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人想要计算一切：包括乐趣、痛苦、美德、缺陷、真理、错误。这个人深信他可以为人类感情与行动的每一面建立代数公式与量化系统。他用“几何精确性”的武器，对抗存在的混乱以及思想的犹豫不决，换句话说，这项武器具有智性风格，这样的风格来自于所有截然明了的对立以及不能反驳的逻辑结果。他认为对于乐趣的欲望以及对于强力的恐惧，是唯一确定的前提，从这里才可以出发进行对于人类处境的了解之旅：只有通过这条路，他才能够成功地证明，就连公正与自我牺牲这样的优点也有其坚实的基础。
世界是包含无情力量的机制：“舆论的真实价值是财富，因为很显然财富会改变和收买舆论”；“基本上，人是由腱、肌肉与其他薄膜所连结起来的骨干。”可以预料的是，这些格言的作者生活于十八世纪。从拉·梅特利的机器—人到萨德的天性之残酷快感的胜利，那个世纪的精神彻底排斥关于人与世界的天佑观点。我们也可以预料这些格言的作者是住在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在逐渐衰败的过程中，愈来愈觉得自己被卷入强权之间的压倒性竞赛里，被贸易的利润与逐渐增加的损失所困扰；也逐渐沉浸在享乐主义、赌场、剧院与嘉年华狂欢中。对一位喜欢计算一切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提供更大的刺激呢？他觉得自己身负一项使命，也就是必须设计一个可以在法老牌游戏中成为赢家的体系，在通俗剧中计算出激情的正确数量，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论述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干涉，以及各国的财富及匮乏。
不过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人，并不是像爱尔维修那样是个学问上的放纵者，也不是像卡萨诺瓦那样，是个实践上的放纵者：他甚至不是个为启蒙价值而战的改革者，不像他那些在《咖啡馆》（Il Caff）期刊工作的同代米兰人。（维利［Pietro Verri，1728—1797］的《关于乐趣与痛苦本质的论述》于1773年发表在那份期刊上，这是在我们这位威尼斯作家于1757年发表他的《人类生活的乐趣与痛苦之计算》之后。）这位作家的名字便是吉安马利亚·奥尔特斯，他是一位冷淡、易怒的教士，挥舞着尖锐的逻辑外壳，对抗扩散在欧洲的变动预兆，这些预兆甚至在他的故乡威尼斯的地基中隆隆作响。他是个像霍布斯一样的悲观主义者，跟曼德维尔一样喜欢矛盾的事物。他的论点专断，而且风格冷淡、尖刻。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们可以确信他是“理性”最无空想的支持者之一。事实上，我们必须很努力才能接受传记作家以及研究他所有作品的专家所提供的其他细节，特别是关于他在宗教事物上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他坚定的保守主义。（例如我们可以参考托伽兰［Gianfranco Torcellan］1961年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一位美国哲学家的感想》，这是奥尔特斯最重要的散文与对话之一。）这应该让我们获得一个教训，也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公认的观念和陈词滥调，诸如十八世纪是由重感情的宗教精神与冷静、怀疑的理性之间的冲突所主导这样的传统观点：现实总是要更细致入微，同样的元素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组合。在关于人性最机械化、最数学化的观点背后，很容易存在天主教对于世俗物质的悲观主义：精确、透明的形式从尘土冒现，成形之后又再度回归尘土。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对于特立独行的人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舞台背景了，而他们犹如哥尔多尼戏剧作品中那些万花筒般的人物。一幅现代绘画将奥尔特斯这位一心只想着算术的厌世教士，描绘为冷静、戴假发、尖下巴、稍带恶意微笑的人，我们可以轻易想象他进场时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周遭的人不想了解对他来说一目了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己见，而且同情别人的错误，直到我们看着他摇头离开小广场为止。
奥尔特斯属于一个戏剧的世纪，特别是属于威尼斯这个戏剧之城，这一点并非偶然。他在作品最后经常会写的那句座右铭“谁能说这是我捏造的呢？”在我们的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也就是他的数学证据只不过是讽刺的悖论，而这些证据的作者，也就是这位严谨的逻辑学家，只不过是一张讽刺面具，底下藏着另一种科学、另一项真理。难道这只是由可以令人充分理解的审慎态度所口述的公式，以预防教会权威的非难？奥尔特斯最欣赏的人是伽利略，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伽利略在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安排了一位人物萨尔维亚蒂，那是他的代言人，他宣称自己只是在扮演哥白尼主义者的角色，尽管他是个不可知论者，而他参与辩论就像在参加化装舞会一般……这类方法后来被证明是多少有效的警惕（就我们所知道的，对伽利略来说并非如此，可是对奥尔特斯来说却是有效的）。无论如何，它显示了作者在这类文学游戏中所获得的乐趣。“谁能说这是我捏造的呢？”在这个问题中，戏剧典型的光影活动建立在论述的中心，在这个论述中，也可能是在所有的人类论述中。谁来决定被说出来的话是真是假？不是作者，因为他服从于读者的裁决（“谁能说……？”）；不过也不是读者，因为这个问题是向一个假设的“谁”提出的，这个谁或许并不存在。也许所有的哲学家体内都藏有一名演员，这名演员扮演他的角色，哲学家并无法介入；或许每一个哲学思想、每一个教条都包含戏剧小品的元素，尽管我们无法判断这出短剧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就在半个世纪之后，傅立叶在文学界展露头角，带着同样的矛盾色彩，也是典型的十八世纪人物：他同样是个算术迷，是位激进的理性主义者，也是哲学家的敌人，尽管他的教义推崇享乐主义、感官主义与幸福论，但在生活中他很严肃、孤独、苛刻，不过却也热衷戏剧，不断强迫我们自问：“谁能说这是我捏造的呢？”……）
“人的天性倾向于感官享乐”，《人类生活的乐趣与痛苦之计算》开宗明义地表示，而且它继续写道：“因此，所有的外在物品也同时变成每个人欲望的特殊对象。”人类为了拥有他所欲望的对象，便必须使用力量，而且会与其他人的力量产生冲突，因此计算可以互相抵消的力量便有其必要。不像卢梭，对奥尔特斯来说，大自然并不具有母性形象，而从他的想法中所冒现的社会契约，比较像是物理手册中力的平行四边形。如果说人在追寻乐趣的过程中，没有互相摧毁的话，这要归功于舆论，舆论是我们今日广义称为文化的一切内容的基础。“所有人合并的力量都能或多或少为每个个体利用的原因”是舆论，而非美德，美德是来自上天的礼物，让我们可以为了利他而牺牲自己；不过我们是在尘世，重要的是舆论，就像它的目标就是“一个人的自身利益一般”。奥尔特斯提供证据来显示，罗马历史中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崇高例子，是如何可以用出于利己的算计结果来加以解释，而奥尔特斯的证据可以用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或是威尔森的社会生物学来加以支撑。
“舆论”就是一些思想形式，我们以之为基础而接受以下这项观念，也就是某些类别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拥有某种程度的财富或特权。奥尔特斯特别举出了四种类别的人：贵族、商人、士兵和学者。他试着定义公式，以建立每一项“舆论”的“价值”，而他所谓的“价值”就是收入。
简而言之，他所说的“舆论”相当于我们近代所说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阶级意识形态”；可是奥尔特斯并不浪费时间观察它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他以任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只能望其项背的果断和迅速，将一切转译为经济学的语言，或者说是转译为收入与支出。
他的结论是，在一个人口较多的社会，人可以享受较多的乐趣，遭受较少的恐惧（简单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是自由的），相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之外，或是生活在人数有限的社会中的人而言，此结论是一项不证自明的原则，可以在社会学的论文中得到发展，根据我们今日的经验得以证实、修改或修正。同样地，从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句子可以引申一个完整的关于顺应时势者与反叛者的类型学和决断论，以行为的社会可接受程度高低来分级，在最后一个句子中，存在着一项对比，分别是对较多数“舆论”“敏感”的人，以及“对较少数舆论敏感”的人：前者变得愈来愈“保守、有礼，而且善于掩饰”，后者则是变得“较为诚恳、自由与野蛮”。
身为体系与结构的建造者，奥尔特斯对历史是不可能有特殊偏好的；相反地，我们可以说他对历史一窍不通。他证明了社会只立基于舆论，认为人可以目击的事物才是历史真相，因此道听途说的历史地位次于目击者活生生的声音。可是在他的《历史真相计算》的结论中，奥尔特斯显示了对于宇宙知识的欲望，将焦点放在极小且不可重复的细节上：他总是想要将人性纳入一个由抽象元素所构成的代数公式中，在此处则是谴责任何不是基于所有个体经验深不可测的总数而来的全面知识。
当然，他的方法将他推向泛论，他善于概念合成的才能加剧了他的这个倾向。举例来说，他分析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的剧场，然后提供了这四国人民的特征：法国剧场立基于变动，英国剧场立基于“固恋”，意大利剧场立基于“第一印象”，德国剧场则是立基于“最后印象”。我想“第一印象”指的是立即性，而“最后印象”指的是感想；最难以译解的字眼是“固恋”，不过我们推测他在讲到英国剧场时，脑海里想的几乎必然是莎士比亚，所以我想他指的是将激情与行动推至极致，同时也指在性格描绘与戏剧效果上的某种过度。奥尔特斯从这一切假定意大利人与英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性，他们的优点都是建立在“想象力”之上，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也存在着亲近性，对他们来说，“理性”胜过一切。
这番论述开启了奥尔特斯最生动也最丰富的文本，也就是他的《关于音乐剧场的感想》，在这本书中，他方法的“几何精确性”应用在通俗剧的对称与情景突转上。在此处，奥尔特斯程序式的享乐主义将焦点放在一件好事上，这件好事不像其他的那么不确定：也就是威尼斯文明很有技巧地摆在社会生活中心的“欢愉”。在此处，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思考的基础更多的是经验主义，而不是数学推理。“每一个‘欢愉’在于每一个感官所经验到的不同运动。乐趣从运动的多样性中衍生而来，就如同厌腻感从运动的持续性中产生。因此，想要提供三小时以上欢愉的人应该要确定他只能制造厌腻感。”
或许音乐与戏剧所产生的欢乐，以及赌博所引起的希望和情绪，是唯一不虚幻的欢乐。至于其他的，在他的确定态度之后，潜藏着忧郁的相对主义。《人类生活的乐趣与痛苦之计算》以这几句话结束：“如果说人们认为我的这些教义流露对人类的蔑视，那么我自己也属于这个物种，却不觉得被冤枉；如果说我断定这个生命的所有欢乐与痛苦只不过是幻觉，我也可以补充说，所有的人类推理只不过是蠢事。当我说所有的推理时，也不排除我自己的‘计算’。”
1984年
（李桂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