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新读者会因为即将在电视上播出的《帕尔马修道院》电影版，而受到司汤达这部小说的吸引呢？跟电视观众的总数比起来，或许很少，可是跟意大利人所读的书的数量比起来，或许很多。不过任何数据都无法告诉我们，有多少年轻人从书一开始的几页便被打动，并立刻深信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小说，是他们一直以来便想阅读的作品，而且这本书会成为他们后来读的其他书的基准。（我指的特别是开头几章；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又会发现它变成了另外的一本小说，或是彼此不同的好几本小说，使得读者改变他对故事的亲疏态度；无论情况如何，才气焕发的开端都会继续影响读者。）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也是发生在过去一百年来许多不同时代读者身上的情况。（《帕尔马修道院》于1839年问世，不过我们必须排除掉司汤达最终被了解前的那四十年，他自己非常精确地预见到了这四十年；尽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这一部是最即时获得成功的，而且它的发行有赖于巴尔扎克一篇相当热情的长论文，整整七十二页长！）
我们不能确定这样的奇迹是否会再度发生，也不确定它会持续多久：一本书令我们着迷的原因（也就是说它的诱惑力，这与它的绝对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是由许多无法估量的元素所组成的。（一本书的绝对价值亦是如此，如果说这个句子有任何意义的话。）当然，即使今日我再翻开《帕尔马修道院》，就像我曾经在持不同品味与期待的不同时期重读这本书，它蕴含的音乐力量会立刻将我攫住，也就是“活泼的快板”：那是开头的几章，在拿破仑时代的米兰，炮声隆隆的历史与个体生活的节奏以同样的步伐并肩前进。十六岁的法布利斯在潮湿的滑铁卢战场上跟着随军小贩的推车及奔驰的马匹四处漫游，我们跟着他进入纯粹的冒险，这样的气氛是典型的冒险小说，充满了刻意调节好的危险与安全，也包含了分量很重的年少轻狂。死不瞑目的尸体及僵硬的手臂是首批战争被文学所开发的真正尸体，以用来解释战争的真相。而从一开始便弥漫的多情女性气氛，充满了保护性的惶恐与嫉妒的阴谋，这已经揭示了小说的真正主题，它会伴随法布利斯直至故事终了（这样的气氛持续下去只能变成是压迫性的）。
或许是因为我所属的时代，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战争以及政治剧变，所以我变成了《帕尔马修道院》的终身读者。可是在我较不自由也较不平静的个人记忆中，占主导位置的是不协调与刺耳，而不是那诱人的音乐。或许相反的情况是真的：我们认为自己是某个特殊时代的小孩，因为我们将司汤达式的冒险投射到我们自身的经验上，以转变它们，就像堂吉诃德所做的那样。
我说过《帕尔马修道院》包含许多不同的小说，而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小说的开头：这部小说一开始时像是一部关于历史、社会的编年史，以及流浪汉冒险故事。接着我们进入小说的核心，换句话说，进入艾内斯特四世亲王的小宫廷世界（这个杜撰的帕尔马在历史上符合莫德纳，莫德纳的居民热烈地如此宣称，例如德尔菲尼，可是就连马尼亚尼这样的帕尔马人也很满意这样的叙述，仿佛这是他们自身历史的升华版本）。
此时，小说变成剧场，密闭的空间，摆放无数棋子的棋盘，一系列错配的激情在其中发展的灰色、固定的地点：莫斯卡伯爵这个位高权重的人是吉娜·桑塞维利纳的爱情奴隶；桑塞维利纳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她只在意自己的侄子法布利斯；法布利斯最爱的是他自己，他享受少数几场迅速的艳遇，将它们当做串场表演，最后将环绕在他周围的所有能量集中在他对天使一般、心事重重的克莱莉亚的无望激情上。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宫廷与充满社会阴谋的小世界中，一边是一位因为吊死两名爱国者而心生恐惧的亲王，另一边则是检察官哈西，他是平庸官僚的化身（这或许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人物），而平庸的官僚本身也具有吓人的元素。此处的冲突与司汤达的意图一致，一边是梅特涅落后的欧洲形象，另一边则是激情的绝对本质，这些激情无法容忍界限，而且它们是一个已经被推翻的时代之高贵理想的最后避难所。
这本书的戏剧中心就像是一出歌剧（而歌剧是热爱音乐的司汤达了解意大利的第一项媒介），可是《帕尔马修道院》中的气氛（幸运地）并非是悲剧歌剧的气氛，而是轻歌剧的气氛（如同瓦莱里所发现的）。暴君统治虽龌龊却迟疑且笨拙（更糟糕的情况曾经真的在莫德纳发生），而激情虽然有力，却是根据相当基本的机制在运作。（只有一名角色拥有心理复杂度，那就是莫斯卡伯爵，他是个精于算计的角色，不过也是个绝望、占有欲强及空虚的角色。）
可是“宫廷小说”的元素并不止于此。小说将意大利转变为拥护波旁复辟的国家，除此之外，还有文艺复兴的历史情节，司汤达在书店中搜出历史传奇，并根据其中一则写成了他自己的《意大利编年史》。这一则传奇处理的是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生平。他受到一位姑妈的宠爱与保护，这位姑妈是位高雅、工于心计的贵妇，亚历山大享有辉煌的牧师职业生涯，尽管年轻时曾经有过放荡不羁的冒险（他也曾经杀过一名对手，因而被囚禁在圣天使堡），后来变成教皇保罗三世。这则发生于十五、十六世纪罗马的暴力故事，与生活在充斥着虚伪与良心不安的社会里的法布利斯有什么关联？一点也没有，不过司汤达计划的小说就是那样开始，将法尔内塞的生平转移到当代，展示意大利持续的活力与自发的激情，他始终信任这些特质（尽管他也可以在意大利人身上辨识出较不明显的成分：例如他们缺乏自信，他们的忧虑、谨慎）。
不管灵感的原始来源为何，小说的开端包含了独特的活力，所以它可以轻易独自持续下去，对文艺复兴的编年史置之不理。不过司汤达却经常回到文艺复兴，并且再度求助于法尔内塞，以当做他的范本。遵循这个来源所获得的最格格不入的结果是，当法布利斯一脱去他的拿破仑军服，便进入神学院宣誓。在小说接下来的情节中，我们必须想象他做高级神职人员的打扮，无论对于他还是我们来说，这都是相当不舒服的概念，因为我们必须费劲来协调这两个形象，而他的教士身份只影响了他的外在行为，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精神。
早先几年，另外一位司汤达主角，同样渴望拿破仑式荣耀的年轻人，决定穿上教士长袍，因为复辟王朝阻挡了所有人的军事生涯，除了贵族子弟以外。可是在《红与黑》中，于连的另一项职业是小说的中心主题，和法布利斯比起来，这个状况给于连带来更严重也更戏剧化的后果。法布利斯不是于连，因为他缺乏心理的复杂度，不过他也不是注定要当教皇的法尔内塞，法尔内塞是一则故事的象征主角，这则故事既可以被诠释为骇人听闻的反教会明证，也可以被诠释为关于罪人获得救赎的教化传说。这样说来，法布利斯是谁呢？撇开他所穿的服装以及他所卷入的事件不谈，法布利斯是个想要解读自身命运符号的人，引导他的是他真正的老师所教给他的知识，也就是修士兼占星学家布拉涅斯。他自问关于未来与过去的事情（滑铁卢是否是他的战场？），不过他的整个现实是位于现在。
就像法布利斯，整部《帕尔马修道院》克服了它综合本质的矛盾，这要归功于持续的运动。当法布利斯最后入狱时，一部新的小说在原来的小说之中开始了：这本小说是关于监狱、塔楼以及他对克莱莉亚的爱，这与书中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甚至更难以定义。
没有比囚犯的状况更痛苦的生存条件了，不过司汤达对痛苦的态度是如此叛逆，以至于即使当他必须呈现人物在塔楼囚房隔绝的状态时（这是在神秘且悲惨的逮捕行动之后），他所传递的心理态度总是外向的，而且充满希望：“什么！我这么害怕监狱的人，居然被关在监狱里，而且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感到过悲伤！”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感到过悲伤！从来没有以如此漫不经心及活力充沛的态度所表达出的浪漫的自怜辩驳。
这座法尔内塞的塔楼从来不存在于帕尔马，也不存在于莫德纳，不过它却具有精确的外形：事实上，它由两座塔楼构成，较细的塔楼盖在较厚的塔楼之上（此外，在突出的角楼上盖了一栋房子，上方是一间大型鸟舍，年轻女子克莱莉亚便出现在这里）。这是小说中的神奇空间之一（在某些方面，它让我们想起阿里奥斯托作品中那座以假乱真的魔堡，在其他方面则让我们想到塔索），这显然是个象征：如同所有真正的象征，我们从不能判定它究竟象征什么。显然是内心的隔绝；不过或许更是象征开放的态度与爱的交流；法布利斯使用高度复杂的奇异无线电报系统，设法从囚房与克莱莉亚及他那位永远足智多谋的姑妈吉娜通信，这时的他显得前所未有地爽朗及健谈。
塔楼是法布利斯初次浪漫爱情开花的地方，也就是他对遥不可及的克莱莉亚的热恋，那是狱卒的女儿，不过塔楼也是桑塞维利纳之爱的镀金牢笼，从一开始，法布利斯便是这份爱的囚犯。这座塔楼的起源（第十八章）回溯到一位被关在其中的年轻法尔内塞的故事，他之所以被关在那里，是因为他爱上了继母：这是司汤达小说背后的神经核心，“高攀婚姻”，或者说是对于较年长或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之爱慕（于连与雷纳尔夫人，吕西安与夏斯特莱夫人，法布利斯与吉娜·桑塞维利纳）。
塔楼也意谓高度，代表远眺的能力：法布利斯从塔楼上可以俯瞰不可思议的景观，包含从尼斯到特雷维索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以及从蒙维索到菲拉拉的整个波河流域。不过这不是全部；他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一生，以及其他人的生命，还有构成人类命运的复杂关系网络。
从塔楼上可以眺望整个意大利北部，从这本写于1839年的小说高处，也可以看到意大利历史的未来：厄内斯特四世亲王是个心胸狭小的专制暴君，不过他也是位可以预见意大利复兴运动未来发展的卡洛阿尔贝托，他内心一直希望可以成为意大利的立宪君主。
用历史及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帕尔马修道院》始终是个可以预测，甚至是必要的方法，这样的解读方式始自巴尔扎克（他将这本小说定义为新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同样的，司汤达赞扬被复辟所扼杀的自由与进步的理想，我们可以轻易展示司汤达的赞扬是极为肤浅的，而且我们也有必要这么做。不过司汤达的轻率正可以提供我们一个不容低估的历史及政治教训，他向我们显示，前雅各宾主义者或前拿破仑主义者是如何轻易变成（并且继续保持）拥护君主政体集团的专断及狂热分子。这样危险的态度及行动似乎由最有力的信念所主导，这些态度及行动向我们显示，在它们背后支撑的其实没有什么，这是我们在当时的米兰及其他地方屡见不鲜的现象，可是《帕尔马修道院》的美在于这一点是在没有大声嚷嚷的情况下被陈述出来的，而且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让《帕尔马修道院》变成伟大的“意大利”小说的因素，在于政治意识是各种角色算计过的重新调整与重新分配：亲王在处决雅各宾主义者时，挂心着要与他们建立未来的权力平衡，那可以让他在迫近的国家统一运动中居领袖位置；还有莫斯卡伯爵，这位拥戴拿破仑的军官变成了立场强硬的部长，及反动政党的领袖（不过他只打算鼓动一小撮的反动极端分子，然后凭借着与他们疏远，以突显自身立场的温和），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内在本质。
我们愈是往下读，另一个司汤达式的意大利形象便愈是远离，这个意大利是个感情慷慨而且充满自发性的国家，对于刚抵达米兰的年轻法国军官来说，这个在他眼前展开的意大利是块幸福之地。在《亨利·勃吕拉传》中，当他达到这个时刻，并且准备描述他的幸福时，他用以下的句子中断他的叙述：我们总是无法成功谈论我们所爱的事物。
这个句子为罗兰·巴特的最后一篇论文提供了主题与标题，他原本应该在1980年于米兰举行的司汤达研讨会上宣读这篇论文的（可是就在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期间，遇上了那场致命的车祸）。巴特在他完成的篇幅中观察到一件事，也就是司汤达在他的自传性作品中，多次强调他年轻时在意大利度过的快乐时光，可是他从来没有设法加以描述。
不过二十年之后，在某种事后回想中（这也是爱情扭曲的逻辑之一部分），司汤达写下了关于意大利的激情洋溢段落：没错，这些段落在我这样的读者身上，激起了心醉神迷与灿然的感觉（我确定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这是他在私密的日记中所提到却无法传递的感觉。这名法国人抵达米兰时所产生的幸福与乐趣，与我们的阅读乐趣之间，存在着奇迹般的共鸣：被叙述出来的效果终于与被制造出来的效果一致了。
1982年
（李桂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