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书中收的是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以现实生活和风俗习惯为题材的新型摹拟剧，分散文剧和诗体剧，在街头演出，有喜剧意味，也有悲剧气氛。这种戏剧形式很受欢迎，一直传到罗马时代。
此外，我还见到周译的古希腊讽刺作家琉善的《冥土旅行》（我译为《摆渡—僭主》，收入《琉善哲学文选》，商务版，1980），文章描写一个借人民的力量而夺获政权的残暴僭主到了冥河边还要求返回阳世，另外有一个穷苦鞋匠则觉得死后平等自由，很乐意进入冥土。
我认为周的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我曾根据这些译文中的专名译音，制订出古希腊文译音表。这个译音表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文》1957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为一些文学出版社所采用，对统一译名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我曾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的译稿交给周启明，请他指正。他后来还给我，没有提什么意见，只说译得好。
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我在东城沙滩北京大学红楼遇见周启明，他也在打听南下的交通情况。他告诉我，很想到南方去，但因家事拖累，尚未作最后决定。临别时，他叮嘱我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亚妇女》译出来。
我译的《特洛亚妇女》于1943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贵阳吃紧，这两三千本书在两个月内即售完，现在只有商务印书馆存有孤本。这个译本后来收入《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这部悲剧写古希腊人攻下特洛亚的残暴行为，欧里庇得斯借此影射雅典人在公元前416年攻下米罗（这个小岛现在以发掘出美神阿佛罗狄忒的雕像而闻名于世，雕像现存巴黎，曾送到日本展览）时的残暴行为。米罗本是斯巴达人的殖民地，雅典人迫使这个城邦加入以雅典为首的提洛海上同盟。米罗人愿意守中立，以维护自己的独立自由，城邦陷落后，所有的成年男子被杀戮，所有妇女儿童沦为奴隶。
我曾在译剧的“引言”（已收入《希腊漫话》）中说：“诗人在剧中借海神波塞冬的嘴说：‘你们凡间的人真是愚蠢啊！你们毁灭了别人的都城，破坏了天神的庙宇，还敞开了死者安眠的坟墓；你们种下了荒凉，日后收获的也就是毁灭啊！’这一年雅典人正在准备强大的水师去攻打西西里。本剧开场时，雅典娜女神就同海神商议，要在海上摧毁希腊的船只：‘请你在爱琴海道上激起怒吼的波涛和回旋的流水，用希腊人的尸体填满优卑亚那空洞的海湾。’当日的雅典人听了这预言，听了这威胁，能不惊心吗？诗人还借组成歌队的女俘虏的嘴道出这句话：‘或是到腓尼基城对岸的西西里岛上，到火神的埃特那山下，那是群山之母，常听说到那地方戴上胜利的荣冠。’雅典人听了这句话，能全然不清醒吗？后来那远征西西里的雅典水军完全覆灭了，所有的将领都被杀死，许多可怜的兵士都死在采石坑里，真是报应！据说他们那次败下阵来，有一些兵士唱着欧里庇得斯的诗词到处乞食，有的因这一点本领恢复了自由。谁知道他们那时候背诵的不是《特洛亚妇女》中的诗词？笔者写到这里，凝眸于这眼前的景象，认为历史的车轮又要回到原来的地点上……这是一部很美丽的抒情剧，是欧洲文学史上对受难者表示同情的第一部杰作。……诗人在本剧里很同情特洛亚人，赞美他们的战斗精神：‘那些深思远虑的人自然会避免战争；但若实在无法避免，那尽忠殉国的英雄应戴上不朽的荣冠，那贪生怕死的懦夫才该受耻辱。’我们如今正处在这伟大的时期，我们读了这剧本，更能鼓励我们的战斗精神。……这剧本在上次欧战时便复活了。那些自作聪明的美国人看见战争的痛苦十分恐惧，利用这悲剧来作反战宣传：1915年春天，芝加哥小剧团从欧美戏剧里挑选出这古代剧来鼓吹反战思想，但是他们那次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这无穷尽的痛苦到底有没有一点意义？老王后赫卡柏到了痛苦的尽头时，反而觉得光荣，她说道：‘但若天神不把我们摔在地下，我们便会湮没无闻，不能在诗歌里享受声名，不能给后代人遗下这可歌可泣的诗题。’这诗题当能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向上心，提高我们的志气。……不管近代的批评家怎样瞧不起这部古典剧，这永恒的悲歌固有的光华永不会消泯，我们这伟大的时代并且给它添上一朵鲜花。”
我曾在这部旧译的序文中说：“译者又想起四年前出北平时，一位老人曾吩咐译者把《特洛亚妇女》译出来。他说：‘这悲惨的诗歌可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心，引起我们的向上心。’”北京大学徐祖正教授、《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的译者曾问我，“老人”指谁？我当时只说，可以猜出来。如今我可以直接讲出来。
1954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分会在北京纪念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2400周年诞辰。我当时接到电话，说要出版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并嘱我找杨宪益译《和平》，我认为这部喜剧的斗争性不强，建议请杨译神话剧《鸟》，这部喜剧写雅典人在“云中鹁鸪国”建立理想的城邦。我的旧译只有讽刺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云》，因时间紧迫，我只能翻译反对希腊人打内战的《阿卡奈人》和抨击雅典当权人物欺诈人民的《骑士》。我因此建议找周启明翻译《财神》，这部喜剧讨论财富分配问题。我对《财神》作了一些文学上的校订。这本《喜剧集》出版后，受到好评。
此后不久，葛一虹约我们翻译古希腊悲剧。缪灵珠答应译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但因为他忙不过来，没有完稿，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才译出埃斯库罗斯的四部作品。我译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由周启明翻译。我们的译稿后来移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得斯传下18部悲剧，周译出13部，我译出5部，凑成《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三卷，于1957年至1958年出齐。
解放以来，我们的文字和翻译风格起了很大变化，周的译文则显得陈旧，有些生硬。我只对不够忠实的地方提出修订意见。前面说过，周译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很难改动。此外，周译注解甚多，我曾建议压缩，但译者不同意，说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这可能是“职业译者”的“苦衷”。
这个《悲剧集》出版以后，不尽能令人满意，但也有人认为可以保留。当时曾有一位权威人士指责说，古希腊戏剧出得太多，文艺复兴以后的外国现代剧出得太少。这个评论使我不敢再出这种古籍。近年我在湖南出过两种悲剧和两种喜剧，都是试探性质的。自从中央戏剧学院和哈尔滨话剧院分别上演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以来，希腊戏剧受到欢迎，为观众和读者所喜爱。我因此愿意在译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后，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重新校订，以配合古希腊戏剧全集的出现，但愿命运女神推迟剪断我的命线。
1988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