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西斯治下的童年
1.一九三九年我十六岁，所以要回答关于战前的“理念背景”问题，我得由那些懵懵懂懂、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审视自己，试着重织一张由影像和激动而不是理念构成的网。
以政治为轴书写自传体回忆录的危险在于夸大政治在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真正的分量。我可以用这生记得的第一件事，法西斯行动队棒打一名社会党员开始。相信在一九二三年出生的鲜有人能记得，因为这个回忆可能得上溯到一九二六年，有人行刺墨索里尼未遂后，行动队最后一次使用短棍。挨打的是卡斯巴勒·阿摩雷提教授，教拉丁文（他儿子是“新秩序”在执行第三国际某次任务时于日本殉职的一名共产党员），那时他是我们圣雷莫别墅一间附属“翼屋”的房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老教授扭曲着一张血流不止的脸，领结也被扯掉了，进来求救。
不过自这第一个童年印象后，生活中一切感受、见闻，就都是文学诱因了。童年，与青少年对未来的展望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及想法毫无逻辑地一个接一个蹦出来。就算成长环境中表达自由、资讯发达，但一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仍需要时间。
从小听家中大人们的议论，我一直有意大利已走上穷途末路的强烈感觉。青少年阶段，我跟学校同学几乎一致憎恨法西斯，不过这并不表示说我注定将走上反法西斯之路。那时候距离我使用政治术语观望局势还过早，更不用说争取某样东西以对抗另一样，或是为自己在寻求未来的解决方案中找到定位。眼见政治是众人唾骂、为精英分子所不屑的对象，一个年轻人本能的反应是认定政治无可救药地是死路一条，应该要寻找别种生命价值。当年在判定法西斯是恶，与投入政治对抗法西斯之间的鸿沟，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接下来我原该从书写自传体回忆录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或毛病来看我自己：试着就个人经验披上某一代、某一个环境的整体经验“中间值”的外衣，凸显共通点，将比较特别及个人的那一面隐藏起来。不过跟前几次不同，这回我想公开于世的将稍稍偏离这个意大利“中间值”，因为我深信由例外着手，会比经由正规挖掘出更多事实。
我是在一个早年比起意大利任何一处地方都颇为不同的城市长大的：圣雷莫。我小时候，那里全都是老一辈英国人，俄国皇族，人们来自全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家当时不仅在圣雷莫引人注目，就是在整个意大利也属异常：我父母并不年轻，科学家，爱好大自然，自由思想家，两个人个性有所出入，但对国家走向皆不以为然这点上又很一致。我父亲是圣雷莫人，出身于一个信奉马志尼、共和制、反教权的共济会家庭，年轻时是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改革派社会主义者，长年住在南美，没有经历过大战：我母亲是撒丁岛人，无宗教信仰，生长环境教导她奉俗世义务及科学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主战社会主义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动摇，旅居国外多年返回意大利时，正值法西斯在巩固其势力，在我的双亲眼前的是一个改头换面、难以辨认的意大利。我父亲希望能以己力及清廉为他的国家服务，四处碰壁：以他经历过的墨西哥革命为度量衡及利古里亚传统改革主义随机应变的务实精神来看待法西斯，成效不彰。我母亲，有一位联名签署克罗齐宣言[54]的大学教授哥哥，她自己则是反法西斯强硬分子。两个人既因爱好也因阅历，视世界为一家，都在战前社会主义呼吁革新的泛泛口号中长大，他们不止追求自由民主，更对所有不寻常的改革运动都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甘地、布尔什维克党人。法西斯也加入此一行列，仿佛众多改革声音之一，但是为无知、腐败小人所领导，是一个错误的路线。我们家对法西斯的不满除了暴力、无能、贪婪、压抑评论自由、对外侵略政策外，主要是针对它的两大罪过：与保皇党同一阵线及与梵蒂冈的和解。
青少年性喜随群，所以发现自己来自一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家庭，会产生一种与环境之间心理上的紧张关系。我父母最惹眼的招议之举是对宗教课的不妥协态度。他们要求让我免上宗教课，不参加弥撒或其他宗教礼拜活动。这在我就读瓦尔多教派办的小学或寄读英国学校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在那里信奉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或俄国东正教的学生以不同方式混合编班。圣雷莫当时有各个教派的教堂及神父，包括风行一时鲁道夫·史德耐轮回净化论这种秘密团体，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是周围各种声音的代表之一。可是等我进入公立高中后，不上宗教课，在那普通随波逐流的气氛中（法西斯当政已迈入第二十个年头）我陷入孤立状态，有时我被迫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自闭于一种被动、沉默的反抗。有时宗教课夹在两堂课之间，我就站在走廊上等，引起经过的老师和工友的误会，以为我被罚站。因为我的姓氏，新同学每每以为我是新教徒，我否认，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信什么？”“自由思想家”由一个少年口中说出徒惹人发笑，“无神论者”在当时太冲了。我只好不回答。
我母亲尽可能拖延我加入法西斯少年先锋队的时间，第一，她不希望我学会使用武器，还有，星期天早上举行的集会（后来又有周六法西斯教育日）主要活动根本就是让少年先锋队到教堂望弥撒。当我应学校规定加入后，我母亲又要求准许我免做弥撒，以纪律为由被否决，但她还是想办法知会了神父及指挥官，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在教室内请勿要求我有任何宗教行为。
一言以蔽之，我老是跟别人不一样，稀有动物般被人瞪着看。我不认为这对我有负面影响：面对他人对你个人习惯的敌意，为正当理由而被孤立，忍受随之而来的不便，为维护未获共识的立场摸索出一个合理准则，慢慢地你对这一切就习以为常了。反而长大后，我对他人意见总抱持宽容态度，尤其是宗教方面，因为忘不掉没有随俗信教被人捉弄是多么不愉快的一件事。同样地，我也完全没有在神父堆中长大的人常有的反教权倾向。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些往事，是因为我看到我许多非教徒朋友“为了避免小孩有心理障碍”，“为了不让小孩觉得与众不同”，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我认为此举缺乏勇气，就教育角度来说绝对有害无益。难道一名青少年不应该开始学习面对小小不便以忠于某个信念？还有，谁说年轻人不应该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来自于与周遭环境的正常摩擦，一个人有了心理障碍会试着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个人心理障碍的胜利，没有它就无法养成其人格、个性。
自然，我不需要夸大事实。我的童年经验一点也不赚人眼泪，我的生长环境富裕、平静。五彩缤纷，是我对世界的印象，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断，但并未意识到什么激烈冲突。我没有贫穷观念，我唯一听说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于利古里亚小自耕农的问题，我父亲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时亦挺身而出：他们拥有的土地不过在方丈之间，却饱受税务、化肥价钱、道路不敷使用之苦。贫民不是没有，由意大利其他省份开始往利古里亚迁移，来自阿布鲁佐省和威尼托省的雇农在我家农场工作，到了星期六就排队到我父亲的研究所领取按天计酬的工资。可是他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我根本想象不出贫穷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跟普通民众的关系并不融洽，我父母对穷人表现出的熟稔和亲切常让我觉得不自在。
我对世间进行中的抗争运动毫无所知，只有一些传自外地的影像，像马赛克那样齐齐排列。圣雷莫当时主要看的报纸既非来自热那亚亦非米兰，而是尼斯。《侦察报》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佛朗哥：《小尼斯报》偏共和党，后来他们就不让进了。我们家看的是热那亚的《劳动报》，直到停刊为止，这是法西斯如日中天时，硕果仅存的一份由一名改革派老社会党员朱塞佩·卡内帕（Giuseppe Canepa）办的报纸，他是我父亲老友，记得他来我们家吃过几次饭。这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左右，因为我父母亲对一系列抨击希特勒的短评赞誉有加，短评人署名“黑星”，那是乔凡尼·安萨多（Giovanni Ansaldo）。有一次飞过一艘满载纳粹褐衫军的飞艇，我同桌波兰籍犹太裔的同学艾毛努埃·罗斯皮契兹说：“最好掉下来统统摔死。”我那时就读一所瓦尔多教会小学四年级。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在我家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什么国籍都有——土耳其、荷兰、印度——是靠奖学金在我父亲主持的研究所念书的学生，曾有两个德国学生争执不下，一个纳粹党员一个犹太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是瑞士人，她常去法国，并参加在培雷耶厅举行的和平兼反法西斯国际示威活动：这点她并没有跟我们明说（我们后来才知道），可是会告诉我们一些“口号”。当法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主政时，我母亲在点心时间便教我们立正站好面向东方，说：“为面包，为和平，为自由。”
当然，同一时间，我也参加集训和少年先锋射击队以及之后的青年先锋队的游行阅兵：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只把它当成学校生活众多枯燥乏味的规定之一接受它。在逃课，不参加集训或征召日未穿制服被勒令退学中获得快感，是中学的事了，不过那至多是少年轻狂的叛逆举动。至于如何在法西斯游行中偷安度日，我已经在我三篇以一九四零年夏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尝试描述过，无须在此赘言。
总之，直到二次大战爆发前，世界在我看来是由不同层级的道德观及习俗搭起的一座拱门，平排并列互不抵触。一端是反法西斯或法西斯前素朴的严峻，以我母亲一丝不苟的道德、非宗教、科学、人性、反战、保护动物态度为代表（我父亲是特例：落单的行者，待在树林里与狗为伍的时间多过跟人相处的时间：狩猎季节到了就打猎，其他几个月则埋头找草菇或蜗牛），然后经过渐进的宽容、放纵，往人性弱点、得过且过、贪污腐化移动，接下来是教人眼花缭乱、愈趋委靡、放任的宗教、好战分子、迎合屈膝—资产阶级的种种狂妄虚浮，再到另一个端点，那绝对的鲁莽、无知、自吹自擂、高唱胜利的法西斯，肆无忌惮，自以为是。
今天看来，你不得不在其中做明确抉择，其实不然：那时候一个年轻人看到的是开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父母那个世界视为与现实无关的十九世纪石棺予以拒绝，选择那看来更坚固、生气勃勃的法西斯。像我弟弟在十三到十六岁间就说自己是法西斯党员，其实是为了跟家里作对（德军入侵后，这场造反随即平息，全家又一起投入游击战）。我跟他同一年纪后——正值西班牙内战，似乎我父母坚信不移的价值观在这场战争中落居下风——却全盘接受父母们的价值观，不仅视其为理所当然，更是抵御法西斯蛮横的屏障。只是我察觉自己变成了悲观论者，嬉笑怒骂、孤芳自赏的批评家，袖手旁观，因为进步是痴心妄想，世上恶人当道。
2.我开始享受青春、团体、异性、书本，是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张伯伦、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会谈告终。利古里亚西部沿海的“美好岁月”结束了。接下来是教人心焦的一年，马奇诺之役，法国沦陷，意大利参战，哀伤混乱的阴郁年代。我想我这里的回忆与出身小康、非法西斯家庭的同年龄少年的普遍印象相去不远：既非对战事的惴惴不安，亦非那个年纪的课外读物或争执。
我要谈的是我周遭环境的改变及其后果。因为战争，圣雷莫弃守了长达一世纪作为各国人种聚居地的地位（永远弃守。战后的圣雷莫变成了米兰—都灵的郊区），重振雄风的是利古里亚省一个古老城镇的原始风貌。不知不觉中，眼界亦随之改变。我一点也不吃力便融入这种乡土精神，对父亲那一辈几乎全部出身古老中产市民阶级、学有专精、若非反法西斯也至少是非法西斯的我及我同年的朋友来说，这如同一道抵御外在世界，已然为坠落、疯狂所掌控的世界的屏障。在我们家，除了早先的海外经验外，如今对我别具意义的是父系古老方言，于所在土地上、特性上扎根。那是一种地方伦理，我们依此为准做选择、交友，对凡是在我们鄙俗、挖苦的语言及唐突的正义感以外的一切持怀疑、轻蔑的优越态度。
一九四一年我注册大学，选读农学系，对文学的痴想即便跟挚友也瞒住不说，差点还瞒过了我自己。耐着性子听课，待在都灵短短几个月，让我误以为城里人除了为两个足球队或两个电台乐团加油助阵外无事可做，更坚定了我将自己封闭在乡村天地中的决心。
于是事情发展成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我们对个性的崇拜，以为那是我们所独有，蔑视大都会里被我们视为缺乏生气的盲从之流的年轻人。我们是来自外地的“硬汉”，猎人，撞球好手，大言不惭，自傲于我们属于知识分子的粗鲁，对爱国或军事空话嗤之以鼻，讲起话来神情凝重，进出声色场所，鄙夷任何儿女之情，又因身边没有女伴颓丧绝望。如今我知道我当时是在搭筑一个小屋，试图藉此隔绝世上所有的败德，好在我悲观认定将永远受法西斯及纳粹掌控的世界中苟生。心理上的桀骜不驯与简化是为了找一条生路，甘冒可能得付出极高代价的危险：放弃参与历史进程，错过几个大观念的辩论，拱手将以为已经无可挽回的领土送到敌人手上。所以我们接受法西斯套在我们身上的外在形式，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经验不足，只为了少惹麻烦。同样要归咎那令人恼火的不合群，明知省府附近就有“大学法西斯小组”在办一些政治讨论活动，但我从未趋近过。（我错了，因为藉由那个环境，我原可以提早接触到当时已加入法西斯组织的年轻人，就不至于面对抗战时毫无准备。）
不过这种封闭心态（我们今天可称之为“政治冷感”，与战后发生在对方阵线的情况雷同）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很快我就跟酝酿中的气氛有所冲突。其实那划地自限的与外隔绝本来就不是绝对的。举例来说，我中学最好的朋友是南方人，罗马的艾乌哲尼欧·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55]。那时候艾乌哲尼欧在罗马念大学，假日回圣雷莫：可以说跟他的讨论是我们“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原是“大学法西斯小组”反对派成员，后被“大学法西斯小组”除名又摇身一变为几个意识形态模糊的团体幕后策划人。有一次他还写信给我，要我参加一个仍在筹备阶段的党，暂名为“贵族社会党”。就这样，日积月累，借着与艾乌哲尼欧通信及夏日长谈，我无法不注意到反法西斯的秘密崛起，并对看些什么书有了一个方向：胡伊京戛、蒙塔雷（Eugenio Montale）、维多里尼、皮斯卡内（Carlo Piscane）：那些年出版的新书标示着我们没有章法的伦理文学教育的不同阶段。
当时也热衷讨论科学、宇宙学及认知基本原理：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普朗克（Max Planck）、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乡间出现了一些奇特单一的文化案例：一个醉心英、美文化的圣雷莫青年，在战事最激烈时以认识论、心理分析及爵士乐成为当时的文化传奇人物，我们听得如此专注仿佛聆听神谕。夏日某一天，艾乌哲尼欧和我凭空建立了一整套的哲学系统：生命冲动哲学。第二天我们发现这套思想柏格森（Henri Bergson）早就提出了。
我那时候也写一些略带政治、无政府主义及悲观色彩的极短篇或寓言故事，寄去给艾乌哲尼欧，他让其中一篇在“大学法西斯小组”报上发表，好像给他惹了一点麻烦。没有人知道我是谁。那时我的政治理念和创作都倾向于一个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为前导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跟斯卡法利和其他朋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56]的夏天，我们一致通过的党纲是称自己为“自由人士”（依据主要是得·鲁杰洛[De Ruggiero]的《自由主义史》），跟我的无政府主义一样不着边际。围坐在离我家农场不远的溪流中一块平坦大石上，我们成立了Mul（大学生自由运动）。政治还是游戏，不过只是早晚问题。那几天是日后被称为“四十五天”的激昂时刻，被强制迁往别区的共产党人回来了，我们一拥而上围着他们问个没完，讨论，提出异议。
九月八日，艾乌哲尼欧返回罗马。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地下共产党组织。
3.七月二十五日，我既失望又懊恼，像法西斯这样一个历史惨案竟然以政务委员会一纸平常的行政命令宣告落幕。我一心期待的是革命，在战斗中意大利获得重生。而九月八日之后，当这飘渺的梦想成真：我这才懂得，当梦幻成为事实，要能胜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选择共产主义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支持。我觉得有必要从一张“白纸”出发，所以我始终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对苏联我有一肚子的疑问及意见，这在当时很普遍，但又丢不开我父母一直坚守苏联路线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行动，而共产党正是最活跃、最有组织的力量。当我得知我们这一区的游击队队长费里契·卡休内，年轻医生，共产党人，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投山区与德军交战时阵亡，我跟一个共产党朋友说我要入党。
立刻就有工人同志跟我接触，我的任务是组织青年学生阵线，而且油印了一篇我的作品私下流传。（那是我写的许多诙谐寓言故事之一，我其实可以写下去。是由无政府主义角度出发——这对我接受共产主义不无制约作用——写就的异议文章：未来世界中军队、警察、官僚制度的苟延残喘。很遗憾我没有保存下来，总希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位将那油印稿留起来的昔日老战友。）
意大利抗战战区中我们最为偏远，缺乏天然资源、盟军支持和权威的政治领导，却也是那二十个月内起义各地中战况最激烈、惨痛，阵亡人数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一直不知道如何以第一人称叙述游击战往事。我可以循不同、又不与事实相违背的叙事风格来做这件事：回忆面对失去所爱、危险、不安、决心、死亡的激动，或相反地锁定那描写一个毫无政治准备，完全没有生活历练，一直活在家庭呵护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不确定、老出错、慌乱、卷入不幸的喜剧英雄方向。
在这里我不能省略不提（也是因为该角色已呼之欲出）我母亲在她视为与自然法则和家庭伦理同等地位的那一场抗战中面临的处境，她激励她的两个儿子加入武装抗争，在纳粹保安队及德军面前沉着庄重，不慌不乱，在作为人质遭长期监禁期间，我父亲在她眼前三次被黑衫军假枪决，而她表现出无比的刚毅与勇气。有母亲们参与的历史事件，有大自然现象的伟大及所向无敌。
现在我得专心来看一下抗战时期我的政治理念。我想将属于我的，及我身边现实环境的两种心态分开来：其一认为抗战是绝对合法的，是为了对抗法西斯的颠覆与暴力所采取的行动：另一则视抗战为革命，为推翻，热血沸腾地认同终年被压迫及法外偷生者的起义。我则在这两种心态中摇摆，视我身处的环境及战况，还有在我身边的人而定：我熟稔的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人士或者另一个全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劳工，后者是我对人类的新发现，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反法西斯是文化精英取向，不属于穷人。
看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依我当时的心理状况而定。无意中读到油印传单上陶里亚蒂的讲话，他提出的意共合法、统一路线，有时我觉得那是在全面极端主义中唯一清醒冷静的谈话，有时又觉得不解和遥远，与我们满腔热血及愤慨的事实不符。
光复之后，我读的第一篇马克思思想论文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既然“国家恶质化”之不可避免，所以在共产意识形态中加入我原先的无政府主义、反国营、反中央集权思想乃理所当然之事。到这里我的政治理念史前史告一段落，开始有意识时期，投入对我来说主要活动范围是都灵劳工运动的战后政治活动，另外同时平行发展的则是我的文学生涯。至于我尚未谈及的后续经历（主要是一些发表的文章及党的公开活动）我是想再深谈，但时间、空间都不允许。继续这个话题或从头开始的机会不怕没有。随着时间，回顾过去会看得更清楚。
4.为了厘清我年轻时的想法，我用了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前者希望生活的真实面能彻底发挥其极限，不受制于体制。后者的目的则是世界资源不为滥用，且按现在及未来人类之利益所需，经过组织使其开花结果。
第一个名词同时意味着随时准备打破长久以来僵化和带着不公平戳印的价值观，从零开始。第二个名词则意味甘冒动用武力与权力的风险，也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一个理性阶段。
这两个名词，或者说这两种需求及风险，以不同比重同时出现在我对政治理念与行动的考量中，当我是共产党成员时如此，入党前退党后亦如此。把重心放在这两者其中之一，或两个名词的两个定义其中之一，是我这些年记取历史教训的方法。
今天我更关心的是，这两个名词的正面意义，即我在第一段提到的，如何在只需付出第二个诠释中的最小代价就付诸实现。我认为这是今天困扰全世界的问题症结所在。
二、艰苦岁月中的一代
1.2.对一个大战爆发时十六岁，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二十岁的人来说，回答第一及第二个问题并不是清晰理念的展现，只是在筛选对政治意识形成有潜在影响力的青少年点滴回忆。我发表在《悖论》第二十三、二十四期的答复正是如此。然而我愈想，愈对这篇我的“史前史”抒情说教形式的报告不满意。真正的政治意识形成是当你有意志，懂得取舍，理性思考、行动时才开始的，根本是成人世界才会有的进程。所以，乘这个专题收集成册，我认为就我在杂志上对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仅起了头的回答做进一步的论述更有意义：至于第一及第二个问题，我则将先前的答复做一整理。
战前，与其说是理念背景，不如说是一种制约——家庭的、地理的、社会的，还有心理的——使我毫无犹豫便站在反法西斯、反纳粹、反佛朗哥、反战和反种族歧视的论点那一边。但光是这些制约或论点尚不足以使我投入政治抗争。在给予法西斯负面评价与积极加入反法西斯行动之间曾经有过的鸿沟或许今天我们已无法评断。看到政治为精英分子所唾弃且不屑，一个年轻人的本能反应是认定政治是无可救药的死路一条，应该保持距离，寻求别种生命价值。
此时，有另一个制约介入：历史制约。不多久，战争成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背景，我们思考唯一的主题。我们发现自己在政治中，不，在历史中载沉载浮，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选择。那场血洗欧洲的全面冲突的结束，对未来世界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在那比起个人意愿要惊天动地许多的事件中该如何自处？个人在历史中的定位是什么？历史，有意义吗？“进化”这个观念还重要吗？
这些是我们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质疑：自此，我们看事情的态度根深蒂固，视每一个问题为历史问题，要不就总想找出所有问题的历史因素。如果说“世代”这个名词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特性应该是，看历史犹如个人经验，高度敏感。这尤以意大利最为普遍，当然，曾因战争或对德抗战而分裂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现象。我们的历史经验与上一代不同，且与他们或心照不宣或堂而皇之处在论战状态。而此论战其来有自：如果说曾有某一代青年可以将父执辈送上被告席，那是我们。何等幸运。那其实并非全面绝裂：我们必须在我们上一代的理念中找到某些能够再次坚持、重新出发的，某些他们无能为力或来不及实现的。所以我们这一代并不是虚无、反传统或愤怒的青年的一代，相反地，历史延续观念早已深植我们脑中，使得一个真正的革命分子成为唯一可能的“保守者”，在听由生理反应摆布的人间灾难中懂得选择那应被拯救、保护、传衍和开花结果的种种。
在思考我们参与历史这个问题的同时，另一个我想提出的是我们经历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评估历史——亦即我们自身——的方法。
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自小便排斥法西斯思想，也就是自摒于武器及暴力之外，所以，加入武装游击战首先意味着超越我们底层的重重心结。我的成长环境更有助于让我变为反心灵论者而非游击队员，我却赫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最残酷的战役中。不过——正如第一个为我们对当时政治社会问题倾向下定义，也率先为此付出生命的那个人所说——“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时间建构内心悲剧：他们找到了一出建构完全的外在悲剧。”意大利的惨况与敌人的凶残愈增，算总账的那天就愈近。抗战与我们的生命冲动同出一源。
也可能，因为反作用，走向极端主义，因为看来众多折磨、苦难将永远无法得到报偿：或者，为了控制住这情绪化的鼓动，落入政治化、冷漠的法治主义。
不过在所有这些融化为单一生命热量的成分中，游击队精神最为亮眼。游击队精神是一举克服困难突破障碍，一种属于战士的自傲及对此自傲的自我解嘲，企图建立起实质合法的威望又对所在处境极尽揶揄，有时带点自吹自擂、唬人的调调，不过永远不失慷慨，急于对每件事表现出豁然大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要说，若想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环境中行动自如，这个精神，让游击队做出那些不凡之举的精神，在今天仍是独一无二的人生态度。
3.在抗战的推波助澜下，意大利光复后，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埋首政治中。“曾为游戏队一分子”对我及许多其他年轻人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非暂时的制约像“服兵役”。自那一刻起，我们的平民生活是游击队的延续，武器不同：法西斯的军事挫败不过是个假设：我们誓死捍卫的意大利尚在蛰伏期，得将其潜力转化为事实应用在各个层面。任何我们在日常生活及生产世界中意欲从事的活动，只因参与政治才见完整，才有其意义，这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
抗战期间，我加入意共的主要动机是能以较积极、较有组织的力量参战，对抗德军及法西斯，加上它的政治路线较具说服力，所以光复后我确认了我的共产党员身份。
当年共产主义代表的是我始终居中摇摆（说起来这点倒是没变）的两极政治引力。一端是对那个促成法西斯的社会的排拒，法西斯曾让我们对革命满怀憧憬，一场始于零，不假外力便搭起政府所需基础架构，超越每一次革命都免不了犯错和走上极端的痛楚，最后建设起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社会的革命（我们脑海里的革命属于十月革命，是起点而非终点）。另一端我们梦想的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来看都是最现代、最先进、最完备的文明，有一个高度胜任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说文化在政治领导及生产领导各个层面均占一席之地。（抑或这个意象到一九四五年之后才成形，此刻我的回溯是自说自话？不，这些在当时确已存在，可感受到的除了某种西方进步气氛外—罗斯福的新政，英国的“费边主义社会”—亦不乏来自苏维埃世界的新气象。）
不过我们入党时，共产主义不单集政治抱负之大成，我们的文化及文学抱负亦与之气味相投。我还记得，四月二十五日之后我们镇上收到最初几份《统一报》[57]。打开米兰发行的《统一报》，副主编是维多里尼，打开都灵发行的《统一报》，文化版上是帕维塞的文章。这么凑巧，两位我最喜欢的意大利作家，直到当时为止我只读了几本他们的书及他们所翻译的作品，而我发现他们也在我选择的同一阵营内：我以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这样我发现画家古图索（Renato Guttuso）是共产党！毕加索也是！文化与政治斗争携手并进的理想在那个时候仿佛是既成事实。（其实不然：为了厘清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绞尽脑汁长达十五年，至今尚无定论。）
我搬去都灵，对我来说它是——当时也的确是——一个在劳工运动及思想风潮助阵下，优良传统及美好未来兼容的城市。都灵既是“新秩序”的资深劳工参谋总部，也是在意大利文化中坚守精神、文明路线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在这两者周围活动的都是刚经历过抗战的年轻人，兴致勃勃、精力充沛。我则是两头并进：一方面我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往来密切，圈子里都是意识形态、性情迥异，但面对历史问题全心投入的人，无所不谈，时时注意全世界的思想及创作动态：同时我亦参与党的生活——曾为《统一报》撰稿，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所以认识不少“前辈”，那些曾经在葛兰西身边的人（我永远记得卡蜜拉·拉维拉［Camilla Ravera］，从容爽朗，严肃中不失亲切，是我们在矛盾的艰难现实中亟欲提倡、见其重生的政治文化知性与人性的典范：还有劳工领袖代表巴蒂斯塔·桑提亚［Battista Santhià］，驯于纪律及善等待的叛逆人物）。
我无意粉饰我政治意识养成期的最初几年，假装斯大林主义酿成的悲剧我们当时并未察觉。我正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一事引起众说纷纭，斯大林铲除党内异己，名噪一时的莫斯科大审“自白”疑云，苏德条约签订的那段时间成为共产党员的。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之前，但仍是我们和左派非共产党的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热门话题。我以“不可避免”为由说服自己接受其中一部分，有些我先“搁置”，期待能给自己较合理的解释，有些我则相信只是暂时现象，非意识形态所能辩解，所以注定在不远的将来被提出再讨论（这个看法后来—起码基本上—被证实无误）。
我对所发生的事并非一无所知，不过，这些事件的涵义倒未必完全知晓。四五到四六年我之所以“入伍”左派青年主要是一股行动的欲望：那些步上我们后尘的—算五到十年之后吧—则是因为知的欲望：他们熟读所有的经典之作及报纸文选，但在积极投入政治生涯上不如我们钟情。
那个时候，种种矛盾吓不倒我们，正好相反：意共那个庞杂组织的不同面向、语言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同的诱因：“新的党派”、“劳工阶级专政”的口号销声匿迹，继续听到的是过时的意大利人民党的激进声音，一般策略上的勇于妥协为针对国际策略所喊出的冰冷口号所压过。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出一个各派系间清楚的辩证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意志松懈、人云亦云，我们有讨论不完的特定问题，往往欲罢不能，牵涉层面愈广，只是我们有时候倾向“工运”，是严谨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有时候倾向当策士，为自由主义助阵，视情况而定。
同样地，意共领袖中两位重要人物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互有高低：马里欧·蒙塔尼亚那（Mario Montagnana）及契勒斯特·内卡维勒（Celeste Negarville），今天都已辞世。二人皆出身劳工，有坎坷但可引以为荣的十二年逃亡、牢狱、流放经历。蒙塔尼亚那及内卡维勒在思维、处事上的差异之大代表的几乎是共产主义两个相对立的精神。我与党的关系正是在他们两个人轮流的荫庇下日渐密切起来的，我对他们的感情亦有所不同，曾经不无遗憾地，我也跟他们一一起过冲突：怀念他们之余我发现自己尚与他们如此贴近，我想在这里纪念他们两个人。
马里欧·蒙塔尼亚那代表的是圣保罗镇传统劳工社区的革命精神，始终信守——常与党的官方态度起冲突——以接近清教徒无可置喙的道德主义为基柱的强硬“工运”路线。是我为都灵《统一报》工作时的主编。年轻时即由工厂进入新闻界，加入葛兰西的编辑阵容，成天脑中想的都是由工人、为工人而办的报纸，可反映出劳工对诸事意见来自各单位、工厂的新闻。那个时候，工厂及大众生活中许多东西跟他初入党那几年已相去甚远，他咬紧牙根接受，但不与阶级敌人妥协，不懈地努力将每一个状况、每一种问题重新导向当时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境界，无论大小抗争皆坚持到底，不畏牺牲，视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克己以求尊严与荣耀，需求尚在其次。
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般紧张，或许正因为我们对彼此怀有父与子的敬与爱，而这一点却变为不满，他的恼恨在于看到我与他所期待的不同，我的懊恼在于让他大失所望。他不是新派人物，但在对我们施以费尽心血保留下来的革命教育时，注入一股道德热情，对人生价值的真实情感，使他的严峻作风避开了墨守成规的冷漠。
契勒斯特·内卡维勒跟他差十多岁（光复时他四十岁），已经代表了另一个时代。这位革命无产阶级人士对那伟大的政治游戏有他的贡献，而且其从容不迫完全是最专业、最熟练的领导阶级架式。据说罗马光复那天，这位劳工出身、造过反、坐过牢、晋身为部长的英雄，以出人意料的绅士之姿出现，睿智、优雅、热爱生命，还有他与群众的关系，是他力量的来源。当我开始跟在他身边，也就是说当他回到都灵时，他的辉煌时光已告落幕，随之落幕的还有结合反法西斯力量发展国家民主的希望。冷战期间，在这样一个采取强硬、对外隔绝政策的劳工都市中，他那公正不阿、开放的马基雅维利原则，高高在上地使役群众于股掌间，从不担心平等、人民群众问题，常遭我们年轻一辈的指责，说他犬儒、耍手段，没有照顾到特定问题，缺少对真理及基础司法的渴望。慢慢地我们才认识到他的政治观点其实更广，有远见且现代，我们也开始比较了解他这个人，在苦闷外表，逐年加剧的疑神疑鬼，扮演放肆俗气的反派角色，不愿意接受年华老去的艾怨之外的那份敏锐。我们并未意识到党内的派系斗争，只凭道德和精神准则来评断人，一般党员皆然：我们对个中奥妙所知有限，但我们转而试图了解现实中的人及常规之外的状况，对培养观察力和鉴赏力所做的这项努力并非徒然。
斯大林死后，内卡维勒重新出击，拿出深埋心底的那份率真，那份面对多年来国际上共产党起伏更迭始终保持清醒、批判的良知以示大众。在那几年的纷扰争论中，他是最坚持苏共二十大开放改革路线的人之一，那时候我们才看清原先他让我们颇为不满的犬儒态度其实是为了维护道德情感及个人价值观客观性的存在，同时不违党内政治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当派系间关系不利于所属路线时，保持静默耐心等待。
蒙塔尼亚那则相反，当我们意识到党内的改革声音渐渐成熟时，他却一直是新理念最死硬的反对者，无论政治或工会方面。我那时只有在会议上或公开场合才见得到他，他愈来愈让我觉得是一个开倒车、一意孤行的人。一九五六年的论战中，他为斯大林主义方法论及拥斯大林派的严辞辩解看起来几近愤世嫉俗，但同时我认出了他深层那被激怒的道德观，导致他与所有悲剧性、教人痛心的强硬态度相认同。那个道德观不仅为他那一代的国际共产积极分子所接受，且不计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或良知，欲付诸实现。
我发现内卡维勒早先的“玩世不恭”——无论道德良知或历史自觉——较蒙塔尼亚那几近“信仰”的态度更具生命力。自然，内卡维勒也为他无法接受、没办法合理化的事物备受煎熬，但他紧抓变成支持制度中非人性的那个理念，全心全意，毫无保留。
今天这两位已故的共产党员形象以其功过在我的回忆和评断中重新调和：在那每一个真理都得以许多谎言作为代价的时代，他们两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忠于他们正如那几年的历史一般矛盾、饱受摧残的真理。
我发现，我虽以光复时的年轻故事起头，却用老一辈的故事收尾。不过要想界定我们这一代——或许不止我们这一代——不能不先对上一代的经历有深刻认识。
4.我退出共产党好几年了，也未再加入其他党派。我现在看政治比较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比较不觉得有所牵绊，也无须分担责任。是好是坏？许多先前不懂的东西如今都懂了，不再那么依赖直觉，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知道唯有亲身经历过，孜孜不倦日复一日操作过，才能有深层的认识。苏联和美国是我关心也同时担心的焦点，因为我由这两处影像编织我的未来。在苏联事情进行得不如预期的好我倒不那么懊恼，也是因为那里发生的事较少：美国做错事我就气愤难消，因为它一犯再犯。至于欧洲，我期待的不是政治解答而是意识形态的整合，但迟迟不见动静。总而言之，整体政治情况改变不少，而我相信的“价值观顺位”深究起来并无大变动。
一步步走来，我曾经相信，且今天仍深信不移的至少有两件事，在此记录下来。一是向往整体文化。打破各专业间的隔阂，保持整体文化的生气，包括不同的认知及实践，而其中各个专业研究的多样论述还有生产加起来，是我们要学会掌握并依人性发展的人类历史。（文学正应该介入不同语言中负起居中沟通的工作。）
我的另一个向往是政治斗争及文化（还有文学）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领导阶级。（或单就只是一个阶级，如果阶级纯指有阶级意识，如马克思所说。）我的一切努力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为了：看到新的领导阶级成形，为它得以留下标记、足迹尽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