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半途中，俄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这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57年）在我们也即他的首批欧洲读者中引起的感觉。也就是说，这反应是文学的反应，而不是政治的反应。然而，用“文学的”这说法还是不够恰当。实际上，事情是发生在读者与这本书的关系上：我们迫不及待地读它，急于想知道我们以前阅读时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确切地说，就像我们初次阅读俄国经典小说时那样；我们期待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文学”，而是明白无误和总体全面地讨论生命，能够把特殊性置于与普遍性的直接关系中，能够在它对过去的描写中也包含未来。我们怀着一个希望奔向这部从坟墓里回来的小说，希望它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但是一如我们所知的，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想干预今天的问题，尽管他总是想把这些问题扯回他活着时的环境，扯回以前发生的事情，扯回过去。我们与《日瓦戈医生》的遭遇，是戏剧性和充满感情的，但也同样染上不满足和不同意的色彩。啊，终于有一本我们可以与它争辩的书！但是有时候，就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各自在谈论着不同的东西。跟我们的父亲讲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连这个伟大的鬼魂用来触动我们的感情的那些体系，也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体系。这部小说我们刚读了十来页，便已有一个人物在探究死亡的神秘、人生的意义和基督的本质了。但令人吃惊的却是，用来支撑如此沉重的主题的合适气候竟已创造好了，读者立即就掉进了他们心目中的俄国文学的概念，它是一个完全与对重大问题的明确探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一个在最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向于把它撇在一边的概念——即是说，我们已不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做俄国文学的中心人物，更多是把他视做一个巨人般的局外人。
这最初的印象在我们脑中停留并不久。为了走近我们，这鬼魂事先已非常清楚我们最喜欢到哪些城堞溜达：客观叙述，充满事实、人物和事物，读者仅可一点一滴地从这些东西提取某种哲学，且要费尽气力和冒巨大风险；而不是那些小说化的智力辩论。无疑，这条热切的哲学思考的血脉，也贯穿全书，但书中所描绘的辽阔世界所容纳的，远远不止于此。帕斯捷尔纳克思想的主要信条——自然与历史并非隶属于不同的秩序，而是形成一种延续性，人类发现自己沉浸在这延续性之中，并受这延续性左右——通过叙述要比通过理论建构表达得更好。通过这方式，小说中那些反思便与整个人类和自然的巨幅画面融为一体，而不是支配或窒息这画面。结果是，就像发生在众多讲故事的天才身上那样，全书的意义不是在清楚讲出的理念的总和中求得，而是在其整体的形象和感觉中、在生命的况味中和在沉默中求得。而所有意识形态的扩散，那些一再冒现又消逝的关于自然与历史、个人与政治、宗教与诗歌的讨论，则犹如恢复与早就与世长辞的朋友的往日谈话一样，创造了一间深邃的回音室，容纳那些人物正在经历的不大肆渲染的卑微事件，并（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用来描述革命的一个美丽意象）“像一声压抑得太久的叹息”那样推进。帕斯捷尔纳克给他整部小说灌输一种渴望，渴望那已不再存在的小说。
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说，再没有比《日瓦戈医生》更典型的苏联小说了。哪里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除了在一个姑娘们仍扎着马尾辫的国家？本世纪初那些青年男女，以“替纯洁性辩护为基础”形成三人小组的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娅，可能有着与我们在代表团访问苏联时经常见到的共青团员同样清新、遥远的面孔。在那些访问中，我们经常见到苏联人民的巨大能量储备，这些能量避过了西方人民在过去四十年间（在文化、艺术、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所经历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焦虑（一波波无意义的时尚，但也有对创新、试验和真理的强烈追求），而我们不免要好奇：像他们那样持续地、一味地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经典，倘若接受无比艰险、严峻和从历史角度看是全新的现实的考验，会有什么结果呢？帕斯捷尔纳克这本书是对这个问题的首次回应。这不是我们更多地预期的年轻人的回应，而是一个老文人的回应，而这也许更意味深长，因为它向我们展示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漫长的沉寂期的内心旅程中所走的意料不到的方向。这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化前卫派诗人的最后幸存者，无意在“解冻”中表演某种长期储备好的风格化烟花，在结束了与国际前卫派（它是他的诗歌的自然空间）的对话之后，他也曾花了多年时间重新考虑他的祖国的十九世纪经典，他也曾把目光投向无可超越的托尔斯泰。然而，他对托尔斯泰的解读与官方文学路线迥然不同，后者总是太过容易地把托尔斯泰当做经典化的楷模。他还以有别于官方路线的方式重新解读自己的多年经验。从上述一切浮现出来的，是一本远离重炒十九世纪小说冷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书，但不幸的是，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角度看，它也是一本无比消极的书。我们是否需要重复一下，指出风格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认为如果前卫的帕斯捷尔纳克让自己去关注革命的问题，托尔斯泰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就只好转而去缅怀革命前的过去？但这同样也只是一种有偏见的判断。《日瓦戈医生》是、也不是当今一部十九世纪小说，就像它是、也不是一部缅怀革命前那个时期的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从俄罗斯和苏联前卫运动那些血腥岁月中，保留了对未来的向往，保留了对历史如何缔造的满怀感情的探问；而他写了这样一本书，它像一颗来自一个现已终结的伟大传统的晚熟的果实，这果实在其孤独的旅程终结时抵达我们这里，而且竟然成为一本与现代西方文学那些较重要的作品同时代的书，并含蓄地对后者表示赞许。
事实上，我相信在今天，一部建构得“如同在十九世纪”、其情节跨越数十年、以大量篇幅描写社会的书，必定要有一种怀旧、保守的视域。这就是我不同意卢卡契的众多原因之一：他的“前景”理论可以掉转过来反对他自己最喜爱的类型。我相信，我们时代是具有自传式记述性质的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时代，这并非偶然。今天，一部真正的现代叙述作品，只能把其诗学力量倾注于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时代），揭示这时代作为一个决定性和无限重要的时刻的价值。因此，它必须是“在当下”，在我们眼前铺开情节，像希腊悲剧那样保持时间和行动的一致性。相反，今天如果有谁想写一部“史诗式”的小说，除非这是纯属修辞意义上的小说，否则这部小说的诗学张力就必须落在“过去”[46]。帕斯捷尔纳克也是这样，但不尽相同：在历史方面，他的立场很难轻易简化成这类简单的定义；他的小说也不是一部“旧式”小说。
就技术而言，把《日瓦戈医生》放置在二十世纪对小说的解构“面前”，是没有意义的。要解构它，有两种主要方法，两种都见于帕斯捷尔纳克这本书里。第一是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打碎成一种感觉的直接性，或打碎成一种难以触摸的记忆的尘云；第二是把情节变成情节本身的技术部分，以它自身的价值来考虑它，就像一个几何形轮廓，再引向戏拟，引向顽皮的“小说中套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将玩弄“长篇小说惯技”推至极端：他建构一个有持续不断的巧合的情节，这些巧合横跨整个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其中有约十五个人物什么也不干，除了互相撞个正着，仿佛那里就只有他们，就像文艺复兴时期骑士诗中查理曼麾下那些在抽象地理上驰骋的骑士们。这仅仅是作家为了好玩吗？开始时，它的意义不止于此：它意图表现一个由各种命运构成的、把我们不知不觉连在一起的网络，也就是使历史解体成一个交缠着各种人类故事的综合体。“他们全都在同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有些人不认识另一些人，另一些人永远无机会互相认识，有些人情况还不清楚，另一些人等待下一次机会、下一次见面，然后才有结果。”（4.10，C137）[47]但是，这个发现所激起的情感没有维持很久：一系列巧合最后仅仅表明作者意识到他在使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形式。
有了一种传统手法及其总体结构，帕斯捷尔纳克在写这本书时便享受了绝对的自由。有些部分他充分地描写，另一些部分仅是留下轮廓。有时是详细记叙某些日子和月份，有时突然换档，寥寥几行就把几年草草带过：例如，在结尾部分，他以极大的密度和活力，用二十页篇幅在我们眼前铺开了“清洗”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地，有些人物他一再轻轻掠过，根本不想让我们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就连日瓦戈的妻子东尼娅也属这个范畴。简言之，这是一种“印象式”的叙述类型。就连心理也是印象式的：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向我们明确解释他笔下人物的行为的合理性。例如，拉拉与安季波夫之间和谐的夫妻关系为什么突然破裂了，而他除了奔赴前线别无其他出路？帕斯捷尔纳克就此说了很多话，但不是不够就是多余：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这一总印象。他对心理、性格、情景不感兴趣，而只对更笼统更直接的东西感兴趣：生命。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无非是他的诗歌的延续。
就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和《日瓦戈医生》的基本核心神话而言，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一致性：大自然的运动，它包含并影响其他一切事件、行为或人类感情；还有就是在描写暴风雨的肆虐和融雪时的史诗气势。小说是这种气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诗人试图在一次论述中同时包含自然和既是私人也是公共的人类历史，以提供生命的总定义：1917年日瓦戈的火车驶向莫斯科时，石灰的味道和革命群众的喧嚣（第五章第十三节）。大自然不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浪漫的象征来源，不再是一本查阅他的主观思想的词典，而是一种以前、以后、到处存在的东西，人不能改变它，而只能设法去理解它——通过科学和诗歌，并且是出色地[48]。帕斯捷尔纳克承接托尔斯泰对历史提出的激辩（“托尔斯泰不把他的思想推向结论……”［14.14，C525］）：不是大人物创造历史，也不是小人物；历史运作如植物王国，如春天树木的转变[49]。由此衍生出帕斯捷尔纳克的看法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他对历史怀有一种神圣感，历史被视为一种庄严的存在，超越人，哪怕在悲剧性之中也是高洁的；一是对人的所作所为隐含不信任，包括人建构自己的能力、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刻意改造。日瓦戈的经历引致沉思，引致一心只求获得内在的完美。
作为黑格尔直接或间接的后裔，我们以一种不同的、如果不是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历史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同意帕斯捷尔纳克那些“意识形态”的段落。但是，其灵感源自他那动人的历史—自然观的叙述部分（尤其是小说上半部分）所传达的那种对于未来的向往，却是我们认识因而能够认同的。
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神话般的时刻是1905年那场革命。他在1925年至1927年的“介入”时期的长诗，写的就是这个年代[50]，《日瓦戈医生》正是从那个年代写起。那时候，俄罗斯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怀有非常不同的潜能和希望：政治、道德和诗歌都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齐步前进。“‘小伙子们正在开枪，’拉拉想。她指的不只是尼卡和帕沙，而是整座在开枪的城市。‘善良、诚实的小伙子们，’她想，‘他们都善良，所以才开枪。’”（2.18，C59）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1905年那场革命包含所有青春的神话，以及某一文化的所有出发点；这是一个高峰，他从这高峰察看本世纪上半叶的崎岖地形，而他以透视法观看，近旁的山坡尤其清晰、详细，而当我们随着他的视野望去，今日的天际就在迷雾中渐小渐淡，只见到一些显眼的怪标志。
革命是帕斯捷尔纳克基本诗学神话的重要时刻：自然与历史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核心——小说在风格上和思想上达到高峰的位置——应是第五章，也即1917年在到处是穷街陋巷的医院小城梅留泽耶夫的那些革命的日子：
昨天我参加晚间集会。一次非凡的奇观。俄罗斯母亲在活跃起来，停不了；她在走着，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在说话，不知道如何表达。说话的不只是人。树林和星星相会，在说话；夜间的花朵在沉思，石砌的房子在举行集会。（5.8，C169）
在梅留泽耶夫，我们看到日瓦戈享受着一段快乐时光，交织着革命生活的热情和他与拉拉在一起（仍只是暗示）的诗情画意。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段有关夜间噪音和气息的美妙描写中（第五章第七节）传达了这种心境。在这段描写中，自然与人类的嘈杂混合在一起，就像在维尔加[51]小说中特雷扎村的房子里；故事铺展开来，而不需要发生任何事情，完全由生存的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构成，就像契诃夫那篇成为众多现代叙述作品之原型的小说《草原》。
但是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这部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已在那个关于社会主义是真实的王国的定义中概括了，它是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之口，在1917年说出的：
大家都重新振作、再生，到处都是改革、剧变。可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革命；另一场是整体的革命。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大海，所有这些单一、个人的革命都必须像小溪那样流入它，那是日常生活的大海，每个人的真实性的大海。我说的是生活的大海，是你在画中见到的生活，是天才们所理解的生活，是通过创造而丰富起来的生活。不过，今天人们已决定不再通过书本来体验生活，而要在自身中体验；不是在抽象中，而是在实践中。（5.8，C169）
这是一种我们在政治术语中所说的“自发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也很清楚接下去的幻灭。这些话（以及日瓦戈欢呼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夺取政权时所说的那些过度文艺腔的话）在小说中多次被痛苦地证明是错的，但这不要紧：它的正极依然保留着对那个由真实的生命构成的、在革命的春天中被瞥见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即使对现实的描写已愈来愈强调那个现实的负面特征。
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拒绝，似乎是朝着两个方向推进：反对内战释放出来的那种野蛮和残酷无情（我们还要回到这个主题，它在小说中起着重要作用）；反对那些使革命理想冻结的抽象理论和官僚空话。这第二个争辩最使我们感兴趣，不过它并非通过对人物、情景或意象的客观描写来达到的[52]，而仅仅是通过偶尔的反思。但毫无疑问，真正的负极就是这个，无论是明说或暗指。日瓦戈在不大情愿地与游击队生活了几年之后，重返那个乌拉尔小镇，看见墙壁贴满海报：
这是些什么文字？一年前的？两年前的？在他的生命中，他一度被这种无可辩驳的语言所鼓舞、被这种直线的思想所振奋。是不是可以说，他必须为他那放肆的热情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如今在他的余生中，他前面一无所有，除了那些在多年来没有变化的喊叫和要求，事实上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喊叫和要求愈来愈无生气，愈来愈难以理解和抽象？（13.3，C444）
我们不可忘记，1917年的革命热情实际上源自对一个“抽象”时期的抗议，那个时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是生命中一次人为的中断，仿佛我们可以推迟哪怕是一刻钟的存在：多么荒谬的想法！革命几乎是在无意中爆发的，像一声压抑得太久的叹息。（5.8，C169）
（我们可以轻易地就从这些句子中——我相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写的——看到帕斯捷尔纳克在探究更为新近的痛点。）
在抽象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有一种对现实、对“生活”的渴求，这种渴求弥漫于全书。这种对现实的渴求使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成“相对于被抽象支配的非人性力量而言已算是某种积极的东西”来迎接，因为它有“真实的恐怖、真实的危险和真实的死亡威胁”（15.2，C583）。在“尾声”中（它正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瓦戈医生》——就像它所属的那类异化小说——再次搏动着介入的激情，这种介入曾是小说开头的活力所在。在这场战争中，苏联社会再一次变得真实，传统和革命再一次并肩出现[53]。
因而，帕斯捷尔纳克得以把抵抗运动纳入这部小说，换言之，这个年代之于整个欧洲的年轻一代，就像1905年之于日瓦戈医生那一代：那是所有道路的起点。值得指出的是，哪怕是在苏联，这个时期也保留了一个活跃的“神话”的价值，保留了与一个官方国家相反的真实国家的形象的价值。帕斯捷尔纳克这部小说结尾时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团结一致[54]也是现实，这现实是苏联青年一代作家的起点，他们回到这个起点，并拿它来对比抽象的、意识形态的系统化规划，仿佛要肯定一个“属于每个人”的社会主义[55]。
然而，对真实性和自发性的这种诉求，是我们在老一辈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与年轻一代的思想之间唯一能够看到的联系。这种“为了每个人”的社会主义形象，只能建立在对革命所催发的新生力量的信心上。而这恰恰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否认的。他宣称并证明他不相信人民。在小说的推进中，他关于现实的概念的形成，愈来愈像一种道德性和创造性的理想，这理想建基于一种私人的、家庭中心的个人主义：人与他自己和邻居的关系仅限于他的亲朋好友的圈子（除此之外，在宇宙关系上，是与“生命”的关系）。他从未认同这样一些阶级，他们生来就有觉悟：他们错误和过度的行为受到欢迎，被当做主动觉醒之最初征兆，被当做与抽象相反的、永远孕育着未来的意义的生活之征兆。帕斯捷尔纳克的支持和同情仅限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世界（就连身为工人之子的帕沙·安季波夫，也是读书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其他人都是小角色，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充数而已。
这方面的证据是他的语言。所有无产阶级人物说话都一样，都是俄罗斯经典小说中农民那种有点儿幼稚、土气和古朴的唠叨。《日瓦戈医生》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无产阶级的反意识形态性质及其立场的含糊：各种各样的传统道德和偏见与无产阶级所无法充分理解的历史力量融合在一起。这个主题使帕斯捷尔纳克可以描写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例如季韦尔辛的老母亲，她既抗议沙皇骑兵的进攻，也抗议革命的儿子；或厨娘乌斯季尼娅，她与克伦斯基政府的政委针锋相对，为聋哑人的奇迹的真实性辩护），其高潮则是全书最阴森的幽灵——游击队里的巫婆。不过，这时我们已来到另一个高潮：随着内战的步伐加快，这种粗鲁的无产阶级的声音亦愈变愈响，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字：野蛮。
当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蛮，是当代文学的重大主题：现代叙述作品淌着我们这个世纪目击的所有大屠杀的血，它们的风格往往带有洞穴涂鸦的直接性，它们的道德目标是透过犬儒主义、冷酷和残忍来重新发现人性。我们把帕斯捷尔纳克置于这一文学脉络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内战时期的苏联作家实际上都属于这一脉络，从肖洛霍夫到早期的法捷耶夫。但是大多数当代文学中，暴力被当做某种我们必须经历的东西来加以接受，以便在诗学意义上超越它、解释它和把它从我们身上清除出去（肖洛霍夫倾向于使它合理化和崇高化，海明威把它当成一种男子汉的试验场来面对，马尔罗把它美学化，福克纳把它神圣化，加缪使它的意义变得空洞），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仅在暴力面前表示不安。我们是否应该向他敬礼，把他当做一位本世纪从未有过的非暴力诗人？不。我不会说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他本人对暴力的拒绝来写诗：他带着某个必须太经常目睹暴力、某个只会不断谈论一次次的残忍事件的人那种忧心忡忡来记录暴力，一次次记录他的异议，他自己作为局外人的角色[56]。
事实依然是，尽管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日瓦戈医生》也表现我们关于现实的理念，而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但是小说在记叙日瓦戈长期被迫与游击队生活在一起时，远远没有扩展至更广阔、史诗式的维度，而仅把自己局限于日瓦戈—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其诗学张力也下降。我们可以说，直到从莫斯科至乌拉尔的意义深远的旅程为止，帕斯捷纳克似乎想探讨一个包揽一切善恶的世界，表现牵涉其中的所有方面的诱因；但是在那次旅程之后，他的视域变成单面，仅仅是堆砌事件和负面裁判、一系列暴力和残忍。作者突出的党派偏见必然诱发我们作为读者的党派偏见：我们再也无法把我们的美学判断与我们的历史或政治判断区别开来。
也许这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本意，即促使我们重新打开我们往往认为已封闭的问题：我所说的我们，是指我们这些把内战的大规模革命暴力视为必要的人，尽管我们不认同官僚主义的社会管治方式和僵硬的意识形态。帕斯捷尔纳克把讨论带回革命的暴力，并把随后的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死板划入这暴力的名下。大多数人对斯大林主义的负面分析，其起点几乎总是托洛茨基或布哈林的立场，也即只谈这制度的腐化，而帕斯捷尔纳克与所有这些分析不同，他的起点是革命前俄罗斯的神秘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57]，终点则是不仅谴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暴力，而且谴责把政治当做当代人性价值的主要试验场的做法。简言之，他以拒绝一切告终，但这反过来使他几近接受一切。他关于历史—自然的神圣性质的见解，支配一切，而野蛮的出现则带有（甚至在帕斯捷尔纳克那美妙的克制风格中）某种光晕，仿佛它是一个新的太平盛世。
在“尾声”中，洗衣员塔尼娅讲述她的故事。（这是最后的惊奇，其充满寓意的笔触值得写一部连载小说：她是尤里·日瓦戈与拉拉的私生女，尤里的弟弟叶夫格拉夫在战场上到处寻找她。）这是一种原始、基本的风格，酷似很多美国叙述作品；于是乎，一段来自内战的粗糙、历险的插曲重新从记忆中浮现，就像一段来自人种学著作的文字，它已变得像一个民间故事，曲折离奇、夸张、不合逻辑。知识分子戈尔东用这些象征性和谜一样的话，给这本书落下帷幕：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崇高的理想变成粗俗的物质。因此希腊变成了罗马，因此俄罗斯启蒙运动变成了俄罗斯革命。如果你想一想勃洛克的诗句“我们，俄罗斯可怕年代的孩子”，你会立即看到时代的不同。当勃洛克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种隐喻的、打比方的说法。“孩子”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儿子，而是生物、产物、知识分子；恐怖并不可怕，而是上天的、启示录式的，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可现在，所有隐喻的东西全都变成字面意义的东西：儿子是实实在在的儿子，恐怖是真真正正的可怕，这就是差别[58]。（16.4）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他难以在这“粗俗的物质”中找到任何“崇高的理想”。“崇高的理想”完全集中于已故的尤里·日瓦戈医生身上，他在不断增强的苦行中，仍能拒绝一切，达到一种晶莹剔透的精神上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导致他活得像一个乞丐：先是放弃医学，继而有一阵子靠写一些“卖得一本不剩”（！）的哲学和政治思考的小册子维生，最后在电车上死于心脏病猝发。
因此，日瓦戈在否定性的英雄的殿堂中占了一席位（这殿堂在当代西方文学中是如此拥挤），他们都是一些拒绝融合的人，是陌生人、局外人[59]。但我认为，他在那殿堂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艺术地位：这些局外人，虽然他们绝非“圆形”人物，但他们在身处极端环境时，作者们都对他们作了非常明确的界定。相对而言，日瓦戈始终是一个模糊的人物，而正是在第十五章[60]，也即描写他晚年的那一章里，我们期望他的一生能获得评估，可这一章却令我们觉得不成比例：一方面作者想赋予日瓦戈重要性；另一方面日瓦戈在小说中的实质性存在却远远不够。
简言之，我不得不说，我最不同意《日瓦戈医生》的东西，就是它被当成日瓦戈医生的故事，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可归入当代文学的一个大部门，这个大部门被称为知识分子传记。我说的不是它明显的自传成分，这自传成分的重要性绝不应被贬低。我说的是叙述形式中那些信仰表白，这种叙述形式把一个人物置于中心地位，作为某一哲学或诗学的代言人。
这位日瓦戈是谁？帕斯捷尔纳克相信他是一个具有无穷魅力和精神权威的人，但事实上我们喜欢他恰恰是因为他作为普通人的那些部分，即他谨慎而温和，总是有点容易激动，总是受外部环境左右和一点一点被爱情征服[61]。反而是帕斯捷尔纳克有些时候想要日瓦戈戴上圣洁的光轮，使他不胜负荷；我们读者被要求去崇拜日瓦戈，但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难以分享他的理念或选择，而这最终甚至损害了我们寄予这个人物的再自然不过的同情。
另一个人物一生的故事，贯穿于整部小说，从开始到结尾：那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一个圆形人物，一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尽管她很少谈自己，而她的故事更多是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讲述的），这种不同见于她经历的可怕事件，她在这些事件中磨炼出来的坚韧精神和她给周围带来的愉快气氛。这就是拉拉，或拉里莎：她是书中的伟大角色。我们发现，只要我们把阅读的重点转而放在拉拉身上，使拉拉而不是日瓦戈成为小说的中心，我们就可以把《日瓦戈医生》置于文学和历史重要性的强光中，而把那些不平衡和离题降为次要的枝节。
拉拉一生的情节铺展，可以说是我们时代一个完美的故事，几乎是关于俄罗斯（或关于世界）的寓言，关于各种可能性渐渐为俄罗斯（或世界）打开的寓言，或者说关于可能性全部交给俄罗斯（或世界）的寓言。三个男人围绕着拉里莎发展。第一个是科马罗夫斯基，他是一个无耻的敲诈者，他使拉里莎从童年起就意识到生活的残暴。他代表着粗俗低劣和肆无忌惮，但也代表一种基本、具体的实用性，一个对自己深信不疑的男人的不加掩饰的骑士精神（他从不负她，哪怕是在拉拉为了结束她从前与他的耻辱关系而用左轮手枪向他开火之后也是如此）。科马罗夫斯基是中产阶级一切卑鄙事物的化身，却没有成为革命的对象，使得他——依然是通过可疑的手段——仍然是权力的分享者。另两个男人是帕沙·安季波夫和尤里·日瓦戈。安季波夫是革命者，拉拉的丈夫，他离开拉拉，是为了无牵无挂地实现他那我行我素的决心：成为一个有道德但无情的颠覆者；日瓦戈是诗人，是拉拉的情人，但她永远无法完全拥有他，因为他完全屈从于生活中的事件和机会。两人都在她生命中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和同样重要的诗意，尽管日瓦戈永远是焦点，而安季波夫则几乎从未受关注。在内战期间的乌拉尔，帕斯捷尔纳克向我们展示这两个男人仿佛已注定要失败：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这位红军游击队指挥官，令白军丧胆的人物，并没有加入共产党阵营，且知道战事一结束他就会变成土匪并被歼灭；而日瓦戈医生，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不想、或无能力成为新统治阶级的一员，也知道无情的革命机器不会放过他。当安季波夫和日瓦戈面对面的时候——从在武装列车上首次邂逅到最后一次在瓦里基诺别墅被围捕——也是小说的尖锐性达到高潮的时候。
如果我们保留拉拉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地位，我们就会看到日瓦戈这个被降至与安季波夫同等水平的人物，已不再拥有压倒性优势，不再倾向于把这部史诗式故事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而有关这位医生的游击队经历的连篇累牍的叙述，则退居成花边式的离题，如此一来也就不会对情节的铺展构成负荷或重压。
安季波夫是革命法则的狂热而无情的执行者，他知道根据这些法则，他自己将被铲除。他是我们时代一个威严的人物，充满俄罗斯伟大传统的回音，小说对他的描写既清晰又简单。拉拉是一位坚强而令人愉悦的女英雄，她是、且依然是安季波夫的女人，哪怕当她是、且依然是日瓦戈的女人的时候。同样地——或者说难以解释、难以定义地——她是、且依然是科马罗夫斯基的前女人。毕竟，是他给她上了基础课：正因为拉拉从科马罗夫斯基那里尝尽生活的痛苦，从他的雪茄的呛味，从他那下流的、玩弄女性的感官主义，从他仅仅因为自己体质更强壮而傲慢自大的狂妄，她才比安季波夫和日瓦戈这两个分别奉行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天真理想主义者更通情达理；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她才比他们更重要，她才比他们更代表生命，而我们爱她也胜过爱他们，我们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些从不彻底披露她行踪的躲躲闪闪的章节中紧追她和寻找她[62]。
我试图以这种方式，表达一个关注书中同样一些问题并欣赏书中对生活的直接表现但无法认同书中基本主题——历史超越人性——的人，在阅读这本书（或者说与这本书争辩）时，心中引起的感情、问题和异议。我的观点与书中的基本主题截然不同，我总是在文学中和思想性中寻找恰恰相反的东西：人积极地参与历史。这里，甚至不是我们的文学教育的决定性部分——即把“诗学”因素与作者的意识形态世界区别开来——在起作用。同样是这个历史—自然的理念，赋予《日瓦戈医生》一种使我也非常着迷的肃穆气氛。我如何定义我与这本书的关系呢？
以艺术手法实现的理念，绝非没有意义。但是，有意义与道出真理是不同的。它意味着表明一个重点、一个问题、一个警惕的来源。卡夫卡以为自己是在写形而上学的寓言，却以从未被超越的方式道出了当代人的异化。但帕斯捷尔纳克果真是如此“现实主义”的吗？仔细检查就会发现，他那无限的现实主义，包含一个抒情倾向，他通过这一抒情倾向来过滤整个历史。这是人把历史——无论是赞赏历史或憎恶历史——视做他头顶上遥远的天空的抒情倾向。在今天的苏联，一位伟大的诗人竟以这样一个视域来详尽描绘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多年来首次有人自主地发展这样的视域，而非遵从官方意识形态——这本身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它证实普通人并不觉得自己在控制历史、创造社会主义，以及在其中表达他的自由思想、责任、创造性、暴力、兴趣或无兴趣[63]。
也许，帕斯捷尔纳克的重要性，在于这个警告：历史——不管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或社会主义世界——还称不上历史，它仍不是人类理性的有意识的建构，它仍太过依赖生物现象、兽性本质的连续性，而不是自由的王国。
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关于世界的理念是真实的——在假设消极是一个世界性的标准这个意义上的真实，就像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理念也是以这种方式体现其真实一样——而他这本书具有伟大诗歌的优越功用。苏联世界懂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文学能不能对它作出反应？这只有在一个处于蓬勃发展的自我批评和创造性的气氛中的世界才做得到，并且只有通过一种有能力更严格地服膺事物的文学才做得到。从今以后，现实主义意味着更深刻的东西。（但现实主义难道不总是意味着更深刻的东西吗？）
1958年
（黄灿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