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岛上的钟已经敲响了十点，几天以后法尔克为了帮助《红帽报》记者采访国会下院，准时来到了国会大厦。他步履匆匆，想着在这个高官厚禄的地方人们办事肯定都准时准点。他走上通向各委员会的路，按指定路线进了下院左侧的记者席。他诚惶诚恐地走进像悬挂在屋顶上的鸽子笼似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包厢，“那些自由的喉舌将聆听国家最伟大的成员商讨国家最神圣的福祉”。这对法尔克来说是全新的，但是他完全没有被什么伟大而深刻的印象折服，因为当他从座位上往下看时，下边的大厅里空空如也，很像兰开斯学校 [29] 。时间已经是十点五分，但是除了他自己以外，仍然没有一个带气儿的进来。有几分钟时间寂静无声，使人想起了乡村教堂宣教之前的情形。后来大厅里传来阵阵窸窸窣窣的响声。“是只老鼠”，他想。但是他从记者席发现正面有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人正靠在栏杆上削铅笔，削下的铅笔末儿像雪花一样飘落下去，落在大厅的桌子上。他四周环视，没有看到过多的东西，四周的墙壁空空的，但最后看到一个拿破仑一世时的古老的挂钟，虽然钟身上仍然保留着新镀过的法王标志，旧瓶子装上了新酒。不过那个指着十点过十分的时针也象征着某种讽刺，因为这时候后门打开了，有一个人进来。是一位老人，他的双肩似乎被国事的重担压弯了，他的脊背被地方的公务压得变了形，他的脖子因为长期呆在潮湿的办公室、委员会大厅、银行圆形会议室和类似的场所而走了样儿，当他步履蹒跚地走在通向主席台的棕毛地毯上时，人们觉得他确实该退休了。他走到法王钟前面时停了下来——看来他习惯走到半路停下来，看看周围，也看看身后。但是现在停下来，是为了跟墙上的挂钟对自己的老式怀表。他极为不满地摇着他那久经沧桑的头：太快了！太快了！同时他的脸流露出一种超凡的自信，自信他的表绝对不会走得太慢。他继续迈着相同的步伐往前走，好像是奔向自己的生活目标，现在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他没有达到主席台上那把极为荣耀的高靠背椅上的目标怎么办呢？
当他达到目标以后，他停住了，掏出手绢，站着擤鼻涕，随后他用目光扫了一下坐在椅子上和桌子旁的听众，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如“先生们，现在我擤鼻涕！”他坐下，沉浸在总统般的沉静中，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他在睡觉，他认为自己很孤单，在那间大房子里，只有上帝跟他在一起，他伸展一下身体，好像在吸取第二天劳累所需要的力量，这时候从房顶下面的左侧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他吓了一跳，转过头去好像要用可怕的目光杀死那只竟敢犯上作乱的老鼠。法尔克没有料到他对鸽子笼里的反应如此强烈，他不得不接受凶狠的白眼，但是那眼神从屋顶往下扫的时候逐渐软了下来，似乎在小声说：“是一个记者，我以为是一只老鼠”，那声音不敢说得太高。那杀气腾腾的老头儿似乎因眼睛没有看准而表示歉意，他用手捂住脸——哭啦？——没有，他要把他看到的那个模糊目标的污点从他的视网膜上擦去。
门开始进进出出地响起来，议员们来了，墙上挂钟的时针向前爬着。主席用点头和握手奖励那些好人，同时用转过脸去来惩罚那些坏人，因为他作为“主宰”必须公正。
这时候《红帽报》的记者来了，相貌丑陋，醉醺醺的，好像没有睡醒的样子；尽管如此，他却能准确地回答新同事的各种问题。门又一次进进出出地响起来，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一个人，随便得像在自己家里，税务总局的行政管理员兼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的统计员；他一直走到高靠背椅跟前，跟会议主席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一把抓过来文件，好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
“那人是谁？”法尔克问。
“首席记录员。”《红帽报》的那位朋友回答。
“什么？他们这个地方也记录？”
“也记录！你很快就会看到！那边整个一层楼的人都是记录员，所有的阁楼里都坐满了记录员，地下室也很快会坐满！”
这时候楼下挤满了人，像个蚂蚁窝，槌子一敲，大厅静下来。首席记录员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无反对通过。接着由同一个人宣读列尔巴根来的尤恩·尤恩松的请假报告。
批准！
“他们在这儿也能请假？”新同事惊奇地问。
“当然可以！尤恩·尤恩松要回列尔巴根老家种土豆。”
这时候很多年轻人拿着笔和纸在旁边的台子上就座。很多是法尔克任在编公务员时的老朋友。他们在小桌子周围坐下，好像要打牌一样。
“那些人是记录员，”《红帽报》的朋友介绍说，“他们好像认出了你！”
他们确实认出他来了，因为他们戴上夹鼻眼镜，一齐往鸽子笼上看，就像坐在剧场包厢里的人鄙视地看着普通座位上的人一样。他们还不时地小声议论几句，似乎在说，从各种迹象判断，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是法尔克。法尔克让这种注视搞得很不自在，所以当斯特鲁维走进鸽子笼时，他连一声友好的招呼也没顾得打。此君闭塞、懒散、衣冠不整，思想保守。
首席记录员宣读一份申请或曰提案，要求购置衣帽间的麻质地毯和套鞋架子上的金属牌号。
通过！
“反对派坐在什么地方？”不知根底的法尔克问。
“啊，鬼才知道，反对派在什么地方。”
“他们对什么事都说‘同意’。”
“再过一会儿，你就能听到了。”
“是不是他们还没有来呢？”
“他们想来就来，愿意走就走。”
“跟机关完全一样！”
保守主义的斯特鲁维听了这句没深没浅的话自认为应该代表政府讲几句。
“亲爱的法尔克你在说什么呀？你可不能发牢骚！”
法尔克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出恰当的回答，同时下边大厅里的辩论已经开始了。
“你不用理他，”《红帽报》的记者安慰他说，“他有钱吃饭的时候，他的观点总是保守的，他刚刚从我这里借走五克朗！”
首席记录员宣读：国家计划委员会提请审议第五十四号议案，关于乌拉·希普松提出的“取消林地围栏”。
从北方诺尔兰来的大森林主拉松毫不犹豫地要求取消这项议案：“我们的森林还怎么经营呢？”他愤怒地说，“我只想问一问，我们的森林怎么经营！”然后他气呼呼地坐在靠背椅上。这种充满火药味儿的辩词近二十年已经不时兴，所以这场表演受到奚落，随后诺尔兰席位上的人没有人再发言。
厄兰德岛代表建议用沙石墙代替；斯科纳代表建议栽黄杨树篱；诺尔伯顿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说，没有耕地了，要围栏有何用处，斯德哥尔摩席位上的一个发言人称，应该把问题交给一个专家委员会去决定，他强调由专业人士去解决。结果招来一场风暴。死也不能交给专家委员会。人们要求由政府去解决。议案被否决，林地围栏得以保留，直到它自己倒下。
首席记录员宣读：国家计划委员会提请审议第六十六号议案，关于卡尔·雍松提出的取消对《圣经》出版委员会拨款的议案。对于这个有百年历史、名声显赫的机构，自然没有人敢讥笑，大厅里出现庄重的沉默。谁敢攻击宗教的基础，谁敢明目张胆地激怒公众！丁斯塔德来的主教要求发言。
“我要记录吗？”
“不要！他说什么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保守主义的斯特鲁维做了如下的记录：
“祖国的——神圣——利益——以宗教的和人类的联合名义——公元八二九年 [30] ——公元一六三二年 [31] ——无信仰的人——新闻记者——上帝的话——人类的话——百年——安斯卡尔 [32] ——火一样的激情——荣誉——古斯塔夫一世——古斯塔夫二世——吕岑战役——欧洲的眼睛——后世——审判——悲伤——耻辱——绿色的草地——洗净双手 [33] ——不情愿。”
卡尔·雍松要求发言。
“我们 现在记！”《红帽报》记者说。
“废话！大话——圣经出版委员会存在一百年——耗资十万国币——九个大主教——三十个教授——乌普萨拉大学前后相加五百年——受益者——秘书——助理——没事可做——草稿——工作粗枝大叶——钱——钱——钱！名符其实——欺骗——公务员剥削制度。”
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但是在沉默中表决通过。
在此期间《红帽报》的记者理顺雍松磕磕巴巴的讲话，并在上面加了一个大标题，然后法尔克休息。这时候他无意间在旁听席上看见一个老面孔，头枕在栏杆上，头的主人是乌勒·蒙塔努斯。此刻他像一条狗躺在那里，等待主人给它一块骨头，他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但法尔克不知道原委，因为乌勒很神秘。
这时候在右旁听席下边的靠背椅旁边，即刚才那个体形弯曲的人往下扔铅笔末的地方，出现一个身着文官制服的绅士，胳膊挟着一顶三角帽，手拿一卷公文。
主席用木槌敲桌子，大厅里出现一阵具有讽刺和滑稽的沉默。
“写吧，”《红帽报》记者说，“你记数字，其他方面我管。”
“那是谁？”
“颁发御旨的。”
这时候开始念公文：“国王陛下恩准，提高青年贵族现代语言部经费，包括文具费和各种杂费，由五万国币提高到五万六千国币三十七厄尔。”
“什么是杂费？”法尔克问。
“水壶、伞架、痰盂、窗罩、哈塞尔巴根的午餐、奖金等等，闭嘴，下边还有！”
继续念公文：“国王陛下恩准，给西哥特骑兵团增加六十个新军官职数。”
“六十个？”对国事极为陌生的法尔克问。
“是六十个！你就照写吧！”
公文纸耷拉下来，变得越来越长。
“国王陛下恩准，给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增加正式官员职数五个。”
记录席一阵骚动，法尔克的椅子一阵骚动。
公文纸又被卷了起来，大会主席起身鞠躬表示谢意，并问是否还有“赐教？”公文的拥有者坐在靠背椅上，开始吹那位身体弯曲者撒下来的铅笔末，不过他绣着金线的衣领使他无法像那位大会主席早晨那样恶狠狠地转过头来朝上看。
辩论继续进行。托尔吕萨的斯文·斯文松要求就社会救济问题发言。就像一个信号一样，所有的记者都站起来，打哈欠，伸懒腰。
“我们现在可以下去吃早饭，”《红帽报》记者对自己的助手说，“我们有一小时十分钟时间。”
但是斯文·斯文松仍然在那里讲。
下院的议员们开始动，有几个走了出去。大会主席与几位议员交头接耳，以政府的名义对斯文·斯文松的发言表示不满。两位斯德哥尔摩议席上的老资格议员，指着讲话者对一位外表像新当选的年轻绅士说，那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他们打量他几眼，认为他很荒谬，对他转过身去。
《红帽报》记者出于礼貌，他向法尔克介绍一下说，讲话者是下院的“讨厌鬼”。他不冷不热，不受任何党派利用，不受任何利益收买，但就是讲起话来没完没了。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没人能说出来，因为没有任何报纸刊登他的讲话，也没有人想去看讲话纪要，只有坐在桌子旁边的记录员发誓，一旦他们掌了权，冲着他就得修改宪法。
但法尔克有某种弱点，就是别人不注意的事，他偏要留下来，听一听他从来没听过的事情：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奉公守法，为受压迫者和受不公正待遇的人鸣不平——却没人听他讲话。
斯特鲁维一看见这个农民就站起来，走到酒馆，其他人也跟到那里去，他们还在那里见到一半的议员。
当他们在那里吃饱喝足回到自己的座位时，他们还得听一会儿斯文·斯文松的讲话，确切地说是看他讲话，因为吃完早饭以后，别人说话的声音更大了，一个字也听不清讲话者说的是什么。
讲话总算结束了。没有人表示反对，讲话也没有导致任何措施，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首席记录员在此期间跑回自己的办公室，看一看《邮政与国内消息报》，捅一捅壁炉里的火，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宣读：
“国家计划委员会呈报申请书七十二号，特莱斯果拉的佩尔·伊尔松提出的拨款一万国币，修复特莱斯果拉教堂里的古老雕塑议案。”
枕在旁听席栏杆上的那个脑袋露出了凶相，好像绝对不让别人把这块骨头拿走。
“你认识旁听席上那个弯腰驼背的人吗？”《红帽报》记者问。
“我想他是乌勒·蒙塔努斯。”
“你知道他是特莱斯果拉人？啊，他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你看，特莱斯果拉的那个人要讲话了。”
佩尔·伊尔松要求发言。
斯特鲁维鄙视性地转过身去，剪掉一段雪茄，对讲话人看也不看，但是法尔克和《红帽报》记者拿出笔准备记录。
“你记词句，”《红帽报》记者说，“我记事实！”
一刻钟以后，法尔克的纸上记满了这样的话：
“祖国文明遗产的保护——经济利益——被骂成唯物主义——根据费希特唯物主义——祖国的文明不是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责骂被驳回——受人尊敬的庙宇——朝阳的光辉——它的萌芽朝天长——石器时代——哲学不是梦——国家神圣的权力——神圣的利益——祖国的文明——哲学——历史——考古——研究所。”
这个乱七八糟的讲话引起部分人的哄笑，特别是抬出死人费希特，然而也招来一个首席座位上的回答和乌普萨拉席位上的支持。
前者说：尽管他既不了解特莱斯果拉教堂或者费希特，也不知道耗资一万国币修葺那些古老的石膏像值不值得，但是他仍然认为，下院应该支持这项美好的事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要求拨款修路、林场围栏和学校之类的提案，所以这项申请应该予以通过。
乌普萨拉议席上的发言人认为（根据斯特鲁维的记录）：提案当然是对的，他的前提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必须要保护，是对的，结论：一万国币必须拨款，是顺理成章的，目标、目的、用意等是美好的，值得称赞的，是爱国的，但是有一个错误，谁犯的？是祖国？是政府？是教会？都不是！是提案者本人！按理说提案人也是正确的，他又重复一遍，讲话人的目标、目的和用意都是值得称赞的，他以最热烈的同情关注这项申请议案的命运，他号召下院，以祖国的名义，以文化遗产的名义和艺术的名义投赞成票；而他本人，他认为该项议案在概念上虚假、理由不充分和有缺陷，只能投反对票。
旁听席上的那个脑袋，在表决过程中眼睛不断地转，双唇痉挛，但是当议案被通过拨款被批准时，立即冲出不满和推来推去的人群消失了。
法尔克似乎已经看出佩尔·伊尔松提案与乌勒的在场和消失之间的关系。早饭以后变得更加保守的斯特鲁维，更加毫无顾忌地说三道四。《红帽报》记者显得平静和无所谓；他已经不再惊奇。
在乌勒从黑压压的人群中冲出的那条道路里，冒出一张明朗的面孔，就像灿烂的太阳，而正好朝那个方向看的阿尔维德·法尔克不得不低下头，并转过身去——那是他的哥哥，一家之主，有朝一日将使家族的荣誉发扬光大。在尼古劳斯·法尔克的双肩后边露出半个黑脸，带着虚情假意的表情，他们似乎在小声地说秘密。法尔克对哥哥出现在这个房子里感到极为惊奇，因为据他所知，他的哥哥对新政府很不满意，这时候大会主席允许安德士·安德松提出议案，他就心安理得地利用这个机会宣读：“由于充分的理由，请允许我要求国会方面必须做出决定，国王陛下与已经通过章程的所有公司共同承担责任。”
旁听席上的太阳不再灿烂，大厅里响起了惊雷！
冯·斯普林特伯爵要求发言：
“你还准备滥用我们的耐心多久，卡蒂丽娜 [34] ！还要多久！人们如此胆大妄为，竟敢责难政府！你们听见我说的话吗，可爱的先生们！人们责怪政府，或者说，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把政府当作玩笑的对象，一个粗野的玩笑，因为除此以外，人们不可能对这个提案有其他解释。我要说，是一个玩笑，不，是一种攻击，一种背叛！啊，可怜的祖国！你不忠的儿子已经忘记他们对你的义务！但是当你失去骑士的警戒、你的护卫和你的屏障，还能有其他的下场吗！我要求，那个汉子，佩尔·安德松，或许叫其他名字，收回自己的提案，或者在上帝面前，他要认识到，国王和祖国仍然拥有忠诚的卫士，他们可以拿起石头，砸烂叛徒的多头蛇的脑袋！”
旁听席对讲话赞成，大厅里对讲话不满。
“哈哈，你们以为我害怕了！”
讲话人做了个手势，好像在扔石头，但是多头蛇用自己几百张脸微笑着，讲话人又找到一个不笑的新多头蛇，他抓住了记者席。
“那边，那边！”他指着楼上的鸽子笼说，他看着那里，好像看到了无底深渊绝了口。“那边！有一个渡鸦窠！我听见他们在鼓噪，但是你们吓不倒我！瑞典的男子汉行动起来吧，砍倒树木，锯断房梁，砸碎包厢，踢断椅子，劈碎桌子，让它们像这样碎——”
他用小拇指比划着。
“然后用大火把多头蛇连人带老鼠一齐烧掉，你们将会看到，王国会在宁静中重新繁荣、昌盛。这就是一个瑞典贵族的宣言！请记住吧，农民们！”
这个讲话如果在三年前，肯定会在骑士大厦广场受到热烈欢呼，会一字不漏地记录在案，然后印成单行本，分发到各国立中学和其他慈善机构，如今人们只把它当作杂耍，挑挑拣拣地在记录上写几句，报纸也只应付几句，而反对派报纸根本就不提这类事。
随后乌普萨拉议席上的人要求发言。他完全赞成前一个发言者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他灵敏的耳朵似乎还听见昔日战场上刀枪剑戟的拼杀声；现在他想讲一讲自己的公司思想，但是他请求让他说明白，公司不是金钱的聚合体，不是人的聚合体，公司是一种道德的人格化，它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
这时候大厅里一片喧哗，记者只听到讲话的结尾是，从概念上看，祖国的利益被戏弄了，如果此提案不被否决，祖国的利益将受到忽视，国家将处于危险之中。
后来又有六个人发言，一直讲到中午，他们引用瑞典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脑曼宪法、司法手册和《哥德堡商报》，结论都一样，如果国王陛下与通过章程的所有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祖国将处于危险之中，祖国的利益将被戏弄。个别发言者更大胆，说祖国的利益像被掷色子，还有的说像被赌博，有几个人甚至说祖国的利益危在旦夕，最后一个发言者称已经千钧一发了。
中午到了，人们拒绝再辩论这个提案；也就是说人们饶了祖国，使它免受会议的折磨、政府的白眼、舆论的拷问、议会主席槌子的敲打和报纸的打扰。祖国得救了！阿门，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