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洛克先生的以这句话为题的书籍在15年前出现的时候，一个幽默的回答在报纸上广为流传：“这取决于生活者”。今天晚上我给出的回答一点都不幽默。用莎士比亚的一个开场白中的话来说：
“今天我出场不是来引众位发笑；
这次演唱的戏文，又严肃、又重要，
庄严、崇高、动人、煊赫、沉痛，” ［1］
这必定是我的主题。我们所有人的心底都有一个角落，事物的终极奥秘黯然在那里发挥作用；除了让你们远离存在的表面魅力和至少在一小时之内让你们不关心构成我们寻常意识组织的小利益和兴奋的熙攘、蹦跳和振动，我不知道像你们这样的协会（哈佛青年基督教协会）有什么用意，也不知道你们对邀请来对你们演讲的人有什么要求。无须进一步解释或道歉，我想让你们和我一起将注意力转向更深邃的人生的低音音符，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情愿这样做。让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共同探索孤独的内心深处，看一看可以在与问题有关的事物的最深处找到什么答案。
一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种气质上的乐观主义回答了人生的价值问题，这种气质上的乐观主义让他们不能相信任何邪恶无比的事情的存在。我们亲爱的老沃尔特 · 惠特曼的作品是这种乐观主义的标准教科书。纯粹的生活快乐在沃尔特 · 惠特曼的血管中如此强烈，以至于它排除了任何其他感觉的可能性：
“呼吸着空气，多么的甜美！
说着话，散着步，手里抓着点东西！
我就成了上帝，多么的不可思议！
世间万物都令人惊讶不已，哪怕是最小的颗粒！
它们皆有灵性！
我也歌颂太阳，在清晨，在中午，或是现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也因大地的聪慧和美丽而悸动，随着大地万物的生长而悸动；
我会为现代或古代的品性而歌唱，直到最后，
我会为万物的无尽结局而歌唱，
我说大自然会延续，赞颂也会延续。
我会用令人震惊的声音赞美这一切，
因为我看不到世间万物有一丝的不完美，
也不会看到任何原因或结果令人可悲。”
所以，当卢梭写他在安讷西度过的九年时，只讲述了其中的快乐：
“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更不能想，而只能品味和感受的东西无法描述。我的幸福没有目标，只有幸福的情感本身！我在日出时起床，我感到快乐；我去散步，我感到快乐；我看到马曼，我感到快乐；我离开她，我感到快乐。我在树林中和藤坡上漫游，我在山谷中漫步，我阅读，我闲逛，我在花园中劳作，我收集果实，我帮忙做室内工作，在任何地方快乐都跟随着我。它不在一件可以指派的事情中；它完全在我的内心中；时时刻刻都不会离我而去。”
如果这样的心情可以永远保持，这样的性格可以普遍化，那么就不会有与现在的演讲类似的演说了。没有哲学家会试图清晰地证明人生值得过，因为情况绝对是这样，事实能够加以证明，这个问题消失的原因不是出现了任何答案，而是问题本身不见了。可是我们不是魔术师，无法使乐观的气质普遍化；在气质性乐观主义的关于人生的观点面前，气质性悲观主义的观点总是存在，不断对它们加以反驳。在所谓的“循环精神错乱”中，忧郁阶段紧跟着疯狂阶段，我们找不到外部原因；对于同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人生经常是今天阳光灿烂，而明天枯燥无味，取决于旧医学上所说的“心情调节”的波动。报纸上的玩笑说，“这取决于生活者”。卢梭的不平衡的性格经过了一个变化，我们看到他在后来不幸的日子中被忧郁以及怀疑和恐惧的黑暗幻觉包围。有些人甚至从出生起就带着不能感受快乐的灵魂闯入这个世界，如同沃尔特 · 惠特曼的灵魂不能感受阴暗一样。他们在比沃尔特 · 惠特曼的作品更经久不衰的诗中留给我们他们的消息。例如高雅的莱奥帕尔迪；或者与我们处于同一时代的詹姆斯 · 汤姆森，我认为那本令人同情的名为《城市可怕的夜晚》的书就其文学美而言应该更加广为人知，不出名的原因是人们害怕引用其中的词语——它们太阴暗，而且非常真诚。在一处地方，诗人描述了一些人晚上在没有光亮的大教堂中聚集在一起，听一位传教士布道。布道太长，无法引用，但是它的结尾如下：
“拥有悲哀人生的兄弟们！我们的生命何其短暂；
短短几年的时光过后我们定会获得解脱：
我们能否摆脱这些年的辛劳？
但是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可怜的一生得到解脱，
那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随时终结它，
在你死后，就不会害怕自己在睡梦中惊醒。”
他的声音如风琴般在震颤，
穿过拱形的过道，慢慢消失；
那渴望快乐的音调，
犹如安灵曲般悲伤，舒缓：
我们幽暗中的圣会一片寂静，
如同还在不断回想着那句“如果愿意，可以随时终结它。”
我们幽暗中的圣会一片寂静，
如同我们冥想着我们听到的那个神示，
我们幽暗中的圣会一片寂静，
可能是在等待着新的神示的到来；
这份企盼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霎时哀伤的叫声四处响彻：
“他说的是真的，哎！他说的是真的；
除了坟墓，我们没有其他属于自我的生命；
世间没有上帝；
命运对我们不会有愤怒和同情；
我能在这里找到我企盼的安慰吗？
“此生此世我只有一次机会，
一个人若干年短暂而高贵的人生，
期间是人类才智增长的壮丽，
是拥有妻儿的甜美的家庭；
是与人交往中友人的和蔼和聪慧；
是对世间万种艺术魅力的迷恋；
是被热血人士的无尽想象力所点燃的自然万物的辉煌；
“是只因身体康健带来的狂喜；
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和火热的青春；
是成年人努力挣取财富时的艰苦和辛劳；
是受人敬重的老人感悟人生真谛时的平静；
“是所有令人崇敬的人类的特权；
是传说中有名的古老年代的记忆；
是人们对于世界经历种种事件和变革后伟大走向的追踪。
“这一机会我之前从未得到；
对我来说，
过去充满着无限的空白，令我无言；
这一机会再也不会出现，再也不会；
等待我的是无尽的，无尽的空白。
“自我降生以来这一机会就难以获得，
这是嘲弄，是错觉，我活在高贵的人世间，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我只能渴望着毫无痛苦的死亡世界。
“我的人生之酒就是毒药掺着胆汁，
我人生的正午是在噩梦中度过，
最糟糕的是我已失去的人生岁月，它是我生命的全部：
对于这样巨大的损失，
什么能够使我得到安慰？
“不要提安慰，这里没有安慰，
一句也不要提：这样提会使恶迹得以修正澄清吗？
我们的人生充满欺骗，我们的死亡是漆黑的深渊：
轻声一点，绝望面前要安静。”
这一激情的声音从北边的通道传来，
而后又迅速地随着尖利的一声戛然而止；
过了许久，大家都默不作声，
因为在这一片沉默的悲痛面前，任何言语都要退却；
终于，布道者湿着眼睛，垂着头，若有所思地简单地说道：
“兄弟们，我可怜的兄弟们，就是这样：
人生对你我来说没有任何美好可言，
但是它很快就要结束，无法重来；
生前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死后我们把自己交付给大地，
我们也会一无所知：
我考虑这些，
这给我带来安慰。”
“它很快结束，无法重来，”“那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随时终结它，”——这些诗句在忧郁的汤姆森笔下真实地流淌，对于和他一样觉得世界更可能是不变的恐惧巢穴而不是不断的快乐源泉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安慰。所有自杀大军中的人声称人生不值得过——这只大军的名单像有名的英国军队中的降旗炮一样，跟随太阳环绕世界，永不终止。当我们舒服地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这些”，因为我们和那些自杀的人有着相同的本质，他们的人生是我们共享的人生。最明了的智力完整，以及最简单的刚毅和荣誉，都不允许我们忘记他们的事例。
罗斯金先生说：“如果人们在享受一次伦敦晚宴中的美味佳肴和灯火辉煌时，房间的墙壁突然分开，通过它们之间的空隙，最类似的饥饿和悲惨的人类来到参加宴会的人们中间，无忧无虑；如果他们脸色惨白，极度穷困，由于绝望而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地躺在柔软的地毯上，每位客人旁边都有一个人，那么客人会只丢给他们美味佳肴的碎屑吗？会只短暂地看一眼和想一下他们吗？然而现实和事实是，每个穷人和富人的真实关系，没有因为餐桌和病床之间的房屋墙壁的介入而改变，没有因为数英尺的地面（太小了！）而改变，而这确实是欢乐和悲惨之间的一切差别。”
二
现在我要直奔我的主题的核心。我想说的是假设我们在劝说一个人，这个人在人生中的唯一安慰是沉思“你可以在你希望的时候结束它”这个信念，我们可以用什么理由让这样的兄弟（或姐妹）愿意再次挑起重担呢？通常基督教徒在劝说可能自杀的人时，除了一贯的否定答案“你不可以”以外很少有其他回答。他们说，只有上帝主宰生死，预测他的赦罪之手是一种亵渎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找到更加丰富和正面的答案吗？我们不能通过反思让自杀的人实际看到并在悲伤的严肃中感到虽然形势不利，但是即使对于他来说人生仍然值得过吗？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在美国，每年有大约三千人自杀），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我的建议可能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自杀是精神错乱或突然狂乱冲动的结果，那么反思无力阻止它的势头；这样的情况属于邪恶的最终神秘，对于它们，我只能在这个小时快要结束的时候给出趋向于宗教耐心的考虑。现在我要说，我的任务实际上是狭窄的，我的话仅涉及形而上学的人生乏味，这是人的反思所特有的。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会因好或不好的目的而去反思人生。你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哲学学生，已经切身地感受到过于追究事物的抽象根源带来的怀疑论和不真实。这确实是过于好学的生涯的正常结果之一。过多的追究和过少的主动责任与感觉主义一样经常通往下坡的边缘，坡的底部是悲观主义和噩梦型或自杀型的人生观。但是对于反思产生的疾病，进一步的反思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疗；现在我要讲一讲反思产生的忧郁和厌世。
我要直接说我的最后支柱不是比宗教信仰更深奥的东西。说我的论证是破坏性的是因为它只是肃清了经常压制宗教信仰之泉的某些观点；说我的论证是建设性的是因为它让旨在使那些泉水正常、自然地流动的某些考虑公之于众。从本质上来说，悲观主义是一种宗教疾病。在它让你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形式中，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正常宗教答案的宗教要求。
现在，治愈这种疾病有两个阶段，人们可以在这两个层次上将事物的黑暗面转变为事物的阳光面，我必须依次谈论它们。第二个阶段更加完整和欢乐，它与更自由地实践宗教信任和想象相对应。
众所周知，在这个方面，一些人生来就非常自由，而其他人一点都不自由。例如，我们发现一些人全心沉溺于对永生的期望；其他人很难让自己觉得这样的概念是真实的，他们被自己的感觉束缚，局限于他们的自然经验；而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感到的是对他们所说的“铁的事实”的一种智力忠诚。其他人在情感召唤的时候轻易进入看不见的领域积极地撼动这种忠诚。但是，这两类人都没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他们可能对赎罪和和解同样渴望，渴求事物的完整灵魂的默许和交流。但是当思想被囚禁在铁的事实中的时候，特别是当科学现在揭示它们的时候，这种渴求很容易产生悲观主义， 如同它激发宗教信任和想象飞往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时产生乐观主义一样。
这就是我说悲观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疾病的原因。噩梦型的人生观有很多有机来源；但是它的重要反思来源永远是自然现象和内心渴求相信自然背后存在自然为其表现的精神之间的矛盾。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神学”是缓和这种渴求的一种方法；我们英国文学中的大量自然诗歌是另一种方法。现在，假设第二类人的相信因此被囚禁，将它的事实视为“铁一样的”；另外，假设它强烈地感觉到交流的渴望，但是意识到通过神学或诗歌解释自然的科学秩序是如何困难和让人绝望，那么除了内心的不协调和矛盾以外还会有什么结果？现在，这种内心的不协调（只是不协调）可以通过两种方法缓解：可以停止从宗教上解读事实，对赤裸裸的事实不予考虑；或者可以发现或相信补充事实，使宗教解读能够继续。这两种缓解方法是康复的两个阶段，逃离悲观主义的两个层次，我刚才提到过，我相信它们的结果会更加清晰。
三
从自然说起，如果我们有这种宗教渴求，我们自然地和马库斯 · 奥勒留一样说，“啊，宇宙！你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我们神圣的书籍和传统告诉我们，一个上帝创造了天地，并看到它们很好。然而，经过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根本不能让天地的可见表面达到可理解的统一。我们会赞扬的每个现象都和某个相反的现象共同存在，这个相反的现象消除了它对思想的所有宗教影响。美丽和丑恶，爱和残忍，生和死共存，它们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我们渐渐地被一种既不是恨，也不是爱，但是毫无疑义地让所有事物共同毁灭的可怕力量的概念控制，而不是爱人类的神的古老的使人温暖的概念。这是一种怪诞、不祥、噩梦型的人生观，而它的恐怖性或毒性显然在于我们把两种不可能相容的事物放在一起——我们一方面坚持要求整体的生活精神存在，另一方面坚持相信自然的过程必定是精神的适当体现和表现。这个特别的生死悖论和这个产生忧郁的难题正是存在于包围我们、拥有我们、我们应该与之进行交流的精神的假设存在，和可见世界的过程揭示这样的精神品质之间的矛盾之中。卡莱尔在他的不朽作品《旧衣新裁》中的“永恒的否定” 一章中表述了结果。可怜的托弗尔斯德洛克写道：“我生活在一种连续、不明确和让人憔悴的恐惧中；因为我不知道的东西而颤抖、卑怯和担忧：似乎天上和地下的所有事物都会伤害我；似乎天和地只是一只贪婪怪物的无边的大口；在它的里面，我忐忑地等待着被吞食。”
这是猜测性忧郁的第一个阶段。任何野兽都不会有这种忧郁；任何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不会被这种忧郁困扰。它是受挫的宗教要求的病态战栗，并非只是动物经验的必然结果。如果托弗尔斯德洛克不是对世界经验的普遍混乱和迷惑的原本无限的信任和感情的受害者，他就可以尽力设法对付它们。如果他一件一件地遇到它们，不怀疑在其中体现的任何整体，根据形势和时运躲避苦的部分，保存甜的部分，他就可以曲折地走向简单的结局，不会感到有责任表达他的悲叹。“我不在乎”的轻率心态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疾病来说是纯粹和实际的麻醉剂。但是，不！托弗尔斯德洛克和我们其他人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事物之中存在一种精神，我们应该 对它效忠，为了它我们必须保持严肃的心态。这样，内心的狂热和不协调也持续着；因为自然的可见的表面没有显现这样的精神，而且在我们探究的当前阶段，我们不想着眼于自然事实以外的东西。
现在，我向你们毫不犹豫、坦率、真诚地承认，这种真正和真实的不协调在我看来似乎会导致天真、简单的自然宗教不可避免地破产。过去，莱布尼兹之类的人戴着怪异的假发创立种种神正论，而一座已经建立的教堂的神职人员已经可以通过内心的阀门和髋关节的圆韧带证明一位“道德和聪明的世界创造人”的存在。但是那些时代已经过去了；19世纪的我们通过我们的进化理论和机械哲学已经如此公正和深入地了解自然，以至于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崇拜任何上帝，而自然正是其性情的充分表述。的确，我们对善良和责任的所有了解都来自自然；但是我们对邪恶的了解也来自自然。可见的自然都是可塑和冷漠的，可以称之为道德多元宇宙，而不是一个道德宇宙。我们不对这样的妓女效忠；如果她是整体，我们无法建立任何道德交流；在对待她的一些部分时，我们随意遵守或毁灭，在了解其将有助于我们的私人目的特征时不遵循审慎以外的法则。如果有神圣的宇宙精神，那么我们所了解的自然就不可能是它对人类的“最终话语”。要么没有在自然中显现的精神，要么它不适当地在自然中显现；并且（如同所有高级宗教假设的那样）我们所说的可见的自然或者“这个”世界必然是一层面纱和表面阴影，其全部意义在于补充的不可见或“另一个”世界。
因此，我不能不从整体上将这样的简单自然主义迷信，即对自然神的崇拜，开始放松它对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控制力看作一个收获（虽然对于某些诗意性格来说这似乎是很让人悲伤的损失）。事实上，如果我无保留地表述我的个人观点，我应该说（尽管某些人会觉得我在亵渎神明）走向与宇宙的健康最终关系的第一步是对上帝存在的想法进行反叛行动。在本质上，这种反叛就是我引用的卡莱尔的那一章接下来描述的反叛：“‘你为什么像一个懦夫一样呜咽抽泣，畏缩颤抖？可鄙的两足动物！……你没有心脏吗？你不能忍受一切吗？作为自由的孩子，虽然被放逐，在托弗要吞没吃掉你的时候你不能把它踩在你的脚下吗？那么让它来吧。我将等着它，挑战它！’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像一股火一样的东西冲入了我的整个灵魂；我永远摆脱了低贱的恐惧……
“这样，‘永恒的否定’威严地响彻我的存在和我的自我深处的所有地方；然后我的整个自我在上帝创造的雄伟中站起来记录它的抗议。这样的抗议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可以适当地称为同样的愤慨和挑战。‘永恒的否定’中写道：‘看呀！你没有父亲，被放逐，宇宙是我的；’我的整个自我现在对此作出回答：‘我不是你的，而是自由的，我永远恨你！’托弗尔斯德洛克－卡莱尔补充道，‘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成为一个人。’”
我们可怜的朋友詹姆斯 · 汤姆森也写过类似的话：
在这个让人忧伤的地方，谁是最可怜的人？
我想是我自己；
然而我宁愿做痛苦的自己，
也不愿意成为他，
在他的面前，
他创造的世间生灵却显得相形见绌。
世间最卑劣的事物也不及你的卑劣，
上帝，主啊，是你创造了万物，
你也创造了所有的悲痛和罪恶！
它们引人憎恶，邪恶致命，冷酷无情！
我发誓，
在你的力量面前，
无论已经显露的还是蓄积的，
在为了颂扬你而修建的庙宇面前，
我都不会因为在这样的世界成为这样的人，
而心怀耻辱和愧疚。
在这个团体中，我们很熟悉人们因为从信仰他们的祖传加尔文主义中解放而狂喜的景象——他创造了伊甸园和蛇，并预先布置了永恒的地狱之火。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找到了更人性化的神来崇拜，其他人不再信仰任何神学；但是，这两类人都让我们确信抛弃他们可以对那个不可能的偶像感到任何尊敬或责任这一复杂想法给他们的灵魂带来的无比的快乐。现在，将自然精神作为偶像并崇拜它也会导致复杂化；在具有宗教性而且还会具有科学性的灵魂中，复杂化产生一种哲学忧郁，逃避它的第一步是对这个偶像加以否认；随着偶像的倒下，不论积极的欢乐多么缺乏，抽泣和畏缩的心情也会消失。如果这样简单地看待邪恶，人们就可以很快完成，因为他们和它之间的关系只是实际的。它不再这样幽灵似的隐约出现，一旦思想一个一个地攻击它的事例，不再担心他们对“唯一的力量”的偏离，它就失去所有萦绕心头、令人困惑的意义。
这样，在从一元论迷信解放的这个阶段，可能自杀的人也许已经得到了他的人生价值问题的鼓舞人心的答案。在大多数人之中，在形而上学和无限的负担卸下时，生命力之泉会健康地应对。确信你现在“可以”在你希望的任何时候结束生命并且这样做不是亵渎神明或罪恶滔天的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解脱。自杀的想法现在不再是一种有罪的挑战和困扰了。
“渺小的生命是我们要承受的全部；
死后的坟墓才是最神圣，平静的地方，”
汤姆森这样说；他还说，“我考虑这些，这给我带来安慰。”同时，我们总是可以多坚持二十四个小时，只为了看明天的报纸将包括什么内容或者下一个邮递员会带来什么。
但是即使在有悲观主义倾向的思想中，也可以激起比这种对生命的好奇心深奥得多的力量；因为爱和羡慕的冲动停息的时候，恨和斗争的冲动仍将应运而生。我们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的这种邪恶是我们可以帮助推翻的东西；因为它的来源是有限的，既然他们后面没有“物质”或“精神”，而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对它们进行处理。痛苦和艰辛通常不减少对人生的爱，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事实；相反，它们似乎通常为它带来更加强烈的热情。忧郁的最重要来源是充实。需要和斗争让我们兴奋和鼓舞；在我们的胜利时刻，忧郁随之而来。我们的《圣经》中的悲观主义话语不是来自被囚禁的犹太人，而是来自所罗门荣耀时期的犹太人。德国在被波拿巴部队的铁蹄践踏时产生了也许是世界上最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还没等到1871年以后法国支付“数十亿”，悲观主义就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它的形式在整个国家泛滥。我们自己的种族的历史是对和痛苦作斗争带来的愉快的长篇注解。或者用我最近读到的瓦尔多派作为坚强的人能忍耐什么的例子。1485年，英诺森八世的教皇诏书命令消灭他们。它解除了那些应该对他们发动圣战的人的所有教会刑罚和惩罚，让他们从所有誓言中解脱出来，将他们可能非法取得的所有财产合法化，并许诺对所有杀死异教徒的人免罪。
一位瓦尔多派作家写道：“在皮埃蒙特的任何城镇都有我们的一些兄弟们被处死。乔丹 · 特尔巴诺被活活烧死在苏萨；西博莱特 · 罗西埃罗被活活烧死在都灵；迈克尔 · 哥内托，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被活活烧死在萨尔塞纳；维勒明 · 阿姆布罗西奥被吊死在科尔迪梅莫；菲内斯特尔勒的雨果 · 奇阿姆伯斯的内脏在都灵被人活掏；波比奥的彼得 · 盖马拉里的内脏在路赛尔那被人以类似的方法活掏，还在原来内脏的位置放入一只凶猛的猫来进一步折磨他；玛利亚 · 罗马诺被活活烧死在罗卡帕提亚；马格达勒那 · 法诺在圣乔瓦尼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苏珊娜 · 米切丽尼在萨尔塞纳被绑住手脚，在雪地上死于寒冷和饥饿；巴尔托罗密奥 · 法切被马刀砍伤后在菲奈尔被人用生石灰填满伤口，很快死于痛苦；丹尼尔 · 米切丽尼由于赞美上帝在波博被割舌头；硫黄火柴被插入詹姆斯 · 巴里达里指甲下的肌肉、手指之间、鼻孔、嘴唇和全身，他在火柴被点燃后死去；丹尼尔 · 罗维利的口中被塞满火药，火药被点燃后将他的脑袋炸得粉碎；……萨拉 · 罗斯迪格诺尔从腿部到胸部被切开，被扔在埃拉尔和路赛尔那之间的路上，然后死去；安娜 · 查尔波尼斯被处以刺刑，在钉子上从圣乔瓦尼被抬到拉托雷。
如此等等！1630年，瘟疫夺去了瓦尔多派的一半人口，包括他们的十七个牧师之中的十五个。来自日内瓦和多菲尼人将这些人的位置替代，所有瓦尔多派的人都学习法语，来参与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们的人口不止一次由于不断的迫害从两万五千人的正常水平减少到四千人左右。1686年，萨沃伊公爵命令剩下的三千人要么放弃他们的信仰，要么离开国家。他们拒绝了，与法国和皮埃蒙特军队打仗，直到只剩下八十个战士还活着，未被俘获，然后他们投降了，并全部被送往瑞士。但是在1689年，在奥兰治的威廉的鼓励和他们的一个牧师首领的带领下，他们之中的八百到九百人回来重新征服了他们的老家。他们一直打到了波比，在前六个月中人数减少到四百人，和派来攻打他们的每支部队拼杀，直到因为对战乱带来的破坏深感憎恶，萨沃伊公爵才放弃了与路易十四的联盟。士兵们恢复了相对的自由，从此以后，他们在荒凉的阿尔卑斯山山谷中繁衍生息至今。
我们的不幸和痛苦和它们比起来算什么呢？难道对获胜概率如此低的、如此顽强的作战的叙述不能让我们坚定地面对“我们”渺小的黑暗力量（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分肥者和其他人）吗？人生是值得过的，不论它带来什么，只要这样的战斗以胜利结束，人们的鞋跟踩在暴君的喉咙上。对于自杀的人，在他设想的多样的、不道德的世界中，你可以呼吁——以让他恶心的那些邪恶的名义呼吁——他等一下看看“他”在战斗中的角色。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他同意继续生活，这不是诡辩的畏缩宗教信徒宣扬的“屈从”：它不是在舔暴虐神灵的手的意义上的屈从。相反，它是一种基于刚毅和骄傲的屈从。只要你的可能自杀的人不治疗他自己的邪恶，只要他和邪恶没有任何抽象和普遍的关系。你要求自己接受世界上的邪恶这个普遍事实，你对它表面上的默许，在这里只是确信邪恶普遍“跟你没有关系”，直到你和你自己的特定邪恶之间的问题被清算和解决。只需要做出这种适当指明细节的挑战让正常本能没有衰弱的人接受；你的沉思的可能自杀的人可以轻易地被它打动，从而再次以某种兴趣面对生活。荣誉的情感是一种穿透力很强的东西。例如，当你和我意识到，有多少只无辜的大牲畜必须在运畜车厢和屠宰场中受苦并失去它们的生命，我们才能衣食无忧地长大，我才能舒适地坐在这里进行这次演说，它确实让我们更严肃地看待我们和宇宙的关系。一位年轻的阿姆赫斯特哲学家（奇诺斯 · 克拉克，现在已经去世）曾经写道，“按照这样的条件接受幸福的人生不涉及荣誉问题吗？”我们不需要经受一些磨难，对我们的生命进行一些自我否定，来回报作为我们生命的基础的那些生命吗？如果一个人的心结构正常，那么听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只会做出一种可能的回答。
那么这样，我们看到，对于那些为了摆脱忧郁症而抛弃所有形而上学但是决心目前不将任何功劳归功于宗教和它的正面效果的人来说，纯粹的本能的好奇、好斗和恐惧可能使人生在纯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看似每天都值得过。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想说，这仅仅是半个阶段；但是至少你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诚实的阶段；任何人都不敢卑鄙地谈论这些本能，它们是我们人性的最好装备，而且宗教本身定会做出最后的努力来满足自身对人性本能的特殊诉求。
四
现在，在转向宗教可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时，我也触及了我的演讲的灵魂。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意味着很多东西；但是从现在开始，当我用这个词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在超自然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它来宣布构成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所谓自然秩序只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以外，有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在延伸，我们现在对它没有任何正面了解，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对于我来说，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论它可能涉及什么更特别的项目）在本质上指他相信存在某种不可见的秩序，而且自然秩序的谜题在其中可以找到解释。在更加发达的宗教中，自然世界一直被视为只是一个更真实、更永恒的世界的脚手架或前厅，被确认为一个教育、考验或救赎的领域。在这些宗教中，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自然生活才能进入永恒生活。这个有风有水、日升月落的实体世界是一种绝对的且最终是以神圣的目的建立的事物。这一概念，我们只能在非常久远的宗教中找到，例如最原始的犹太人的宗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自然宗教（仍然原始，虽然善意超过洞察力的诗人和科学人士不断出版一些新的版本，而且它们更适合当代人的感受）在一些人看来已经破产无疑，我必须把我自己也算上，这些人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对于这些人来说，单单是科学中了解的自然实体秩序还不能被看作揭示了任何和谐的精神意图。用昌西 · 赖特的话来说，它只是“天气”，在不停地折腾。
现在，我希望能让你们感到，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小时中所剩不多的时间内做到的话，我们有权利相信物理秩序只是一种偏序；我们有权利以我们不加深究地假设的一种不可见的精神秩序对其加以补充，如果这样，我们可能重新觉得人生更值得过。但是由于对于你们之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样的信任会看似悲伤、神秘、可憎、不科学，我必须首先说两句来弱化你们可能会想到的科学对我们的行为的否决。
在人的本性中包括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它只承认实际可感知的事实。对于这种思想来说，被称为“科学”的实体是偶像。对“科学家”这个词的喜爱是一个注脚，让你能够了解它的信徒；它扼杀它不相信的任何观点的简单方法就是称其为“不科学的”。必须承认，没有任何这样做的理由。科学在过去的三百年中实现了如此光荣的飞跃，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极大地延伸了我们的自然知识；而且，科学人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展示了如此让人羡慕的美德，以至于科学的崇拜者失去理智不足为奇。因此，在这所大学中，我听到不止一位教师说科学已经奠定了真理的所有基本概念，未来只需加入相关的细节即可。但是，对真实情况进行最简单的反思就足以表明这样的观念是如何的肤浅和愚昧。它们表明科学想象如此缺乏，以至于很难理解作为一个积极推动科学全面进步的人怎么能够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让我们想一想多少全新的科学概念在我们这一代产生，出现了多少我们以前从未想象到的新问题，然后看一看科学的短暂历史；它始于伽利略，而不是三百年以前。伽利略以来的四位思想家之中的每一位都让他的继承者清楚自己的一生做出了哪些发现。当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时，他们可能已经将科学的火炬传递到我们的手中。确实，就那点而论，规模比现在小得多的听众，大约五六个人，如果其中的每个人可以代表他那代人，可以将我们带到人类的黑暗无知的日子，没有文件或碑石讲述他们的故事。相比这样一夜之间快速累积的知识，以及当宇宙被更加充分了解时，人们对其真实情况最短暂的一瞥所获得的知识，两者之间我们能够相信前者比后者更“能”代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吗？不！我们的科学只是一滴水，而我们的无知是一片海洋。不管任何其他已经确定的事情是什么，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清楚的：我们目前的自然认知的世界被包围在“某种”更大的世界之中，对于它的其余部分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正面的了解。
当然，不可知实证主义最衷心于在理论上承认这个原则，但是又坚持认为我们不可以将其用于任何实际用途。这个学说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权利去梦想那些幻想，或者对宇宙中不可见的部分做出任何猜测，这仅仅是因为这样做也许更加符合我们乐于称道的最高利益。我们必须永远等待证明我们的信念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在这样的证据无法获得时，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假设。当然，在理论上这是一个足够安全的立场。如果一个思想家对未知的事情漠不关心，对其没有任何重要的诉求，其生与衰与未知世界所包含的事物没有任何关系，那么采取哲学上的中立并拒绝相信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将是其最明智的选择。但是，不幸的是，中立不仅有内在的困难性，而且有外在的不可实现性，而我们与一种选择的关系是实际和重要的。这是因为，如同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相信和怀疑是生活的态度，涉及我们自身的行为方式。例如，我们怀疑或拒绝相信某一件事存在的唯一方法是继续行动，如同它“不存在” 一样。比如，如果我拒绝相信屋子正在变凉，我会让窗户开着，不生火，如同它仍然温暖一样。如果我怀疑你们不值得我信任，那么我的所有秘密都不会告诉你们，就像你不配知道它们一样。如果我怀疑为我房子投保的必要性，我就不为它投保，如同我相信没有任何必要性一样。所以如果我不相信世界是神圣的，我只能通过不再做出特别的行为，如同它是神圣的一样，来表达我的拒绝，这只能指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如同世界“不是”神圣的那样或以漠视宗教的方式行事。你们可以看到，在人生中必然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行动是一种行动而且必须算作一种行动，也必然有不赞成就是实际上反对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严格和一贯的中立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
归根到底，只有我们的内在兴趣会引导我们相信的这种中立责任难道不是最可笑的要求吗？说我们的内在兴趣不可能与隐秘世界中的力量有任何真实联系难道不是纯粹的教条主义愚蠢行为吗？在其他情况下，基于内在兴趣的预言已经被证明具有足够的预见性。例如科学本身！如果我们没有对理想的逻辑和数学和谐的迫切要求，我们就不能证明这样的和谐隐藏在粗糙的自然世界的所有空隙和裂缝之间。已经建立的科学规律和已经确定的事实几乎都是人们首先为满足内在需要而探索的，经常为之付出汗水和鲜血。我们不知道这些需要从何而来：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它们，生物心理学到目前为止将它们和达尔文的“偶然变异”划为一类。但是相信这个自然世界只是一种比它自身更具精神性和永恒性的某种事物的表象，这种内在需要，在那些感受到它的人们的心中，与科学家专业头脑中统一的因果规律的内在需要，具有同样的强烈程度和权威性。很多代人的辛苦已经证明第二种需要具有预言性。为什么前者不“能”也具有预言性呢？如果我们的需要超出了可见的宇宙，为什么这不“能”作为存在一个不可见宇宙的迹象呢？简而言之，是什么有权力能禁止我们信任我们的宗教要求呢？这样的科学当然没有权力，因为她只能说什么是，不能说什么不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在没有强有力的可感知证据的情况下你不能相信”只是表达了对特定种类的证据的私人渴求（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表达）。
现在，当我说到信任我们的宗教需求时，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能否让我们详细地定义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并将那些信任不同的人逐出教会呢？当然不能！我们具有的信仰能力不是旨在让我们借此划分正教和异教；而是旨在让我们借此生活。信任我们的宗教需要是指首先按照它们生活，并如同它们使人想到的世界是真的那样去行动。人可以借助一种没有单一教条或定义的信念去生活和死去，这是一个人性的事实。最低限度的相信这个自然秩序不是终极性的，而只是一个表象或景象，多层宇宙的永恒上演，其中的精神力量说了算并且是永恒的——这种最低限度的相信对于这些人来说足以让人生看起来值得过，虽然它在自然层面上的情况暗示各种相反的推定。但是，如果毁掉这种内在的相信，虽然它是模糊的，那么存在的所有光辉对于这些人来说将被一下子熄灭。极端的人生观——自杀的心态——经常会出现。
现在，这直接适用于你和我。也许对于这里的几乎每个人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我们的勇敢和忍耐会在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中的某处结出果实，那么最恶劣的人生就会看似很值得过。但是假设我们不确定，那么能否这样说，对这样的世界的最起码的信任是一个傻瓜的天堂和乐土，或者它是我们可以自由沉浸其中的一种生活态度？嗯，我们可以自由地信任不是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自担风险，而这可以为它带来很多类比。与我们的家畜的生命类比让我们生动地看到赞成理想主义的众多论述往往证明物理世界可能不是绝对的；我们的整个物理人生可能沉浸在一个精神氛围中，目前我们还没有器官能够了解这个存在维度。例如，我们的狗在我们的人类生活中，但是它不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们经常目睹事件的表象，但是无法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让它们理解其内在意义——在这些事件中它们经常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例如，我的小猎犬咬了一个挑逗它的男孩，他的父亲要求赔偿。在谈判的每个步骤，狗可能都在现场，看到支付的钱，对它的全部意义一无所知，毫不怀疑这和“它”有任何关系；它在它的狗的自然生活中永远“不能”了解。我们也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在我是医学学生的时候，它曾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想一想人们在实验室中进行活体解剖的可怜的狗。它被绑在一块木板上，向它的刽子手尖叫着，在它的无知的意识里，它真是身处一种地狱之中。在整个过程中，它看不到一丝能拯救它的光芒；然而所有这些看似残忍的事件经常由人类的意图控制，如果它的蒙昧的心能够瞥见它们，它的所有英勇将虔诚地默许这些意图。它们带来了有治疗功用的真理，使兽类和人类的未来苦难得到解脱。这可能真是一个拯救的过程。躺在木板上的它可能履行着一种功能，这比兴旺的犬类生活容许的任何功能都高出无数个层次；然而，对于整个履行来说，这种功能绝对是超出了它的理解范围的那部分。
现在，我们将目光从狗的生活转到人的生活。在狗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狗看不见的世界，因为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人的生活中，虽然我们只看到我们的世界和其中的狗的世界，但是可能有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包围着这两个世界，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如同狗看不见我们的世界一样；而相信那个广阔世界“可能”存在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中必须履行的最根本的功能。但是，人们现在听到实证主义者轻蔑地叫喊：“也许吧！也许吧！科学的人生对也许有什么用？”那么，我回答，“科学的”人生本身和也许有很大关系，人类的生活普遍地和也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人代表着什么并具有生产性或创造性，那么就可以说他的全部生命功能必须应付“也许”。如果没有“也许”，就不能获得胜利，不能做出忠实或勇敢的事迹；任何宗教仪式、慷慨迸发、教科书上的科学探索或实验都可能是一个错误。我们活着正是因为每时每刻都在拿我们自己冒险。而我们事先相信未经证明的结果“是使结果成真的唯一原因”。比如，假设你在爬一座山，已经到达了一个地方，除了可怕的跳跃以外别无选择。如果你相信你能够成功地完成它，那么你的脚就有力量完成跳跃。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想到你听过的科学家们讲的所有关于“也许”的悦耳之言，那么你就会犹豫很长的时间，以至于最后你的情绪极度紧张不安，浑身发抖，在绝望的一刻纵身一跃，滚入深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属于一个庞大的类别），指挥和勇敢的作用是“相信什么符合你的需要”，因为需要只有通过这样的信念才能实现。如果你拒绝相信，那么你确实是正确的，因为你将不可挽回地消亡。但是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将挽救你自己。你可以通过你的信任或不信任来使两个可能的宇宙中的任何一个成真——在这特殊情况下，在你做出你的行动以前，两个宇宙都只是“也许”。
现在，在我看来人生是否值得过这个问题取决于在逻辑上和它们非常类似的条件。这确实取决于你，“生活者”。如果你屈服于噩梦型观点并将自杀作为这个邪恶构想的终结，那么你确实勾画了一副完全漆黑的景象。对于你的世界来说，你的行为实现的悲观主义真实无疑。你对人生的不信任已经消除了你自己的持续存在可能赋予它的任何价值；现在，在那个存在的可能影响的整个范围内，不信任已经证明具有预言力。但是，另一方面，假设你没有屈服于噩梦型观点，而是坚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最终的”。假设你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源泉，如同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
热情和美德因为信仰而存在，
如同士兵因勇气而生，
如同水手与咆哮的大海而战，
皆因心灵的力量。
假设不论邪恶的力量多么密集地扑向你，你的不可征服的主观性被证明能和它们匹敌；假设你通过永远信任更大的整体能够得到任何被动愉悦所不能带来的美妙的快乐。有了这些条件，现在你的人生难道不值得过吗？如果人生只带来好天气，不让你的这些更高的能力得以发挥，而你的品质已经准备好与之缠斗，那么人生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请别忘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是世界的定义，而我们自己对世界的反应，虽然松散和渺小，却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必然有助于确定定义。它们甚至可能是确定定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在大质量物体上加上一根羽毛，它的不稳定的平衡可能被打破；如果在一个长长的词组中加入“不”这个字，它的意思可能会颠倒。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生是值得过的，因为它“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我们造就的”；我们决心从这个观点出发将它造就为成功的，只要我们与之有任何关系。
现在，在描述这些可以自我证实的信念时，我假设我们对一种不可见秩序的信念激发了那些努力和那种耐心，让这种可见的秩序有益于道德的人。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良好性（良好性在这里指的是对成功的道德和宗教人生的适合性）的信念已经通过依赖我们对不可见世界的信念自我证实。但是我们对不可见世界的信念是否能同样地自我证实呢？谁知道呢？
这同样是一个“也许”的情况；“也许”同样是情况的本质。我承认我觉得一个不可见世界的存在完全可能部分地取决于我们之中的任何人对宗教诉求做出的个人反应。简而言之，上帝本身可能从我们的忠诚中汲取生命力并增加真实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这个人生的汗水、鲜血和悲剧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它们的意义不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人生不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在战斗中通过获胜为宇宙永恒地获得了什么东西，那么它不过是私人戏剧表演的游戏，人们可以随意退出。但是我们“觉得”它像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如同在宇宙中存在某种非常狂野的东西，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理想和信念去拯救；首先要把我们的心从无神论和恐惧中拯救出来。对于这样一半狂野、一半被拯救的宇宙，我们的本性是适应的。我们的本性中最深邃的东西是这种“内在人生”（最近一位德国医生的说法），在这个心中的无声区域，只有我们的愿意和不愿意、我们的信念和恐惧陪伴着我们。如同水通过巨穴的裂缝和缝隙从地下流出并形成泉头一样，我们的所有外在行为和决定的来源在人格的这些朦胧的深处涌现。这里是我们与事物本质交流的最深入的器官；与我们的灵魂的这些具体运动相比，所有抽象的陈述和科学的论证——例如严格的实证主义者对我们的信念的否定——在我们听来就像是牙齿的颤动。因为在这里，可能性，而不是已完成的事实，是我们主动应对的现实；用我的朋友费城伦理协会的威廉 · 沙得的话来说，“因为勇敢的本质是将一个人的生命赌一个可能性，所以信念的本质是相信可能性的存在。”
我最后要对你们说的话是：不要害怕人生。如果你们相信人生是值得过的，那么你们的信仰将有助于创立这个事实。证明你们是正确的“科学证据”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或者这个表述能够象征的某个存在的阶段）到来以前可能是不清楚的。但是此时此刻那些满怀忠诚的战斗者们或者能够代表他们的人，可能会向这里不敢前进的怯懦的人们说出类似于当磨磨蹭蹭的克里伦获得一次伟大胜利之后，亨利六世对他所说的话：“勇敢的克里伦，你去上吊吧！我们在阿尔克打仗，而你却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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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亨利八世》开场白，莎士比亚著，杨周翰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