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社会与开放式社会
我们上述分析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在社会领域中，我们对封闭式社会和开放式社会进行了严格区分。封闭式社会的个体成员能紧密团结在一起，对其他的人类社会群体的事务毫不在意。他们随时警惕着来自外界的侵犯，随时准备进行攻击和防御。实际上，他们处于永久性的作战准备状态。这就是刚刚摆脱自然束缚的人类社会的存在状况。对于这样的社会，人类的产生就如同蚁山上蚂蚁的产生一样。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夸大这一比喻的效果。我应当注意到，正如人类社会位于两大动物进化路线的一端一样，膜翅类昆虫群体则位于这两大动物进化路线的另一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和膜翅类昆虫群体是相互对等的。的确，膜翅类昆虫社会是顽固不化的，而人类社会则是发展变化的；前者服从于本能，而后者则服从于理智。
但是，既然自然使人类具有了理智，如果说她以同样的原因，也赋予人类一定程度上选择社会组织类型的自由的话，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会规定，人类应当在社会之中生存。一种朝着固定方向前进的力量把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集中到同一个目标上，从而确保社会团体的凝聚力。这一力量对于心灵来说，就如同人体感觉到的地球引力。这种力量就是道德义务。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这种道德义务范围可能得到扩展。但我们也表明，道德义务是针对封闭式社会而产生的。我们同样表明，封闭式社会应当如何生存、如何抵制理智的各种消解作用，以及如何通过产生于神话创造功能的宗教，保持必不可少的生存信念，并把这一信念传递给它的每个社会成员。因此，宗教和义务是封闭式社会的根本实质。我们称这种宗教为静态宗教，而这种义务则等同于生存压力。
通过简单的拓宽，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封闭式社会过渡到开放式社会，从一个城市的民众过渡到人类。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人们认为，原则上讲，开放式社会应当包含整个人类社会，这种开放式社会是选民的灵魂中不时产生的梦想。在任何场合下，它都包含某些内在的创造性因素。每一个这样的创造性因素，都可以通过人类一定程度的变革，来克服迄今为止尚无法解决的各种困难。但是，每一次创新和变革以后，这扇暂时打开的大门将被重新关闭起来。但部分新的要素已经流入到旧的社会模式之中，个人愿望已经变成社会压力，义务则包含所有这一切。那么，这些进步是否总是发生在同一个方向呢？每当我们一致认为，它们的确在进步时，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进步都被定义为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不可能只是一个比喻。如果确实有一个预先存在的方向供人类沿着向前发展，那么，道德革新就应该是可以预见的。那么，人类就没有必要每一次创新时，都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了。
实际情况是，最新阶段的革新始终是可能的；对这一革新进行解释并说其他的革新或多或少也包含这一解释的内容也始终是可能的；说所有这些最终都能促进或引发这一革新，也同样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事物的这些形式只有在人们的回顾和追忆中才能呈现出来。事物的变化总是表现在量的方面，而不是质的方面。这些变化只能预示和说明人们的一切期待。然而，在一个方面，这些变化有共同之处。这一方面的共同之处是指它们本身的内在相似性，而不是仅仅通过概念性解释而表示出来的。这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致力于把封闭的社会打开。每一次，在经过最后一次开放后又自动关闭起来的社会团体，都被重新带回到人类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严格说来，这些连续不断的努力，并不是对某一理想的逐步实现。因为，任何一种已经形成的观念都不可能表现一系列的累积和增长。每一次这样的累积和增长本身都可以创造自己的观念。然而，这些各种各样的努力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目标：生命冲力。这种生命冲力在封闭式社会中已经消耗殆尽了，它已经无法把物质世界推向前进。但是，这一生命冲力后来注定会在其原来所处的种群以外，被一些特许的个体发现并捕捉到。
这一冲力借助某些人的中介作用向前推进。每一个这样的人便构成一个物种，不过这个物种只有这一个人组成。如果这个人能够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环绕在他的理智周围的这一小部分直觉能够被充分地扩展到包含它的最终目标，那么，它的这一最终目标就是神秘性生活。这样产生的动态宗教正好与产生于神话创造功能的静态宗教相对立。这完全类似于开放式社会与封闭式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正如新的道德愿望只能从封闭式社会中借鉴义务这一自然形式才能形成，动态宗教也只能通过神话创造功能提供的符号和图形才可以得到扩散和传播。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全部进行回顾。我只是想强调我们对开放式社会与封闭式社会之间的区别进行的讨论。
当我们集中论述二者之间的区分问题时，我们也许会感觉到一些重大问题似乎消失不见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呈现出了新的形式。不论我们对宗教持赞同还是质疑的态度，我们是否总是对宗教的具体特征加以考虑呢？我们可以珍视或拒斥一段对于引发或传播某种情感非常必要的经历。但是，宗教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感。我们讨论它所确立的定义以及它所提出的理论。它实际上是利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使自己具有了实际本质。但它也可以突然间呈现出某种不同的具体形式，或者它什么形式也不呈现出来。如果人们相信通过简单的扩展和提高过程，就有可能从静态宗教过渡到动态宗教，从外在表现或具有一些真理印记的假象过渡到直觉，这是非常错误的。事物本身的错误有时是它的表达方式或象征符号造成的，这是纯粹理智主义经常犯的错误。同样，当我们从宗教过渡到道德时，也可能会发现类似的错误。有一种静态道德实际存在于社会的某一特定时刻。它已经根植于社会的习惯、观念和制度中。其义务性特征可以追溯到自然对于人类的普遍生活提出的要求。
另外，还存在一种动态道德。这就是生命冲力，它与人的普遍生活有关，它是由创造社会需求的自然创造的。第一种义务，作为一种压力，属于较低级的理性。而第二种义务，作为一种愿望，属于超级理性。但是，理智作为一种障碍介入两者之间，它将探寻这两种道德准则的动机或者说探寻其理性内涵。由于理智具有系统化特征，它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如何把所有的道德动机简化为一种道德准则。如果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道德准则了。普遍兴趣、个人兴趣、自爱、同情、怜悯、逻辑一致性等行为原则都可以演绎出某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的确，这一演绎过程如此简单，而所得到的结果又如此接近道德准则的本质特征，以至于我们可能有时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甚至有时产生一种提防或戒备心理。如果人们可以从如此变化多样的原则中，通过不同的推理方法演绎出几乎完全相同的行为准则，那或许是因为，没有一种原则可以被分解成它的各种具体特征。
哲学家要到社会环境中去搜寻他的猎物。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利己主义和浮华虚荣中渗透着社会交际性。如果他在每一个原则中，又一次遭遇到自己曾经搁置或留存在那里的道德准则的话，这也绝不是什么令人感到稀奇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对道德准则本身做出解释，因为他首先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为这种研究和探讨是自然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因为他必须对作为普遍生活创造性本身的自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通过这些研究和探讨，他将深入到道德的本质根源，这也使他避免对纯理性主义哲学进行研究。后者只能提供一些建议和实证性原因。我们可以非常自由地就这些建议和原因，与其他方面的建议和原因的合理性开展针锋相对的论争。实际上，这类哲学家总是在表明：他确定为一种原则的动机在合理性方面胜过其他的动机；不同动机之间的价值是存在差异的；存在一种普遍的理想原则，这一理想原则可以用做对客观现实进行评估的参照。这样，这类哲学家就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得到了柏拉图理论的庇护。“善的理念”将统领和主宰所有其他理念：显然，人们可以宣称，行为的原因应当依据“善的理念”，按照功德的大小进行排列。最接近“善的理念”的当然就是最好的。那么，对“善”的吸引力就表现在义务原则上。
但是，这样一来，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根据什么来认识到哪种行为更接近理想的“善”，哪种行为距离它更远。如果我们已经明确知道了这一认识和判断标准，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讨论“善的理念”了。同样困难的是，我们要解释：相关的理想原则是如何产生出强制性义务的，尤其是如何产生出最严格的义务的。这种义务与原始、封闭社会中的习惯密切相关。实际上，除非某种理想原则已经变得十分活跃，否则的话，它是无法变成义务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义务的形成发挥真正作用的，不是这一理想原则中所包含的理念，而是它所包含的实际行为。或者说，只有我们给予这一实际行为可能产生的最终结果的名称，才是正在推动我们前进的真正力量。我们或许感觉到这一行为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我们给予这一最终结果的名称，实际上也就是给予这一运动行为的终点的名称。当然，这一终点也是我们假定的。
在一切理论的根源之处，我们都会发现两种错觉或假象。我们已经对这两种错觉或假象进行了反复的驳斥。第一种假象十分常见，它存在于运动这一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把运动视为运动物体不同位置之间距离的不断缩小。这一运动物体被视为静止不动，它的运动终点也同样是静止不动的。人们却认为物体到达了它的终点。这里，位置的概念只不过是人脑对整个运动过程产生的简单印象。由此得知，人们要重置或恢复已经发生的运动过程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重置或恢复过往经历的愿望或压力就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义务。第二种错觉或假象更多地涉及生命进化。由于我们注意到了道德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不可能存在一种与人类的产生同时出现的原始的、不可约束的道德。然而，实际上我们必须认定，这一原初道德是和人类同时产生的。我们还要承认，在最初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封闭式社会。
自然的永恒存在
封闭式社会与开放式社会之间的区分，对于解决或消除一些理论问题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它对于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是否会有所帮助呢？如果在封闭式社会的构建中，它总是在每一次短暂的开放以后，都再次自动封闭起来，它对于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帮助。这时，不论我们多么不知疲倦地追寻过去的经历，我们都无法回到原始状态中。自然将成为我们后天获得性经历的简单巩固。但是，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实际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原始自然，也确实存在着人们后天获得的经历。当这些经历与原始自然遭遇时，它们会对原始自然进行模仿，却不会与它融为一体。这样一步步对过去进行追溯，我们将重新回到原始的封闭式社会。这一封闭式社会的总体规划与人类的生存方式或结构相适应，这类似于蚁山要与蚁群的存在方式相适应。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蚁山来说，蚁群的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事先已经被详细规定好了；而对人类来说，只存在一些社会组织形式的大致轮廓和一些发展方向。在其他方面，由自然预示为每个人迅速提供合适的社会环境就足够了。
如果关于上述群体生存规划知识方面的一些特点都已经被其他特点驱逐或代替了，那么，毫无疑问，这种知识在今天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兴趣来探讨了。但是自然却是不可毁灭的，也是不可能被驱逐或代替的。法国诗人这样的描述是错误的：“赶走了一个自然，她又回到另一个同样的自然。”人不可能把自然从自己身边赶走，自然会永恒地存在，自然会永远与人类相伴。我们曾经思考过获得性特征的传播问题，一种习惯绝对不可能永久性地流传下去。如果这类事情确实发生的话，那是由多种有利条件的巧合造成的，这些条件的巧合纯粹是偶然性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也当然不会再次出现，更不会被嵌入到人类的习惯之中。人们在道德方面的获得通常被积存在习惯、制度、甚至语言之中，然后在连续不断的教育过程中，得到传播和普及。正因为如此，人们世代相传的习惯最终被看成了世袭性的或遗传性的。但是，通常情况下，所有的事物都会协力促成一种错误解释，比如，被误导的自豪感、表面化的乐观主义、对进步真正本质的错误认识，最后还有，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内在趋向与获得性习惯之间的矛盾和困惑。这种内在趋向实际上是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获得性习惯经常被移植或嫁接到内在趋向之中。
但毫无疑问，这一错误认识已经影响了实证科学。尽管要求用来支持它的事实材料数量少，而且有的还存有疑问，但实证科学可以根据常识来接受这一错误认识。而且，实证科学可以通过自己无可置疑的权威，来强化这一错误认识，然后再把它回馈给常识。关于这一点，最有启发意义的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论著。他的著作几乎完全是根据获得性特征的遗传写成的。在其著作流行时期，这种观念也渗透到了科学家们的进化学说中。但在斯宾塞这里，这一观念只不过是他在早期著作中，对社会进化理论进行的一种理论化概括和总结。他的兴趣最初完全集中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开始研究生命现象。因此，认为自己从生物学当中借用了获得性遗传观念的社会学，实际上只是把自己已经借出的东西再索要回来。虽然这一未经证实的哲学理论在其通往科学的道路上，呈现出借用科学承诺的姿态，但它仍然还只是一门哲学，而且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法得到证实。因此，我们还应当坚持相信已经得到证实的事实，坚持相信这些事实所暗示出来的可能性。按照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人类通过持续不断的接受教育而获得的文明特征完全排除掉的话，人们会发现他与他的远古祖先没有什么两样，或几乎完全等同于他的远古祖先。 [1]
那么，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人类的内在倾向已经稳固地在其内心深处保持下来了，这就必然要求道德家和社会学家来考虑和研究这些内在倾向。的确，可能只有少数人被要求对其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首先应当深入到获得性经验层面以下，然后深入到自然层面以下，最后再转回到生命冲动的研究上来。如果我们可以对这种研究和努力进行总结概括的话，生命冲动的发展将不应当突然中止在人类这一物种上，也不应当像被一堵高墙挡住了去路而最终停止在封闭式社会里。一种同样存在的事实是，这些特许的道德家和社会学家会非常高兴地吸引人类模仿和追随他们。由于他们不可能把自己内心状况的最深层元素传达给整个世界，他们只好把自己的内心状况移植到表层。他们试图把动态的内心世界转变成一种静态的心理状况，以便社会可以通过教育来接受和巩固它。但他们只能在考虑到自然因素的方面取得成功。
人类不可能从总体上让自然驯服于自己的意志，但人类可以设法绕过自然。只有当人类对自然的总体结构有所了解时，他才有可能绕过自然。如果这要求我们对心理学进行普遍研究的话，这就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这里只需要研究它的某个特定方面，即研究被预设某种社会形式的情况下，人类的本质特征。我们已经表明，仿佛有一种自发的人类社会被预示给我们，而且自然特意事先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自发的人类社会图式，同时使我们的理智和意志完全自由地向这个方向努力。在理性和自由活动的领域，这一模糊不清且有待完备的图式，对应于本能领域中，位于生物进化另一端的蚁山或蜂房清晰明了的群体组织设计。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重新回到生命进化最简单的原初设计中。
[1] 我们说，他“几乎”完全等同于他的远古祖先，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生物在其祖先提供的进化主线上似乎表现出的种种变异。但这些变异都是偶然发生的，而且它们发生的时候也没有固定的方向。这些变异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聚集起来，从而使物种的本质发生改变。关于获得性特征遗传理论，以及某些生物学家根据这一理论发现的进化主义理论，请参考《创化论》第一章。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正如我们曾经论述过的，最后以人类这一物种告终的跨越式突变可能已经在时间和空间的一个节点被尝试过，而且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从而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一物种，但它未必是今天的人类的祖先。
自然社会的特征
但当获得性经验已经覆盖原有的自然经验时，我们又如何找到这些最简单的原初设计呢？如果要求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这会让我们对回应这一要求感到不知所措。实际情况是，我们也不得不摸索着前进，我们也要进行各种尝试，要系统地进行复核，要同时采取几种方法。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方法也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能性或概率。通过这些可能性的相互交错，我们获得的结果会相互中和、相互强化，最终得到修改和验证。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和考虑“原始民族”，而且不要忘记，在“原始民族”中同样有一层获得性经验覆盖了自然经验，只不过这一层获得性经验比我们文明人的获得性经验厚度要浅一些。我们还要对儿童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同时不要忘记，自然已经事先考虑到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的不同情况。儿童的本质未必完全等同于人类本质。最重要的是，儿童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我们看起来是本能的东西，经常不知不觉地成了儿童效仿的对象，从而对他们产生影响和教育效果。但是主要的信息来源还应是人类对过去的回顾和追忆。我们应当探寻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基本原则。如果已经存在的社会尚未赋予我们适应这一社会的习惯和内在倾向，那么我们的知觉意识就可以感知到这一基本原则。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或在瞬间内，我们才可能很少再觉察到这一原则层面。我们必须重新捕捉到这个瞬间的洞见，并服从和坚持这一洞见。
我们首先说，人类的原初设计就是为了适应小的社会群体形式而存在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群体的规模都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补充一点，人的原始心理状态潜伏在习惯下面而被保留下来了。实际上，如果这些原始心理状态没有被保留下来，也就不会有文明的产生。虽然被驱使到内在层面，而且也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但这种原始心理状态继续生存在人的心灵深处。如果说它的作用已经无力决定人的行为，但它可能通过语言来表现自己的作用。在一个较大的国家，某些地区可能被管理得相当不错，从而得到多数人的满意认可。但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感到如此满意以至于一致拍手叫好的政府在哪里呢？当民众们说这个地区被管理得不比其他地区差时，他们认为，这就是对政府足够的赞赏了。甚至说这些地区被管理得最好，也只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的。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固有的不满。事实上，对于管理一个大的种族的艺术来说，绝对不会存在相应的技术培训或有效的教育措施。尤其是当一个人位于最高领导岗位时，更是如此。具有一定才能的政治领导人极度缺乏的原因在于，他们要随时应对一些棘手问题，并做出具体决策。这些问题对于规模不断扩张的社会来说，几乎是无法解决的。研究一下一些现代化大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在这些国家的各行各业中，有众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军事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但杰出的政治领袖又有多少呢？
然而，为人类设定小规模社会群体的自然，却为这些小型社会群体预留出了扩张和膨胀的出口。因为她也为人类预定了战争，或者说她至少为人类制造了不可避免要发生战争的生存条件。这样，战争的威胁使一些小型社会群体团结起来抵御来自共同敌人的威胁。的确，这样的联盟很少能够维持长久。无论如何，这种联盟促进了与某一单独的社会群体处于相同规模等级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集中与联合。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战争还是帝国产生的根源。帝国的产生是大国对小国征服的结果。即使战争在最初阶段不是征服性的，但它最终会变成一种征服。因为获胜的一方会发现，对他们来说，占领被征服者的土地，劫掠被征服国家的人口太方便了；他们甚至可能通过对被征服者进行奴役而获利。古代的东方大帝国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帝国最后都走向了衰落。但实际上，真正导致衰落的原因在于，这些帝国都太过庞大了，它们在管理起来就显得笨拙，显得非常缺乏灵活性，因而无法长久存在下去。
当获胜者给予被征服者一种表面上的独立性时，这种稍显宽容的国家组织形式就可以维持得长久一些。罗马帝国就见证了这种情形。但是，毫无疑问，人类的原始本能还照样存在，它在不断地对规模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组织起拆解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一个社会的政治架构就会趋于坍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封建制度在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条件和不同事件的促成作用，而最终形成。这些国家形成封建制度唯一的共同因素是，它们都存在一种抑制力量。这一抑制力量的作用是防止社会走向解体，但社会的解体最后还是自动发生了。如果说现代时期，大国可以稳固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的话，这是因为，古代帝国用于防止国家解体的抑制和约束力量，已经逐渐让位于产生于组合在一起的基本社会群体中心的一种一致性原则。古代帝国的抑制和约束力量是产生于外部和整个国家综合体之上的一种凝聚力量。而现代大国的一致性原则却产生于威胁国家统一的破坏性力量的中心地带。对于这种破坏性力量，必须有一种相反的抵抗力量与之抗衡。这里所说的一致性原则就是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这种一致性原则是唯一可以对破坏国家统一的趋向发挥中和、消解作用的力量，这一力量就是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古人也深知爱国主义的重要作用，他们都深爱自己的国家。古代一位诗人曾经说，为自己的祖国而死，是一件甜蜜的事情。但是，古人对城市国家的这种依恋之情远远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团体，古代城市国家忠诚于在战争中为它提供保佑和支持的战神。而爱国主义既指一种爱好和平的德行，又指一种好战伦理；它可能带有一些神秘主义色彩；它也可能没有考虑任何宗教方面的因素；它可以超越某一大国的疆域，并唤醒一个民族的崛起；它也可以吸引和凝聚最美好的心灵；它渐渐地、虔诚地从人类的记忆和期望中散发出来，从人的诗意和爱情中萌生出来，像刚刚从花蕊里采撷的蜜露，弥漫着天下一切道德魅力的淡淡芳香。
那么，刚刚摆脱自然束缚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很可能开始于分散和独立的家庭组织，但这些家庭组织只能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胚芽状态。就像博物学家不能仅仅通过研究植物的胚芽来研究物种的习性一样，哲学家也不能仅仅通过研究这些最初的家庭组织来研究社会生活的基本趋向。我们必须研究完整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团体应当具有自我防卫能力。不论这个社会团体规模多么小，它都应当能够被组织起来应对外来战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政府的自然组织形式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不是把下面的词语用于野蛮人的政府组织状态，从而亵渎了这些希腊词语的话，我们就应该说，这种政府的自然组织形式应当采用君主制或寡头制。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在初期阶段，这两种政府组织形式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必须有一位最高长官。所有的社区都应当有一位享有特权的人，这位享有特权的人从长官那里获得授权，充当社区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也授权长官作为整个集团或国家的管理者。或者，正如他通常所做的，他直接从某种超越性力量中获得授权。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中，一方面，存在着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绝对的服从。我们已经强调过多次，人类社会和膜翅类昆虫社会分别位于两大生物进化路线的终点上。上帝禁止两者合并到一起；人类是理性的、自由的。但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就像蜜蜂群体的组织形式一样，社会生活是人类组织形式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不会完全依赖我们的自由意志；因此，自然应当保证，一个或几个精英分子应当向其他成员发布命令，而所有其他成员都应当服从这些精英分子的命令。
在昆虫世界，群体功能的多样性与群体组织形式的差异性密切相关。昆虫的群体组织形式是“多态性”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二态性”的呢？当然，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二态性”不像昆虫世界那样，既表现在生理方面，也表现在心理方面；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二态性”只表现在心理方面。我们同意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二态性”这一说法。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这种“二态性”并没有把人类硬性区分为两大固定不变的类别：天生的领导者和天生的被领导者。尼采的错误就在于，他坚信人类应当这样被区分为两大类别，即“奴隶”和“主人”。事实上，这种“二态性”划分方法通常使我们每个人既成为一名具有控制和管理天才的领导者，又成为一名愿意服从指挥的被领导者。不过，第二种倾向，即愿意服从指挥，一般占主导地位，致使绝大多数人仅仅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种倾向。
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二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昆虫的群体组织形式相比较。因为所谓“二态性”就是指两种组织形式、两种不可分割的品质系统（在道德家的眼里，这些形式或系统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在选择某种品质系统时，不像染上某种习惯那样，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同自然的二态性发生时的情形一样。这也类似于生物胚胎在两性之间做出选择的瞬间情形，突然间冒出一支“万花筒”。在革命爆发的时刻，我们可以对人类组织形式的这种选择情形有清晰的认知和想象。一直到这一刻，一向卑微驯服的谦谦市民，这一天终于觉醒了。他们大胆地主张权利，要求成为人类的领导者。这只形态稳定的万花筒，突然转动了一个等级。这时我们再看一下万花筒内的五彩世界，与刚才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改变有时会产生良好效果：它可以产生伟大的活动家。他们自己也未曾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才能，但这也常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诚实、温和的人，其内心深处可能喷发出残暴的本性。这是一位政治上失意的领导者的通常表现。这里，我们可看到人类这种“政治性动物”的本质特征。
但我们还不至于说，残暴是蛰伏在我们中间的具有领导才能之人的一种本性。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自然必定为人类提供领导者的话，这个可以在片刻内毁灭一切个体生物，创造一个新的生物物种的自然，必定会驱使一些领导者变得残酷无情。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见证了这一切。那些肆无忌惮地残酷下令对人进行痛苦折磨，然后再令人难以置信地进行集体屠杀的暴君，还要把他们的血腥记录镌刻在石碑上，流传后世。人们也可能争论说，这都是发生在遥远古代的事情了。如果说血腥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基督教已经结束了一些暴行，或者至少做到不再把残忍施暴这类事情作为炫耀的资本，那么，对于玩弄政治来说，谋杀虽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手段，但通常是最基本的手段。毫无疑问，这类恶行只能归罪于自然和人类。因为自然既没有对实施这类恶行的人采取关押手段，也没有对他们采取流放手段，她只知道对他们判处死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段往事。
我们曾经碰巧遇到一些来自遥远异邦的杰出人士。他们的穿着和打扮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同样也说法语；他们十分善良友好地往来于我们中间。但是，不久以后，我们从一份报纸上获悉，这些人刚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刚一回到各自所依附的敌对党派中，他们中的一位便动用全部的司法手段，把另一位绞杀了。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除掉自己可怕的竞争对手。报纸上这则新闻的旁边还附上了这位对手被处死的绞刑架的画面。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所谓成功的政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着半赤裸地角逐和争斗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本来都是受过文明教化的人，但是人类原初的政治本能已经把这些文明教化给吹得烟消云散了。因而，裸露出来的只是位于最底层的自然本性了。自认为能够依法量刑的人，在惩处罪犯时，甚至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杀害无辜者。同样，在蜜蜂群体中，当工蜂认为雄蜂对于群体的存在已经失去作用时，它们就会把它残忍地杀死。
现在我们先搁置一下领导者的残酷本性这一问题，讨论一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自的心态。在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但还没有对“原有的自然社会”进行重大改变的社会，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心态表现得也更明确。统治阶层往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招募和选拔。如果存在国王的话，他的招募和选拔也是如此。但无一例外的是，统治阶级总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优越种族。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我们对于社会性的人的“二态性”不了解，更令我们感到吃惊的可能是，人们自己可能就认可统治阶层的这种内在的优越感。毫无疑问，统治阶层的寡头们也在有意促成这样一种心态。如果这一心态来源于战争，他就会坚信自己具有军事才能，并迫使其他人也相信他是天生的军事家，而且他的军事才能是世代相传的。实际上，他之所以能保持优势力量和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强行施加给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同时也是由于他采取措施阻止了较低阶层组织起来反抗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会让被统治阶级知道，统治他们的人实际上是和他们完全一样的。但是人的服从本能却与这认识背道而驰。只有当上层阶级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这种本能削弱时，它才会真正开始动摇。有时候是由于上层阶级明显的无能，而不知不觉地导致了人们服从本能的动摇，甚至是由于统治阶级遭到人们的痛骂而丧失信任造成的。
有时候，这种服从本能的动摇是被故意促成的。统治阶层的一些成员有时出于个人野心，或出于正义感，起来反抗。他们会屈身接近下层阶级，消除由于彼此的隔阂而造成的错觉和误解。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贵族阶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联合起来，废除了上层阶级天生就享有特权的观念。一般而言，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人们反对不平等的积极性反而起源于上层阶级，起源于富裕阶层，而不是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起源于下层阶级。因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抗不平等的积极性看成是由阶级利益的冲突引起的。因此，在旨在反对富有阶级特权的1830年和1848年革命中（尤其是1848年革命），起主要领导作用的是中上层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后来，也是受教育者阶层为全体公民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事实上，如果一位贵族自发地、虔诚地笃信其天生具有优越性，他所激发出的这种高贵感绝不亚于自发和虔诚本身。
自然社会与民主
人们很容易理解，随着自身不断发展，人类本来应该实现真正的民主（实际上人们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些古代奴隶制城邦也只解决了众多最严重的问题中最基本的不公正问题）。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实际上是最远离自然的，它至少在政治意图方面是唯一超越“封闭式社会”的政治制度。它赋予人类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确保不受侵犯，这些权利要求所有的人绝对忠诚自己的义务。它因此把一种理想人物视为本质典范。这种理想人物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他自己主动参与承担绝对义务；他在承担这些绝对义务时，表现得如此默契，以至于人们很难说是义务赋予他权利，还是权利强加给他义务。按照康德的说法，被赋予这种定义的公民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约束对象。这里，公民，也就是人民，总体上是享有崇高尊严的。这就是理论上的民主：它称赞自由，要求平等；它通过不断提醒这对姐妹不要忘记姐妹关系，通过把友爱提升到高于一切的地位，来调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共和政体的格言表明，第三个术语，也就是友爱，可以调解两位素不相识的人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因此，友爱是调解人类关系的本质因素。由此可见，有了友爱这一本质因素，我们就可以说，民主的实质是给人类带来福音，爱是它的动力源泉。
我们可以到卢梭的精神中寻找到民主的源头，到康德的著作中寻找到民主的哲学原理；我们还可以在卢梭和康德那里，找到民主的宗教基础。我们知道，康德的思想主要得益于他的虔信主义，而卢梭的精神则主要得益于新教与天主教的相互作用。曾作为1791年法国《人权宣言》效仿样板的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实际上喊出了清教徒心声：“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民主的形式有时是模糊不清或难以界定的，由此也导致一些人对民主持反对意见。这些人对民主持反对意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原初宗教的性质产生了误解。当未来向着各种各样的进步敞开大门时，尤其是当未来向各种新条件的创造敞开大门时，我们怎么可能要求给出自由和平等的确切定义呢？在未来创造的各种新条件下，自由和民主可以实现的形式，今天可能是无法实现的，或许有些形式今天还只停留在概念层面上。
人们只能发现自由和民主形式的大致轮廓，其内涵将伴随人与人之间友爱关系的加强而得到提升。正如这句拉丁文格言所说：“你若有爱，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吧。”非民主的社会希望其民主形式的格言与民主社会是逐字对应的：“权威、等级、稳固。”这的确是民主的本质特征。当然，这只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或者为人类指明前进方向的路标。首先，这种民主精神为世界带来了对既有社会秩序最强烈的反抗意识。人权宣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社会弊端的强烈挑战。民主的主要目标是结束一切令人难以忍受的压迫和折磨。爱弥尔·法格伊特（Emile Faguet）在向三级会议提交的备忘录中，对劳苦大众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了详细总结。他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曾经写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不是为了要求自由和平等，而是因为“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即将被饿死的边缘”。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我们就要解释，为什么在那一特定时刻，人们突然猛醒，不再继续等待着被饿死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如果人们要说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标的话，它就是彻底砸碎旧世界。
通常情况下，产生某种观念的意图与这种观念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像箭头所指向的方向和目标与箭头之间要存在一定的距离一样。民主的规则或格言首先被明确解释为一种反抗意识，这一规则或格言也道出了民主的起源。人们发现，利用民主的规则或格言，可以非常方便地对社会不公进行反抗和拒斥，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推翻落后的旧制度。但这些规则或格言很难对人们的具体行为给出积极明确的指示。最重要的是，由于这些规则或格言最初都是些绝对理念并带有传播福音的色彩，人们必须把它们转换为纯粹与道德相关的术语或普遍适用的术语，它们才能对指导人们的行为真正发挥作用。这种转换带来的危险是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始终不够。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一一记录人们对民主的反对意见，更没有必要对这些反对意见一一做出回答。我们只是想表明，在民主的氛围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向着与自然力量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进。
自然社会与战争
我们已经指出了自然社会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综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它的整体面貌。当然，自然社会的这一整体面貌是很难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以自我为中心、具有凝聚力、等级制度、长官的绝对权威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较强的组织纪律性。这当然也是杀敌制胜必不可少的战斗精神。那么，自然会驱使人类爆发战争吗？我们再次强调，如果“驱使”指的是做出某一特有决定的能力的话，那么自然不会驱使任何事情发生。但是，如果自然不能对产生于动物的肢体结构、并使这一结构得到扩展的态度趋向和运动轨迹的大致轮廓进行规划的话，它就无法创设一种动物物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也会驱使人们爆发战争。自然还赋予人类制造工具的理智。自然不是像对待大量的动物物种那样，直接为人类提供各种生活工具，而是希望人类自己具备制造工具的能力。这样，不论人类什么时候使用工具，他都是工具的主人。由于工具是脱离人类而单独存在的，它们就可以被拿走。相比较而言，直接获取现成的工具比自己制造工具要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工具要用于某种特定职业的生产活动，如用于猎取动物或捕捉鱼类。人类所属的某一社会群体可以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选择固定于森林、湖泊、河流；另一社会群体可能会认为，在某一固定地点居住和生活比四处漂泊流浪更加方便。
既然群体之间对生活的选择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他们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争执了。我们已经讨论过到森林里狩猎和到湖泊里捕鱼等问题。也可能会出现因田地的耕种、对妇女的抢夺、对奴隶的掠取等引发的矛盾和争执。但是不论他们掠取到什么东西，也不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战争的根源只能在于对生活物质的个人或集体占有。由于人类的结构注定了他的占有本性，战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实际上，人类的战争本能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我们绞尽脑汁地透过文明的表层而深入探寻自然的奥秘时，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人类的战争本能。我们都知道，小男孩都喜欢玩打仗游戏。他们的头部可能整天被打得到处是伤疤，但是他们因为自己也能把别人的头打得到处是伤疤而感到满足。所以，人们这样说是恰当的：儿童时代的打仗游戏是自然有意为人类安排的准备性训练。这样，他们长大成人后就可以应对随时到来的战争了。但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一些的研究，我们可以共同看一下历史记载中，作为这种准备性训练或游戏的大多数战争。
当我们考虑到引发大量这类训练或游戏的动机都毫无实际意义时，我们想起了马丽恩·德洛姆（Marion Delorme）所描述的场面：两位决斗者拼死用剑刺穿对方身体，而且一直拼杀几个回合，“不为任何目的，只是好玩而已”；我们同样想起了布赖斯法官（Lord Bryce）所描述的那位爱尔兰人：每当在街道上看到两个人在互相打斗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问：“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吗？需要有人参与进来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导致整个种族灭绝的决定性战争与一些偶然性摩擦或争斗相提并论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导致种族灭绝的战争可以对后者，即偶然性的摩擦或争斗原因做出解释：人类的战争本能是必然存在的。由于战争本能的存在是为了应对突发性野蛮战争，我们也可称之为自然战争；为了防止刀叉长期入库造成锈蚀，人们便偶尔人为引发一些战争，通过不断的交火，确保宝刀不老。那么，我们想象一下，一旦战争爆发，人们的参与热情将会是多么高涨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无疑是人类对于战争恐惧的一种防御性反应，也是人们作战勇气的一种本能激发。但是也有一种情绪认为，人生来就要不断地冒险，不断面临生死考验。在这些人看来，和平只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间歇。
不过，战争的狂热很快就会消失，因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太令人难以忍受了。但如果暂时不考虑上一次战争，不考虑它给人类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人们会感到非常奇怪：在和平时期，人们竟然很快会把战争曾经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忘记得一干二净。有人断言，女子被赋予了一种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很快会促使她忘却分娩时候的痛苦。当然，对这种痛苦的完整记忆也可能阻止她再一次怀胎生育。实际上，在应对战争的恐惧方面，也存在一种与女子忘却阵痛一样的机制。尤其是在新建立的国家中，这种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在这方面，自然采取了更进一步的防范措施。她在外国人和我们本国人之间巧妙地编织了一层无知、偏见和歧视的面纱。难怪我们对于自己从未到过的国家一无所知。但是，既然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就要对这样一个事实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还要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国家进行批评，而且几乎总是对它进行敌视性的抨击。任何在国外生活和居住过，并试图鼓励自己的同胞也产生我们所说的国外“心态”的人，都会遭到一种本能的抵抗。但是所到国家距离自己祖国越是遥远，他遭遇到的抵抗程度反而越不会强烈。恰恰相反，他遭受的阻力大小与两个国家之间距离的远近成反比。越是我们最有机会见到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想见他们。
自然不可能让每一个外国人都成为我们的虚拟敌人。因为虽然我们与外国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不一定促使我们之间产生同情心，但这至少会阻止我们之间产生怨恨和敌意。在法德战争期间，也发生过这类的典型事例。有一位德国教授和所有其他法国人一样热爱法国，一样随时准备为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一样奋勇反抗德国。但这位德国教授的爱国心和我们法国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内心某个角落肯定还会有所保留，有所与众不同。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学充分了解，他就不可能完全成为这个民族的敌人。当我们要求教育为国际间的了解铺平道路时，必须牢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尽可能通过吸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知识和文明传统来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而掌握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他就可以立刻摆脱自己内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一般性偏见。这些偏见是由自然为他预设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些潜在偏见的外在后果或影响进行详细阐释。我们只是想说，这两句意思相反的拉丁文格言实际上是很容易调和的：“人与人之间互为上帝”与“人与人之间互为豺狼”。当我们引述第一句时，一般会想到自己的同胞，而第二句则通常用来指外国人。
我们曾经说过，除了一些偶发性的战争以外，人类中间还存在一些必然性战争。人类的战争本能显然就是针对这些必然性战争的，这些战争包括我们所处时代发生的众多大规模冲突。战争的目标，距“为征服而征服”已经渐行渐远了。人们不再因为自尊心、威望、荣耀等受到伤害而发动战争了。现在人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摆脱饥饿。因此，有人宣称，战争的实际目的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低于这一生活水准，人的生命就失去了价值。授权有一定限量的、经过选拔的士兵代表国家参战的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类似于角斗的小规模冲突也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战争一旦爆发，就是全民参战，举国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有些类似于早期游牧部落之间的交战，只是战争所使用的武器都是现代文明所铸造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的杀戮给人造成的恐慌是古人无法想象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交战双方中的一方通过自己掌握的秘密反击策略可以对敌方实行种族灭绝；被灭绝的国家或民族将永远在地球上消失。
既然如此，事物是否会完全依照这种自然规律发展呢？幸运的是，一些非凡人物介入到世界事务中来，我们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人类的救星。像所有伟大的乐观主义者一样，他们当初把人类有待解决的问题全部视为是可以解决的。他们成立了国际联盟。现在看来，国际联盟已经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因为消除人类战争的困难甚至远远大于多数坚持战争不可消除这一观点的人的预想。尽管坚持战争不可消除观点的人属于悲观主义者，但是有一点他们和乐观主义者持有相同的意见，即双方都认为，处于战争边缘的两个民族所遭遇的情形和即将发生争执的两个人所遇到的情形是非常类似的。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两种情形的不同之处只是表现在，人们绝不可能迫使前者也像后者一样，把双方之间的争议提交到法庭解决，并服从法庭的裁定。
但是，两者之间实际上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使有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武装力量供国际联盟来支配（即使这样，桀骜不驯的国家在充分利用其原初冲动方面仍然可以超过国际联盟；即使这样，科学发现的不可预见性将使国际联盟所组织的抵抗力量的性质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它照样会遭遇到文明这层外衣下面所掩盖的人类根深蒂固的战争本能。而提请法官解决争议的两个个体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是因为他们隐隐约约地受到了封闭式社会固有的本能原则的鼓动和支持。两者之间的争吵可能暂时扰乱和影响了双方的正常地位。他们的这种地位已经被完整地融入社会之中了。但是，就像钟摆迟早要回归到下垂状态一样，他们还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因此，消除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困难远远大于解决两个人之间的争执。然而，我们为克服这些困难而进行一些尝试和努力是不是都会白费呢？
战争与工业时代
我们认为人类为克服各种困难而付出一些尝试和努力不会白费。我们当前的努力目标是研究道德和宗教的根源。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我们可以停留在这些已经得出的结论上。但是，由于我们得出这些结论的根据在于封闭式社会和开放式社会之间的明显区分，由于我们认为正在走向开放的社会里仍然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封闭式社会的一些倾向，由于所有这些本能原则在最初的时候都会向战争本能聚集，我们必须质问，人的原始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被抑制或回避的。通过认真仔细地思考和研究，我们必须对这一看起来非常自然的问题给出回答。
因为，尽管战争本能是单独存在的，它仍然与理性动机密切相关。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动机也会发生重大改变。随着战争变得越来越可怕，发动战争的动机也趋于微弱。上一次大战 [1] 是工业文明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人类注定还会发动更多战争的话，我们可以隐约预感到，未来战争必然也会与工业文明的典型特征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为现代冲突勾勒一个简单化、程式化的轮廓的话，我们应当首先把现代国家设想为完全由农业人口组成的。这些人口主要以农业为生；我们可以假定他们生产的粮食正好足以维持正常生存。当土地的产量增加时，人均获得粮食的份额也应当相应增加。到目前为止，粮食产量与人口之间的比例分配还算正常。但是，如果出现严重的人口过剩，如果这些过剩的人口拒绝向国外流动，或者由于其他国家向外来人口关闭了国门，那么，这些过剩人口到哪里获取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呢？这就要求工业来改变这一现状。过剩人口可以成为工厂的工人。如果本国不具备生产工业产品所需要的机器动力、钢铁或原材料，它就必须从国外借进，然后再清偿债务。
它还可以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工业品来获取国内生产无法满足的食品。这样，工厂工人实际上就变成了“内部移民”。其他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岗位，这就类似于他们被安置在这个国家的边界线以内，从事生产制造工作。这样的国家更希望他们待在本国内生产这些所需产品，而他们自己或许同样更喜欢这样做。但这批人的生产和生活却完全依赖于国外了。如果这些国家不再接受他们生产的产品或不再为他们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料，他们将被迫饿死——除非他们下定决心，带领整个国家去国外掠夺这些国家拒绝提供的食品或原料。这就意味着战争的来临。不用说，事情的发生绝对不会如此简单。在被饿死的危险还没有到来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如果自己不能过舒适、愉快、奢华的生活，人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全国的工业生产只能使国民勉强维持生存，如果工业生产不能为国民创造富足的生活，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工业生产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良好的港口和殖民地等资源，它就会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所有这些都可以引发战争。但是，我们对这一轮廓的详细追溯强调，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市场的关闭、燃料和原材料的中断。
消除这些原因或缓解它们造成的影响及后果就成为国际组织的主要任务，这类国际组织把消除战争作为其首要目标。其中最严峻的问题是人口过剩。像法国这样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国家，毫无疑问，政府应当鼓励人口的增加。某一位曾经最强烈反对国家干预政策的法国经济学家曾经要求，对于拥有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每增加一个孩子，政府都应当给予相应补贴。那么，反过来，在人口过剩的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每额外生育一个孩子，便在一定程度上课以重税呢？国家有权对人口问题进行干预，有权确定人口的亲子关系。简单地说，国家有权采取对于其他情况来说看似管理过细，干预过分的措施来控制人口。因为人们希望国家以法律保证全国的食品供给，所以，国家就必须对人口的出生进行干预和控制。我们已经认识到，规定一个官方的人口限制数额是极其困难的。即使规定一个弹性数字，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如果要给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大致框架，我们只能指出，问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难以解决。能力更强的执法人员可能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欧洲已经出现了人口过剩问题，世界其他地方很快也会遭遇人口过剩问题。人类的劳动已经开始走向“理性化”轨道，如果人类的自然繁殖不能同样趋于“理性化”，人类就只能诉诸战争来解决问题了。完全依赖于本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当古代神话故事让爱神与战神结合在一起时，它就认识到了完全依赖于本能的危险性。如果人们让爱神维纳斯自行其是，她就会把战神马尔斯带到你面前。所以，人们永远也无法逃脱管制（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词，但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几乎同样严重的问题发生时，例如，当原材料的分配、几乎毫无限制的产品流动、双方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需求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的公正处理等问题发生时，人们又如何应对呢？认为某一国际性机构在无权干涉各国法律甚至无权干涉各国政府管理的条件下，可以维护世界的永久性和平，是非常危险的错误。如果人们愿意维护国家主权原则，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当这一原则被用来处理具体国际事务时，它肯定会被削弱。我们一再强调，如果多数人下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些困难，并认清为了消除战争，我们必须放弃哪些利益。
那么，难道我们不能缩短一下克服这些困难的漫漫路程，甚至把这些问题一揽子解决，而不是逐一进行交涉和谈判吗？我们先把人口这一主要问题搁置一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人口问题都应当在单独的框架内解决。但其他问题则主要是由工业社会迅速膨胀以来，人类生存趋向的改变引发的。我们要求物质生活的舒适、温馨、奢华；我们开始追求自我享乐。如果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清心寡欲，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形呢？神秘主义无疑是发生重大道德变革的根源。人类似乎越来越远离神秘主义了。但是谁又能说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上一章的论述过程中，我们曾设想我们已经看清了西方神秘主义与其工业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每个人都似乎认为，距离现在最近的未来社会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工业生产的组织以及工业生产所要求或接纳的条件。我们已经知道，国际和平问题可能就取决于各国工业发展；国内和平问题实际上也同样取决于工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要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还是可以生活在希望和憧憬之中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工业主义和机械化必然会为人类带来福音。但今天，有人正准备把工业主义和机械化使人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全部堆积在它的大门口。
有人说，人类从来未像今天这样渴望幸福、奢华和财富。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驱使人类越来越疯狂地满足自己最卑微的生活欲望。实际情况也许就是如此吧，但我们最好还是回到冲动的根源上来。如果生命冲动非常强烈，最初时刻很小的一点偏差，就足以导致预定目标和实际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当像关注生命冲动那样，把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两者之间的差距上。的确，事物的任何发展变化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发的。只有当人类全身心投入变革时，变革才会真正发生。但人类可能已经为变革的发生准备好了充分的条件或手段；或许他比自己所预想的更接近变革目标。既然我们已经对工业主义进行了抨击和指控，我们就更详尽地来研究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权当这是本书的结语吧。
[1] 译者注：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进化趋向
人们经常讨论历史的兴衰和变迁。任何一种持久的行为作用都会引发一种反向作用力。然后，新的行为过程又开始了，钟摆又开始持续不断地来回摆动。的确，在这种情况下，钟摆是具有记忆功能的。钟摆由两侧回归原位和由原位开始向外摆动时的情形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它在回归时，已经经历了由原位向外摆动的过程，因而经验更丰富了。这就是人们偶尔使用的螺旋运动形象或许比钟摆的摆动这一比喻更恰当的原因。实际上，对于社会变迁来说，还存在各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原因，我们也许会先验地把它们预测为这些影响造成的结果。人们长期享有自己曾热切追求的优势地位也会造成内心的疲劳和麻木。优势地位的承诺不可能完全兑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弊端也可能会随时暴露出来。最终人们感到，已经被抛弃的一切似乎又突然变得那么可爱，那么引人注目。因此，人们内心产生一股强烈愿望，自己必须重新回到过去的美好生活中。这种回归过去的愿望主要产生于正在兴起的几代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去的苦难，因而也不会想到要彻底与过去决裂。而做父母的则庆幸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他们以前付出的昂贵代价换取的。孩子们则像对待每天呼吸到的空气一样，对这些毫不在意。另外，他们敏锐地发觉了今天所谓优越的生活消极可憎的一面。这恰恰与父辈们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获得的优裕生活截然对立。
因此，年轻一代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现象是现代国家的典型特征。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不是历史的宿命造成的，而是因为，代议制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要把为公众提供发表不满言论的渠道作为其工作目标的一部分。如果当政者工作业绩突出，他们只能得到公众的适度赞扬；但如果他们的工作哪怕出现丝毫闪失，也会留下不良记录。政府所有的过错都会被公众记录保存下来。当这些不良记录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政府倒台。如果存在两个对立的政党，而且只有两个，游戏就可以顺利地按规则进行下去。每一个政党都有机会上台执政，并确立一些权威性原则。这些原则在该政党下野期间仍然会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它们被反对党接纳和利用。实际上，反对党如果明智的话，它将从执政党制定这些原则的经验中获益。它可以对执政党的思想内涵，甚至其原则意义进行适当的修改。因此，尽管钟摆仍旧会从垂直位置向两侧摆动，甚至说，正因为钟摆仍旧会从垂直位置向两侧摆动，只要人们对其给予关注，进步与发展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钟摆在左右两端之间的摆动，是由某些非常简单的社会策略或某些非常明显的个人趋向造成的。它不是由位于特定变化原因之上的最高需要造成的，也不是由通常支配人类活动的最高需要造成的。那么，到底存在这样一种最高需要吗？
“二分法”与“双重疯狂”
我们不相信历史的宿命。如果应对及时，所有的障碍都可以通过充分激发和调动人的意志品质而被攻破。因此，没有不可逾越的历史法则。但是，还有生物法则在起作用。由于人类活动部分地受自然的驱使，在这一点上，人类社会必须服从生物法则。如果组织有序的世界进化是按照某些法则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进化是借助某些力量的作用进行的，那么，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心理进化就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生活习惯。
我们曾经表明，生命冲动的本质在于它的发展过程是呈扇形向外扩散的。事实上，它可以向周围不同的方向发展，每一个方向都可以被传递一部分生命冲动。我们可以补充说，这一规律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只是表明，趋向是一种难以判明的多重前进推力。而且，只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下回顾，只要我们对其原有特征的各种看法足以使我们根据它的实际发展因素，来对它进行重构，我们就会更清楚地发现，这一前进推力是多么难以判明，多么复杂多样。如果我们想象，橙色是世界上出现的唯一颜色，那么，它是否可能是由黄色和红色合成的呢？显然不是。但是，当黄色和红色依次产生以后，它就可以由这两种颜色合成了。从那一刻起，原有的橙色就可以从红色和黄色这一双重视角来看待了。如果通过想象，我们假定，黄色和红色是通过对橙色的强化而出现的，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所谓扇形扩展的事例。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想象和对比。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不要附带任何人为修饰或改编的观念来审视生活。有些心理学家把意志行为视为一种综合反射；其他心理学家则往往发现，在这一反射过程中，意志受到了削弱。实际情况是，这些反射和自动行为可能蕴涵着关于不可分割的原初行为的两种观点。实际上，这一原初行为不属于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当它借助这两种观点来对自己的行为过程进行回溯时，突然就同时属于这两种观点了。我们可以说出众多与此相同的情况，如本能与理智、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以及其他成对出现的相互区分、又相互补充的趋向。只有在生命的总体进化过程中，由这类对分过程产生的趋向才会存在于相互区分的物种当中。它们开始单独地在世界中探寻自己未来的命运。它们所呈现出的实际形态不允许它们重新结合在一起，把比原来更强烈、更复杂、更全面进化的原初趋向带回原来的状态。但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进化过程并非如此。产生于对分过程的各种趋向可以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社会中得到发展。
通常情况下，它们应当依次连续发展。如果两种趋向同时出现，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其中一个必须首先发展。我们一般应尽可能把第一种趋向向前推进一步。然后，借助第一种趋向进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我们再回过头来处理被暂时搁置下来的另一种趋向。现在，轮到第二种趋向发展了，第一种就会暂时被忽视。我们发展第二种趋向的新一轮努力将持续进行下去，直到在所获得的新经验的支持下，这一发展得到巩固和加强为止。这时，我们再一次回头处理第一种趋向的发展问题，而且把它再向前推进一步。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我只全力以赴发展这两种趋向中的一种，由于只有一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往往会说，只有这一种趋向是积极的，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它的否定。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事物的话，另一种趋向实际就成了它的对立面。那么，人们就会说，进步与发展的原因在于，相互对立的两种趋向之间存在着摆动和过渡。而且，摆动和过渡的具体情形不会完全一样。等钟摆恢复到原位时，这两种趋向已经获得了新的发展。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实际情况也大抵如此。
甚至在有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正确的分析判断方法。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摆动或过渡状态。当某一有利的趋向只有在与其相对立的趋向的作用下，才能获得适度平衡时，它就属于这类情形。这时，对立趋向实际上发挥了有利的平衡作用。因此，比较明智的方式似乎是，两种趋向之间相互协作。第一种趋向可以在需要时随时介入；当第二种趋向发现第一种趋向干预得有些过分，有适得其反的危险时，便立即阻止它继续干预。不幸的是，人们很难说清，干预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过分或危险的。有时，干预作用超过了表面上看起来的合理限度，反而导致了新条件的产生，甚至创造一种排除危险的新形势，同时使积极有利的趋向得到加强。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总体性趋向尤其符合这种情况。社会发展持续的时间必然超过若干代人。人的理智无法说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甚至一位超人的理智也无法说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因为，不断运动变化的行为将产生它自己的发展路线，并在很大程度上创造这一行为得以实施的条件。因而，这将挫败人们事先进行的任何深思熟虑的思考和算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盲目地向前走得越来越远，结果不得不在危险的边缘停顿下来；另一种与之对立的趋向则乘虚而入。反过来，它也独自奋力向前推进。如果我们把第一种趋向称为作用力的话，那么这一趋向就可以被称为反作用力。由于当这两种相反的趋向同时前进时，它们会相互中和；由于它们在某种不可分割的原始趋向中的解释就是对中和的定义，它们同时占用了所有的发展空间这一事实便使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趋向被赋予生命冲动。在生命冲动的作用下，它们将奋力前进。同时，它们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也将被一一攻破。这种不顾一切的奋力前冲，非常类似于疯狂状态。在自由的领域里，我们不能过于夸张地使用“法则”这个词。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表示很强的规律性的重要事实时，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这个术语了。我们可以把下列这一法则称为“两分法”或“对分法”：它显然是通过把事物的发展趋向分成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两个部分，而使这两种趋向顺利实现发展和进步。我们可以说，最初，这些趋向只不过是同一种趋向的两种精确形象的观点表达。
我们提议把这种必然性要求命名为“双重疯狂法则”，这一法则将产生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向。当原始趋向被分成两种对立趋向，向其最终目标努力时，这一“双重疯狂法则”就开始存在了——似乎存在这样一个最终目标。同样令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简单趋向进行两分法处理，通过保持推动力与阻力的同时存在，来使它循规蹈矩地发展，难道它不会更顺利地发展吗？这里所说的阻力，显然是一种反向的冲力，但它是虚拟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这样的话，也不会有陷入荒谬的危险了，还可以确保避免灾难。但是，这样将无法最大限度地保证质和量上的创造性。所以我们必须沿着一个方向坚持到最后，去发现它能创造的一切。当沿着这一方向无法继续前进时，我们可以借助已经取得的经验，回过头来，再沿着被暂时搁置的趋向前进。无疑，从外观上看，这些往复运动似乎表现出两种趋向的对立原则，似乎是一种趋向试图阻挠另一种趋向时受挫，是第二种趋向的彻底失败，也是第一种趋向的报复结果。人们总是喜欢这类戏剧性场面。人类特别热衷于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选取那些以两个政党、两个社会或两种原则之间的争斗为典型特征的事件。争斗的最终结果是双方轮流取胜。但是，这种斗争只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浅层表现。事实是，如果允许两种不同观点并存的趋向，把这两种可能性变成推动它前进的实际行为，每一方都会迅速向前跨越，单独占据一切可以利用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发生的一切，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只有这种容纳两种不同观点的趋向才能最大限度地在质和量上得到充分发展。如果我们可以提及原始趋向的内涵的话，只有这样，它的内涵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说清原始趋向的内涵里到底能流淌出什么。甚至原始趋向本身如果获得理智的话，它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内涵里到底能流淌出什么。或许原始趋向的内涵可以驱使人们努力前进，并取得令人惊讶的结果。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也许就是这样吧。自然界为人类上演的各种争斗与其说显示了人类的好斗本性，还不如说揭示了人类的好奇心。正是当这种趋向效仿自然时，正是当它产生原始冲动时，人类的进步才能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并遵守我们所论述的各种法则。当然，我们说，它也不可能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则。现在，到了我们结束这一漫长插叙的时候了。我们只来说明一下我们所论述的两个法则如何在上述情况中加以运用。
我们在讨论人们对于生活舒适和奢华的关注，显然已经变成人类关注的主要话题。当我们思考对现代生活的关注如何使人的发明创造精神得到发展时，当我们认识到如此众多的科学发明都是对现代科学的运用所产生的结果时，当我们认识到科学的界限注定会得到无限延伸时，我们禁不住相信，人类沿着同一个方向的进步必定是永无止境的。实际上，新的发明创造在不断满足人类的已有需求。但是，人类因此而获得的满足感却从来没有促使人类就此停止前进的脚步。新的需求在不断产生，而且需求程度同样的迫切，需求种类同样的与日俱增。我们看到，人们谋求现代生活的竞赛愈演愈烈，赛场的跑道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密。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追逐现代生活的狂热场面。
但是，难道这样的场面不会使我们眼界大开吗？难道不存在被这种狂热所继承的另一种狂热，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吗？如果存在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狂热实际上是对它的前进运动的必要补充。事实上，从16世纪或15世纪以来，人类才似乎萌生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在整个中世纪，禁欲主义理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我们没有必要对其造成的过分夸张进行回顾。它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有人或许会说，禁欲主义仅限于在极少数人中流行，这也是事实。但是，就像神秘主义一样，少数享有殊荣的禁欲主义是由宗教推行的。因此，真正专一的禁欲主义无疑属于例外。在普通民众这里，这种禁欲主义一般会逐渐减弱为对日常存在条件的冷漠。对他们来说，好像全然不存在舒适生活这类概念。这的确令我们感到惊讶。富有和贫穷是一种自然存在状态，没有我们视之为必备的产品盈余。有人指出，如果领主比佃农生活得更好一些的话，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他享有的食物更多一些。否则的话，领主和佃农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这里，我们所面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这两种趋向彼此相继，而且都表现出疯狂的状态。我们可以假定，这两种趋向对应于来自原始趋向的两种相互对立位置的各自聚焦。这样，这一原始趋向就可以通过自身，使它的能力范围所涉及的一切事物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发展，甚至使它们得到超越极限的发展。事物可以沿着两条道路交替发展。从一条道路的发展中获得的经验可以被带回到另一条道路，以促进它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摆动与进步，通过两种趋向之间的舞动获得进步。在长期经历了日益复杂的生活以后，我们都会期望回归简朴的生活。这种回归显然不是确定不变的。正是因为人类的未来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它就充斥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如果说位于我们面前的只是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审视的可能性或概率的话，对于过去，我们却不能这样说。我们刚刚指出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源于同一种原初趋向。
回归简朴生活
如果这样的话，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人们回归简单生活是完全可能的。科学本身就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鉴于物理和化学可以帮助我们满足自己的需要，并鼓励我们不断扩大和增加自己的需要，我们就可以想象，生理学和医学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揭示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无节制地增加所带来的一切危险，和伴随着绝大多数需求的满足而来的一切绝望。我非常喜欢一盘已经烹饪好的肉食美味。但对一位素食主义者来说，尽管他过去和我一样喜欢肉食，现在他一看到肉食可能就会恶心。人们可能会说，我们两人都是正确的，食物的味道和颜色一样，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或许我会不由自主地发现，这位素食主义者完全相信自己不会再回到以前的肉食习惯中了，而我却几乎不敢确定我会一直喜欢肉食。他已经历过肉食和素食两种饮食习惯，而我却一直坚持肉食这一种习惯。如果他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肉食上，他的厌恶和排斥感会更加强烈，而我对肉食的满足也主要是因为对它的注意。但是，我如果对它给予强烈关注，这种满足感也可能会变成聚光灯下的一线微弱之光。但是我确实相信，如果有确定的实验证明，我这样爱吃肉食直接等于慢性服毒自杀，我喜爱肉食的习惯可能会立即消失。实际上，这种实验结果并不是不可能出现。 [1]
我上学时学到，食物的成分和人体器官对能量摄入的需求已经为人们所知，而且由此，人们可以推断出维持生命所需的充分、必要的食物摄入量。当先生听说这种化学分析没有把“维他命”的含量要求也考虑在内时，他一定会是非常惊讶的。因为食物中的“维他命”含量是维持人体健康所必需的成分。人们或许会发现，众多医学科学尚无法治愈的顽疾的间接根源，就在于我们毫无察觉的一些营养缺陷。现在唯一确定的人类摄取所需营养的手段，就是直接食用未经任何加工的天然食物，或许不经过烹制的食物会更好（天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里，对于获得性习惯可以遗传这一观点的信奉又一次给人造成了危害。人们一般认为，人类的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习性，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像原始人那样摄取食物。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我们早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把人类的一些天然习性蛰伏起来了；到中年时期，我们要想再把这些习性重新唤醒，是很困难的，这的确是事实。但如果说我们生来就被改变了习性，这几乎是不成立的。即使我们的胃已经不同于我们的史前祖先的胃了，这种差异也不仅仅是由于人类自古以来染上的生活习性造成的。
用不了多久，科学将为我们揭示和阐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假定科学可以按照我们所预料的方式来揭示和阐明这些问题：人类食品供给结构的改变将对工业、贸易、农业等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所有这些产业都会因生活的简单化而被大大简缩。那么，人类的其他需求会是什么情形呢？人类在繁殖后代方面的要求还必然会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顺其自然的话，繁殖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围绕着某种被视为原始本性的粗野下流感受，上演了五花八门的生活变奏曲。演奏方式变化如此快捷，以至于任何物体一旦触及某一琴键，都会引发强烈刺耳的声音。于是，人的感官不断地被各种想象所激发。性的诱惑始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基调。在这方面，科学同样有发言权。总有一天，它会清楚地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而且所有的人都必须认真倾听：人类如此寻欢作乐的话，世上将不会再有真正的享乐和幸福。妇女将急切地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因为，她们要真正积极地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视为一种工具，在音乐家琴弦的指挥下，被动地发出微弱的颤音。
如果这种改变真的发生，人类生活将变得更加简朴、更加富有意义。过去女子为了取悦男子，反过来说，也是为了取悦自己而购买高档奢侈品的需求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余。生活浪费将大大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和攀比也将大大减少。尽管奢侈、享乐和舒适之间的联系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这样密切，三者之间实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是我们人为地为它们分出了等级。人人都想从舒适一步步上升到奢侈。当我们确保享有舒适后，我们还想在舒适的上面再加盖一层享乐；位于最顶层的就是奢侈。但这只是一种纯粹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分析。这一分析认为，我们的感受和它所指的具体目标是相对应的。由于奢侈的花费要高于简单方便的生活，享乐的花费要高于舒适，所以人们认为，它们应当与某种相应的欲望保持同步。天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欲望！实际情况是，我们通常为了获取奢侈的生活，才想得到舒适，因为当我们缺少舒适时，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种奢侈；还因为我们想效仿那些能够买得起奢侈品的人，我们要与他们平起平坐。
因此，首要的问题是人的自负心理。只是因为有些美味食品价格昂贵，人们就对它们趋之若鹜！一些所谓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可以不惜花费几年的努力，到国外去购买香料。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极其危险的条件下，这竟然成了人们远航的最终目标；成千上万人竟然为此付出了性命；人们所付出的巨大勇气、精力和冒险精神竟然主要是为了寻找生姜、丁香、胡椒和桂皮。新大陆只不过是人们这些冒险活动中的偶然发现而已。如果它们可以像今天这样在任何一个角落的日用品商店中，花几个便士就可买到，谁还会为得到这些香味持久的调味品而冒如此大的风险呢？当道德家阅读过有关上述事实的资料后，他们能不感到沮丧吗？
但是，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些事实中也蕴涵着给人带来希望的因素。永不停息地追求个人舒适、追逐个人享乐、毫无节制地追寻个人奢侈等，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对人类未来充满了无限焦虑。由于人们似乎可以从中得到切实可靠的满足感，这一切看起来就像被人们疯狂吹起来的气球。然而，一旦气体被突然放出，一切都将化为泡影。我们知道，一种疯狂状态可以引起另一种疯狂状态与之对应。尤其是，今天的情况与过去情况的鲜明对照，对我们来说，可以成为一种警示：我们要慎重对待表面上看起来持久，实际上却瞬间即逝的“香味”。由于今天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拥有汽车，让我们想一下汽车可为我们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方便，欣赏一下机械动力的神奇力量，憧憬一下汽车的数量无限增加并遍及人类需求的所有领域时的情形！但是我们心里应当想到，不久以后，这些汽车可能就会像某种过时的设备或供人“炫耀”的物品，很少有人问津了。不过，人们不可能完全忽视汽车的作用。我们也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汽车未来的命运不至于像今天的丁香和桂皮一样完全失去往日风光。
机械化的真正使命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问题上来。我们前面引用了机器的发明造成人类对奢侈生活的狂热追求这一典型事例。许多人认为，总体而言，机器的发明导致了人类对奢侈享乐生活的追求，尤其是对纯粹舒适生活的追求。而且，如果人们普遍承认，人类的物质需求将继续无限增加，而且将变得更加迫切，这是因为，人类一旦开始走向机械发明的道路，他就似乎没有理由放弃这一道路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科学越是发达，科学发现就越能更多地向人们暗示发明创造的线索。在多数情况下，从理论到应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既然科学无法停止发展的脚步，它看起来的确好像能够永无止境地满足人类过去的需求，并不断创造出更多新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发明创造精神是否有必要创造一些人为需求，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人为需求在引导人们的发明创造精神。
第二种假设实现的可能性更大。它已经被有关机械化起源问题的最新研究所证实。人们回想到这样一种事实：人们似乎总是在发明机器；古人似乎也有杰出的发明表现出来；许多巧妙的机械装置早在现代科学开始发展以前就被人类想到了。后来，人们同样独立发明了不少比较巧妙的机械装置。即使在今天，一位没有接受过任何科学文化教育的工匠，也可以独自想出甚至一些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各种改进机械装置的方案。机械发明是一种自然天赋。毫无疑问，只要机械发明仅局限在利用人力、风力或水力等实际有形的自然力量，它的效果就十分有限。只有当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释放过程，充分利用自然界中的潜在能量时，机器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率。自然界中的这些潜在能量已经积存了几百万年了。这些能量来源于太阳、积淀在煤层、石油等矿藏之中。蒸汽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发明的。我们知道，这一发明并不是理论研究的成果。我们还要急于补充的是，人类在机械发明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初是非常缓慢的。但一旦借助于科学的力量，机械发明就像插上了翅膀，充分展示出它在人类发展中所占的巨大分量。同样一个正确的事实是，只要人类的机械发明精神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它就只能局限在狭窄的河道内缓慢发展，两岸有堤坝阻挡。但当人们的机械发明精神与科学相结合时，它就可以得到无限发展。但机械发明精神与科学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必要时，这种机械发明精神还可以独立于科学而发展。同样的道理，我们有罗讷河注入日内瓦湖。河水显然将汇入湖水之中。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河水离开湖水再流到其他地方时，它会继续独立地保持河流的状态。
正像某些人的认识倾向一样，科学并没有通过自身的发展，把日益增多的人为需要强加给人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类将成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实体，因为科学发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事实是，科学只不过提供了人类要求它提供的一切。在这方面，科学从来没有采取过主动行为。人类的发明创造精神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总是为了人类的最大利益。它使人类产生了大量新的需求，却并没有努力确保大多数人的已有要求得到满足，当然更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已有要求。说得更清楚一些：尽管人类的发明创造精神并没有忽视人的基本需求，但它过分关注人的过剩需求。有人说，基本需要和过剩需求这两个术语很难有明确的定义。对一些人来说属于过剩需求的奢侈品，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基本需求。的确，对这两个术语进行精确细致的区分可能很容易让人不知所措。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暂时搁置一下这两个术语的细微差别，而从宏观概括的角度来区分它们。地球上仍有几百万人食不果腹，有些人只能眼睁睁地被饿死。如果耕地的产量能更高些，人们吃不饱饭 [1] 或被饿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所谓产品过剩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如果说，在这方面，人们要追究机械化的罪责的话，那是因为，机械化没有尽最大努力帮助农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农业机械化政策和措施，而且这些政策和措施正在被广泛地运用和实施。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机械化所采取的一切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科学技术为此所采取的一切增加土地产量的手段，却收效甚微。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是农业养活了地球上的人类，农业应当主导所有其他产业；在任何情况下，农业都应当是人们最关注的产业。一般而言，工业无须担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求这样的问题。它只需要符合公众的消费偏好，按照产品销售状况来考虑生产的组织安排。正如我们前面表述的，我们希望看到，有一种理智，能对所有的产业进行有组织的集中安排。它能够妥善协调工农业生产，给予机械化生产合适的产业地位。也就是说，它能够使机械化生产最大限度地为人类造福。因此，当人们对机械化发表反对意见时，常常忽视了自己的最大苦衷。人们应当首先指责机械化把工人变成了机器，而且它导致了生产过程的单调乏味，这让人们的审美感受深受打击。但是，如果机器能为工人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如果工人可以把这些时间用于增加娱乐享受，用于获得一些高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获得那些随处可见的、低级趣味的娱乐行业提供的所谓生活享受，他就可以选择发展和提高自己的理智。他就不会仅仅满足于按别人强加给自己的要求被动地发展，他也不必把自己的发展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一旦机器生产被废除（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自己还要重返充当机器的命运。
至于生产的单调乏味，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认识到，机械化带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节约将允许人们进一步发展理性文化，允许人们真正提高自己的创造性，那么生产的单调乏味这一消极因素也是可以被忽略的。有一位描写美国人生活情况的作家，批评美国人全都清一色地戴黑色礼帽。但是人的头脑比头顶上的帽子重要得多。如果人们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武装头脑，我宁愿忍受这种单调乏味，跟所有其他人完全戴一样的帽子。这不是机械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痛苦，也不是我们反对机械化的主要理由。我们对于机械化通过最大限度地改善满足人类真正需求的手段来服务于人类，这一点毫无争议。我们主要指责它过分刺激了人为需求、导致了奢侈浪费的生活作风、重视城市开发而破坏乡村发展，最后，加大了雇佣双方和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并使双方之间的关系发生彻底变革。
所有这些后果实际上都是可以被纠正的。这样，机器就变成了唯一造福人类的最大施主。然后，人类就要像当初“疯狂”地使生活变得奢侈复杂一样，开始着手“疯狂”地回归简朴生活。回归简朴生活的主动性只能来源于人类本身，因为，启发人类的发明创造精神沿着某一轨道前进的正是人类本身，而不是所谓的环境力量，更不是机器本身所固有的宿命。
但是，这完全是人类本身的意图吗？人类最初所释放的生命冲动的发展方向和工业主义的实际发展方向完全一样吗？如果路线是径直的，路途是遥远的，最初阶段哪怕是一点人们难以觉察的偏差，到最后都可能促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毫无疑问，对后来的机械化起决定作用的一些最初特征轮廓的呈现，与人类最早开始渴望和呼唤民主是同时发生的。这两种趋向之间的联系在18世纪清晰地表现出来。这是“百科全书学派”的明显特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不认为，是一股民主气息驱使人的发明创造精神永不停息地前进呢？这一发明创造精神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如果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范围，它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当然，谁也没有想过让所有的人享受到奢侈生活，甚至也没有人想过让所有人享受到比较舒适的生活。
但是，或许曾经有过让所有的人享有物质生活保障和个人尊严的愿望。这是人类的自觉愿望吗？我们不相信所谓的历史无意识这样的说法：人类思想的巨大潜流曾经被许多人描述过。这股巨大的思想潜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受到个别享有殊荣的杰出人物的感召、推动和指引。这些杰出人物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却估计不足。我们在得知这一后果后，就禁不住会把它的情形还原到最初阶段：现实被还原到过去之中，我们仿佛在一面镜子里感知和体验过去发生的情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去无意识。对现实事件的追忆和反思是许多哲学谬论的根源。我们应当注意，不要把对于民主思想的关注归结于15世纪、16世纪和18世纪（更不能归结于17世纪，17世纪与其他几个世纪迥然不同，被人们视为一种伟大的假设）。这些民主思想可与我们今天的民主思想相媲美。我们也不能把发明创造精神背后所潜藏的想象力归结于这几个世纪。
同样的事实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伟大的发明创造冲动先兆或预示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代。这里，很可能存在对当时的基督教理想形式的三种相互关联的反抗运动。但基督教理想照样继续存在着。它就像一个神圣的躯体，到那时为止一直在用同一侧面颊朝向人类。现在人们开始扫视它的另一侧面颊了。不过，人类未必认识到这是同一个躯体上的另一侧面颊。毫无疑问，神秘主义可以引发禁欲主义，但是这两种观念只是少数人特有的。同样肯定的是，纯粹、完美、积极的神秘主义都渴望通过慈善这一本质行为向周围辐射和传播。在一群为饥饿所困扰的人中，神秘主义如何进行传播呢？它的精神力量当然会不断地被冲淡和削弱。
人类只有在某一强有力的工具支撑下，才有可能超凡脱俗。如果他想远离世俗的物质世界，他就必须以物质世界作为支撑和跳板。换句话说，是神秘主义者焕发了机械化的活力。但这一点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因为，机械化被错误地引向了迷途。其最终结果是让少数人过上了极尽奢华、舒适的享乐生活，而不是让全人类获得了解放。我们为这样一种意外结果而感到震惊。我们没有看到机械化的本来面目，也没有看到机械化的本质成就。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思考：如果人类的器官是自然工具，那么人类的生产工具就成人造器官了。工人所使用的单个工具可能是人的手臂的延伸，他们所使用的成套工具设备就是人的整个躯体的延伸了。自然在赋予人类基本的制造工具的理智时，已经为我们备下了在这方面进行扩展的条件。机器要靠石油、煤炭或“白煤”——水力——驱动，它可以把已经积存了几百万年的潜藏能量转换成动力。但是，机器为人类机体组织提供了如此大的扩展空间，为它提供了如此巨大的力量，而且这一力量的大小和强弱在比例上均远远超过人类机体组织，以至于所有这一切必然超出人类的构造规划可预见的范围。这对人类来说，是一次特别意外的好运，是人类在物质上征服自然的一次最大成功。
也许从一开始，人体就有一种精神冲动被释放出来。因而，人的机体就可以不断地自动扩展。人类开掘神奇地下宝藏的大斧猛然一击， [2] 似乎为机体的扩展助长了一臂之力。现在，在这个已经被无限扩展的机体中，人的心灵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这颗弱小的心灵就无法充实和支撑庞大的机体了，它的微弱力量也无法引导庞大的机体前进了。因此，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间隙。众多严重的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正是这一间隙的多种解释形式。这些问题也激发人们为了弥合这一间隙付出了许多盲目无序和毫无成效的努力。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找回另一种潜在的能量——道德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要像以前那样，只是说神秘主义者唤醒了机械化。我们还必须说，人类更加庞大的躯体要求有一颗更加宽广的心灵与之匹配，因而我们应当说机械主义意味着神秘主义。机械化过程的起源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神秘得多。只有当被机器逼迫得一再向下弯腰屈膝的人类，能够通过机器的使用，再次成功地直起身来，向上抬头，仰望星空时，人类才为机械化找到了真正的使命和归宿，它才能倾尽全力，为人类服务。
[1] 毫无疑问，历史上也有一些时期的“产量过剩”延伸到农产品领域，或者说，“产量过剩”就发端于农产品领域。但这显然不是由于供人类消费的食品过剩造成的。实际情况只不过是，农业生产结构宏观调控措施不力，导致产品失去交易市场。
[2] 这里，我们当然采用的是一种比喻说法。实际上，早在蒸汽机使之成为宝藏以前，煤炭就已经为人们熟知了。
英雄的呼唤
塞里埃先生（Ernest Seilliere）在其一系列长篇论述中，阐明了国家的宏伟抱负是如何要求它承担神圣使命的。他的文章论述深刻，说服力强，令人赞不绝口。他认为，“帝国主义”将自然而然地变成“神秘主义”。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神秘主义”这个术语的含义进行了极为清晰的阐述。如果我们把塞里埃先生 [1] 所归结的含义赋予“神秘主义”，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通过对这个术语的关注，通过把这个术语与它产生的原因联系起来，并跟踪它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作者对历史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但是他本人也许持有这样的观点：按这种方式来理解神秘主义，根据他的描述，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来思考神秘主义的含义；但这只是对神秘主义这一术语真正含义的假冒或仿制，当然更是我们上一章所讨论的“动态宗教”所包含的神秘主义的假冒或仿制。
我们认为，这一假冒或仿制过程是按照下列方式进行的。它借鉴了古代的“静态宗教”，撕下了静态宗教的原有标签。动态宗教便在原有静态宗教的形式上添加了新的标签。在这一模仿过程中，确实不存在所谓欺骗。这种假冒几乎不是故意而为的。因为，我们一定还记得，“静态宗教”对人类来说是很自然的现象，而自然本身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我们的先祖们的内在信仰实际上还保持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一旦消除了阻力，这些信仰就会重见天日。古代宗教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信奉在人类群体与依附于它的神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一观念。为了保卫城市，城市之神可以与市民共同战斗。这一信仰实际上与真正的神秘主义思想是不相符的。我的意思是，一些人内心会感到，他们都是上帝对人类实施爱的工具。上帝对全体人类施予同样的爱，并要求人类之间相互仁爱。当这种感受从心灵深处某一最黑暗的角落上升到理性意识的表层，并与现代神秘主义者向世人揭示的真正神秘主义相遇时，它便本能地穿上这层外衣，乔装打扮成了真正的神秘主义。它把古代神灵的民族主义赋予现代神秘主义者所信奉的上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帝国主义也就成为神秘主义了。因此，如果我们坚持信奉真正的神秘主义，我们就应当认为它与帝国主义是不相容的。正如我们所描述的，人们最多承认，神秘主义如果不鼓励或倡导一种“权力欲望”的话，它就无法得到传播。这一最高权力不是针对人类的，而是针对世间万物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不再出现少数人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最高权力对多数人实行统治的现象。
只要我们允许一位神秘天才出现，他将吸引所有的人追随他前进。这些人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自我发展，他们的内心世界已经在这位神秘天才那里得到预示和体现。这位天才强烈渴望把人类打造成一个新的物种，或把人类从作为一个物种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因为每一个物种的产生都意味着生物进化过程的集体中止，而完整的存在则意味着允许个体生存状态的流动性。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横扫了整个地球，并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把生物的组织形式推向尽头。自然之中似乎蕴藏着一股既温和柔顺，又桀骜不驯的力量。我们再重复一遍，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我们赋予生命在原始物质世界中所遭遇的服从与反抗的总和。我们对于“总和”的理解有些类似于生物学家。我们认为这一“总和”似乎可以被赋予生物所具有的意图。
有机体中充满了创造性理智。似乎有一丝直觉环绕在理智周围，这一丝直觉可能是自然最完美的创造。这就是人类机体的创造性。在人类机体中，生命的进化过程已经停止。但是，理智把人类制造工具的水平提高到更加复杂和完善的程度。这一复杂程度甚至超出了自然（自然无法制造机器）的预料；同时，理智还把大量的能量储备注入机器作业过程。这更是自然（自然很少注意经济因素）从未想象到的事情。因此，理智为我们赋予了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一强大力量，我们的机体也就几乎失去了存在价值。当科学把这一被包围和压缩的力量从具有重量的最小物质微粒中解放出来时，所有的力会聚到一起，就会形成一股无限强大的力量。到那时，所有的物质障碍就几乎全部被清除了。未来前进的道路将被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人类将向着那股强烈的生命气息所指的方向前进。这股气息曾经推动生命永不停止地前进，直到最后一刻。如果让神秘英雄人物的召唤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全都去追随他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感觉到，我们应该效仿他们的行为，同时我们还将辨明前方的道路，确保我们所经过的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同时，对于每一门哲学而言，最高义务的神秘之处将不再有什么神秘可言了：旅程已经开启，它注定会遇到各种障碍。但是，稍事休整，我们将重新上路，以坚强的意志向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我们需要解释的只是为什么有过停顿，而不是为什么永不停息地前进。
但是，我们或许同样不应该把某一享有殊荣的伟大灵魂的出现看得过重。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可能还有其他影响力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庸俗的娱乐活动中引开，把我们从自己所奋力追逐的自负虚荣的影子中引开。
[1] 这里，我们只讨论它的部分含义。我们同样也只讨论“帝国主义”一词的部分含义。
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考察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呢？人类发明创造的天赋是如何借助于科学把这些未知的潜在能量置于人的掌控之下的呢？这里，我们提到过物理化学能量，还提到过某一专门研究物质的科学。但是，人类精神研究方面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精神问题是否也得到了应有的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调查呢？我们知道这样的科学调查会产生什么结果吗？科学首先关注的是对物质的研究。在科学获得重要性突破的三个世纪中，科学研究的目标只集中于物质的研究。即使今天，当我们对科学这个词不加任何限制性词语时，它就被理解为是关于物质的科学。我们在其他论述中，已经给出了这样理解的原因。我们指出了为什么对物质的科学研究先于对精神的研究。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满足人类发展最迫切的需求。几何学早已存在，古人在几何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最重要的是，几何学从数学原理中抽象概括出一切用于解释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性。而首先对精神科学进行研究，则是不可取的。不借助物质研究成果，精神科学研究不可能取得物质科学研究所达到的精确性和严谨性，也不可能要求得到物质科学所得到的实际证据。这一切在物质科学中已经从几何学扩展到物理学，从物理学扩展到化学，从化学又扩展到生物学，直到有一天，物质科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反弹到精神科学的研究上来。
然而，另一方面，精神科学因晚于物质科学发展，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这就为人类理智留出了获得科学支持的时间。理智则把绝对权威性赋予它的日常习惯。比如，它总是习惯于从占据大量空间的角度看待一切事物，习惯于用物质科学的方式解释一切。假定它现在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人的心灵，会是什么情况呢？它会想象，人的内心生活也似乎要在空间中展开。它会把自己保留的对原有物体的印象扩展到新的物体上。这就犯了原子心理学方面的错误：它没有考虑心理状态的相互重叠因素。因而，如果某一门哲学宣称，自己可以直接到达精神，而不必到真正永恒的时间之流中去探寻它，这注定是徒劳。如果我们再假定，我们知道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那我们面临的困扰会更大。这不仅把形而上学推向错误的路线，而且把科学从对具体事实的观察研究中引开，甚至禁止某些科学的产生，以不懂“教规”的名义把它们逐出“教会”。因为，人们一致认为，与精神活动相伴的物质因素是精神活动的对等物。任何实在都要有空间基础。因此，人们说，对人的心理研究的最大发现是被称为超人的生理学家对人脑相应区域进行研究而取得的成果。
我们应当注意，上述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纯形而上学的假说，是对客观事实所做出的随意性解释。但是，与这一假说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理论同样是对客观事实的随意性解释。根据这一理论，每一种心理活动状态都应当借助于人脑的相应活动状态，并把人脑的功能作为其唯一的工具。对于这一形而上学理论而言，心理活动与人脑的活动是同时扩展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心理活动也对应于人脑的每一个部位。第二种理论实际上受到了第一种理论的影响，它是在第一种理论的不断驱使下形成的。我们试图证明的是，如果我们消除这两种理论已经接受的既有观念，如果我们尽可能严格忠实于事实真相，人体的功能就会截然不同。精神活动的确会有相应的物质实体与之相伴，但这一物质实体只能部分地与精神活动相对应，其余的精神活动则被掩埋在潜意识中。实际上，机体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行为手段或工具，同时它也是人类知觉的障碍。
它的作用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具体场景，实施相应的行为动作。正因为如此，它必须清醒地保持下列两种记忆：无法对当前情况提供任何线索的记忆，以及可以感知我们无法控制的目标的记忆。人们也可以把这视为机体的过滤或筛选功能 [1] 它可以使任何可能对人的行为活动真正产生阻碍作用的因素保持在虚拟状态；它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前方的道路，以便更好完成即将实施的行为；它可以阻止我们心不在焉地左顾右盼；它还可以从茫茫无边的梦境中，为我们提取出真实的物质生活。总之，我们的大脑既不会有意为我们创造精神想象，也不会把这些精神想象珍藏在记忆中。它只会对它们起限制作用，确保它们有效地发挥作用。所以，人的大脑是“关注生命”的器官。这就意味着，在人体或被人体限制的意识中，必定存在某种设置，这一设置显然是为了从人的感知中过滤出那些人的行为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
如果人体机制出现了故障，如果它一直关闭着的大门错开了一条小的通道，某种“外在”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这一“外在”的东西也可能来自“远处”。物理学研究关注的就是这种“外在”的东西给人带来的反常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说，物理学研究的对立面就是人的理智。它是以人类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为基础的科学，而人类掌握的证据材料可能始终充满了分歧和争议。在我们的眼里，最典型的科学家就是物理学家。他对物质所持有的完全合理的信任态度，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切科学的共同特征。他的这种态度显然不会蒙骗他。有些调查研究形式要求调查研究人员务必当心，不要被一些研究证据的表面假象所蒙骗。我们不愿继续把这样的调查研究形式视为是科学的。这些调查者提出的质疑令我们感到不安，他们表达的信任更令我们感到不安。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多么短的时间内就会放松警惕；我们还知道，从好奇滑落到轻信是多么的容易啊！当然，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愿”，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一些真正的科学家对物理学研究所持的断然否定的立场，我们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除非他们首先把所提供的事实证据确定为“不可能”。如果他们不知道，人们根本想象不出什么办法或手段来确定某一事实是不可能的，他们就说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基本上还是相信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他们认为，机体和意识，肉体和精神之间存在的某种确定无疑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这种关系纯粹是一种假设。它不是经科学证实的，而是由某种形而上学理论设定的。但事实又为我们暗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假设。如果这一假设得到承认，“物理学研究”所记录的现象，或至少其中的某些现象就变得非常可能。因此，当我们知道这些现象还在呆呆地等待人们去研究时，我们会为之感到惊讶。这里，我们不再对前文中讨论过的问题进行论述了。我们只想以一个对所有人来说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为例来说明：如果在经过成千上万围绕同一主题所搜集的论证材料的互证以后，“心灵感应现象”还被人们质疑的话，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类获得的全部证据材料都应当被宣布为无效。果真如此的话，历史将会是什么结局呢？实际情况是，人们必须从“物理学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成果中做出选择；科学本身无法把它们视为都具有同等价值；它只能大致区分出哪些是基本确定的，哪些仅仅是可能的，或至多有一定可能性的。
但是，即使人类仅保持其中很小一部分被欣然证实的研究成果，也足以使他认识到自己刚刚开始探索的广阔深邃的未知领域是多么神圣啊！假设人类的肉眼可以看到，有一束来自这一未知领域的光线离自己越来越近，他会感到多么的神圣和激动啊！对于在任何情况下，只习惯于接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的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变啊！这时，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或许只涉及心灵的内在部分，也就是精神的最低层次。但这就足以把人们所信仰的遥远的外在生活转变为一种生动积极的现实生活。这种遥远的外在生活显然是大多数人经常遇到的，但它主要表现为一些口头表达、抽象意念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行为方式。为了解它的作用程度，我们仅仅看一下自己沉溺于享乐的情形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不知道虚无缥缈的享乐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刺激的话，我们就会如此沉溺于其中。这种生活可以让人置生死于不顾。实际上，如果生存问题得到绝对保障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考虑其他事情了。我们对生活的享受将仍然继续下去，但是可能只剩下单调和乏味了，因为生活带给人享乐的强度取决于人们对它关注的程度。达到极致的享乐就像黎明前的灯光一样，让人感到如此的苍白无力。这样的享乐，在人们真正的生活快乐和欣喜面前，就显得更加黯然失色了。
[1]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表明，像视觉这类功能是如何得到扩展的。因为相应的感官工具必然促进功能的扩展（参见本书第222页；《物质与记忆》第一章）。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将来源于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通过一种不断蔓延的直觉传播到整个世界的，这种快乐也会自动遵循某种超越的生活观。这一生活观的获得要借助于科学家实验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不在精神方面进行如此彻底的洗心革面，我们就只能满足于权宜之计，并服从于越来越多的繁琐可恶的清规戒律。这些清规戒律有时可能会有助于我们避开生活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是自然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上所设置的。但是，不论采取权宜之计，还是“洗心革面”式精神革新，我们都必须做出果断选择。人类正在痛苦地呻吟，人类正在绝望地等待，人类在等待他曾经创造的进步力量最终把自己彻底碾碎。人类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的首要使命是决定生命是否继续在这个地球上延续，决定生命是苟延残喘，还是要付出百部的努力，充分释放生命冲动的能量，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地球上，完成宇宙的基本天职：它是一台创造神灵的伟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