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但丁的时代，1250—1313年
皇帝权力的结束
13世纪后半期，教廷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收获它战胜帝国的成果。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西西里王国，才能为教皇们争取到一个世俗的军事支持者，以便帮助教皇们在整个意大利建立并维护他们的最高权力。腓特烈二世去世后，英诺森便着手在欧洲各宫廷叫卖西西里王冠，答应把这个王国授予任何一个愿意前来征服这个岛屿的人。有人替一个王子接受了这个奉献，但王子本人又没有前来，这人就是英国亨利三世138的小儿子埃德蒙。腓特烈二世曾把西西里传给他仅存的嫡子康拉德，但康拉德的兴趣却集中在德国，他只比他父亲多活了四年。腓特烈的意大利政策以及他的才能和兴趣的继承人，是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这个才气焕发的王子，起初当摄政，后来作西西里国王，在1250—1266年间支配着意大利的历史。有一个时期，英诺森四世本人打算承认他对西西里的所有权。可是曼弗雷德是霍恩斯陶芬家族的人，而教廷与腓特烈二世的儿子之间的联盟，实在勉强，所以不能持久。
教皇的反对越来越强烈，最后成为曼弗雷德失败的直接原因。此外，曼弗雷德可能在意大利建立的最高权力的性质，其本身就有弱点，这些弱点终于是致命的。除了在西西里而外，他的权势只不过是一个党派领袖的权势。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他当权的时期保证了吉伯林派的胜利和格尔夫派的失败。他作为支持罗马共和政治、反对教皇独裁政治的战士而被选为罗马元老院议员。锡耶纳在他的帮助下，在蒙塔佩托战役（1260年）赢得了战胜佛罗伦萨的唯一的胜利。那些使自己处于曼弗雷德的保护下的城市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使自己“获得利益”，锡耶纳一个重要人物就曾这样直言不讳。1261年，一个法国人被立为教皇，称为“乌尔班四世”。他决心为教廷获得一个法兰西支持者。法国的圣路易139一向反对他弟弟领受西西里王冠，但是他的异议终于被克服了，于是安茹140和普罗文斯的伯爵查理到意大利来争取他的王国141。1264年，查理接受格尔夫派的邀请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1266年，他在本尼凡托战役击败了并杀死了曼弗雷德。两年后，霍恩斯陶芬王室为了恢复它的西西里主权作了一次徒劳的尝试。康拉德的十六岁的儿子康拉丁带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但是他的军队在塔利亚科佐战役（1268年）被安茹查理的卓越的指挥才能挫败了。经过模拟裁判，康拉丁在那不勒斯被斩首；于是查理成为西西里当然的国王，格尔夫派的事业在整个意大利是成功了。
法国人的干涉
安茹查理的到来，标志着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法国人在意大利成为占优势的外国力量。康拉丁之死使霍恩斯陶芬王朝从此灭亡。1273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后，帝国的空位时期由于哈普斯堡家族的卢道夫142当选为皇帝而结束。卢道夫的毕生事业是在德国重建王权，在这个事业上，他由于对意大利采取不干涉政策而赢得了教皇的非常可贵的支持。为了报答教皇承认他为罗马国王，他承认了教皇对教会辖地（他给这个辖地加上罗马尼阿）的主权和安茹查理对西西里的所有权。皇帝对北意大利的管辖权依然如故，但卢道夫并不想竭力去行使这些权力，他甚至没有到意大利来举行加冕礼。从此，除了在一两个事件的短时期以外，德国皇帝们已不再是意大利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了。另一方面，安茹查理是第一个越过阿尔卑斯山前来追求领土与权力的法国君主。此后三个世纪内，其他法国君主一个跟着一个也都这样做了。查理在意大利的事业成为一些主权要求的基础，这些主权要求后来使法国的干涉成为对意大利独立的经常威胁。
安茹查理远征的结果虽然有深远的影响，但是他的远征对他本人和教皇们来说，却都是一场空。沉重的赋税以及外国军队与官吏的蛮横无礼，逼得他的新臣民起来造反。1282年复活节次日143，法国兵士在巴勒莫对一个正在去教堂的西西里妇女施加的暴行，引起了“杀法国人”的呼声。西西里晚祷144是在全岛大规模屠杀外国人的前奏。造反的领导人早已同阿拉冈145的国王彼得—曼弗雷德的女儿康丝坦丝的丈夫—和拜占廷的统治者、查理的敌人迈克尔·帕利奥洛古斯缔结联盟。阿拉冈军队，在他们的精良海军的支持下，以破竹之势扫荡一切，到了9月，西西里王国的岛屿部分就永远不再属于昂热万家族146了。诺曼第人建立的王国，现在由昂热万君主和阿拉冈君主瓜分了，这两个君主都想夺取对方的所有权，都想把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全部统一到各自的手里。西班牙的兴趣和野心从1282年起便集中在西西里，从这里可以看出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的序幕。
中产阶级的出现
当年曼弗雷德的失败只不过意味着当权派的更迭。格尔夫派回到他们各自的城市，而吉伯林派则出外流亡。党争继续进行，猛烈如前，而格尔夫派给予他们党派领袖的支持，则是较少地取决于他们对教皇事业的忠诚，而较多地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地方性利益。因此教皇们不得已，只好越来越依赖由他们引入意大利的这个外国人；他们有使安茹查理成为他们的主人而不是成为他们的世俗的军事支持者的危险。在各城市里，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上升到显著地位，它发现它的商业受到战争的阻挠，它的市民生活受到巷战的干扰。于是这些市民便制定法律来约束贵族—不管他们是格尔夫派还是吉伯林派，—并力求消灭党争，使每个城邦都能在安全与和平中走自己的道路。这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在宗教事务上的表现不亚于在政治上的表现。人们对教会的富裕和世俗利欲提出了广泛的批评，要求恢复“福音”书中宣传的简单朴素的生活标准。人们对基督教的基本信条提出了许多疑问。据说教会的一个红衣主教奥塔维亚诺·乌巴尔迪尼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有灵魂，我已为了吉伯林派而把它丧失了。”卜尼法斯八世在位期间（1294—1303年），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教皇的权力可能达到的高度，但是他的事业以悲剧告终，而中世纪的教皇政权也跟着他倒塌了。
卜尼法斯八世与世俗权力
“每一个人都应当对罗马教皇表示服从，这对于他的灵魂的得救是必需的。”这句引自教皇训令“乌纳姆散克坦”147的话—卜尼法斯八世曾用它向法国领域的自治权提出挑战—表示这个教皇要作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首领这种要求的性质。他象格雷戈里七世一样，坚持教皇是道德律的唯一解释者和裁判者。希尔德布兰德只关心保持他的宗教权力，卜尼法斯则利用他作为教皇所要求的这种权力在中部意大利建立世俗统治权。他把他政治上的敌手当作罪人来对待，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他的敌人心里对他的痛恨。意大利对卜尼法斯的反对来自四个主要地区。科隆纳的吉伯林大家族的成员是最靠近罗马城的，他们象他们的敌手奥西尼家族的人一样，在坎帕尼阿拥有地产和堡垒，并同他们争夺对罗马城和红衣主教团的控制权。卜尼法斯本人是个罗马贵族，属于加埃塔尼家族。他对于奥西尼家族的顺从，至少是放心的，于是着手摧毁科隆纳家族的权力，并剥夺这个家族的利益，用来养肥自己的亲属。科隆纳家族的帕勒斯特里纳堡垒的毁灭，使这个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成为卜尼法斯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卜尼法斯在位初期，有理由希望西西里问题由他最后解决。阿拉冈彼得的次子詹姆斯在西西里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但是当他的哥哥之死使他获得阿拉冈王位时，西西里再也不是他最关心的地方了。1295年，教皇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根据这个办法，詹姆斯把西西里岛让给了安茹查理二世，条件之一是法国放弃它对阿拉冈的主权要求，条件之二是教皇答应把撒丁和科西嘉授予他，只要他能把彼萨人和热那亚人赶出那两个岛屿。这个条约由于西西里人在阿拉冈彼得的第三子腓特烈148领导下起来叛变而失效，从此腓特烈和他的臣民也成为卜尼法斯的敌人了。
佛罗伦萨
第三种敌人是佛罗伦萨人。自从吉伯林派在本尼凡托战役后被赶走以来，佛罗伦萨已经纯粹是格尔夫派的城市，从1282年起，这个城市的主要官职是由行会149的成员独占的。可是内讧并未就此结束。那些大人物，不论是拥有地产的贵族，还是大行会的成员，都不肯把他们的利益或争执交给自治市处理，而是继续犯下暴行，破坏佛罗伦萨的治安。格尔夫派的分裂成为动乱的新根由。在13世纪最后十年间发生于白党与黑党150之间的斗争中，个人和家族的敌对行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意大利党争经常是如此。切尔基家族的人，当时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后来成为白党，这类名称来自皮斯托亚的敌对党派）的领袖们，是大银行家、大人物，但他们却愿意同人民中上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妥协，而敌对派的首领科尔索·多纳蒂则拥护贵族中的封建旧传统，他顽固地反对人民和他们制定的法律。佛罗伦萨的内部分裂使卜尼法斯八世能凭借他同黑党联盟的关系，并冒充和平的恢复者而在托斯卡纳找到一个立足点。当佛罗伦萨的斯皮尼银行家族的一个成员和他的在罗马的伙伴们被他们的政府宣判为卖国贼时，卜尼法斯便要求取消这个判决。城市长官们回答说，教皇无权干涉“佛罗伦萨自治市的诉讼和判决”。这个意大利城邦的自由精神就是这样表现出来了，它决心在自己家里当家作主，抗拒教皇提出的应当“顺从他的意志”的要求。
卜尼法斯八世的失败
在这三派政敌以外，还有小兄弟教派，即圣弗朗西斯会修道士151在宗教方面的反对，这些修道士竭力主张把他们自己的清苦生活作为整个教会的生活标准。在卜尼法斯即位之前，继承罗马教皇座位152的，是塞勒斯廷五世，一个圣徒般的隐修士，他由于缺少尘世的知识，使教会的行政陷于混乱。可是他曾对小兄弟教派修道士表示好意，因此在他任职五个月辞去教皇职位时，这些修道士便认为卜尼法斯对塞勒斯廷的辞职以及他后来的死亡应负直接的责任。卜尼法斯由于同当时最澎湃的宗教运动之一相对抗，以致把一件强大武器放在他的敌人手里。控告他信异端，不道德，是由小兄弟教派发起的。圣弗朗西斯修道会的诗人雅各波纳·达·托迪这样唱道：“教皇卜尼法斯啊，这个世界并非一匹马，可以由你随意套上辔头来骑。”
面对着他的许多敌人，卜尼法斯从法国寻求军事援助。瓦卢瓦家族153的查理，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兄弟，在教皇的邀请下来到意大利。他作为托斯卡纳的“和事人”，导致白党的流放和黑党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他然后带着从托斯卡纳开来的分遣队补充过的军队长驱直入西西里去镇压叛变者腓特烈。他的事业以失败告终，根据卡尔塔贝洛塔条约（1302年），卜尼法斯八世不得不承认腓特烈对西西里岛的所有权，并让他占有“特里纳克里亚154国王”的称号，而“西西里国王”的称号则由大陆上的昂热万统治者保持。瓦卢瓦家族的查理的干涉使菲利普四世懂得，教皇是处在他的掌握之中的，因此他对于卜尼法斯攻击他在法国的王权一事的答复，就是要求召开宗教大会，大会应使教皇把别人控告他犯下的罪行交待清楚。一个名叫诺加雷的法国官员被派到意大利来设法使卜尼法斯出席大会。他在这里同斯恰拉·科隆纳以及教皇的其他敌人合作，共同在卜尼法斯的阿纳尼夏宫里把他俘获。三天以后，由于民众的压力，卜尼法斯获释，但是他回到罗马后就去世了（1303年10月）。1305年，一个加斯孔人155被选为教皇，这就是克力门五世。克力门把阿维尼翁156作为他的驻地。过了七十多年，罗马才又成为教廷的所在地。
但丁
在1302年从佛罗伦萨被放逐的白党成员中，有但丁·阿利吉埃里。直到那时候，这位最有名的佛罗伦萨公民还没有获得显赫的名声。作为一个大行会的成员157，他担任过公职，在各种会议上服务，还作过两个月的官，是主要的行政官吏即“首长”158之一。可是同样的描述也适用于这个统治阶级的任何佛罗伦萨公民。如果意大利的13世纪末叶和14世纪初叶被称为“但丁的时代”，这并不是由于但丁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由于但丁在放逐中创作的《神曲》，是使我们懂得那时代的历史所不可缺少的指南。在这部诗里，但丁自己担负起对他的时代、对当日的重要人物以及风俗和理想加以论定的责任。我们对曼弗雷德、卜尼法斯八世、皇帝亨利七世以及许多次要人物的看法，大半是受了但丁把他们摆在地狱、炼狱159或天堂的地位上的影响。《神曲》中所表现的对卜尼法斯八世的痛恨，一部分是因为他对但丁被放逐应负个人责任。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则是由于但丁把教廷作为最高的精神力量加以崇敬，并由于他确信教廷因为夺取了世俗特权而降低了自己的品格，离开了自己的真正目标。卜尼法斯统治下的教廷曾侵占帝国的职能。“罗马……常有二日，照耀着尘世之路与上帝之路。如今其一已为另一所熄灭，剑与牧杖连接；二物相凑，必然为害”（《炼狱篇》第16首106—111行）。教廷本来不适于行使世俗权力，因此沦为法兰西外国势力的牺牲品；在阿纳尼，“基督以他的代理人160的身份成为俘虏”（《炼狱篇》第20首87行）。然而，但丁相信，意大利的迫切需要乃是政治上的统一。当他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时，他看见到处都呈现生气、精力、天才，政治方面的、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都有。可是这种巨大的、足以为善的才能到处都被无意义的内战摧残了。每个城市都有一群流亡者同外面的敌人勾结，密谋推翻政府。城里的人经常惴惴不安，怕受到敌人的攻击，而城外的人则生活在贫困中，或者靠陌生人的施舍为生。但丁把他对意大利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和平时期，这个时期会使意大利的创造力得到发展。他确信，这一点只有靠罗马帝国的复兴才能实现。一个既能代表罗马的独立自主的人民，又能执行罗马的法律的皇帝，才是意大利唯一合法的世俗统治者。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皇帝不是由罗马人民而是由七个德国选帝侯161选举的，在但丁的论文《帝制论》所论述的政治哲学的严酷逻辑中，这个事实却被漠视了。
亨利七世在意大利
公元1308年，卢森堡的伯爵亨利当选为罗马国王，这是测验但丁拯救意大利的方案的价值的好机会。亨利自己的领土是很少的，而作为帝国中操法语的行省的统治者，他并不受什么密切的民族关系的约束。他一生的目的是要恢复皇帝在意大利的权力，建立一个不知有格尔夫派，也不知有吉伯林派的法治时代。环境起初似乎于他的事业有利。克力门五世从亨利身上看出一个可以使他摆脱法国牵制的机会；他认可了亨利的当选，并同意派遣红衣主教们去给他加冕，立他为罗马皇帝。当亨利于1310年秋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意大利两个党派的贵族成群结队去迎接他。但丁这时写给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和人民的一封信，反映出对美好日子的希望，这种希望是这个“缔造和平的国王”的到来在各阶级的人们中所引起的。人们希望亨利的成功不仅会给意大利带来和平，而且会带来权力。意大利会再次成为帝国的中心，而意大利人作为“皇朝”的人，将统治全世界。可是还不到三年，这些美好希望便同亨利七世一起埋葬在彼萨的坟墓中了。
亨利七世失败的原因同导致卜尼法斯八世垮台的原因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两人的一些不幸都和他们自己的个性有关。亨利不象卜尼法斯那样富于战斗精神，也没有毒辣的口舌可以刺得敌人发怒。他乃是一个顽固的空想者，轻率地相信他的敌手的好心好意，而当他发现他上了当的时候，却对那些辜负了他的信任的人采取过于严厉的手段。他责成伦巴第各城市把被放逐的人—不论属于任何党派—一律召回。这个计划的用意是公正的，但是计划本身却引起了普遍的动乱。一旦叛乱发生，亨利就进行无情的镇压，而他给予那些降服了的城市的惩罚反而加强了其他城市的抵抗。因此1311年夏天，大部分时间是浪费在对布里西亚的围攻，直到1312年，亨利才能到罗马举行加冕礼。他相信，他能同安茹罗伯特—西西里国王162达成很好的谅解，虽然在意大利恢复皇帝的权力显然只能给罗伯特带来损失。不久，他就发现罗马的梵蒂冈地区拥有与他为敌的昂热万军队，因而皇帝的加冕礼不得不在圣约翰拉太朗教堂而不是在圣彼得教堂163举行，这时他才感到他犯了错误。在亨利加冕后最初的一些行动中，一是他把罗伯特判定为一个背叛的诸侯，二是他同罗伯特的对头—阿拉冈腓特烈订立条约。他同安茹王室的争执使他失去了教廷的支持，因为罗伯特是法国在意大利的代理人，而克力门五世在牵涉到法国国王的事情上，并不是一个能自己作主的人。克力门如果继续支持皇帝的事业，将有遭受卜尼法斯在阿纳尼的命运的危险，因此他对皇帝的敌人也加以保护。这样，由教皇的政策在意大利建立起来的法国权力，便促成了亨利七世的失败。亨利的道路上还有更可怕的障碍，那就是各城邦的自由传统和它们对任何外来权力的干涉所抱的不能容忍的态度。但丁在一封责备佛罗伦萨人反对亨利七世的信中，谴责他们企图“建立新的王国，使佛罗伦萨的市民生活和罗马的不同”。这的确是鼓舞意大利自治市并使佛罗伦萨成为反对皇帝计划的中心的理想。佛罗伦萨送信送钱给那些抵抗亨利军队的城市，使伦巴第的造反精神显得很活跃。它给安茹罗伯特的半心半意的反抗注入了精力与勇气。它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工事，以抵抗皇帝的进攻，而亨利虽然被迫放弃了对佛罗伦萨的围攻，但是在他于1313年8月死于热病时，却依然留在托斯卡纳。“他前来整顿意大利，但时机尚未成熟”（《天堂篇》第30首137—138行），这就是但丁对亨利七世的描写。这是对这个时代的大事的公正意见。然而，无论是世界性的教会的首领还是德国的君主，都不是最适于使意大利统一的人，就是他们作为国家领袖所表现的无能，也不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14世纪初叶的意大利人还没有统一的愿望。
二、14世纪的专制君主与共和国
前一段时期的戏剧性事件与杰出人物过去之后，意大利从1313年到文艺复兴那个伟大时代之间的历史，往往显得杂乱而无意味。它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些独立的城邦在立宪方面和领土方面的发展。在较大的城市把较小的城市纳入它们的轨道，并为它们自己划出势力范围时，专制制度有兴起的普遍倾向。与此同时，强国一个跟着一个力图建立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霸权。由于这些强国一个跟着一个都未能达到目的，因而出现了五个主要的国家—那不勒斯、教皇辖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这些国家在性质方面大不相同，但是就其重要性而论，则是大致相等的。它们在15世纪期间共同控制着意大利的命运（图6）。
图6 公元1340年前后的意大利
那不勒斯王国
公元1313年意大利政治上的中心人物是安茹罗伯特，四年前他曾继他父亲为安茹和普罗文斯的伯爵和（大陆）西西里的国王。作为普罗文斯的伯爵—教皇们就是住在他的领土上的阿维尼翁城，—他成为教廷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人。他在皮埃蒙特164有产业，因此北意大利的格尔夫派把他当作他们的领袖。他是教皇在罗马尼阿的代理人；克力门五世在他同亨利七世作斗争的期间，任命罗伯特为皇帝在托斯卡纳的代理人，佛罗伦萨人因此让罗伯特掌握他们城市的统治权，时间有五年。正如他的称号“聪明的罗伯特”所暗示的，他是个有相当高的天赋的人。薄伽丘165认为罗伯特在那不勒斯的宫廷舒适宜人，佩特拉克166称赞他为“我们时代的国王中无与伦比的人物、学识与德行之友”。在罗伯特的统治下，那不勒斯大学从意大利各地引来了很多学生，而托斯卡纳的画家和雕刻家则在他的都城里从事创作。罗伯特的个人优点，连同君主政体的长期传统与他所继承的、建立了多年的制度，使他成为意大利当权者中间最强大的人物。在亨利七世去世后发动的格尔夫派的反击中，罗伯特似乎可能成为意大利的主宰。
罗伯特在位时期，大陆西西里的昂热万王国作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中心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南意大利是个贫穷地方，有一大片地面是不毛之地，民众由于阶级分化而削弱了。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中产阶级，而有限的几个重要城市的商业则大都是由托斯卡纳人控制的。这个君主国还保存着由诺曼第人介绍来的那种基本上是封建性质的社会制度。昂热万家族的人在他们为赢得和保持他们的统治权而进行斗争的时期，曾以滥赐特权的方式收买贵族，并曾因此增加了他们对诸侯的依赖。首都的文明生活与王国其他地方的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在那些地方，贵族象小君主那样统治着他们的领地，只是偶尔被落后的贫苦农民的骚乱所干扰。除了在本国必然遭遇的困难而外，罗伯特还处于来自岛屿西西里的进攻的不断威胁之下。他不愿对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采取冒进政策，这一点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害怕在那些地方遭遇的任何失败，会使阿拉冈腓特烈（54页）有机会攻击他的后方。在出身于巴伐利亚167贵族的皇帝路易远征意大利（1327—1329年）失败之后，格尔夫派就不太需要罗伯特了，因此他统一意大利的梦想也就破灭了。
公元1343年罗伯特去世后，王位由他的孙女乔安娜一世继承，从此昂热万王国进入了衰落时期。乔安娜的四个丈夫使她卷入了许多争执，而没有给她留下继承人。在乔安娜去世之前，她的王国被她的堂兄弟—杜拉佐的查理夺去了，她本人当了俘虏，死于狱中。查理三世在位四年（1382—1386年），然后先由他的儿子，后由他的女儿继承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的大陆部分逐渐被这样称呼）的王位。他们的领土纯粹是意大利领土，因为普罗文斯已落到法国人路易—安茹公爵手里去了。那不勒斯的拉迪斯拉斯是个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他在位时期（1386—1414年），意大利又有可能在昂热万家族的统治下统一起来。拉迪斯拉斯利用罗马天主教会的分裂使自己成为罗马周围的领土和城内的圣昂杰洛堡垒的主人，这些征服被当作实现更大野心的跳板。一个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这样写道：路易的死“使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其他一切自由城市摆脱了疑惧心理”。那不勒斯最后一个昂热万统治者乔安娜二世的即位，重新引起了继承问题。竞选人是安茹路易三世和阿拉冈与西西里的国王阿尔方索，他们曾先后被乔安娜二世立为她的继承人168。乔安娜二世在位时期（1414—1435年），那不勒斯成为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的场所。行政管理在王后的宠臣们手里日趋腐败，而那些前来寻找职业的雇佣兵队长又利用王国的不幸以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直到乔安娜去世七年之后，阿拉冈阿尔方索才战胜了他的敌手，在和平中享受他的胜利。他在位时期，西西里这个古老王国的两个部分，岛屿部分和大陆部分，总算统一起来了。
教会辖地
当教皇们不在意大利的时候（1305—1376年）169，那些属于教会辖地的城市出了一批专制君主，他们虽然在名义上忠于他们的宗主，却作为独立自主的君主而进行统治。这个过程在14世纪以前就已开始，从13世纪初叶起，埃斯特家族就同萨林圭拉家族在斐拉拉交替执政。阿佐八世于1308年去世，没有留下合法继承人，因此克力门五世能把斐拉拉置于他的直接统治之下，由安茹罗伯特作为教会的代理人治理了九年。后来，在1317年，市民起义，召回埃斯特家族。阿维尼翁发出的逐出教会令和停止职权令都无法改变既成事实，因此约翰二十二世不得不于1332年承认埃斯特家族的三弟兄为他在斐拉拉的代理人。从那时起，埃斯特家族的统治者们的势力日益强大，尽管教廷和威尼斯都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城市。这些统治者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使强大势力彼此斗争，以坐收渔人之利，维持斐拉拉的独立，并使它获得文化中心的世界声誉。
波伦亚城是一个大学的所在地。这个大学成立的年代决不晚于12世纪。它的法学院驰名于全欧洲。因此这个城市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它的面积的大小，而它的市民的自豪感也是非常强烈的。它对于外来的干涉，包括它的宗主教皇的干涉，感到憎恨，而它内部的党派的暴行又干扰了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波伦亚在14世纪上半期，在本地的佩波利家族的统治下享受过一度和平。正如在斐拉拉的情形一样，教皇对于他无力阻止的统治只好承认，所以就委托塔戴奥·佩波利为他的代理人。在罗马尼阿较小的城市里，走向专制政治的动向也是很明显的。弗利的奥戴拉菲、法恩扎的曼弗雷迪和里米尼的马拉太斯塔，就是那些被各自的本城人承认为统治者、被教皇们承认为他们的代理人的本地家族中的三个家族。
当罗马不再是教皇们的驻地时，它本身也仅仅是教皇辖地的城市之一，在这个城市里，奥西尼、科隆纳和其他强大家族在争夺最高权力，而罗马人尽管声称有权利统治世界，却证明无力统治他们自己。罗马急需某种形式的稳定的政府，就是这种需要使里安齐的事业成为可能。这个怪人，一半是英雄，一半是骗子，是这样引起罗马人的幻想，使他们在1347年尊称他为人民的“保民官”。他所自封的称号—“罗马的解放者”、“意大利的捍卫者”、“世界的朋友”，足以表示他是多么异想天开。他不满足于在罗马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繁荣时代，进而邀请意大利各城市派代表到议会来，他向这些专制君主提出，须由他认可他们的统治权利。他甚至叫英国和法国讲和，召集巴伐利亚的路易和卢森堡的查理这两个敌对的皇帝到他面前，由他来仲裁他们之间的纠纷。正如在罗马历史其他时期一样，把罗马共和国与世界性的权力联系在一起，有碍于在罗马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教皇和皇帝对里安齐的自负大为吃惊，那些更强大的专制君主却不把他放在眼里，至于那些出席他的议会的城市，则主要热中于维持自己的独立。佛罗伦萨可以自命为“罗马最光荣的女儿”，却不愿把它的自治权一丝一毫交给它的母亲。因此里安齐在罗马共和国支持下统一意大利的企图注定要失败，他在罗马的权力也随即被推翻了。面对着贵族的强大攻势，他只好弃城而走，距他得势还不到一年。1354年，他带着教皇赐予他的“元老院议员”头衔—教皇为了自己的目的想要利用他—回到罗马，他的事业随着他的凶死而告终。
随着里安齐的冒险事业的结束，发生了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为了恢复他们在意大利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红衣主教埃季迪奥·阿尔博诺兹被任命为教皇的使节，受命把教会辖地置于它的宗主的直接统治之下。在他执行使命的期间（1354—1367年），尽管教皇对他的支持并不坚决，他还是暂时建立了相当可观的秩序与统一。波伦亚曾被佩波里家族一个成员出卖给维斯孔蒂家族，此时又从维斯孔蒂家族那里夺了回来。罗马尼阿和世袭辖地170上的专制君主们被迫屈服了，这些城市交出了它们的城门钥匙，对教皇的代理人表示归顺。阿尔博诺兹为了改善安科纳边区的组织和行政管理而颁布的埃季迪奥宪法，可算他的事业最成功的一步。乌尔班五世于1367年鼓起勇气来到意大利，但于1370年就回阿维尼翁去了。阿尔博诺兹的事业大部分已随着他的死而消失了，但是他的宪法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教会辖地的治理的基础。
格雷戈里十一世于1377年1月回到罗马，教皇们的“巴比伦式的被俘171”结束了，这件事受到普遍的欢呼祝贺。次年，格雷戈里去世后，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被选为他的继承人，在罗马登上教皇座位，但半年之内，许多红衣主教就后悔不该选他，他们于是在丰迪选出克力门七世，这人是个日内瓦人，他在阿维尼翁建立了他的教廷。于是欧洲陷于可耻的大分裂172之中。在1417年康斯坦次会议选举马丁五世之前，起初有两个，后来有三个争夺对基督教世界的效忠的候选人。敌对的教皇们并存的现象，严重地削弱了罗马教皇对他在意大利的统治权的掌握。罗马尼阿的每一个小统治者都有不承认教皇宗主权的口实；每一个追求领土的冒险者都把教会辖地当作他的掠夺物。教廷用来保持它的权力的外表的权宜之计，可以举出卜尼法斯九世把教皇代理人的职位赐予波伦亚的城市官吏，作为一个例子。在马丁五世于1421年回到罗马时，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承认他的统治权。然而恢复的过程是从他那里开始的，这个过程终于把教皇的世俗权力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并使罗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的都城。
威尼斯与热那亚（图7及8）
对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各城市来说，14世纪是巨大的商业活动时期。威尼斯在地理上的便利同它的市民的精力配合起来，使这个城市成为中世纪商业的中心。它的运输业是在前三次十字军远征173中发展起来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按照威尼斯的利益而改变方向，从对异教徒的进袭变为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克（1204年），这次十字军远征奠定了威尼斯在利凡特的主权的基础174。在它的势力达到顶点时，威尼斯占据着克里特岛、科孚岛、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摩利亚的一大段海岸以及从的里雅斯特到阿尔巴尼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175。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亚历山大里亚176以及其他港市按条约给予威尼斯的权利，使它的船只能在黑海和东地中海自由通行。因此同东方贸易的权利便落到了威尼斯人手里。从14世纪初年起，“弗兰得尔177大帆船”每年两次从威尼斯扬帆出发，载着香料、糖、胡椒以及其他东方产品，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南安普敦港口178驶往布鲁日179。它们从那里载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和皮货、英国的羊毛，弗兰得尔的呢料和法国的酒往回驶。其他东方货物则用马驮，运过阿尔卑斯山，供应德国城市。1299年，威尼斯同土耳其人订立条约，这个条约保证由威尼斯主办的赴巴勒斯坦朝圣的旅行的安全。这就使它垄断了旅客运输，从而使威尼斯船主们从来自欧洲各地的朝圣者那里获得厚利，这些朝圣者都乘他们的船去参拜基督教世界的圣地。
在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中，威尼斯的海上竞争者只有热那亚。在梅洛里亚海战（1282年）中，热那亚打败了它的邻城和敌手彼萨，这个城市从此一蹶不振。从那时起，彼萨的势力和繁荣开始衰落，在这个城市被佛罗伦萨征服时（1406年），它的势力和繁荣就告终了。此时热那亚希望不受阻挠地行使它对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控制权，可是受到了那不勒斯的阿拉冈国王们的反对。热那亚在科西嘉保持着它的主权，这个岛屿的行政管理落到大贸易公司圣乔治银行手里。在撒丁，热那亚的阴谋使岛上的造反精神显得很活跃，从而使阿拉冈家族对这个岛屿的最后征服推迟到15世纪。热那亚商业活动的特有范围是北非沿岸，热那亚商人在那里建立了贸易殖民地，他们深入内地寻找黄金，并且在远至大西洋的撒拉港和萨菲港设立仓库。
图7 14、15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开拓的殖民地
图8 威尼斯的大陆领土的扩张
在利凡特，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竞争是连续不断的。威尼斯曾是第四次十字军远征时期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拉丁帝国的主要支柱，但是在希腊帝国于1261年由帕利奥洛古斯家族重建时180，优势就转到热那亚这边了。热那亚人由于他们曾帮助帕利奥洛古斯家族重建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得到了一个居住地，并获得了皇帝不得不授予的那种贸易权利，而威尼斯人能从希腊人那里盼望到的则不过是敌意而已。热那亚人在他们同威尼斯人作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不止一个使威尼斯人受到损害的引人注目的海战胜利。热那亚司令官们的高明的航海技术使他们在库佐拉战役（1298年）和萨皮安扎战役（1354年）赢得了胜利，并在基奥贾战役（1379—1380年）把敌人赶到了威尼斯门口。然而14世纪末年却目睹作为海军强国的热那亚的衰落，而让威尼斯成为海上的当然主人。
威尼斯的胜利得力于它的市民的团结和它的政府的能力。这个城市从未遭受党争之害，赋税轻，司法强有力而且公正。每个阶级，从自1297年的大会结束以来就垄断政治权力的贵族直至国家兵工厂里的工人和国家船只上的桨手，都直接关心共和国的安全与贸易事业的成就。危险和失败激起爱国热情，推动贵族，也推动平民为共同事业献出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威尼斯人用来对待和克服逆境的刚毅精神，同热那亚人在危机中所表现的软弱和进行的党争恰成对比。在热那亚，商业活动不是由国家机构指挥的，而是由几个强大家族的特有权利指挥的。平民阶级以猜疑和忌妒的心情对待富裕的贵族，他们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却又不能单独管理共和国的事务。1396年热那亚承认法国的宗主权一事，标志着独立的共和国的结束和热那亚这个从事商业活动和开拓殖民地的强国的衰落的开始。
佛罗伦萨（图9）
在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各商人家族使它们的城市成为欧洲商业和金融的主要中心。佛罗伦萨的毛织业贸易在14世纪初叶达到全盛时期。英国的羊毛和东方的染料，再加上佛罗伦萨毛织业行会的秘诀，制造出一种深红色的呢料，在整个文明世界出售。尽管有弗兰得尔相竞争，佛罗伦萨呢料还是保持着它的优越地位。这个毛织业行会雇用五六千工人。维拉尼181在描写那时期的银行大家族—他本人是其中之一的成员—时说，这些大家族“用它们的交易支持着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商业和交通”。它们的贷款是许多非常拮据的政府的主要支柱，但是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在1342年由于轻率地贷款给英国的爱德华三世182而招致的破产，也累及其他商号倒闭，短时期内破坏了佛罗伦萨的信用。
随着财富的增加，佛罗伦萨在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13世纪下半期是建筑的大活跃时期。建筑物中有自治市的第一座大厦（现在称为“巴尔杰洛大厦”）、圣弗朗西斯修道会183的圣十字架教堂、多米尼克修道会184的新圣玛丽亚教堂以及许多私人宅第。这个世纪最后十年目睹大教堂和韦基奥大厦的奠基，建筑师是阿诺尔福·迪·康比奥。这个大教堂的建筑和装饰在整个14世纪是毛织业行会的特有任务。在它的主持下，焦托185设计出钟楼（这个钟楼以他的名字命名），雕刻家，从安德烈亚·皮萨诺直至吉贝蒂，制造浅浮雕，最后，在1434年，布鲁纳勒斯基186完成了大圆顶。另一个从事外国呢料的上浆和染色的商人行会，卡利马拉行会187，负责维修和装饰圣焦旺尼教堂的古洗礼堂。14世纪的艺术家们用壁画装饰圣十字架教堂、新圣玛丽亚教堂以及其他教堂的墙壁。这样，佛罗伦萨商人家族的财富是慷慨地用在它们城市的装饰上。它们的爱国心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这个发展使16世纪一个历史学家毫不夸张地声称：“绘画、雕刻、建筑这三种最崇高的艺术之所以达到我们今日所见到的这种最优美的程度，主要归功于佛罗伦萨人的辛劳和技艺。”
图9 佛罗伦萨的领土的扩张
这些商人行会的力量使佛罗伦萨能抵抗当日占优势的政治倾向，保护它的共和政府免受专制君主的统治。在吉伯林派再起的时期—巴伐利亚人路易在意大利出现（1327—1329年）为再起的标志—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有若干年落在安茹罗伯特的儿子手里。在1342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为了竭力挽回佛罗伦萨的信用，减轻内部的不安，这个城市推选挂名的雅典公爵华尔特·德·布里恩为终身统治者。这两次专制制度的尝试都是昙花一现。对于他们的昂热万保护者之死，正如对于他们的主要敌人—彼萨的吉伯林派统治者之死一样，佛罗伦萨人以同样的热情表示欢庆。华尔特·德·布里恩任职一年之后，被原来宣称他为“统治者”的人民驱逐出城。
就内部而言，贵族仍然继续当权，但他们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却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在争利的商业界中，在平民阶级对于根据宪法应该获得的政治权力怀着热烈的愿望时，贵族能利用格尔夫党来维持他们的优势，格尔夫党是一个政治团体，政府的大部分间接职权是委托给这个团体的。格尔夫党的首领主要是从贵族和大商人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有权侦查和惩罚那些带有吉伯林派色彩的公民，并且受权管理被放逐的吉伯林派的产业。因此他们能为自己的朋友们的利益而操纵财政和司法，以致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在那些小行会同没有公民权的手艺人联合起来从当权的党派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在梳羊毛工人的起义（1378年）中达到高潮。有一个时期，共和国的最高长官是一个梳羊毛工人，因此民主派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自治市。但是寡头派作为劳动的主要雇主掌握着王牌，再次成为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时间有四年。从此他们不是通过格尔夫党—这个党的权力终于被推翻了—而是在他们自己的一个成员的领导下统治着佛罗伦萨。马索·迪·阿尔比齐，一个强大的布商家族的成员，领导着城市的事务，并为它获得了领土和威信。他的儿子里纳尔多未能保持他的本城人对他的信任，这就为科西莫·戴伊·梅迪奇188爬上佛罗伦萨的首位开辟了道路。
维罗纳与坎·格朗戴
亨利七世远征意大利的最深远的影响，也许是他对维罗纳的坎·格朗戴·戴拉·斯卡拉、米兰的马太奥·维斯孔蒂189以及其他北意大利专制君主的权力的承认。这些人都被任命为各自城市的皇帝代理人，这些城市早已分别承认他们为统治者，而人民给予他们的统治权利又由于皇帝赐予他们的称号而获得更高的威信。意大利城市专制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它获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制度，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下，是由于共和国把权力委托给一个人而产生的，这人多半是一个公民，从他的统治可望得到的利益，是遏制城内的党争，增加城市的财富和威信。在“执政团”190政体早期内，这个统治者会被推举到一个特殊地位上，接受“阿尔比特里翁”191，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全权。在这个阶段，他也许还会宣誓维护城市的利益。专制君主的头一个目标是赢得和保持人民的爱戴，他的下一个目标则是想方设法，尽可能使自己不依靠人民的支持而独立行事。“皇帝代理人”这个称号并不表达多少明确规定的权力，但保持这个称号的人，作为皇帝的代表，却一变而成为吉伯林派的领袖，而且有机会把他的权力扩展到这个地区的其他城市。坎·格朗戴·戴拉·斯卡拉在1329年去世前所处的地位表明，从人民那里得来的权力再加上皇帝的承认，可以怎样巧妙地运用来建立专制政治。
坎·格朗戴的祖父是维罗纳的公民，传说是个做梯子的匠人；坎·格朗戴的父亲被选为维罗纳的终身统治者，并得以把他的权力传给他的儿子们。三弟兄中的仅存者格朗戴，在亨利七世去世后，成为东伦巴第的吉伯林派的事业的支持者，并为自己开拓领土，包括维琴察、帕多瓦和特雷维佐。在当地的专制君主中，是他首先建立一个人才荟萃的宫廷，以加强他的权力。维罗纳在他的统治下，不仅款待过被放逐的吉伯林派，而且款待过各种有智能的人。他宫中最有名的客人是但丁，这位诗人曾把他的《天堂篇》题献给他的东道主。但丁还可能希望他以皇帝的名义恢复意大利的和平与统一。戴拉·斯卡拉家族的光辉日子随着坎·格朗戴之死而结束，但是这个家族在维罗纳的统治却一直维持到1387年，那时最后一个统治者在维斯孔蒂的进袭的兵力前面阵亡了。
米兰与维斯孔蒂家族的统治（图10）
把皇帝代理人的职权赐给马太奥·维斯孔蒂一事，标志着他的家族对于敌对的戴拉·托雷家族的最后胜利，这后一个家族曾在过去六十年间同维斯孔蒂家族争夺米兰的统治权。亨利七世去世后（1313年），马太奥把一些邻城，如帕维亚和克雷莫纳保护起来，以免它们受到那不勒斯的罗伯特的威胁。作为报答，这些城市承认马太奥的主权。这是维斯孔蒂家族领土扩张的开端，包括米兰东边和西边的领土，这些领土一直保持到14世纪末年。在姜·加勒阿佐·维斯孔蒂的事业进展期间（1379—1402年），维斯孔蒂家族的统治权比伦巴第平原上其他专制君主的权力高出几倍。作为征服者和组织者，姜在意大利未来的历史上留下了他的标志。他的第一项事业，是把那些承认维斯孔蒂家族的人为它们的统治者的城市组合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国。当他于1379年继他父亲为帕维亚的统治者时，他的叔父贝纳博是米兰的统治者；他把贝纳博抓来杀了，这样把家族的掌权变为个人的统治。是他的官吏在整个领土上征收赋税，行使司法权力，改善物质条件的庞大计划已经着手制定，他的人民尝到了当时意大利不常有的、太平时代的幸福。人们从他的领土的各个部分被吸引到米兰来，就是到首都和政府所在地来，而米兰大教堂的兴建则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更蓬勃的生气。与此同时，姜还在帕维亚城外兴建切尔托萨修道院，使这个富丽堂皇的卡素赞会192修道院成为安慰帕维亚的自尊心的献礼，这种自尊心曾经由于帕维亚向米兰政府表示服从而受到伤害。1395年，温策尔皇帝册封姜·加勒阿佐为米兰公爵，这个册封使姜的中央集权的事业达到顶点。
图10 维斯孔蒂王室的领土，1349—1402年
注：焦旺尼·维斯孔蒂（Giovanni Visconti，1290—1354）为米兰君主。—译者
一系列显赫的联姻，使欧洲许多王室顺利地接受了维斯孔蒂家族为它们这些王室之一。姜的第一个妻子是法兰西的伊莎贝拉。正如弗鲁瓦萨尔所说的，姜的父亲“花了六十万法郎买到了约翰王的女儿”。姜的妹妹嫁给克拉伦斯的公爵莱昂纳尔，他的几个侄女193，即贝纳博的女儿，分别嫁给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统治家族。最后，姜自己的女儿瓦兰蒂娜成为奥尔良的公爵路易的新娘，婚约上规定，如果没有男子继承人，她理应继承她父亲的领土。这句有名的条款成为法国要求占有米兰的根据。一个世纪以后，这个主权要求使路易十二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
姜的战无不胜的军队从他的米兰公国出发，向前推进，直至似乎整个意大利即将落到他的掌握之中。在北方，他的势力从皮埃蒙特边界扩展到帕多瓦和特雷维佐边区。在波河以南，他控制着从皮亚琴察通到波伦亚的伊米利亚大道194，他并且在罗马尼阿建立了一个保护国。他对卢卡、彼萨和皮昂比诺的占有，截断了佛罗伦萨通往海上的水路，而他对锡耶纳和佩鲁贾的占领，则封锁了通往罗马的两条主要道路。威尼斯尽可能避开这场斗争。那些小国家则由于担心它们自身的安全赶快同维斯孔蒂妥协。唯有佛罗伦萨顽强地抵抗他的进攻。1402年8月，正当佛罗伦萨的全部希望濒于破灭时，姜·加勒阿佐死于热病，于是佛罗伦萨简直是被一个奇迹挽救了。维斯孔蒂的手段是一个有干才的暴君的手段，他巧妙地把暴力与欺诈搀合在一起，使他成为意大利的主宰。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滥用他的资源，使它濒于破产，身后留下一片消耗殆尽的领土，当他的强有力的手腕不存在时，这片领土便支离破碎了。如果他当初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最高权力，扑灭了“自由”，即佛罗伦萨的宣传者宣称他们的城市正在维护的自由，那么意大利也许会在15世纪获得更好的治理，享受更多的和平，也许还能达到更大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