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对于不幸的人来说过得太慢，而对于幸运的人来说又太快。春天使人们盼望阳光和绿色的希望破灭，而夏天之短好像是秋天的前奏。
五月的一个早晨，《工人旗帜报》编辑部记者阿尔维德·法尔克顶着烈日来到船桥码头，看着各种船只装货和离港。他的外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讲究，黑头发也不再时尚，胡子长得像亨利四世，这使他消瘦的脸显得近乎野蛮。他的双眼燃烧着失意的火焰，通常只有盲信主义者或醉汉才有这种表情。他的样子好像在挑选船只，但一时又拿不定主意。长时间的犹豫以后，他走到一个推着小推车往船上运货的水手跟前。他很有礼貌地脱下帽子。
“请问先生这条大船到哪儿去？”他不好意思地说，尽管他自己认为语腔够勇敢的了。
“大船？我没有看到什么大船！”
周围人一阵大笑。
“但是如果先生想知道这只双桅帆船开向哪里，请看那边的告示！”
法尔克感到很尴尬，但还是鼓起勇气，继续高声说：
“对于一个很有礼貌的问题，难道您不能客气一点儿回答吗？”
“您？你给我滚蛋，别在这儿跟我瞎吵吵！——你小心点儿挨抽！”
谈话结束了，法尔克终于下了决心。他转身往回走，穿过一条小街，走过商人广场，拐进辛德斯迪街。他在一栋很脏的房子门前停下来。他又犹豫起来，优柔寡断的性格就是改不掉。这时候跑过来一个对眼的小男孩，衣服破破烂烂，手里拿着很长的校样。他在经过法尔克身边的时候，被一把拉住。
“主编在上面吗？”他问。
“在，他七点就来了。”男孩喘着粗气回答。
“他问过我吗？”
“当然，问过好几次！”
“他生气了吧？”
“那还用说！大发脾气。”
男孩像箭一样跑上台阶！法尔克紧跟其后，走进编辑部。这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两个窗子对着阴沉沉的大街，每个窗子前边放着一张没上油漆的白茬桌子，上面放着纸、笔、报纸、剪刀和胶水瓶子。
其中一张桌子旁边坐着老朋友伊格贝里，他穿着一件破烂的黑色大衣，正在念校样，另一张桌子是法尔克的，坐着一位先生，他身着衬衣，头戴一顶巴黎公社崇拜者喜欢戴的黑色绸帽。他满脸红胡子，身材矮胖粗壮，一看就知道是工人。当法尔克进来时，这位巴黎公社崇拜者桌子底下的腿激烈地动了一下，挽起衬衣的袖子，露出由一个船锚和一个英文字母R组成的蓝色文身。随后拿起一把剪刀，朝一张晨报头版插进去，剪了一下，并背对着迟到的法尔克粗声粗气地说：
“先生到哪去了？”
“我病了。”法尔克回答，他自己认为口气很硬，但是后来伊格贝里证实口气很温和。
“谎话，先生去外边喝酒去啦！我昨天晚上看见您坐在那不勒斯咖啡店！”
“去了又怎么样呢……”
“您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按着协议您得准时来这里上班！现在已经是八点过一刻了！我知道，那些在大学混过的先生们以为他们满肚子学问，可以不遵守规章制度！上班迟到还有理啦！让老板坐在这儿替自己干活儿，难道先生像个无赖吗？呃！如今世道变了，这我看到了！工人要欺负师傅，即老板，受压迫的是资本家了！就是这个样子！”
“总编什么时候有了这些观点？”
“什么时候？现在！先生，就是此时此刻！我希望现在有了这些观点也不错！不过我也明白了另外一件事！先生是一个无能之辈，连瑞典语也不会写！请看这里！这是什么东西！请您读一读！‘我们希望明年应征入伍的所有的……’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所有的人’……”
“对，没问题！”法尔克说。
“对吗？先生真会瞎编！在日常口语中‘所有的人’要变成宾格……”
“对，如果‘他们’做宾语的话……”
“算啦，别咬文嚼字了，没有人这么用！先生别跟我废话了！还有，先生在写‘应征入伍’这个词时，少写一个字母，尽管读音时是这样！现在别说了！究竟怎么读音，是读一个字母，还是读两个字母……？现在就回答！”
“当然读……”
“也就是说读一个字母，因为不可能读出两个字母！看来是我愚蠢，我似乎不会讲瑞典语！不过我已经改过了！看吧，不动了，要改下次再说！”
他大喊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啪地打了送校样的男孩子一个耳光。
“好哇，大白天坐在这里睡觉，你这个坏蛋！我一定要让你清醒清醒！你还没有活到不能打的年龄！”
他抓住孩子的腰带，把他摔到还没有卖出去的报纸上，解下身上的腰带就抽他。
“我没睡觉，我没睡觉，我只是闭一下眼！”男孩痛得叫喊着。
“好哇，你还嘴硬！现在学会撒谎啦，不过我要教他学会讲实话。睡觉了，还是没睡觉？说真话，不然没你的好儿！”
“我没睡！”那位不幸的男孩结结巴巴地说，他过于年轻和天真，不知道先说个谎话，躲过皮肉之苦。
“好哇，你还嘴硬！真是个老油条！撒起谎来有鼻子有眼儿。”
正当他要进一步惩罚那个坚持真理的孩子时，法尔克站起来，走到主编跟前，严正地说：
“不要打孩子，我看到他没有睡觉！”
“啊，你们听见了吧！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怪家伙！‘不要，打，孩子！’谁用这副腔调儿说话！我好像听到一只苍蝇在耳边嗡嗡地飞！我可能听错了吧！但愿如此！上帝保佑，但愿如此！伊格贝里先生！先生是一个公正的人！先生没有进过大学！喂，先生眼下看到我像抓一条鱼一样抓住这孩子的裤带，您看到他睡觉没有？”
“如果他没有睡觉，”伊格贝里从容而幽默地说，“他也正准备睡觉！”
“回答得很对！伊格贝里先生，请你抓住这根裤带，我拿棍子好好教训一下这小东西，好让他讲实话！”
“先生没有权利打他，”法尔克说，“你再动他一下，我就开窗子叫警察。”
“我是这儿的主人，我有权打学徒！他现在是学徒，以后要进编辑部！他会当编辑的，尽管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相信，我们没他们的帮助也可以编报纸！你听着，古斯塔夫，你难道学不会干报纸这一行吗？呃！马上回答，讲真话，否则……！”
门开了，伸进来一个脑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脑袋，在这个地方看到它大大出乎意料，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脑袋，因为它已经被刻画过五次。
然而那个毫无意义的脑袋对主编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赶紧穿上大衣，重新系好腰带，他鞠的躬和露出的笑脸证明他这方面训练有素。
国务活动家问，主编是否有时间，在做了满意的回答以后，原来戴在头上的那顶巴黎公社式的帽子摘掉了，最后那点儿工人的痕迹消失了。
两位先生走进主编的私人房间，门随手被关上。
“我怀疑伯爵这时候来这里干什么？”伊格贝里一边说一边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那表情就像一位小学生看到老师走了一样。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法尔克说，“因为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他是一个小丑，主编是一个小丑，但是令我不解的是，你怎么从一个草包变成了一只任人摆布的可耻走狗。”
“你别太激动好不好，我的老兄！——你昨天夜里参加国会的全体会议了吗？”
“没有！我认为国会毫无意义，仅仅为了私利在那里争吵。特利顿公司的糟糕买卖怎么样了？”
“经过投票共同决定，考虑到这是一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大型民族企业，国家将接过股票，但公司将关闭……或者说宣布破产！”
“这就是说——地基塌陷了，国家在底下撑着房子，以便董事会的人有时间逃命！”
“你更愿意看到所有的小……”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所有的小股民——对吧，我更愿意看到，他们用自己小小的资本从事劳动，而不愿意看到他们去放高利贷，躺着不干活儿，但是我更愿意看到骗子们进监狱，不再鼓励建立骗人的公司。还美其名曰政治经济。呸！还有一件事！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的位置么！让给你吧！你不用再坐在那个角落里恶狠狠地看着我，因为你要为我修修补补看校样。我有很多文章放在那只自由走狗手里，没有出版，我很鄙视他，我不想坐在这里，继续编一些强盗之类的骗人故事。《红帽报》太保守，而《工人旗帜报》又太龌龊！”
“啊，很不错，你放弃了幻想，变得理智了。进《灰衣报》吧，你在那里会有前途！”
“我放弃了被压迫者的事业能掌握在好人手里的幻想，我相信，告诉公众什么是舆论，特别是出版业以及消息来源是一件伟大的任务，但是被压迫者的事业我永远不会放弃！”
主编房间的门又开了，主编走了出来。他站在地板中央，用极为做作甚至可以说是很礼貌的语气说：
“我不在的时候，法院院长能否照看一下编辑部的事务——我有要事，必须离开一天。日常琐事，由法务助理帮助处理。伯爵先生还要在我的房间呆一会儿——如果伯爵先生有什么要求，希望先生们尽心帮助。”
“不客气，没什么要帮助的。”伯爵在屋里说，他正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写好的一篇稿子。
主编走了，很奇怪，大约两分钟以后伯爵也走了，或者是因为他避免与《工人旗帜报》主编一起走而故意拖一段时间。
“你敢肯定他们是一块儿到哪儿去？”伊格贝里问。
“我希望是这样！”法尔克说。
“我要去僧人桥，看夫人们买东西。顺便问一句，你后来见过贝达吗？”
“后来？”
“对，就是她离开那不勒斯去卖身以后。”
“你怎么知道的？”
“你要尽量冷静一点儿，法尔克！不然会永远碰壁！”
“对，我必须很快冷静下来，不然我要发疯了！想一想我爱的那个可爱的女人吧，唉呀！她对我进行可耻的欺骗！她拒绝了我，却跟那个卖食品的胖家伙去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吗？她说，这证明她爱我爱得非常纯洁！”
“这是一件辩证主义的杰作！她说得对，因为前提是非常正确的！她至今还爱你吧？”
“她至少还在折磨我！”
“而你呢？”
“我别提多恨她了，但是我害怕她接近我。”
“这就是：你仍然爱她！”
“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你一定要冷静，法尔克！你看我！现在我要出去晒太阳；人活一天就要享受一天。古斯塔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德国井附近去玩抓石子，可以玩一个小时。”
屋里只剩下法尔克一个人。太阳照在对面陡峭屋顶上，把这间屋子也烤热了；他打开窗子朝外看，想吸几口新鲜空气，但立即闻到地沟里冒出来的臭气；他把目光移向右边，看到被称作辛德斯迪街和德国坡的两条窄窄的街，再极目远望，看到一只蒸汽船，梅拉伦湖水波粼粼，辛那尔维克山缝里已经长出点点新绿。他想到坐这条船去度夏的人们，他们在碧波中游泳，眺望绿色的大地。但是这时候楼下的白铁匠开始加工东西，铁锤把房子和窗上的玻璃震得摇晃起来。两三辆臭气冲天的清洁车隆隆而过，从对面街上的酒馆里冒出烧酒、软饮料、锯末和杉树枝的浓烈气味儿。他把头从外边缩回来，坐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他眼前放着几百份准备剪的地方报纸。他脱掉套袖，开始审稿；报纸散发着油墨味儿，一碰就弄得满处是黑——这是他最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有价值的材料却不能剪，因为他要考虑自己报纸的内容特点。如果某个工厂的工人送给老板一个银制鼻烟壶，他就立即剪下来，但是如果一个领主给工人基金赠五百国币，他就放过去。如果哈兰德省公爵捐了一台打桩机，而特莱隆德督察就此写了一首诗，他就把消息连同诗一起剪下来，“因为这类东西人们喜欢看”；如果他再加几句俏皮话，那就更好了。另外还有些剪贴原则：所有赞扬记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消息，或者是他们写的消息都要剪，所有责骂牧师、军人、大商人（不是小商人）、院士、大作家和法官的消息都要剪。此外，他每周至少一次攻击皇家话剧院董事会，并且以“道德和风尚”的名义敲打一下那些专演轻浮歌剧的小剧团，因为主编发现，工人们对这类剧目不感兴趣。每月一次攻击（和谴责！）市长浪费，还经常借机攻击政府的形式，但不能攻击政府；批评国会议员和某些国务委员的文章，要经主编严格审查——这些人是谁——保密，主编自己也不知道——这取决于市场行情，只有报纸的秘密发行人才能做出判断。
法尔克用剪刀剪，用胶水贴，其中一只手弄得很黑，胶水散发出呛人的气味，阳光灼热，那棵像骆驼一样耐渴的仙人掌遭到一个愤怒的钢笔尖无端的戳杀。它奄奄一息的样子使人产生了沙漠中才有的可怕的生灵印象；它满身是被戳的黑点儿，叶子就像从干涸的土壤里冒出来的薄薄的驴耳朵。类似的想法一定传染给了百无聊赖的法尔克，在他后悔之前，已经把那些驴耳垂状的叶子剪了个精光。随后，可能是因为良心发现，也可能是无事生非，他把胶水涂在各个伤口上，看着太阳把它们晒干；随后想了半天，他到底去何处吃午饭，因为他已经步入歧途——或者说干起了“可耻的勾当”；他点燃装着“黑船锚”牌烟丝的烟斗，让呛人的烟气上升，沐浴在很快就会消失的阳光里；这使他对祖国——可怜的瑞典产生了一些亲近感，在被称之为期刊的日报、周刊、半年刊中都用“可怜的瑞典”这个词，人们也相信是这样。转眼间仿佛又冒出来，它像熟皮子人那样用长钩子把他按下去，按到熟皮子用的脏桶里，他在那里发酵变软，然后用刀刮掉他的皮，使他变得和其他人一样。而他不再感到受良心的责备，不再为碌碌为无的生活而懊悔，他只是感到自己在做出有益的事情之前，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死去——精神死亡，感到自己应该像一根无用的草秆或树枝被扔进火里烧掉！
德国教堂传来十一点的钟声，同时响起钟乐《天堂美》和《生命是一朵浪花》；大概出于同一想法，废墟场附近有一架街头管风琴奏起了《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这么多音乐同时奏起一下子激起了白铁匠新活力，他以双倍的激情捶打他的薄铁板；这些响声使法尔克没有听见有两个人开门进来，一个人又高又瘦，鹰钩鼻子，稍微弯曲的长发一直耷拉到脸上，另一个又矮又胖，脸上的汗水闪闪发亮，特别像希伯来人认为最脏的那种动物。从他们的外表可以看出他们的职业，既不是脑力劳动，也不是体力劳动，这种琢磨不定的情况表明，他们有不规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喂！”那个高个子小声说，“就你一个人？”
法尔克对这两位不速之客既显得高兴又显得讨厌。
“就我一个人，红胡子有事出差了——”
“那好！跟我们一起去吃点儿饭吧。”
法尔克对此找不出理由拒绝，他关上办公室的门，跟着他们俩来到位于东长街的明星地下室酒馆，在一个较暗的角落里坐下。
“哎哟——烧酒！”那个胖子说，他暗淡的双眼对着烧酒瓶突然发出了亮光。
但是作为陪客的法尔克跟他们出来主要是为了散散心，并不在意吃什么喝什么。
“我已经好久不开心了！”他说。
“吃一个青鱼三明治！”高个子说，“我们要里丁牌香草奶酪——喂！堂倌！——布鲁姆贝里的咖啡！”
“你们给我出个好主意吧，”法尔克又一次说，“我再也受不了红胡子的气了，我一定得找……”
“喂！堂倌！贝里曼烤炉面包！——喝呀，法尔克，别坐在这儿说废话！”
法尔克灰心了，他不再想方设法寻求医治自己精神痛苦的良药，但是他却试图寻求另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你不是说喝酒吗？愿意奉陪！”
酒像毒药一样流进他的血管里，因为他很不习惯上午喝烈性酒；但是饭菜的香味儿，苍蝇嗡嗡声，放在油腻、肮脏的作料柜旁边那个半腐烂的花环发出的异味儿，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快感。甚至他不三不四的同伴的破烂衣服、肮脏的大衣和蓬乱的头发与他颓废的心境产生的协调，也使他极为兴奋。
“我们昨天到动物园旁边的酒馆喝了个痛快。”那个胖子对于已经过去的享受还念念不忘。
相反，法尔克心不在焉，什么也没说。
“过一个自由自在的上午难道不开心吗？”那个高个子说，他好像在引他说话。
“好，很开心。”法尔克一边说一边朝窗外看，似乎要把这自由自在与窗外的景物比较一下，但是他只看到后院的一个云梯和一个垃圾箱，夏季的天空只洒向那里微弱的余光。
“我们现在喝第二杯吧！好啊——好！——特利顿公司怎么样啦？哈哈哈哈！”
“你不要笑，”法尔克说，“很多可怜的小股民都遭了殃！”
“谁可怜！资本家可怜？你觉得那些不劳动而只靠利息活着的人可怜吗？不，我的小伙子，你仍然有偏见！伯尔克廷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批发商赠给伯利恒儿童福利院二万国币股票，他因此得了瓦萨奖章；但是特利顿股票是与债务联保的，所以福利院因此破产。是不是很有意思！最后的资产只有二十五个摇篮和一幅不知名画家画的油画！真有意思！那幅油画只值五国币！有意思没有？哈哈哈哈！”
法尔克听了这件事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儿，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此事。
“喂，你看到过《红帽报》上揭露舒恩斯特罗姆那个小丑的文章了吗？那个家伙去年圣诞节出版了几首烂诗！”那个胖子说，“总算读到了对这个草包说的一句真话，真不错！我在《蝰蛇报》上敲过他几次，啪啪的真过瘾！”
“啊，不过你对他有点儿不公平；他的诗还不错。”那个高个子说。
“不错？那些诗比我在《灰衣报》上遭批评的诗差远了——你不记得啦！”
“顺便问一问，法尔克。你没去过动物园剧场吗？”高个子问。
“没有！”
“太可惜了！”
“那里是隆德霍尔姆恶棍盘踞的地方。他是一个坏蛋，相信我吧，没错！他一张票都不送给《蝰蛇报》，昨天我们到他那里去，被他赶出来了！他会有苦头吃！请你整一整这条狗吧！这儿有纸有铅笔！现在我写《戏剧与音乐》；你写《动物园剧场》！”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伙人呀！”
“他妈的，那有什么关系！你难道没写过你没见过的东西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揭露过坏蛋，但从来不伤害无辜，他那帮人我不认识。”
“啊，他们很坏！一群无赖！”那个胖子附和着说，“磨尖你的笔锋，使足了劲儿从后边刺他！”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刺他？”法尔克问。
“因为排字工人认识我们的笔体，他们晚上经常在那里演群众角色。另外，隆德霍尔姆是一条粗野的汉子，他会跑到编辑部大吵大闹，那时候就可以当面鼓对面锣，这是客观的舆论反应。好啦，你现在写剧场的事，我写音乐的事。这星期拉都果德高地教堂开过一次音乐会。那个音乐家是叫陶布力吧？哪个‘力’？”
“不对，是‘里’！”那个胖子回答，“只要记住他是男高音，他唱的是《圣母哀歌》就行了！”
“怎么拼写？”
“查一查就知道了。”那位《蝰蛇报》胖主编说，并从煤气柜子里拿出一摞脏兮兮的报纸来。
“你要的东西都在上面，我相信里边有一篇评论。”
法尔克不禁笑起来。
“广告和评论怎么可能登在同一天报纸上呢？”
“一向是这样！不过评论那个法国笨蛋我用不着看！——你快去写你的文学评论，胖子。”
“出版商还要给《蝰蛇报》送书吗？”法尔克问。
“你疯了吗？”
“为了评论这些书还要自己掏钱去买，有瘾？”
“买？——笨蛋！现在喝第三杯吧，高兴点儿，呆会儿给你一块炸肉排！”
“你们要评论的书都没读过吧？”
“谁相信你有时间读书？难道评论它们还不够吗！读一读报纸就够了！另外，我们评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原则！”
“啊，不过这是一个愚蠢的原则。”
“不对！这个办法可以把作家所有的敌人和嫉妒者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成了多数。中间的读者更喜欢看批评别人的文章，而不喜欢看颂扬别人的文章！这对于无名之辈也是启示和安慰，让他们知道成名之路布满荆棘！对不对！”
“啊，不过怎么能用这种办法对待人的命运呢！”
“唉，这对老少都一样，我年轻的时候除了挨批以外，没有得到过一句好话！”
“啊，不过这样做会误导公众舆论呀！”
“公众没有什么舆论，公众只想满足自己的愿望！如果我颂扬你的敌人，你就会立即跳起来，说我缺乏判断力；如果我颂扬你的朋友，你就会说我有判断力！请你把最近上演的那部话剧拉下马，胖子，就是最近报纸上提到的那部！”
“你敢保证上演了吗？”
“敢，上帝保佑！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说它‘缺少情节’，这是观众常说的，你还可以挖苦他‘漂亮的语言’；这是一句口头禅，表面看是赞扬，其实是贬低；你可以攻击挑选这个剧目的经理；你还可以说剧本的‘道德成分’值得怀疑——因为这方面说什么都行；但是千万不能谈表演方面的事，可以说‘因为篇幅有限，只得留待下次再谈’，不然你会露出马脚，因为你根本没看过这部该死的剧。”
“是哪个不幸的作家写的这部剧？”
“现在还不知道！”
“想想看，如果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偶然读到了这些极不公正的东西，他们会多么难过呀。”
“唉，这与《蝰蛇报》有何相干？还有，他肯定想阅读批评自己敌人的评论，肯定是这样，他们都知道《蝰蛇报》经常刊登的内容。”
“那么你们还有良心吗？”
“难道那些养活我们的公众——‘尊贵的公众’没有良心！你真的相信，如果他们不支持我们，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吗？你想听一听我写的文学现状的文章吗？你会觉得还不错，我带着校样！不过我们先来点儿啤酒吧！堂倌！哎呀呀！——注意，听我念，如果你愿意，可以拿去用！——”
“在瑞典诗歌创作领域里，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凄凄惨惨的呻吟；一种哼哼唧唧的哀鸣；五尺男儿听起来就像三月叫春的猫。他们的本意是想引起世界的注意，别的办法想不出来，又不敢再用贫血、线样肥大和肺痨，因为这些东西太过时了。他们的样子就像酿造厂里的马，脊背宽大，脸色红润得像搬运酒桶的杂工。他们哀叹女人的不忠，但是他除了花钱找妓女没试过其他的办法；那个写‘没有金钱而只有诗赋’的人是一个骗子，他每年有五千国币的利息，还有瑞典文学院院士宝座的世袭权。还有一个不诚实的讽刺家，他愤世嫉俗，有着肮脏的灵魂，但开口便是神圣这类的词。这些人的诗一点儿也不比三十年前牧师公馆里的女人们弹出的小曲好；他们只配写二十个厄尔一寸的诗稿当包糖纸用，用不着让出版商、印刷厂和评论家劳神费力地把他们弄成诗人。他们写的都是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是，就是他们自己！说来说去都是关于自己不合适，但是写来写去都是关于自己就合适吗？他们在抱怨什么？无非是自己没有取得成功的能力！功不成，名不就！就这么一个词！如果他们有一丝一毫的兴趣写一写关于别人的思想，关于时代，关于社会；如果他们哪怕只有一次为苦难的人鸣不平，他们的罪恶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们没有；因此他们是有响声的矿石——不，是一块乱响的废铁，一个破裂的小丑铃铛——因为他们除了对下一版比尤斯坦 [80] 著的文学史、瑞典文学院和自己以外，对其他东西没有任何爱心！”——“太尖刻了吧？呃？”
“我认为不公正。”法尔克说。
“我认为写得很深刻，”那个胖子说，“你必须承认，写得还是不错的。难道不是吗？大个子那支笔，能够戳穿一切厚皮。”
“都给我闭嘴，小子们，快写，写好了给你们咖啡和白兰地喝！”
法尔克感到非常需要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他打开朝院子开的窗子，但那是一个很深很暗的小院子，他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墓穴中，他抬头朝上看，只能看到一个四方块的天，他坐在墓底，周围充满烧酒和饭菜的味道，他举杯祭奠自己的青春、业绩和荣誉；他试图闻一闻餐桌上放的紫丁香，但是它们散发出的只是腐烂的臭味儿，他再一次朝窗外看，想看到一些不使他恶心的东西，但是只看到一个新刷过油漆的垃圾箱，它像棺材一样停在那里，里边装满破破烂烂的废弃物；他让自己的思想沿着云梯向上爬，试图摆脱地上的臭气和邪恶而上升到蔚蓝的天空，但是那里没有天使飞翔，看不到任何友善的面孔，有的只是虚无的蓝天。
法尔克握住笔，刚要写“剧院”这个标题，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胳膊，一个坚定的声音说：
“走，我有话对你说！”
法尔克一抬头，羞愧难当；堡里站在他身边，那样子绝无松手的意思。
“让我介绍一下……”法尔克刚一开口。
“不，你用不着介绍，”堡里打断他的话，“我不想认识什么酒肉记者。跟我走就是啦！”
他不由分说地把法尔克拉到门口。
“你帽子呢！好啦！走吧！”
他们来到大街上。堡里一直用胳膊挟着他的手，把他领到铁匠广场；他把他拉进一家航海用品店，买了一双航海鞋，然后又拉着他穿过大水坝来到市花园港；那里停着一只单桅帆船，随时准备起航；船上坐着年轻的列维，他一边读拉丁文语法，一边吃三明治。
“就在这儿，”堡里说，“你看，这只船叫尤丽娅，名字很难听，不过航行起来很不错，在特利顿公司保了险；这儿坐着船的主人犹太小子以撒，正在读拉贝的语法书——这个弱智想上大学，现在你是他夏天的家庭教师，我们马上去尼姆德岛避暑，大家都上船！别讲价钱！——准备好了吗——开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