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了帝国的主人。在背后支持它的，是军队的指挥官塞夫凯特帕夏。他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实行军事管制。在戒严状态下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实际上成了一位军事独裁者。他的权威超越了战争部和内阁，可以指挥所有的武装力量，甚至还涉足了财政和经济领域。不过，他并没有滥用这些权力。塞夫凯特充满爱国热忱，相信宪政理想，与民政部门里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密切合作。在帝国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开始为帝国制定新的法律。
首先，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在1876年宪法里添加、修改了一些条款，确认了近来发生的一些政治上的变化。他们确认了众议院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终结了苏丹传统上的权力和特权。苏丹必须在议会面前宣誓尊重神圣法和宪法，忠诚于国家和民族，如有违犯，他的主权将遭剥夺。苏丹不再享有任免部长级官员的权力，在提名其他高级官员人选的时候也要遵守特定的法律规定。提名大维齐尔和谢赫伊斯兰的权力仍然握在苏丹手中，但内阁人选完全由大维齐尔本人任命，苏丹只做象征性的批准。与此相类似，众议院的议长和副议长由议员们选出，也只需要苏丹象征性的批准。苏丹原本有权缔结条约，现在则必须经过议会批准方才有效。最后，苏丹将他人放逐的权力也逐渐被废除——此前，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名，滥用这项权力，放逐了包括米德哈特帕夏在内的难以计数的人。
就这样，苏丹在政府中的作用大为削弱，只负责批准议会的决议。作为立宪君主，苏丹依旧君临天下，但已经不再执掌国家。现在，政府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各部大臣要对众议院负责，如果众议院对他们的工作不满，可以迫使内阁成员下台。因此，最后的决策权就落在了议员们的手中。不论结果好坏，至少在纸面上，这些宪政改革削弱了行政机构的权力，而增强了立法机构的权力。
与此同时，众议院还通过了其他一些法律，以增强自身的地位。此前，在个人行为和公众抗议集会方面，奥斯曼人享有许多自由，最终导致了反革命事件的发生。而现在，众议院要通过这些立法来限制过度的自由，压制反对派。例如，虽然还没有到新闻审查的程度，但新闻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众议院还颁布了一项新法律，禁止以种族或民族划分的分离主义团体的活动。于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巴尔干地区少数族裔的俱乐部和社团就立刻被关闭了。此外，军队还抽调出力量组成了“扫荡部队”，专门用来对付巴尔干地区的强盗之类的武装团伙。最后，以实现民族和宗教平等的名义，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开始征召非穆斯林入伍。
不过，民族主义的理念已经进入了成熟期。纵然恩维尔颇有遣词造句的才能，现在也很难再将打造多民族、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梦想付诸实施、体现在宪法层面上了。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领袖中，塔拉特（Talaat）最肯直面现实，他在与委员会在萨洛尼卡的委员的一次秘密会议中坦承，奥斯曼主义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试图将异端改造成忠实的奥斯曼人的努力都失败了。只要巴尔干半岛上那些小小的独立国家还继续向马其顿的居民宣扬分离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因此，奥斯曼化就换了一种新的形式。时任英国大使在写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的信中说道：“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看来，‘奥斯曼’的含义终将演变为‘土耳其’，而他们现行的‘奥斯曼化’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将非土耳其人的族群改造成土耳其人。”奥斯曼化实际上变成了土耳其化，迫使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非土耳其族裔的穆斯林学习土耳其语。在这个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败、泛伊斯兰主义也日趋衰落的时代，崛起了一种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类似的新情绪——既激进又植根民粹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在政治和文化运动中体现为泛突厥主义。
19世纪，改革派主要依赖的是少数统治精英的支持。这些统治精英在西方式的教育中获得了启蒙，同时对欧洲文明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追求的开明政治来自上层，源自更广阔的、世界性的精神。但现在，政治的重心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运动源自本土，成员自视为土耳其人而非奥斯曼人，其主张源自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主张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其力量有广阔的社会基础，得到多个阶层的支持。他们不依靠个别的精英进行统治，而是在表面上依靠议会和规模庞大的专业公务员来进行统治。这些新兴的、日渐成长的专业公务员系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时期推行的改革的产物。尽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依靠军事对政治的介入获得了权力，但在军事和民政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
青年土耳其人在国内获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同样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外，土耳其大众也支持他们，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他们之中播撒了参与政治的种子。就像宗教界以前做的那样，这个世俗政府也十分重视普通人的力量，时常动员城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有组织的游行，以支持其颁布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本身就能得到直接的利益。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者们在拥有了宪法这个神奇的法宝之后，就不再设想构建什么新的社会秩序、推翻什么旧的体制了，他们更愿意维护、改造旧有的体系，将其变成自身的政治力量的源泉。与青年奥斯曼人和坦志麦特时期的改革家们不同，他们在政策和方法方面更信赖实践经验，而不靠意识形态的指导。他们当中很少有理论家或知识分子，主要都是些实干派，因而并不重视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而更在意实际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帝国的剩余领土。
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是什么理念拯救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土耳其将演变成一个怎样的文明——是一个伊斯兰文明，还是一个西方文明，抑或两者的结合体？团结了各个种族、操着不同语言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口的奥斯曼主义，让帝国绵延存续了五个世纪，但它现在已经过时，并且在除了亚洲边远地区之外的地方走入了穷途末路。欧洲式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取而代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团结亚洲的努力下崛起的泛伊斯兰主义也昙花一现，基本上只是一个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抽象概念。那么，现在土耳其人要依靠什么来维持对国家的忠诚呢？
毫无疑问，答案就是新生的土耳其民族理念。土耳其民族理念既与奥斯曼国家和伊斯兰教的理念不同，但又与它们相关联。正如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形成了民族国家，觉醒了的土耳其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凭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认同形成了一个民族。早在19世纪末，年轻的诗人穆罕默德·艾敏（Mehmed Emin）就给了土耳其人以启迪。他使用民间的习语和通俗的口吻来写作，为“土耳其人”这一身份赋予了一种新的尊严和骄傲；在此之前，“土耳其人”一词往往被用来指称粗鲁蒙昧的游牧民和农民，而现在，穆罕默德·艾敏骄傲地宣告：“我是一名土耳其人，拥有伟大的信仰，属于伟大的民族。”他还写道：“我们是土耳其人，流着土耳其人的血，以土耳其人之名为人所知。”
诗人的宣言和欧洲新兴的突厥学让土耳其人认识到他们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在亚洲草原上迁徙的岁月。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起源于“图兰民族”（Turanian，一种假说，认为图兰民族包括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或者叫“图兰—雅利安民族”。这种观点抽象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泛图兰主义。一些人开始梦想，要通过种族上的亲缘关系来团结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并最终实现这些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这些讲突厥语的民族不仅包括中亚以远、远达蒙古国和中国的一些民族，甚至涉及俄罗斯以西的欧洲，诸如匈牙利和其他一些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国家。
不过，真正得到青年土耳其人推崇的是更现实、范围也更有限的泛突厥主义，或者简称为突厥主义。突厥主义要将奥斯曼帝国尚存的部分在根本上土耳其化。一开始，这还只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潮流，但很快就发展到了政治层面。主张土耳其化的社会团体发行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宣传突厥主义。1912年，人们还成立了一些名为“土耳其壁炉馆”（Turkish Hearth）的非政治性的俱乐部，其主要目标是“增进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语言，倡导民族教育，提高土耳其人——伊斯兰民族中的翘楚——的科学、社会和经济水平”。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核心领导层的内部和外部，逐渐出现了意见分歧。不过，一直到1911年，才真正出现了一个可以对委员会构成威胁的反对党。这个反对党被称作“新党”，持保守观点，公开批评委员会的宪政程序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政策。新党提出，要在宪法的框架之下维护“奥斯曼的历史传统”，修改宪法的部分条文以加强“哈里发和苏丹的神圣权利”；不过，他们还提出在保留“宗教和民族道德准则”的同时，在帝国内更多地运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新党的一位领袖认为，这个国家有三种可能的趋势：或滑向反动的宗教狂热主义，或进步改革进行得过快，或在保留现有的习惯和传统的同时实现文化的进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党代会上（这是其党代会最后一次在萨洛尼卡举行），代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不同意见。最后，大会只是做出了软弱无力的妥协。
不久之后，在达马德·费里德帕夏（Damad Ferid Pasha）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一个自由同盟（Party of Liberal Union）。自由同盟吸纳了大部分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力量。在一次增补选举中——这也是土耳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两方角逐的选战——自由同盟的候选人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有鉴于这次失败和其他反对的苗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解散了议会，随后在1912年的春天举行了大选。这是一次在执政党的强压下进行的大选。贿赂、交易、限制反对党集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用种种手段无耻地操纵了选举，确保了本党大获全胜，而自由同盟只有六名候选人当选。这次选举在土耳其的历史上被称作“大棒选举”。原本人们还只是通过合法手段来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但遭到了委员会鲁莽粗暴的扼杀；在这次选举之后，反对派开始诉诸更加凶险的非法手段。
曾经，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马其顿以反抗压迫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一群年轻军官则跑到阿尔巴尼亚支持当地的叛乱，通过军事手段来反抗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这颇有一些讽刺意味。这些军官出自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名为“救世军官团”的自由派组织。由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已经变成了类似曾经的苏丹政府那样的压迫者，救世军官团矢志夺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权力，通过自由、合法的选举重建宪政政府。此外，救世军官团还认为，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军人就应当远离政治，救世军官团里的军官也不得出任政府官职。
阿尔巴尼亚事变发生之后，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引咎辞去了战争大臣职务。接着，众议院近乎全票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这意味着对政府不满者完全没有得到安抚。于是，救世军官团决定采取行动，公开进行军事准备和活动，同时在媒体发表宣言，还向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发表了一份声明。随后，内阁全体辞职了。救世军官团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由苏丹任命一位大维齐尔，同时由救世军官团提名两名大臣在大维齐尔手下服务。穆罕默德五世苏丹选择了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Ahmed Mukhtar Pasha）。此人向来远离政治纷争，以军功闻名遐迩。后来，他的大维齐尔职位又交给了前任大维齐尔——自由派的卡米勒帕夏。戒严状态解除了，但不久之后又被恢复。所有现役军官都要发誓，既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也不干预国政。议会被解散，苏丹下令举行新一轮大选。
不过，就在内部党争不断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与外国人陷入了战争。意大利成了新的意欲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北非则成了主战场。在北非，奥斯曼帝国在突尼斯的领地已经沦为法国的被保护国。现在，意大利人也想来分一杯羹，要求得到利比亚的土地作为“补偿”。此时的非洲，仍然作为帝国的一部分留在奥斯曼人手里的领土只剩下了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昔兰尼加（Cyrenaica）这两个曾经的古罗马行省。意大利人表面上打着贸易与和平的旗号渗透进的黎波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章看来，意大利现在已经将的黎波里视作自己的“应许之地”。由于土耳其人无力保卫它，的黎波里随时可能会“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自己掉下去”。
1911年9月28日，这个时刻到来了。意大利政府突然发出最后通牒，声称的黎波里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管理下处于“混乱而疏于治理的状态”，可能会危及意大利人的安全，因此意大利要求占领这个省份。意大利政府命令奥斯曼帝国政府在24小时内答应这一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摆出和解的姿态，表示愿意商讨意大利提出的条件，还说意大利政府向来尊重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因此可以在此框架之内赋予意大利一定的经济特权。
但是，在经济利益的支撑下，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热情已经十分高涨。于是，土耳其人意大利在第二天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土耳其人由于缺乏海军力量，几乎无法向的黎波里运送部队和军火，因此无法保卫这个省份。如果放在早年间，土耳其人或许还能阻止意大利人登陆。可是，奥斯曼海军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时期大为削弱，使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落到了意大利人手中。因此，意大利人得以运送5万多人的军队到的黎波里去。英国宣布埃及中立，禁止奥斯曼军队从陆路进入的黎波里。因此，奥斯曼帝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派遣一些军官去支援当地驻军。被派去的军官中包括恩维尔，以及不久前在伊斯坦布尔的解放军中担任参谋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意大利人很快占领了沿海地区和港口，土耳其人很难轻易将他们从这些地方赶出去。不过，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支持土耳其人。土耳其军官将这些阿拉伯人编组成军，教给他们游击战战术，让他们袭击意大利人的据点和交通线，骚扰敌军。因此，意大利人也无法穿过缺水的内陆地区继续深入。就这样，在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双方陷入了僵局。
于是，在1912年春天，意大利人和他们的舰队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开始炮击土耳其在黎凡特地区的港口，例如贝鲁特和士麦那。他们占领了罗得岛、科斯岛（Kos）[1]和其他一些岛屿，但避开了奥匈帝国保护下的一些希腊岛屿。他们还轰击了守卫达达尼尔海峡的两座要塞。土耳其人担心俄国人会趁机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于是封闭了海峡。到秋天，意大利人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1912年10月18日，土耳其人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的乌契（Ouchy）[2]签署和约，将的黎波里塔尼亚割让给意大利。此外，在土耳其人撤出利比亚的其他地区之前，由意大利“暂时”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3]。
此时，土耳其人急需在非洲恢复和平。因为就在第二天，奥斯曼帝国就在巴尔干地区与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爆发了战争。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团结起来，与黑山一道组成了巴尔干同盟，武装干涉马其顿事务。在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下，马其顿的境遇并没有什么改进。巴尔干同盟希望可以将当地的基督徒人口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同时满足它们自己的领土野心。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签署的两个条约，促成了这个同盟。此时，奥斯曼帝国外有兵灾，内有变乱，正是绝佳的时机。巴尔干同盟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一位中立的基督徒总督管理马其顿，同时还要在巴尔干同盟和列强的监督下组建地方立法会、地方宪兵组织，并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奥斯曼帝国原则上同意了它们的要求，但表示必须等待刚刚解散的议会重新开会批准这些要求。
从土耳其报章流露出的情绪来看，土耳其公众更希望选择战争，而不是忍气吞声接受这样的羞辱。列强希望可以避免战争，又一次提出按照《柏林条约》的规定推行改革。但是，巴尔干国家已经不再相信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承诺，拒绝了列强的提议。巴尔干国家内部要求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如果政府拒不开战就有引发革命的危险。于是，战争爆发了。
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在欧洲战场，奥斯曼军队的人数远远少于巴尔干国家的军队人数。据说，巴尔干国家的军队总数达到了70万人。而且，奥斯曼军队在欧洲毫无战争准备，需要花时间进行动员。军队干政并没有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一些军官由于政治原因被解职，反而降低了军队的指挥水平。更何况，恩维尔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此时还身在北非。
奥斯曼军队从德国人那儿获得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但缺乏能够好好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手。他们十分轻视军需工作，部队穿着轻薄的夏季制服，根本不适合在巴尔干地区的冬季作战。而且，奥斯曼军队内部也不团结，新近征召入伍的基督徒士兵对敌人的诉求抱有同情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巴尔干国家的军队却在过去的数年间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进步，让列强大吃一惊。巴尔干国家的军队按照西方的方式训练，同时充满了为新生的祖国而战的热情。土耳其人不可战胜的古老神话即将就此打破。事实证明，不仅欧洲强国可以击败土耳其人，就连曾经被土耳其人轻视的臣属也能打败他们。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次闪电战。奥斯曼军队在三个不同的方向遭到进攻，连战连败，只坚持了六个星期就宣告战败。希腊人从南方发动进攻，统率他们的是在德国接受过教育的康斯坦丁王子。希腊人击败了一支强大的奥斯曼军队，随后又在一个峡谷里俘获了他们全部的火炮和交通工具。在得到增援之后，土耳其人打算重整旗鼓，结果却在希腊人的炮火之下遭受严重损失，四散奔逃。随后，希腊军队继续追击奥斯曼军队残部，并且攻占了萨洛尼卡。就在萨洛尼卡的主保圣人季米特里奥斯（Demetrios）瞻礼日的那天，希腊军队进入了城市，激动异常的希腊人沿街在他们头上抛洒着玫瑰花瓣。在这座城市被土耳其人统治了将近500年之后，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终于飘扬在萨洛尼卡的窗前和屋顶，而星月旗则永远从这里消失了。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人在北方的瓦尔达尔河谷发起了进攻。他们先在库马诺沃（Kumanovo）打败了一支强大的奥斯曼军队，然后又在莫纳斯提尔击败了另一支奥斯曼军队，俘虏了1万人。残余的奥斯曼军队跨过边境，逃进了阿尔巴尼亚。在东方，来势汹汹的保加利亚军队侵入色雷斯，在克尔克基利萨（Kirk-Kilissa）[4]鏖战两日，打败了土耳其人。接着，他们又在吕莱布尔加斯（Lule Burgas）遭遇了奥斯曼军队主力，随后将他们赶回了恰塔尔加防线（Chatalja Lines）的后方。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由一些要塞组成的恰塔尔加防线，已经是伊斯坦布尔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补给线过长，保加利亚人的战斗力受到了削弱，而向来在防御战中表现顽强的奥斯曼军队恢复了信心，在克虏伯大炮和亚洲赶来的援军的帮助下遏制住了保加利亚人的攻势。1912年12月3日，土耳其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与希腊人的战争还在继续。
随后，列强在伦敦召开会议，试图阻止巴尔干国家分别议和。1913年1月1日，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了议和条件。奥斯曼帝国的议和条件主要与阿德里安堡有关。此时，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城市之中，除了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和伊庇鲁斯的亚尼纳之外，就只有阿德里安堡这座昔日帝都仍然还留在土耳其人手中了。土耳其代表团做好了割让阿德里安堡以西的色雷斯土地的准备，也同意认可现有的疆界状况，但坚持要求阿德里安堡州必须作为一个纳贡的自治地区留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这一要求遭到了列强的拒绝，列强还向奥斯曼帝国发出照会，要求它割让阿德里安堡给保加利亚。
早在战争开始之初，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青年土耳其人就希望卡米勒帕夏能够抛下政党分歧，实现举国合作，但未能成功。为了防止自由派的卡米勒帕夏不光彩地屈膝投降，青年土耳其人在1913年1月23日发动了针对他的革命。从北非归来的恩维尔率领一小群军官奇袭了高门。他们冲进富丽堂皇的内阁大厅，射杀了被他们认为应当为战败负责的战争大臣纳济姆帕夏（Nazim Pasha），随后又用枪口逼迫卡米勒帕夏辞职。他们获得了苏丹的许可，恢复了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的大维齐尔职务。重掌政权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拒绝了列强的要求。于是，巴尔干国家宣布结束停火，战斗再一次打响。
在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抵抗之后，阿德里安堡最终还是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攻势下陷落了。与此同时，希腊人攻占了亚尼纳，黑山人则随后夺取了斯库塔里。伦敦会议再次召开。根据在这次会议上签署的和约，除了伊斯坦布尔和它的恰塔尔加防线之外，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下了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一小块属于色雷斯地区的土地。此外，阿尔巴尼亚的未来和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上的岛屿的命运也留待日后商讨解决。在欧洲民族主义者的联合打击之下，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似乎至此告终。
但是，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们的联盟却未能持续多久。在取得了始料未及的迅速胜利之后，巴尔干国家在分赃的时候又开始相互嫉妒，陷入了指责和冲突之中。保加利亚在击败土耳其之后，又想起了昔日的大保加利亚迷梦。俄罗斯想要抑制保加利亚人的野心，于是警告他们说，如果巴尔干地区烽火再起，罗马尼亚人可能会插手其中，土耳其人也可能卷土重来。但是，好战的保加利亚政府对自己的武力盲目自信，同时又十分轻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能力。他们坚信自己可以同时击败这两个昔日盟友，因此对所有折中方案都不予理会。
从希腊人占领萨洛尼卡之初，保加利亚人就毫不掩饰他们对此事的不满。其实，保加利亚人曾试图阻止希腊人占领萨洛尼卡。他们派了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这座城市，但到达得太晚了。不过，他们还是留在了那里，与希腊军队共同守备这座城市。从那时起，哪怕在尚未签订《伦敦和约》之前，两国就已经开始为萨洛尼卡和马其顿海岸线的归属权发生了争执，甚至在斯特鲁马河河谷一带还出现了摩擦。在凭借武力取得了萨洛尼卡和马其顿南部地区之后，希腊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片土地。
根据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战前签订的协议，塞尔维亚只获得了马其顿很小的一片区域。但是，塞尔维亚人从瓦尔达尔河河谷出兵，在没有得到保加利亚人援助的情况下就打败了土耳其人，因而对自己那点可怜的收获十分不满。而且，巴尔干地区力量均衡被打破，给塞尔维亚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保加利亚人不仅得到了马其顿较大的一部分，还在塞尔维亚人的帮助下夺取了包括阿德里安堡在内的东色雷斯。而且，由于阿尔巴尼亚可能会获得独立，塞尔维亚还将失去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于是，希腊和塞尔维亚结成了联盟，承诺互相支持，在一方遭受保加利亚进攻时，另一方必须提供军事支援；双方还划定了战胜后的疆界；同时，它们还向土耳其示好，寻求支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心求战的保加利亚还是拒绝了俄罗斯的调停，意欲占领整个马其顿。1913年6月30日午夜，在没有受到挑衅、也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就从马其顿出发，分两个方向发动了进攻，意在将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分隔开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了。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来被描述为“有记录以来最短暂、最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一个月，令人惊讶地以保加利亚的战败收场，彻底改变了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尽管遭到了突然袭击，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还是很快扭转了战局，在萨洛尼卡以北的河谷和以东的山区里连战连捷。统率希腊军队的是康斯坦丁国王[5]。希腊人借用拜占庭时期的典故，将他称作新的“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6]。在他的统领下，希腊军队经过塞雷斯城向东进发，一路烧杀抢掠。保加利亚人在他们面前仓皇撤退，一路实行焦土政策，大肆破坏。希腊陆军席卷了色雷斯沿岸地区，一直抵达传统上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疆界马里查河。在海上，希腊舰队占领了马其顿的卡瓦拉港（Kavalla）[7]和东色雷斯的代德阿奇港（Dedeagach）[8]。就像俄国人所预料的那样，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在《伦敦和约》中，罗马尼亚人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利益，同时他们对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地区的霸权也十分不满。于是，罗马尼亚军队渡过多瑙河，攻占了锡利斯特拉要塞，随后又一路向西，未遭抵抗就抵达了曾经给罗马尼亚人留下辉煌记忆的普列文镇。罗马尼亚军队的攻势一直到距离索非亚12英里（约19千米）的地方才停了下来。在西方，塞尔维亚人也侵入了保加利亚领土，兵锋威胁多瑙河上的维丁要塞。土耳其人也撕毁了和约。在恩维尔的指挥下，一支效忠于青年土耳其党的军队从恰塔尔加防线背后杀出，夺回了阿德里安堡，恢复了土耳其人在东色雷斯的统治。
在强敌环伺之下，保加利亚只好借着俄国出面调停的机会求和。根据《布加勒斯特和约》，保加利亚威风不再，不得不向所有的参战国割让土地。保加利亚在上一场战争中获得的土地，现在只剩下了斯特鲁米察谷地（Strumitsa Valley）[9]和色雷斯的一小条海岸线。塞尔维亚人夺走了马其顿的大片土地；希腊人得到了更大面积的马其顿土地，还在西色雷斯取得了包括卡瓦拉港在内的一段海岸线。罗马尼亚人获得了整个多布罗加[10]，取得了多瑙河与黑海之间的一块战略要地。土耳其与保加利亚单独签署了和约，收复了阿德里安堡、克尔克基利萨（上一场战争中的战败之地）以及包括德莫迪卡在内的部分东色雷斯土地，从而截断了通往索非亚的铁路线。在签署《柏林条约》之后，保加利亚花了35年的时间确立了其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宰地位，但在一时冲动之下，只用了35天就把这一切都丢掉了。
[1] 位于爱琴海东岸，据说古希腊医者希波克拉底就出生于该岛。
[2] 洛桑附近的湖畔度假胜地。
[3] 是以罗得岛为主岛的群岛，位于爱琴海东南部。“多德卡尼斯”意为“12个岛屿”，但多德卡尼斯群岛远不止12个岛屿。1919—1922年希腊—土耳其战争后成为希腊领土。
[4] 今名克尔克拉雷利（Kirklareli）。
[5] 即上文提到过的康斯坦丁王子。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前，其父乔治一世国王在萨洛尼卡遇刺身亡，由康斯坦丁继位。
[6] 指976—1025年在位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二世。他在位期间征服了保加利亚。据说，他曾在一场大胜后抓到了1.5万名保加利亚战俘。他以100人为一队，只留一个人保留一只眼睛，其余99人全部弄瞎，由只有一只眼睛的那个人带路，遣散回营。
[7] 位于爱琴海北岸的港口。
[8] 位于爱琴海北岸，卡瓦拉港以东，今名亚历山德鲁波利斯。
[9] 位于今马其顿共和国东部。
[10] 在此之前，多布罗加北部在罗马尼亚人手中，南部属于保加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