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水手鲁滨孙的生活和奇异而令人吃惊的冒险：他是一次海难的唯一幸存者，漂泊到岸上，在美洲海岸奥里诺科大河口附近一个荒岛独自生活二十八年。连带记述他最后如何同样奇异地被海盗救走。由他本人撰写。
以上是《鲁滨孙漂流记》初版首页的文字[27]。该书于1719年在伦敦出版，出版者是位于佩特诺斯特街“船形标志”[28]的通俗图书出版社：W.泰勒出版社。没有署名，因为它被假设是一名海难水手的真实回忆录。
这是海难和海盗故事盛行的年代。海难者流落荒岛的主题，早已因一个真实故事而引起公众注意。那是十年前，一位叫做伍德斯·罗杰斯的船长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发现一名男子，该男子是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基克，他在荒岛上独自生活了四年。这个故事启发了一位写宣传小册子的作家，他正穷困潦倒，缺钱用，于是便假借一个无名水手写回忆录，讲述一个类似的故事。
这位尽管已近六十岁、却摇身变成小说家的作家，就是丹尼尔·笛福（1660—1731），他常成为政治专栏的谈论对象，尤其以曾被戴颈手枷示众而闻名[29]。他还是无数以各种体裁写成的著作的作者，有时署真名，更多是匿名。（他的著作的最完整书目，列出近四百种，除小说外，尚有宗教和政论小册子、讽刺短诗、关于神秘事物的书籍和关于历史、地理及经济的著作。）
也就是说，这位现代小说的先驱，远远不算是从有教养的高雅文学领域脱颖而出的（当时英国高雅文学的顶级模范是古典主义者蒲柏），而是从商业图书产品的杂草丛中飞上枝头。这些商业图书瞄准大众读者，包括女佣、穷街陋巷的商家、小旅馆老板、侍者、水手和士兵。虽然这种文学本意是要迎合大众口味，但是它总要小心地灌输一定的道德教训（并非总是以伪善的方式），而笛福对这种要求也绝非置之不理。然而，并非《鲁滨孙漂流记》一书中时不时出现教导式布道，使它成为一本具有坚固道德基础的小说：这些东西毕竟有点儿通用和敷衍。相反，它是以形象的方式，自然而直接地表达某种道德性和生活理念，表达人与他手中掌握的事物和可能性的特殊关系。
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作者写这本书的“实际”动机是钱，就削弱了它的地位：它被认为是一部颂扬商业和工业品德的圣经，一部赞美自食其力的史诗。这种冒险、务实精神和道德忏悔的混合——它实际上也成为大西洋两岸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要素——与笛福本人的生活并没有矛盾，因为他本人就包含布道家和冒险家的双重角色。笛福先是经商，旋即成为信誉良好的针织品批发商和制砖商，然后破产；他成为拥护“奥兰治王室的威廉”[30]的辉格党的支持者和顾问、替“不顺从国教者”写宣传小册子、入狱、获托利党温和派大臣罗伯特·哈利相救（他是哈利的代言人和秘密情报员），然后成为《评论报》的创办人和唯一编辑，并因此被誉为“现代新闻写作的发明者”。哈利失势后，他先是更接近辉格党，继而支持托利党，直到发生使他摇身变成小说家的个人财政危机。
笛福在以前的写作中，已常常显露出他具备讲故事才能的明显证据，尤其是当他描写当代政治人物或历史事件时，他总能点缀富有想象力的细节；或当他讲述名人传记时，他总会采用杜撰的材料。
有了这些经验积累，笛福着手写小说。由于这部小说运用自传体写法，因此它不仅描写海难和荒岛的历险，而且实际上从叙述者的人生开端讲起，并持续至他的晚年。在这点上，笛福可以说是在讨好一种虚伪的道德主义，必须指出，这是一种过于狭窄和肤浅因而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教谕：遵从父命、中产阶级生活的优越感、中规中矩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远胜于任何暴富的诱惑。鲁滨孙就是因为不听从这类教导而招来灾难的。
笛福既避免了十七世纪的浮夸文风，又避免了十八世纪典型的滥情。他的语言冷静而简练，像司汤达那样，“枯燥如拿破仑法典的风格”，可比拟“商业报告”：他发明了水手兼商人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该叙述者能够像在账簿中那样，在日志中记入他那个环境的“善”和“恶”，且能够以数学的精确，计算他所杀的食人生番的数目。结果证明，这一发明不仅风格上是得体的，而且实际上是恰当的。笛福的散文如同商业报告或产品和器具目录册，不加雕饰，又细致入微。如此巨细靡遗，既是为了使读者相信他所讲所述确凿无疑，同时也比任何其他手法更能表达海难条件下每一物件、每一行动、每一姿态的价值意义（一如在《摩尔·弗兰德斯》和《杰克上校》中，拥有物质的焦虑和快乐是通过偷窃来的物件的清单来表达的）。
对鲁滨孙的手工作业的描写，可谓不厌其烦：他如何挖石窟做房子，用尖桩围住它；自己造一艘船，却无法独力推去海边；然后学会烧制罐和砖。由于笛福对鲁滨孙的技术进步津津乐道，他哪怕是在今天，也依然以这样一位作家著称：他颂扬人类坚韧不拔地与物质斗争，他赞美一切活动的低微与艰难但也赞美其伟大，以及赞美见到亲手制作各种物件时的欢乐。从卢梭到海明威，所有那些向我们证明只要我们做些无论大小、不计成败的事情来考验自己就是体现人类真正价值的作家，都可以把笛福视为他们的第一个楷模。
《鲁滨孙漂流记》无疑是一部值得逐字逐行重读的小说，且将继续带来新发现。他总能够在关键时刻避免任何过于自鸣得意或欣喜若狂，而仅用寥寥几字加以说明，接着就继续去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能力似乎与稍后几页当叙述者因生病而再次陷入对宗教的沉思时的布道语调构成强烈对比：例如，当他意识到自己是那次海难中的唯一生还者的时候——“至于他们，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们或他们的任何踪迹，除了他们遗下的三个檐帽、一个制服帽和两只不配对的鞋”——以及在向上帝说了最简短的感恩话之后，他立即就四下察看，思量他的困境。
但笛福在《鲁滨孙》和后来的小说中的态度，与守规则的商人非常相似。商人礼拜时间一到就上教堂，捶胸忏悔，但接着就赶快回去工作，以免浪费时间。伪善？他的行为如此公开和迫切，根本不会让你想到要指责他；笛福哪怕是在唐突地改变语调时，也维持一种基本、健康的诚实，这诚实是他明白无误的特点。
可是话说回来，有时候他秉性难移，甚至会染上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论战的色彩：例如当我们看到无法理解恶的概念的野人与无法向他解释清楚的鲁滨孙相互争辩不休时。或者鲁滨孙做了“三个子民”的君王的情景，这三人“有三种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父亲是异教徒和食人生番，那西班牙人是天主教徒。然而，我允许我的王国里有信仰自由”。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本小说其中一个最具悖论和意味深长的插曲时，就连这种微妙和反讽的重音也消失了：鲁滨孙尽管多年来渴望与外界建立联系，可现在每逢他见到荒岛附近出现人影，就感到他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胁；而当他获悉附近岛上有一群遇海难的西班牙水手时，他又害怕加入他们，唯恐他们会把他交给宗教法庭。
总之，哪怕是在“奥里诺科大河口附近”的荒岛上，也仍能感到一个时代的理念、激情和文化的潮汐。尽管他决心要尽一位冒险故事作家的职责，在描写食人生番时强调其恐怖，但他显然并非不知道蒙田对食人生番的看法（这些看法曾影响莎士比亚，这可见诸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对另一个神秘岛屿的描写）：如果没有这些看法，鲁滨孙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即“这些人不是杀人犯”，而是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他们遵守自己的法则：“他们不知道这是犯罪……就像基督徒处死从战场上抓来的俘虏，而不知道自己是杀人犯。”
1955年
（黄灿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