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西·米勒》于1878年以连载的形式出现，接着在1879年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我们可以说它是亨利·詹姆斯少数立刻受到欢迎的故事之一（或许是唯一的一篇）。詹姆斯其余作品的特征是难以捉摸、欲言又止、沉默寡言，就这个背景来看，这篇故事显得突出，因为这是他最清晰的作品之一，当中的女主角充满生命力与明确的向往，象征年轻美国的开放与纯真。然而这则故事隐含的神秘感并不逊色于这位内向的作家所写的其他故事，它依然沉浸在一些主题中，这些主题虽然总是若隐若现，却贯穿他所有的作品。
如同詹姆斯的许多短篇故事与小说，《黛西·米勒》的故事发生在欧洲。在这则故事中，欧洲也是美国用来自我衡量的试金石，而美国则是被缩减为单一、典型的样本：在瑞士与罗马聚居的无忧无虑的美国观光客，这个世界是詹姆斯自己年轻时在背弃他的祖国后所属的世界，后来他在他祖先的故乡英国定居下来。
他们远离自己的社会，也远离决定举止规范的实际环境，沉浸在欧洲。这个欧洲一方面代表文化与高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个杂乱而且有点不健康的世界，是他们必须与之保持距离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詹姆斯笔下的这些美国人深为不安全感所苦，使得他们加强自身的清教徒严谨性，也加强对习俗的保护。温德朋，一位在瑞士求学的年轻美国人，注定——根据他姑妈的说法——要犯错，因为他在欧洲住得太久，不知道如何分辨他“得体”的同胞与那些社会阶级低下的人。不过这种对于社会认同的不确定性适用于所有人——詹姆斯在这些自愿的放逐者身上看到自身的映照——不管他们是“拘谨”还是解放。美国人与欧洲人的严肃拘谨由温德朋的姑妈代表，她居住在加尔文教的日内瓦并非偶然，另一位则是华克太太，就某种意义来说是衬托姑妈的人，她住在罗马较为温和的气氛中。米勒家族思想解放，他们在往欧洲朝圣的过程中变得漂泊无依，这趟朝圣被视为与他们的地位相随的文化责任，是他们必须背负的义务。乡间的美国或许由许多平民出身的暴发户所组成，在此处由三名人物所例示：一位阴郁的母亲，一名任性的男孩，以及一位漂亮的女孩，她唯一的优势在于她的野性，以及她充满自发的活力，不过她是唯一设法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并成为有自主道德观念的人，并且为自己营造某种自由，尽管是不稳定的自由。
温德朋瞥见了这一切，不过他（以及詹姆斯）受到社会禁忌以及阶级制度的束缚，而更重要的是，他非常（詹姆斯则是完全）害怕生命（换句话说，害怕女人）。尽管故事的开头与结尾暗示我们，这名年轻人与一位来自日内瓦的外国女人有关系，可是在故事的正中间，作者明白陈述了温德朋害怕与女人真正的接触；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亨利·詹姆斯年轻时的自画像，以及他从未否认的对于性的恐惧。
对詹姆斯来说，不可确定的存在犹如“邪恶”——它隐约与罪恶的性相关，或是更明显地由打破阶级樊篱所代表带——给他一种恐惧夹杂着迷的感觉。温德朋的心理——也就是说充满犹豫、延宕与自嘲的复杂结构——一分为二：他的一部分热烈希望黛西是“无辜”的，这样他才能下定决心承认自己爱上她（后来黛西死后被证明无辜，这才使得他这个伪君子接受她）；他的另一部分则希望在黛西身上认出一个被贬至下层阶级的低等人，这样他或许就不再“需要费尽心思来尊敬她”。（显然这一点也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对黛西“无礼”的冲动，而或许只是因为用这些劣等的字眼来考量她可以带给他满足。）
争夺黛西灵魂的“邪恶”世界首先由私人向导尤金尼欧所代表，接着是热情的绅士乔凡内利，这位追逐嫁妆的罗马市民，以及整个罗马城，包括它的大理石、苔藓及瘴气。欧洲的美国人对米勒家庭散发最恶毒的八卦，不断恶毒地影射与他们一同旅行的向导，当米勒先生不在时，这名向导在这对母女身上行使暧昧不明的权威。读过《碧庐冤孽》（The turn of screw）的读者知道，对詹姆斯来说，家庭仆人随员的世界如何体现“邪恶”的无形存在。不过这名私人向导（英文字courier比我们的maggiordomo来得精确，它无法找到一个真正对等的意大利字：私人向导是陪伴主人从事长途旅行的仆人，他必须安排主人的旅行与膳宿）也可能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很少见到他），也就是说他是家中唯一代表父亲的道德权威及对于礼仪尊重的人。不过他有个意大利名字，这让我们心里有所准备，也就是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我们会看到，米勒家庭南下到意大利完全是一趟地下世界之旅。（就像三十五年之后，托马斯·曼笔下的奥芬巴赫教授致命的威尼斯之旅，只不过相比而言没那么宿命。）
罗马不像瑞士，不具备风景的自然力量、新教徒传统以及严厉的社会，因此无法在美国女孩身上激发自制。她们坐马车到品丘花园的过程是一场风言碎语的旋涡，在这当中，我们无法判断这位美国女孩的清白之所以必须被保护，是否是为了在罗马伯爵与侯爵夫人的面前保住面子（美国中西部的女继承人开始对贵族头衔发生兴趣），或是为了避免陷入与较劣等的种族杂居的困境。危险与其说是与殷勤的乔凡内利先生有关（因为他跟尤金尼欧一样，也有可能是黛西美德的保护者，要不是他出身寒微的话），不如说是与故事机制中一个沉默却关键的角色有关：疟疾。
环绕十九世纪罗马的沼泽，每晚会在整座城市注入它们致命的气息：这就是“危险”，一则关于所有危险的寓言，这股致命的热气准备攫获单独夜出的女孩，或是没有合适陪伴的女孩。（然而夜间在日内瓦湖有益健康的湖水上划船就没有这样的风险。）黛西·米勒牺牲在疟疾这位暧昧难懂的地中海神明之下：无论她同胞的清教徒主义，或是当地人的异教信仰，都无法说服她加入它们那一边，正因为如此，所以两边的人判她牺牲，就在罗马竞技场的正中央，夜间的瘴气聚集着笼罩四周，让人无法捉摸，就像是詹姆斯的句子，总是欲言又止。
1971年
（李桂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