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班牙的统治，1521—1713年
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在意大利的斗争开始于1521年，当时皇帝的军队把法国军队赶出米兰，并立洛多维科的小儿子弗朗切斯科·斯福扎为公爵。查理的第一项行动虽然是维护皇帝的宗主权，但是他在意大利的真正关切的问题，却在于能否维持他作为西班牙统治者的地位。西西里、那不勒斯和撒丁是从他祖父—那个号称“天主教徒”的斐迪南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的一部分，他决心把它一点不少地传给他的后代继承人。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向西班牙对那不勒斯的统治提出挑战，阻碍西班牙与帝国之间的交通，并同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威胁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地位。因此查理对意大利的策略一直是以把法国势力赶出意大利为方针的。他无意获得更多的领土，而是满足于维持本地的意大利统治者，使他们在自己国内当家作主，只要他们承认西班牙为握有统治权的强国。他的非侵略政策、阿拉冈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统治的长期传统，以及他在困难面前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毅力，这一切也许是使法国遭受失败、使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得以建立的主要因素。
罗马遭受洗劫
弗朗西斯并不甘心于放弃他对米兰和那不勒斯的主权要求，因此战争在意大利继续进行，在1529年以前很少间歇。在帕维亚战役（1525年），查理出乎预料地获得彻底的胜利，使他的敌手成为他手下的俘虏。这个皇帝的成功使意大利各强国感到恐慌，教皇克力门七世（朱利奥·戴伊·梅迪奇）在过去一直支持查理，此时却转而反对他。克力门是科涅克联盟的形成的主要推动者，意大利的主要国家在联盟中，在法国领导下联合起来推翻皇帝的权力。查理派遣一支军队，由波旁公爵率领开赴罗马。波旁在城下战死，1527年5月，约有两万德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无人率领，纷纷哗变，他们拥进圣城，毫不留情、不分青红皂白地烧杀抢劫。罗马遭受洗劫一事曾被称为文艺复兴告终的标志。除了艺术作品所遭受的无法挽救的毁灭而外，这个事件还象征着罗马昔日的生活—自由、欢乐以及古希腊罗马信仰的色彩，在西班牙的镇压势力和反改革的压力之下消失了。但此后一百年内，罗马甚至更为富丽堂皇，圣彼得教堂完工了，一些巨大的巴罗克式230的教堂建成了。但是，除米开朗琪罗外，那些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艺术大师都已去世了，罗马文化的天然意趣和丰富多彩也消失了。
查理五世对意大利问题的处理
罗马遭受洗劫以后，查理在意大利是暂时败给法国和它的盟国了。到了1528年春天，只有米兰和那不勒斯两个要塞还保留在西班牙人手里。弗朗西斯一世与安德烈亚·多里亚之间的争吵带来了一个转折点，后者和他的城市热那亚转而效忠于皇帝。随着制海权从法国转到自己手里，查理五世开始恢复他失去的地位，因此能在1529年发号施令，处理意大利问题。根据康布雷条约和巴塞罗纳条约，弗朗西斯一世放弃他对意大利的主权要求，克力门七世答应把那不勒斯授予查理。作为报答，查理向克力门保证，用皇帝的军队去推翻最后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使梅迪奇家族得以复辟。佛罗伦萨的共和政体曾在罗马遭受洗劫以后的混乱局势中抬起头来。这个共和国勇敢地对抗皇帝的军队，坚守一年，有一个时期由米开朗琪罗担任防御工事的指挥者，它此时光荣地陷落了。这场英勇斗争的结果是，佛罗伦萨终于不得不屈服于一个正式的专制君主的统治。小洛伦佐231的儿子亚历山大罗·戴伊·梅迪奇被授予公爵的称号，并娶皇帝的私生女玛格丽特为妻。1530年2月24日，克力门七世在波伦亚的圣佩特罗尼奥教堂里给查理加冕，立他为皇帝。弗朗切斯科·斯福扎曾经同他的当皇帝的宗主作战，他此时获得赦免，并娶查理的侄女为妻。费戴里科·冈扎加由于他的家族坚决忠于皇帝而获得报酬，他的曼图亚侯爵领地被提升为公国。教皇接受劝告，承认埃斯太家族在斐拉拉和摩德纳的统治权。查理五世周围有了一圈同他有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的意大利家族，他因此成了意大利的主宰。
后来，查理与法国之间又发生了战争。弗朗切斯科·斯福扎于1535年去世后没有继承人，于是米兰的处理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的争端。托斯卡纳的共和派和那不勒斯的支持昂热万家族的人跑到法国去避难，他们一再劝法国国王在意大利进行新的冒险。直到卡托—孔布雷齐条约签订时（1559年），才有一个确定的处理办法。从这个条约的条款可以看出，西班牙加紧了对意大利的控制，君主政体战胜了共和政体。1540年，查理把米兰公国授予他的儿子菲利普，并把他在意大利的全部皇帝权利交给西班牙君主国；法国的亨利二世此时再次放弃了他的主权要求，而承认既成事实（图12）。
公元1537年，梅迪奇家族的一个幼辈—科西莫·戴伊·梅迪奇继承佛罗伦萨公爵的职位232。他表现为16世纪最能干的统治者之一。当锡耶纳以“法国和自由”的名义反抗皇帝的代理人时，科西莫曾协助推翻这个共和国，因此获得报酬，被授予锡耶纳，作为西班牙赏赐的封地。为了防止科西莫过于独立自主，有一些通称为普雷西迪233的托斯卡纳港口，由西班牙控制。几年后，科西莫从教皇那里获得“托斯卡纳大公”的称号，他这样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一直维持到18世纪梅迪奇大公家系绝嗣时为止。
图12 公元1559年的意大利
另一个刚建立不久的意大利本土的国家顺利地并入了西班牙的范围。1545年，保罗三世立他的儿子皮埃尔·卢伊季·法纳塞为巴马和皮亚琴察的公爵，这两个城市曾经长期成为米兰与教廷争执的对象。皮埃尔·卢伊季是查理五世的死对头，但是他的继承人奥塔维亚诺却娶了哈普斯堡家族的玛格丽特—亚历山大罗·戴伊·梅迪奇的寡妇为妻。这女人象哈普斯堡家族的许多妇女一样，忠于她的家族的利益，她的儿子—巴马的公爵亚历山大罗·法纳塞成为菲利普二世最能干的将军之一。
萨伏依公国234
从后来的意大利历史的观点看来，卡托—孔布雷齐条约最重要的条款，也许是那条使萨伏依的伊曼纽尔·菲利贝尔托恢复他的公国的条款，这个公国曾被法国军队占领了将近二十年之久。这个公爵的境遇一点也不好受，因为法国保留着他的五个重要要塞，包括都灵和皮纳罗洛在内，而西班牙对于他的任何独立自主的迹象都是猜疑的。他成功地改组政府，开发资源，使萨伏依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他在去世（1580年）之前，有办法通过谈判使法国军队撤走，让他成为整个皮埃蒙特的公认的统治者。他的儿子查理·伊曼纽尔根据他同法国的亨利四世订立的里昂条约（1601年），用萨伏依几个西部省分换得小小的萨卢佐侯爵领地。这个交换虽然牺牲了肥沃的领土，却表示萨伏依家族决心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势力，而不是法兰西的势力，并保持对阿尔卑斯各山口的控制权，作为它的独立的最可靠的保证。
自由的衰落
这150多年的西班牙统治（1559—1713年），也许是意大利历史中最阴暗的时期。全意大利受到战争的破坏和蹂躏，忍受着重税的负担。西班牙的政策采取最少干涉的原则，甚至在西班牙直接统治的各行省，这个政策也并不是不得人心的。可是伦巴第变成了一座兵营，那不勒斯是腐化官吏寻欢作乐的好去处；西班牙的势力无论在哪里，对于活力即进取精神都是一种障碍。教皇的势力也是同样暴虐。这是宗教裁判235、禁书目录236和耶稣会237势力的时代，当时各阶层的意大利人由于持有不同信念而被迫出外流亡，学者们的研究受到当局的限制，出版书籍受到严格的检查。
然而这个时期并不是一个在智力方面和艺术方面完全衰落的时期。那些墨守一格的画家的作品，此时找到了长期找不到的赞赏者，但是就巴罗克式的建筑或雕刻而论，在鉴赏力方面从来也不曾需要有什么改变。在这种艺术方面，大名鼎鼎的是姜·洛伦佐·贝尼尼238（1598—1680年），圣彼得广场和纳沃纳广场上的幸运的游客会理解他的名声。在音乐方面，意大利人早年曾满足于向弗兰得尔人学习，他们此时有了伟大的教堂音乐作曲家帕勒斯特里纳（1525—1594年）和第一个重要歌剧作曲家蒙太韦迪（1567—1643年）。至于意大利科学，曾经有人说得好，它引导欧洲的科学，“只要宗教裁判所允许它”。伽利略（1564—1642年）的成就是这样大，以致要对他作一番公正的评价，不是简略的叙述所能办到的。他是第一个有效地使用望远镜的天文学家，因此能通过天文观察证实哥白尼的体系。他在力学方面的发现为这门科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牛顿的理论提供了许多论据。最重要的是，他是“实验的—数学的”方法239的主要创建者，这种方法表现了现代科学思维的特征。伽利略曾被宗教裁判所监禁，但在去世之前已恢复自由。焦达诺·布鲁诺（1550—1600年）是个有胆量的哲学家，他设想宇宙是由无限量的世界组成的，他的勇气使他死于火刑240；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的著者托马索·康帕纳拉（1568—1639年）遭受了三十年监禁。学院在罗马（林切伊学院）和佛罗伦萨（契曼托学院）是很兴盛的，而一些较小的中心，如帕多瓦和波伦亚，也在继续进行有创见的工作。生物学是最有进展的科学，在当时似乎在科学中最不成问题，它在神学方面的含义是后来才出现的。在许多名字当中，最值得记载的也许是马切洛·马尔皮吉241（1628—1694年），他发现血液的毛细管循环，这样充实了哈维242的工作。
梅迪奇家族的大公从未完全失去他们的市民生活的坦率朴实，佛罗伦萨也从未失去它的自由气氛。但是城市一个个失去了它们的统治家族，而残余的自主权也随着它们一起消失了。1597年，克力门八世趁埃斯太家族的阿尔方索二世之死，把斐拉拉并入了教皇辖地，因此埃斯太家族的都城迁到皇帝赐予的较小的封地摩德纳去了。斐拉拉长期是一个辉煌的宫廷的所在地，此时变成了“满街野草的”城市。朱利乌斯二世曾使乌尔比诺免于遭受攻击，因为它的公爵是戴拉·罗韦雷家族的人，是蒙太费尔特罗家族的女继承人的儿子，本人又是教皇的“侄儿”243。1631年，戴拉·罗韦雷家族最后一个公爵去世后，他的国家交给教廷了，因此那个收藏费戴里科公爵在15世纪搜集的手稿的珍贵图书馆搬到罗马去了。
威尼斯无疑是这些意大利国家中最为幸运的，比起别的国家来，威尼斯治理得好一些，经济也更繁荣，而且保存着更多旧日的自由精神和公民的爱国热情。在这里，思想自由依然存在，而宗教裁判所则是由政府控制的。1606年，在塞尔维太会244的修道士保罗·萨皮领导下，威尼斯顺利地抗拒教皇颁布的禁止宗教活动的命令，为它在自己国内，在宗教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辩护。可是，在这整个时期，共和国是在同土耳其人进行一场失败的战争。尽管基督教军队在勒潘托海战（1571年）中获得了胜利，威尼斯还是被迫割让塞浦路斯岛，而克里特岛也在1669年丧失了。随着它的商业的衰落，并由于害怕西班牙不亚于害怕土耳其，威尼斯本身便从此衰落了。十人议事会的警戒作用变成了恐怖政治，贵族腐败懒惰，政府死气沉沉。象整个意大利一样，威尼斯是靠过去的成就而过活的。
法西战争与意大利
西班牙人的到来使意大利受到许多不必要的苦难，被迫参加法国与它的敌人之间的长期斗争，这场斗争最后导致乌特勒支和约。法国把每一种可以削弱哈普斯堡皇室的势力的事业都当作它自己的事业，它往往利用这些意大利国家作为它的工具，而表面上则是在保护它们的利益。1627年，当时联合在一起的曼图亚公国和孟菲拉公国的继承人，是半个法国人—纳韦尔的公爵查理·冈扎加。在皇帝拒绝给他举行授职礼时，一支法国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前来帮助他，但无力解除皇帝的军队对曼图亚的围攻。曼图亚被围攻九个月，终于陷落了，跟着就发生了洗劫，这次洗劫，作为条顿人的野蛮行为的表现，足以同罗马遭受的洗劫相提并论。曼图亚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冈扎加家族几代公爵虽然暂时还保持着他们的领土，但是这些领土却成为两大欧洲强国交兵的战场。
随着西班牙最后一个哈普斯堡国王之死（1700年）和法国路易十四替他的孙子接受西班牙王位，法西斗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在北意大利的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萨伏依不仅上升为意大利的主要国家，而且足以同欧洲列强相匹敌；有些国家争取同它缔结联盟，在谈判的每个阶段，它的利益都受到照顾。这主要是由于萨伏依作为法国与被西班牙控制的米兰之间的缓冲国所处的地位，它能对任何一方关闭或开放阿尔卑斯的各山口。它的统治者维克托·阿马戴乌斯二世能尽量利用它的有利条件。阿马戴乌斯是个能干的外交家，率领着一支精兵，又得到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的支持，他似乎随时都能夺获米兰这个很令人垂涎的战利品。可是萨伏依家族的完全获胜还有待于未来，而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的结果，则是奥地利的哈普斯堡皇室代替西班牙人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占优势的强权。
乌特勒支和约
乌特勒支和约（1713年）的条款把米兰、曼图亚、那不勒斯和撒丁岛，即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分配给奥地利的查理大公，这人后来成为皇帝查理六世。在北意大利，维克托·阿马戴乌斯只好满足于获得孟菲拉公国和米兰领土的一个狭长地带，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在内。此外，他还分到西西里连同该岛“国王”的称号。根据这个安排，西西里王国的两个部分又分裂了，而建立了很久的西班牙统治则被那些同南意大利没有传统联系的君主的统治代替了。乌特勒支和约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而牺牲了意大利。意大利一些领土被瓜分了—全不顾及它们的历史和传统，—这是为了既不让奥地利力量，也不让法国力量突飞猛进，还为了使各参战国所卖的力气得到适当补偿。然而，这些改变的不合理，使人想到它们是不能持久的，可是这些改变竟然实现了，这个事实使意大利从麻痹状态中觉醒过来。西班牙的统治享有的便利，就是它在意大利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个已经存在的统治的延续，而奥地利的统治则是新建立起来的，单是这个理由就足以使它受到非难。意大利在政治上衰落的最低点正是它复兴的开端。
二、18世纪
作为一个历史时期，18世纪可以说是从乌特勒支和约（1713年）开始，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1789年）结束。意大利的这个时期被埃克斯—拉—夏佩尔和约（1748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领土问题进一步重新处理，这次处理大大地改变了乌特勒支和约所作的安排；后一阶段的特点是一些国家发生了政治改革运动，法国革命思潮日益渗透，这种思潮对紧接着发生的一些事件有深远的影响。
政治变革
公元1713年对意大利领土的处理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一次变革发生在1720年，当时，在西班牙人对西西里岛发动的无效的进攻失败之后，萨伏依的公爵不得不把西西里岛让给奥地利，以换取那个半开化的撒丁岛。因此萨伏依几代公爵成为撒丁的国王，这个称号他们一直保持到1860年，那时他们成了意大利的国王。后来，根据埃克斯一拉—夏佩尔和约，撒丁王国于1748年在退出争夺奥地利皇位继承权的战争时，收回了尼斯和萨伏依，把它的东部疆界扩展到提契诺河。
另一次变革发生在1734年。西班牙菲利普五世的热衷于政治的妻子伊丽莎白·法纳塞决心试图收复列强于1713年让给奥地利的那不勒斯和米兰省。她派兵赴意大利，由她的儿子唐·查理率领，这人攻打米兰受挫，于是率师南下，毫无困难地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作为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三世，他和他的后代据有这个王国，直到它于1860年向加里波迪和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投降时为止。1737年又发生了一次变革。梅迪奇家族的最后一人—托斯卡纳的大公焦旺尼·加斯托纳于1737年去世。于是这个公国传给了洛林家族的弗朗西斯，这人是玛丽亚·特雷萨的丈夫。玛丽亚在她父亲查理六世于1740年去世后，成为奥地利女皇。1745年，弗朗西斯被选为皇帝，于是他的儿子利奥波德承袭了托斯卡纳。所有这些统治者或他们的继承人都注定在拿破仑占领意大利期间（1796—1814年）被驱逐出境，在外流亡，但是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使他们全都复辟了。
社会状况
半个世纪以来，从1748年起到1796年拿破仑入侵意大利时为止，意大利得享和平，虽然撒丁从1793年起就在同法国的革命军作战。这是一个表现出巨大社会差别的时代，在欧洲到处是一样，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则生活在痛苦与肮脏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别比意大利的更为显著，在这里，富人似乎比任何别的国家的更为富有，穷人也似乎更为贫穷。罗马是世界上的艺术中心与宗教中心。教皇们的豪华排场、红衣主教们与罗马贵族的奢侈宴会和接待，美术馆和图书馆里的美术珍品和文学珍品以及考古方面新发现的鉴赏品，不仅吸引着以四海为家的富人，而且吸引着各国有教养和艺术修养的人。不仅罗马如此。威尼斯成为欧洲的娱乐场所，尽管有战争，游客还是聚集在那里看哥尔多尼245的喜剧而发笑，欣赏狂欢节的一切乐趣。尽管在南意大利道路难行，有土匪抢劫的危险，客店简陋得可怜，使南下的旅行成为一种严酷的考验，但是那不勒斯自然环境的优美、气候的温和以及潘沛依和赫邱娄尼恩246的新发掘，还是引来了许多游客。可是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在意大利，富裕阶级的豪华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牺牲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意大利的贫穷和犯罪行为是骇人听闻的。例如，在罗马国，克力门十三世在位期间（1758—1769年），在教皇辖地上，不到三百万人口中间有一万三千起杀人事件登记在案，在都城里，十六万居民中间有四千多起杀人事件登记在案。在富庶的米兰，意大利最幸运的城市之一，情形还要糟糕。在威尼斯，尽管市政当局设立了巡回法庭，这个法庭有法官、刑事案律师、听忏悔的神父和死刑执行人，还有一队警察，这些警察骑着马巡视街道和郊区，有权逮捕、审问、判刑，并把他们捉住的任何罪人吊死在最近的树上，但是从1741年到1762年的二十年间，不下于七万三千起被判死刑及终身服划船劳役的事件登记在案。
开明的专制政治
上述情况大半是由于教会的大量财富和世俗欲望、教育的缺乏以及主要在南方的维护封建特权的中世纪制度的存在。因此限制财富和教士的人数，摧毁贵族的封建势力，便成为一系列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些改革继续进行，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为止。努力从事改革的，是那些处于外国统治者控制下的国家—米兰、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其他国家的旧制度则没有多少改变。在伦巴第—这是米兰省当时的称呼—最有益的改革是琴西曼托247，一种固定的田赋，这是经过彻底调查才制定的。税额是适度的，从而导致农田细作法的发展，使伦巴第成为意大利最繁荣的地区。在北意大利，封建制度不多了（皮埃蒙特也许是例外），但是玛丽亚·特雷萨，后来还有约瑟二世248，他们都曾在那里废除特权和免税的优待，使小农的担负趋于平等，有所改善。他们对教会则予以较为严厉的处置。1768年，在一百万左右人口中间有二百九十个男修道院和几乎同样多的女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有一百来个逐渐被封闭，它们的财产和土地拿来拍卖，所得的款项供医院和孤儿院之用，并作为发展帕维亚大学的经费。根据同教皇订立的协定，教会自16世纪以来所获得的全部地产都要纳税，特权和免税的优待一概废除了。约瑟在晚年，想在帝国，包括伦巴第在内，实行中央集权的狂热情绪有了发展。元老院被封闭，行政管理移交给奥地利法官和官吏，从前在玛丽亚·特雷萨统治下享受的许多自治权利也一概取消了。但伦巴第有了改善和发展。它的人民完全免除兵役，只有几团奥地利军队保留下来，多用于炫耀皇帝的威严与国家的典礼，而不是出于必要。
在托斯卡纳，约瑟二世的弟弟利奥波德（在位时期1765—1790年）的改革甚至更为彻底。他采用自由贸易，废除进出口限制。他出一张布告，把整个中世纪行会制度连同行会的裁判所、规章和限制一概废除，而代之以商会。1770年，他向全体公民，包括皇室的成员，征收平等的赋税。他采用种痘，改良监狱，废除秘密诉讼程序、拷问和死刑，并把从监狱里找出来的刑具陈列在监狱的院子里。他封闭若干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制止它们向罗马上诉。他还把出卖教会空缺的进款没收来作公共事业之用。海陆军对他没有多少用处。他把两只组成海军的舰艇出卖给俄国，把陆军遣散，只在那过激的里窝那城保留着一个警备队，并用民警代替军队维持秩序。利奥波德晚年在皮斯托亚的主教希皮奥纳·里契的大力帮助下，在托斯卡纳参加改革教会的斗争，这场斗争在1785年的皮斯托亚宗教会议上到达了高潮，随着民众的骚动而结束。此后，利奥波德不再予以支持，于是这个主教辞职，旧秩序又恢复了。
那不勒斯的改革
在那不勒斯王国，土地归国王、教会和贵族所有。杰诺韦西在1765年写道：“如果我们把王国的所有家族分为六十部分，其中一部分拥有土地，而五十九部分所占的土地则连葬身都不够。那不勒斯一半土地归教会所有，不得出卖，这是一个致命伤，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挽救。”为了满足远不到五百万人口的精神需要，这个王国供养着二十一个大主教、一百六十五个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五万个神父和超过这个数字的修士和修女。教会因为拥有九百万金币249的土地收入，再加上来自群众和其他捐献的三百万金币，在人民处于贫穷、痛苦和肮脏生活之际，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至于农民，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处境悲惨，完全无知，住在茅屋和洞穴里，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权利，没有保护者，有如背上驮着粮食但自己不能吃的骡马。那些贵族却拥有大量土地—大部分荒芜不耕—他们象专制君主那样生活。土地、水、风、矿物、森林以及居民的灵魂和肉体，都被当作他们的封建所有权的一部分。在第二次法国入侵以前，贵族一直有权指派法官和治安推事，因此这些人断案，总是偏袒他们。教会和贵族免交赋税，或者至多只付一笔同他们的收入完全不相称的捐款给国家，这样，国家所需的钱几乎全部由农民、小农和城市中产阶级负担。
在那不勒斯城，律师职业最受光顾。那不勒斯人以爱打官司出名，据说单是在那不勒斯城，他们就供养着不下于两万六千个从事律师业的人，在外省还供养着四千个。当时至少有十种法典，包括罗马法典、诺曼第法典、西班牙法典和奥地利法典。有些讼案听说拖了几个世纪，因为当时的法典的错综复杂和自相矛盾，给一大群律师提供了无穷尽的工作。有些律师发了大财，所有的律师都能设法维持生活。一个王国处于这样的状态，因此查理三世，还有在他登上西班牙王位（1759年）以后，在查理的儿子斐迪南未成年时期担任总督的塔努契侯爵250，他们两人所担负的改革任务是赫尔克里斯的苦差事251。然而改革是有一些的。根据同教廷订立的协定，教士们应缴纳原来由世俗人承担的赋税的半数，虽然还有一长串免税的名单，包括教区的房屋、医院和孤儿院。教士与教区居民的比例确定为百分之一，修士和修女的数字也受到限制。
当查理企图处理封建问题时，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力图把贵族吸引到宫廷里来，以免佃户遭受他们近在身旁之苦。他出布告，让农民在公开市场上出卖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只卖给他们的封建主。他许可农民有权利从贵族的法院到王家的法院上诉。他在另一个布告里限制武装扈从的人数，这些扈从主要是土匪，他们受到贵族的保护，被滥用来对付愤怒的农民或王家的权力。他还废除了一些卑贱的私人服役，这种服役就是把佃户召唤来担任的无偿劳动。塔努契坚持维护君主的权利，同教会对抗。他废除特权，坚持教皇的训谕和敕令在颁布之前须得到国王的同意。他禁止主教们未经审查通过并由国王批准就发表著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向教士们征收现金。教皇对此进行报复，拒绝填补主教空额。塔努契于是驱逐耶稣会会员，并在十年后拒绝缴纳基纳亚252，一匹白马和七千金币的岁贡，这是自诺曼第时代起就作为承认教皇的大封建主主权的表示而缴纳的贡礼。他用同样的办法颁布法令和禁令去折磨贵族，但是他并未刨到祸根，那需要强硬得多的手段和激烈得多的方法。1776年，塔努契退职，权力归斐迪南和他的专横的妻子玛丽亚·卡罗莱娜掌握。法国大革命前的最后十年，没有什么大事。同教会和贵族进行的斗争逐渐停息。国王厌恶政事，以狩猎消遣。对陆军和海军，他漠不关心，前者只有一万五千名现役兵员，海军人员则在三千名以下。但是没过多少年，那不勒斯就不得不从睡梦中猛醒起来。
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很少有改变。威尼斯连同它的中世纪总督和十人议事会一起衰落了，它除了中立就没有政策，除了儿戏就没有生活。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罗马，在那里，教皇在一些外国政府持续的压力下，于1775年解散了耶稣会。至于撒丁和萨伏依，这个国家253被专制君主、半封建的愚昧贵族、保持着严格检查制度的教士们以及活跃的宗教法庭控制着，动弹不得。维克托·阿马戴乌斯三世于1773年即位，他倒是个热心的军人，决心保卫他的国家。他加强了阿尔卑斯山边界上一系列要塞，增加了现役军和后备军，并不断地训练他们。他幸好这样做，因为这使他能在抗法战争于1793年爆发之后，保卫他的国家达三年之久，只是由于碰上了拿破仑的才能，他才被打败。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意大利（除撒丁和萨伏依外）是没有受过训练、没有武装的，它成为第一个征服者的战利品，它的男子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中成为拿破仑的军队的丰富兵源，他们随着拿破仑的军队的鹰旗从马德里一直开赴莫斯科。
中产阶级与互济会
所有这些改革运动都是由统治者们强加于意大利的。人民对此并无要求。人民群众是没有生气的。但意大利人的智力一点也没有衰竭。18世纪的意大利文化虽然是支离破碎的，而且是地区性的，但无疑是不可鄙视的。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安科纳边区一个很小的城市蒙太基奥（即现在的特雷亚）有自己的学院，这个学院从事改进农业技术（出版一种农业技术杂志），研究气象学，介绍新工艺。17世纪的那不勒斯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非凡人物姜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年），他的历史循环哲学254是太悲观了—的确是太拘泥于历史了，以致在他自己的时代不易被人接受，甚至不易被人理解。比较能代表启蒙时代的人物，是经济学家加利亚尼和彼得·韦里（1728—1797年）。后者是米兰人，为《咖啡馆》杂志的编辑，他鼓吹自由贸易和发展工业；有一个时期，他参加过伦巴第的经济改革。驻巴黎的那不勒斯公使馆秘书加利亚尼神父（1728—1787年）著文论货币与谷物贸易，他是巴黎知识界最知名的人士之一。安东尼·杰诺韦西（1713—1769年）从1754年起在那不勒斯担任“商业和技艺”教授，坐上那个实际上是欧洲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但是，毫无疑问，最为法国百科全书派所钦佩的意大利人，是犯罪学家贝卡里亚侯爵（1738—1794年）。他的著作《论罪与罚》应用“理性”的标准来衡量罪行，主张承认惩罚是社会保护的手段。他因此反对那些过于厉害的和报复性的惩罚形式。
后来的革命运动不是由这些知识分子，也不是由广大群众，而是由介于他们之间的中产阶级发动的。这个阶级从经验中确知旧的专制政治对他们的事业和社会生活所起的窒息作用，因此法国的新思想能直接投合他们这些人的心意。他们给予自由、平等的观念以一种十分浅薄但合乎实际的意义。斗争在法国进行得愈激烈，这些观念在意大利就传播得愈广泛。不久，大多数意大利城市中都有了法国的鼓动者，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这些人发现一个革命组织已经存在着，那就是各地的互济会，这些互济会原是由曾在意大利旅游或寄居的英国贵族在这个世纪上半期组成的，尽管受到两道教皇训谕的谴责，它们还是在扩大，而且很兴盛。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在全意大利已经有了拥护者和同情者，这些人秘密地进行煽动，准备推翻教会和政府的旧专制制度。
三、拿破仑与意大利，1796—1814年
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1793年，法国对奥地利和撒丁宣战，一场难分胜负的战争在阿尔卑斯山进行了三年，直到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拿破仑·波拿巴时为止。拿破仑在两股敌军交接处进行袭击，打退了撒丁人，于是开始入侵意大利。1789年到1796年间，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撒丁国王企图建立一个意大利国家大联盟，以共同阵线抗击敌人，但是没有成功。这些统治者满足于对自己的臣民加强警戒，或者进行个别的无效的谈判，以等待事件的结局。各国的君主怀着日益加深的恐惧心情注视着革命者的过火行动。教会和人民群众一起对亵渎圣物和不信神的表现表示愤慨。但是在早期阶段，革命在意大利并不是没有同情者和支持者的。在知识分子和上层阶层的某些派别中，有书生式的赞成自由、平等的情绪，这是从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里感染来的。但是真正的支持来自分散在意大利全境的各偏激派，他们只是在等待机会采取行动。热那亚是谋叛的温床，而且充满了法国的鼓动者，他们容容易易地进入了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在那些地方同不稳分子合作。在都灵，有三个雅各宾俱乐部255被发现，并有一个以火烧房屋、夺取城堡、杀害王族的方式制造混乱的密谋，当时军队正在阿尔卑斯山保卫国土。有三个谋叛者被处死刑。1792年12月，那不勒斯深深地了解到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性，当时有一支法国舰队驶入港口，以炮轰相威胁，蛮横地要求当地政府完全保守中立，接受公民麦考为法方代表，并立即派遣大使赴巴黎。当这个受惊的政府正在进行谈判的时候，法国军官和士兵登陆，同人民交好，参加雅各宾分子举办的宴会，并在旗舰上举行招待会作为报答，舰队司令在招待会上扼要安排组织法国式的雅各宾俱乐部的计划。一年以后，又有一个密谋被发现，跟着是照例判处死刑、监禁和放逐。已见于行动的密谋在西西里岛和波伦亚暴露，而在罗马，法国的鼓动者巴塞维尔和弗洛特是这样激起人民的愤怒，以致群众抢劫了他们的住宅，并杀死了巴塞维尔。
拿破仑扶植的共和国（图13）
上述种种就是波拿巴于1796年突破撒丁的防御，迫使国王订立灾难性的凯拉斯科条约，并开始征服这个半岛时的意大利情势。由维尔姆塞、博利厄和阿尔文齐相继率领的三支军队吃了败仗，奥地利人被赶出北意大利了。在胜利进入米兰以后，波拿巴前进到波伦亚，又从那里前进到维罗纳，那里发生了一次民众起义，这个事件导致威尼提亚被占领。波拿巴的大军过后，共和国随着勃兴，有如雨后春笋。勒佐、波伦亚、斐拉拉和曼图亚于1797年1月组成河南256共和国；然后米兰、布里西亚和其他一些城市组成河北257共和国，而热那亚则改为利古里亚共和国。
图13 公元1798年的意大利
注：“赫尔维西亚共和国”即瑞士共和国。—译者
根据波拿巴的建议，河南共和国与河北共和国合并为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而且获得了一部宪法。波拿巴此时同奥地利谈判和平条款，这些条款于1797年10月在坎波佛米奥签字。根据这个条约，威尼斯终于丧失了独立，被割让给奥地利，法国则获得了北意大利其余部分。年终以前，波拿巴离开意大利回到法国，又从那里赴埃及。在他离开意大利的时期，意大利其余的城市都变成了共和国。在波拿巴离开时，他在意大利的指挥权交给贝蒂埃将军，司令部设在波伦亚。没有多久，甚至在罗马，共和主义精神也表现出来了。有人企图栽一棵自由树，这件事引起了骚动，使那个被派到公使馆的法国青年将领迪福被杀害。贝蒂埃立即从波伦亚进军，占领罗马，并建立一个共和政府。教皇逃往托斯卡纳（1798年2月），他的到达立即引起了风波。驻扎在里窝那的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米奥利斯将军奉令占领佛罗伦萨，大公逃走，和平的革命使这个公国变为埃特鲁里亚共和国（3月）。年终以前，不仅罗马和托斯卡纳的命运，甚至连皮埃蒙特的命运也注定了。维克托·阿马戴乌斯于1796年去世，新国王查理·伊曼纽尔四世是个软弱的、虔诚的人，他缺乏才能，不能应付这个局面。他陷于窘境，受到威胁，于1798年10月放弃王位，带着妻子和兄弟们离开皮埃蒙特赴撒丁岛。一个临时政府成立了，皮埃蒙特分为四个县，并入法国的范围。
拿破仑的敌人在1798年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俄国对奥地利的援助。漫长的谈判终于成功了，晚秋时节，俄国军队正在开进加里西亚258。8月，纳尔逊259在尼罗河战役摧毁了拿破仑的舰队，把他困在埃及。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对这两项成就感到兴奋，并由于受到英国大使威廉·汉密尔顿勋爵和他的妻子—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莱娜的密友、纳尔逊的情妇—的怂恿，因此决心把法国人赶出罗马。他当时有六万军队，由奥地利将军麦克指挥。12月，他向罗马进军。尚皮奥纳为了集中他的队伍而退却，因此斐迪南未遇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城市。可是他的胜利是短暂的。几天以后，法国人攻城，那不勒斯军队完全丧失斗志，溃不成军，逃回那不勒斯。国王比谁都跑得快，他及时到达那不勒斯，把他的王后和两千万现金聚集起来，坐上英国军舰，安全驶往西西里。可是占领罗马这个城市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那不勒斯流浪人260忠于他们的国王，对这个信奉异端的法国人极为愤恨，他们作战象老虎那样凶猛，这场胜利使尚皮奥纳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当秩序终于恢复，临时政府成立时，那不勒斯王国成为帕特诺珀261共和国。因此在短短一年半之内，整个意大利变成了一系列共和国，依仗法国驻军而维持其生存。可是这整个结构是勉强凑合的，而意大利的独立问题是不能靠共和国的方式来解决的。
法国的征服和意大利问题的处理进行得很快，但是这个结构的坍塌甚至来得更快。1799年3月，一支奥俄联军在苏瓦洛夫的率领下渡过阿迪杰河，风扫落叶似地把法国人赶出北意大利。南部的法军已由麦克唐纳代替尚皮奥纳指挥，这支军队奉急令撤回，但在特雷比亚262河畔被苏瓦洛夫拦截，受到猛烈的攻击，经过很大的困难才在热那亚同马斯纳会师，热那亚是当时保留在法国人手里的唯一的意大利角落。联军的胜利，到处都有猛烈的民族起义伴随着。武装的农民队伍由教士们率领着，有时候甚至由主教们率领着，他们困扰并屠杀法国压迫者和一切被认为是抱有他们的观点的人。在皮埃蒙特，阿尔比、阿斯提和阿克魁的主教们领导队伍攻击孤立的法国驻军，而数以千计的人则聚集在“基督教纵队”的旗帜下，由一个自称为布拉达卢乔的不著名的人物率领。在托斯卡纳，阿雷佐周围的乡间居民武装起来，由两个农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率领，人们相信这两个人是圣多纳托263和“救苦救难的圣母玛丽亚”264；他们先是乱抢乱打，后来发展成为一支军队，自称为“阿雷佐军”，由“一伙虔诚的人”和“阿尔诺山谷的少女”，亚历山大里娜率领。但是再没有比在那不勒斯发生的反动行为更惨毒的了。法国军队一撤走，斐迪南立即派遣红衣主教鲁福到大陆去，授予他以招集军队、夺回那不勒斯的全权。这支军队的核心是由俄国、土耳其和英国的支队组成的，斐迪南曾向这些国家的政府请求援助。在军队的外围，鲁福集结了农民队伍和土匪，包括著名的神弟迪亚沃洛。于是鲁福以四万左右的兵力攻打这都城。经过两天的屠杀、劫掠和纵火，他才下令停止这些暴行，开始谈判，使这个城市免遭进一步的毁灭。共和政府和驻军提出投降条件，其中包括去马赛的通行证与运输。投降条约是由鲁福、国王的代表以及外国支队的司令官们签字的。这时候纳尔逊到了，他受国王的怂恿或奉他的命令，拒不接受投降条约，把已经投降的人交给国王去惩罚，并把共和国军队的司令官卡拉乔洛海军上将吊死在他自己的旗舰的桁端上。斐迪南和玛丽亚·卡罗莱娜的惩罚是十分残酷的。一百多个领导者、“那不勒斯的美德与智慧之花”—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样称呼他们—被吊死或枪决，220人被送去服终身划船劳役，312人服定期划船劳役，还有几百人被放逐。国王的残忍就是这样给鲁福的“具有神圣信仰的军队”的胜利增添了荣誉的。
民族主义的反应
第一次法国入侵的三个年头和继之而来的反应，对意大利人来说，是痛苦的幻灭。法国人对自由、平等发出的一切宣言只不过是一种嘲弄。意大利曾经被当作被征服的国土对待，遭受蹂躏与劫掠，敌人的贪婪与嘲笑激怒了社会上每个阶层的人。法国兵士的野蛮和无视宗教、对艺术珍品的掠夺—对这种掠夺，法国的“博学之士”是那样热心、那样认真地执行—只有那些文职人员和财务专家的贪得无厌才比得上，那些人随着胜利军，象兀鹰一样轮流扑向每个屈服的政府。对外国人的憎恨在意大利发展得很快，因为法国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和英国人都是同样地坏。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这个残酷的经验起了作用，秘密会社，烧炭党265、拉季党、兄弟党266以及其他的会社开始出现。这些会社是互济会的支派，全都以反法爱国为宗旨，它们是民族自觉的第一批信号，在它们的章程里，我们发现他们的纲领和理想的最早轮廓。例如烧炭党人就以宗教、独立和立宪政府为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的矫饰、奇异的象征表现以及可怕的誓言与惩罚，产生一种非常可贵的效果，使成员不致忘记他曾发誓为意大利的独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即使他并没有下很大的决心履行他的誓言。成千上万的属于各阶层的意大利人加入这个或那个会社，慢慢地给意大利民族注入驱逐外国人、以自己的方式治理自己的国土的决心。
意大利王国
盟国在1799年获得的胜利是短命的。这年10月，波拿巴从埃及回到法国。次年春天，他组织了一支新的远征意大利的军队。于是，在6月，当马塞纳还在阿尔卑斯边境同奥地利军队奋斗时，波拿巴穿过圣伯纳德山口，下山进入伦巴第，插入奥地利人背后，在马伦戈战役击溃了他们。在订立和约之前，还不得不经过一年的战斗，但是在吕纳微尔条约（1801年2月）中，法国获得了控制东至阿迪杰河的北意大利的权利，只让威尼提亚东半部留在奥地利人手里；对于那不勒斯王国，则暂时不去动它。马伦戈战役以后，再也没有大的战役了。此后数年内，意大利慢慢地组成三部分，在皇帝267的控制下趋于平静，这个皇帝发现意大利是财政支援和人力配备的不断的源泉。随着雾月18日的政变，督政府取消了，波拿巴此时任第一执政268。在吕纳微尔和约之后，他改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召集450个代表开“里昂委员会”，经过商讨，“意大利共和国”宣告成立，由波拿巴任总统，他的继子欧仁·博阿尔纳作他的代理人，即总督。里昂委员会的一个不大为人知道的特点是，它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秘密会社，目的在于为民族独立而控制委员会的决议。这个会社称为“柏拉图天文学会”，分“半球会”、“弓形269会”、“第一星球会”、“光线会”和“赤道会”，受神秘的指挥部领导，这个指挥部称为“太阳圆周”。它们在里昂对于要不要反对波拿巴的决定这个问题，意见分歧，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整个精心的结构便坍塌了。波拿巴对于意大利共和国一直是感兴趣的。当他在三年之后作皇帝时，原来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又重新命名为“意大利王国”，由皇帝作国王。威尼斯于1806年加入王国，两年以后，安科纳边区也加入了，这个边区使王国的南部边疆扩展到那不勒斯王国的边界上；1810年，属于意大利的提罗尔也加入了王国（图14）。在帝国的最后年月，这个王国有七百万居民、十万军队。尽管它的政府没有获得主动权，本身不过是接受巴黎命令的一个行政机构，意大利作家们总是把这个意大利王国摆在倍加爱护的地位上，把王国的建立作为走向民族统一和独立的第一阶段。当它还处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这个最初形式时，它曾采用三色旗—后来成为意大利国旗，—红色和白色代表波伦亚，绿色代表自由，这一点从未被忘记，至今依然令意大利人怀念拿破仑的第一次立宪尝试。
图14 公元1810年的意大利
注：“几个伊利里亚省”包括伊斯的利亚、现代的阿尔巴尼亚北部和南斯拉夫西部，属于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译者
公元1806年，拿破仑决心同那不勒斯决战。一支军队被派到意大利南部。斐迪南和他的朝廷再次迅速逃往西西里，拿破仑的哥哥约瑟被立为国王。约瑟进行了两年的重要改革，然后被调到马德里作国王，于是皇帝的妹夫米拉元帅成为那不勒斯的约阿希姆国王，他在那里一直呆到帝国覆灭时为止。意大利的其余部分并入法国。皮埃蒙特、萨伏依和尼斯早已被吞并。其次是托斯卡纳被吞并（1808年），分为三个县。次年，教会辖地的残余部分和罗马城成为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教皇的反对是徒劳的：他遭到逮捕，被粗野地押出罗马，在萨沃纳找到个暂时的避难所。罗马被宣布为帝国的第二都市。当玛丽·路易丝给拿破仑生了一个儿子时，赐给这孩子的称号是“罗马国王”。但是既然年老的教皇已经被迫流亡，赐给一个一步高升的皇帝的儿子的阿谀言词或夸张称号，是不能恢复罗马的威严的。
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这个勉强凑合的结构随着这个皇帝的命运而盛衰，它的最后阶段以犹豫和阴谋为特色，这就暴露了它的基础的不稳固。拿破仑于1812年远征俄国，这是灾难性的进军，约阿希姆国王和博阿尔纳总督参加了远征，北意大利的精锐军队也一同前往，只有少数生还。此后，波拿巴的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博阿尔纳虽然拒绝派他剩下的军队去帮助皇帝进行最后的出征，却仍然忠于拿破仑，约阿希姆国王则同双方私下勾搭。在米兰，博阿尔纳拒绝召集“选举团”选举他自己为国王，他这样把一个既成事实提交给列强：他愿意派一个代表团赴巴黎，要求把意大利王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保留下来，由总督作国王。当这个计划泄露时，博阿尔纳的反对者便组织示威游行，游行以一场骚动和拿破仑的能干的但受人痛恨的财政部长普里纳的被杀害而收场。这个事件给了奥地利一个机会：贝勒加德元帅占领米兰，意大利军队被遣散或被送往别的地方，总督偷偷地隐退。奥地利曾在布拉格秘密条约上要求把北方王国割让给它，英国也曾在会议270上同意支持它的要求，当时，这个王国的命运实际上等于决定了。至于米拉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他曾拒绝给他的王国一部宪法，因此为舆论所不满。他终于进行了最后的尝试，想用答应谋求统一与独立的办法，动员意大利人重新集结在他的旗帜下。他向北进军，但是被奥地利人打败了。他甚至不能保卫那不勒斯，只好逃往法国。他到了巴黎，皇帝不肯接见他。最后，当米拉带着少数随从在意大利登陆时，他成了俘虏，并被就地枪决。
民族主义的复兴
意大利处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有十四年之久，但是它所得到的好处也不小。这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改善：道路和桥梁，建筑物、学校和公园。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的改组与有效率的法国管理制度，尤其是拿破仑法典271在各地强迫施行。这样一来，封建制度被废除了，旧式的错综复杂的法律体系被简化了，所有的公民，不分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外，还有其他好处，甚至比这些更有价值，虽然没有这么显著。那就是拿破仑终于把意大利从它所处的长期麻痹状态中摇醒过来，因为在文艺复兴的百花怒放之后，意大利已经筋疲力尽，落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总督们的使人麻木的统治之下。拿破仑教会了意大利兵士作战，训练了意大利青年，使他们对自己身为男子有了新的自豪感。随着旧的国家界限的消失，人民开始把自己看作意大利人，而不是托斯卡纳人或皮埃蒙特人，于是一种民族自觉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至于拿破仑的极端残暴的统治和他所引起的仇恨，也导致同一个趋向，即加深了意大利人自己管自己的国土和驱逐外国人的愿望。在这个目的得以实现之前，他们还得走很长的路，但是这个独立自主的思想是产生了，而以前那个逆来顺受的旧意大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