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保罗·克利为伏尔泰的《老实人》画插图：以摇曳的流动线条描绘的几何形人物，在准确而轻逸的萨拉班德舞步中展开和旋转。这些妙趣横生的插图赋予书中那蓬勃的活力以视觉的形式和近乎音乐的形式。这活力使《老实人》超越它所指涉的那个时代和文化的密集的网络，继续与今天的读者沟通。
今天《老实人》最令我们激赏的，并不是“哲理小说”，也不是它的讽刺，也不是逐渐显现的道德性和世界观：而是节奏。一系列不幸事故、惩罚和屠杀轻快地在书页上奔驰，从一章跳至另一章，不断分岔和繁殖，却不会煽起读者的任何情绪，而是使读者感到一种神采飞扬和野性的原始生命力。在第八章仅三页的篇幅中，居内贡小姐忆述她父母和哥哥被侵略者劈成碎片之后，她自己接着如何被强奸，肚子被捅了一刀，然后治愈，沦为洗衣妇，在荷兰和萄葡牙被转卖，由两个不同信仰的男人轮流“保护”，在这种环境下偶然目睹了其受害者包括邦葛罗斯和老实人的火刑[32]，并因此与老实人重逢。甚至第九章的不到两页篇幅就足够让老实人脚下出现两具尸体，以及足够让居内贡惊呼：“怎么你生性温和，却能在两分钟内放倒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高级教士？”而当那个老婆子[33]不得不解释为何她只有一边臀部时，她便开始讲述她一生的故事，从她还是一位教皇的十三岁女儿的时候讲起，她在三个月内经历贫困、被奴役和几乎天天被强奸，然后是忍受饥荒和战争，且差点死于阿尔及尔的鼠疫；之后她还讲述阿佐夫被围困的故事，以及饥饿的土耳其士兵如何发现女人臀部不寻常的营养……嗯，故事到这里就有点奢侈了，需要整整两章，大概占六页半篇幅。
伏尔泰这位幽默家的伟大发现，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这技巧后来成为喜剧电影屡试不爽的噱头：以无情的速度堆砌起来的一场场灾难。还有突然增强的节奏，包含一种近乎无端发作的荒谬感：例如在发生了一系列已经快速且详细地叙述的不幸事件之后，又以总结的形式迅速重复一遍。伏尔泰在他这种闪电式的连续镜头中投射的，真可以说是一部包揽全世界的电影，堪称“八十页环游世界”，它跟着老实人从其家乡威斯特法伦出发，去荷兰、葡萄牙、南非、法国、英国、威尼斯和土耳其，接着这次游历又依次分裂成由不同主角补充讲述的一场场旋风式的世界游历。这些主角有男人，但主要是女人，后者成了出没于直布罗陀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海盗和奴隶主唾手可得的猎物。这尤其是一部当代世界事件的大型电影：在普鲁士人与法国人（“保加利亚人”和“阿瓦尔人”）的七年战争中被毁灭的一个个村庄、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宗教法庭主持的火刑、拒绝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的巴拉圭耶稣会士、印加人传说中的黄金，还有荷兰的新教、梅毒的蔓延、地中海和大西洋海盗、摩洛哥自相残杀的战争、黑奴在圭亚那遭受的剥削等事件和人物的奇特快照，但总能留下适当的空间报道文学界的消息、提及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会见聚集在威尼斯狂欢会上的当时众多被罢黜的国王。
一个彻底无序的世界；任何地方都没人得救，除了在那个智慧而快乐的国度——黄金国。快乐与财富之间不存在联系，因为印加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街道上的金尘和他们的钻石铺路石对来自旧世界的人是如此宝贵；然而，尽管乍听有点奇怪，但正是在那个地点，在遍地黄金的环境中，老实人找到了一个智慧而快乐的社会。正是在那里，邦葛罗斯的观点终于有可能对了，也即想象中尽善尽美的世界可能成为现实，除了一个遗憾：黄金国隐藏在最难以企及的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里，也许就在一小片被撕掉的地图碎片中，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一个乌托邦。
然而，尽管这块想象中的乐土具有一切乌托邦见惯的那些模糊而难以令人信服的笔触，但对世界其他地方，连同对其无穷尽的苦难的记述，虽说记述速度极快，却绝非矫饰。那个荷兰属地圭亚那的黑人在以寥寥数行向主角们解释他遭受的惩罚之后说：“我们付了这代价，你们在欧洲才有糖吃！”[34]同样地，那位威尼斯高级妓女说：“先生呀，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滋味：被迫去抚摸一个不管你喜不喜欢的老商人、律师、托钵僧、船夫、修道院院长；受各种侮辱和轻蔑；常常沦落至低声下气向人借裙子，仅仅为了让裙子被一个讨厌的老头子剥掉；刚从一个男人那里赚来一点钱，立即就被另一个男人抢走；被执法人员敲诈，最后躺在医院或圾垃堆里，什么指望也没有，除了可怖的残年……”
确实，《老实人》中的人物似乎都是橡皮，耐得起任何折磨：邦葛罗斯被梅毒糟蹋得不成人形，接着他被吊起，然后又被强迫去奴隶船划桨，然后他又活蹦乱跳地出现。但如果因此说伏尔泰用苦难来敷衍，那就错了。哪一部长篇小说有胆量这样描写女主角：她最初“白嫩、清秀、丰满、迷人”，后来变成居内贡，“皮肤黝黑、满眼黏液、胸脯平坦、一脸皱纹、两臂发红龟裂”？
至此，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打算完全从外部和表面来阅读《老实人》，可它却把我们带回其“哲学”的核心也即伏尔泰的世界观的核心。这核心并非仅仅是对邦葛罗斯那种天佑的乐观主义的争辩式抨击：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些，就会发现陪伴老实人最长久的导师，并不是这位服膺莱布尼茨哲学的倒霉老师，而是倾向于仅看到邪恶在世上连连报捷的“摩尼教徒”马丁；如果说马丁代表着一个反邦葛罗斯的角色，那我们也不能肯定他就是胜利者。伏尔泰认为，像乐观主义者邦葛罗斯和悲观主义者马丁那样寻求对邪恶作出形而上学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邪恶是主观、难以界定和无法测量的；并不存在一个设计好的宇宙，或者说如果存在的话，知道它的也是上帝而不是人。伏尔泰的“理性主义”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伦理态度，它在神学背景下显得特别瞩目，这神学背景就像帕斯卡学说一样，是与人对立的。
如果说我们想起这些接踵而至的旋转式灾难仍能绽开微笑的话，那是因为人生短暂而有限；永远有人自称比我们更不幸；而如果谁碰巧没有任何抱怨且拥有生活可以给予的一切好东西，则他将变成威尼斯元老波谷居朗泰那样的人：对一切翘起鼻子，在原应表示满意和给予赞赏的地方吹毛求疵。书中唯一负面的人物就是波谷居朗泰这个闷蛋；邦葛罗斯和马丁虽然以无望、荒谬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但骨子里他们会挺身反抗生活中的各种艰难险阻。
书中有一股智慧的潜流，它是通过一些边缘代言人表达出来的，他们包括再洗礼派教徒雅克、那位印加老人和那位酷似作者本人的巴黎学者。这智慧最后从那位回教修士的口中明白说出，也就是那句著名的箴言“种我们自己的园地”。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简化的道德；要理解它，就必须认识到它在理智上反形而上学的意义：你不应给自己带来一些你无法以自己切合实际的方法直接解决的问题。还必须认识到它的社会意义：这是首次宣告工作是一切价值的实质[35]。今天，强调“种我们自己的园地”听起来好像有浓厚的中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弦外之音：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当前的忧患与焦虑，简直太不合时宜了。并非偶然的是，这句话是在最后一页讲出的，几乎是在这本书结束之后才讲出的。而我们知道在书中，工作似乎只是毒咒，而园地则一再遭毁坏。这也是一种乌托邦，不亚于印加人的王国：《老实人》中的理性声音，只是乌托邦。但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它成为书中最著名的句子，最后成了谚语。我们不可忘记这个时期所标志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剧变（那是1759年，正好是巴士底狱沦陷前三十年）：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不再依据他与超验的善或恶的关系，而是依据他实际能达到的或大或小的成就。而这既是一种严格的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高效生产”的工作伦理的来源，也是一种实际、负责任和具体承担的道德的来源，没有这一道德就解决不了一般问题。简言之，今天人类在生活中的真正选择，都源自这本书。
1974年
（黄灿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