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兴运动272，1815—1848年
维也纳会议273
在维也纳会议上，作为改组意大利的基础的有两个原则：一个是铲除法国的势力，另一个是把一个强国放在能够威慑意大利半岛、并在遇到来自法国的进攻时能够构成一个桥头堡的地位。这个强国显然就是奥地利。意大利已经和英国商定，北意大利从前的王国要移交给它（119页）。它也非常想把皮埃蒙特据为己有，但是一开始英国就坚持，这个介于两大国之间的重要的缓冲国家必须保持独立。为了铲除法国的势力，意大利方面所要求的任何独立形式，都被弃置不顾。拿破仑的殖民地解体了，旧日的疆界和旧日的统治者们又被强行恢复原状。斐迪南带着两西西里国王的新称号卷土重来，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从撒丁岛回来，发现他的王国由于增加了从前的利古里亚共和国（热那亚）而扩大了。哈普斯堡—洛林王室的斐迪南三世继他父亲为托斯卡纳的大公，巴马公国被授予了拿破仑的妻子玛丽·路易丝，一个勇猛的奥地利独眼将军尼佩格伯爵成了她的情人，后来又成了她的丈夫。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它所想要的一切。教皇政权恢复了它从前的一切领地。拿破仑修筑的一条从法国到意大利的军用大道所穿过的某些诺瓦拉土地，依旧归属撒丁王国。这样，奥地利也只好满足于伦巴第-威尼提亚地区，以及在科马基奥、斐拉拉和皮亚琴察三地驻军的有实际用途的权利。从意大利人的观点看来，这些安排不仅是令人失望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它们把拿破仑所曾展示的、较完整的民族生活的前景一笔勾销了。积累起来的行政经验、军事生活的纪律、经济上和社会上较广阔的联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小国的狭隘而顽固的专制制度，在奥地利势力庇护之下，却夹着全部的力量卷土重来，这种势力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强大的，在其他一切地方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是18世纪精神状态的再现。甚至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托斯卡纳，复辟的政权反而不及拿破仑来到以前存在过的政权那样开明。
谋叛的时代
一般称为“复兴”的运动，使意大利终于成为一个在萨伏依王室统治下的统一的独立王国，并且有一个立宪议会制的政府。这个运动的最早时期从维也纳会议开始，直到1848年，才随着第一次独立战争和败于奥地利而告结束。维也纳会议把意大利交给奥地利任意摆布，它攫取了意大利最富饶的两省，伦巴第和威尼提亚，以及佛罗伦萨、摩德纳和巴马三个附庸公国。奥地利的政策是掌握在梅特涅公爵手里的，他担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直到1821年为止，后来又作帝国首相。他的目的是和平，但这是违反整个时代精神的静止的和平，同当时活跃于欧洲的三个伟大的思潮—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工业主义是对立的。这三种思潮都是生气勃勃的，从狭义上说都是革命的。民族主义是对拿破仑专制主义的反抗，它在西班牙、俄国和德国出现以后，最后在意大利形成秘密会社而活跃起来。浪漫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学运动，是对18世纪的束缚和因袭的反抗，是对拿破仑时期正在使人麻痹的实利主义对于人类精神自由的限制所作的反抗。工业主义当时尚处在幼年时期，所以还是一个未知因素，但是它已经使英国发生变革，并且带来了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问题。
梅特涅的政策以英、俄、普、奥四国同盟的支持为基础，四国同盟保证维持欧洲秩序，必要时实行武装干涉，为了这个目的举行定期会议，以便对欧洲局势进行全面检查，并解决一些特殊问题。可能的话，梅特涅希望同所有复辟的君主缔结同盟，无条件地支持专制政体，防止任何趋向立宪政府的运动，镇压秘密会社。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纳同意参加这个同盟，保证不同维也纳方面商议就不变更它们的政府形式，并且答应在奥地利遇到进攻时去援助它，但是教皇和皮埃蒙特都拒绝参加。在他提出的成立同盟的建议中，梅特涅加上了签订邮政协定这个貌似无害的要求，根据这个协定的条款，每个国家的对外通讯都要通过奥地利转达。实际上这就是说，通讯由梅特涅的专门机构来处理，它把信件拆开，抄录，重新封上，把被认为重要的消息送给首相。但是教廷、托斯卡纳和皮埃蒙特对此都加以拒绝。奥地利拥有欧洲最精密、最有效的警察制度，在警察事务上梅特涅毫无困难地取得意大利统治者们的合作。他凭借这种办法，实际上把全体意大利人民置于警察监视之下。这个侦查网包括驻在每一个宫廷的、拥有秘密侦探和政治特务人员的奥地利使臣，直到那些可鄙的告密者，他们经常出入公共场所、咖啡馆和饭馆，并向有关人员报告私人谈话和街谈巷议。
面临着这种有组织的镇压和侦探制度，意大利人民实际上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他们的统治者们可以任意使用武装部队，背后又有奥地利和四国同盟的支持。然而，奥地利的所作所为。都不能镇压民族情绪，也不能缓和人民对奥地利政府、对它和它的附庸君主们的手段所抱的日益加深的仇恨。意大利用谋叛来回答警察和军队。这些意大利谋叛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大部分人是中产阶级，也有少数小贵族，这些人一部分是激于仇恨，而更多的是激于爱国心，他们面对压倒一切的优势力量和里里外外的叛卖行为，为了连他们自己也不大理解的模糊的目标而组织了最无望的起义。可是这些牺牲在监狱里和断头台上的人却为意大利完成了一项重大工作。他们代表着新的理想，使反抗的精神绵延不绝；他们使他们的国家不再退回到原来那种逆来顺受的心理状态中去。
随着帝国的崩溃，秘密会社的人数得到大量的增加。从拿破仑军队中复员的数以千计的官兵、以前意大利王国的失业的文职人员以及许多曾在那不勒斯或在各个合并的意大利国家中为法国服务的人，都成群结队而来，扩充了各派系的大军。意大利到处弥漫着不满。在南部有烧炭党，在北部有联邦党274和兄弟党，在教皇辖地有别的新奇的会社，如斯皮洛·尼罗党（黑别针党）275，拉蒂尼斯蒂党276和美洲贝尔萨利埃里党277，都在策划动乱。1817年初，教皇辖地内马切拉塔地方的一次起义，在萌芽中就被警察掐死了。起义没有成功，领袖们被罚去服划船劳役。这次小规模的起义成为别处更重大的进袭的序幕。
1820—1831年的起义
就在这个时候，奥地利驻防军从那不勒斯撤走，政府为了对付土匪抢劫，授权指挥各军的将领组织一种新的民兵制度。佩帕将军在阿韦利诺组织他的一万人的支队时，马上发现唯一合适的兵员几乎全是烧炭党人，于是他毫不踌躇地征募了他们。佩帕是一个坚强的立宪党人，而不是烧炭党人，他手里掌握着这部分武力，便建议把军队开到首都去，要求实施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1820年3月，烧炭党人在西班牙起义和宪法被承认的消息传到了那不勒斯。这个王国马上骚动起来。在佩帕将军的防区诺拉地方，两个陆军中尉举起了起义的旗帜，于是佩帕马上动员他的民兵，一马当先，率领部队向那不勒斯进军。国王吓得卧病在床，任命一个世袭的公爵为代理主教，差不多在还没有向他提出要求以前，他就同意了每一个条件，但是同时他又写信去哀求奥地利援助。西班牙宪法颁布了，国王也宣誓承认，同时宣布了出版自由和其他改革，国会也在10月1日开会。在这几个月中间，那不勒斯是掌握在烧炭党人手里的，要不是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佩帕，也许很容易会出现一个恐怖时期。人民所痛恨的警察大臣姜皮埃特罗真的被残酷地处死了，然而这只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爆发出来的残暴行动。
列强正在策划召开会议对付西班牙事件，这时它们听到了那不勒斯发生革命的消息。斐迪南呼吁它们援救。列强先在特罗波开会，然后在莱巴赫开会，邀请斐迪南在11月参加会议。因为必须征求议会的同意，所以国王以试图说服列强承认宪法为理由，请求议会允许他到特罗波去。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是议会相信了他，让他前去。斐迪南到了莱巴赫却去打猎，而列强却决定不但无条件地恢复他的王位，而且把宪法废除，为此马上派遣一支军队到那不勒斯去。这些决定的消息传到那不勒斯的时候，议会在烧炭党人的压力下，决定进行抵抗。他们制定了精密的防卫计划，动员了两支军队，一支军队在阿布鲁齐地方由佩帕将军率领，另一支军队由卡拉斯科萨将军率领。奥地利军队向南方挺进。只是在里埃蒂地方发生了一次冲突，经过一番混战，佩帕的军队首先后撤，然后慌作一团，四散奔逃。卡拉斯科萨的军队也照样逃跑，因此奥地利军队实际上不战而占领了那不勒斯。斐迪南跟在后面，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他把那位名誉扫地的卡拉萨公爵作为复仇的使者带在身边。斐迪南在奥地利军队环绕之下，又安然登上他的宝座了，于是他使出他常用的残酷手段执行刑法。数以百计的人被投进监狱，被鞭挞，被吊死或者被枪决，还有几千人被流放或者为了逃命而离开祖国。南方的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在奥地利军队迫近那不勒斯的时候，别处又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一次是在皮埃蒙特，这是由桑托雷·迪·桑塔罗萨伯爵领导的一群贵族军官发起的。驻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维切利的军队也叛变了，要求对奥地利作战和颁布宪法。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国王面临要么进行内战，要么颁布宪法这两个选择，结果是让位给当时在摩德纳地方的他的弟弟查理·费利克斯，并任命推定继承人查理·阿尔伯特公爵为摄政。查理·费利克斯马上请求奥地利援助，于是奥地利派出了军队，同撒丁军的忠于王室的联队并肩作战，击溃了维切利附近的叛军，占领了都灵。叛军的领袖们逃到国外去了。这次战争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因素，便是查理·阿尔伯特的立场。所有起义的领袖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相信他们是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的。当战争的危机降临时，他试图充当调解人，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劝国王颁布宪法。他这两个企图都失败了，双方都认为他出卖了他们。作为指定的摄政，他屈服于环境的压力，颁布了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他的行动受到新国王的猛烈反对，于是他被放逐到佛罗伦萨去了。正如在那不勒斯的情形一样，几千个真正的和潜在的起义者逃往国外去了。只有两个被处死，但在有不满之嫌的各界中实行了激烈的清洗，被投入监狱的人可以列成一长串名单。
梅特涅怀疑有人同皮埃蒙特的叛乱密谋勾结，因此派遣他的警察到伦巴第去侦察，很快就发现了类似的阴谋的线索。在梅特涅的催逼下，侦察工作连续进行了三年，主要的目的是要获得查理·阿尔伯特的罪证和发现烧炭党活动的来龙去脉，但是他的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当伦巴第正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教皇辖地几乎处于内战的状态。教廷获得了一个叫做桑费迪斯蒂派278的组织的支持，于是这个组织与秘密会社之间发生了没完没了的斗争，发生了暗杀和暴行。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教皇派遣里瓦罗拉红衣主教前去，这人经过初步的调查，即刻把五百多公民判处了流放或强迫劳役。还有几百人受到警察的监视，被强制每月写悔过书，每年分别流放到由主教选择的“休养所”去。尽管如此，斗争还在不时地进行，而“两色派和三色派”（教廷的旗帜是红白两色，自由派的旗帜是红白绿三色）以及争斗的双方在无止境的血海深仇中互相杀戮。
公元1821年以后，由于有奥地利驻军，同时由于最活跃的自由分子已经被监禁或者被放逐了，意大利表面上保持了几年的平静。然而武力和镇压的政策的实际效果，却是把活动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巴黎和伦敦去了，此时那些地方已经组织了密谋反对奥地利和专制主义的国际委员会。但是，即使在意大利，平静也只是暂时的。1826年，摩德纳地方的一个年轻的律师，叫做亨利·米斯利的，开始策划一个新的更精细的密谋。他的计划是组织一个中央意大利王国，扩大到把整个意大利半岛合并在内。经过一番取舍，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坚定、富裕、野心勃勃的程度足以占据新王位的唯一当政的君主，便是摩德纳的大公弗朗西斯四世。这个顽固不化的小暴君是意大利人民最痛恨的统治者。他在1821年使自己出了名的一件事情是，在他的小公国内搜遍了嫌疑分子，最后吊死了一个神父，把许多受害者投入监狱或者罚作划船的劳役。
将近四年的时间，米斯利不停地做工作。他组织罗马尼阿地方的起义，鼓动匈牙利给奥地利制造麻烦，并且通过沙皇的代理人卡波迪斯特里亚279取得了援助他的诺言，这人急欲趁俄国对土耳其作战的时机给奥地利制造纠纷。于是米斯利向巴黎委员会说明他的策略，巴黎委员会是厌恶那个大公的，但他们同意接纳他，只要他保证有诚意。米斯利居然真的说服了大公赦免被他以前判处死刑的一个伦敦委员会委员卡米洛·曼齐尼，给他一个通行证，并亲自予以接见。这个大公这么做是心怀鬼胎的。他自己完全躲在幕后，什么责任也不承担，按照他个人安全的需要，既准备接受王位，又准备粉碎密谋。当七月革命在巴黎爆发，同国际委员会保持密切接触的路易·菲利普280作了国王的时候，这些布置已经将近完成了。菲利普的内阁马上宣布了“不干涉主义”，就是说，如果奥地利派遣军队去镇压不在它管辖之下的一个意大利国家的起义，法国就要用武力反对它。起义者得到这个保证，于是下令举行起义，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大公是口是心非的。他知道一切情况之后，先让密谋者们在摩德纳自由行动，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把密谋者们正在里面作最后部署的一所房子包围起来，把他们全部逮捕。当波伦亚不顾这一切而举行起义的时候，他就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逃走了。于是奥地利不顾法国的恫吓，把军队开去，扑灭了起义。路易·菲利普终于屈服，更换了他的内阁，把“不干涉”原则置之脑后。大公回来以后，查封并烧去了所有妥协的文件，又充当了一个忠实的专制君主的角色。
在这个时刻，法国出面干涉了。它声称全部纷乱都是由于教廷治理不善而引起的，因此要求制定一个改革计划。为了这个目的，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大使会议。教皇不愿改革，并且得到急于遏制法国势力的奥地利的支持。英国和普鲁士尽心工作，最后提出一个建议改善关系的备忘录，法国则坚决要求奥地利军队从教皇辖地撤走。最后，计划被大家接受，然后又被悄悄地搁置下来。奥地利军队撤走了，教廷在行政管理上作了一些不充分的改革。但是，奥地利人刚走，骚乱又开始了，于是奥地利军队又重新占领了波伦亚。法国马上占领了安科纳，在那里，它的军队和波伦亚的奥地利人对峙了六年之久。
在1830—1831年的事件以后，局势发生了三种变化。第一，新的统治者们登上了王位—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在1825年去世，他的儿子弗朗西斯在1830年去世，他的孙子斐迪南二世登上了王位（1830—1859年）。有了一个新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1831—1846年）和一个新的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1831—1849年）。第二，1831年的起义导致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旧的秘密会社的崩溃。烧炭党、联邦党以及和它们同一性质的会社此刻都沦于微不足道的地位，由一种不同类型的秘密团体，马志尼281的“青年意大利党”取而代之。第三，法国在欧洲的力量的复活遏制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势力；四国同盟不再存在了；英国已经退出，此时倾向于和法国友好。在紧急关头，俄罗斯和普鲁士依旧支持奥地利，然而它们不再是好战的了。
知识分子的反抗
1831—1846年这一新时期的显著特色，便是爱国文学的出现。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谋叛，抱着唤起民族感情和打击奥地利威信的双重目的；这种文学非常有效。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它的影响：报刊、诗歌、历史、小说、戏剧，甚至绘画和音乐。它集中了全国的舆论，创造了一种气氛，吸收了并在全意大利重新散布了使欧洲发生变革的浪漫主义的、工业的和民族的理想。
在这些文人中间，最早也是最有力的人物，是朱泽培·马志尼。他是热那亚一个医生的儿子，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活跃的烧炭党人，但是不久他就厌弃了那个团体所浸染的礼仪和矫饰。奥地利警察怀疑他是一个同谋犯而逮捕了他，把他放逐，于是他就到马赛去了。在那里他和几个同伴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协会，就用这个名称创办了一种刊物。这是一个青年运动，参加的人年龄限于四十岁以下。马志尼的座右铭是“思想和行动”，意思就是“教育和造反”。在当时流行的自由和独立两个目标以外，马志尼加上了第三个目标：统一。意大利必须在一个建都罗马的共和形式的政府领导之下成为一个自由、独立与统一的国家。他拒绝君主政体，认为这种政体意味着不平等；他拒绝联邦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会导致衰弱而不会导致强大。但是马志尼一开始就体会到别人所没有体会到的一个道理，那就是权力意味着责任，而责任又要依靠教育，因此他在意大利青年面前树立了一个关于个人和民族的行为的高度道德标准，他鼓励他们无负于他们的使命，要使意大利成为在欧洲领先的国家。是马志尼，首先赋予民族运动以道德的内容，并且教导意大利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要象他们动辄去做的那样，指望法国把他们从自己的衰弱状态中拯救出来。马志尼的教导传到了中产阶级，但是他在农民阶级中间从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影响到上层阶级或者贵族。他的资力的贫乏和他的宣传所必须采取的十分秘密的方式，限制了他的成功，但是在意大利全境，却有成群的人吸取了他的教导，接受了他的理想。马志尼活动的开始，是在查理·阿尔伯特即位的时候向他呼吁，请他站在反对奥地利的伟大民族主义运动的前列。这个呼吁被查理·阿尔伯特置之不理，于是马志尼就密谋把他废黜，但是警察揭露了全部计划，用严厉的手段把它粉碎了，致使皮埃蒙特在这位国王在位的其余年代一直平静无事。
与马志尼活动的同时，一种对意大利颇为新颖的文学形式，开始使贵族和上层阶级感觉兴趣。这就是历史小说。从曼佐尼的杰作《订婚夫妇》282开始，出版了一系列这类书籍。这些书籍在精神上是浪漫主义的，起源于华尔特·司各脱勋爵283的小说，但是它们却有政治目标。这些小说都是围绕着过去引人注目的事件或人物而写作的，企图与现时的屈服精神形成对照，以唤起人们的爱国感情。虽然通常是把西班牙而不是把奥地利描写为压迫者，但是作者的意图不会引起误解，因此这些小说总是获得巨大的成功。戏剧也是如此。在意大利每一个地方，剧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时期的剧作家象小说家一样直言不讳，富于爱国的热情。例如，当尼科利尼根据“西西里晚祷”而写成的剧本《普罗奇达岛的约翰》284在佛罗伦萨上演时，在场的法国公使听到观众对于攻击他的同胞的台词发出的欢呼，感到非常愤慨，但是奥地利公使却平静地对他说：“不要不高兴：信封是写给你的，但是内容却是写给我的呀！”
这个时候，在知识界的一切活动中，都有用某种方式表达民族感情的同样愿望。音乐也不例外。罗西尼在《威廉·特尔》歌剧285中描写爱国的主题，韦迪286的早期歌剧是《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伦巴第人》，每当奏起流行的曲调的时候，它所受到的喝彩是这样热烈，以致有时候演奏不能够继续进行，只好重奏一遍。散场以后，这种曲调又在大街上被人哼着，用口哨吹着。画家也以同样的精神，采取战争和类似的主题作画。朱斯蒂287的讽喻诗288和讽刺诗从口头上传给不识字的人。诗歌赞美自由和正义，抨击暴政，也描写意大利遭受苦难的悲惨图画。所有这类活动的一个最奇异的特色，就是乐观主义的基调。当然，有愤怒也有悲伤，但是没有失望。似乎意大利人确信无疑，他们的事业是建立在真理、自由和正义的伟大原则上面的，所以不会失败。
比较善于思考的人是不会满足于引用讽喻诗和诵读历史小说的，由于任何一种方式的政治活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开始了对社会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巨大兴趣。有若干年，在伦巴第地方出版了一种叫做《年鉴》的杂志，编者是意大利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格·德·罗马约西。虽然它在名义上是商业杂志，但是编者的技巧和才能却设法赋予它以爱国的精神。它歌颂每一种改革，用其他国家的一些事实和数字来鼓励贸易，强调指出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压迫，敦促意大利走上进步的道路。罗马约西在1835年去世，但是他的刊物继续出版，广为传布。其他根据同样的方针而创办的刊物，象《工艺》和《欧洲评论》，都追随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它们从别的地方，从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吸收撰稿人，从而接触到北意大利全境的进步分子。一种可能用改革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意大利前途的思想开始增强起来，受到那些厌恶在徒劳的起义和仇杀中牺牲生命的人的支持。这样，一个叫做“改革派”的政党组织起来，这个政党同马志尼的以密谋和变乱为宗旨的共和主义派相对立。他们认为统治者和人民可以合作，某种意大利联邦制度可以发展。他们关于铁路、银行、学校和通用货币制度的计划，实际上是划一的，足以削弱各地统治者的权力。这样又转而加强了另一些人的地位，那些人认为，必须对奥地利作战，只有撒丁王国才能领导一切，意大利真正的希望寄托在查理·阿尔伯特身上，那些人因此被称为“阿尔伯特派”。这样，在四十年代初叶，一共有三种思潮：共和派、联邦派、保皇派。
就在这时（1843年），意大利出版了焦贝蒂289神父的重要著作《论意大利人在道德上和社会上的首要地位》，通称为《首要地位》。这是一个哲学家兼神学家的著作，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著作，它所提出的政治解决办法，是在教皇统辖之下成立一个联邦的意大利，由一些当权的君主组织超内阁。各邦现存的制度保持不动。这个倡议引起了极大的兴奋，一开始就受到热烈的欢迎，甚至在专制主义的圣堂里也是如此，因为焦贝蒂不辞劳苦去劝说每一个人。可是焦贝蒂终究提出了一个政治问题。他这本书发表以后，接着就有别的著作提出了批评和另外的办法。然而很快就出现一件无法避免的事实，即奥地利要为它所占领的意大利各行省战斗到底。教皇去世（1846年）后，共和派、联邦派和保皇派的论战达到了高潮，使意大利高兴而使奥地利惊恐的是，新教皇庇护九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改革者而受到了欢迎。
走向革命的年代，1848年
此后的时期，从选出庇护九世时（1846年6月）起到1848年3月战争爆发时止，是错综的、混乱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在智力上有缺陷，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因此自从1835年以来，这个帝国实际上是被梅特涅和管理内政的科洛拉特伯爵统治着。在帝国境内的匈牙利也发生了动乱，在那里，科苏特290受到马志尼的鼓舞，正在领导独立运动。在帝国境外，情况是复杂的。英国在原则上对奥地利友好，因为奥地利被认为是最适于遏制俄国的国家，同时也因为英奥两国都希望保持1815年的协定。
对意大利的改革，英国给予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不愿帮助它把奥地利从意大利驱逐出去，或者推翻1815年的详细协定。法国的政策同样是两面性的。它不愿在这个时候反对奥地利侵略意大利，但是它却赞成用一切方法推翻那个不让它插手而产生的1815年的协定。
梅特涅的真正困难却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有了宪法，意大利各地也会马上提出同样的要求；然后这种要求也会传播到奥地利来，那么，奥地利的整个结构就要坍塌了，而且英国已在提倡改革，把它作为反对革命的万应药方。梅特涅的一个安慰是，奥地利的行动不会成为立即同法国作战的理由。危险来自教廷，因为一个国家不论从教皇方面争取到什么改革，别的国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而对教皇辖地采取军事行动，就会在意大利引起骚乱，特别是在拥有精锐军队的国家皮埃蒙特，它的国王会变成改革运动者的。
撒丁王国的新统治者查理·阿尔伯特的个性和政策，是一个奥妙的谜。在他登上王位的时候，由于他在1821年所抱的态度，自由主义派和保皇派对他都非常不信任，而他个人对路易·菲利普的痛恨，却使他马上投入奥地利的怀抱，同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对付法国进攻的军事协定。从此，十五年来，他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实行统治。他曾用极端严厉的手段镇压1833年由马志尼领导的起义，拒绝每一个要求政治让步的建议，并且支持欧洲的一切专制君主的企图：法国的贝里女公爵291、葡萄牙的唐·米盖尔292、西班牙的唐·查理293。然而密切注视他达十二年之久的他的外交大臣，却说他的国王只有一个全神贯注的念头，那就是把奥地利从意大利驱逐出去，而代之以一个强大的北方王国，然后恢复中世纪教皇政权的光荣。查理·阿尔伯特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他过着教徒的禁欲生活，虽然他被一种使他感到很大苦恼的病痛所折磨，但是作为一个统治者，他认真负责地长时间工作。毫无疑问，他象他的全体家族成员一样，对奥地利表示痛恨和不信任，但是他意志软弱，虽然精力十分充沛。奥地利政教联合派迫使他后退，自由派推动他前进，他只好逃避到谜一样的沉默里面去，这种沉默有效地向双方隐瞒了他的计划。但是在1840年以后不久，梅特涅从他的态度上察觉出一种缓慢的使人不安的变化。两国之间有许多争端，一个是酒的问题，另一个是把食盐运输到瑞士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铁路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查理·阿尔伯特变得很执拗，他不肯妥协，甚至故意使这些问题存在下去，象是要为纠纷制造更多的机会似的。他对来自维也纳的外交压力置之不理，对于向他宣读的一封强硬的警告信，他也只是表示收到了，通常的回答是“我的政策没有改变”，使奥地利得不到什么满足。在国内，国王的威望随着他的坚决态度的每一个表现而增高了。
由于庇护九世当选为教皇，人们感到加倍的兴奋。在当时担任伊莫拉地方的主教的这位仁厚的教士被选为教皇庇护九世以前，波伦亚、卡拉布里亚和里米尼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都可能对他有影响，促使他实行改革。他一即位就大赦政治犯，这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让步立刻使他受到全意大利的爱戴，人民看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和有志于改革的教皇的形象。有一个时期，改革在进行着，各个委员会已经任命，铁路已经计划修筑，改善法律和司法的计划也已经提出，有关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问题也加以审查了。人们抱着巨大的热诚，公众连续不断地举行表示效忠的示威游行。所有这一切的意义都是很微小的，但是在头十二个月的过程中，却允许了三项重要的改革：出版自由、咨询会和国民警卫队。为了促成这些改革，实施了一种方式巧妙的压力。表示赞成的，是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喝彩和欢呼；表示不赞成的，是一群一群沉默无言的人，间或夹杂着怨声和喊叫。自负而又敏感的庇护九世，就这样遭受到不断的神经战，不断地被推进到比他自己原来的打算更远的地方。
正是这三项改革中的最后一项，设立国民警卫队的问题，把奥地利引进了画面来。梅特涅对于行政上的改革方案并不担心，但是如果把武器交到人民手里，那是危险的，需要采取一种对抗手段。所以，在教皇当选的周年纪念日，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开进了教皇辖地上的斐拉拉城。这个挑衅行动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使自由派和教皇派团结起来，共同保卫意大利的领土，梅特涅想威吓教廷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从这时起，群众的要求不断地高涨起来。托斯卡纳要求出版自由和设立国民警卫队。在皮埃蒙特，这个在意大利最不动声色的国家，成群结队的人行动起来，发出欢呼的声音，向教皇呈献玫瑰形的徽章。热那亚一直是个过激的城市，领先派遣代表团去向国王要求改革，在10月间，查理·阿尔伯特颁布了一长串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出版自由。象在意大利别处一样，这个让步恰好给实行宪法的极端要求提供了一个喉舌。给予旧秩序以最后打击的，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爆发了起义，把那不勒斯的驻军驱逐出去；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大陆上，1848年1月，国王颁布了宪法。一个月以内，撒丁和托斯卡纳仿效了西西里的榜样，稍迟一点，罗马也仿效了。
米兰起义
所有这些运动都附属于把奥地利驱逐出意大利这个重大问题，最初采取行动的是伦巴第。意大利其他各地关于改革和实行宪法的消息，使伦巴第人兴奋起来。于是平民与士兵之间发生了冲突。在米兰，奥地利军官们的社会职能受到了抵制，一个意大利人被选为新的大主教，他的就职典礼给予人们一次爱国示威游行的机会。有一段时期，密谋已经在着手进行，武器正在越过边境偷运进来，在市内举行起义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奥地利驻在两个省分的将近有七万军队，在米兰和米兰的周围约有一万三千军队。拥有这样庞大的武力，这座城市似乎是够安全了。不久，在2月的第三周，巴黎突然爆发了起义，2月24日，路易·菲利普退位，法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个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了欧洲。德国全境造反了，3月12日，维也纳也举行了起义，第二天梅特涅辞职，逃到英国去。维也纳发生革命的消息在3月17日传到了米兰，第二天开始了那有名的斗争的“五天”，这场斗争在23日以奥地利军队从米兰撤退而告结束。19日，阿雷塞伯爵从米兰到达都灵，带来了关于战斗的最初报道，但是直到23日，查理·阿尔伯特才接到临时政府要他援助的正式请求。26日，撒丁军队越过边界，追击撤退中的奥地利军队，于是第一次独立战争开始了。
第一次独立战争，1848—1849年
要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驱逐出去，最乐观的意大利人也不容易想出比1848年3月更有利的形势。奥地利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梅特涅逃跑了，分散在意大利两个省分的奥地利军队，不比皮埃蒙特全部兵力雄厚。当拉德茨基元帅294撤出米兰的时候，他向东退走，在著名的四边形要塞地带，曼图亚—佩斯基埃拉—维罗纳—莱尼亚戈地区，进入了阵地，这是欧洲最坚固的阵地之一。
到4月底，查理·阿尔伯特只获得较小的胜利，但是正在得到增援。从皮埃蒙特开来后备部队以后，接着又开来五千名托斯卡纳志愿军。不久以后，又有七千名教皇军队在奥地利军队背后渡过了阿迪杰河，在维琴察加入威尼斯军队。5月初，那不勒斯人的第一个支队（他们曾经答应派遣四万人）在佩帕将军率领下开到波伦亚。但是在5月15日，那不勒斯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国王立刻从北部召回军队，把宪法废除。在波伦亚的一万二千人中，有半数开回来了，留在那里的军队跟着佩帕到威尼斯，后来参加了围城之战。4月底，教皇在一次秘密的红衣主教会议上宣布不可能对奥地利宣战。这对爱国热情是一个严重打击，被认为是教廷与意大利革命事业的分离。6月和7月，奥地利军队得到了增援。皮埃蒙特人虽然偶尔打了几场胜仗，但是终于被击败。8月7日，国王的军队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独立战争失败了。
休战和失败
然而，结束战斗的萨拉斯科休战条约，在为意大利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只是一个间歇。英法两国的调停虽然把奥地利军队阻止在皮埃蒙特以外，却丝毫不能使意大利甘心于它的失败，不但在皮埃蒙特，就是在托斯卡纳和教皇辖地，民主精神依然汹涌澎湃，准备重新开始为自由而战斗。“国王们的战争结束了；人民的战争开始了。”这两句话是马志尼对于局势的概括。在皮埃蒙特，两个温和的政府在逐渐高昂的要求废除休战条约的呼声中，不得不相继让位给焦贝蒂神父领导下的一个民主的内阁。军队是按照民主的方针改编的，但纪律松弛了，为了追求数量而牺牲了质量，同时，由于在普通士兵中间灌输了政治思想，旧日效忠王室的精神从根本上枯竭了。查理·阿尔伯特被撤去指挥军队的职务，在法国拒绝派一位总司令以后，少将的位置给予了一个波兰将军—克向诺夫斯基，他的名字没有人能够读出295，他也不会说意大利话。
焦贝蒂作了总理，他是一个信仰坚定的联邦主义者，打算与托斯卡纳和罗马组织一个联邦，在罗马，已由民主会议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把教皇赶走；但是它们对皮埃蒙特人的野心都是极其猜忌的。于是焦贝蒂想恢复托斯卡纳的秩序，用皮埃蒙特军队加强大公的控制权。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和他的内阁商量，这就导致了他的垮台。人们斥责他派意大利人去同意大利人作战，因此他辞了职。由于焦贝蒂去职，和平的最后机会被排除了。3月12日，废除休战条约，21日，战争爆发。一星期以内，战争完全结束。在诺瓦拉前面的一天激战中，查理·阿尔伯特全军覆没。当天晚上，他让位给他的儿子，萨伏依公爵维克托·伊曼纽尔，隐秘地穿过奥地利战线，通过法国和葡萄牙到达波尔图，四个月以后在那里去世。
威尼斯共和国与罗马共和国以及它们的防御
意大利的努力失败了，伦巴第陷落在奥地利手里；皮埃蒙特被打垮了。到7月底，托斯卡纳又落在大公手里。还拥有武装的只有被礁湖环抱的威尼斯和罗马共和国。1848年3月，威尼斯人完成了一次没有外援的几乎不流血的革命。奥地利的军事和民政长官的行为比拉德茨基在米兰的行为要文明一些。他们温顺地放弃了威尼斯，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即圣马可共和国，由一位意大利犹太血统的律师丹尼尔·马宁296担任总统。马宁希望意大利最终统一为一个共和国，但是他的方法是温和的。他阻止了马志尼派控制威尼斯的革命。当威尼斯选出的革命会议投票赞成同皮埃蒙特王国合并的时候，马宁接受了多数通过的决议，并且劝告别的共和派人也这样做。他希望有一天全意大利召开一个制宪会议，这样共和派就会有机会用立宪的方法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意见。带有讽刺意味的是，离查理·阿尔伯特被击败只有一两个星期，威尼斯要求同皮埃蒙特合并的决议才送达皮埃蒙特，此后独立的圣马可共和国就匆匆地恢复了。
皮埃蒙特失败以后，威尼斯在被围的状态下维持了好几个月。食物严重缺乏，霍乱猖獗，在可怕的1849年夏天，奥地利军队开始炮轰这座城市。威尼斯和罗马两个共和国的保卫战，在1848年意大利革命史上构成了最令人赞叹的篇章。罗马共和国被一个三头政治所统治，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是朱泽培·马志尼。在马志尼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得以管理一个意大利国家。他证明了他不只是政治幻想家，而且是一个能够用一种惊人的开明和容忍的精神管理一个政府的人。在城市内外的死敌包围之下，马志尼拒绝禁止出版自由，或者把政敌监禁起来。罗马的革命关注社会目标，正如它关注民族主义的、统一的目标一样，较之意大利其他地方的革命，它在性质上更为普遍，更没有阶级之分。
马志尼的政府打算帮助教皇从前的臣民中更不幸的人—市区的穷人、牧羊人和农民，他们的已经很低的生活标准近年来又下降了。粮食税取消了，其他赋税也减轻了。诉讼的费用较以前低廉，第一次使穷人得以在法院申诉。革命会议接收了教会的房屋和资产，把土地分配给较为贫苦的农民，在城市里，公共工程的计划减轻了失业现象，而在这方面还可以利用制造武器的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中士兵的报酬都相当可观。关税降低了，因而一般生活标准能够有显著的改善，但是这却受到中产阶级的反对，因为他们的财富是依赖经济上的保护的。一种强派的公债使比较富裕的罗马人同这个政权进一步疏远起来。在政治上，共和国是根据普选而建立的，主权机关与其说是三头政治，不如说是革命会议。这样急进的政体不大可能被允许在1849年的欧洲存在下去。
作为罗马共和国的军事统帅的加里波迪297，有一万人左右的小部队供他使用，要抵抗所有列强的反对和它们中间不止一个国家的顽强的敌视，简直是一支不能胜任的武力。教皇的复辟此时已经成为一个欧洲问题。西班牙提议举行天主教大国的代表大会，并且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到意大利来。那不勒斯把军队向它的北方边境移动，奥地利则占领了波伦亚。但是在总统路易·拿破仑统治下的共和制的法国，却宣称有权粉碎一个姐妹共和国，把教皇重新送到宝座上去。4月，乌迪诺将军率领一万人登陆，向罗马挺进，但是他的两师人都被加里波迪彻底击败，他被迫退却，等待援兵。6月3日，他又领兵前进，这一次统率的是三万人，但是即使这样，他也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最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法国人在7月3日进入罗马。在前一天，加里波迪和他的小支军队的残余部分就已经离开罗马，撤退到意大利边境以外去了。他的军队慢慢地解散，他自己在九死一生之余，又重新越过亚平宁山，在托斯卡纳找到了一个安全之地。8月，经过一番英勇的保卫战以后，威尼斯终于投降，全意大利又一次匍匐在奥地利脚下了。
意大利在1848年的失败，是由于外部的原因：维也纳政府能够从北方派遣援兵，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又决定出面干预。在意大利，唯一可以利用的正规军是皮埃蒙特的军队。所有其他对奥地利作战的军队—托斯卡纳的，教皇的，威尼斯的，伦巴第的和那不勒斯的—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是不充分的。教皇的变心和那不勒斯发生的反革命，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人的斗争力量。1848年3月的美好希望破灭了。热情、智慧和梦想终于证明是不能代替枪炮的。
二、复兴运动，1849—1861年
当意大利估量它的形势时，似乎只有一件东西在废墟中保全下来，那就是皮埃蒙特的宪法。这是查理·阿尔伯特颁布的著名的宪法，其中包括对于自由的一些基本的保证，例如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议会对税收的监督、出版的自由、公共集会的权利以及公民军即国民自卫军的成立。虽然这只是一些宪法原理的集成，而不是一部宪法，但它还是为建立一个自由政府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基础。从这里产生出统一的意大利的宪法，这部宪法一直保持到法西斯主义出现时为止。宪法的主要部分是：
1.国王。为执行最高行政权力的、但通常是根据负责大臣的建议行事的立宪君主。
2.由两院构成的议会：（甲）元老院，由担任过高级职务或在任何方面建立过功勋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男人所组成，这些人由国王任命为终身元老院议员。二十一岁以上的王室成员为当然的元老院议员；（乙）众议院，由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上的识字的男性公民选出，每五年选举一次，或者在国王解散议会以后选举。财政议案只能由众议院提出。要通过任何议案使其成为法律，都须得到两院的同意和国王的批准。
3.内阁会议。包括政府主要部门的大臣、一位总理或首相，他们可以兼任也可以不兼任另外的大臣职务。所有的阁员都是两院之一的议员。
年轻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不顾在失败的时刻对他施加的压力，仍然忠于他的誓言，因而宪法得以保持。有政治意识的中产阶级此时倾向于指望皮埃蒙特来领导全国。焦贝蒂的联邦主义已经被人忘却，马志尼的影响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衰微。在1849年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意大利两个共和国比皮埃蒙特存在得久一些，本来料想萨伏依君主国是要威信扫地的。但是都灵的立宪政府的存在，意味着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积极的领导。加富尔298在1852年夺取了主动权，这个主动权一直被他保持到1860年年初。单是密谋已经证明是不够的。加富尔往往玩弄革命密谋家的手段，较之马志尼，他成功的机会往往要少一些，但是他的真正任务却是扮演外交家的角色。1848年，他象查理·阿尔伯特一样，相信意大利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1848年和1849年的事件已经向他证明，这种信念不再靠得住了。此时他意识到，必须请求至少一个大国的帮助。1852年到1859年的意大利历史，是同欧洲历史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加富尔
按照1848年的宪法，皮埃蒙特政府在理论上要对众议院负责。实际上，截至1852年，在都灵还没有类似议会制度的东西。各届政府在众议院不一定总是得到多数的支持，在它们去职的时候，它们去职的原因同众议院的愿望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国王拥有不按照宪法行事的权力，首相马西莫·迪·阿泽利奥避免在众议院辩论中混战一场，那里的民主派往往是不听话的，所以他欢喜元老院的较为平静的气氛。幸运的是，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中尉，年轻的伯爵加米洛·加富尔。加富尔经过短期的大臣生涯以后，在1852年代替他作了首相。当时加富尔是42岁。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信条概括在他的一句话里：“诚实的中庸之道”，就是说，一方面反对反动派，另一方面反对民主派，在他一生的剩余十年中，他一直忠于这个立场。他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意志坚定，有眼光，心中有数，知道他需要什么，通常也知道怎样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年轻的时候，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辞去了军队的职务。他曾经从事农业，由于使用机器和现代方法，从家庭的地产上挣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他对金融、银行业和许多工业企业感觉兴趣。他游遍法国和英国，在那里研究农业、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生活，因为差不多从他的学生时代以来，他就是一个研究欧洲政治的学者。他在法国会见过许多要人，在英国也会见过几个。他充分具备他那时担任的职务所需要的条件。在出版自由被允许的时候，他作新闻记者，担任《复兴运动报》的编辑，那时他初次进入众议院。
加富尔的显著的特质之一，是他的政策的早熟。可以相当确切地说，在他进入内阁担任商业大臣，走上这一通常被人认为最不重要的岗位时，他就负责执行国家的政策。政策的主要方针是同英法两国特别同法国友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毫不踌躇地同法国签订了一个对本国不利的商务条约，他坚持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必要的，甚至在经济上作一些牺牲也在所不惜，以此说明同法国签订这个商约是有理由的。这是一系列条约中第一个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条约，它实际上是使国家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然后，作为财政大臣，他在英国获得贷款，付清对奥地利的赔款，从罗思柴尔德银行299的掌握中把国家的财政挽救出来，并利用财政的余额建造从都灵到热那亚的铁路。在以后三年中，他改编军队，在司法方面实行重要的变更，并给工业以刺激，因而使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贸易扩大，国库减少赤字。议会效率方面的进步也是同样显著的。在加富尔领导下，众议院第一次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加富尔虽然在都灵阻止两党制的成长，但他是最羡慕英国宪法的人。加富尔使众议院里可以辨别的四个党派中的两个中间派联合起来，这两派的联合使他在当权期间拥有稳定的多数。他废除讲坛，使议员们站在自己的席位前面讲话，这就迅速地冲淡了意大利人对演说的癖好，使众议院成为受到英国驻都灵公使十分称赞的一个务实的认真议事的团体。
加富尔任职刚满一年，就向奥地利发生第一次争执。米兰爆发了马志尼组织的起义。奥地利随即没收了米兰政治亡命者的财物，他们中间许多人当时都是皮埃蒙特的臣民。加富尔提出抗议，但是从维也纳方面只得到愤怒的回答。然而，问题处理得很妥善，因为加富尔是敏捷的、坚定的、尊严的。他使奥地利处于受责难的地位，让它进退两难，最后皮埃蒙特所得多于所失。他起草一份备忘录，分送各大国，充分揭露了奥地利行动的非法，这样他就采取了使奥地利名誉扫地的第一个步骤，赢得欧洲对意大利的道义上的支持。加富尔的最终目标是同法国结成联盟，可能的话，还要同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奥地利作战。
克里米亚战争
1854年法国和英国对俄国作战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看出，意大利问题会这样或那样地受到影响。直到不久以前，历史学家们还把加富尔描绘成实际上是他独力安排皮埃蒙特介入这次战争，把这个行动作为最终统一意大利的巧妙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事实的真相并不象这样美好。现在已经清楚，英法两国首先对皮埃蒙特施加压力，劝说它派遣军队到克里米亚去。加富尔的功绩在于他体会到皮埃蒙特所面临的危险。如果奥地利成为西方列强的积极的盟国，而皮埃蒙特还是既中立而又孤立的话，那么就连稍微改善意大利局势的希望也不得不抛弃了。加富尔还是不愿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而接受了介入的思想，不要英国的资助，也不要对将来的保证。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那位下定决心要介入的维克托·伊曼纽尔早就把他免职了，甚至必要时成立一个右翼政府也在所不顾。1855年春天，约有一万八千皮埃蒙特军队从意大利开到克里米亚去。加富尔要使议会和全国同意加入联盟，是有困难的。在皮埃蒙特人看来，要对之作战的只有一个敌人—奥地利，作战的地方只有一处—伦巴第平原。把精锐部队派遣到克里米亚去死于霍乱，去同一个与意大利没有争执的敌人作战，这种想法似乎是等于自杀。但是一次较小的胜仗大大地平息了公众的不满。皮埃蒙特军队在切纳亚地方投入战斗，取得了战果，统帅拉·马莫拉成为民族英雄。加富尔知道怎样充分利用他从盟国受到的祝贺，一股自豪的浪潮席卷了意大利。1856年，缔造和平者举行巴黎会议。加富尔代表皮埃蒙特。他已经确立了一个神话：只有他才是负责介入克里米亚战争的人。
巴黎会议
很少的政治家遇到过比这更困难的任务。加富尔不但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国的代表，而且竭力想在会议的议程上加入一个最引起争论的题目，这个题目和召集会议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自己是意大利的发言人，决心把意大利问题提到最前面，可能的话，还要达到谴责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政策的目的。他还想增加一些领土，如有可能，就获得巴马公国。加富尔不停地在做工作，但是他完全没有获得任何附加的领土。每一企图都被奥地利的否决阻止了。“奥地利对什么也不会让步，”拿破仑对加富尔说，“它宁愿打仗，也不愿让你得到巴马。”因此加富尔倾全力提出意大利问题。他有一个有力的理由。在意大利崩溃和在欧洲成功地重新建立专制制度以后，复辟的统治者们的反动行为是残暴的。奥地利军队在托斯卡纳和教皇辖地用刺刀维持秩序，占领罗马尼阿，强制推行教廷的反动政策，因为在庇护九世身上，自由主义气味一点也没有了。拿破仑对于他拒绝作任何适当的改革是憎恶的，然而由于害怕把教皇完全推入奥地利的怀抱，他不得不用法国的刺刀来维持他的宝座。在那不勒斯，斐迪南用各阶层的自由主义分子塞满监狱，据估计不下于四万人为了他们的政治见解而受难。在1851年来到那不勒斯的格拉德斯通300亲身研究了情况，他在给阿伯丁勋爵的两封著名的信中，责难斐迪南政府极端地“否定上帝”。
在会议期间，加富尔要把情报直接送给拿破仑，未必总是件容易事，但是法国皇帝预见到这一点，他自动地安排一个秘密的联络渠道，使加富尔的一切情报都安全地到达他手里。然而加富尔的最好的同盟者是英国代表克拉伦敦勋爵301。当加富尔的情报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憎恶和愤怒变得强烈起来。最后，当意大利问题作为补充问题提出，法国皇帝急欲知道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时，克拉伦敦勋爵首先发言。他对教皇政府和那不勒斯政府的指责是那么有力，使会议受到一次震动。“他的指责就象‘鲁康在巴拉克拉瓦海港的冲锋’302一样”，加富尔的秘书这样写道。这正是加富尔所需要的。这个指责把意大利问题向欧洲提出，其有力和准确性是不能忽视的。代表们对克拉伦敦的控诉所作的反应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对一个同会议的宗旨如此毫不相干的题目也要讨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大家都否认奉有任何指示来讨论这一问题。加富尔本人机智而温和地对克拉伦敦的演说的论点加以充分说明。没有作出什么决议，会议也没有再提到意大利就闭幕了。会后，加富尔同克拉伦敦和拿破仑两人举行过秘密会谈，他向他们说明，照他看来，除了对奥地利作战以外，意大利问题不可能有别的解决办法。他的伦敦之行，使他指望借英国帮助来反对奥地利的想法冷却下来，他在访问以后回到皮埃蒙特时受到感激和热诚的欢迎。
加富尔与拿破仑三世
从巴黎回来以后，加富尔心里确信拿破仑决心要对奥地利作战。此后他的政策就建立在这种信念上面。对奥地利，他不顾它的猜疑，采取了正确而又强硬的防御性态度，可是又避免引起公开的敌对行为。同时他的国内政策已成为属于全意大利的，而不是属于皮埃蒙特的了。议会通过了大宗款项，用来建筑亚历山大里亚的防御工事，使奥地利非常气恼的是，伦巴第人为工事捐献了购置一百尊大炮的款项。热那亚的海军基地移到斯培西亚，更多的钱用于陆军。皮埃蒙特人对于来自意大利其他国家的政治避难者给予招待和援助，民族协会用“意大利和维克托·伊曼纽尔”这个口号把秘密的爱国宣传传播到意大利全境去。皮埃蒙特保持着严格的秩序，也不鼓励在意大利别处爆发过早的革命。但是加富尔有需要摆脱的困境，特别是在1858年1月，当时在法国皇帝和皇后前往歌剧院的途中，费利切·奥西尼同两三个伙伴向他们扔了三个炸弹。跟着就是严厉的威胁和反责，但是加富尔的机智和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勇敢与坚定，又经过了一场风暴的考验。7月间，两年以前在巴黎着手的加富尔的外交活动终于开始显出结果，当时他收到一份邀请书，约他在普隆比埃同法国皇帝秘密会晤。在欧洲这两个大阴谋家的历史性会晤中，拿破仑把他手里的牌都摊了出来，就是要把奥地利驱逐出意大利，要为维克托·伊曼纽尔组成一个“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里亚海”的新王国。皇帝的堂兄弟拿破仑亲王将和伊曼纽尔国王的女儿结婚，代价是把萨伏依和尼斯让给法国。开战的理由留待加富尔去寻找，这种理由必须使法国能够名正言顺地来援助皮埃蒙特。换句话说，必须刺激奥地利使它宣战，这就使它成为侵略者了。
虽然还没有签订条约，而加富尔又完全依靠拿破仑履行他的诺言，但他一回来就马上准备战争。在过去一两年内，奥地利人曾经竭力安抚伦巴第和威尼提亚的人民。1857年初，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在米兰竖立利奥纳多·达·芬奇的像，在威尼斯竖立马可孛罗303的像。信仰自由主义的大公马克西米连代替年届九十一高龄的拉德茨基充任奥地利占领下的意大利省分的总督，这位大公后来作了墨西哥皇帝，结果被行刑队枪决。马克西米连在意大利的政绩是优良的。伦巴第的教育制度比意大利别处的优越，尽管为了偏重科学和技术科目而多少减低了文学科目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为了贬低民族过去的自豪感的缘故。在伦巴第，奥地利的行政管理方法变得温和起来，使加富尔越发需要赶快采取行动。他切望尽可能使皮埃蒙特军队具有一种意大利色彩，为了这个目的，他开始从意大利全境招募志愿军，指派加里波迪充当志愿军的领袖。尽管这支非正规军队被皮埃蒙特的将领们侧目而视，它自身又带有过于浓厚的革命气味而不易为拿破仑接受，但加富尔还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予以重视，因为它可以使未来的斗争呈现意大利的而不是纯粹皮埃蒙特的面貌。在拿破仑这方面，他正在忙于解决欧洲的困难问题。俄国是友好的，可以信赖它会保持善意的中立，也许还会有效地遏制普鲁士的反法活动。英国不愿对奥地利作战，但是也未必会从中干涉。虽然欧洲的外交界开始流传一些怀疑和不确切的谣言，但是1858年这一年告终的时候，对以后的事情至多不过留下焦虑不安的感觉。1859年1月，热罗姆·拿破仑亲王携带联盟条约到达都灵，同国王的长女克洛蒂尔德公主结婚。婚礼完成和条约签字以后，一切思想都转到战争方面。加富尔希望得到法国的贷款，这是不可能的。然而意大利善于应变，他所要求的四千万里拉304筹划好了。因为要在4月底以前开始军事行动简直是办不到的，所以欧洲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防止战争爆发。英国领先采取行动，它的外交大臣不倦地为和平而努力。马姆斯伯里勋爵305个人虽然同情意大利的正义事业，但他深恐北意大利的战争会蔓延到巴尔干半岛。他坚决主张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的协定只能由列强之间的谈判予以更改。奥地利装做非常尊重1815年条约的尊严，但由于它吞并了克拉科夫306，它已经亲手破坏了条约。它对军人较之对外交家更为信任，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开进伦巴第去，皮埃蒙特则用征召后备军来答复它。
拿破仑的处境甚至比加富尔更为困难，因为几乎只有这位皇帝一个人愿意作战，而加富尔则至少得到全国的支持。皇帝的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是亲奥地利的，他竭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拿破仑的计划。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下跌，银行家无钱支付，贸易界和商业界都主张和平，甚至军队对于同奥地利作战也踌躇不决。为了争取时间，拿破仑接受了俄国关于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加富尔反对这个会议，奥地利却坚持把一些办不到的条款作为它接受建议的条件，从而破坏会议。于是马姆斯伯里勋爵建议解除武装。加富尔表示接受，如果奥地利首先解除武装的话。奥地利当然拒绝了。拿破仑不同意强迫加富尔接受。都灵方面受到各种压力，但是只要没有收到列强的联名通牒，加富尔就不愿解除武装。最后拿破仑让了步，只要准许皮埃蒙特出席会议，他就同意和英国发出联合通牒，要求撒丁王国立即解除武装。加富尔不得不屈服，但是此刻奥地利已经失去耐心，它不顾一切为和平作出的努力，向都灵发出最后通牒，给撒丁王国三天选择时间，或者解除武装或者打仗。在普隆比埃秘密商定的条件已经履行，撒丁王国遭到了攻击，法意联盟生效了。
第二次独立战争，1859年
加富尔刚一拒绝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久莱元帅马上侵入了皮埃蒙特。这时气候恶劣，整个乡间都被大水淹没。在进入离都灵二十哩以内之后，奥地利人后撤了，重新渡过了提契诺河，按兵不动，直到5月20日为止，这时法国军队蜂拥一般地开进皮埃蒙特。拿破仑在5月12日来到热那亚，不久以后，开始了全面进攻。整个战役由马詹塔和索菲里诺两处的阵地战组成。那个结束敌对行动的维拉弗朗卡和约，恰好是在拿破仑抵达热那亚两个月以后签字的。6月4日，法国在马詹塔获胜以后，奥地利的附庸君主都逃跑了。托斯卡纳的大公已经离开，巴马的女公爵和摩德纳的公爵都撤退到安全地带去了。加富尔马上派遣行政长官为维克托·伊曼纽尔占有已经撤空的国家。不久以后，奥地利被迫从罗马尼阿撤退驻军，人民要求同皮埃蒙特合并，这时加富尔派迪·阿泽利奥侯爵到波伦亚去，担任王家行政长官。
这一切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在索菲里诺进行了第二次而且是决定性的战役。这是马詹塔战役的重演。奥地利人在战场上被击败以后，撤退到四边形要塞的安全地带，但是仍然能够抵抗。拿破仑此刻面临查理·阿尔伯特在1848年遇到的同样问题，就是怎样攻下四边形要塞，然而胜利的前景不是很光明的。他的损失严重，援兵未来。后勤部供应不足，酷热的天气，以及惨杀的恐怖，使他感到沮丧和气馁。加富尔在各公国和罗马尼阿采取的迅速行动，以及从意大利别处得到的支持之少，使拿破仑发怒。普鲁士军队在来因河畔集结的惊人消息，使他决心谋求和平。他没有征求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意见，就派遣弗勒里将军去提议停战，然后他才告诉国王。
维拉弗朗卡和约
几天以后，两位皇帝在维拉弗朗卡会晤，起草媾和条款。伦巴第让给法国，由法国把它交给维克托·伊曼纽尔，但是威尼提亚仍然归属奥地利。意大利将成为教廷管辖之下的一个联邦。小君主们还要回来，但是不得用武力使他们复位。几天以后，拿破仑回到法国去了。维拉弗朗卡和约对意大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奥地利人并没有被赶走，统一为联邦所代替，甚至伦巴第—那里的各要塞还在奥地利手里—的到手几乎也是一个幻想，只是默许归意大利占有。加富尔辞了职，但是他在辞职以前，曾命令佛罗伦萨、波伦亚和巴马继续坚持下去，拒绝迎回它们旧日的统治者。有两个人挽救了局势。在佛罗伦萨，贝蒂诺·里卡索利男爵把托斯卡纳紧握在铁掌中；他不让大公回来，并且宣布大公国同皮埃蒙特合并。在波伦亚，卢季·查理·法里尼成为巴马、摩德纳和罗马尼阿的独裁者，而且照里卡索利那样行事。
拿破仑离开都灵的时候，曾经对国王说；“你得付给我战争费用，关于尼斯和萨伏依，我们就不再提了。”他此刻处在一个为难的境地。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他没有把奥地利人赶走，由于签订和约的缘故，他激怒了意大利人，他带给法国的只不过是荣誉而已。他曾保证成立意大利联邦，但是他不能履行；他曾保证让被撵走的君主们回来，但是他不能强迫人接受他们。他真正想要的是尼斯和萨伏依。他照例建议举行一次会议，但是这个建议受到冷遇；于是他放弃成立联邦的念头，并且暗示，他乐于以萨伏依和尼斯作为战费赔偿。但是都灵的拉·马莫拉政府太胆怯，也可以说是太爱国了，因而不能接受这个主意，事情还是和原来一样。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胆量和智慧来解决这个僵局，那就是加富尔。1860年1月，他又重新当权。加富尔知道拿破仑的地位全靠公民投票，他不能拒绝接受根据公民投票作出的决定，因此他命令法里尼和里卡索利马上举行公民投票，尼斯和萨伏依也将举行同样的投票。结果是一个预定的结局—尼斯和萨伏依投票并入法国，托斯卡纳和伊米利亚投票并入撒丁国。为了使投票合法化，加富尔向议会提出一个议案；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问题，因为拿破仑已经把他垂涎的奖品攫夺到手了。议会的辩论激起很多猛烈的反对，但是在议会以外引起的激动是不大的。全意大利的眼睛正在望着南方，因为加里波迪和他的“千人团”已经乘船赴西西里去了。
加里波迪与加富尔
“千人团”的远征说明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分歧：一是马志尼和他的更积极的信徒们坚信加富尔是出卖意大利解放事业的叛徒，二是加富尔本人不愿帮助任何统一运动，除非这种统一能够在萨伏依王朝统治下完成，三是加里波迪不信任议会和外交官。在1860年，意大利的统一是由加富尔与加里波迪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统一出现得比加富尔预定的还要快，对于统一的形式，无论加里波迪或者马志尼都是不赞成的。但是在1860年春天，加富尔已经失去主动权，象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只能够注视着加里波迪惊人的功绩了。
征服西西里
密谋和造反是西西里常有的。由于西西里人的悠久的独立传统和他们对那不勒斯人的憎恨，在西西里人中间一直有一触即发的因素。马詹塔战役以后，出现了群众的运动，但是运动受到警察的监视，很容易就被遏止了。从那时起，又有另外的斗争正在展开，组织这种力量的，是马志尼的代理人尼科拉·法布里齐和那位密谋造反的、预兆暴风雨的海燕、未来的意大利首相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307。西西里人拉·法里纳—民族协会的秘书，也有代理人在岛上活动，为意大利和维克托·伊曼纽尔工作。1860年4月，西西里又在一片造反中沸腾起来，虽然巴勒莫的一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整个乡间都武装起来了。消息传到热那亚的时候，人民立刻向加里波迪发出呼吁，请他率领远征军前去支援。加里波迪犹豫不决。关于真实情况，在证据方面有很大的出入。岛上有两万多军队，加里波迪成功的机会似乎很少。犹豫不决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当时志愿军已经在热那亚集合，武器和弹药主要是从民族协会那里募集来的。最后，在5月5日，一千一百名志愿军向两艘旧商船蜂拥而上，从夸托开航，六天以后在西西里岛西端马尔萨拉地方安全登陆。远征军上岸的时候，幸免于难，因为两艘那不勒斯巡洋舰驶达太晚，未能把这两只商船在海上捉住，于是它们开始炮轰港口，但因为两只英国船的船长提出抗议，把它们吓住了，它们才撤退回去。
远征军马上向内陆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向东北跨过海岛通往巴勒莫。在第一座城市萨勒米，加里波迪以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名义宣布他对全岛实行独裁。正在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发现在卡拉塔菲米地方，道路被两倍于他自己兵力的那不勒斯军队所封锁，这支军队是牢固地据守在一座梯形山顶上的。全部远征军的命运处在危险中。在炎热的下午，加里波迪的军队多凭借刺刀而不大凭借子弹，一层一层地猛攻那座山头。在他们冲上最后一层的时候，在数量上依然占有很大优势的敌军，终于崩溃而逃跑了。胜利已经赢得。到了5月18日，加里波迪在兰达地方可以看得见巴勒莫了，在那里他得到消息，说那不勒斯的两万军队大部分防守着西边的入口。于是他掉头南去，穿过山地，迂回前进，最后到达季比尔罗萨，在那里拉·马萨率领三千西西里人与他会合。他此刻已经来到巴勒莫的对面，人们一点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到达那里。27日，他发动一次夜袭，攻占了边境大门，于是城市的争夺战展开了。市民起来反抗驻防军，设置障碍物，同加里波迪的军队并肩作战，西西里总督郎扎从海上和陆上炮轰这座城市，给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多于给敌军造成的损失，最后，英国舰队司令芒迪劝他要求停战。停战条款谈妥以后，一万二千那不勒斯军队撤出城市，让加里波迪获得胜利。
征服那不勒斯
随着巴勒莫的投降，西西里实际上落在加里波迪手里，政治问题引人注意。加富尔想使西西里立即归并在新王国内，但是加里波迪不同意，他的政治顾问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成了代理独裁者。于是加富尔派遣拉·法里纳去催促合并，但是加里波迪马上用船把这人送回热那亚。这时加里波迪非常愤恨他的出生地尼斯被放弃给法国，这件事情差不多足够使加富尔的建议受到加里波迪的拒绝了。7月20日，在米拉措地方发生了最后一次西西里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加里波迪打算渡过海峡，征服那不勒斯。此时援军已经到达，他有一支相当庞大的武力在他指挥之下了。加里波迪没有政治头脑，他完全无视国际上对他正在干的事情作出的反应，他也不懂得意大利的统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法国的友谊。他抱着坚定的决心，不但要征服那不勒斯，而且要向罗马进军，把法国驻军撵走，在国会会议厅宣布维克托·伊曼纽尔为意大利国王，他对于他的这个决心一点也不隐瞒。但是拿破仑从来不愿意大利统一，此时他敦促英国把意大利分为南北两部分，为此建议和英国共同巡逻海峡，阻止加里波迪渡过。英国自由党政府拒绝了这个计划。8月18日，加里波迪渡海登上大陆，受到各方面的欢迎，他到那不勒斯的旅程成了一次胜利的进军。9月6日，国王弗朗西斯二世逃跑了，第二天，走在军队前面好几英里的加里波迪，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进入了这座城市。
加里波迪的成功是那么惊人的迅速和圆满，在他占领罗马，把他的工作完成以前，他顽强地拒绝同撒丁王国合并。这一切给加富尔造成了极其为难的局面。他早已策划一个阴谋，用那不勒斯内部暴动的办法把弗朗西斯从那不勒斯赶跑，以便在加里波迪到达那里以前就占领这座城市，但是这个阴谋完全失败了。此时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似乎是，或者凭借残存的那不勒斯军队在沃尔图诺河畔作有效的抵抗，出其不意地阻止那位独裁者的成功，或者派遣王国的军队通过教皇辖地去堵住那条通往罗马的道路。此二者的结合挽救了局势。在沃尔图诺河战役，加里波迪虽然胜利了，但是却付出了足够的代价，使军队在准备再往前进以前耽搁了很久，这就使加富尔有时间把王国军队开到南方去。教皇军队在卡斯太尔菲达多地方被击败，在维克托·伊曼纽尔率领之下，王国军队向那不勒斯推进，最后国王同这位独裁者在太阿诺地方会合，于是意大利的统一实现了。几天以后，他们两人乘车穿过那不勒斯城，然后加里波迪谢绝一切报酬，回到卡普雷拉岛他的岩石重叠的家乡去。
加富尔之死
加富尔现在急于尽快地借合法权力的保护来掩盖革命的方法，即召集意大利第一次国民议会，宣布维克托·伊曼纽尔为意大利国王。1861年1月举行选举，2月18日，维克托·伊曼纽尔主持议会开幕。会期很短。一个简短的法案使意大利新国王的地位合法化。此时不在他统治下的，是仍归奥地利占领的威尼提亚和圣彼得的辖地—罗马城的横贯南北的一条狭窄的长方形地带。王国会议闭幕以后，加富尔埋头处理新国家所面临的大量问题，首先是罗马问题。要紧的是，试图在意大利与教廷之间获得一个暂时的协议，加富尔相信，按照他的名言“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的方针，解决是可能的。作为放弃世俗政权的交换，他提出给教皇政权以宗教上的自由和财政上的保障，这是教廷在意大利从来没有的。他还希望劝说拿破仑从罗马撤退他的驻军，在新王国消除外国刺刀下的污辱。但是，使意大利惊惶失措的是，事前几乎没有一点预兆，加富尔就忽然病倒，在6月的第一周内去世了。在加富尔还活着的时候，帕默斯顿勋爵308在下院的辩论中说了下面几句话：“对于在这次辩论中屡次受到责备的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伯爵，我只想说，现在和将来的意大利都会把他看作曾为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增光的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我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受到它的任何一个儿子那么多的恩惠，象意大利受之于加富尔一样。”这是一篇崇高的赞辞。
加富尔之死对意大利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伟大品质、他对于欧洲政治的渊博知识、他同拿破仑的友谊以及他的外交才能，都是不可复得的。但是他的天才有一个很少为人注意的方面，也许更为可贵，这就是他作为制宪大臣和作为伟大的议会雄辩家的才能。在若干年内，在意大利站稳脚跟以前，它的箴言必定是安全第一，它很不可能任意采取一种冒险的政策。意大利最需要的是政治教育和组织，使它的新的立宪制度能够在全国扎根。民主政体经常被人当作自己发生作用的万应药方，一旦设置，就不要求更多的注意。一个国家必须学习运用议会制度，这个意见似乎没有人体会到。意大利发现加富尔这位领袖不但对于民主原则有深刻的理解，在议会的程序和实践上有十年的经验，而且是对于应付难以讨好的众议院有真正才能的一个人，他了解政党制度，在公共生活上树立清廉的高标准，并且体会到议会生活必须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要是他还活着，也许他训练意大利就象他训练皮埃蒙特一样，使民主政治获得成功；事实上，经过五十年的努力，民主政治竟告失败，而代之以法西斯制度，来自下面的选举让位于来自上面的提名和挑选。
三、统一的意大利，1861—1870年
新国家
皮埃蒙特宪法经过最小限度的修改推广到意大利。这部宪法的缺点之一，是范围狭窄的选举权。不识字的人被剥夺了投票权。在皮埃蒙特，这不是很大的缺陷，那里的文化和识字程度比较高，但是一旦推广到教皇辖地和南方时，就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人有投票权。在这之上，还有教皇的关于“无益”309的训谕，就是天主教徒不得当选举人，也不得当候选人。再加上出于无知和疏忽而从来不去投票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四百四十三个议员实际上是由二千万人口中大约三十万名选民选出来的，即略少于七百名选民才有一个议席。大多数国民全然没有迫切的政治兴趣，每一个选区的选民也不过是一个派系的人。另外一个困难是，议会是在都灵召开的。在一个铁路不发达的国家，这给从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来的议员们造成的耗费和不便，必定是非常大的。不可避免的是，议员和选民只有间隔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发生接触，这种情况势必更进一步降低全国人民对新型的政府的兴趣。
图15 意大利的统一
第一次国民议会召开的时候，大多数议员属于右派。这一派的核心是皮埃蒙特人组成的牢固的集团，来自意大利各地的追随者聚集在他们的周围。十五年来，选民始终不变地选举这个集团的成员为国会议员，尽管在那个时期有十三个不同的内阁，有八个来自不同地区的首相，其中六个皮埃蒙特人、一个托斯卡纳人和一个来自教皇辖地的人。选民似乎不顾集团内部的分歧和争吵，决心使意大利问题按照加富尔的传统来解决，并且不让南方的势力占优势，直到新的议会制度的基础牢固地奠立时为止。“左派”包括一群从前的共和派，主要是马志尼派，还有一伙抱有各种政治色彩的无定形的加里波迪派，行动党就是从这些人中间集拢来的。这一派一心要尽快地收复罗马和威尼提亚，必要的话，可以使用非常的手段。加富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曾经宣布某些原则，他相信应该用这些原则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罗马应该是王国的首都和政府所在地，但是要把罗马弄到手，必须取得同意，或者通过谈判，而不应诉诸武力。他说，对于威尼斯，意大利必须等待。要过若干年以后，陆军和海军才有力量向奥地利挑战，在那时以前，他们必须忍耐。同法国以及法国皇帝的友谊，无论出于感激的心情，还是出于用它来抵消奥地利挑衅的更实际的立场，也同样是他的政策的一个原则。
有两年没有发生纠纷，政府继续进行巨大的改组工作。行政管理问题用设立五十九个省分的办法予以解决，根据法国的榜样，每一省归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管辖。皮埃蒙特的民法和刑法推广到别的地方去，只有托斯卡纳暂时还被允许保留它自己的刑法，这个刑法比皮埃蒙特的榜样在某些方面更开明些。在托斯卡纳，对一切罪行都已废除死刑，对于文明的佛罗伦萨人，要把死刑再推行到这里来，显然是会引起反感的。在国家管理下，教育制度也标准化了，公路修筑起来了，秘密警察不见了，出版有了自由，国内的关卡也废除了。陆海军的改编工作正在着手进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设计好了。但是，在一切进步形式的上面，都笼罩着财政不稳定的幢幢鬼影—统一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所欠七个不同国家的债务不得不接收下来，结果是惊人的赤字。意大利任命昆蒂诺·塞拉310为财政大臣，这人在征税方面采取无情的手段，只要有可能就削减开支，但是只是经过十五年的努力，收支才得到平衡，而且这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局势已经很困难，那不勒斯的情况又使它变得更坏了，在那里，抢劫行为采取了半宗教性的游击战争的规模。在加里波迪征服那不勒斯的时候，加富尔曾经希望保持那不勒斯军队原封不动，把它运到北方去，用来加强伦巴第的消耗殆尽的军队。但是加里波迪已经把向他投降的士兵解散，此时许多人参加土匪一伙，不愿重新入伍。经过五年激烈的战斗，无情地实施最严厉的惩罚，并使用正规军和加里波迪的士兵，才把抢劫镇压下去。少数失望的加里波迪士兵加入了游击队。
眼前有了这一切紧急的任务，政府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组织政党。全国的倾向是赞成议员们根据地区来分组，例如皮埃蒙特人、托斯卡纳人、那不勒斯人，但是这种地区主义后来由于各集团追随各自的领袖而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政党纪律的广泛缺乏，不可避免地导致旧日国与国间猜忌的再现。在众议院，这一点表现在公开反对“皮埃蒙特主义”上面。报纸上发起一种运动，主张把首都迁到别处去。这种态度造成许多不幸，并且有破坏举国一致观念的危险，而许多事情都是要依靠举国一致的。
罗马问题
这时政府在普遍骚动的压力之下，正在被迫试图解决威尼斯和罗马的问题。快到1860年年底，加富尔开始同罗马谈判，但是经过有希望的开端以后，梵蒂冈突然中止谈判，把加富尔的居间人赶走。加富尔的继承人里卡索利企图重开谈判，但也遭到拒绝，任职九个月以后，他就辞职了。拿破仑也不愿商谈法国军队从罗马撤退的问题。于是国王选择律师乌尔班·拉塔齐为首相。他的出现马上使加里波迪打起精神来，他曾经说过：“我们总是可以和拉塔齐合作的”，于是他毫不迟延地开始制定进攻威尼提亚的计划。但是奥地利政府和军队的主张与那不勒斯的主张相比，是很不相同的，此时对于加里波迪的所作所为本来是不闻不问的拉塔齐，根据维也纳的示意，突然派出警察和军队，把在萨尼科征募的一伙人打垮，把加里波迪送回他的卡普雷拉岛去。1862年，加里波迪忽然又在巴勒莫出现，作为总督的贵宾开始发表演说，唤起人们参加远征去攻占罗马的热情。志愿军照例奔赴他的旗帜之下，深信在加里波迪与政府之间有某种私下的谅解。这一次由于拿破仑发出警告，于是又有命令停止这个运动。但是巴勒莫的舰队司令却抱着相反的态度，因此加里波迪率领几千名装备不足的士兵，在卡拉布里亚登陆，出发向罗马挺进。在勒佐附近的阿斯普罗山区，他们被王国军队包围，在接着发生的互相射击中，加里波迪足踝受伤被俘，但最后又被释放。人民感到这位民族英雄的受伤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于是拉塔齐内阁辞了职。
在大臣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维克托·伊曼纽尔已在采取他自己的秘密政策，并同马志尼和加里波迪两人保持联系。马志尼正在策划威尼提亚的内部起义，准备由王国军队加以占领，国王却一直坚持他们必须等到军队改编以后，这使马志尼感到愤恨，他等得太不耐烦了。加里波迪象马志尼那样活跃，他正在招募新兵，征集军火，但是对他的目的保持绝对的沉默。似乎在加利西亚已经有一个密谋，在这个密谋中，加里波迪的合作者是波兰和匈牙利的鼓动者，他们的行动维克托·伊曼纽尔是知道的。最终的目标是趁奥地利忙于对付匈牙利和加利西亚起义的时候占领威尼提亚。正在筹备起义的谣言传到行动党（159页）那里，他们坚决不赞成这样一个使加里波迪同意大利分离、并且是在没有得到该党的认可和合作的情况下安排的运动。1864年7月，行动党在《权利报》专栏内发表了一篇否认的声明，谴责所计划的远征，并宣布同一个“由君主们指挥的、必然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运动断绝关系。加里波迪的秘密使命的被揭露，触怒了加里波迪和国王，但是揭露的目的终于达到，这个计划也就被放弃了。王国的未经许可的政治活动的被揭露，促使内阁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同拿破仑订立了一个协定，在九月间宣布一个正式公告，说法国同意在两年内从罗马撤退它的军队，意大利保证教皇领土不受任何外来的进攻，而政府则在议定书中担保把首都从都灵迁往佛罗伦萨。这样做没有说明理由，也许是故意不说的，因为这样就能使意大利人宣布把政府迁到离罗马只有一半路程，而法国则可以把它解释为意大利确实放弃把罗马作为首都了。
所谓“九月协定”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地方。它暂时改善了同法国的关系，多少满足了民族的尊严，但是激怒了皮埃蒙特人，使罗马当局非常愤懑，他们深知法国驻军一旦撤走，可以料想会发生什么情况。在协定签字三个月以后，教皇颁布了一道训谕，附有“现代谬论条目”311。这个训谕准备了若干年，它出现的时间似乎出于偶然，同九月协定非常接近，但是它又非常恰当，似乎是教皇对罗马受到的威胁所作的答复。它毫不妥协地重申教廷的要求，对于世俗政府的政策，这是一次猛烈的进攻。在政治上它也是锐利的一击，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着自由主义的天主教运动的。在意大利，这个运动切望同政府妥协，以便在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之间取得暂时协议。教会的态度始终坚决，一直拒绝同政府达成任何和解，截至宪法被法西斯主义扫除时为止，罗马从没有同政府达成协议。“现代谬论条目”更进一步激怒了所有要求把罗马作为首都的意大利人民，并使他们相信，一切谈判都是徒然的，只有武力才会使梵蒂冈屈服，结果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第三次对奥战争
1864年，俾斯麦引诱奥地利一同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从丹麦手里夺取过来，但是这两个盟国马上发生争执，很可能打起仗来。如果意大利为了夺取威尼提亚而同普鲁士结盟，奥地利就要面临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军队也要分成两起。如果意大利同奥地利达成协议，普鲁士就得应付奥地利的整个兵力。加富尔的才能也许从来没有象在随后的谈判中那样令人追念。首相拉·马莫拉是个诚实的军人，但不是个外交家。1865年8月，普鲁士驻佛罗伦萨的公使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普鲁士对奥地利宣战，意大利抱什么态度？拉·马莫拉的回答是谨慎的。就是必须同拿破仑商量。巴黎的答复大意是说，皇帝赞成意大利取得威尼提亚，但是如果意大利同普鲁士缔结同盟，它对奥地利作战就得由自己负责，得不到法国的帮助。然而，俾斯麦亲自到比亚里茨去拜访拿破仑，得到了法国确守中立的保证，并使自己对意大利有了行动自由。于是意大利的果沃纳将军被派往柏林，奉命说，如果普鲁士愿意签订攻守同盟，意大利也愿意签订，否则意大利不愿保证参战。俾斯麦对威尼提亚的命运不太关心，不准备为了保卫意大利而同奥地利作战。他所需要的只是，意大利军队尽可能牵制奥地利军队的大部分。
结果俾斯麦达到了他的目的。3月27日，拉·马莫拉收到所建议的结盟的条款。在普奥战争开始以后，意大利应立即宣战，不得单独停战或媾和。意大利将要得到威尼提亚，普鲁士将要得到同等人口的土地。如果奥地利舰队从亚得里亚海驶出，意大利舰队就得开到波罗的海去。于是意大利把全权证书送给果沃纳将军，条约在4月8日签字。奥地利由于感到双重的威胁，它就尽最后的努力把意大利从同盟中拆开。这是通过巴黎进行的，就是要把威尼提亚割让给法国，再由法国转让给意大利。这是很大的诱惑，但拉·马莫拉对普鲁士守约，予以拒绝。这时英国、法国和俄国还用列强会议这一陈旧的特效药方从中干预，但是象在1859年一样，这个会议被奥地利破坏了，它只愿按照荒唐无理的条件才予以接受。6月16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双方宣战，四天以后，意大利也宣战了。
在意大利为独立而战的所有战役中，最后一次是代价最小但也是最丢脸的一次。在1866年，它不是经过英勇的战斗被优势的兵力击败的，也不是在一次损失重大的战斗中被击败的，而是由于高级指挥部无能透顶，情报和参谋工作有缺点，而且多半是因为它不能把它的全部兵力投入战线，才被数量只有它一半的军队所击败。6月24日进行的库斯托扎战斗是一次胜负未决的战斗，但是结果意大利军队撤退了。
意大利遭受挫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欧洲，但是普鲁士在萨多瓦地方获胜的消息传出以后，意大利受挫的影响就被抵消了。甚至在这以前，拿破仑不顾意大利的民族自尊心，就打电报建议立即停战，因为奥地利皇帝已经提出把威尼提亚割让给法国，再由法国交还意大利。第二天传来普鲁士胜利的消息。拿破仑原来预料战争会拖延，而以奥地利的胜利收场。事实上战争经历的时间是惊人之短，而普鲁士则是胜利者。此刻他的政策是准备找出理由来缔结一个反对胜利者的法奥同盟。但是意大利对于间接地并且在失败的暗影下面接受威尼提亚的意见是愤慨的。继拉·马莫拉担任首相的里卡索利极力主张立即在陆上和海上采取军事行动，决定侵入威尼提亚，并进攻奥地利舰队。然而，海上的战争使意大利遭到和陆上的战争相同的失败。在利萨战役中，奥地利舰队击败了同样庞大的、更现代化的、装备更优良的意大利舰队。
威尼提亚的割让
在利萨战役结束几天以后，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在对奥和约的议定书上签了字。他不顾同盟条款，不征求意大利的同意就签了字。停战协定刚一签字，奥地利就把一切可以使用的军队赶调到的里雅斯特和伊松佐去，意大利才发现自己面对着三十万人的军队。它无力单独作战，就提出谈判，但是无论俾斯麦或者拿破仑都不愿支持它对提罗尔或特兰提诺的主权要求，它也只好满足于接收威尼提亚，而把它所渴望的战略边界让给奥地利。10月间，签订和约。意大利虽然终于得到了威尼提亚，但它对于它在战争中的表演和它赢得战利品的方式，不能不感到耻辱。在陆上、海上以及外交上，它都被击败了。它不得不屈从俾斯麦和拿破仑的意志，间接地把威尼提亚接收过来。虽然全国对胜利抱着巨大的期望，但是陆海军高级指挥部所暴露的无能，使幻想无情地破灭了。
罗马问题，1867—1870年
威尼斯的收回只引起一个短时间的兴奋，此后国家又转过来尽全力处理它的长期的国内纠纷了。此时一切心思都集中在罗马上面。法国已经在字面上而不是在精神上履行了九月协定的条款。它已经从罗马撤走它的驻军，但又马上允许征召常备官兵，由教皇统率，在所谓“昂蒂布军团”这支新军中服役。这支军队连同教皇的军队和由以前的土匪改编的几支训练差的联队，构成教皇有权征集的一万人军队。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声明，它决心履行它的诺言，并阻止对教皇领土的一切进攻，但是不久它又不得不承认，战后为了财政上的原因把军队大量削减之后，实际上不可能巡逻整个边界。
至于怎样才能把罗马弄到手，全国对此意见分歧。政府和多数右派依然坚持加富尔的传统办法，即不应诉诸武力，而只能凭“道义手段”使罗马归属意大利，他们并且不顾过去的经验，一直相信教廷终于会响应的。行动党、加里波迪派和一般的左派认为只有武力才能使罗马屈服，鼓吹采取行动。为了有助于谈判，里卡索利提出一个自由教会法案。这个法案是以让步为基础的，议员们对此抱着非常强烈的敌对情绪，因而里卡索利决定在提出这个法案以前实行普选。普选斗争极为激烈。加里波迪应邀发表反对这个法案的演说，并且旅行全国，用他一贯的激烈态度抨击教士们和教皇。新的众议院证明是敌对的，于是里卡索利辞了职。国王现在又把拉塔齐找回来。拉塔齐的最后一任首相职务只延续了六个月，和他前两次任期一样，同时存在着一连串的阴谋，接着就是民族的屈辱。他在众议院的多数包括从左右双方各党派临时凑成的票数，这就不可能有一个一致的政策。他尽最大的努力劝说拿破仑，在教皇辖地遭受侵略时，让意大利自由行动，同时他冷热无常地对待集合在边境上准备侵入的志愿军和加里波迪的军队。在拿破仑看来，罗马问题是一场噩梦。他倒乐于把它抛开，但是他已经落到毫不妥协的教士们的掌心中了。
加里波迪与曼塔纳
这时，加里波迪、马志尼和行动党正在把全国煽动到了狂热的程度。国王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旧日的共和党正在抬头。拉塔齐面临可怕的决定。投到加里波迪一边，就意味着同法国破裂，也许会发生战争；对他使用武力则可能引起革命。9月，对罗马进攻的准备已经非常明显，以致拿破仑扬言马上要把军队用船运来，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政府很机智地把加里波迪逮捕，又把他安置在卡普雷拉岛上，派六艘战舰去防止他逃走。尽管小心提防，几星期以后，他又回到了意大利。对教皇辖地的入侵已经开始了。派去监视边境的常备军对志愿军很友好，不盯住他们。在罗马本城，无力的起义尝试已被警察粉碎。加里波迪亲自领导这个运动，而拿破仑则用船运来一师军队支持教皇。加里波迪占领了罗通多山，但是不得不退却到蒂沃利。法国军队和教皇军队在曼塔纳截击他。经过一番英勇的抵抗，加里波迪大败，他的残余的军队又越过了边界。
国内的困难
曼塔纳战役以后，意大利人民的愤慨是强烈的。他们对拿破仑的行动非常痛恨。法国将军曾说，“夏斯波步枪312（一种新式的法国来福枪）创造了奇迹”，这句笨拙的话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在国内，由于沉重的赋税负担以及暴露出来的政治上的无能和财政上的徇私舞弊，意大利正在陷入沮丧的泥沼。烟草舞弊案使全国几乎陷于绝望，据说连大臣们甚至王室都牵涉在内。从曼塔纳战役到普法战争的两个年头，对意大利是一个最危险的时期。君主政治已经不被信任，在马志尼鼓动之下，共和主义似乎正在支配全国，甚至渗透到军队里。穷困、霍乱和歉收增加了人民的不满，新王国的基础似乎正在坍塌。但是意大利继续挣扎，它不顾一切困难，眼光始终盯着罗马。
自从加富尔死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禁止男女修道院一事使教廷对它的宗教权利的要求强硬起来，强迫没收它的世俗财产一事加强了它的怨恨。此外，顽抗的教士们甚至主教们都被投入监狱，受到侮辱。因此，只要得到法国的支持，教皇就不会屈服。教廷的精神武器也还没有用尽，所以曼塔纳战役以后，就出现了“教皇无谬论”的教义。这个教义并不新颖，但是若和“现代谬论条目”连在一起，它是具有危险的意义的，因为这就是说，反对现代文明会成为所有天主教徒必须遵守的义务，教皇还声称他凌驾于世俗君主们之上，这个说法会发展成为一个信条。但是这个信条一经宣布，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它显示罗马是每一个天主教政府的敌人，从而促使欧洲听凭意大利军队去占领罗马。
占领罗马
普法战争早已被人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拿破仑不止一次向奥地利和意大利提议缔结同盟，但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都不愿承担义务。最后，看来这场战争是无法逃避了，于是法国皇帝直接向意大利呼吁。维克托·伊曼纽尔出于对过去的感激，本来愿意帮助法国，但是军队的情形和财政的状况使他无能为力，因此意大利不参加这场战争。法国驻罗马的军队很快就撤走了，由于色当惨败，法国皇帝下台，第三共和国宣布成立，对法国的一切义务都已终止。意大利终于可以自由行动了。它对罗马提出最后要求，但是只有武力才可以使梵蒂冈屈服，因此意大利就诉诸武力。军队向罗马挺进，攻破城墙，进入城市。只有到这时教皇才屈服，他要求由意大利军队占领教皇城，保护教皇，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暴行。意大利全国的许多街道都命名为“九二〇”313大街，这是1870年进入罗马的日子。
10月间举行的公民投票，以压倒多数主张罗马同意大利合并，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意大利的统一终于完成了。剩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政教的关系，澄清教会的地位。这是由所谓“保障法”达成的。根据这条法律，教廷拥有梵蒂冈、圣约翰·拉太朗教堂（基督教世界的教堂之母）和冈多尔福城堡的夏宫。确认教皇享有主权国的权力和特权，宣布他的人身不可侵犯，每年拨款（十二万九千英镑）作为他的维持费。他有自己的邮政和电报设施，有同基督教和天主教世界通讯的自由。但是政府保留财产权，对意大利的主教管区和有圣职的人的世俗财产有否决权，对天主教神学院有视察权。教士要受国家民法的约束。教皇的答复是拒绝接受政府的津贴，对于所有曾经参与使教皇丧失权力的行动的人们，教皇开始更大规模地把他们逐出教会，并声称他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五十年来，没有一个教皇走出过梵蒂冈的宫墙。
在这年年终以前，意大利政府的都城就开始迁往罗马。12月，众议院在蒙太契托里奥宫召开新的会议。5月，发表“保障法”，几星期以后，国王在魁里纳尔宫永久定居下来。“保障法”并没有如所希望的那样弥合政教之间的裂痕。这是政府作出的单方面解决办法，既没有同教会商量，也没有取得教会的合作，因此梵蒂冈对此置之不理。但是这两个政权还是不得不同时存在，虽然分歧在表面上依然象往常那样尖锐，但已逐渐达成一个暂时协定。许多分歧都在幕后友好地商妥，但是要双方没有偏见才行，所以关于梵蒂冈的法律地位、关于划分政教双方行动和势力的确切范围这一基本问题，在1929年达成拉太朗协定以前还没有解决。
1870年这一年在宗教意义上和世俗意义上都是教皇权力的历史分水岭。在这一年上半年，梵蒂冈举行一次教会大会，大会宣布“教皇无谬论”的教条。教皇的一切权威性的发言今后都被当作神的启示，后来的任何会议都无权加以否认或修改。这个教条把几个天主教的自由主义学者看作敌人。教会与自由主义的宗教改革主义的世俗世界之间的分裂，现在似乎已经完成了，而年轻的意大利王国就是这个世俗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