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其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为它的历史画上句号。1913年6月，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推选的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遭暗杀身亡。这次暗杀是对于早先高门政变中纳济姆帕夏被杀的报复。从此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青年土耳其人掌控了整个帝国。他们像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做的那样，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他们的统治畅行无阻，没有任何制约力量。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比较激进的派别中，涌现出了一个高效而无情的三人统治集团，统治着这个国家。
三巨头之首是恩维尔，他也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受人欢迎的革命英雄，现在依然是青年土耳其人自由运动的鲜活象征。他认为自己有着拿破仑般的使命。现在，他已经是战争大臣、将军和帕夏，很快还会更进一步，迎娶奥斯曼皇室的一位公主，从而获得“达马德”这一皇室头衔。随着他的地位日渐提高，他的虚荣心也迅速膨胀。有人评论说，“恩维尔帕夏已经杀掉了恩维尔贝伊”。他的身世背景不为人知，有人说他是一位铁路搬运工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位铁路官员的儿子。他毕业于军事科学学校，成了军中新兴中间阶层的一分子，并且赢得了同袍的忠诚与崇敬。他看上去冷静沉着，容貌温和英俊，但做起决定来鲁莽轻率，容易冲动行事，在战场上毫无畏惧。在政府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改革事业上，尤其重视奥斯曼军队的年轻化。
三巨头中的第二位是比恩维尔年长9岁的杰马尔帕夏（Jemal Pasha）。杰马尔出身于军人家庭，本人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职业军人。他留着黑色的胡须，身材矮小，但精力充沛，有着一双能够洞悉事物的黑眼睛，行动起来迅速果决。在政变之后，他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军政长官。他在组织警察力量方面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不懈地利用警察力量服务于其所属政党的利益。后来，他又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叙利亚军队统帅等职务。在叙利亚，他像世袭贵族一样采取了专制统治。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却透露出十足的权威。他头脑冷静，在履行职责、追求个人利益时却冷酷无情，近乎残酷。
三巨头中最有才干的是平民身份的塔拉特帕夏。这位平易近人的人物来自阿德里安堡所在的地区，很以自己的农民背景为荣。据说，他可能有吉普赛人的血统。他在当地接受教育之后，成了一名邮递员，后来又做了电报收发员，最后在萨洛尼卡的邮政电报部门谋得了一个职位。他倾心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政治目标，而在这个职位上他恰好能为委员会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革命之后，他在组织管理政党机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路扶摇直上，出任了政府的内政大臣，在地方管理方面有着强大的掌控力。塔拉特充满活力和热情，身材魁梧，讲话风趣幽默，为人和蔼。他看上去粗放、直率，是个十分简单的人，其实他思维灵活，看待事物十分务实而又无情。他在采取行动时强劲有力，爱国之热忱已经到了沙文主义的程度，全身心奉献于国家的利益。由于他表面看起来十分温和，因而被人们称作“土耳其大革命中的丹东（Danton）[1]”。
在三巨头之外，身为东马派犹太人的扎维德（Javid）也颇具影响力。扎维德在财政方面颇有才干，因此成了一位十分专业的财政大臣。接替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出任大维齐尔的是埃及贵族赛义德·哈利姆（Prince Said Halim）。这位富有绅士风度的傀儡领导人是更老资格的自由派分子，也是一位正统的穆斯林。他心甘情愿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服务，既是委员会与帝国内部的穆斯林臣民沟通的桥梁，也与驻奥斯曼帝国的外国使节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谢赫伊斯兰这一重要职务的任命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彻底背离了传统做法。谢赫伊斯兰是最高宗教权威，执掌伊斯兰神学和伊斯兰教法，是颇有权势的职位。通常，谢赫伊斯兰由苏丹亲自任命，不受议会管辖，人选要严格符合乌理玛的等级制度。因此，谢赫伊斯兰总是十分保守，经常变成自由改革的掣肘之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决心除掉这个障碍，于是选择了穆斯塔法·哈伊里贝伊（Mustafa Hayri）出任谢赫伊斯兰一职。穆斯塔法·哈伊里贝伊更注重自己的政治角色，不再把自己视作宗教精英的一分子，甚至都不再使用身为宗教精英的象征物——头巾。在此之前，他已经成了议会的成员，作为司法大臣供职于世俗法庭，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将他任命为谢赫伊斯兰，正是为了借助传统宗教体系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委员会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方案。这一任命不仅获得了乌理玛的认可，也得到了各种保守势力的支持。渐渐地，谢赫伊斯兰成了世俗力量控制宗教领域的一个工具。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对皇宫也加强了控制。在反革命运动期间，皇宫成了各个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势力的集结点。在兵变结束之后，皇室的宦官总管和其他一些廷臣都上了军事法庭，随后被处以绞刑。从那之后，皇宫里的皇亲国戚们就一直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但是，从1914年1月开始，皇宫就再也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了。皇室成员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不被允许加入任何政党，他们的交际自由也受到了限制。除此之外，苏丹的一些亲随也被委员会的支持者们取代，这些人实际上控制了宫廷。
尽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三巨头使用了冷酷而倒退的统治方法，但他们还是开展了一些国家急需的有建设性意义的事业。他们建立了全新的省级和地方行政体系，还创立了新的城市管理机构，实现了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这个新的管理机构提供了各类公共服务，创办了消防队和公共交通服务。他们还重组了首都和地方上的警察组织。阿卜杜勒·哈米德在马其顿创办的新型宪兵队伍，被扩展到了帝国的各个地方。在推行这些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外国顾问的大力帮助。他们还开展了司法改革，在各个层级扩展了公共教育体系，还破天荒地把学校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向女性开放。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妇女解放事业进一步发展，女性开始进入职场，国家还通过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新法律。
1913年冬天，为了显示一下对正常的宪政体系表面上的尊重，奥斯曼帝国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议会选举。1914年春天，奥斯曼帝国第三届议会开幕。英国大使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个议会不过是“不算太过昏庸的专制统治的恭顺工具”。实际上，尽管议会里只存在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但成员能够代表各种人群的意见，大体上可以代表倾心进步的公众意见。议会里依然有一些议员代表着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只不过数量比以前更少了。在失去了欧洲部分的领土之后，土耳其穆斯林已经成了帝国人口最多的族群，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十分关切。那些身为土耳其人的议员就代表了他们。这些议员也普遍意识到，要想挽救这个国家，必须寻求彻底的改进方案。
最急需改革的就是军队，而军队是恩维尔的领域。在年轻时，恩维尔曾接受过德国军事代表团的训练。革命之后，他又作为使馆武官去了柏林。战争大臣伊泽特帕夏早年正是在柏林接受的军事训练。不久，恩维尔就受到了德国人的直接影响，十分推崇德国军事体系的强大和高效。现在，奥斯曼军队在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正处于低谷之中，因此，恩维尔希望能够在国内复制德军的训练方法。
恩维尔特别注重军队的年轻化。军中年长的军官们大多是前政府留下来的保守分子，与军中的年轻军官充满了矛盾。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他们总是犹豫不决，甚至带有自甘失败的情绪。而收复阿德里安堡依靠的正是恩维尔手下的年轻军官，他们无视年长军官过于谨慎小心的意见，才实现了这一胜利。身为战争大臣的伊泽特帕夏意识到，现在必须清理掉老军官。但是，他拒绝亲自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要清理掉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于是，在1914年1月初，恩维尔接替了他的战争大臣职务（当时看起来是一项临时安排）。苏丹本人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任命，评论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太年轻了。”
几个小时之后，32岁的恩维尔得到了苏丹的接见。苏丹立刻就颁布了清理老军官的敕令。数百名军官被要求退伍，其中包括“对马其顿令人沮丧的失利负有责任的指挥官，以及年龄超过55岁的大部分将领”。恩维尔解释说，以往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两种军官，一种适合和平时期的活动，一种适合战争。从今以后，军队中只会保留后一种军官。
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举措。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请求下，德国派来了一个全新的军事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规模更大，由四十几名军官组成，领头的是德军少将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这个代表团的到来立刻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根据约定，冯·桑德斯将获得奥斯曼第一军的指挥权，而这支部队负责守备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虽然德国政府可能有别的什么动机，但身为军人的冯·桑德斯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只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在他看来，训练奥斯曼军队需要涉及一些改革，而在首都比较容易克服改革中遇到的阻力。然而，在俄国看来，这意味着土耳其海峡将落入一名德国将领的掌控之中，从而让德国获得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支配权。
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Sazonov）表示了强烈抗议。德国政府回复他说，如果土耳其人能守卫好海峡，显然也是符合俄国的利益的。萨宗诺夫要求冯·桑德斯和他的代表团必须换到一个战略地位没有这么重要的地方去履职。如若不然，他暗示到，俄国可能会对土耳其展开报复，甚至还有可能与德国开战。英法两国政府对俄国的抗议不甚以为然，但还是发表了联合照会，以示支持。德国人想到了一个可以保住面子的折中方案。冯·桑德斯被晋升为德国陆军中将，从而自动在奥斯曼陆军中获得了元帅军衔。这样一来，如果只指挥一个军的话，他的军衔就显得太高了。因此，他被提升成了奥斯曼军队的总督军。
不过，考虑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越发深重的敌意，俄国人的担忧不无道理。由于俄德两国之间矛盾不断，俄国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十分警觉。就像英国人在开罗的地位一样，德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支配地位让俄国人十分不安。从此之后，萨宗诺夫一直试图与土耳其就海峡问题达成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
不过，英国仍然坚持着谨慎的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一直是列强里最希望让欧洲病夫存活下去的那个，不停地鼓励奥斯曼帝国进行内部改革，帮助欧洲省份里居住的少数族群。秉承着这一原则，英国在1907年马其顿危机期间完成了一次“外交革命”，与俄国签署了协约。这一协约后来又得到了在列巴尔会晤的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确认。英俄之间的协约主要是为了厘定两国在波斯的利益。不过，由于英法两国在1904年已经签署了一项协约，英俄协约的签署就让英、法、俄形成了一个三国协约。由于欧洲中部的强国[2]已经结成了三国同盟，欧洲的力量均衡正在受到威胁，而三国协约正可以应对这种威胁。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看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新关系十分微妙，英国必须改变一直以来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防范俄国人入侵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1908年，格雷在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发回的备忘录上评论道：“我们不能回到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时期的老路上去。英国可以对土耳其保持亲近，但前提是不能让别人怀疑我们反对俄国。”
不过，格雷一开始对青年土耳其人的宪政革命还是表示了热烈欢迎，虽然他有些担心英帝国在埃及的穆斯林臣属会像印度人一样效法土耳其人的革命。但另一方面，格雷也尽量不去触碰盟国在土耳其的利益——俄国人对土耳其海峡很关心，而法国人则关注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因此，英国奉行“最惠国原则”，小心翼翼地不过分参与土耳其事务。正因如此，土耳其新政权变得格外亲英，将英国推崇为“议会之母”，也很愿意听取英国的建议。
但是，英国依然维持着善意而冷漠的中立政策。1908年11月，青年土耳其人派了两位高级特使到伦敦去。他们提出组成英土联盟，同时让法国也参与其中。格雷表达了对土耳其新政府的良好祝愿，还表示愿意向土耳其派出顾问。后来，英国也的确派出了一些顾问，入驻土耳其政府的多个部门。但是，他也坚持说，英国不打算被联盟关系捆住自己的手脚。
在土耳其发生反革命事件之后，土耳其议会又在1909年7月派出了一支代表团。为了抑制德国的影响力，该议会向英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也遭到了相似的回绝。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之后，土耳其这个欧洲病夫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无药可救了。在伦敦会议上，格雷告诉土耳其代表团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如果青年土耳其人没有能力为土耳其保住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地位，那么其他国家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帮他们做到这一点。
此时，西方列强的关注点落在了欧洲，即在原来的土耳其欧洲领土上崛起的巴尔干集团身上。不论是否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西欧都必须支持这些巴尔干国家，以避免它们受到中欧强国的威胁。因此，青年土耳其人意识到，如果他们自己不能挽救自己，也就不能指望西欧国家会出手相助。此时的土耳其在国力上遭到了削弱，在财政上入不敷出，孤立无援而又受到咄咄逼人的邻国的威胁。因此，青年土耳其人发现，土耳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一个大国的保护和帮助。
1913年6月，时任大维齐尔的陶菲克帕夏再一次向格雷提出了组成英土联盟的建议。但是，土耳其人又一次遭到了拒绝。用新任英国大使路易斯·马莱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话说：“在当前的情形下与土耳其结盟，只会让整个欧洲团结起来针对我们。这种盟友关系会变成英土两国的软肋和危险。”根据陶菲克的提议，土耳其希望可以与三个协约国都达成某种共识。倘若果真如此，由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就会将此举视为协约国的挑衅。格雷评论道：“我们是不可能独力把土耳其扶起来的。土耳其要想站起来，就必须克服自己对改革的恐惧，同时也不能再继续玩在大国之间左右摇摆的游戏。”
在格雷看来，土耳其此时已是“亚洲病夫”。就像以前图谋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一样，欧洲列强现在也应当为了共同的利益谋划土耳其的亚洲领土。在整个1913年间，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把俄国撇在一边，与土耳其进行了磋商，同时列强内部也进行了谈判，最终确认了各自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经济势力范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次势力范围的划分实际上也会成为最终在政治上瓜分土耳其亚洲部分的蓝图——就像在欧洲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项协议，是由英德两国在1913年8月签署的。根据这项令双方皆大欢喜的协议，德国将保留开发巴格达铁路的权利，并获得在安纳托利亚和西里西亚地区的商业利益。不过，根据协议，这条铁路不得延伸超出原定的终点站巴士拉，以保障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和波斯湾的利益。
但是，一旦涉及地位更重要的亚欧两洲之间的联结点，双方就无法达成协议了。在俄国看来，由于英俄两国已经从昔日的对头变成了今日的盟友，那么一旦战争爆发，对土耳其海峡的安全威胁将更加严重地影响到英俄两国的利益。俄国人认为，这里是最容易受到德国人威胁的地方。然而，英国人在这里毫无作为，只是寄希望于土耳其能够保持中立。
正如冯·桑德斯掌控了土耳其的军事事务一样，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冯·旺根海姆男爵（Baron von Wangenheim）也主宰了土耳其的外交事务，无时无刻不在夸耀着德国的权威。升任了奥斯曼军队元帅和总督军的冯·桑德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也使得他像冯·旺根海姆大使一样取得了德皇“私人代表”的特殊地位。土耳其海峡依然是东方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德国想要掌控土耳其海峡的图谋已经昭然若揭。因此，英国要想保住在土耳其的利益，此时应当更加大胆地在外交上对德国施加压力。但是，英国并没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在外交政策上过于谨慎小心，也过于相信土耳其会信守中立。
如果说英国的反应比较消极的话，那么俄国人的反应则非常积极。1914年春天，在圣彼得堡和萨宗诺夫的坚定支持下，俄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开始与土耳其的各部大臣们展开协商，提议俄土两国达成一项协议，以解决土耳其海峡问题，维护双方的利益。根据他的提议，俄国将为土耳其提供保护；而作为俄国的盟友，土耳其将在战争期间对敌国封闭海峡。在战争胜利之后（具体情况留待日后进一步商议），土耳其将会取得德国在亚洲的权益，同时土耳其自身的领土完整将得到保证。
俄国人的提议得到了塔拉特的热烈欢迎。1914年5月，塔拉特来到圣彼得堡，提出正式组建俄土联盟。6月，杰马尔到巴黎提出了一个更实际的建议——与全部三个协约国组成同盟。但他得到了一个很谨慎的答复，这个答复后来又变成了一个遮遮掩掩的拒绝。法国人回复说，这一提议必须由英、法、俄三国之间达成协议才能生效，而法国不愿意发起这一提议。实际上，英、法、俄三国最后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土耳其损害巴尔干国家利益的领土要求，法国干脆予以拒绝。英国赞同法国的意见，坚持奉行要求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政策。在英国看来，保持中立符合土耳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很有信心土耳其将采取这种政策。
这是土耳其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与西欧列强结盟，但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塔拉特和杰马尔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十分沮丧。不久之后，他们迟疑不决地接受了三巨头之一、好战的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提出的最终方案——与德国结盟。这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土耳其与德国结盟，结果给俄罗斯和奥斯曼这两大帝国都带来了厄运。现在，欧洲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在乘车驶过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街头时遭到刺杀。刺客是一名学生，他参加了塞尔维亚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以奥地利为敌人，构建一个泛塞族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一开始，德奥两国希望能把冲突控制在局部层面。在得到了德国的空头承诺之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取缔主张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社团，甚至还十分过分地要求由奥地利出面，到塞尔维亚境内实现这一目标。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此要求深感震惊。他抗议说：“这是我所见过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独立国家最可怕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一要求是对欧洲和平的威胁。他还预见到，“现代条件下的一场欧洲大战将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但是，奥地利还是拒绝了贝尔格莱德寻求和解的答复，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德国知道，俄罗斯此时并没有做好参战准备，因此预计俄国可能不会插手。但实际上，如果塞尔维亚受到德奥的威胁，必然会引来俄罗斯的反对，否则俄国就无法继续维持它在巴尔干半岛上对各斯拉夫民族的影响力了。等到德皇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来不及控制奥地利的行为了。在格雷提出斡旋调停时，德国坚持认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只和奥地利有关，与俄国毫无关系。”但德国的这种表态根本无济于事。7月30日，在对德国发出了警告之后，俄国宣布总动员。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德国要求法国保持中立，但遭到了拒绝。法国在8月3日加入了战争。由于德军入侵了比利时，承诺保卫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英国于8月4日对德国宣战。就这样，“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浩劫之一”（格雷语）开始了。
就在8月4日的两天之前，土耳其在恩维尔的主导之下，秘密地与德国结成了同盟。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诺说，如果俄罗斯插手奥塞冲突，土耳其将加入战争。在8月4日，格雷尚不知晓这份秘密协议的存在，但已经得知土耳其在进行动员。格雷指示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代办，让他要求土耳其保持中立。“不过，”他补充道，“你一定得让土耳其人觉得，这是他们最古老的朋友给出的真诚建议，而不要让他们感到受到了我们的威胁”。
不过，格雷近来已经越发感受到了德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巨大影响力。他意识到，“恩维尔帕夏想让土耳其站到德国一边；要想阻止土耳其与德国结盟，唯有刺杀恩维尔一途”。现在，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人也开始支持恩维尔。在德国提出与土耳其结盟之后，塔拉特询问杰马尔说：“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法国人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了。既然法国已经拒绝了我们，我们还能拒绝德国人吗？”杰马尔回答道：“只要能帮助土耳其摆脱现今孤立无助的境地，我愿意立刻答应任何联盟提议。”但与此同时，他想尽可能地推迟土耳其加入战争的时间，以争取时间进行漫长的动员工作。德国同意了土耳其的想法。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仍然保守着与德国结盟的秘密，宣布保持中立，同时进行了总动员。
与此同时，土耳其公众却对英国产生了强烈的义愤。随着欧洲战事的爆发，英国政府征用了在英国造船厂里维修和兴建的两艘土耳其战舰——“奥斯曼苏丹号”（Sultan Osman）和“雷沙迪耶号”（Reshadiye）。由于英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它有权征用这些船只。如果这些军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黑海的海军力量平衡就可能会被打破。在征用这两艘军舰之后，英国提出赔偿土耳其750万英镑的巨款。但是，当初为了购买这两艘军舰、支援海军的发展，土耳其全国上下迸发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踊跃捐款，官员们还为此削减了自己的工资。而且，土耳其刚刚才支付了购舰的尾款。奥斯曼帝国政府指责英国违背了国际法，土耳其公众则直接斥责英国人为强盗。一份亲德的土耳其报纸还给英国送上了“一千个诅咒”。
发生这起事件之后，三巨头再想把公众的情绪从亲英引向亲德，就变得容易多了。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让土耳其公众接受动员令。8月10日，两艘在战争爆发时游弋在地中海上的德国军舰“戈本号”（Goeben）和“布雷斯劳号”（Breslau）为了躲避追击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并要求获准进入海峡。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压力下，恩维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两艘德国军舰驶入了达达尼尔海峡寻求庇护。恩维尔还在德国人的要求下命令道，倘若追击的英国军舰试图跟随它们进入海峡，海岸要塞就可以向英国人开火。恩维尔向他的同僚们宣布了这一消息，说道：“我们的孩子降生了！”
协约国的大使们认为此举违反了国际条约，表示了抗议。第二天，土耳其人竟然宣布这两艘军舰已经被“卖”给了土耳其。杰马尔告诉媒体，英国背信弃义地夺走了土耳其两艘军舰，这两艘德国军舰将顶替它们的位置。德国人“出售”军舰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德国舰队的指挥官苏雄（Admiral Souchon）取代英国海军将领利波斯（Limpus），出任土耳其舰队的指挥官。两艘德国军舰分别被改名为“亚武兹号”（Yavuz）[3]和“米蒂里号”（Medilli），船员也都戴上了土耳其式的菲斯帽。两艘军舰驶入马尔马拉海，在伊斯坦布尔的外海下锚，桅杆顶部飘扬着土耳其的旗帜。几天后，它们在这里与其他土耳其军舰一道接受了苏丹的检阅。随后，在王子群岛附近海域又举行了一场赛艇比赛，激起了伊斯坦布尔民众的巨大热情。
英国海军将领利波斯顶不住土耳其海军部的政治压力，只好离开了他的旗舰。不久，土耳其军舰上就连一名英国军官都没有了，苏雄则被正式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土耳其人民公开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外国大使要求奥斯曼帝国将德国舰队的船员拘捕、遣送，但未能如愿，因为这些船员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土耳其海军。几星期之后，英国海军代表团被打发回国。在得知布鲁塞尔被德军占领的噩耗之后，扎维德帕夏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地位显赫的比利时友人。待他说完，这位比利时友人便指着那两艘军舰，满怀同情地反驳道：“德国人也占领了土耳其啊。”
时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预料到土耳其不会长久保持中立，因此曾经提议英国舰队冲进达达尼尔海峡，把那两艘德国军舰击沉在马尔马拉海。但是，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同僚的同意。现在，在征询了新任战争大臣基钦纳伯爵（Lord Kitchener）的意见之后，丘吉尔又提出了一个夺取加里波利半岛的方案。希腊人承诺将出兵支援这一行动，丘吉尔还要求格雷去争取俄国人的支援。但是，俄国人根本腾不出部队参与这一行动。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他的妻子是德国皇帝的妹妹）也表示，除非土耳其率先发动进攻，否则希腊人不会参战。在幕僚的说服下，丘吉尔终于意识到，在得不到陆军支援的情况下发动海上进攻必然会遭到失败。于是，这个计划就暂时搁置了。
接下来，土耳其进入了一段非战非和的灰色时期。土耳其人在外交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与战争双方秋波频传，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纵横捭阖。俄罗斯特别担心土耳其有朝一日会翻脸封闭土耳其海峡。于是，8月16日，俄国和英法两国一起提出共同保证土耳其的中立地位和领土完整。但土耳其人并没有理睬。得意忘形的土耳其人提出，如果要让他们严守中立，协约国就必须彻底废除让步条约，英国必须交还窃取的土耳其军舰，土耳其还要收回爱琴海上的岛屿和西色雷斯的领土。协约国根本不可能同意做出这些保证和让步。两个星期之后，协约国提出了修改后的提议。就在这时，传来了德军在法国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土耳其人因而没有再理会协约国的提议。
实际上，土耳其内阁乃至土耳其议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不相信甚至有些轻视那些好战的少数派提出的亲德政策。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土耳其却清楚无误地在滑向战争。这一切都被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他的外交目标只剩下了两个：第一，不论最后能否阻止土耳其参战，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延缓土耳其参战的时机。基钦纳伯爵认为，在印度的军队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之前，必须让土耳其保持中立，至少也要让土耳其与英国保持和平状态。第二，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格雷要确保首先动手的是土耳其人，保证英国人在其中没有过错。他的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奔赴法国前线的印度军队安全地抵达了埃及和地中海。
9月27日，守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英国海军舰队要求一艘土耳其鱼雷艇返航。这一过分举动给了德国人期待已久的借口。德国人赶忙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对外国船只封闭海峡。恩维尔下令照办，并且在海峡入口处布上了水雷。此时，在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人已经有数千人。德国和奥地利的大使开始强烈要求土耳其对协约国采取行动。10月11日，恩维尔和塔拉特提出了参战的条件——他们要求德国提供一大笔贷款。曾经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苏雄的指挥下在黑海巡航“机动”，似乎在引诱俄国人出手，以获得一个参战的理由。
10月28日，苏雄奉恩维尔的密令，率领一支强大的土耳其舰队驶入了黑海。恩维尔的命令不为他的同僚们所知：“土耳其舰队要凭借武力控制黑海。找到俄罗斯舰队，立即发动攻击，无须宣战。”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苏雄就炮击了俄国港口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诺沃罗西斯克（Novorossisk），击沉了一些俄国船只。格雷这么谴责道：“从未有哪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过这样无缘无故、充满恶意的攻击。”到11月5日，英国、俄罗斯和法国都已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至此，灾难性的结果已经不可避免。从理性出发，保持中立其实更符合土耳其的自身利益。在巴尔干战争中的数次灾难性失败之后，土耳其最需要的莫过于和平。它可以利用这段和平时期恢复、增强军力，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保持中立，观察局势的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参战，加入哪一方参战。在7月中旬，被贬黜到保加利亚做使馆武官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曾经向恩维尔提出了上述建议，但并没有获得采纳。凯末尔强烈反对与德国结盟。在他看来，如果德国战胜，它就会把土耳其变成它的一个卫星国；如果德国战败——凯末尔也更相信德国会战败——土耳其就会失去一切。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也有一些人持同样理性的观点。但是，大多数土耳其人已经听不进去理性的意见了。恩维尔利用了这一点；而英国大使则仍然相信温和派的力量，低估了土耳其大众的情绪。
近年来的失败深深伤害了土耳其的尊严，自身的孱弱又让土耳其十分害怕它的新旧敌人。因此，土耳其对孤立状态有着一种深刻的、心理层面的恐惧感。不仅如此，在土耳其人看来，奉行中立政策最终只会导致帝国被大国瓜分。土耳其人认为，既然以往的西方盟友已经抛弃了自己，他们只好投向新的盟友——德国。一些土耳其人充满热情地做出这样的选择，另一些则有些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情绪驱使下，恩维尔帕夏开始了他莽撞的赌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一直属于温和派的扎维德帕夏辞去了自己在青年土耳其人政府中的职务，还留下了一段预言式的告别辞：“即便我们赢了，我们也将万劫不复。”
就这样，在经历了六个世纪的岁月之后，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其衰败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1914年，行事冲动的恩维尔帕夏在高加索地区贸然向俄国人发动了一场冬季战役，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接着，矢志夺取埃及的叙利亚总督杰马尔帕夏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打算穿过缺水的西奈沙漠进逼苏伊士运河。预先得到警告的英国军队在运河两岸挡住了土耳其舰队，迫使他们又一次穿越沙漠，撤退到杰马尔帕夏设在贝尔谢巴（Beersheba）[4]的大本营。
由于土耳其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人的地中海补给线被切断，导致俄国出现了军火短缺。1915年年初，尼古拉大公[5]代表俄国向英国求援，希望英国能帮助俄国缓解来自土耳其的压力。于是，为了保证俄国能够坚持作战，温斯顿·丘吉尔先前提出的远征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又被搬了出来。根据这一方案，英军将强行闯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和伊斯坦布尔。按照丘吉尔的打算，这将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海军行动，陆军只作为预备力量。土耳其人对此方案感到十分惊愕，因为他们一直很敬畏英国的海上实力。土耳其人担心，在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连吃两次败仗之后，第三次败仗可能会把他们彻底击垮。
但是，迫于同僚的反对和来自基钦纳伯爵的压力，战役的重心从海上转到了陆上。英军的目标不再是强冲狭窄的海峡，而改成了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作战。到1915年年底，英军发动的两次进攻都遭到了失败，损失惨重。英国人被迫撤退，让土耳其人获得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事实证明，穆斯塔法·凯末尔是一位可以媲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历代名将的指挥官。
英国人在加里波利的失利给了青年土耳其人三巨头以喘息之机。在暂时消除了外来干预之后，他们采取了一项预谋已久的内部行动——彻底消灭亚美尼亚民族。他们借口亚美尼亚人与高加索一带的俄国人关系亲密，对亚美尼亚人大肆迫害，其残暴程度远超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所作所为。有100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放逐或屠杀，死亡人数超过了50万。
1916年，俄国人在高加索前线恢复了攻势，夺取了埃尔祖鲁姆要塞，并准备以之为基地进犯安纳托利亚。与此同时，俄国人还占领了特拉布宗港，控制了黑海的补给线。结果，1917年3月爆发的俄国革命中止了俄国人继续进攻的计划，也让土耳其人免于遭受在亚洲惨败的厄运，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但是，土耳其舰队已经孱弱不堪，数十万人当了逃兵，补给资源也几近耗竭。
协约国占领了巴格达。英国人沿着底格里斯河上溯，深入伊拉克腹地。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内部又出现了新的敌人——阿拉伯人。他们在汉志打出阿拉伯独立的旗号，发动叛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起义波及所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对战争的结局和后续事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的秋天，奥斯曼帝国终于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协约国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同时打算在艾伦比将军（General Allenby）的指挥下，在巴勒斯坦一线发动最后一次闪电式的进攻。用一位阿拉伯史学家的话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将土耳其人彻底逐出叙利亚，“就像狂风卷走蓟花的冠毛一样”。穆斯塔法·凯末尔又一次成了土耳其人的英雄。他英明地选择了战略撤退，撤到了俯瞰阿勒颇的高地上。站在这座属于土耳其自然疆界一部分的高地上，他意识到，他手下的这些残兵败将现在要保卫的是属于土耳其自己的国土。他们一直坚守到了1918年10月30日这天，仍然没有被敌人击败。在这一天，英国和土耳其签署了停火协议。就这样，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穆斯塔法·凯末尔成了土耳其指挥官中唯一未尝败绩的人。在他的身后，他守住了土耳其民族的安纳托利亚家园，他将在那里开创属于自己和他的人民的未来。
青年土耳其人三巨头纷纷流亡海外，最终全部死于非命，客死他乡。[6]协约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随后在巴黎和会上不仅图谋肢解奥斯曼帝国，还打算由法国、意大利、希腊瓜分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家园，只把几个内陆省份留给土耳其人。
穆斯塔法·凯末尔再一次为了祖国挺身而出。他设法在安纳托利亚谋到了一个官方职务，然后在两支土耳其军队指挥官的支持下，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反对协约国和它们打算强加给土耳其人的和约。他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先是在内战中击败了效忠苏丹的部队，随后又在独立战争中赶跑了希腊军队，从外国占领军手中解救了土耳其人的家园。他在安卡拉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议会。最终，在洛桑举办的新的和平会议上，协约国承认了他主张的土耳其新疆界，为土耳其人保住了完整的安纳托利亚家园，还保留了包括阿德里安堡（现在的埃迪尔内）在内的一小块欧洲土地。
穆斯塔法·凯末尔先废除了苏丹制度，驱逐了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7]。随后，他又在1923年10月29日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就这样，土耳其作为世界性大帝国的使命宣告终结，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幸存了下来，并将重新兴旺起来。
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就这样翻过了旧的篇章，进入了新的时代。
[1] 即乔治·雅克·丹东，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导人物之一。
[2] 指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
[3] 这是苏丹塞利姆一世的绰号。
[4] 位于今天的以色列。
[5] 此人为尼古拉一世沙皇之孙，是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叔，此时担任俄军总指挥。尼古拉大公在俄国内战期间曾被白军奉为俄国沙皇，但他本人一直流亡海外，于1929年病逝于法国。
[6] 恩维尔战后投身泛突厥主义运动，1922年在中亚地区（今塔吉克斯坦）死于苏俄红军之手；1921年塔拉特在德国柏林被亚美尼亚人刺杀；杰马尔于1922年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被亚美尼亚人刺杀。
[7] 废除苏丹制度、驱逐苏丹发生在1922年11月。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台后，继任的苏丹是穆罕默德五世，他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四个月驾崩，由其弟穆罕默德六世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