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于三十年前去世，他于1924年8月3号在他靠近坎特伯里的毕夏斯本郡乡间住宅过世，享年六十六岁。他度过了二十年的水手生涯，从事写作三十年。他生前已经是位成功的作家，不过就欧洲批评界来说，他在死后才声名大噪。1924年12月，《法国新评论》为他制作一辑特刊，其中包含纪德与瓦莱里的文章：在法国最老练的知识界文人所组成的仪仗队的伴随下，这位老船长、长途海上旅行的老手，遗体被放进海里。相比之下，在意大利，首批的译文只在松佐诺出版社的红色亚麻布面的“冒险”丛书里可以看到，尽管伽齐先前已经向品味较细腻的读者特别挑出康拉德。
那些少数明摆的事实已经足以显示康拉德这位人物所引起的不同兴趣。他的生活充满实际的经验、旅行与行动，而且他拥有通俗小说家丰富的创造力，不过身为福楼拜的门徒，他也极注意风格，此外他与当时一统世界文坛的颓废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有关联。既然他在批评界的声名已经在意大利建立起来，至少由可以获得的译本来判断是如此（伯皮阿尼出版社正在出版全集，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与蒙达多里出版社则出版了个别作品的译文，包括精装本与平装本，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的“世界经济”丛书最近则出版了他的两部作品），我们便可以来界定这位作者对我们的意义。
我相信许多人去读康拉德的作品，是因为阅读冒险小说的瘾头又发作了，不过不只是为了阅读冒险故事，同时也是想要阅读这些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家只将冒险故事当做掩护，以用来讲述一些关于人类的创见，而具有异国情调的事件与国家可以帮助人们清楚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我的理想藏书室的一个书架上，康拉德的位置在梦幻般的史蒂文森隔壁，不过就生平与文学风格来看，两人几乎是南辕北辙。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将他移到另一个架子上，一个对我来说比较不易亲近的书架，其中包含了分析的、心理的小说家，詹姆斯派与普鲁斯特派作家，他们不厌其烦地要复原我们所经历的点点滴滴的感觉。我甚至想要将康拉德与那些或多或少被诅咒的唯美主义者放在一起，像是爱伦·坡，他们充满了错置的激情；我始终认为，康拉德对于荒谬世界的阴郁焦虑，并不会让他被放到包含“现代主义危机作家”的书架上（这个架子尚未真正去订制，也尚未完成最后的挑选）。
相反地，我总是将他放在手边，就在司汤达的隔壁，他们两人是如此不同，还有尼耶沃，他跟康拉德一点也不像。事实是，尽管我不相信康拉德所写的大部分东西，我却始终相信他是一位好船长，他将那种很难写作的元素带进他的故事里：也就是来自实际存在的天人合一的感觉，关于人如何在他所做的事情中自我实现，在他的工作暗含的教训中自我实现，可以从容应付各种局面的那个理想，不管是在帆船的甲板上，还是在书的纸页上。
这便是康拉德小说的道德本质。我很高兴发现《海之镜》也在其中，以纯粹的非虚构的作品的形式出现，一本以海洋为主题的选集：包含关于系泊与出航、抛锚、扬帆、货物重量等等的技巧。（《海之镜》由亚耶翻译成意大利文——我想这是它第一次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而且被翻译成漂亮的意大利散文。译者在翻译这些航海术语时，一定经历了极大的乐趣，以及恼人的困难：这部作品出现在伯皮阿尼出版的全集中的第十与十一册，这套全集也包含了《海陆之间》的出色故事，它们先前已经出现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环宇”丛书的相同译文中。）
除了康拉德之外，还有谁可以用这种技术上的精确性、这种热情，以这么不浮夸、不做作的方式，来写作他所从事的行业的工具？华丽的修辞只出现在最后，他称颂英国海军的霸权，并且重新唤起纳尔逊[44]与特拉法尔加，不过这也强调了这些随笔实用且具争议性的基础。当康拉德在讨论海洋与船舶时，这样的基础总是存在的，我们认为他沉浸在形而上的深奥的沉思中：他不断强调对于帆船时代精神气质的消逝而感到的遗憾，也总是在叙述衰落中的英国海军神话。
这是一项典型的英国争议，因为康拉德是英国人，他选择当英国人，而且成功了：如果我们不将他置于英国的社会脉络中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只将他视为英国文学“显赫的访客”，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他所下的定义的话，我们便不能为这个人下一个精确的历史定义。他生于波兰，名叫Josef Teodor Konrad Nalecz Korzieniowski，拥有一颗“斯拉夫的心灵”，因为抛弃祖国而难以释怀。他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相像，尽管他因为国家主义的原因而憎恨陀斯妥耶夫斯基，许多人对这些事实大做文章，不过我们并不真的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康拉德在二十岁时决定加入英国商船队，在二十七岁时，进入英国文坛。他并没有接受英国社会的家族传统，或是它的文化与宗教（他始终厌恶宗教）；不过通过商船队，他融入了英国社会，让商船队变成了他自己的历史，那是他在心理上觉得自在的地方，与商船队的精神特质相反的一切，只会让他心生鄙夷。他想在他的生命与他的作品中呈现那位完美典型的英国人物，那位绅士船长，尽管这位人物以极为不同的化身出现，从英雄的、浪漫的、堂吉诃德式的与夸张的，到野心过大的、有缺陷的与悲剧性的。从《台风》中那位无动于衷的船长麦克霍尔，到《吉姆爷》中想要摆脱懦弱行为纠缠的主人翁。
吉姆爷从船长变成商人：此处我们看到更广大层面的欧洲人在热带从事贸易，最后在那里变成社会边缘人。这些也是康拉德在马来西亚群岛航行时所认识的典型人物。他对人性的同情游移在两个极端，一端是海军军官的贵族成规，另一端是失败冒险的堕落。
这种对于贱民、流浪汉与疯子的着迷，也可以在另一位与康拉德相去甚远的作家身上明显看到，不过他可以说是康拉德的同代人，那便是高尔基。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对于这种非理性、自甘堕落的人性的兴趣（整个时代的世界文学，从克努特·汉姆生到谢尔伍德·安德森，都对这样的人性感兴趣），英国的保守主义者与俄国的革命分子都在这块领域中，找到他们对于人的坚定与严密概念之根源。
这将我们带回康拉德政治概念的问题，以及他猛烈的反动精神。当然他对于革命及革命分子如此夸张并且过分的恐惧（这使得他写了整个反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系列，而他却一个也不认识，连见也没见过），其根源与他出身波兰贵族、地主阶级有关，以及他年轻时住在马赛的环境，当时他的周遭是西班牙流亡在外的君主主义者，还有美国的前奴隶主，他们为唐·卡洛斯运送走私武器。不过只有将他置放在英国的脉络来看，我们才能在他的立场中，认出关键的历史轮廓。
康拉德经历英国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转型期：从帆船转向轮船。他笔下主角的世界以小船主的帆船文化为基础，这个世界充满清晰的理性、运作中的纪律，以及与追求利润的卑鄙精神相反的勇气及责任。在他眼中，大公司所拥有的新轮船队似乎既龌龊又无益，就像帕特拿号上那些逼使吉姆爷背叛自己的船长与军官。因此，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仍然梦想旧价值的人，若不是变成堂吉诃德，便是屈服，被拖至人性的另一端：也就是尸体、不讲道德的商业中介、官僚的、殖民的放逐者，所有的这些欧洲人类渣滓，在殖民地开始像毒疮般扩散，康拉德将他们拿来与老派的浪漫商人—冒险家作对比，像是他自己笔下的汤姆·林嘉。
在小说《胜利》中，故事发生在一座荒岛上，其中包含了激烈的追逐游戏，牵涉了手无寸铁、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海斯特、龌龊的暴徒，此外还有一位搏斗的妇女雷娜，她奋起反抗邪恶，后来虽被杀死，却赢得了对抗社会混乱的道德胜利。
事实上，尽管分崩离析的氛围经常盘旋在康拉德的纸页上，他对于人类优点的信念却从不动摇。康拉德虽然不具任何哲学上的严谨性，却感觉到中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这时乐观的理性主义散发最后的幻想，而一团混乱的非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已经被发动了。康拉德将世界视为黑暗与充满敌意的东西，可是他以全部人类的力量来对抗，包括人类的道德规则与勇气。面对黑暗、混乱如雪崩般的降临，以及充满神秘与绝望的世界概念，康拉德的无神论人性还是坚守阵营、站稳脚跟，就像麦克霍尔在台风中的表现一样。他是一位根深蒂固的反动主义者，不过今日能完全了解他的理念的人，只有那些对人类力量有信念的人，他们相信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认出自身高贵性的人，这些人知道康拉德所珍视的“忠实原则”不只适用于过去而已。
1954年
（李桂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