼主义的作用，让帝国境内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群自由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梦想突然被三个事件给打破了。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地居民因而也无从享受到奥斯曼帝国宪法所赋予的任何权利。保加利亚宣布完全独立，按照中世纪时期保加利亚帝国使用的称谓，斐迪南大公成了“保加利亚人的沙皇”。克里特岛则宣布与希腊合并。民族主义情绪胜过了奥斯曼主义。
1908年12月17日，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乘车驶过街头，前去为新的土耳其议会开幕。他穿着大衣，驼背、蜷缩，面无血色。新的土耳其议会仍然在以前开会的学识之泉（Fountain of Learning）召开，那里在拜占庭时期曾经是元老院所在地。在议员之中，土耳其人和其他族群的议员大约各占一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则占了大多数。委员会在巴黎时期的主席艾哈迈德·勒扎出任参议院议长。苏丹大声宣读了开幕致辞。在致辞中，他假惺惺地说，自己之前之所以关闭议会，是因为当时人民还不够成熟，不适合采用立宪政府；而现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普遍要求恢复议会，因此自己毫不犹豫地恢复了宪法，“尽管有些人仍然反对这样做”。现在，他已经下了“绝对而不可更改的决心，要实行宪政”。他很精明地摆出讨好的姿态，邀请所有议员到耶尔德兹宫赴宴。他与艾哈迈德·勒扎共饮了属于自己的圣泉之水。艾哈迈德·勒扎几乎真的相信，苏丹真心实意想要做一位立宪君主。
他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反动的力量开始活动起来。他们的核心组织是穆罕默德协会（Society of Mohammed）。这个协会坚定地维护神圣法统治和伊斯兰教的教条，反对一切自由化改革。他们出版了一本名叫“沃尔坎”（Volkan）的刊物，很受议会里的保守派、宗教派别及军队里的普通士兵的欢迎。丢掉工作的密探、公务员和宫廷内侍中也有许多人心怀不满，成了穆罕默德协会的支持者。
1909年4月初，第一军团的部队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兵变。他们不听军官的命令，前进到议会大厅前的广场上，要求恢复神圣法。还有大量的宗教极端分子和其他激进分子也加入其中，高呼他们的口号，还加入了诸如“打倒宪法！”“打倒委员会！”之类的其他口号。毕竟，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政治诉求。军队和示威人群冲进了议会大厅，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议员逃之夭夭。大维齐尔辞职，继任的大维齐尔组建了一个新的内阁，里面一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阿卜杜勒·哈米德仁慈地赦免了兵变分子，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与此同时，就好像要使他的统治始终如一，在阿达纳和西里西亚的其他地区也爆发了骚乱，又一次导致数千名亚美尼亚人惨遭屠杀。
反革命变乱发生了。消息一传到萨洛尼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就果决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保卫宪法。他们派出了第三军团的一支部队向伊斯坦布尔进发。这支“解放军”由激情蓬勃的将领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指挥，其麾下军官包括恩维尔和尼亚齐，他的参谋长则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在他的部队前去包围首都的同时，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从首都来到了圣斯特凡诺，在这里组成了国民大会。他们给将军本人起草的命令赋予法律效力，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军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惩办兵变分子，还命令伊斯坦布尔的守军投降。
4月25日，他的军队进入了伊斯坦布尔。城中两处主要的兵营原本由苏丹的阿尔巴尼亚卫兵占据，后来被来自萨洛尼卡的士兵取代。然而，这些士兵已经被反动分子收买了。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大炮的轰击下，他们还是在五个小时内投降了。耶尔德兹宫很快落入了解放军手中，当夜宫内一片漆黑。第二天早上，解放者们从皇宫中走出来，在街道上游行，苏丹的宦官、密探和奴隶组成了长长的队列走在他们前面。
国民大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苏丹本人的命运。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狡猾，一直不对反革命分子表示公开支持。但毫无疑问，他花费重金资助了各个阶层的反动分子。公众一开始以为苏丹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但后来逐渐意识到，即便苏丹不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个帮凶同谋。因此，议会决心将他废黜。为了严格遵守神圣法的规定，议会向谢赫伊斯兰提出，如果虔信者的指挥官做出如下行为，应当如何处置：他违背了《古兰经》和神圣律法的规定；他为不正当的目的花费公帑；非法杀害、囚禁、折磨其子民，专横残暴；“他发誓修复社会裂痕，却违背诺言，播撒不和的种子，破坏安宁和平，酿成流血事件”。在这些情况下，他是否可以被废黜？大穆夫提为上述问题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可以。
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投票做出了一致决定，随后便开始处置苏丹了。他们来到宫中的一个大房间，苏丹的秘书和30名黑宦官正在房间里等候。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从一扇屏风后走出来，一手牵着他年仅12岁的幼子。代表团的首领向苏丹敬礼，言辞也十分得体。他向苏丹宣读了一份费特瓦：经过一致决议，苏丹已经被依法废黜，苏丹之位将由其弟雷沙德（Reshad）继承。苏丹庄严地回答道：“此乃天命。”接着，他情绪略微激动地询问自己是否能够保全性命。议员们回答说，议会将以公正和土耳其人民之名做出决断，而土耳其人民十分宽宏。在带着哭腔自我辩白了一番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喊叫：“愿真主惩罚作恶之人！”一位委员暗暗地回应他说：“但愿如此！”接着，年幼的皇子突然大哭了起来。
苏丹的性命获得了保全。深夜时分，他被送到了火车站——在此之前他从未造访过火车站——接着被送到了萨洛尼卡。他被羁押在一个犹太人的宅邸——阿拉蒂尼别墅（Villa Allatini），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位年幼的皇子和几位从内廷与后宫里挑选出来的宠臣。
这位近代时期的奥斯曼暴君就这样被击败了。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背弃了伟大的改革家米德哈特帕夏的事业，把专制统治强加于奥斯曼帝国，然后又亲手葬送了他的专制统治——他先是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面前屈服，接着又在一场阴险的反革命运动中遭到了彻底失败。尽管开明、进步的浪潮会遭遇种种挫折，有着种种缺点，但自从19世纪的前25年以来，它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在相邻的巴尔干民族国家得到实践。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反动统治与这种趋势格格不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却顺应了这种潮流，在帝国内推动了教育和行政体制改革，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些改革最终会葬送自己的统治。
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统治十分残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也可以算作奥斯曼帝国先祖的合格继承者。他与他的先祖们有着截然相反的成就。他并非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一世那样的征服者，但像他们一样意志坚定，绝不对外征服。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一世善于积极进取，那么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善于消极守成。他一心想着保守自己的基业，努力保存帝国剩余的领土，为此想方设法地避免战争，也不参与任何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外交纠葛。他坚决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愿意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对付外国人，而是用消极的外交伎俩与他们周旋。他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而他也确实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他坚持的政策之一，就是拒绝外国势力对其国内基督徒少数群体事务的干涉。而对于他的穆斯林臣民来说，生性反动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却并非现代化的敌人。相反，他在许多方面堪称坦志麦特改革和19世纪矢志改革的苏丹们的合格继承人。伟大的改革者马哈茂德二世相信，只有通过集权的手段才能达到他民主的目的。19世纪，改革运动在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强弱苏丹的更迭之中起起落落，一波三折，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独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上台之后，这些冲突消失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相信，改革——或者说有限度的改革——应当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能自下而上地蔓延。
阿卜杜勒·哈米德拥有铁板一块的政权，无论是自由派人士还是伊斯兰主义者，都无法限制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就能够把那些更加自由开明的先代苏丹未能完成的改革付诸实施。的确，他完全无视社会底层人民的福祉，让土耳其的大众生活在无知、贫穷和落后的状态之中。但是，在社会上层，他通过教育改革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中间阶层。一心想要成为现代国家的土耳其终于拥有了渴求已久的完整的公务员体系。阿卜杜勒·哈米德以这样的公务员体系为工具，支撑起所谓苏丹—哈里发无所不能的自夸，同时他又任性地无视人民的真正需求。但是，与此同时，教育的发展塑造了日渐成熟的新土耳其人，他们之中不仅包括军人和公务员，还包括医生、教师、记者、商人、生产者等专业人才。不论苏丹是否情愿，他的教育改革将这些人唤醒，并扩大了他们的数量。在反对反动统治的过程中，这些人的思想越发进步，终于促成了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
这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独裁统治时期的吊诡之处。他反对自由，行事粗暴，却为土耳其开辟了通向更加自由的明天的道路。在这段国内外都比较和平的时期，他系统性地填补了急需填补的空白。他在技术层面上为土耳其带来了电报、铁路和印刷等通信方式，同时也在人文和文化层面上为土耳其带来了现代化的框架，使得这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自由前进。基础已经打好，舞台已然就绪，演员们也经过了训练。现在，摆在接下来的几代人面前的任务，就是演好这出变革的大戏。
[1] 波美拉尼亚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一个地区。
[2] 该城位于爱琴海东岸的莱斯博斯岛上，今属希腊。
[3] 即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当时属于沙皇俄国。
[4]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是一个政党。除了一些早期人员谱系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简单把青年土耳其党等同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人即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
[5] 即今天的比托拉（Bitola），位于今马其顿共和国西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