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艰难的生活

阿根廷蚂蚁

我们刚来这里安家时，并不知道蚂蚁的事。我们觉着会在这里过得不错，天和绿色都很愉快，不过对于我和我妻子当时的心情来说，也许愉快得夸张了些；我们怎么能想到会有蚂蚁这种事？好好想想，奥古斯都舅舅也许跟我们提到过一次：“那里，你们会看到，蚂蚁的……可不像这里，那些蚂蚁……”但只是谈其他话时顺嘴扯出来的，一件随便说说的事，也许是因为我们说话时正好看到了好多蚂蚁，我说什么来着，好多蚂蚁？其实就一只，我们可能是看到了，一只走失的蚂蚁，是我们老家那种肥肥的蚂蚁（我现在才觉得它们真肥，我老家的蚂蚁），反正奥古斯都舅舅提到的蚂蚁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对这个大区的描绘，由于一些连他也解释不清的情形，这里的生活，更容易些，挣钱虽说不能保证，但起码有可能，不光是他奥古斯都舅舅这么说，还有其他很多在这里安家的人也都是这么讲的。

头一天晚上，我们就意识到为什么我们的舅舅，在这里，过得那么舒坦了，看看晚饭后空气中的微光，我们体会到了在通向田间小路上转悠的乐趣，体会到坐在桥头旁矮墙根上的惬意，就像我们眼前的那些人一样。然后当我们找到他常去的，后面有个菜园的酒店时，就更明白了，我们还找到一些像他一样又矮又老的家伙，但他们都是些自吹自擂的大嗓门，都自称是他的朋友，他们也没什么一技之长，我觉得，是一些按小时计算工钱做苦力的人，就算有人自称是个钟表匠，那也许只是出于炫耀。我们听到他们用一个绰号提到奥古斯都舅舅，是的，这个绰号被大家重复着，还被用来打趣。我们留心到一声苍白的笑，在这笑里现身出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有点肥胖，在吧台旁，穿着件镂空的白衬衫。我和我妻子清楚这一切对奥古斯都舅舅有多么重要，有一个绰号，在清澈的夜晚能在那桥上开开玩笑，能看见那镂空的小衬衫从厨房里出来，再走到菜园里去，第二天给那家面条厂卸上几个小时的面袋子。难怪他在我们那里时，老是念念不忘这个地方。

如果我还是无忧无虑的小年轻，或是整个家都已安顿妥当，这所有的一切我也会赏心悦目的。但以我们当时的境况，孩子的病刚好，还要寻找工作，那些对奥古斯都舅舅来说能足够让他感到自己愉快的事情，我们也是勉强能明白过来，也许明白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种悲哀了，因为身处一个愉快的地方我们就更加地觉得自己不幸。哪怕是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忧心忡忡，似乎猛然增加了我们的苦恼（我们当时还一点都不知道有蚂蚁呢），在给我们看房时，玛乌罗太太所有的叮咛更加剧了我们投身苦海的感觉。我记得有关煤气表，她罗哩罗嗦说个没完，我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全神贯注听她这席话的，“是的，玛乌罗太太……我们会小心的，玛乌罗太太……我们真不希望这样，玛乌罗太太……”以至于当她（而此刻我们非常清晰地想起这件事了）的眼睛在墙上游动，就好像读到了什么东西，还用指尖划划墙面，然后甩了甩手指，就像是碰着了什么潮湿的东西，比如沙子、灰尘时，我们都没留神。她没说“蚂蚁”这个词，我们敢肯定；也许因为那里有蚂蚁也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总会有墙和房顶一样，但是我和我妻子都有了这么个感觉，她是想把这件事藏到最后一步，她的絮絮叨叨和叮咛嘱咐都无非是想着法子强调另一些事情的重要性，从而来掩盖那件事。

玛乌罗太太走后，我把床垫搬了进来，我的妻子搬不动床头柜，叫我帮忙，然后她又想立刻开始清理经济厨灶[207]，跪在地上，我说：“都几点了，你还想干什么？我们明天再忙吧，现在我们随便整理一下，过了今晚再说。”孩子困得直哭，第一件事就是得给他准备好摇篮让他睡上觉。在我们那里，都是用一个长长的藤筐给孩子睡觉的，我们把筐子一直带到这里了；我们把内衣填满了的筐子腾空，找了一个好地方来放筐子，是一个托架，一个既不湿也离地面不是太高的地方，以防他掉下来。我们的儿子在那里很快就睡着了，我们两个看着房子（房间由一块隔板分成两半；四面墙和一个顶），这房子正被我们的痕迹填满。“对，对，白色，当然刷成白色，”我回答我的妻子，看着天花板，便挽起她的胳膊肘把她推了出去。她还想再去好好看看左侧小破屋里的厕所，而我倒想她在田地里散散步；因为我们的房子所建的土地上，有两块很大的花坛，或者说是一些还未经耕作的苗圃，中间是过道，过道上搭着铁架子，现在光秃秃的，也许曾经用来种过什么攀缘植物，南瓜或葡萄，早已枯掉了。玛乌罗太太有心把那片地交给我种植，我们自己也正好建一个菜园，她没外加任何租金，因为这块地已经荒废得有些年头了；不过今天她却没谈到这块地的事儿，我们也没顾上说，因为火上的肉太多了[208]。现在通过这第一个晚上来地里走走，我们想告诉自己先熟悉熟悉环境，也就是找找在某种意义上拥有那个地方的感觉；第一次，我们的生命处在延续之中的想法成为了可能，每天夜里都能这样漫步在那些苗圃中，我们的担忧将越来越少也终将成为可能。这些事情我当然没有跟我妻子说；可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她是不是也能体会到这些：事实上是，我察觉到短短地散了几步路，在她身上已起到了我所希望的效果；现在她细声慢语，我们臂挽着臂散步，她并没有拒绝这个本属于经济上更富裕些时的举动。

我们就这样走到田园的尽头，在篱笆那边，我们看见了莱吉那乌多先生，他正拿着个小风箱在他家房子周围忙活。我几个月前就见过莱吉那乌多先生了，当时我来找玛乌罗太太谈租房子的事。我们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也是为了让他认识一下我妻子。“晚上好，莱吉那乌多先生，”我对他说，“您还记得我吗？”“啊，我当然认得，”他说。“晚上好！那么，您是我们的邻居了，是这样吧？”他是一个矮矮的、戴眼镜的先生，穿着睡衣戴着草帽。

“嗯，我们是邻居，嗯，邻居间嘛……”我的妻子开始说一些令人愉快的话，分寸得当，比如说些客套家常话什么的；我有一阵子没听她这样说话了；不是我喜欢，但比起听她的抱怨，我自然更高兴听她这样说话了。

“克劳蒂娅，”我们的邻居喊起来，“你过来，拉乌莱利的小房子住上新房客了！”我从没听过用那个名字来称呼我们的新家（这个名字，我后来才知道，一个老房东的名字），这让我觉得自己跟这里有点不相干。莱吉那乌多太太从他家房子走了出来，她是一个大块头的女人，正在围裙上擦着手；他们为人非常随和，对我们都相当热情。

“莱吉那乌多先生，您拿着小风箱忙什么？”我问他。

“呃……蚂蚁……这些蚂蚁……”他说，笑了笑，就好像没怎么在意。

“蚂蚁，是吗？”我妻子用冷淡而客气的语调重复道，那语调通常她只是对外人用的，用来假装关注他们的谈话；这个语调她从没对我使过，在我的记忆中，哪怕是我们刚刚认识时她也没有用过。

我们客气地向邻居道了别。可是如今就连这也是件我们无暇享受的事情：有邻居，还都是些和蔼可亲的人，可以这么融洽地交谈。

一到家，我们决定立刻上床。“你听见了吗？”我妻子说；她竖起了耳朵，听得见莱吉那乌多先生的小风箱扑哧扑哧的声响。我妻子到盥洗盆那里接杯水喝；“给我也带一杯，”我对她说，便脱下了衬衫；“啊！”她大叫了一声，“快来！”她看见了水龙头上的蚂蚁，还有一行蚂蚁正沿着墙往下爬。

我们打开灯，两个房间共用的一盏灯，一行密密麻麻的蚂蚁横贯墙面，是从门框里爬进来的，谁知道它们的源头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手上爬满了蚂蚁，我们把手摊在眼前，想要看清楚，这些蚂蚁，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同时我们还要不停地翻转手腕避免蚂蚁们再沿着胳膊往下爬[209]。这是种非常细小的、几乎感觉不到的蚂蚁，片刻不停地爬动着，就像是给我们带来的瘙痒同样也刺激着它们。直到此时，我才想起它们的名字：“阿根廷的蚂蚁”，更准确地说是“阿根廷蚂蚁”，别人是这么说的，有那么一次，我应该是听过这回事的，这是个有“阿根廷蚂蚁”的地方，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会跟这样的一种表述联系起来：这种令人厌恶的痒遍布身体各处，就算把手握成拳头或是两手互搓，也无法完全制止这种痒，因为总会留下几只离群的小蚂蚁，顺着胳膊或衣服跑。如果碾死它们，蚂蚁就会变成黑色的小点点，如同沙子般掉下来，而手指上则会留下蚂蚁味，酸酸的，刺鼻。

“这是阿根廷蚂蚁，你知道吗……”我跟妻子说，“是从美洲来的……”每当我想教她了解些什么东西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调，然后很快我就会后悔，因为我知道她受不了我这个腔调，便会生硬地回应，也许她也明白，一旦我操起这种腔调，从来就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自信。

然而她好像几乎都没怎么听我说话：她气急败坏地捣毁和驱赶着墙上的那行蚂蚁，用手掸了掸墙，却只是把蚂蚁引上身来，或是把蚂蚁打散到周围，于是又把手放在水龙头下，试着让水往上喷，而蚂蚁仍旧在湿地上走着，就算是把手浸泡在水里，她还是无法让自己从蚂蚁中脱身。

“这下我们家有蚂蚁了，这下好了！”她不停地重复。“以前也有的，而我们没有看到！”就好像如果之前就看到了蚂蚁的话，就能改变很多一样。

我对她说：“哎呀呀，就那么两只蚂蚁！现在我们上床，明天再想想怎么办！”我觉得很有必要补充一句：“好啦，就为了一点阿根廷蚂蚁！”因为用它们被在当地称呼的准确名称来叫它们，就可以给出一种既成事实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过我妻子在那块田地上散步时那种心平气和的神情都消失了：她对一切又心怀疑虑，脸又像往日那样紧绷起来。第一次在新家过夜并非如我期待的那样；自我安慰不是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慰藉，而是总在新的倒楣事中勉强维持下去的老茧。“全是为了两只蚂蚁，”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也就是说我当时以为我是这么想的，但可能就算对我来说，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

终究是劳累胜过激动，于是很快就睡着了。半夜，孩子哭起来，我们两人，还赖在床上（总希望他能自己突然停下来，然后接着睡过去，不过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互相问道：“他怎么啦？他怎么啦？”自从他病好后，夜里已经不哭了。

“他身上有蚂蚁！”我妻子大叫着，起来哄他。我也从床上下来，我们把筐子弄得乱七八糟，把孩子脱了个精光，得给他去掉那些蚂蚁，而我们又那样困得睁不开眼睛，为了看清楚，必须把孩子抱到电灯下看，门缝中钻进一股风，我妻子说：“现在他又要着凉了。”要在他刚刚挠红的皮肤上找蚂蚁，真是叫人心疼。原来是一行蚂蚁上了托架。我们查看了所有的小垫单，直至一只蚂蚁都找不着了，我们问道：“现在把他放到哪里睡呢？”在我们床上，我们睡得已经很挤了，他肯定会被压扁的。我仔细看了看床头柜，那里蚂蚁还没到；于是我把它从墙边移开，打开一个抽屉，把那里整治了一下，让孩子好睡下。当我们把他放进去时他已经睡着了。我们本该扑到床上去，困意很快就会冲我们席卷而来了，但我妻子却想看看储藏的食物怎么样了。

“你来这里，你来这里！上帝啊！这里全满了！全黑了！救命啊！”能怎么办呢？我扳住她的肩头说道：“你过来吧，我们明天再想办法，现在也看不清楚啊，明天我们再来解决所有问题，再去挽救每一件东西，你现在上床！”

“但食物怎么办？会坏的！”

“让食物见鬼去吧！你想怎么办，现在？明天我们一定把蚂蚁窝毁掉，你就放心吧……”

但是躺在床上我们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想想无处不在的那些野兽，在食物里，在一切东西里；也许它们现在从地板上正在沿着床头柜底座爬到了孩子身上……

公鸡鸣叫时，我们刚睡着；没过多久我们就翻来覆去，抓起痒来，因为我们总感觉床上有蚂蚁；也许它们是直接爬上床的，也许在我们动手收拾东西后就把蚂蚁带上身了，于是就连清早那几小时都没能休息好，我们早早起身，一直惦记我们要做的事情，想到必须立即着手与那些令人痛苦的，难以察觉的，已经侵占了我们家园的敌人大干一场，厌恶之情立即涌上心头。

第一件事，对我妻子来说，是去看孩子：看看那些野兽有没有咬他（幸好看起来没事），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在被蚂蚁占领的家里进行。我知道，每当看见放在水池里的杯子的边缘上，孩子的围嘴上，水果上，爬满蚂蚁时，她为了不大叫出声来要花上多大的力气。但是她看见牛奶时还是叫出来了：“全黑了！”牛奶上薄薄地漂浮着一层蚂蚁，有的淹死了，有的还在游着。“都在表面上，”我说，“用小勺子就能撇干净。”但是我们总感到牛奶里留有蚂蚁的味道，我们一口也没尝。

我跟着墙上蚂蚁的行列走，想看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妻子梳头穿衣时，那怒气真不打一处来，不过她很快克制住了。“我们不把家里的蚂蚁赶尽杀绝，就不能把家具摆到位！”她说。

“别急。你会看到的，一切都能解决。我现在去莱吉那乌多先生那里，他有那种粉，我问他要点过来。我们把那粉撒在蚂蚁窝入口，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我们很快就可以解脱出来啦。但是，我们要等到稍晚一点时，因为现在我们去也许会打扰莱吉那乌多夫妇的。”

我妻子略略平静一些，而我却不能：我跟她说发现了蚂蚁窝入口，只是为了安慰她，反倒是我越细心观察越能发现蚂蚁们来来往往，方向各异，就像我们的家，表面上光亮、平滑得像个骰子，其实早被穿孔了，全是一道道的裂缝。

我倚着门，望着阳光下的植物，感到些许轻松，其时太阳已经照到它们上面，侵入到土地上的荆棘让我觉得看上去很愉快，因为它给了你想扑进去大干一番的愿望：好好地打扫一切，刨地，播撒种子，移苗栽培。“你过来，”我对儿子说，“你在那里会发霉的，”我把他抱在怀里，走进“花园”，我想养成这样称呼这一块土地的习惯，便对我妻子说：“我带孩子到那个花园里待一会，”随即又改口成：“到花园里。”因为我觉得这样归属感更强，而且更亲切。

孩子在阳光下很愉快，我告诉他：“这是一棵角豆树，这是一棵柿子树，”我把他举上树杈：“现在爸爸来教你爬树。”他突然大哭起来。“怎么了？你害怕？”而我却看见了蚂蚁；那株满是树胶的树全被蚂蚁覆盖住了。我立刻抱回孩子。“唔，好多小蚂蚁啊……”我哄着他说，但自己很是担心。我随着蚂蚁的队列一直寻找到树干下，发现那些静悄悄的、几乎用肉眼无法看见的蚂蚁，从树上下来后是继续在地上攒动着，并在杂草丛里，延伸到各个方向。我想，究竟怎么样才能把蚂蚁清扫出家呢？在这一小块地上——昨天我还觉得它蛮小，但现在想到蚂蚁这层关系，觉得它简直是大极了——，那些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蚂蚁铺满地面，肯定是从地下成千上万个蚂蚁窝里冒出来的，被黏稠而甜蜜的土地和低矮的植物滋养着；不管我往哪里看——乍一看，觉得什么都没有，倍感轻松——，尔后注目凝视，只见一只蚂蚁正慢慢靠了过来，接下来便发现它隶属一支长长的队伍，它们正在跟其他的蚁群汇合；它们时常驮着碎屑或是小渣子什么的，尽管这些东西总比它们大得多；有些地方，我想，什么植物汁、什么动物残肉凝成块的地方，总会围聚一大圈蚂蚁，它们几乎都黏成了团，就像一小块伤口上的痂。

我让孩子骑在脖子上，回到我妻子身旁，几乎是跑回来的，总感到蚂蚁要沿着我的脚面爬上来。她说：“好了，你把孩子弄哭了。他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我急忙说，“他在树上看到几只蚂蚁罢了，他还有昨晚的印象，感到身上痒痒。”

“哦，真烦人啊，这里也是！”我妻子说道。她目视着墙上一团蚂蚁的蠕动，想用手指肚压在每只蚂蚁身上的方法来弄死它们。我看见成千上万的蚂蚁把我们包围在那块土地上，现在我更觉得那块土地实在是大得无边无际，烦得我对她直嚷嚷：“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你这样没用的！”

她气得跳了起来：“可是那个奥古斯都舅舅！奥古斯都舅舅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们就跟两个傻子一样！听他的话，听那个骗子的话！”然而，奥古斯都舅舅又能跟我们说什么呢？“蚂蚁”一词，当时对于我们而言，一点都表达不出来如今我们处境中的这种惊愕。就算他跟我们说过蚂蚁这回事，也许，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还真这么提起过一次，那我们想到的也只会是一种具体的，可以计数的，有躯体，有重量的敌人。真的，如果让我回忆一下我们老家的蚂蚁，我会把它们视为大得可观的野兽，至少是那种摸得着，抱得起的，比如猫啊，兔子啊。这里，我们面对的是如同雾或沙子一般的敌人，跟它们斗靠力气是不管用的。

我们的邻居，莱吉那乌多先生，正在厨房里用漏斗倒一种液体。我从外面喊了他一声，气喘吁吁地来到他家厨房的落地窗前。“喔，我们的邻居！”莱吉那乌多大呼道，“您请坐，先生，您请坐！请原谅我总在这里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液体！克劳迪娅，快给我们的邻居拿张椅子来！”

我立刻对他说：“我来，请原谅我的打扰，但是您知道，我看见您有那种粉末，我们整整一夜，都有蚂蚁……”

“哈，哈，哈！蚂蚁！”刚进房间的莱吉那乌多太太，突然爆笑起来，她丈夫，稍稍有点滞后，我感觉，却以一种更喧闹的热情，响应她道：“哈，哈，哈！他们也有蚂蚁！哈，哈，哈！”

我不情愿地在嘴角边挤出一丝谦和的微笑，做出一副这种滑稽的处境已被他们理解，但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模样：正是因为这个实际情况，我才来这里向他求助的。

“您这是跟谁说呀，蚂蚁的事，亲爱的邻居！”莱吉那乌多先生抬起手，惊呼道。

“您跟谁都别说，邻居先生，您跟谁说去呀！”他妻子应和着，双手合在胸前，可总是像他丈夫一样地笑个不停。

“为什么，你们，我以为，难道就没有一种药管用？”我问道，我发抖的声音，也许会被当做是想笑，而不会被看做是压在身上的绝望。

“一种药，哈，哈，哈！”莱吉那乌多夫妇起劲地大笑起来。“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药？何止呀，二十种，上百种药，我们都有！一种，哈，哈，哈，一种比一种好！”

他们把我领进另一个房间，几十个纸质和白铁皮做成的罐子，搁在家具上，罐子上贴着华丽的标签。

“您想要普罗弗斯凡吗？您想要米尔米奈克吗？或者是提奥布罗弗里特？阿尔索潘是要粉剂的，还是混合剂的？”他们递上活塞喷雾器、毛刷、小风箱，雾状的黄粉末和极细的微粒，以至于药房和农药店的气味混成一体，升腾起来，他们还在笑得东倒西歪。

“什么东西当真管用呢？”我问道。

他们停住笑。“不，没有，”他们答道。

莱吉那乌多先生用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太太把百叶窗打开了，阳光射进来。然后他们又领我在他们家里四处转了转。

他那红条子睡裤紧扣在肥胖得凸起的肚子上，套着背心，草帽戴在秃头上。她穿着件掉了色的便衣，内衣的吊带时不时地露了出来；一头金发包着又红又宽的脸庞，像棉絮一般乱蓬蓬地卷着。他们喧哗而开朗；他们家每个角落都有一段故事，他们讲述给我听，争先恐后地抢断话题，打着手势，发出感叹，就好像每一段插曲都是一场闹剧。在一个地方，他们把阿尔法那克斯配成千分之二的浓度洒在那里，蚂蚁躲了两天，而第三天又回来了，他于是把这种混合液调高到千分之十的浓度，可蚂蚁只是绕道而行，改从上楣柱上走了；另一个地方，他们用克里索唐粉隔离出了一个墙角，而风总是把这粉末给吹散，如此下来每天都要用上三公斤粉末；在台阶上，他们试了试佩德罗西德，好像是立马就能药死蚂蚁，其实却只是让它们昏睡而已；在另一个角落，他们投放了一种杀蚁药，蚂蚁们照常横行竖爬，倒是第二天早晨找到一只中毒的老鼠；他又在别处放上兹莫弗斯弗，这是一种药效高、拦截性强的液体，他妻子往液体上又浇了点伊它尔马克粉，这粉却成了解毒剂，抵消了药效。

我们的邻居视屋子和花园为战场，他们的热情就是标示出蚂蚁不能逾越的界线，探寻蚂蚁行走的新路线，尝试各种新型混合剂和药粉，每一种东西都能与记忆中的某段插曲，或某种稀奇古怪的组合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只需扯出一个名字，如“阿尔赛皮特！”、“米尔克希多！”，就能爆笑起来，还互使眼色，互对暗语。似乎他们已经放弃了杀死蚂蚁的打算——假如他们曾经试过的话——，反正这些尝试都是没用的：他们只是力图封锁蚂蚁的某些通道，使它们偏离方向，吓唬吓唬它们，或让它们不能靠近：这是一个永远崭新的迷宫，他们每天准备不同材料的图案，用来标出这个迷宫，这也是一场游戏，而蚂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这群野兽没什么好搞的，没什么好搞的，”他们说道，“除非像上尉那样做……”

“呃，当然，我们花了很多钱，”他们说，“在这些杀虫剂上……上尉那种办法，可以想见，是最便宜的一种办法……”

“自然我们还不敢说已经战胜了阿根廷蚂蚁，”他们又说道，“但上尉也是，您认为他是在正路上吗？我怀疑……”

“他是谁啊，抱歉，这上尉？”我问。

“布拉乌尼上尉：您不认识他？啊，您只是昨天刚到这里的！他也是我们的邻居，在右边，那幢白色的小别墅里……他是个发明家……”他们笑起来，“他发明出一种可以灭绝阿根廷蚂蚁的办法……甚至，是很多办法。他还在不停地完善这些办法。您去找他吧。”

肥胖的、笑容诡秘的莱吉那乌多夫妇，他们那个只不过几平方米的小花园，却给线条画得一道道的，而且溅满了深色的液体，脏兮兮的，并且还沾上了发绿的粉尘，那里堆满了喷水壶、硫磺喷洒器，用来调稀靛蓝色药剂的水泥小槽，而在乱七八糟的花坛里，就连那几株稀有的玫瑰小树苗，从叶尖到根部也都被撒满了杀虫剂，夫妇二人抬起眼睛望向晴朗的天空，心满意足，乐在其中。跟他们聊了聊，不管愿不愿意，我还是感到轻松了些许：说到底，不是说蚂蚁是件他们想表现出来好笑成那样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一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

“唉，蚂蚁！”我此刻考虑。“什么蚂蚁啊？有点蚂蚁能把我们怎么样？”

现在我当然是要去找我的妻子，还要拿她开点玩笑：“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跟这些蚂蚁……”

我穿过自家那一小块土地回家时，脑子里准备了一番这种语调的话，胳膊里抱满了邻居给我试试的纸包和瓶子，根据我的需要，是从那些对孩子没有危害的药剂中选择出来的，因为孩子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而我一看见我妻子，抱着孩子，站在房外，目光呆滞，脸颊凹陷，就明白了她所经历的挣扎，明白了她也发现了包围着我们的难以数计的蚁群，明白了她已投了降，于是我所有打算微笑和调侃一下的愿望就全都没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对我说，那软弱无力的语调比我期待的愤怒的腔调更让我痛苦。“这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如果你看见……我真的不知道了……”

“这样，我们现在来试试这个，”我跟她说，“先试这个，再试这个……”我把那些瓶子摆在房前的平台上，立即向她说明这些东西该怎么用，我解释得很快，几乎是生怕看到在她的双眼里燃起太多的期望，因为我既不想让她有什么幻想，也不想打破她的幻想。此时我脑子里又冒出另一个想法，我想立刻去找那个布拉乌尼上尉。

“你按我说的做吧；我很快就回来。”

“你又要走？去哪里？”

“去另一个邻居家。他有办法。我去看看。”

我往有金属网架的方向跑去，那网架上爬满了密集的攀缘植物，从右边把我们的土地围起来。太阳藏到云后去了，我从网架上探出头，看见一座白色的小别墅，它被小小的、整齐有致的花园簇拥着，一条铺着灰色卵石的小路缠绕着圆圆的花坛，花坛底部围着一圈漆成了绿色的铸铁，就像公共花园里那样，而每个花坛中央都栽着小小的、黑色的橘子树或柠檬树。

一切都那么宁静，阴影重重，不见动静。我正犹豫着准备离开，却看见了一个脑袋，从一排修剪得相当精致的篱笆上伸出来，脑袋上戴着顶白色布料的沙滩帽，帽子变了形，帽沿成波浪状，压得很低，一副钢框眼镜架在一个软骨组织旺盛的鼻子上，再往下，是一丝刻薄的微笑，一口假牙灿灿生辉，这假牙也是钢做的。这是个干瘦的男人，穿着套头衫，裤脚用松紧带收紧在踝骨处，就像那些骑自行车人的装束，脚上蹬着凉鞋。他走近一棵橘子树，观察着树干，悄无声息，小心翼翼，那个紧绷着的笑容始终没有消失。我从那一排攀缘植物后露出脸来说：“早上好，上尉。”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笑容顿失，有的只是一道冷冷的目光。

“对不起，您是布拉乌尼上尉吗？”我问他。

那人表示肯定。“我，您知道吗？是新来的邻居，租着拉乌莱利的小房子……我想打扰您一会，因为我听说了您的方法……”

上尉竖起一根手指头，做了个让我过去的手势；我，便从金属网的破口处跳到那边去。上尉继续高举着那根手指头，用另一只手指了指他原先观察的地方。我看见从树上伸出一小段铁丝，与树干垂直着。铁丝的末梢处挂着一小块——我觉得是——鱼刺，在铁丝的一半处，朝下隆出个锐角。在树干和铁丝上，来来往往的全是蚂蚁。在那个铁丝的尖角下方，吊着一个小瓶，就像那种装肉汁的小罐子。

“蚂蚁，”上尉解释起来，“被鱼腥味吸引过来，爬过那段铁丝；就像您看到的那样，它们前前后后走得很好，从不相撞。但要通过那个危险的V字形锐角处时，一只蚂蚁要过去而另一只蚂蚁要回来，它们便在那个V形顶端碰头了，只好停下，于是这个小瓶子里的煤油味就会把它们熏晕过去，它们还打算继续上路呢，却撞在一起，掉了下去，死在油里。滴，滴。”他说的这个“滴，滴”声正好伴随着两只蚂蚁掉下去。“滴滴，滴滴，滴滴，”上尉不断地重复着，仍带着他那静止钢制的笑容，每一声“滴”都伴随着一只蚂蚁应声落入那小瓶子里，而瓶子里那两指深的煤油已被一层不成形和凝成块状的昆虫尸体弄成了黑色。

“平均每分钟杀死四十只蚂蚁，”布拉乌尼上尉说道，“每小时两千四百只。自然是要保持煤油的清洁，否则死掉的蚂蚁会把油面盖住，再掉下来的蚂蚁就可以爬上去了。”

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一串子单薄、稀疏，但连续不断的下滴：也有不少蚂蚁穿过那个险要处，还用牙齿拖着鱼刺的碎片回来，可时不时地总有几只蚂蚁在那个点上止步逗留，晃晃触角，然后就跌落下去。布拉乌尼上尉，用那镜片后的目光注视着，绝不错过昆虫任何细微的活动，每掉下一只蚂蚁，他就会抑制不住地战栗起来，那绷紧着的、几乎见不着嘴唇的嘴角也随之抽动。他经常控制不住自己地总要动动手，要么调整一下铁丝的角度，要么摇一摇小油瓶，清理一下瓶壁周围死去蚂蚁的凝结块，要么干脆轻轻抖抖那个装置，这样就能加快受害者的下跌。但是最后这个举动肯定让他感到几乎是一种犯规，因为他立刻缩回了手，还带着一副要为自己申辩的神情看着我。

“这是一种最完善的模型，”他说，又把我领到另一棵树前，在那棵树上也伸出一小截铁丝，在铁丝的V形顶端处，系了一根打了结的猪鬃；蚂蚁们以为能在鬃毛上自救，但是煤油的气味和支撑点的突然缺失把它们弄得头昏脑涨，以至于它们无一幸免地摔了下去。上尉给我展示了其他数量众多的陷阱，也都使上猪鬃或马鬃的计策：一段粗粗的铁丝，在某处突然接上一根细细的鬃毛，而蚂蚁们呢，对如此的变化一无所知，顿失平衡；他甚至还谋划出这么一个圈套，在接近鱼刺的地方，用中间被剪断的鬃毛做了一段假过道，这样仅凭自身的重量，蚂蚁就能把过道撑开，落进油里。在那个寂静、规整的小花园里，每一棵树，每一条管道，每一排栏杆上，全都井然有条、精细入微地安置着铁丝支架，铁丝下面挂着小油盆；几株仔细修剪的玫瑰，和一排排的攀缘植物，都只像是对一场华丽酷刑的精心伪装。

“阿格拉乌拉！”上尉来到便门前大声嚷着，对我说：“现在我让您看看最近几天的狩猎成果。”

从那扇门里出来一个干巴巴的、苍白的女人，瘦高个子，眼神惊恐而怀有敌意，头上扎着一条手帕，在额头上打了个结。“你给我们的邻居看看袋子，”布拉乌尼说，我直觉上认为她不是个用人，而是上尉的妻子，我向她点头问好，还咕哝了一句，但没有得到回应。她转身进去，出来时拖着一个很沉的袋子，胳膊上的筋都暴了出来，此刻所显出的力气远远胜于她给我第一眼的印象。在半掩着的门里，能看见他家里有满满一堆这样的袋子；那女人，总是一声不吭的，很快又消失了。

上尉打开袋口，里面像是有些肥土或化肥什么的，但是他把一只胳膊插进去，却掏出来一把像咖啡沉淀物一样的东西，并把这东西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上；都是死蚂蚁，像柔软的沙子，黑得发红；死蚂蚁全都结成了团，缩成一粒一粒的，再也分不出头和腿来。它们散发出那种酸酸的、刺鼻的气味。在他家里还有上百公斤这样的袋子，堆成了金字塔的形状，满满当当的。

“真可怕……”我说，“这样下去，你们一定会把它们杀绝的……”

“不，”上尉平静地说，“杀工蚁一点用也没有。到处都是蚂蚁窝，窝里有蚁后，又会生出无数只蚂蚁。”

“那怎么办呢？”

我挨着袋子蹲下来；他在台阶上比我更低的地方坐下来，为了好跟我说话，还得抬起头来；他的额头和那副圆眼镜的上半截，被白帽子走了形的帽檐遮了个严实。

“要想法子饿死蚁后。如果能把给蚁窝供食的工蚁数量减少到最小，那蚁后就无食可吃了。我跟您说吧，盛夏中的一天，我们会看到蚁后钻出蚁窝，靠自己的腿来寻找食物……那就是蚂蚁的末日了……”

他愤愤地合上袋口，站起来。我也站起来。

“但是，有人还自以为能解决什么呢，却只是让蚂蚁逃走而已，”他往莱吉那乌多的小别墅瞟了一眼，露出钢牙，讥笑了一声，“还有人想要养肥蚂蚁呢……那也是一种办法，不是吗？”

我没弄懂第二句话暗指什么。

“谁？”我问。“为什么他们想养肥蚂蚁？”

“蚂蚁人还没来找过您？”

他在说谁呀？“我不知道，”我说，“我想确实不知道……”

“他会来找您的，您放心。一般每周四他都来绕上一趟，因此，如果今天早上他没来，下午准会到的。专来给蚂蚁喂补药，哈！哈！”

为了让他高兴，我也跟着笑了笑，可是我不想再听什么新路数了。正是因为我是专程来找他的，我说：“当然，您的法子最好，不可能被别人超……您认为可以在我家也试试吗？……”

“您得跟我说，您最喜欢哪种模型，”布拉乌尼说，他又把我带回花园，给我看他那些我还不知晓的发明。一想到要完成譬如捏扁一只蚂蚁如此简单的操作，居然还要投入如此复杂的技术和坚定的信念，我就觉得受不了，不过我也明白，重要的是办法适当，还要坚持不懈，于是我就觉得很泄气，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们这位邻居那骇人的热情相提并论。

“也许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模型就很好了，”我说，布拉乌尼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我不知道他是赞同呢，还是同情我不足的野心。

“我会想一想的，”他说，“我会给您画上几张草图。”

这样一来，我只得感谢他，并就此道了别。我再次跳过篱笆；甚至都没听到脚下鹅卵石发出那吱吱嘎嘎的声音，我感觉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的家，尽管还像以前那样遭受侵扰，但我第一次感觉到，它真的是自己的家了，一个回来时我可以说一声“终于到了！”的地方。

在家里，有我吃了杀虫剂的孩子和绝望的妻子。

“你别怕，那些杀虫剂是没毒的！”我赶紧跟她说。

没毒是没毒，但也不是好到可以吃：我们的儿子疼得乱叫唤。得让他把杀虫剂吐出来；他在厨房里吐了，可我妻子刚刚清洗干净的厨房里又挤满了蚂蚁。我们把地打扫清爽，把孩子弄安静下来，放进篮子里睡觉，接着用驱虫粉隔离好篮子周围，再系上蚊帐，将篮子一周罩得严严实实，这样他就是醒了也不可能起来乱吃什么东西了。

我妻子先前买回些菜，却无法逃出蚂蚁对菜篮的包围，只好先把每样物品都冲洗一遍，包括油浸沙丁鱼、奶酪，要把粘在上面的蚂蚁一只一只地抠下来。我帮她做些杂事，劈开木头，收拾好经济厨灶，给炉膛通风，她一直在洗菜。但是没有一处可以待安稳的；每隔一分种，不是她蹦起来就是我跳起来，叫着：“啊呀，它咬我了！”我们止不住地抓痒，忙着把蚂蚁从身上拿掉，或是直接把胳膊和腿伸到水龙头下冲。我们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摆放饭桌：在屋里的话，会招引更多的蚂蚁进来，在屋外的话，我们全身很快就会爬满蚂蚁。于是我们就站着吃，不停地来回移动，而所有的食物居然都能吃出蚂蚁味，这既是因为蚂蚁留在了食物里，也是因为我们的手上沾满了那种味道。

饭后我在地里走了走，抽上一支烟。从莱吉那乌多家那边传来了叮叮咣咣的餐具碰撞声：我探头看看，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下，他们正围坐在桌边用餐，光亮而沉静，脖子上系着格子餐巾布，正享用着奶油布丁和浅色的葡萄酒。我祝了他们胃口好，他们则邀我过去尝尝。但我看见饭桌周围都是成包成桶的驱虫剂，每件东西上都铺着一层黄色的或是发白的粉末，还有沥青般的条纹物，那些化学材料的味道，刺鼻而来。我说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我没胃口，这是事实。莱吉那乌多家的收音机响着，声音不大，他们用假声哼着曲子，并做出一副相互祝酒的样子。

我是站在台阶上跟他家打招呼的，同时还能瞥见布拉乌尼家花园的一角；上尉也许已经吃完饭了：他端着放了杯咖啡的小盘子，从家里出来，一边呷着，一边四处张望；当然是为了查看他所有的刑具是否都在正常运转，检查蚂蚁的垂死是否还在一如既往而有条不紊地继续。我看见两棵树间挂着一张白色吊床，凭感觉，上面应该躺着那个瘦骨嶙峋、令人生厌的阿格拉乌拉太太，可是只能见到一个手腕和另一个摇着折扇的手。一种奇形怪状的圆环装置拴着吊床的绳子，捣鼓成这模样，当然应该又是什么防御蚂蚁的工事了；或许这吊床本身就是对蚂蚁下的新圈套，而上尉的妻子放在那里就是用来做诱饵的。

我不想和莱吉那乌多家人说我去探访过布拉乌尼家，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会以一种讥讽的自负来奚落我的探访，这种讥讽的自负在我们邻居间早已习以为常了。我把目光转向玛乌罗太太的花园，她家花园比我家地势高，她那座别墅顶上，立着一个转来转去的鸡形风向标。“不知道玛乌罗太太那上面是不是也有蚂蚁啊……”我说。

看得出来，莱吉那乌多一家人进餐时散发出一种抑制住的愉悦情绪，愉悦中暗藏着狡诈、镇定，因为他们只是应答着：“嘿，嘿，嘿……她也会有的……嘿，嘿，嘿……她也会有的……她当然有，有得还不错呢……”

我妻子叫我回家，因为她想把床垫铺到桌上躺下稍稍睡一会。先前我们把草褥子直接搁在地上，再把床垫压在草褥上，那是阻止不了蚂蚁爬上去的，但是把床垫放在桌子上的话，只要把四只桌脚用药粉隔离开来就好了，一时半会蚂蚁是爬不上去的。她休息起来，我出去了，想着要找找什么人，也许能跟我说说工作的事，不过实际上，我出去只是想走动走动，换换自己的脑筋。

但是一路走来，我却感到各处已与昨天大不相同了：每一座菜园，每一个家庭，我都猜得出会有成排的蚂蚁爬上了墙，覆盖住了果树，将触角伸向任何一个甜的或是油腻的东西；我警觉的眼睛很快就会发现给搬到屋外来拍打的家具，因为蚂蚁早已钻在其中，会发现一个老太太手里的驱虫小风箱，还会发现一盘盘的毒药，再削尖眼睛看，还能看见一行蚂蚁，正沉着冷静地沿着上楣柱爬行。

尽管如此，这仍是奥古斯都舅舅的理想之地：蚂蚁能对他怎么样呢，对他？他有时给这个老板卸袋子，有时给那个老板做事，在酒店长凳上吃喝，晚上他在有欢乐和手风琴的地方游荡，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只要那里凉爽和柔软就行。

我走着走着，试着把自己想像成奥古斯都舅舅，试着像他那样走路，在这样一个下午，在这样一条路上。当然，要跟奥古斯都舅舅一样，就是说首先要在生理特性上符合他：也就是要矮矮胖胖的，臂膀要有点像猴子，还得以不成比例的姿势大张着，吊在半空中，短短的腿总是因为回头贪看女人而踩错步子，说话时稍一激动，就会吊起那个尖细的嗓音，操起本地方言里的脏话，气呼呼地大骂开来，这脏话因为他口音中夹杂着另一个大区的重音，还是走了调的。在他身上，肉体和灵魂是统一的；我想通过自己躯体的重量和脑中的想法，摹仿出一些奥古斯都舅舅的举动，说一些他爱开的玩笑，从而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他。但是我永远只能在精神上假装成他：我心里大声呼喊着：“喂：我要去那个干草仓里睡上一觉！喂：我要去酒店里好好吃上一顿猪血肠和葡萄酒！”对猫儿们，我想像着自己假模假样地抚摩一番，然后大叫一声：“啊呜！”把它们吓跑掉；然后对女仆说：“嘿，嘿，您要我来帮您吗，小姐？”但是一点都不好玩。我越意识到奥古斯都舅舅对这里的一切应付得是那么自如，就越发现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他永远不会去忍受我的操心事：整顿房子，寻找工作，半病着的孩子，还有个不会笑的妻子，爬满了蚂蚁的床铺和厨房。

我来到我们去过的那家酒店里，问穿小白衬衫的女人，昨天和我谈过话的那些男人是不是还没来。那里阴凉清爽；那酒店也许不是个有蚂蚁的地方；我坐下来等那些家伙，是她建议我这么做的，我装做从容地问她：“你们这里没有吧，蚂蚁？”

她用抹布擦了一下吧台：“这里人来人往的，从来没人注意过这事。”

“那您一直住在这里吗？”

她耸了耸肩膀：“像我这么壮实的人，还会怕什么蚂蚁？”

这种想藏住蚂蚁的神情更叫我来气，就像有了蚂蚁是什么羞耻的事一样，我追问道：“这么说来，您是不下毒药的喽？”

“对付蚂蚁最好的毒药，”坐在另一张桌旁的人嚷起来，我发现，他是奥古斯都舅舅那些朋友中的一个，我昨晚还跟他聊过来着，“是这个，”他举起杯子，一口而尽。

其他那些人也来了，他们邀我一同喝酒，他们并没能给我提供什么工作信息。然后又扯到了奥古斯都舅舅，一个人问道：“他在那里忙什么呀，那个老林杰拉？”“林杰拉”是这里的一个词，是流浪汉和无赖的意思，这帮人都非常赞成这个称呼，还说我舅舅正因为是个“林杰拉”才这么被大伙尊重的。我对这个授予他的名声有点迷惑不解，因为我知道他骨子里是个礼貌而谦卑的人，尽管生活方式有那么一点稀里糊涂的。不过这也许只是吹牛和夸张罢了，这里的人都这样，我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这一切都与蚂蚁有关，他们假想身陷于一个动荡不宁、危机四伏的世界，以此来把自己从那些最细微的烦心事中隔离出来，比如说蚂蚁。对我来说，进入那种思维的难处——我回家时想着——是我的妻子，她永远与幻想为敌。我还想了，她是多么地深入了我的生活，以至于我再也不能陶醉于词藻和想像之中了，因为我的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她的脸庞，她的目光，她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是必要的存在。

我在门外碰见了她，我妻子，一副有点惊恐的样子，说：“哎我说，有个勘测员。”

酒店里那些优越感很强的吹大牛人的聒噪声，还充斥在我耳边，我几乎没怎么听明白，就说：“啊，一个勘测员，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勘测员……”

她说：“家里来了个勘测员，正量着尺寸。”

我仍未弄明白，进了屋。“噢，你说什么呀？他是上尉！”

是布拉乌尼上尉，拿着黄色卷尺在丈量屋子，准备在我们家安装他的那些圈套。我把我妻子介绍给他，并感谢了他的热情关心。

“我想看看环境的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以数学式的标准来操作，”他还量了量孩子睡觉的篮子，弄醒了孩子。小家伙被他那个拉平的黄色卷尺给吓怕了，大哭起来。我妻子赶紧哄他睡觉。孩子的哭声把上尉弄得很烦躁，尽管我是尽力地分散他的注意力。幸好他妻子叫他，他走出去。阿格拉乌拉太太在篱笆上冒出头来，用她那瘦而白的胳膊向他示意，并喊道：“你过来一下！对，你过来一下！有人来了！对，蚂蚁人来了！”

布拉乌尼把目光转向我，抿着嘴，会意地冲我笑了一下，为他要立刻回家而深感抱歉。“他这就要来找您了，”他说，朝那个神秘的“蚂蚁人”的方向指了指，“您会明白的……”就走了。

我不想在还没搞清楚他是谁和来干什么之前，就面对这个蚂蚁人。我朝莱吉那乌多家的小台阶走去；这时候邻居刚刚进家门；他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顶扁平的狭边草帽，拿的全是小袋子和罐子。我问他：“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蚂蚁人已经来过您家了吗？”

“我不知道，”莱吉那乌多说，“我从外边刚回来，但我想他是来过了，因为我看见到处都是糖蜜[210]。克劳迪娅！”

他妻子露出脸来，说道：“是的，是的。他也会去拉乌莱利家小屋的，但您别指望会有什么用，您要知道！”

我当然没指望什么。我问：“但是，这个人，是谁派他来的？”

“谁想派他过来呀？”莱吉那乌多说。“他是那个和阿根廷蚂蚁斗争的机关的人，一个职员，来给所有人家的花园里放上糖蜜。那边那些小盘子，您看见了吗？”

他妻子说：“掺了毒的糖蜜……”她冷笑了一下，一副自己非常明白的样子。

“这糖蜜能杀死蚂蚁吗？”我的问题简直是在开一个令人头疼的玩笑；我已经知道会是怎样的了：有时好像是一切就要解决了，然后又变得复杂起来……

莱吉那乌多先生摇摇头，好似我说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当然不是啦……用的毒药是最小剂量，这个好明白……蚂蚁又馋废糖蜜。工蚁们回到蚁窝，用极小剂量的毒药来喂养蚁后，用这种方法，蚁后迟早总会中毒而亡的。”

我不想问是不是它们迟早真的能死。我明白莱吉那乌多先生告诉我这个办法时，自己是持不同意见的，但又觉得有义务要使用一种客观而恭敬的语调，来传达权威的官方意见。但他妻子，具有女人特有的急躁，敢于表达她对这个糖蜜把戏的反感，并用恶意的讥笑和挖苦的玩笑，强调着丈夫的话：这种态度让他觉得不太合适或是太过轻率，因而他尽力反驳她，千方百计地削弱这种悲观主义的印象，倒也不是真的要反对她——也许因为他私下里也是这么说的，也许还要糟——，而是试着给她举出些个公道的小例子，比如：“好啦，你太夸张了，克劳迪娅……当然不是非常有效，但还是管用的嘛……而且，他们做这事都是免费的……在做出评价前，先要等上几年……”

“几年？他们放那个玩意儿都有二十年了，每年蚂蚁都在增多。”

莱吉那乌多先生不再驳斥她，而是把话题转到那个机关的其他功绩上：他给我介绍粪箱法，就是蚂蚁人把粪箱送进每家每户的花园里，蚁后便会去那里产卵，他们取回这些箱子，把它烧掉。我发现莱吉那乌多先生的腔调非常适合用来向我妻子解释这件事情，她天生多疑悲观，于是，我回到家，把邻居的话跟她重复了一遍，注意不去夸耀这个方法有多么神奇、迅速，但也避免使用克劳迪娅太太的讽刺评价。我妻子是那样一种女人，比如说坐火车吧，尽管她们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检票员检票都毫无意义，搞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但也带着仇恨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下来；同样，虽然她认为糖蜜这个玩意儿荒唐可笑，只是把事情搞复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她——，但她还是准备好好接待这个蚂蚁人的来访——这个蚂蚁人，我知道了，是叫巴乌迪诺先生——，并且不用抗议或是无意义的求救来烦他。

这个人并未征得我们同意就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上，就是说还在我们谈论他时，他就已经站到我们跟前了，这真叫人尴尬。他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矮个子，穿着件又破又掉色的黑色衣服，那张脸有点醉汉相，颜色仍然深的头发梳着一个孩童般的分头。他半闭着的眼睛，稍带一点虚情假意的笑容，还有那眼睛和鼻翼附近有些发红的肤色，都预示着他会有个嘶哑的声调，就像神父那种，方言很重。面部神经略为一动，就能让他嘴角和鼻角的皱纹跳个不停。

如果我用了太多的细节来描述巴乌迪诺先生，那只是为了尽量描绘出他给人们的奇怪印象；相反，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凭直觉就能猜出蚂蚁人正是他，哪怕他是置身于成千上万的人中间。他的手粗壮而多毛：一手提着类似咖啡壶一样的东西，一手托着一叠子陶瓷小盘。他告诉我们，他要放糖蜜，他的声音那样的冷漠，暴露出公职人员的好逸恶劳：同样，他说“糖蜜”这个词时的发音方式，是那般的软弱无力、拖拖沓沓，足够表明这个男人是以怎样麻木不仁的怀疑，和对我们的苦恼怎样的蔑视，来履行他的任务的。在他面前，我发现我妻子倒成了镇静的榜样，还指给他看蚂蚁流量最大的地方。实际上，看着他那么犹豫不决地忙活着，老是重复着那几个同样的动作：用咖啡壶的糖蜜灌满一个个的小盘子，再搁下，战战兢兢地生怕弄翻它们，我的耐心早已跑掉了。这样观察着他，我脑中闪出一个奇怪的印象，这个印象我第一眼见他时就有了：他就像一只蚂蚁。我说不好为什么，但他肯定是像的：也许是因为他人肤色昏暗发黑，也许是因为他那个小身段的比例，或许是他嘴角上的抽动与那些昆虫触角、小腿的持续振颤是相似的。但是蚂蚁有一个特点他可一丁点都不具备，这就是蚂蚁那种动个不停的忙乎劲儿；巴乌迪诺先生行动起来时，总是慢慢吞吞、笨手笨脚，眼下他正挥舞着蘸上了糖蜜的小刷子，愚蠢地把家里涂抹得很脏。

就在我带着不断增长的厌恶感跟随着那个人的活动时，我突然发现我妻子已不在身边；我放眼找去，看见她站在地里的一个角落上，也就是莱吉那乌多家篱笆和布拉乌尼家篱笆交会处；克劳迪娅太太和阿格拉乌拉太太在各自的篱笆上伸出脑袋来，她们在闲谈，而我的妻子，在她们中间，听着她们说话。我走近她们，因为巴乌迪诺先生正在房后的间隙处忙活，在那里他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需要别人看着，我听见布拉乌尼太太在说话，边说还边打着她那有棱有角的手势：

“补药，他用来喂蚂蚁的，那个东西：简直是补药，什么毒药啊！”而莱吉那乌多太太用一种甜甜的口吻补充道：“如果哪天真没有蚂蚁了，这些机关官员都上哪里去啊？所以，您想让他们干什么呀，我的太太？”

“把它们养肥，这就是他们做的好事！”阿格拉乌拉太太愤怒地下了结语。

我的妻子——由于邻居双方的话都是冲着她说的——不吭一声地听着，而她那鼻孔大张、双唇紧锁的模样告诉我，一种被迫承受骗局的气愤和痛苦正在吞噬她。我也是，必须说，我十分切近地相信那些话并非只是女人的闲言碎语。

“那么用来产卵的小粪箱呢？”莱吉那乌多太太继续说道。“他们是要收回的，但是您以为他们真会烧掉箱子吗？才不会呢！”

有人在喊：“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她丈夫的声音，肯定是妻子放肆的言行使他不安起来。莱吉那乌多太太说声“抱歉啦”，离开了我们，话语间透射出对随波逐流的丈夫不屑一顾的意思。在对面，我感到有种嘲笑声在回荡，我看见在铺得很好的砾石小道上，布拉乌尼上尉正在调整陷阱装置的倾斜度。在他的脚下，一个刚给巴乌迪诺先生满上的陶瓷小盘子翻了个底朝天，被打得粉碎，肯定是给踢了一脚，谁知道这一脚是无心还是有意的。

我们往家走时，我没法断定妻子心里是否盘算着要对蚂蚁人发泄一通怒气；但是我可能不会做任何事情制止她，相反，时机适当的话，我还会支持她。但是我们把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发现巴乌迪诺先生已经消失了；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听到我们家的栅栏在吱吱嘎嘎作响，还有关门声。他应该就是那时候出去的，连个招呼都不打，留下糖蜜那黏糊糊、发红的印迹，还散发出令人厌恶的、甜腻腻的味道，跟蚂蚁的味道完全不同，但是，我说不出来，这味道是如何地与那蚂蚁的味道有着某种关系。

我们的儿子睡得正熟，正是我们上玛乌罗太太家拜访一下的好机会。我们原本就得去找她，要拿什么贮藏室的钥匙，当然也是出于礼节的需要。不过促使我们尽快拜访的真正原因，是想让她听听我们的抗议，她租给我们一套被蚂蚁占领的住房，事先却没有任何警告，而且——首先是——也是有好奇心，想看看房子的女主人是如何应付那个祸害的。

玛乌罗太太的别墅有一个宽敞的大花园，坐落在山坡上，棕榈树高高地耸立着，扇形的树叶已经披黄。一道小径弯曲迂回，通向一幢被玻璃游廊和阁楼环绕的房屋，屋顶上的鸡形风向标已是锈迹斑斑，吃劲地绕轴旋转，发出刺耳的叫声，跟棕榈树的树叶比起来总要慢一拍，每一阵风起时，棕榈树叶都要响，呻吟一下。

我妻子和我就是顺着这道小径上去的，倚着栏杆往下俯瞰，能看见我们住的小房子，对我们来说它还很陌生，还有那片荆棘丛生、尚未耕种的土地，我们还看见莱吉那乌多家那个类似仓库前院的小花园，布拉乌尼家那个几乎如同墓地般规整的小花园，只有现在我们才可以忘记那些被蚂蚁黑掉的地方，只有现在我们才敢想像假如没有那些无时不刻缠身不离的烦恼，这些地方会是个什么模样，只有此时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们才意识到那里也可以是个天堂——但是我们处得越高来看它们，就越为我们那底下的生活感到悲哀，就好像生活在那样一个不幸和琐碎的境况下，就只能继续与不幸和琐碎纠缠下去。

玛乌罗太太一大把年纪了，瘦瘦高高的；在一间阴暗的房子里接待了我们，她端坐在一张靠背很高的椅子上，紧挨着折叠式小桌子，桌上摆着缝纫用品和文具。除了一个白色的男士衣领，她一身黑衣服；瘦瘦的脸上淡淡地扑上一点点粉，头发梳得很严整。她立刻给了我们钥匙，这是她前一天就答应好的，可并没有问我们在那房子里过得怎么样，而这——我们感觉——表明她其实就是等着我们抱怨的。

“那下面的蚂蚁，太太……”我妻子说道，用了一种谦卑和温顺的语调，这一次我倒是不希望她用上这种语调的。尽管我妻子是个态度很强硬，还经常攻击性很强的女人，但偶尔也会腼腆起来，一旦见到她这副模样，我就有种别扭的感觉。

为了给她帮腔，我用了一种很忿恨的口气，说：“您租给我们一套房子，太太，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多蚂蚁的话，老实跟您说，”我不愿再说下去，想来这就已经足够清楚了。

太太连眼睛都没抬。“这房子很久没住人了，”她说。“有一点阿根廷蚂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到处都是……在卫生没搞好的地方。您，”她对我发话了，“一直未给答复，让我等了四个月。如果早早入住的话，现在就不会有蚂蚁了。”

我们环顾房间，由于被帷幔和半合的百叶窗遮挡，房间几乎是黑沉沉的，古老的挂毯覆盖着高墙，阴郁的木雕家具上，细颈玻璃瓶和银质茶壶闪烁出短促的光亮，我们感到那里的黑暗，那些沉重的摆设正是用来掩藏那已涌成河流的蚂蚁，它们肯定把整座房子从地基到屋顶好好地穿了个遍。

“那么您，这里，”我妻子带着一种影射的、近乎嘲讽的口气说，“没有蚂蚁？”

玛乌罗太太抿了抿嘴：“没有，”回答得很干脆。接着，就好像她发现这话显然不会被相信，就解释道：“我们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如同明镜一般光洁。真有什么蚂蚁从花园里爬进来，我们会发现的，会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什么？”我和我妻子异口同声地立刻问道，我们现在无不充满希望和好奇。

“是这样的，”老太太耸了耸肩说道，“我们把它们撵走，用扫帚撵走的。”就在此刻，她那故作镇定的表情被一种来自肉体上的痛苦穿透，我们看见，她仍旧那样坐着，却扭了一下腰，很明显地把身体的重心从一边移开。若不是她用那么肯定的语气确认出这些话，我敢发誓一只阿根廷蚂蚁正从她的衣服下穿过，还蜇了她一口；一只或者几只，正在她身上散步，把她给弄痒了，因为尽管她吃力地控制着不在椅子上挪动，可是很显然，她再也无法像先前那样安稳端正地待着了，她全身紧绷着，一丝越来越剧烈的痛苦神情正在她的脸上荡漾开来。

“可我们屋前的那块地全都黑了，尽是蚂蚁，”我急忙说，“我们已经是尽可能地把家里清扫干净了，但是从地里总有成千上万的蚂蚁爬进来……”

“这个很好理解，”老太太说，她那单薄的手紧攥着扶手，“这个很好理解，地里没种东西，没种东西的地就会让蚂蚁成千上万地繁殖。我本打算四个月前就让您好好收拾一下那块土地的，而您让我等了又等，现在您遭殃了；还不只是对您，大家都跟着遭了殃，蚂蚁正在四处蔓延……”

“它们也蔓延到您这里来了？”我妻子几乎是笑着问道。

“这里没有！”玛乌罗太太苍白地说道，右手始终紧攥着扶手，肩膀稍稍转动了一下，并用胳膊肘蹭起了体侧。我冒出一个想法，这些阴影、装饰品、房间的宽阔、灵魂的自豪，全是那个女人对付蚂蚁的防御手段，和在蚂蚁面前她比我们更坚强的原因；但是我们目所能及的一切，包括她，端坐在那里的人，都已被比我们那里更无情的蚂蚁给侵蚀了；那似乎是一种非洲白蚁，它们毁灭每一件东西，只留下空壳，而那座房子，就只剩下掉了色的挂毯，窗帘是几乎就要碎成粉的布料，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都处在要坍塌成碎末的边缘。

“我们正是来向您讨教的，您是否有什么建议，可以让我们从这个灾难中解脱出来……”我妻子说，她的举止重又自如起来。

“把家收拾好，把地里的活干好。没有其他法子。劳动：只有劳动，”她站起来，这个告别的举动和她本能地一跳是同时发生的，她再也不能安稳地待着了。她恢复了镇定，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神情。

我们穿过花园，走下坡去，我妻子说：“但愿他没醒。”我也惦记着孩子。还没到家，我们就听见他在哭。我们赶紧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试着哄他安静下来，但他仍是高声大哭，声嘶力竭地叫着。一只蚂蚁爬进他耳朵里了：我们过了好一会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哭得非常绝望，整个叫我们没了辙。其实我妻子早就说了：“肯定是蚂蚁！”但我还是纳闷，为什么他一直哭个不停，在他身上既没找着蚂蚁，也没有见着什么被咬或是过敏的印痕，我们脱光他的衣服，周身上下查个仔细，可只是在篮子里找到了几只；我原来还觉得已经把篮子隔离得相当好了；但我们没注意到蚂蚁人用糖蜜刷的那几下子：在被巴乌迪诺先生刷出的那些难看的划痕中，有一道，好像是故意要把那些野兽从地板上一直勾引到孩子的小窝里。

孩子的哭声和妻子的惊叫，把附近的女人都引到家里来了：莱吉那乌多家的那位太太非常能干，相当热情；布拉乌尼家的那位太太，必须说，也是千方百计地助我们一臂之力，还来了其他从未见过的女人。女人们都忙着出主意：往他耳朵里倒温热的油，让他张开嘴，让他擤鼻子，还有其他一些法子，我也没弄清楚。她们嚷这嚷那，结果只能添乱而不是帮忙，尽管那时候倒也能起到点安慰作用；她们在孩子周围忙前忙后的，更主要的是煽起了对蚂蚁人的公愤。我妻子叫喊着控诉他，巴乌迪诺；女邻居们众口一词地说那个家伙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说他用尽伎俩地养好蚂蚁，就是为了不丢掉自己的工作，说他完全有能力是故意这么做的，反正大家都已知道，他始终站在蚂蚁那一边，而不是站在基督徒这一边的。夸张是夸张了一些，但还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义愤填膺的气氛中，加上孩子都哭成那样了，我也深受感染，如果当时巴乌迪诺先生就在我手中[211]，我都说不好会对他怎样。

小蚂蚁随着温热的油流出来了；孩子，哭得半呆，拿起一个赛璐珞玩具，摇了摇，便吮起来，再也不理我们了。我也跟他有同样的需要：自己待一会，放松一下神经。而那些女人，对巴乌迪诺的谩骂仍在继续，她们跟我妻子说他很可能就在附近的一处围栏里，那里有他的贮藏间，我妻子说：“啊，我去那里，我当然去那里，要让他罪有应得。”

她们组成了一个小队，由我妻子打头，我自然紧挨着她，但对这个举动的效果却未作任何预期；那些鼓动我妻子的女人，跟随她身后，时不时超前几步给她指路。克劳迪娅太太主动提出帮我们带孩子，跟我们在栅栏边告了别；后来我发现阿格拉乌拉太太也没和我们一起来，她一直表现得是巴乌迪诺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是最后我们却被一小群素不相识的女人陪同着。我们走在某种混用车道上，道旁尽是些木制的小屋、鸡舍、菜园，堵的全是垃圾。一些女人说了这许多，但是到了自家后却停在门槛上了，以极大的热情给我们指出应该往哪边走，然后便进了家门，招呼在地上玩耍的脏孩子，或者是喂鸡去了。只有几个女人一直跟我们来到那个巴乌迪诺的围栏，可我妻子敲了门，门也开了以后，也就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进去了，尽管我们可以感觉到，窗台上或鸡圈前那些女人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我们，她们或者是扫着地经过那外边，好像是在继续怂恿我们，但是声音极低，而且一点都没露脸。

蚂蚁人站在他的贮藏间中央，那个贮藏间塌掉了四分之三，仅存的一面木质墙上，粘贴着一张发黄的海报，用特大号的字写着：抗阿根廷蚂蚁斗争所，周围是成摞用来放糖蜜的小盘子、小抽屉和各种罐子，整个就是一垃圾堆，垃圾堆里满是装鱼刺的纸包和其他废弃物，以至于让人立刻产生一种联想，这里就是整个地区所有蚂蚁的发源地。巴乌迪诺先生令人生厌、盘问般地面对着我们，似笑非笑，露出牙齿间的空隙。

“您！”我妻子攻击起来，犹豫片刻，又开始说，“您真应该感到羞耻！您来我家，把到处都弄得一团糟，而且还用您的糖蜜把蚂蚁引进孩子的耳朵里。”

她把手伸到他脸下，巴乌迪诺先生以野兽般的动作避让开来，脸上仍挂着那个蛀坏掉的笑容，耸耸肩膀，向周围张望一下，还使了个眼色——这只能是向我使的，因为没有其他人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了，就好像在说：“她真傻”，然而从他口中吐出的却只是泛泛而无力的否认，比如“不……不……什么呀”。

“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说您给蚂蚁下的不是毒药，而是在喂补药！”我妻子大叫着，他则顺着小门溜到路上，我妻子紧追其后，怒责他。这下巴乌迪诺先生是朝着邻近小屋里的女人们耸肩挤眼了，我感觉这伙女人像是在难以察觉地搞两面派，她们一边同意为他作证，证明我妻子完全是胡说八道，一边对我妻子投去目光，微微颔首，频频示意支持，继续鼓动她，甚至做出用扫帚挥向蚂蚁人身上的动作。我没介入，我能做什么呢？当然不能跟着破口大骂，更不能对那个正在逃跑的小矮子拳脚相加，我妻子已经那样对他大动肝火了；可我也不觉得应该劝阻她，因为我不想保护巴乌迪诺。我妻子愤怒已极，吼道：“您害了我的孩子！”还上前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摇得在衣服里乱晃。我正准备扑向前去隔开他们，但他并未碰她，而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了个身，挣脱她，迈着笨拙的步子跑开几步，然后恢复镇静，走掉了，走前还对小屋那边的观众耸耸肩，喃喃道：“这都是什么事啊……这是什么人啊……”还做出一种好像是说“她真傻”的手势。在我妻子冲向他的那一刻，在那群观众中，响起一阵强烈、含混不清的嘁喳声，可当那男人一脱开身，她们又寂静无声了，现在她们又开始在他背后说起话来，甚至都不是什么抗议和警告的话，更多是在抱怨，而且几乎是在请求同情，就好像是一种自豪的声明，叫嚷着：“蚂蚁都把我们生吞了……床上是蚂蚁，盘子里是蚂蚁，每天，每夜……我们自己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还要喂饱它们……”

我挽起妻子的胳膊，她还不时地回头大喊着：“不会就这么结束的！我们知道是谁欺骗了我们！我们可是知道该谢谢谁呢！”还说了其他一些没有响应的威胁话，因为我们返回时，小屋的窗子和门都已紧闭，居民们和蚂蚁们又一起开始了他们不幸的生活。

于是这就成了伤心的归程，也是意料之中的。然而我尤其感到不快的是目睹了那群女人的表现。对这些四处哭诉、抱怨蚂蚁的人，我深感厌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这么干的，我宁愿把自己关在一种折磨人的自傲之中，就像玛乌罗太太那种自傲，但她有钱，我们却很穷，我找不着出路，找不着继续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方式；我感到，在所认识的，直到不久前我还以为他们是如此超脱的人中间，他们没有一个找到了这个方式，或者甚至都不在寻找这个方式的路上。

我们回到家门前：孩子仍在吮他的玩具，妻子坐在凳子上，我看着被蚂蚁占领的土地、篱笆，看到外面从莱吉那乌多先生家花园里升腾起来的一团驱虫粉，还有右边上尉家花园里静悄悄的阴影，那里的受害者还在继续一滴滴地掉着。这边是我的新家。我抱上孩子拉着妻子，说：“我们去转一圈，一直遛到海边去。”

天色已晚。我们经过林荫道和台阶小路。阳光打着老城的一角，老城的房子是用灰色多孔的石头建成的，窗框抹着石灰，屋顶长满绿草。城市朝内地扇形般打开，丘陵连绵，起伏不平，从一座山坡到另一座山坡之间的山谷中，充满了清新的空气，此刻给染上了古铜色。儿子惊奇地回头注视着每件事物，而我们也不得不参与到他的惊讶之中，这种方式，既可以使我们重新接近生活中间或会有的温馨，也可以让我们漠然度过每一天。

我们遇上几位年迈的女人，她们头上顶着摇摇晃晃的大篮子，篮子下压着个垫圈。她们平稳地走着，腰板笔直，眼睛下垂着；从一个修道院的花园里，跑出来一群纺织女，来到栏杆边，看见水缸里的癞蛤蟆，说道：“啊，真紧张啊！”一排栅栏后的藤萝树下，一群穿着白衣裳的小姑娘正在让一个盲人玩沙滩球；一个半裸着上身、留着胡子、一头披肩长发的小伙子，正在用顶端叉开的杆子，从一株密密麻麻长着长长的白刺的老仙人掌上接果子；一群富家孩子，神色忧伤，戴着眼镜，在窗前吹着肥皂泡；给养老院的老人们吹归营号的时候到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戴着草帽，拄着拐杖走上那些台阶，每个人都自顾自地说着话；有两个电话修理工，扶梯子的人跟在线上那个逆着光的人说：“下来吧，到点了，明天我们再干完吧。”

就这样，我们来到港口，那边有海。有一排棕榈树，还有些石凳：我和妻子坐下来，孩子很安静。我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了。”我说：“而且还很清爽，待着真舒服。”

海浪上上下下地拍打着堤道上的礁石，摇晃着那些被称做“高座”[212]的船，黑皮肤的男人们把红色的渔网和用于夜间捕鱼的鱼篓装在船上。水面平静，不停地变换着色彩，天蓝色，黑色，越往远去，这两种颜色变得越密集。我想着那无际的海水，想着那底下无尽的细沙，那边有被水流搁下的白色贝壳，它们被海浪冲洗得干干净净。

房产投机

一

他把眼睛从书上抬起来（在火车上他总是读些什么），看到家乡的点点滴滴——墙，无花果树，戽斗水车，芦竹，礁石——，尽是些看惯了的东西，但直到那时，直到远离了这里，才能发现它们：每次回来都是这样的，奎因托又和自己的家乡，利古里亚[213]海岸，联系起来。但他这样反复远去和零星返乡都已经好些年了，还能有什么意思？这一切他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但是，他仍在寻找新的发现，就靠这么一转眼的工夫，一只眼留在书上，另一只眼投向窗外，不过这只成了一种对观察的验证，都还是老样子。

但每次总有什么东西会打断他这种操练的愉快，并使他重回到书中的字里行间，一种他也不是很清楚的厌恶感。是房子：所有这些立起的新建筑，六层八层的城市公寓，白花花的，厚厚实实地拦在那里，就像是为了挡住海岸上倾泻而下的山体而设置的障碍一样，尽可能地把窗子和阳台面向大海。滚烫的水泥占领着利古里亚海岸：那边你会看见已经住上人的房子，所有人家的阳台上都摆着同样的天竺葵小盒子，这边住宅区刚刚竣工，玻璃上还有被碳酸铅白画出的蛇一般的线条，正等着对海水浴狂热不已的小户家庭来居住；再往远处去是一幢裹满了脚手架的房子，那下面，是一架正旋转着的混凝土搅拌机，还有购房的中介广告。

座座小城建在坡子的阶地上，城里的新建筑一座架在另一座的肩上，其中老房子的户主在建筑加高层间伸长了脖子。在***，奎因托的这个城市一度是被桉树和木兰成荫的花园环绕着的，那里层层的篱笆之间，英国的老上校和年迈的小姐互相交换着陶赫尼茨版的书[214]和喷水壶，而现在推土机正在那里翻土，那土或因为树叶的腐烂而变得松软，或因为林荫小道上的鹅卵石而显得凸凹不平，镐头正在拆毁两层楼的小别墅，斧子把华盛顿棕榈树的扇形叶片砍得像纸一样地从天空中倾泻而下，从那片天空中将会出现有着厨房洗澡间三间套的阳光灿烂的房子。

奎因托正往他的别墅上走，这里一度俯瞰着整个新城区浩瀚的屋顶，俯瞰着低低的海岸街区以及港口，俯瞰着这附近的老城区那一堆发了霉和爬满了地衣的房子，而这一切又被一座丘陵环抱着，丘陵面西的山坡上是菜园，菜园上方是浓密的橄榄园，丘陵面东的山坡上，便是一片森林般绿色的宾馆别墅的国度，丘陵下面则是一片干枯的土地，上面是种植着康乃馨的亮闪闪的暖房，一直延伸到海角边：现在什么都没了，只能看见平行六面体和多面体的几何重叠，只能看见这里那里房子的棱角和边框，房顶，窗户，无窗的墙，由于毗邻地役权的问题，墙上只有厕所的毛玻璃小窗，一个架在另一个之上。

他的母亲，每次他来***时，第一件事总是要让他到阳台上去，（他，由于懒惰和心不在焉并且很快就令人倒胃口的怀旧情绪，真想没上去就又出发了）；“现在我让你看看新鲜事，”她给他指了指新建筑：“那边桑皮埃里把房子加高了，那是一幢什么诺瓦拉[215]人盖的新楼，还有修女们，就连修女们，你记得原来那下面能看见有竹子的花园吗？你看看现在都挖成什么样了，谁知道他们把地基打成那样到底要建多少层楼啊！还有凡·摩恩家别墅的南洋杉，利古里亚海岸最美的植物，现在巴乌迪诺公司把整块地都买下来了，一棵本该由市政府来操心的植物，却成了用来烧东西的柴火；不过再说了，移植它也是不可能的，它的根都不知道长到哪里去了。现在你到这边来；东边这头吧，挡住我们视线的东西是没了，但你看看那个新房顶又冒出来了：现在好了，现在早晨的太阳要晚半个小时才能照到这里了。”

而奎因托只能说：“哎呀，哎呀！真糟糕呀！啊，我亲爱的母亲啊！”他只能发出一些毫无表现力的感叹和冷笑，只是说着“那么你想怎么样啊”，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也许是出于那种年轻人渴望混乱的剩余情绪，也许是炫耀自己懂得“对历史进程的抱怨是无用”的智慧。但是，看到一个曾是他家乡的地方，还没有被他真正地拥有过，就这么在水泥下消失了，还是有点刺痛了奎因托。但必须说，他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拒绝伤感的情愫，还是一个游历过的男人，等等等等，反正，他什么都不在乎！这还不算什么呢，更糟糕的事情他都已经准备好对别人实施，或是由自己来承受了。在阳台上，他几乎是想要他母亲来煽动自己的矛盾心理，他侧耳倾听着她在他一次又一次探望中积攒下来的顺从怨诉，想捕捉到一种超越了为正在逝去的亲切景色而惋惜的痛苦声调。但是他母亲理性的埋怨并没有触及那种尖刻的倾向，而所有这些持久的连绵抱怨更没有使她的声调变得狂躁，只不过是在谈话的措辞中稍有提及：比如一些说法吧，每当她说起盖房子的“他们”那些人，只是泛泛地说他们合伙对我们使坏，并没有特指谁，而她每次说到，“看看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只是叫人明白了这些事是伤害了我们，但同时也伤害了其他人；不，他在他母亲沉静的忧伤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引起吵架的机会，反倒是他在那里，急躁得直想从这种被动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过渡到主动进攻。好了，现在，在那里，他那个家乡，在他心里已被截掉了的那个部分，又有了一个新生命，尽管是不大正常的，也是不符合审美标准的，正是为此——全因主导他的是被文学教育过的思维冲突——，但却比以往更具生命力。而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与这地方还有联系，全仗那一缕思乡的激动，全仗一个景色不再优美的半城市化地区的贬值，他有的只是损失。在这种心态下表达出来的句子就成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在盖房子，为什么我们不能也盖房子呢？”之前有一天，他当着母亲的面和安佩力奥谈话时，她是双手紧捂着太阳穴地惊呼道：“不要啊！我可怜的花园！”但这惊呼也只是一系列长长的讨论、策划、计算调查和谈判的种子[216]了。现在，正是这次，奎因托回到了他出生的城市，要搞上一场房产投机。

二

但他独自一人考虑时，就像他在火车里那样，母亲的话回到了他的记忆中，给他传递出一种易怒的不适，几乎是一种后悔。这是他母亲对自己的一种惋惜，惋惜自己的消逝，而她感到再也无法弥补了，一种老龄来袭的痛苦，人老后每当某个一般性的错误以某种方式触碰到我们时，都会成为一种有关我们一生的错误，一个不能再补偿的错误，而生命中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旦离开，就好像是整个生命都跟着离开了。而正是在自己反抗的激怒方式中，奎因托承认了乐观主义者那不惜任何代价的残酷无情，承认了年轻人拒绝接受自己会在什么方面失败，他们相信生活总会补偿曾剥夺了你的东西，所以如果现在生活破坏了你地盘上一种亲切的痕迹，一种环境的颜色，一种文明但非艺术、于是也很难保护和回忆的美丽，当然随后，它会再赠予你其他的东西，给你其他的好处，给你其他的马六甲群岛或亚速尔群岛[217]，它们也是易逝但可以享受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感到这种年轻的无情是多么的错误，是多么的挥霍，是多么能传达出过早的衰老感，而另一方面这种无情又是多么残忍地必不可少：总之他都知道，该死的他！而且他也知道他母亲绝对有理，尽管这所有的一切她连想都没想过，她只是带着那自然的担忧，不时地通知他，邻居的楼层又加高了。

现在，奎因托，他心里的那个东西还不敢告诉母亲。现在他正特意赶往***。这只是他的一个想法，都还没跟安佩力奥谈过，甚至，这个意见于他也只是刚刚成形，就像一个紧急的决定，而不像一种假设，一种永远开放的可能性。唯一一个确定下来而且几乎已经完结的事情——这事获得了母亲不得不作出的同意——就是卖掉这一小块花园。因为他们反正已处在不得不卖的境地了。

这是个税费无情的年代。父亲去世后，两次极度苛刻的税赋几乎是脑袋接着脖子[218]地同时爆发了，这些事务以前都是父亲做的，他做事务时总是伴随着低沉的抱怨和细致过微的谨慎。一个是“额外财产税”，一种粗鲁的、由一战后政府颁布的有报仇性质的税收，对资产阶级更是严厉，被迟缓的官僚主义一直推到现在爆发，在人们最没料到的时候。另一个是有关父亲遗产继承的遗产税，一种从外表上看好像还蛮合理的赋税，可一旦这税压在自己身上了，就显示出了不可思议的美德。

奎因托对自己在这世上连用来支付那些税费的十分之一的小钱都没有的忧心，他对税收有着那种利古里亚土地主[219]式的节俭、反国家的祖传积恨，还有对只有他们那些老实人被赋税屠杀、“而那些大人物，大家晓得的，总是能逃过缴税”的必要怨恨，还有对在那一笔金额的迷宫中，总有一个可以避免的，但只是我们还不熟悉的圈套的怀疑，还有那些税务局苍白的缴费单在最贞洁的纳税人心里引起的所有这些感情上的混乱，所有的这些忧心，积恨，怨恨，怀疑和混乱，都和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好房产主混淆起来，因为这样的房产主不会让自己的财产再生产，在资本调拨、军事贷款和背书转账这么一个险象环生的年代，他就这么袖手旁观地等待着自己的土地贬值。于是他承认了，在国家对一个缺少收入的家庭实施如此不成比例的恶行中，那种一向被优雅语言唤作“立法者意图”的东西实在是以一种高明的逻辑奏效的：打击不可生产资本，打击任何不能或是不愿使其资本再生产的人，这回他有得受了。

所以无论是问谁——问税务办公室，问银行，问公证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样：卖，“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为了纳税他们不得不卖掉什么，”（这里“所有的人”显然是指“所有像你们这样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可再生产的橄榄园土地主或是有房子冻结租金的老式家庭），奎因托立刻把精力集中在那块被称为“器皿地”的土地上。

就是这个“器皿地”曾是被耕种成菜园的小块土地，是花园最底下的一部分，那里正好有所小房子，一个旧鸡圈，后来被用来存放器皿、肥土、工具和杀虫剂。奎因托把它当做别墅的附属物，这里甚至都没有他儿时的记忆，因为对那里他所记得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步伐懒散的母鸡，有蜗牛在生菜叶上蛀洞的苗圃，把脖子伸到了细细的芦竹之上的西红柿，蔓延到地上的叶子下像蛇一样脱了皮的西葫芦，而在中间，两株甜极了的“克劳迪娅女王”变种李子树高出菜园来，这李子树，经过了漫长的、滴着树胶的、终年被蚂蚁爬黑的衰老后，干了死了。由于家庭渐渐减少了对蔬菜的需要（儿子们在外，或为学习或为工作，老人们一个个地去世了，最后一个走的是从不知疲倦、还声如雷鸣的丈夫，这突然给了她一种家里空荡荡的感觉），于是母亲就用她的植物把菜园填成了花园，把它做成了一种分散地，一种培育的场所，并把旧鸡圈改成了器皿地。于是这块地就显示出了潮湿的天分，和正因潮湿而尤为适合种植某种珍稀植物的优势，那些植物开始只是临时被放在那里，久而久之地便在那里安了家；现在这块地就披上了一种集农业科技珍品于一身的不和谐外貌，但是比起其他任何建有花坛和铺以砾石的花园，母亲更喜欢待在那里。

“我们卖掉那块地：那是建筑用地，”奎因托说过。

他母亲跟他说：“好孩子呀，这蒲包花我往哪里去移植啊？整个花园里我什么都没有了。那些海桐花呢，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就更别说那一排琉璃茉莉了，要坏的……然后，”她停下来一会，就像被一种意料之外的担忧给击中了，“然后，土地一旦被卖出去了，他们会在这里盖房子吗？”她眼里映出水泥的灰墙，那灰墙砸进了花园的绿色之中，把花园变成了一种冷冷的庭院尽头，变成了一口没有光的井。

“他们当然要在这里盖！”奎因托火了起来。“我们就是为这才卖地的！如果不是建筑用地，谁还会买？”

但要找到一个想买地的建筑商也并不容易。企业大都在海边寻找新住宅区，那里视线开阔；而他家附近的房子已经太密集了，对于想在***城有一小套住房的比艾拉[220]人和米兰人来说，他们是绝不可能拱到那个洞穴里居住的。而且，建筑市场已经出现了饱和迹象，已经有人预测到，就在那年夏天购房需求将有所减少，两三家公司跨了比自己腿长的步子[221]去承担工程，以至于汇票的债务一直堆到眼皮底下[222]，破产了。器皿地在第一时间被敲定的价格得降下来。过了数月，又过了一年，还是没有找到买家。银行不愿再接受提前分期缴税了，并扬言有抵押房子的危险。终于，卡伊索迪出现了。

三

卡伊索迪是和苏拜尔加中介公司的那个家伙一起来的。奎因托那时不在，安佩力奥也不在。陪他们看地的是母亲。“那是个非常粗鲁的男人，”母亲后来跟奎因托说，“他几乎连意大利语都不会说；但是中介公司那个爱讲大话的人替两个人都说了话。”当卡伊索迪操着条卷尺在土地边界上忙活时，他的袖子被玫瑰的野蔓给缠住了；母亲耐心地、一根刺一根刺地帮他拔掉。

“我可不想您说我已开始从这里拿走了不属于我的东西，”他笑着说道。

“嗯，我们会想它的，”母亲说。然后她发现这男人脸上有一点血：“哦，您被刮破了？”

卡伊索迪耸了下肩；用手指蘸了一口唾沫，抹到脸颊上，一滴滴的血就洇开了。“您上来，我给您上点酒精，”母亲说；于是她就帮他消毒，在谈到金额绝不能再下降了（“反正，这我得和我的儿子谈，我会给您一个答复的”），谈到有关高度和窗子问题不可违规时，母亲严肃的表情渐渐缓和下来，让步于卡伊索迪那种一切都靠调解、近似和拖延的策略来解决问题的软路子。

与此同时，苏拜尔加中介公司的那个家伙，一个一身白衣的大个子，托斯卡纳人，从来就没清静过：“就像我跟您说的一样，教授夫人，对我来说啊，让您和像卡伊索迪先生这样的朋友来成交一笔生意，会让我非常高兴的，您要相信，因为卡伊索迪他这个人啊，请允许我说说他，我认识他已经有很多年了，他是一个什么事都好商量的人，而和教授您，那他当然更是愿意迎合的了，您会看到的，夫人，您不会比这更满意了……”

而母亲脑子里却在想：“嗯，对，最好就是别卖……但是，怎么办呢？”

这个卡伊索迪，是个乡下人，世界大战以后就做起了建筑商，总有三到四个工地同时动工：他先买一块地，把楼建到政府允许的最高高度，楼里尽可能多地建小套房，而这些小套房，由于在房子还在建时就已经被出售掉，于是就马马虎虎地收了工，然后他再拿这栋房子的收益立刻购买其他的地，再来盖新房子。奎因托很快就被母亲的一封信叫了回来，为的是成交这笔生意。安佩力奥发了份电报说他因为什么实验不能来，但提到地钱不能低于一定数额之下。卡伊索迪没再往下降；奎因托觉得他这么随和很是奇怪；后来，他跟母亲说了这事。

而她说：“但是你没看见他的脸有多假吗，眼睛有多小吗？”

“假极了，”奎因托说。“这又能怎么样？他凭什么就该有张诚恳的脸啊？给我们一张诚恳的脸，难道就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他？那才是，那才假呢……”他停下来，发现他对母亲这么激动就好像最重要的事情就仅仅是那张脸。

“反正我怀疑……”母亲说。

“当然，”奎因托说，摊开双手伸到前面。“我也是。他也是，他也不信任我们，你没看见不管我们说什么，他都是怎么停滞不前的，回答问题前又是怎么拖拖沓沓的吗……”这件事很让奎因托高兴，很可惜母亲没明白这一点，这种在建筑商和他们之间旋即建立起来的自发的、相互的不信任关系，是在关心自身利益的人和精通自己业务的人之间的一种真实的关系。

卡伊索迪回到别墅，来解决谈判的事，当着奎因托的面。卡伊索迪进来时皱着嘴，痛楚得就像走进教堂一样，他摘下土黄色的美式遮阳帽[223]，摘得有点迟。他是个四十五岁上下的男人，身材相当之矮，但肩膀厚实宽阔，用方言说就是那种“用小冰镐敲出来的”人，也就是那种“用斧子砍出来的”[224]人。他穿着件牛仔式的格子衬衫，肚子有点往外突。他说话很缓慢，语调带哭腔，像是一种盘问式的尖声哀诉，那是利古里亚阿尔卑斯附近的口音。

“是这样啊，就像我跟您妈妈夫人说的一样，你们让一步，我也让一步，我们就能在半路上碰着了。我的报价就是那个。”

“太低了，”奎因托说，即便他已经决定要接受这个报价了。

这个男人的脸，宽阔而多肉，就像是由一种非常不定形的材料做成的，以至于都保留不下来什么轮廓和表情，因为它们会迅速地融化掉，瓦解掉，而且几乎都不怎么是被眼角和嘴角上那相当深的皱纹给抵消掉的，而是被整张脸沙质而多孔的表面抵消掉的。他的鼻子短小，几乎是塌陷的，于是鼻孔和上嘴唇之间那个空荡荡的过多空间，就会根据他嘴的张开与闭合，让他的脸时而愚蠢时而凶狠。嘴心周围的嘴唇很高，像被围了圈灼热的晕，但嘴角上却没有一点嘴唇，于是这嘴就像道口子，一直延伸到腮帮一半的地方；他宽大的喉部上方那不怎么突出的下巴，活脱脱一副鲨鱼的模样。但最不自然且最疲劳的动作要属那眉毛了：当听到比如奎因托干巴巴地回答“太低了”时，卡伊索迪便会想把他额头中央浅淡而稀疏的眉毛聚拢起来，但他至多也只能做到把鼻梁上方的皮抬高半厘米，并使这段皮固定在一种振动的，几乎是弯成了肚脐模样的拱形皱纹里；似狗一般短促并且几乎是下垂成垂直状的眉毛，被这皱纹挑起，在被保持住的这个绷紧动作中吃力地颤抖着，并把这颤抖带来的涟漪往眼皮上传送，而这眼皮已是挤成了一排细微振颤着的刘海一般的皱纹，几乎是想要把本就不存在的睫毛也掩藏起来。他就这么待着，眼睛半瞎似的，一副被棒打的狗的表情，抱怨道：“那你们跟我说说看，我该怎么办吧：我给你们看了预算，给你们看了那个地区房间的价位，在那种地方，那么挤，又没有阳光，我什么都让你们看了，哎你们倒跟我说说看，我从中能赚多少钱吧，我是不是还得倒贴钱：现在我再按你们说的那个价来算算……”

他这个顺从的受害者角色已经使奎因托处于下风了。“但是，”奎因托以调解、求公道的语气说道，“位置是在市中心……”

“是，市中心是市中心……”卡伊索迪承认道，奎因托很高兴他们又达成了一致，企业家额头上的皱纹变平整了，眉毛便从它们不自然的位置上落了下来。但卡伊索迪继续用那种声调说道：“当然，就不会再是这么漂亮的楼了，”他说，做了奎因托的母亲后来称之为“他丑陋的大笑”的那个动作，“你们要明白楼我只能建成这样，”还用那粗短的胳膊打了些手势，“当然不会再是这么漂亮的楼了，但您跟我说：在市中心，我承认您有理……”

说那楼不会怎么漂亮的那句话又让母亲不安起来。“但是我们想先看看您的方案，”她说，“现在还决定不了能不能同意这个方案。您知道，这可是一栋将一直待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房子……”

奎因托摆出一副听天由命和傲慢自负的表情，就好像自己是那种非常清楚对那幢未来的建筑什么都可以要求，唯独就是不能要求它漂亮的人，不但不求它漂亮，还应该指望它无名而丑陋，指望它和周围最无名的楼房混淆不分，指望它能突显出来自己跟他们的别墅毫无关联。

但卡伊索迪却表示同意：“那当然，你们会看到方案的。您看，这是一栋四层楼的房子，我只能做四层是因为政府有规定，这会是一座和其他所有四层楼房完全一样的房子。但是方案，就是为了得到技术办公室的批准我也得做的呀，一旦我做好了，就带给你们看，你们就跟我说……”他顺从的语调变得让人厌恶和有威胁意味，“我给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这就意味着你们会跟我说……我还会给你们带来工程要花费掉的金额，和我从中能赚到的金额，你们这些文化人，这点上比我要懂得多……”

“这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卡伊索迪，”奎因托立刻反感起来，他对所有提及他知识分子身份的东西都很敏感，“您很清楚报价可以提到什么程度，就像我们知道可以把价压到什么程度……”

“如果您已经想降价了，那我们还在这里谈什么呢？”卡伊索迪说，自顾自地笑着，低了低头又摇了几下（奎因托注意到他公牛般的后颈就像是在承受着什么持久的疲劳），嘴角朝上抽搐着，他是条鲨鱼，是鲨鱼和用鼻孔喘着粗气的公牛，不知道他是在冷笑呢，还是抑制住愤怒，但同时他也是个可怜人，跟自己说着：“没用的，反正我知道这些人是想开我的玩笑，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我最后还是得上当……”

奎因托感到“降价”那句话是他该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说好了，”他说，不得已地接受了卡伊索迪惯用的套话。

但就是现在这样也不行；因为卡伊索迪，总是挂着那副受了欺负的痛苦冷笑，说：“我们会谈好的，对，这就意味着你们会跟我说我该做什么，因为老是推啊推的，如果我夏天不动工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动工？等到下起雨来了，我就没什么好做的了……”

他的脸，因为眼睛无神，像是被锁了起来，只局限在脸颊上，在大张的嘴巴中显得是那么的呆板而无表情，且毫无防备。在他左面的脸颊上，那片颗粒状胡子上缘的上方，几乎是眼睛下方，奎因托看见了他被玫瑰刮下的划痕，口子还很新鲜。这个细节，在成熟男人那张晒黑的脸上，好像暗示了一种孩童般的脆弱，同样暗示了这种脆弱的，还有他整个后颈上几乎给削光的短发，他呜咽的语调，他迷茫的看人方式；奎因托就快产生了要表现出对他好和保护他的想法，一个五岁的卡伊索迪娃娃印象把鲨鱼或是什么巨型甲壳纲的动物，比如那个正在迫近的螃蟹形象排除在外，就好比他现在，肥厚的双手摊在沙发扶手上。就这样，奎因托带着这轮流交换的不同情愫，继续谈判着。这样的事实对他来说越来越明显：那个卡伊索迪，蛮叫他喜欢。

四

“我们给那块地找到买主了。”

“总算找到了。”

卡纳尔律师曾是奎因托中学时的同学。他身材矮小，正蜷缩在写字台后大沙发上的角落里，脑袋堆在肩膀上，拉长了脸一副厌倦的样子。

“是为了一个建筑商。我来就是为了问问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不是能信得过，有没有支付能力。”

有好些年了，奎因托和卡纳尔都搭不上话。少有几次他们不期而遇，都找不着什么话好说。他们的生活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城市、职业、政治问题，若不是截然相反，那也是大相径庭。但现在奎因托有了个实际的话题，一种和他的具体关系。奎因托对此非常高兴。

“他叫什么名字？”

“卡伊索迪。”

“哦！”卡纳尔跳了起来，懒散的架子一下全没了，他把胳膊撑在桌上。“你可真是找到了个好人！”

这不是个有前途的开场。奎因托已经决定要为那个承包商辩护了，他临时让步于他母亲的理由：“啊呀，他是什么货色我立马就明白了，看他那张脸就知道了。但是……”

“不是那脸。是他做的每一笔生意，盖起来的每一幢楼，都成了诉讼。在好几起官司中，他已经成了我的对手。他是整个***城最大的骗子承包商。”

对奎因托来说，越听到人们说他坏，就越是喜欢他：做生意的妙处——他相信自己是第一次在渐渐发现——正在于挤进这各色人等中，正在于明知他们是骗子，还要不被他们骗，最好尽量再骗骗他们，这样跟骗子们打交道。“经济效益时刻”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其他的。但卡纳尔的情报糟糕到要阻止谈判继续下去，这还是使他不安起来。

“我们来看看啊：”他说，“他是骗不了我们的。如果他付钱，地就是他的，如果不付，地就不是他的，这很简单。他钱款的情况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律师说。“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从山上下到***城里来，半文盲一个，现在却到处开发工地，操纵着上百万的钱，在政府和技术办公室里是呼风唤雨……”

奎因托从卡纳尔话里的仇恨中辨认出了一种熟悉的腔调；那是当地的老牌资产阶级，保守，诚实，节约，知足，不冲动，不空想，有点吝啬，看着周遭的变化已有半个世纪了，却总也跟不上趟，看着迥异的新人层出不穷，不得不一次次地让步于自己封闭式的对抗，求助于冷漠，最终还是只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不也正是同样的情绪推动着奎因托吗？只不过奎因托总是站在另一方立场上来应对的，接受所有充满冲突的新事物，所有那些制造暴力的东西，就是现在也是，在那里，积极发现战后的新阶级，发现那些粗制滥造、肆无忌惮的企业家，他感到被一种时而类似于对科学的爱好（“我们正在亲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我亲爱的……”），时而类似于矛盾的美学满足感的什么东西给攫住了。水泥丑陋的蔓延中有着新时代男人卡伊索迪那张塌陷而无形的脸。

“他开的什么价？”律师问。

奎因托就讲了讲前几轮的交涉。律师站起来，从窗台上往外望着。卡纳尔律师工作室在***城的高档路段，但窗户朝内：房顶，阳台和围墙，一副上世纪海滨城市的风貌，城里空气清晰，阳光普照，清风和煦；那里面的脚手架，涂着壁画的墙体，房子院井中有电梯小屋的扁平房顶也渐渐多了起来。

“在这段时间来看，是个好价钱，”卡纳尔嘟哝道，嚼着一片嘴唇。“现金？”

“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汇票。”

“什么呀！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给他承兑过汇票呢，好像是……现在他刚盖完一幢房子，应该有现钱的……”

“那就是我想知道的。那就没问题了，是笔生意。”

“当然，如果涉及到要交给他什么工作做，涉及到要从他那里买什么，我就不建议你了……但现在的情况是，卖给他或是卖给其他人都行……只要他付现钱……要小心合同，什么限高问题啊，窗户问题啊。”

卡纳尔陪他到门口：“你是在这里待一阵子，还是又要出发？”

“谁知道啊。我想我还是要出发的。”

“工作怎么样……你的那些事？”卡纳尔尽量把问题提得含糊些，他总怕自己不了解情况，因为奎因托经常换工作，既做生意，又搞研究。

奎因托回答得还要含糊：“呃……现在我们有个新计划，和几个朋友搞的……看着办吧……”

“那政治上呢？”

这个也很难谈起来。他们政见各不相同，而且彼此都很自负，谁都不想讨论下去。但这一次奎因托还是说了句：“我有一阵没管这事了……”

“是啊，我听人说……”

奎因托打断他：“那这里呢？政治怎么样？这边政府怎么样？”

卡纳尔是社会民主党，也是市议员。“嗨，还是老样子。”

“你怎么样？你妻子呢？”

“好的，我们都很好。你呢，还是单身汉？没什么新闻？啊，啊。好吧，你和巴尔迪索奈谈过后，再跟我说说。”

五

奎因托走出来，和老朋友交谈的最后几句话把他弄得烦躁起来。他本该经过一段主干道的，但往往出于某种模糊的迟疑，他总是绕路而过。他每次回***时，总会选择在乡间或是沿海岸的路线，在那里，哪怕是一段最沉淀、最边缘或是最细微的记忆，也会被重新找到一种感觉。现在，就连那种对逝去旧世界的怀念都不能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从人行道上看到的城市永远都是一个样子，令人痛心的一个样子，而那些新鲜的东西——脸庞，青春，商店——却一点也不重要，年轻的时光让人生厌地感到是如此的接近。他是怎么了，怎么又和***粘了起来？奎因托现在只想赶紧应付完那些手续，然后出发。赶紧地，待在***让他满心厌烦。

靠路边的自行车上坐着个人，奎因托觉得认识他。又老又瘦，穿着件短袖衫，晒黑了的胳膊撑在车把手上，他是个木匠，奎因托想起来了，是位同伴，应该还是领导阶层的成员之一，那时奎因托也在。

那人正和另一个人说着话。奎因托经过时以为他也许不会认出他来的，他并没有投去目光，因为他不想显出一副不想跟他打招呼的样子。然而木匠看了看他，对另一个人说：“那是安弗西呀！”并用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神情跟奎因托打了个招呼。奎因托也高兴地打了个招呼以示回应，继续走他的路。但木匠却把手伸给他，说：“怎么样啊，安弗西？再见到你真高兴啊！又要回到我们中来了？”

他们握了握手。老木匠那张脸对奎因托一直非常友善，有点像是猫头鹰，戴着乌龟式的眼镜[225]，一头白发给剃成了平头，奎因托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总操着开口元音的口音（他应该是罗马涅大区的，或是伦巴第大区的，在这里住了好些年了），喜欢他握紧的手，有力而柔软。但奎因托此时此刻倒希望木匠别对他这么好，他这时还不怎么打算承认木匠生性友善——他能感到的只是对卡伊索迪的友善——，然后，总之，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尤其是当这个老家伙（奎因托记不清他叫什么名字了，这一点也让他很烦躁，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用一种叫不出来他名字的声调来回答他）开始说：“喔，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你，你还别不信，我们在全国性的报刊上读到你的文章了，怎么样？是吧？”他说道，并转向另一个人，“可是在全国性的报刊上！”

“他们不知道我已经不再是……”奎因托想，耸耸肩，试图说，“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已经不写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木匠一点都不接受他的解释，坚持道：“哦不，不，说得倒好听啊，哎哟！”奎因托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他你还记得吗？”木匠说，指着另一个男人，奎因托根本不认识他。

“啊，是啊，怎么样？”奎因托说。

“这是马尔蒂尼同伴啊，你不记得了？”木匠坚持问道，就好像奎因托已经承认了不认识他一样。“马尔蒂尼同伴是圣斯特法诺部的。”

“你上次来这里是为了参加部里的会议，为了给我们解释大赦，那还是四六年的时候！”马尔蒂尼说。

“啊，是啊！”奎因托说，他并不记得有过什么类似的会议。

“唉呀，那段日子人们充满希望，人们希望着，”马尔蒂尼说。“你还记得吗，马赛拉？”

当奎因托听到木匠叫马赛拉时一下轻松了许多，就好像在他脑海中搜寻名字的终结也代表了他糟糕意识的完结，他终于能友好地看待马赛拉了。现在他回忆起了一个刮风的晚上，他们沿着海边的一条路一起骑车，那时那条路还是坑坑洼洼的（马赛拉的自行车跟现在的一样，破破烂烂的，生着锈），去参加一个会议：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一段令人怀念的记忆。

“唉，那时人们还希望着，希望着……”马赛拉应声道，就好像是指望自己一副悲观主义者的模样，是为了等待一个更有资格更老练的同伴，等他说：“现在人们还在希望着，比以前更满怀希望，人们在斗争着……”然而奎因托什么都没说，所以马赛拉只好自己说下去：“但现在人们还继续希望着啊，对吧，安弗西？”

“嗨！”奎因托道，做了个展开双臂的动作[226]。

“这里很艰难啊，你知道吧！你们那里呢？这里到处都在解雇人，这些混蛋……工人同伴们都说些什么啊？”

“嗨，艰难啊，那边也艰难啊……”奎因托说。

“啊呀，到处都艰难呀！”马赛拉笑了，就好像被困难时期团结互助的精神安慰了一样。

“你跟他说说……”马尔蒂尼低声向马赛拉建议，奎因托只听到一个词，“大会”。

马赛拉笑了，会意而迟疑地点了下头，就好像他早已想到了，但也不抱什么期望，转向奎因托说：“你还是那样不愿在公众场合讲话吗？或是变成了演说家，啊？因为，既然你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刚才在说，如果哪天晚上你来部里给我们开个会……同伴们会非常高兴的，你知道吧。”

“不，你们知道的，我很快就要出发了，我必须得走，再说嘛，我也不是很擅长讲话，这个你是知道的，马赛拉……”

马赛拉笑了，拍了他一下肩膀。“你还是老样子！唔，他还是一点没变吗？”他问那个陌生的马尔蒂尼，马尔蒂尼同意了。他们是好人，是朋友，很信任人，但奎因托一点也没有想要感到自己是他们朋友的愿望，相反，真正的时代感存在于那些处处警惕的人身上，被手枪顶着过活的人，就像——正是如此——生意人之间，处处留神的房主、企业家。

他把谨慎、沉默寡言、信不过的卡伊索迪和满怀希望、开朗豪爽、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理想寻找证据的马赛拉做了个比较：显然，卡伊索迪在体验时代的现实，并以某种方式，承受这现实，接受这现实的分量，而那里的马赛拉，却在逃避这个现实，奢望保持内心的坦诚、忠贞与纯净，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里。在马赛拉的简单社会责任感前，奎因托拒绝着那个正在占领他的恶意；投入到一项经济活动中，调配土地和钱财也是一种责任，也许是一种不那么宏大的责任，更为平庸，一种资产阶级的责任；而他奎因托正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他怎么可能想到再去做其他类型的人？

现在属于他资产阶级本性的那种安全感又回来了，他对两个工人的厌恶感也减弱了，给一种表面的，而且几乎是从容的热情让了路。这倒并不是全然的不诚恳，因为眼下他正在跟他们道别，他很高兴他们对他留有美好的记忆。

六

有关卡伊索迪的消息到处都是负面的：在公证员巴尔迪索奈那里，在工程师特拉瓦利亚那里。奎因托现在感到和卡伊索迪结起盟来，就像跟一个受害者在一起一样：整个城市的人都想搞垮他，所有的正统派都联合起来对付他，而他，那个山里人泥瓦工，只能用他粗俗和闪烁其词的本性来武装自己，抵抗着。

但必须说这些负面消息也还是可以让作为房主的奎因托做出正面决定的。说到底，没有一个人完全反对他做这笔生意；而奎因托，总喜欢做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意见相左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大敢下受大部分人坚决反对的决心，于是，带着他所需要的那些许反对和那些许赞成，要做他想做的那件事，对他来说，倒是处在一种理想的境况之中了。

再说他也喜欢——也是因为他必须战胜那最初的厌恶感——和他老乡有一种业务上的往来。他感觉终于又能做一回他老家的老牌资产阶级了，参与到捍卫那些受到威胁者的微薄利益之中，与此同时他很明白，他每走一步，不过是有利于卡伊索迪这种人的高升，这一新出现的、模棱两可的、反美学的资产阶级，就如同那个时代真正的面孔一样反美学而没有道德。“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奎因托坚持这样考虑，“你们什么都不懂！”而现在他好斗的激动从***那个小小的社会中，从他母亲身上，从卡纳尔身上（也从木工马赛拉身上）转移开来了：现在他正生着北方大城市里他那些朋友的气，那些年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么些年都用来规划未来的社会，规划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卡伊索迪赢了。”

他等不及地要跟那些朋友表现出自己的这种心态。他出发了。第二天就到了T城，在常去的经济饭馆里和本西和切尔维戴里一起用餐。

他们在谈论创刊一本题为《新黑格尔》的杂志。服务员正等着点菜；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来了，但这三个人谈得太起劲了，没搭理她。

本西看了看菜单，读了读食谱，看来是没有一道菜能给他留下印象，因为他接着说：

“为什么不是《黑格尔式左派》？”

“那么就是《年轻马克思》，更有斗争性。”

“你们想订菜吗？”服务员坚持问道。

“要我说就是《新莱茵报》。跟那个《莱茵报》一样，是的，先生，就是那个《莱茵报》。”

“也许就可以找找Neue Rheinische Zeitung[227]本来的题头，也能用同样的字体……”奎因托说，他的意见总是很边缘，但是显得从容而内行。他还没有找到反对两个朋友的表达方式，尽管他正是抱着那个意图来会他们的。

“反正：题目就是《百科全书》，”本西说，改变了语调，就好像到那时为止他们都在开玩笑一般，于是奎因托的建议也似乎完全不合适了，“或者用做副标题，反正要从题头开始就要让人明白，我们的倾向是对普遍现象的解释，好让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进入到单一的对话之中。”

在那个问题上，本西和切尔维戴里爆发了一场冲突，而奎因托不大清楚该站在哪一边。既然一切都要进入到单一的对话中，那这杂志应该只接纳已经被包含在那个普遍对话中的东西呢，还是也应该接纳那些还在话题之外的东西？切尔维戴里完全不在状态：“我会给政治人物的梦立一个专栏。我们请各种政治人物来讲讲他们的梦。谁要是拒绝就说明他心里有鬼。”

本西以他那神经兮兮的大笑方式笑起来，几乎都要把脸贴到桌布上去了，一手蒙住眼睛，就好像要表现出一种当他看到谈话的人迷失在一个只有他，本西，知道出口的迷宫里时的痛苦愉悦。“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过渡到梦，而不是从梦过渡到意识形态，”他就像被一阵恶意袭击了一样，又说道：“意识形态刺穿了你所有的梦，就好像被别针戳穿的蝴蝶……”

切尔维戴里惊愕地看着他：“蝴蝶？你为什么说：蝴蝶？”

本西是个哲学家，切尔维戴里是个诗人。切尔维戴里早早地灰了头发，长长的脸上戴着眼镜，在这张脸上以色列人忧伤的轮廓和佛罗伦萨人既博学又平民的特征相互抵消了，他于是就有了一副介于攻击和全神贯注之间的容貌，但底子里是没有表情的，有点像是自行车运动员，或者是个在一堆可以弄清的问题里尽量只想理清某一个问题的人。“为什么你说：蝴蝶？我昨晚做梦梦到一只蝴蝶。一只夜蝴蝶。他们给我端来一只很大的夜蝴蝶，在一只盘子里，这里，就在这家饭店里！”他做了一个好似要从盘子里拎起蝴蝶的一只翅膀的姿势。

“唔，我的妈呀！”服务员说着，她是来让客人们点水果的，逃开了。

本西充满痛苦地笑了，就像对在他掌握之中完全放下武器的对手已经感到很疲倦了。“每一个梦的符号都是一个具象化的思维过程，”他说。“这就是弗洛伊德不能知道的地方。”

奎因托既欣赏这个人，也欣赏那个人，欣赏他们永远燃烧的智慧（而他的脑子却常常跌入一种漠然的倦怠中），在他们渊博的知识和阅读前他是十分敬畏的。他决定不了在这场争论中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对于这争论他也只能隐约地辨认出来一些术语，他像以往一样选择了感觉跟他自己最本能的倾向相反的那个派别，也就是本西严格的哲学体系，反对切尔维戴里那种细微得难以感知的魅力。他对诗人冷笑着，却嘲讽地对本西说：“那为什么不干脆叫它《年轻的弗洛伊德》呢？”

哲学家正继续跟切尔维戴里用他先前的那个笑法大笑着，只是对奎因托做了个手势，几乎就像是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他开的玩笑。然而这玩笑话却很叫切尔维戴里喜欢，他倒是很激动地接上了茬儿：“真的，真的，要我就给杂志起名叫《爱神和死神》，对啊！就是《爱神和死神》！”

本西把手合起来，攥得嘎吱直响，脸却皱在一个笑容中，渐渐红了起来，牙齿紧闭。“你以为是那些东西在左右历史吗！既没有爱神也没有死神，辩证法可不是像小鬼一样咕咕叫唤着地从那些东西中蹦出来的，”他大笑起来。

本西有一张天使般的圆脸，就像那些永远长不大的山里人；在孩童般的鬈发下面，是剧烈突出的额头，绷得像要炸开一样——而且，在这额头上时而还会出现一些小的擦伤、划痕、肿块，几乎是思维的力量在到处跳跃——，他不停地把这额头伸向前来，垂着头，就像一个石磨，不停地磨啊磨，或者像一个齿轮，正进行着复杂的齿轮运动，被一种没有疏导好并被减震了的原动力推着，溃散为成千上万的次颤动，正如他双唇间的持续抖动。在讨论中，奎因托的目光在本西和切尔维戴里的眼睛间轮流转移着。他们两人都斜着眼睛，但是哲学家是往外斜，一只眼就像是在他想法的后面飞舞着，而他的那些想法那时正从人类视野中逃脱出去，逃到一个更间接且更难以识别的景象中去；然而诗人却是往内斜着的，瞳孔靠近且不安宁，对外界的任何一点喧嚣都好像担心受怕的样子，好像是要看看那些喧嚣在他最隐秘最内里的区域中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要做一个讣告集，”切尔维戴里说，“一个专栏，每一期都要做，或者专门做一期全是讣告，从头到尾，”他的手指在他手中折起来的报纸刊登讣告的斑马纹专栏上来回摩挲着。

本西耸耸肩。“我们处在把普遍的意识装进一个电子脑袋的前夜。”

切尔维戴里用一句长长的拉丁语引文回应。

“圣奥古斯丁？”

“拉坦奇奥[228]。”

奎因托心不在焉：侧耳倾听着邻桌人说话。右边坐着一家人，或者是两个不同的家庭，乡下来的，在城里碰上面。一个女人在说话，说雨水给草料地上播种带来的损害。她应该是一个土地主，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但还未婚；男人们应允着她的话，酒红色的脸上已经带上了饭后的困意。也许是不同地方的农民聚在一起商定一场婚事；这未婚妻呢，在他的家人面前，要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有多合格，甚至要胜过其他女人，并还要表现出自己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主妇。奎因托对那张桌上那些人之间流动着的什么东西生起一种剧烈的妒意：利益的意义，对事物的感情，具体且不肤浅的热情，对一种不仅是物质上更好状态的渴望，还有一种平静的分量，还有点骨子里的沉闷。“曾有一度只有那些享受农业收入的人才能当知识分子，”奎因托想。“文化为把自己从经济基础上脱离出来可是花上了大价钱。文化以前是靠特权生活，但有坚实的根基。现在知识分子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另外，马赛拉只会问什么开会的事情。”

在另一张桌上，一个女服务员正在跟两个开玩笑的人卖弄风骚，那两个人戴着蝴蝶结领带，手都很长。在跟她说俏皮话时，他们之间还互相开着玩笑，话里尽是些“股票指数”、“延期交割”、“意大利煤气公司”、“国家电力投资公司”之类专有名词。他们可能是证券经纪人，很精明的人。换个时候奎因托可能会觉得他们冷淡而不友好，但处在他眼前的心态下，他觉得那些人也体现了他的理想状态：实用，精明，思维敏捷高效。“如果一个人不开展经济活动，就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无产阶级反正有工会斗争。而我们则把历史观念从利益关系中脱离出来，于是我们丢失了生活的所有滋味，我们自己毁了自己，我们不再意味着任何东西。”

切尔维戴里接着讲起他那个梦：“是一只夜蝴蝶，大翅膀上是灰色的图案，细细密密的，有大理石的花纹，波浪纹，就像是用黑色复制出的一幅康定斯基[229]的画，不对，是克利[230]的；我试着用叉子把这些滴着细粉的翅膀拎起来，那是一种灰色的香粉，在我的手指间碎成粉末。我正要把这翅膀的碎片送到嘴边，这碎片在唇间却变成了一种灰，这灰蔓延到所有的东西上，盖住了盘子，沉淀在酒杯里……”

“我比他们高明之处，”奎因托想，“就是我还有资产阶级的本能，这点他们在知识分子改朝换代的衰竭中渐渐丢失了。我抓住那个就能拯救自己了，而他们则会完蛋的。我必须得有经济活动，不光是要把土地卖给卡伊索迪，我也要盖房子，用卡伊索迪给我们的钱，在他房子边上再盖一幢楼……”他全神贯注地盘算着那地还能提供出的建筑可能性，想着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搞搞……

切尔维戴里双手悬在空中，在桌布上方挥舞着，桌子上满是面包渣、面包瓤、烟灰和被捻在盘子里和烟灰缸里的烟蒂，被本西用指甲摁成半月形小切口的橘子皮，全被切尔维戴里手指肢解掉了的，抽成了丝状的密涅尔瓦牌的火柴，还有全被奎因托的牙齿和手折成了Z字形和“回”形纹的牙签。

“我得和卡伊索迪合伙，跟他搞一场投机活动。”

七

奎因托有一个计划。他想到了“勿忘我地”，也就是紧挨着卖出土地上方花园中的一块地，这块地被这么称呼是因为地中央有一个勿忘我花的花坛。这是一段平坦的地带，面积和“器皿地”差不多：那里也很可以建上一幢三到四套公寓楼房。但是——他想起来——卡伊索迪的房子一旦盖好，“勿忘我地”就会失去建筑用地的所有价值：法律禁止一幢紧挨着另一幢地建房子。“很显然，我们卖任何一块地都在让紧邻的地皮贬值。为了不损失，没有其他任何法子：我们和卡伊索迪一起盖房子……把整个‘器皿地’和‘勿忘我地’都让给卡伊索迪，盖一栋独立的大楼……然后要求一定数量的房间由我们作房主来交换。这事要立刻和安佩力奥谈谈。”

奎因托和他的弟兄住在不同的城市。他们在***城里的母亲家里也很少见得着面。现在他们约定在那里见面商定卖土地的事。

“我有一个计划，”奎因托对他弟兄说。安佩力奥刚刚到。他从车站回家时经过鱼市，买了两百克的帽贝。在家里他匆匆忙忙地拥抱了母亲，说他买了帽贝。他有六个月没在家了，他在大学当助教，化学系，赚很少的钱，但几乎从不来看母亲，就连放假时也不来。安佩力奥一度比奎因托更黏***城；现在就不怎么能见到他了，似乎他对这里，对从前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兴趣，要不是因为类似购买帽贝这种突然的小小表现，真还不知道他现在都喜欢些什么了，而且还不知道这表现是不是诚恳的。

奎因托跟他说起和卡伊索迪谈判的结果。安佩力奥到厨房里去了，奎因托就边说着话边跟在他后面。安佩力奥把包着帽贝的纸展开，拿了一个柠檬、一把刀，用娴熟的动作打开碗柜的门和抽屉，就像是前一天刚把这里的每一件东西摆到位一样。他切开柠檬，把柠檬汁挤在帽贝上，却没有把从鱼市带回的包裹帽贝的纸拿掉，做了个问奎因托想不想来一点的手势。奎因托赶紧避开了——他不喜欢海货——然后继续说。

安佩力奥什么都没说，也没表示出一点赞成或是反对的迹象。奎因托不时地停下来，认为安佩力奥根本没在听他说话。“然后呢？”他弟兄说，然后奎因托就跟没什么一样继续说下去，因为安佩力奥的那种行事风格总是这样的，他们还是孩子时就是这样。只是那时候奎因托对此还会来气，因为他是哥哥；以后他也就养成习惯了。安佩力奥坐在厨房上了蜡的桌子旁，外套和围巾都没脱，尽管春天已经提前到了，他还是带着围巾。他有一小圈络腮胡子，眼镜厚厚的叫人看不见眼睛，头发早早地秃了。奎因托看他用刀尖把软体动物给剔出来，另一只手把缠满了海草的贝壳送到嘴边，看帽贝那柔软的躯体消失在他镶着黑胡子的唇间，伴随着一种不知道是吸还是吹的声响；然后他把空贝壳一个个地摞成堆。

奎因托展开一张图。安佩力奥扫了一眼，嚼着。奎因托觉着弟弟那胡子毛环绕着的嘴巴就像是一个翻过来的刺海胆，在刺儿的黑色中蠕动着。他把事情已进行到哪一步了说给弟弟听：谈判结果，有关企业家的情报。然后指着图说：“现在你给我听好了：在a区上的建筑阻止了在b区上卖房子或是建房子的一切可能。所以我们，如果a区的建筑用地价值x，而把a区卖给卡伊索迪，就剥夺了b区土地的建筑用地价值y。因此，由于x的价值，实际上我们是失去了x+y的价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拥有a加上b；而卖了a，我们就只能拥有b-y。”

这一套代数用语，奎因托在脑袋中已策划了好些日子，就是为了说给他弟弟听的，科学家嘛。

安佩力奥站起来，去了水池边，从水龙头上接了口水喝，漱了漱口，吐掉了，然后完全是一口气地说：“我们当然要把器皿地作为投资资金使用在勿忘我地上我们的建筑上。但是既然不允许两幢建筑建得这么近，那么就需要在器皿地和勿忘我地的两块地皮上盖出独立的一幢大楼，而卡伊索迪建这楼一半是为了他自己一半是为了我们。”

为了这个计划，简直就是在筹划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奎因托可是费了不少神，然而现在，听到这计划被安佩力奥完全是一口气地阐述出来，就好像是个自然而然的结论，他真不知道再该说什么好了。

安佩力奥开始用各种运算填满图纸的空白处。不时地还问奎因托一些数据，而奎因托却永远给不出准确的答复。政府规定的限高是多少？卡伊索迪想做多少套房间？水泥多少钱？奎因托知道对于建筑预算，他弟弟和他的水平是一个层次，但安佩力奥能如此果决而不假思索地在纸上写下那些数字，还是叫奎因托嫉妒不已。

“我们就算是八套房吧，加上底层[231]的两个仓库……”他算起了年租金，算算要多少年资金才能还本回来……

“但马上就要付的税钱怎么办？”

“我们用要盖的房子作抵押。”

“啊哈哈！”奎因托突然疯子般地惊呼起来。然而安佩力奥从来不会惊慌失措；他没笑，他那秃额头上从来不会出现一根皱纹。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永远有可能的。

母亲过来了。“你们算完账了，孩子们？钱收得回来吗？”

“完全能，完全能。但是……但是我们照样亏。”

“啊，那个卡伊索迪，一副骗子模样……”

“他真可怜，跟这没有关系。不是他的错，而是我们总归是要亏的。”

“那不如就算了吧？当然，我们就对他说我们改主意了，暂时还不卖。至于税，我们再向银行借借……”

“不，不，妈妈，你看啊。我们刚才在谈要向卡伊索迪建议一笔更复杂的生意。”

“别呀！”

“嗯，是啊，非常复杂。接下来我们会赚很多钱的。”

奎因托俯下身，神经质而好斗地打着手势跟母亲说着，在尽量说服别人的同时也在尽量地引起争论。安佩力奥站在他身边，既高又严肃，黑胡子挺在前面，就像一位只需要宣布一个判决的大法官。

“妈妈，就是有那些勿忘我花坛的那块地……”

八

他们一起出来，奎因托和安佩力奥。匆忙地走着，讨论着，走在熟悉的道路上，他们已经很多年没这样过了，他们感觉自己一直都是留在这里的，一直都是当地的两个兄弟，总是奔波忙碌着，参与城市的经济生活，领导着一整个利益关系网，他们是非常实用的人，做事果断，直奔主题。他们在演戏，他们对此清楚得很：他们跟他们那个时刻感觉出来的那种人完全不同；在夜晚来临前，他们又会陷入一种怀疑的惯性之中，然后又会出发，一个把自己关在他的实验室里，另一个把自己关在知识分子的论战中，就好像这些是世上唯一重要的东西。尽管那一刻他们感觉如果他们就是那样也是有可能的，而且也会挺美的，他们会是紧密团结的两个兄弟，而这许多麻烦事也会容易起来，他们会做成一些大事，尽管不知道是什么大事。比如说，现在他们正去找卡伊索迪，去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去触摸触摸[232]土地，去做做调查，要问他一些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些事情的事情，反正：如果事情太繁复，也没什么好办的，现在他们要听一听卡伊索迪怎么说，然后就可以决定怎么做了。

卡伊索迪没有电话。有一间办公室，在中二楼上，“卡伊索迪·皮埃特罗建筑公司”。兄弟二人按了铃。一个姑娘开了门，这是个低矮的小房间，有台打字机，桌上是些工程计划。卡伊索迪不在；他总是在工地上跑；办公室里很难找到他。

“他什么时候回来？”“谁知道！”“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你们试试看对面的麦利纳咖啡店，但现在还早。”“我们有事要立刻跟他谈。”“谁知道。如果你们想给我留个言……”

“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小姐。”这是安佩力奥开的玩笑，奎因托对那个挖苦而亲切的语调感到惊讶，弟弟在家里可从来没有使用过这语调。他抬起眼看看这个姑娘：蛮漂亮的。

这是个十六岁上下的小姑娘，乡下人的模样，血一样红奶一样白，脸颊呈桃子一般强烈的粉红色，黑眼睛上密密的全是睫毛，两条柔软的黑辫子在凸起的胸前垂下来。“啊，你们是安弗西家的兄弟，”她说。“真狡猾啊，鬼精鬼精的，”奎因托想，“看看那个朝上翘的鼻子，一副假正经的模样……”

安佩力奥，在他那个让人觉得他突然想要开始一场愉快对话而开的玩笑后，又陷入了他往常果断的语调中，就好像他已经表现得太过明显了。他问在哪些工地上他们有可能找到卡伊索迪，就告了别，他在窄窄的楼梯上转过身，下了楼，最后还冒出一丝出乎意料的轻浮，就是，他说了句：“Bai bai[233]。”

奎因托，在小楼梯里转过身，看见那姑娘还没有把门关上，用一种奇怪的笑容在那睫毛后面观望着。他感觉在那张农村人的脸庞后面，从那叫人看不见的眼睛里，企业家卡伊索迪无法描摹的目光直追着他。

走在街上，他试着和弟弟谈谈这事。“不差呀，那女孩。”

“唔，”安佩力奥吱了一声，就像在回避一个不方便的话题。

他们去了那姑娘指出的地点之一，那里正在建房子，更确切地说，是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房子之外再建个两层楼的房子，这样就填满了两幢大楼之间的空缺。

他们进去了。那里堆满了水泥，但没有一个人在工作。楼梯还没有建出来，兄弟二人就踩着歪歪斜斜的木板上去了。“嘿！没有人吗？卡伊索迪！卡伊索迪·皮埃特罗！头儿不在吗？[234]老板不在吗？”回音砸在赤裸裸的墙体之间。

第二层楼[235]上蹲着两个水泥工，正在锤凿子，一副做无用劳动的表情。兄弟二人立刻止住叫嚷，几乎同时低声地问道：“卡伊索迪难道不在吗？”水泥工说：“不在。”“是今天还没来吗？[236]”“您说什么？”（他们是卡拉布里亚人）“他今天来了没有。”“我们不知道。”“这里总有个工头吧？”“在上面。”奎因托和安佩力奥就上去了。

在上面，只有墙体但还没有天花板和楼板。门面向空中。一种愉悦之情抓住了兄弟二人。“哇噢！哇噢！”他们叫着，展开胳膊试着在支撑架上走步，就像走钢丝似的。

突然传来了鞋底刮擦的声音。要穿过这个房间，必须要通过一块窄窄的木板，这木板架在一道门槛和另一道门槛之间，悬在空中。而在那头，门洞后，就好像有意要把自己藏起来一样的是卡伊索迪，他正看着他们。

奎因托和安佩力奥恢复了镇静，还有一点难为情。“啊，卡伊索迪，白天好啊[237]，晚上好啊，我们正找您哪。”承包商那庞大的身形堵在门框里，从那门下伸出细细的木板。他手插在口袋里，什么动作都没有。奎因托顺着木板向前迈了几步，感到木板在他脚下陷下去，显得犹豫不决；他指望卡伊索迪能做出点表示，指望他至少把脚压在木板的那一头保持平稳，然而他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奎因托就那么在空中晃着，为了找点什么话说，就道：“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兄弟安佩力奥。”卡伊索迪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伸到那顶美式帽子的帽檐边，用摊开的手掌推了下帽檐。奎因托朝弟弟转过身去，十分缓慢地，为的是不让木板摇动；他看见弟弟正以同样的姿势回应着卡伊索迪，两人都面容严肃。

“您别在那里走了，会掉下去的，”卡伊索迪慢悠悠地说，“你们到下面去，我这就来。”

他们去了麦利纳咖啡店。坐在一张人行道上的小桌子边，有些嘈杂。卡伊索迪想请客。“一杯潘脱米[238]？”安佩力奥便要了杯潘脱米。胃疼的奎因托点了一杯大黄酒，尽管他确信大黄酒也对他不好。安佩力奥请卡伊索迪抽烟。奎因托不抽烟。他们很快就操起了一种十分相熟的语调，安佩力奥和卡伊索迪这两个人；奎因托有一点点嫉妒。

卡伊索迪正向安佩力奥重复着所有的他早已跟母亲和跟奎因托说过的那些东西，总是说那些：“就像我跟您妈妈夫人说的那样，就像我跟您兄弟先生说的那样”，和那些“我也不需要跟您解释这事了，工程师先生”。安佩力奥是化学博士，但也没提出任何异议。他正不动声色地听着，香烟吊在黑胡子间，厚厚的眼镜后面眼睛半闭着；不时地发个问题，但只是很随便地问问，就像大家互知根底一样，而不是像——感觉上是——奎因托表现的那样像个专家，提防着纠缠式地问。

甚至，对于奎因托的一个异议，卡伊索迪，立刻摆起了那副哀怨的模样，转向安佩力奥，几乎是去求助。“您明白您兄弟先生说的这件事情……”

“不对，不对，卡伊索迪……”奎因托为了补救马上说道。而安佩力奥只是做了一个横向掠过桌面的手势，就像是要把所有的次要争论都抹走，要把讨论带到要点上来一样。

卡伊索迪还想继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但是他已经不再那么自信了。还总在跟安佩力奥说：“作为兄长的您……”

“不，我是哥哥，您看，”奎因托说，有点不好意思。但卡伊索迪并没有改变他对安佩力奥更为恭敬一些的态度。

“……如果您跟我说你们需要一段间距的话，我就给留上一大段间距。”

安佩力奥说：“间距可是您需要啊，可以避免底楼的潮湿。”

“是我需要，是我需要，不过您让我明白，就算不留间距，底楼我还是照样卖，不过你们如果明天，也就是说说而已啊，你们想在那附近建楼的话，这间距可是用得着。”

奎因托看了眼安佩力奥。他正缓缓地吞云吐雾。等到这团烟在空气中远去后，说了句：“……那如果我们一起盖楼呢？”

卡伊索迪的手指在那一小截烟头上轻微地点了一下，抖掉了烟灰柱，眼睛变得潮湿起来，好像在凝视远方，用来逃离一种久远的感动，但同时眼角的皱纹却剧烈地浓密起来。“我就说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大家都高兴的吧，”他说。

九

安佩力奥的意思是不要太重视有关卡伊索迪的负面情报。“你知道***这里是怎么样的。不管是说谁，人们只听那些闲言碎语。一个人在这里初来乍到，做生意，走自己的路，所有的人都会剪他身上的衣服[239]。”

卡纳尔也无意说过：“你们跟卡伊索迪合伙？你们？你们的母亲？和那个粗汉，那个骗子，没品的家伙……那个一直把那个女秘书带在身边的……”“啊，那个姑娘……我们见过她了，”奎因托说，马上就被一个简单的好奇岔开了话题：“为什么？怎么了？她像是个乡下人……”他看了看弟弟，就像是想求得肯定；安佩力奥瞄了他一眼，几乎在说：“我都跟你说了，他们是怎么……”

“她就是，”卡纳尔说。“他把她从他老家带出来。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丢在山上……”

“那你是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那是他们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是那里的什么气氛让我觉得不大对劲，那里……”

奎因托说了他不久前体会到的那个印象：就是那个相似之处，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外貌上的，但也正因为此而更让人觉得不安，这相似之处把那两个如此迥异的人联系起来了：编着辫子的姑娘和卡伊索迪。

“那又怎么样，你也不要老往歪路子上想嘛……”

“你说什么？……因为，你知道，想想他……和一个可能只有十六岁的姑娘，他都能做她父亲了……”

“嗨！父亲嘛他肯定是很多人的父亲了。他从老家逃出来就是因为他的私生子满山谷都是。”

“也许就是他的私生女呢，你相信吗？”奎因托说，但他感到是时候要对那种搬弄是非的好奇做出反应了，是时候要表现出，自己作为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是跟那些地方偏见相去甚远的：“就算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他有个私生女，很好，他不但没有抛弃她，还给了她份工作，把她带在身边。你们有什么好给他的身上背上十字架的[240]？”

“谁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如果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他的情人的话，呃，那又有什么不好的？他喜欢小姑娘，小姑娘们也是你情我愿……你们还要钻牛角尖？”

“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如果是他的女儿，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他的情人，也是一样……如果两个都是……”

“我们可以回到合同上来了吗？”安佩力奥问道。

这天下午天气很好，有太阳和微风，让人想干番大事。兄弟二人刚离开卡伊索迪就去找律师。他们不得不等上一阵，因为卡纳尔的咨询时间表都排满了；但是等待并没有减弱兄弟二人的激动，他们坐在前厅里，继续完善着他们的计划，用的还是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对话，好叫其他也在等候的客户弄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从工作室里传出一阵用方言争执的叫嚷：卡纳尔曾经承接过一些乡下的客户，是些小物主，他们在遗嘱和边界这些无止境的小问题上争执不休。第一次奎因托感到不再为游离于这个祖先的世界之外而感到负疚，而是感到属于另一个世界，从这另一个世界中他可以带着优越和嘲讽地观望那个祖先的世界：这另一个世界里都是些没有成见的新人类，习惯了操纵钱财。

然而卡纳尔，刚听到这个计划，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你们真是疯了！和卡伊索迪！那个会把你们当鸫鸟烤成串[241]的人！”

奎因托笑了。“慢着，还要看看谁是鸫鸟呢……这笔生意可都是对我们有利……”

“是啊！但他同意啊！当然啦！”

奎因托总是微笑着。“他同意啊。我们已经跟他谈过这事了。”

“你们简直是疯了！和卡伊索迪合伙！你们！你们的母亲！”等等。

“你听着，”奎因托说，在向卡纳尔解释时，摆出一副几乎是宽容的耐心的表情，就像是对当我们已经成人时却还认为我们是小孩子的父母一样；那语调，听得出来，是用来掩盖没被人当回事的一丁点的气愤。

奎因托解释了卡伊索迪准备如何支付那两片毗邻的土地，一部分是用现钱支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这笔款子付清税费了），一部分是用套房支付（这样一来他们的非生产财产就转化成一种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了，无需任何花费）。对于卡纳尔的异议，奎因托觉得越来越有趣，他甚至还尽量去挑拨他：每出现什么新问题都使这个游戏变得更繁琐和更引人入胜，考验着他们所有人的能力。奎因托在卡纳尔身上寄予了很多的尊重和信任，正因如此他才喜欢给他找来如此棘手的问题来处理，好看看他是如何应对的。对安佩力奥来说，律师的犹豫不决令他生厌，让他觉得是一副失败主义的做派，他生硬地，几乎是厌恶地谈着话，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信任卡伊索迪，也不是因为他以为他们的计划有多完善，而是律师的踌躇不决破坏了他扑到生意中惯用的那种果断，几乎是进攻式的节奏，他深信那件事吧，要么就得果决地做，就像是一天能做上十笔这样的生意，然后就不管不问的人，要么就得陷入一堆“如果啊”、“但是啊”之中，然后就变成了一件永无止境的麻烦事，于是尽管值得，这是可能的，对，但还是最好什么也别做。

他站了起来，抽着烟，现在在他那些简明的玩笑话里，他似乎变得比卡纳尔更悲观了，而且总在反驳奎因托。而奎因托，由于感到再也靠不住弟弟了，就犹豫起来：如果不利的可能性太多，也许正好趁机退出，退而求其次地只卖掉器皿地算了。

结果并非如此，卡纳尔研究着可能有利的合同条款，正津津有味地考虑着那个承包商一切有可能的违约行为，并用最复杂的条款、押金、止付支票和各种类型的担保来武装他们。他拉长扭歪着脸，眼睛溜溜地直转，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埋头在纸上写满了注意事项。“我来给你们立个合同，一个专门针对卡伊索迪的合同，一份每分每毫都不会出错的合同……一份一点心都不用操的合同……”他冷笑着，几乎是蜷在沙发里，思考着这个像豪猪一样棘手的合同。

然后，他疑心地耸了下肩说：“当然是指为那些合同需要的东西。”

十

一切活动都是从图纸，透明描画的建筑用纸，和预算开始的。

现在不可或缺的人物是特拉瓦利亚工程师。

特拉瓦利亚是***城最繁忙的建筑工程师之一，他只能陪奎因托和安佩力奥匆忙不安地坐一下，在地上展开一张又一张的建筑平面图时，还总在接电话，训斥勘测员。

特拉瓦利亚工作的突发性很强，时而发号施令，时而用尺子画线，时而推翻一切，还不时抬起浅色的眼睛，微笑着，将胳膊沿着敦实的躯体垂下，突然又像被一种绝对的宁静攫住，就像眼前拥有无限闲散的时间。他那样肥肥地缩在绘图桌边高高的转椅里，面浮微笑，目光深邃。“但是安弗西兄弟你们知道吗，合同细则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个既让人有安全感，爱嘲弄人，又有点阴险的家伙。肥胖和早秃让人感觉他相当成熟：他显然是利用了外观上的权威。安弗西兄弟都生活在远方，糟糕而勉强地维持生活，拿自己能力之外的糊涂野心打赌，对于特拉瓦利亚来说，他们代表着他根本就没想过的生活方式：艺术，科学，可能还有什么政治理想吧。他没这么想过真好！他看着安弗西兄弟，反复这么想着，他们总是停留在原地，什么主张都没有，奎因托是既什么都不会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安佩力奥是个直到六十岁才可能当上教授的大学实验室的小职员；反正，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他们是两个失败者；看着他们，他对自己感到无与伦比的满足，并向他们炫耀自己只注重要点，注重实用的做人原则。但是他对他们给出了更多的热情：安弗西兄弟的出现总是让他来气；“但是，本质上，他们很可怜，我很喜欢他们，”他对自己说道，“本质上我是唯一理解他们的人。”

现在他们正在检查账目。工程师抬起头，注视着他们二人，然后突然用他那疲惫而安静的笑声笑了一下。“安弗西兄弟，究竟是什么人让你们忙起这事的？”

“够了，我们算是明白了，恩里科。今天你是受够了。我们明天接着来。就是说这个问题得由我们来解决了，”他们已经朝门口走去了。

“别啊！”工程师跟在他们后面跑去。“看你们说的，我怎么会让你们自己忙这事呢！那个卡伊索迪，能一口把你们吞掉，可怜的孩子们。你们待在这里，我们重新开始……”

得派个勘测员去卡伊索迪那里问一个标在图纸上的东西。卡伊索迪的办公室离工程师的工作室并不是很远。勘测员回来了，说：“卡伊索迪不在办公室里。我问了那个小姐他……”

“那个小姐……”特拉瓦利亚冷笑起来。

“那小姐说她也不知道。”

“那女孩连……都不知道……但是她在那里时我们看到图纸了！你去，回去，跟她说那图纸就在桌子上，今天早上还在的，现在也应该在。”

安佩力奥，本是安安静静坐着的，身上穿着防水外套，下巴垂着，胡子贴在胸前，站了起来，说道：“我去，”开了门，走了。

特拉瓦利亚，像是为了什么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止住了哑哑的笑，望向空中。

奎因托没弄明白。过了一会，他说道：“但为什么呀，你是说安佩力奥去那里是为了……”

“你说什么？”工程师说，心思已经转移到别处了。他们又检查起那些计算来。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安佩力奥回来了。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怎么说？”

“要去地上看看。图纸上弄错了。”

结果是三个人都过去了。器皿地和勿忘我地已经半空了；母亲已经着手让人搬那些植物了。这天天气很好，花儿和叶子在太阳下一副繁盛欢快的样子，植物如此，杂草也如此；奎因托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在那几小撮土地上竟有如此浓密多样的生命在繁衍着，而如今，一想到那里的一切都要死去，还要长出用柱子和砖头搭成的脚手架，他就悲伤不已，甚至是生出一种对琉璃苣和大荨麻的爱意，几乎是一种悔恨。而其他两个人似乎只是在简单地享受着那时辰；工程师戴着顶帽子，但那里很热，他把帽子握在手里；他额头上留下了一道红色的汗淋淋的印迹；太阳就直射在他的秃脑袋上，很快他便不舒服了，就又戴上帽子，但只是轻轻地架在头顶上，而这身装扮带给他一副星期天的模样，一种狂欢的感觉。弟弟终于把他那件过季的防水外套脱了下来；外套给他叠得很规整地搭在肩头。他们边转着，边丈量边界上的一个凹处。奎因托让他们忙去了。工程师，尽管是在工作，还沉浸在那些平静的沉思默想时刻中。奎因托用两根手指夹起花草，仔细观察起它们。“这是什么植物？”他问安佩力奥。安佩力奥以一副行家的，而且几乎是愉快的神情回答了他。奎因托很惊讶，因为他从没发现他弟弟对植物留神过。

一排盆装的大丽花动了起来，是谁在那里面钻？卡伊索迪编着黑辫子的秘书姑娘。她钻了出来，带着那双全是睫毛的眼睛；穿着一套灰色布料的“正装西服”。“哦，你们也在这里？我在找卡伊索迪先生，他应该来这里的……”

“我们当然在这里，”奎因托说，“这地还是我们的，合同还没签上呢！”谁知为什么，他竟发起火来。

“我又不知道……他说要和一位先生来这里的……”她没说下去，把手中的信封捂在嘴边，做出一副难为情的模样，就好像她说多了，但在那件西服外套里，她完全是昂首挺胸的架势。

“你们倒说说看，他还没有把地买下，就已经想把还没建成的住房卖出去了……”奎因托说着，朝另两个人转过身去，一副既谴责又欣赏的样子。

特拉瓦利亚和安佩力奥好像并没有跟着这个话题走。他们正朝着那姑娘。工程师头歪在一边，眼睛半闭，嘴巴大张，仍是那样疲惫地笑着。安佩力奥一只手指插进上衣的口袋里，防水外套斜挂在一只肩膀上，眼镜厚得叫人看不见他的目光，就像一个十九世纪的人。他把手伸向那姑娘拿着的信封，说：“有邮件？”那姑娘迅速把邮件藏在背后，他们就好像在闹着玩一般。“不是给您的，是给卡伊索迪先生的。”“什么事这么急？”“谁知道啊……我怎么知道？”而工程师说：“您的老板可是照着对自己有利的方法来量这块地的，这您知道不知道？”“我不……然后是有斜坡的地方量出来的面积要小一些。”“啊，这个您知道？”那姑娘耸了耸肩。

工程师冷笑着说道：“但是卡伊索迪每天早上都要给您发出该说些什么的指示吗，还是只给您发出不该说什么的指示？”

她眨巴眨巴眼睛，把辫子甩到身后去。“您说什么？卡伊索迪什么都不跟我说……”

“那您当的是什么秘书啊？”

谈话变得轻松起来。他们在那块地上转悠着，那个姑娘在他们中间，她扯下一片树叶抿在嘴里。安佩力奥请大家抽烟，第一个请的就是那姑娘。“谢谢！我不吸烟，”她齿间含着树叶哼哼唧唧地说。

“真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姑娘啊……”工程师挑逗地说。

“这又怎么样？”她说。

上面的平台上沙沙作响，母亲从篱笆后探出脑袋来，她戴着顶大草帽和园艺手套，拿着把大剪刀，正在剪玫瑰的接穗。工程师第一个发现了她，脱下帽子跟她打招呼。

“孩子们，是你们啊，你们有什么客人啊？哦，特拉瓦利亚，我真高兴见到您！您是来研究这块地的吗？您戴上吧，戴上吧。谁知道呀，您觉得这个该死的计划怎么样？”

工程师又戴上了帽子，戴得很端正。“我们会尽量把这事做好的，夫人，您别怕……”

“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啊？等等，我认识她，”母亲说，把鼻子上的太阳镜放下来。“对啊，是丽娜小姐。”

谁知为什么，奎因托粗暴地说：“才不是呢，你不认识她……”

“对，对，”母亲坚持说道，“前几天她来取过合同草稿，是丽娜，我们企业家的小姐，应该是：是我们的合伙人……”

这姑娘，当母亲出现时往那边退后了一步，看着别处，来到篱笆前，用她那带着方言的假声打了个招呼：“对啊，太太，白天好，是我，是我丽娜，您好吗？”

兄弟二人嫌她们烦，想让她们长话短说，安佩力奥于是就对工程师说：“那斜坡呢，那斜坡，还有没有办法计算那斜坡了？”

然而特拉瓦利亚继续跟母亲寒暄着：“您在打理您的花儿吗，夫人？”

“我尽量救救那些还有救的，特拉瓦利亚……”

每个人都自顾自地忙活着，母亲在她的玫瑰后面，工程师和兄弟二人在重新丈量一个角落，而那姑娘——丽娜——在远处一旁待着。但是工程师并没一门心思地管工作上的事，他一个劲地笑着，吐了口烟，慢慢道：“不孝之子啊，安弗西兄弟啊，你们真是不孝之子啊……”

“为什么啊？”

“因为你们让她做的事啊，让你们的母亲……现在你们还让她管卡伊索迪叫合伙人……和你们母亲的合伙，真是不孝之子啊……”

“恩里科，你可真是疯了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喊过他合伙人，也从没让谁这么叫过！谁知道现在她是怎么一时兴起想起来说‘合伙人’这个词的。合伙人：这词还蛮好听啊！但是和她有什么关系？而且这是一笔我们两人的生意，是我们的主意，由我们两人来对付……”

“你们两个不孝之子……”

在那边，他们时而愤怒地说些挖苦话，时而丈量土地。突然传来一阵低语，他们转过头去：卡伊索迪出现在丽娜身边。他正用那山里人尖细的语调低声地跟她说着什么，满脸怒气，脸上柔软的线条紧绷着，而她，用同样的语调、同样的方式回答着他。他已经撕开了信封，似乎对那信很生气，他反复读了有两三遍，嘴巴大张着，很吃力地拼读着，然后把信连同手一起插进裤袋里，往前走了起来，也没和他们打招呼。在卡伊索迪表现出来的那种粗暴和固执之外，奎因托还觉察出那许多的不设防和软弱，那男人孤身一人，愚昧无知，成了这里的公敌。他走路时口袋里攥着拳头，脸也好像缩小了一般，眼里全是皱纹，从没见过他穿得这么邋塌，收水的上衣套在格子羊毛衬衫外，走了形的黄布料裤子，溅满灰浆泥的旧鞋子：这下他倒真像一个泥瓦工了，他只缺顶用报纸糊成的小帽子了。

姑娘丽娜和在他一起时——奎因托注意到了——没有她往常庄重的神情，而是一种几近厚颜无耻的表情，还吵着架，隔着几步远的地方紧跟着他，十分警觉的模样，但总是一副争执的架势，就好像对他有满肚子的怒气都发不出来。

但卡伊索迪，在那神经质而狂躁的几步平静下来后，转向兄弟二人，点头对他们打了个招呼，就好像是他们在路上碰见了一样。“您是来重新丈量这个凹地的吧，卡伊索迪……”奎因托说道，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就像是为自己在那里辩解一样，在那块还是他的地皮上；于是，为了更正那个腔调，他就变得挑衅起来：“因为您量过的这些尺寸，您知道，真是量得漂亮啊，都是错的！”

卡伊索迪走上前来，那眼睛就像在眺望地平线一样地看着奎因托；眼皮发红；眼里水汪汪的，嘴唇湿润，如同一个内心充满着巨大仇恨的人，或像一个随时可以大哭起来的孩子。“您现在发泄出来的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显然，他正迫不及待地宣泄出自己的怒火；大叫道：“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是我的事情！”

“等等，卡伊索迪，对不起啊，”特拉瓦利亚出来调停，往前迈了一步，一副刚刚介入的模样，“您是企业家，就做企业家的事，我是工程师，就做工程师的事。对吧？那么，您听着……”然后就向他解释起来事情的缘由。卡伊索迪听他说着，但总是摇着头，看着地上，就好像是在说，对，工程师说的事情都是对的，眼下工程师可能是理解了，但不知道他们兄弟两人的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很明显他们是生他的气了。“不对，卡伊索迪，您听着……”工程师带着那温柔的笑容说道，微困着，一副见过许多世面的模样，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我该做什么，您倒是跟我说说看我该做什么……”卡伊索迪双臂摊开地说着，他的声调越来越哀怨，简直是一种延绵不绝的哀诉，搞得就连工程师嘴里的元音也拉长了，长得让人感到有一种宽容和妥协的可能，这样一来就搞得好像他们是在轮流打瞌睡。在这个软塌塌的元音游戏中，奎因托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了，甚至显然是被视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还不只是他，而是整个他家，就好像作为物主和支配这笔生意的进展都无关紧要一样，尽管奎因托认定自己是这么做过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卡伊索迪和工程师用的语调更让他讨厌。好了，是安佩力奥该用那种猝不及防的方式介入一下的时候了；奎因托转向他，却没看见他。他在远处，在那块地上，那里绿色茂密，他正背对着外面，就像一片背光的影子，在他面前是丽娜，还是那副神情，正把辫子缠在一根手指上，他们说话声音很低，他不时往前进一步，她则跟着退后一步。过了一会，仍是那样背对着大家，没转身，但就好像一直都跟着他们的话题走似的，安佩力奥很有劲地说道：“那么，卡伊索迪，您想怎样就怎样吧，我们时刻准备着一切落空。合约可以取消，合同还没有签。”

“什么：一切落空？”卡伊索迪跳起来，那声音比之前更愤怒更刻薄，但跳到一半时他又改主意了，突然大笑起来。用他那种丑陋的笑来笑着：嘴巴微张，一口乱牙，搜寻着他人的目光，就像是要寻求一种确认，确认安佩力奥说了件荒唐事。“什么，落空？那么我们在这里忙什么呀？”他笑着。“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来商量的，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交朋友，像朋友一样来交往嘛。”

母亲又从篱笆上探出头来。“你们是在说要让一切落空吗，哎哟哎哟哎哟……我可怜的植物啊，移了又栽，栽了又移……”

卡伊索迪卷起了袖子，微笑着，显出一副豪爽的样子：“当然不，当然不，夫人！我们是朋友，我们像朋友一样做事！您放心，夫人，这活我们会做好的，会照您的意思协商好的……甚至，如果您想我在花园里做什么改善的话，我们正好有些泥瓦工……”

“不，不，我在花园里最不想要的就是泥瓦工。”

“那我们就不让他们进来！我们在这前面修一条过道。”

“的确如此啊，墙是朝着我们的，可以让这墙上爬一些攀缘植物……”

“什么？啊，当然，我们会弄上些漂亮植物的，您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您会发现一切都好说嘛……”

卡伊索迪手忙脚乱之中，把一株大丽花弄倒了。“他都没有说对不起，”母亲事后评论道。

十一

奇怪的是在签合同时，卡伊索迪并没有在大家先前估计的地方找麻烦，而是在其他地方，在那些不怎么重要的地方，那些很容易就能克服困难的地方。奎因托甚至有点失望。这是份很棘手的合同，卡纳尔和公证员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真是灌木丛一样纠缠繁芜的合同，里头尽是些合同细则，由一系列汇票担保的现金款项付款期限，建成套房的交付期限，一切都被“所有权保留”的条款限制着，也就是说企业家如不履行合同中的任何一项内容，土地并连同这土地上面所有其时已完成的建筑都将归还给土地主。“如果他接受这条，你就是在铁桶之中了[242]，”卡纳尔之前跟奎因托说过。卡伊索迪接受了，他随他们去了，嘴都没动一下，就好像合同不过就是一种形式。他一个人来到公证员那里，没带律师，没带任何人，“是为了省钱”，他们这么说道，或者也是“因为他每请一次律师，总要以吵架告终”。公证员那里，安弗西家三口人都在，母亲和儿子们，再加上他们的律师和公证员，直到卡伊索迪走进那间工作室（仅是这环境就该给他一些畏惧之感），才环视了周围一眼，里面全是那些只认白纸黑字的文化人，那眼神就像笼子里一头被观望的野兽，步步后退，但知道那已经不管用了。奎因托，总是想用一种愉快的思维来想像他，就跟自己说道：“他就像是被扔进狮坑的但以理[243]，”但是这个把他设想为受害者的方式一点也没让他觉得好玩：他得把他看成一头狮子，难以驯服，野性十足，而他们所有人都是用但以理做成的坑，围住他，像狱吏一样正直而顽固的但以理，在用叉子一般的合同条款来戳他。

卡伊索迪在一张挨着公证员写字台的椅子上坐下，其他人在那周围或坐着或站着，他非常仔细非常专注地倾听着从公证员唇间吐出的公文朗诵。他嘴半张着，不时默默地翕动着嘴唇，跟自己重复一句什么话，奎因托自问他会不会真是一个傻子。然而他却紧张得不想漏掉任何东西，还不时地抬起一只重重的手，“啊……高点声……”于是公证员就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重复那些话。有时好像他是怎么着都不行，并确信这完全是由他来承担损失的一个圈套，他几乎都听不下去了，好像要不了多久他就会站起来，还会说：“你们全都疯了！”还会摔门而出；然而不，他等着公证员断句换行时，还会用下巴示意一下，表示赞同。有时他也提出反对，对一些谁也想不到的细枝末节，尤其是技术上的细节，比如什么小砾石一类问题，就这个问题上居然能冒出半小时之久的争论，也是因为安佩力奥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则上的问题止步不前，不顾律师跟他说算了吧。

奎因托烦了起来，反正所有的人都很仔细小心，他就索性去看窗外春日下的路，尽力去喜欢家乡，喜欢进展顺利的这笔生意，但他感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感到这场建筑企业家的经历不过是官僚上的问题和无聊的讨论，他是既不好奇也没热情了，只希望从那以后跟在他弟弟后面就好。

事情渐渐转好，好像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在这个情势下卡伊索迪成功地推迟了一张汇票的期限，甚至是三张汇票中的两张，都改成了分期付款，甚至还让减少了一笔二十万里拉的款项。

安佩力奥看看手腕上的表，合同还没有签，他却说：“我得走了，我的火车要开了。”

奎因托不知道他要出发。“怎么回事啊，还没有签哪……”他对弟弟发疯似的发起脾气来。“你为什么现在走？”

“我当然现在走。明天实验室里谁去啊？你？”安佩力奥马上用起一种傲慢无礼的腔调。

奎因托现在对要待在那里由他来操办一切厌烦至极，他已习惯会由弟弟来掌管这个问题的想法了，习惯他可以隔着一定距离地观望的想法了：他指望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他们于是喋喋不休地吵起架来，你一言我一语地低声吵着，就当着公证员和卡伊索迪的面。“你之前没说你要出发啊……你把我扔在这里……”“当然啦，反正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做完了。委托书在妈妈那里，她来签，没问题了……”“不啊，还有好多事情呢……我们什么都还没做好呢，啊呀……”

母亲介入进来：“但如果他有实验室要忙，奎因托……”

“这里成天都得赚钱，和什么实验室混在一起啊！”奎因托本想这么说，这就像是在扮演一个不愿意送儿女去上学的老店主角色；但是他还是忍住了，说成：“还得先商量商量嘛，这样就可以一个人在这里待上一阵，然后再换另一个人待上一阵……”

“要是您也想走，不必担心，”卡伊索迪说，“您尽管出发，反正如果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就和您的母亲太太说，我们来商量……”

奎因托想起他们争执最激烈时卡纳尔说过的一句话，这话特拉瓦利亚几乎是一模一样地又重复过一遍：“我已经知道这事情会怎么结束了，现在你们搭起这个烂摊子，然后就跑掉了，不打招呼就走人：从火中取栗子的事你们就留给你们的母亲做……”

“真的，”公证员说，“你们之中的一个要能留下来，还是有一些手续要办的……”

“我可是要留下来的！我当然留下来！都已经这么够戗了！”奎因托激烈地说道，他浑身怒气，因为他是真的想留下来，但他也有过要去米兰的半点的想法：本西和切尔维戴里为起草那份杂志的大纲召开了一个会议，奎因托一方面并不想去，因为他在和他们吵架，但另一方面他也很想去那里，就好像凑巧经过那里，反正他是真生气了。

安佩力奥走了。事情结束得很快，签字，汇票，一切。奎因托和卡伊索迪从楼梯上下来时友好地讨论了开工事宜。“现在一切就等政府的批文了，”卡伊索迪说，“得把方案给技术办公室看，等开过委员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呃……要多长时间？”奎因托问道，警觉起来。“我以为都已经没问题了。”

卡伊索迪冷笑了一下。“我们想得倒好，我们想得倒好，跟那些人啊……最能成年累月地拖时间……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行，那可是没完没了的麻烦事啦……”

“但是工程……”

“批文不下来，工程怎么可能开始进行……”

奎因托停在楼梯中央。“不对啊，卡伊索迪，您意识到没……您现在签的这份合同中可是向我们担保十二月三十一日要交付完成所有的套房啊！”

“慢着！”卡伊索迪上前一步，满脸通红，凶巴巴的，奎因托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上一次在地里发脾气时也没这样。“慢着！合同上说的是在八个月以内交付！八个月是指方案被委员会通过以后的八个月！”

“想都别想，卡伊索迪！有日期的。您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必须要把房子交付给我们！”

不，对，八个月，十二月三十一日，协议，合同，在什么地方确实是写着八个月内交付的，而在另一个地方写的却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反正，律师们的意见是没什么好紧张的，因为政府的批文不会拖得太久，“然后那个卡伊索迪在政府里一定有挂钩[244]，他总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奎因托和卡伊索迪从公证员的大门里出来后告了别，奎因托在心中已经疑惑起来是不是走错一步了。

十二

工程延期开工了。只有两人工作。他们先是挖地基。这是两个泥瓦工；一个人瘦而长，皮肤黝黑，恶狠狠的，总是穿着短裤，光着上半身，像海盗一样在头上扎着条手帕，总是什么活也不做，总在抽烟，或是跟女佣犯傻，时不时地挥动一下直直插在土里的铁锹，之前还要在手心里吐口唾沫，再吸口气；另一个人是巨人，公牛一般的胸膛，剃光了红头发的头总是低着，就像一个什么事都不想听也不想看的人，尽管他有一张漂亮而年轻的金黄色的脸，眼光彷徨而暴躁，总是拼命地凿着和铲着什么，就像一个推土机，很少应答别人的俏皮话，最多也只是阴沉地嘟囔几句，几乎都是口齿不清的。“一个很好的劳动者，”偶尔来看上一眼工程进展情况的卡伊索迪对奎因托这样说他，奎因托朝他提意见，说只有两个人工作的话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他一个人顶三个人的工作。他能整小时地连续工作，一分钟也不间断。我的人都是他这样就好了。”

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几个争端：和卡伊索迪的第一个争端，是卖出土地中一口黑井的挖空问题（他认为这井是属于前土地主的）；和卡伊索迪的第二个争端，是挖出成堆的泥土堵住了路；再就是工程中止了十五天的时间，因为这些工人不得不被卡伊索迪叫到他的另一个工地上，因为那边的交付期限快要到了；最后是卡伊索迪的第一张汇票没有付。

奎因托非常高兴。总是跑上跑下的：有时去律师卡纳尔那里，让他写对卡伊索迪的警告信，有时去公证员那里，因为合同注册细节从来就没能完善过，有时去工程师特拉瓦利亚那里，把他带到工地上去检查一切是不是都按照合同细节的条款进行的（但还刚进行到地基阶段），有时去卡伊索迪那里，抗议催促或是盘问。他的行家朋友总在帮他，尽管从来没怎么把他当回事过，他们饶有兴趣地看到他终于陷于实际问题之中；工程师没少嘲笑过他，公证员总是给出依从的建议，卡纳尔则坚持自己的职业苛刻。

和卡伊索迪的关系更是麻烦，更是不可捉摸，但一旦能逮住他，那就是奎因托收获他决策的最珍贵果实的时刻了。精神上的果实，当然（对于那之后才会来临的物质上的果实，总是弥漫着一种不安，那是一种冒险带来的胆战心惊，而这冒险——现在奎因托把它当做个人经历——正是自由经营的盐分）[245]：是一种言语上的交换，因为这交换之中显露出资金持有者和企业家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会意甚至同谋的一眼，是使与话人糊涂的一刻，因为这一刻验证了他一步棋的精明。奎因托靠过去得很突兀：是陡然地扑到卡伊索迪身边，他当时正在麦利纳咖啡店里，坐在人行道上他常坐的小桌子边，一个人，就像他往常那样，端着咖啡杯或是一个空杯子，紧绷着脸（生意上的事情肯定给他平添了一道难看的皱纹）。“那么，卡伊索迪，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奎因托攻击道。企业家把目光朝他扭去，然后又投向远处，就好像更愿意没看见他一般。奎因托，用一种强做出来的渐增声调，申述着他的抗议。卡伊索迪还是看着前方，抿住双唇，就像在抑制一种剧烈的爆发，也像是摇摇头就能化解掉这爆发一样，摇着摇着，就摇成了一种彻底的沮丧和不信任。他的回答总在离题，但充满了一种彻底的鄙视，常常是侮辱性的，可以中断一切讨论。两人很快就短兵相接起来：拳头捶在桌上（卡伊索迪粗短的拳头，结实得活像小足球[246]），把小碟子上的咖啡杯和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在言语的对峙中，奎因托愉快地发现，似乎是企业家他不想提高嗓门，要把他们的口角藏到别人的耳后[247]。随后双方都平静下来，让他们产生分歧的障碍貌似已经解决了：他们谈起了将来，也谈起了双方能从工程的经营中得到的好处。现在他们像合伙人一样谈话，相互平等。马路上满是各行各业忙碌不堪的人，正从他们脚下走过。目光沿着一个欢乐而平庸的下坡花坛远去，奔向海边。

奎因托回到家里，在地基的沟壑里看见了红头发的泥瓦工，一个人（另一个在收工前就跑掉了），挖啊挖的，就像一个被打入地狱的人。

那里变了模样和色彩。更深层的泥土见了光，那是很深的褐色，散发着强烈的潮湿气味。在层层软土和积烂的土块下，表土层里植物的绿色消失在从地里翻出的堆堆新土中。在开挖出来的内壁上，露出一些死根节、蜗牛和蚯蚓。母亲，从花园里那浓密的植物间，从没有采摘下来并任其瘫软在茎秆上的花朵间，从高大的灌木丛间，从含羞草的根枝间，探出目光来，每天都窥视着他们在失去的土地上挖沟，然后又退回她的绿色中。

十三

“同时，如果您有什么人在找套房或是仓库，就可以直接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奎因托给苏拜尔加中介公司的主管付完了生意成交的手续费后这样跟他说道。

“您说什么，博士[248]？为了什么？”那个托斯卡纳人问道。

“啊，我是说，还要几个月的时间，”奎因托明确说道。“那边要盖的楼，您知道吗？就是卡伊索迪的……十二月份就会好了。”

中介公司的那个人笑了。“哦，是啊，什么十二月份啊！”

“就是十二月份，当然是：合同里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有‘保留所有权’！”奎因托其实已经接受了十二月份前是拿不到房子的事实，但听到这事情被如此肯定地说出来，还是由这里这个完全不相关的人说出来的，使他很气愤。“卡伊索迪必须得把房子交给我们！”

“是啊，博士，要我们说吧，房子还要一年才好，得啦。有关日期的事最好别担保。凡事一旦和卡伊索迪搭上关系……”

“您说什么？您现在才来跟我说这个？当初是谁把他卡伊索迪带给我的？是您！”

中介公司里有个女人，一个褐色皮肤的女士，瘦瘦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插嘴道：“房子，您刚刚是在说房子？在哪个区？几间房？”她大概三十五岁左右，米兰人，或是伦巴第大区的，太瘦了，穿着夏季紧身衣，甚至有点破破烂烂的，脸上有点沧桑，但目光里有种爆发，有种火焰。奎因托看看她的脸，胸，赤裸的胳膊，倒是有点优雅的和谐。

“不是，太太，”托斯卡纳人说，“房子现在还没好，而且您是要买房子，而博士是想租房子，对吧？”

“对，”奎因托答道，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而我之前跟您说的那幢新楼，太太……”托斯卡纳人跟她说起来。

“白天好[249]，”奎因托说罢，气愤地走掉了。中介公司那个男人的行事方法很是冒犯了奎因托，因为这立刻排除了那位女士有可能对他房子的兴趣。他对不能和那位女士谈房间的数量和方位，也不能谈谈厕所和厨房，感到非常不快和愤慨……当他粗鲁地告别时，那位女士还回头看看他，一副询问的表情，而且也告别了一下，一个微笑……一个有意思的女人，也许不算漂亮，但引人注意：很女人。奎因托想要的不是怎么谈房子，而是和她说说话。事实是，现在他离那段人行道还不算很远，就像是等她从中介公司出来一样。果然，他很快就看到她走上前来。他们打了招呼。“对不起，”他说着，把她拦下来，“我想跟您说，假如，如果您对那个街区感兴趣，那些房子，不用承担任何义务，是卖是租，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噢，谢谢，我还不是很清楚，我刚才跟那位先生说，还只是一个想法……我还不知道我们将会留在这里还是去拉帕罗[250]。我丈夫……”

他们一同走了一段路。

“米兰人？”

“呃，其实我是曼托瓦[251]人。”

“啊，真不错！您去哪里下海游泳？”

“去‘赛来内拉’。您知道吗？”

“呃，我偶尔也会去。”

“如果您哪次经过，我的沙滩伞就是堤道边的第一个。”

他第二天就去了。海滩很窄，人多极了。奈利太太有一把沙滩伞，还有一群朋友做伴，其中有位上校。奎因托不得不坐下来，加入谈话，无聊极了。他后悔来这里了。穿着泳装的太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再像昨天那样让他感兴趣了。海浪有点大，没人想下海，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了，尖叫着迎浪跳进去。一根腐烂过半的绳子，给黏糊糊的海带缠得全绿了，挂在一排铁杆子上。奈利，很害怕，拽紧了绳子。奎因托，每每海浪袭来时，为了扶稳她，就从后面抓住她的胳膊。在一股貌似很大的浪就要打过来时，他两只手都抓住了她的胸。然而浪很小。奈利没有推开他的手。笑了。

他们一起过了夜。为了找到一间房，奎因托整个下午都在转：那是八月，宾馆和小旅社都满满的。他从一个只向男人要证件的房屋出租人那里找到了。房间面朝市中心的一条街；奎因托习惯了他家别墅楼上通风的夜晚，感到很热，睡不着觉。床是一人半大小的，待在上面很挤。他们裸着身，床单被汗湿了，街灯的亮光从打开的窗户里投进来。奈利背对他睡着；他跟她分开一段距离，不得不待在床沿上。他想叫醒她，事实上是，跟她是第一次，爱却这么少，他感到有种要重新开始的必要，他只需要一点点的主动；但是那太太只是睡着，他又懒，更愿意把她想像成她就是这么一种人，不是太在乎，并不像看到她第一眼时他所感觉到的那种欲望很强的人。他看着她不再新鲜的颈项，尖尖的肩胛骨；有好些年了，奎因托只接近那些让他稍感厌烦的女人，出于一个公开的目的：他怕被拴住，他只想要短暂的爱情。

于是他想起了房子，想起了卡伊索迪，想起了汇票……

十四

缺水泥了。那个月，据说，常规的配送没有到，***城所有的工地都停了下来。据说……也就是卡伊索迪这么说！事实上，特拉瓦利亚工程师被问到这事时也肯定了这个说法，但随后就笑了起来，让人明白了，是，在某些情况下，是缺水泥，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有水泥的，也就是愿不愿花钱的问题。很多工地都中止了工程；但也就几天时间；接着就几乎又重新开工了。只有卡伊索迪没有水泥，而现在正是浇灌水泥的时候。

“我当然是故意这么做的！我们缺水泥，而不是缺你们跑来折磨我！”他对又来管他要说法的奎因托痛斥着；然后，就像以往一样，又从激烈的言辞转成了啜泣的哭腔：“我这么做就是好玩的吗，工人停工，材料占着不用，错过好季节，延迟交付！如果他们不给我水泥，如果他们不给我，黄金基督徒[252]啊！”已经有一阵子了，一谈到这个他就变得很难说话。他确信由于自己还不能支付汇票，安弗西一家人就公开说他坏话，四处散布些针对他的话。

“什么呀，卡伊索迪，您不付我们钱，还指责我们！”

“哎哟，黄金基督徒啊，人人都有困难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必要去说，你们把那个讨厌我的律师搅和进来干什么呀，就是那个，我早就知道他讨厌我了！你们有什么必要让公证员知道我的事情啊，他跟半个***城的人都乱说话，对，对，您母亲，您母亲到处跟人说我不偿付欠债，结果所有人都穷追不舍的，我这才没水泥……”

“啊，那么是真的啦：水泥的事是因为您不付……”

他把拳头提到奎因托鼻子下，大嚷着：“够了，什么我不付钱啊！够了！”他这是在工地私自动用区，周围是土堆和断木。红头发的泥瓦工从工具间里出来，背对着他们，他跟巨人一般，有点驼背，没什么表情，神态介于天使和猩猩之间。

“放下手，对吧，卡伊索迪？在这里挥拳头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奎因托说。奎因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那个企业家是个英雄，他手无寸铁，置身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茕茕孑立地跟所有的人战斗。他也很满意自己在卡伊索迪的蛮劲爆发时，体会到一种优越感和冷静，没忘记是自己在掌控局面。事实上是，卡伊索迪很快就把拳头收进口袋里了，好像很难为情，后悔自己的冲动，嘟囔着什么，然后就把他的气愤发泄到那个巨人身上，谁知道训斥着他什么，而那个家伙呢，就依他骂，不吭声低着头。

奎因托虽然主宰着局面，但卡伊索迪还是既不付钱也不动工。

然后就是管子的问题。他们从地里挖出一些灌溉用的管子，就那么撂在那里。所有能被挖出来的材料（被拆下的器皿地上的材料，等等）都是卡伊索迪的，合同上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母亲看见那些管子给扔在那里生了锈，像是被丢掉了，于是当她看到卡伊索迪在工地时，就从篱笆上问他道：“那些管子，您还用吗？”

卡伊索迪正处在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他回过头道：“您想让我拿您的管子做什么？”

“那么，”他母亲说，很高兴地，“如果您不拿管子做什么，在我的花园里正用得上，我会派人取的。”事实上第二天她就派园丁去取了，还让他换了个新管道托架，好用来给一个水仙花花坛洒水。这事已经发生一个多月了。现在，一听到卡伊索迪在那里，母亲再次从篱笆上探出头来，也不知道先前她跟他说了什么，什么汇票啊，什么工程延期啊。因为她，心平气和地照料她的花朵的同时，从不放过趁机戳他一戳的机会，而他，为了避免回答，也不知道都嘟囔了些什么，一切似乎就该到此为止了，而且两人都转过身去各忙各的了，但是突然响起了卡伊索迪的声音，雷鸣一般：“而我要控告您偷窃，偷窃，安弗西太太！这样您就学会去偷别人的管子了！你们先卖掉，然后又抢回来那些你们已经卖给我的东西：真是君子行为啊！”

母亲摇了摇头。“您疯了。”

那天安佩力奥来了。他来是为了参加一个在德国召开的化学会议。他到了。奎因托在楼上，听见他在和母亲说话，随后又出去了。母亲上来了。“奎因托，快，你快去追上安佩力奥，拦住他，我怕他对卡伊索迪做蠢事，他刚回来我就说：‘哦，安佩力奥，你知道吗，那个无赖卡伊索迪居然把我叫成贼！’他立马就说：‘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要劈开他的脸！’就出去找他了。”

奎因托跑到街上，看见弟弟正大步走着，他赶紧赶上弟弟。“安佩力奥！安佩力奥！你怎么啦？妈妈吓坏了……你去哪里？”

安佩力奥没回头，继续走着，甚至都没看哥哥一眼。“我去劈开他的脸。”

“是啊当然啦，我们如果都听卡伊索迪的话……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一个野蛮人……”

“我这就去劈开他的脸。”

“你看啊，你最好别落到这个层面，几天前我差点为这事打他，他是一头野兽，尽量把事情搞复杂，好来拖延他的工程；如果搞出什么口角啊，争执啊，那正是他想要的。”

“我还是要劈开他的脸。”

到了这个地步，本可以提出一个异议的：那就是卡伊索迪有着墙一般的肩膀和只消一记就能打倒一头牛的拳头，而安佩力奥只是个重五十公斤左右的教师。但是这一点兄弟二人没一个提到，也许都没想过。而奎因托，吃力地跟在安佩力奥后面，只阐述出了这个观点：“你看啊，安佩力奥，和卡伊索迪的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要机智，要使用外交手段，不要管他的脾气，要使用弹性的战略……”

“我看到你用你的弹性战略都做成了什么……房子连块砖头都没有……”

现在轮到奎因托发火了。“天呀，你现在才来！从来都看不见你人！我都跟在卡伊索迪后面忙了好几个月了！你现在倒是清清爽爽的，还敢厚着脸皮做出一副不妥协的模样！祖国的救星啊！”

“但我一直在法兰克福。”

“那又怎么样？又不是什么好理由！”奎因托说，但在回答前还是先思考了一刻，他错过了主动权。

他们走了一段，什么也没说。安佩力奥究竟认为能在哪里找得到卡伊索迪，没人能搞得明白，奎因托也不问。突然，正当他们穿过广场时，传来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声，是谁出现在他们面前？一辆车身像鱼雷一样向前突出的小摩托运货车的挡风玻璃后，钉在座垫上，扶着颠簸的手柄的，正是卡伊索迪本人，戴着顶挂着帽带的小帽子，穿着风衣，气宇轩昂。他转向安佩力奥，就如同几小时以前刚跟安佩力奥中断了一次谈话一样：“这下我的水泥可到了！你们看看是不是得有点耐心啊，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着？现在我很快就能重新开工了，我尽可能多地给工地上派人，你们再给我点喘气的时间，我就连同利息一起支付给你们汇票，明白了没有？”

安佩力奥平静、严肃、和蔼地说：“好极了。那浇灌地基是什么时候？”

“星期六。”

“这个星期六？之前不行吗？”

“星期六很好啊。之后放假一天，水泥正好晾干。星期一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工了。”

“那汇票怎么说，第二张很快就要到期了。”

“这就是说你们这次要有点耐心啊，我会两张一起付的。我已经算过我的账了，肯定没问题。否则我也不会跟你们说了。”

“那我们可就信了，卡伊索迪。”

“这次我们要打破所有的记录。再见。代我向您的妈妈致敬，”又随着一阵突突声，他发动了小货车，开走了。

奎因托有点不知所措。“你看见了？”安佩力奥说。

“看见什么？看见什么？他又玩了我们一次，我就看见了这个！”

安佩力奥稍稍动了一下头，仿佛很干脆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不对，不对，这次他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

“得了吧！你真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什么周六浇水泥啊！你知道工程才到哪一步吗？你过来看看啊！他玩了你！这次推迟汇票，就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样……而你还就这么都随他去了，心平气和的……”

“那你呢？你不是一直也没吱声！”

“我一直在等你呀，啊呀！我从没指望……”

安佩力奥摇摇头。“你还没意识到现在的局面，”他说。“他这段时期很艰难，但会好转的。如果我们再抓着他不放，再对他拒绝承兑票据，只会在他的债权人之中制造恐慌，这简直就是叫他破产。我就问自己了：这对我们有利吗？还是比我们支持他更对我们不利？如果他破产了，有关结账的诉讼，有一堆债权人，还要把工程委托给另一家谁知道状况如何的公司……然而，如果他能把事情处理好，我们也就没问题了。”

奎因托扭了扭手。这正是他之前很费劲地领会到的形势，就在不久前还试图以此说服弟弟。现在倒好……“但是，你，不是我说你啊，你刚才不是还想劈开他的脸吗？”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那还不是有利时机，这个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再说了，他也退了一步，他那番话不都是在补救嘛，你没听懂吗？最后他还说了：代我……致敬……彻底变了个样子……”

这下他们之间倒要吵开来了。只要奎因托把已经涌在舌尖上的话说出来：“那这都是你的功劳喽，对吧？”或者只要安佩力奥不能及时打住，并忍不住加上句“再使点劲就行了”，他们真就能动起手来。然而他们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奎因托就像找不到什么话题好说一样地说道：“然后还要跟他说，最紧急的事就是要把我们这边的土撑住，他们把墙拆毁以后，就撂在那里了，这样一下雨下面都要塌的。”

“这事要去趟办公室，得在他的备忘录上注明，”安佩力奥说。“最好不要把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混淆起来。”

他们去了办公室。奎因托先进去了，因为安佩力奥停下来买香烟了。女秘书是从没这么闪烁其词过。“对，您尽管给我留话，哦，您尽管写，如果您愿意。如果卡伊索迪来了……我有些日子没看见他了……”她突然微笑起来，用胳膊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嘿！旅行家回来了！您给我带了什么礼物来？”

安佩力奥出现在门槛上。敲了敲鞋跟，深深地鞠了一躬，说：“Grädiges Fräulein[253]...”

十五

在***城被读得最多的报纸是《先见报》，由商会办的半月刊。这报有四页，版面很小，全是拒绝承兑通知书目录。名字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跟着地址，款项总额，有些还有拖欠动机。动机都很简洁，有种知而不言或辩解的意思：“在出差”，“由于生病”，“没在家”，经常还“无法支配”，就像是张开双臂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一个小公司、企图、业务、野心和破产的世界，浮动在印刷颜色不深的那些专栏里：打包和运送花卉的，做冰淇淋的，盖房子的，出租房屋的……最多的是那些零零散散的个体，一些都不知道有什么企图的人，一些试图抓住财富这股洪流边缘的人，一些负债勉强维持下去的人，他们由于被拒绝承兑汇票的额外款项而被人指责。

奎因托现在也是如此，每隔十五天，一看见他同乡手里拿着新的一期《先见报》，他就赶紧跑向售报亭，他的同乡在路上就已经打开报纸，浏览专栏，焦虑地证实着和他们有生意关系的那些人的经济状况，焦虑地观看着有没有什么危机或是困难的征兆，或只是对别人口袋里的东西好奇，而奎因托也挤在他们中间，拼命地找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一天，有了：卡伊索迪·皮埃特罗，有他的名字：两张被拒绝承兑的汇票，价值有三十万里拉。这是好几个企业联合在一起都脱不了身的大山。汇票的支付，房子的交付，一切都变得棘手起来，一切都是悬于一线。

一定要蹑手蹑脚地走[254]。卡纳尔也嘱咐大家要镇静，他会做些调查的。而卡伊索迪却表现得很老练，主动来了，直接找到律师，就像是要防备一个猝不及防的举动，他解释道，这个拒绝承兑通知书，现在才公布出来，却是好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现在他已经克服了这些问题，正要完成几笔生意，而他自己也是多方债权人，不久就能付清所有的债务了。通过卡纳尔，终于搞清楚卡伊索迪果真有笔款子能收回来，就连日期都知道，还有金额。不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但要趁机逼得他走投无路，这样这笔款子就能抢在其他任何债务之前，先偿还掉他欠安弗西家的这笔债了。这款他早上能收回来，奎因托便决定午后就去他那里，来个出其不意，把汇票带给他，而企业家就不能说他没钱了。

他按了铃，又按了一下（是个弹簧铃，得上发条的那种），他都已经准备走了，他们开了门。还是那个丽娜，汗津津的（那是八月炎热的一天），没编上辫子，而是把头发束在脑后，一个马尾辫子。“您找卡伊索迪吗？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您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两间房。小过道里的一扇门打开了。里面很暗，而在那片黑暗中，卡伊索迪出现了，他像绿蜥蜴一样谨慎地露了下脸，一副刚刚正在睡觉的模样。他是穿着衣服睡觉的：解开的衬衫，松开的皮带，鬈曲的头发。那么无助，好像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到一样，正一门心思地舔着嘴唇咂着嘴。然后转过身，走到窗边，打开百叶窗和护窗板；光线溢满了房间，让他比以前更瞎了。那是间普通的办公室，他也用来当卧室用：床，也就是放在地上的一个垫子，床单皱巴巴的，在一座屏风后，还有一个铁制脸盆架。卡伊索迪走到架子边，从水罐里倒了点水出来，扑到脸上，擦干了。然后，保持着他那仍在熟睡的脸庞，和湿漉漉的头发与额头，他坐在写字台前。奎因托在他面前坐了下来。丽娜不在了。窗外是城市的正午，传来一阵阵难以察觉的沙滩上灼人沙子的味道。奎因托感到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但还跟什么都没说一样。企业家呈颗粒状的眼睛里甚至连一丁点的光芒也没有。

卡伊索迪说起话来，慢腾腾的，叹着气，就好像这话已经谈到了一半了：“您想让我说什么吧，亲爱的您，都到这个程度了，我都随你们做了，我什么都不说了，”他继续这样说道。光线令他不舒服，他又朝百叶窗走去。他解释到工作，盖房子是如何的艰难，要和所有那些往轮子里插棍子[255]的人周旋，和政府所有的禁令周旋，和国家的税费周旋，和受制于这里那里的材料周旋。奎因托觉得卡伊索迪的这些话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使与话者甚至不能不赞同他的话：是一种特殊的赞同，因为那不怎么是生意伙伴，或是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了，而是，他们现在是，或曾经是的，有政治观点的人的关系。

“水泥嘛，您知道这水泥吗？那可是一件麻烦事情呢，他们想怎么掐我们的脖子就怎么掐，逃都逃不掉，这是垄断……”他于是对水泥业抱怨起来，引用一些事实，滥用，强制的事例，还有本该很容易拿到水泥的地方，却都被那些万能的水泥企业家买掉和关闭了。在这些谈话中，在发现这些困难的缘由方面，在确定最不相关的事实方面，企业家表现出了某种奎因托没料到的敏锐。搅和在一起其实就是个令人厌烦的明摆事实：小企业家被大垄断欺压的老一套，一谈到意大利的经济问题就互相推脱责任，这尤其让奎因托反感，他到那里去不是为了用那种观点看事情的，而是要用另一种；倒不是因为他的观点不同，这都是些众所周知的观念，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但现在他是一个不动产所有人，也想以一个不动产所有人的身分来考虑事情。

卡伊索迪说出了想开一家自己的采石场的计划，在他老家，那里他有一小块什么都产不出来的田地，全是石头，而这些石头，他认为，正适合造水泥。他说自己已经在这里投了好多钱以后，水泥业又是如何来阻止他继续进行的。奎因托那股作为所有人的关注又给调动起来了；那一小块田地，在律师的方案中，是一种绝对保证，因为它可以作为抵押；现在却发现这里尽是石头了，可能是适合造水泥，然而是不能用的，因为垄断企业不想要它。

“唉，要坚持战斗啊，要坚持啊……”卡伊索迪说。“现在谁还会相信那些日子啊，唉，安弗西，谁还会相信人们还在原处啊？谁还记得啊？”

“唉……”奎因托说，但不大明白卡伊索迪提到这个，是指共同的记忆呢还是指共同的观点。

“就好像我们刚从山上下来，把别人赶跑了，一切就安稳了……然而……”

然后怎么就说到了卡伊索迪曾经当过游击队员，甚至正好是在奎因托待过的队里；他还是“队军需官”，人称“比尔”。奎因托跟队军需部没什么关系，各支队和各部门分散在山谷的各个道弯上，甚至是在不同的山谷里；但是现在他觉着还能记得“比尔”这个名字，而且他感觉也许还见过他一次，“比尔”那时正匆忙地走着，穿着卡其布衬衫，肩上斜挂一支斯登冲锋枪[256]，一边还在痛骂着什么拿走牛肉的人。卡伊索迪却知道有关奎因托的消息，他使奎因托回忆起了已经忘掉的，但又颇为耳熟的扎营地点和名称，因为他正是那一带的山里人。

他站起来，走到房间一角。“您看见了？”半隐在一个衣柜后，高高地挂着一幅画：是一座城或一个编队里所有阵亡者相片中的一幅，一角上配有一条白红绿[257]色的饰带，还有一行这样的字迹：“队中阵亡的自由志愿军战士永垂不朽……”奎因托削尖了眼睛，画是在暗处，玻璃上又都是灰，阵亡者的脸小极了，而且他们的名字也小极了，他觉得自己一个也认不出来。他曾认识许多那些后来死掉的人！他还是很容易感动的，一想到前一天晚上他还和他们在一口大铜锅里吃过栗子，和他们挨着睡在麦草里……但现在他只想找一个人，他刚认识的一个家伙，刚来不久很快就被杀掉了的人，很傻地：他和他都在巡逻，只是很偶然的，一人在这一边，另一人在另一边。现在他觉得有一张那样的小照片很像他，但也可能是另一张，或者是旁边那张：都是些不知道有多少年头的照片了，许多人那时还是小伙子，很多人还戴着他们刚刚参军时戴的军帽，帽上还有星星，每个人都可能是另一个人，都搞不清楚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反正是毫无收获。卡伊索迪要求延期支付汇票：他得先结束另一项之前已经开始的工程，这样他就能给安弗西家的工地上集中材料和人手，还能在预期内结束工程（不过是从批文下来以后计算的——他提醒道——而不是根据签合同的日期来算的）。再给他找麻烦的话对他们也有损失。

奎因托黑着情绪地回到家。使他不安的不仅仅是不能让卡伊索迪付钱，而且还是发现了卡伊索迪是个老战友。意大利社会真是兜了个大圈子啊！他自顾自地感叹起来。两个游击队员，一个是小地方人，一个是学生，两个当初为了意大利应该完全重建的理想而共同斗争的人；而现在他们却在那里，他们变成了什么？接受了世界也就是那么个样子的两个人，两个挣几个破钱糊口的人，连资产阶级以前的美德都没了，建筑业里的两个糊涂蛋，也非偶然，他们又变成了生意上的合伙人，他们自然是要尽量互相整倒对方……但是——奎因托观察到——在那个小地方人身上还留有那种把所有他遇到的困难都当成社会斗争的习惯。而他呢？

十六

房子被裹在脚手架里，像是把木板、绳子、桶、筛子、砖头、沙和石灰等混合物乱七八糟堆在了一起的东西，在秋日里成长起来了。貌似房子侧翼般的影子已经闯进了花园里；安弗西家别墅窗外的天被墙砌起来了。但似乎还是什么暂时的东西，一个建成以后就要被拿掉的障碍物；母亲尽量把它设想成这样，对这些临时的外貌非常不满，比如从脚手架上掉到花坛里的东西，比如路上横七竖八堆在一起的木材，她尽量不把这房子想成房子，一个就要永远钉在她眼皮底下的什么东西。

卡伊索迪提议，用增加归属于安弗西家所有的房间数量来代替一张汇票的支付。这是一场漫长的交涉：在谈到新房间大小时，大家发现卡伊索迪把所有的房间都建得比合同中规定的要窄小，这样就可以再填上一间房了。反正，这就像是他从他们手里抢过来一些房间，然后又想用这些抢过来的房间来支付汇票。卡纳尔粉碎了这个阴谋，他在合同里做了一个增补，老合同中的一些条款被重新审核，“所有权保留”再次被重申，并将之联系到要交付的新房间上，但是总之，钱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得到，而房间交付谁又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

因为这些谈判，安佩力奥也回到***城，几天的时间。当那个丽娜光光鲜鲜地到来时，他们两人都在家。她带来一些文件，卡伊索迪派她来检查一些资料数据，为了用于登记政府的公文。他来的这是哪股子热情，没人搞得明白；卡伊索迪从不会花这么大劲一直把她弄到那里去。母亲不在家；然而正好是由母亲来收拾那些文件和账目的，奎因托来来往往的，总是忘这忘那；如果要想了解什么情况，总是得找母亲的。

奎因托和安佩力奥研究起来那个问题，在书房里，还有端坐于前温柔地看着他们的丽娜。“你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们上次算好的那笔账，”奎因托说罢，就去那边找了。他把半个衣橱翻了个遍，把十来本文件夹翻了又翻，但也没找到他想找的东西。当他回到了书房里时，卡伊索迪的文件还摊在写字台上，但那姑娘已经不在了，安佩力奥也不在。“她可能已经走了，”奎因托想，“她明天还会回来拿那些材料的。”然后喊了声：“安佩力奥！”安佩力奥没应声。出去还是没出去，因为挂衣钩上还有他弟弟的巴斯克帽，他弟弟有点秃，出去时总要戴帽子的。也许他在楼上。奎因托上了楼，一边在各个房间里转着，一边喊着他，还去了厕所，又从那里进到弟弟房间里。

丽娜和安佩力奥在床上。她立刻转过身去把脸蒙在枕头里，奎因托看见她的黑辫子甩开来，滚圆的粉红色肩头从床单里露了出来。安佩力奥用胳膊肘撑起来，光着身子，瘦瘦的，能看见所有的肋骨，正用一种机械式的动作在床头柜上找眼镜，并说：“圣事啊[258]，你总是这么烦人！”

奎因托关上门，下了楼，气得发黑。他恨死弟弟了。居然干上了通奸那档子事儿，就在家里，和那个企业家的一个职员，在生意关系如此微妙的一段时期，这么一眨眼的工夫上去了，跟那个假正经的虚伪女人，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是啊，他倒舒坦！安佩力奥对生意上的事情从来不管不问，把所有的责任和麻烦事都留给他，还要为他的利益操劳，每次回来还总有话说……现在他正在那上头消遣：而他奎因托呢，找这找那的：甚至可能是，他们在戏弄他，他们让他去找那些可能一点用也没有的账目！那个小婊子真是能耐啊：跟他奎因托总是垂着眼睛，但跟他弟弟，Allez[259]！还很可能是卡伊索迪派她来的，来哄他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明白为什么他没派她来跟他使眼色，他肯定不会上当的，但这一步把她派给弟弟的棋也是没下好；反正就是个缺德事，一个很恶劣的缺德事。而他能干什么呢，在那里，家里？还得给他们当电灯泡？

他正要出去时门铃响了。是卡伊索迪。他是来找材料的，就是为了政府那些事情……但真是这么紧急的问题吗？卡伊索迪谨慎的方式和平时不大一样，不那么确定，好像还有点焦虑。奎因托让他进了书房，给他指了指他的秘书带过来的文件，跟他说他们会找到的……但卡伊索迪突然问道：“啊，那么她来过这里了，那姑娘？她在哪里？”“为什么？不是您把她派过来的吗？”“是，是，但她还有其他事要办。现在我得跟她说件事。她在哪里？”“谁知道啊，可能出去了吧。”“不可能，我没碰见她……”卡伊索迪到处张望着，朝房间里，朝楼梯上看着，就像一头迷失的野兽。

“她可能是走了另一条路吧。您想她是在哪里？”

反正，这就是说卡伊索迪跟她一直跟到了安弗西家别墅这里，因为没见到她下来就上去找她了。现在他在找所有的借口留下来，钉在那里不动，怎么都不走。他尽说这些调和的话，甚至是顺从的，对要交付的工程还大胆提出一些无偿的改进，但还是那副不确定的表情，谨慎地、仔细地观察着奎因托，就好像是在等他发现些什么东西。然而时不时的，这种把他留在那里的不适似乎在他心里凝成了仇恨，凝成了费了很大劲才能克制住的粗暴，能看见他脸上柔软的肌肉不停地抽搐，形容苍白，握紧的拳头充满了血，鲨鱼般的嘴给扭得微微发颤，好像就要尖叫起来。奎因托，对自己被钉在那里和卡伊索迪说话，对还要给弟弟和他的小情人做挡箭牌，感到十分气愤，出于对弟弟的仇恨，他和企业家站到了一边，同时也意识到，这是迫使卡伊索迪做出一些宝贵让步的绝妙机会，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一刻，但他一时却想不出来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好提，底子里其实是对他不能向卡伊索迪表示出自己完全跟他站在一边而感到不满，除了劝服他跟他一起去工地上看看工程的进度，再也找不到其他出路了。

卡伊索迪走得不大情愿，总是尽量盯着别墅，或者至少是花园的栅栏。他们踩着木板搭成的楼梯上了楼，一楼[260]的钢骨水泥板还没有干。奎因托检查着门和墙角。“这堵墙应该再厚些，卡伊索迪，”这声音在墙壁之间响雷般地轰鸣着，“您来看看，卡伊索迪，这堵墙，我说……”

而他，一动不动，透过用砖头砌成门窗框的方格间，正斜着眼向那下头花园中浓密的绿色望去，奎因托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都感觉认不出来他了：“啊是啊，再厚一些，您都想看些什么呀，您等到结束后，石灰……”

十七

卡伊索迪的权威正是在对他最忠诚的人那里受到打击的。就连那个叫安杰林的红发巨人，也造了一次反。

这个安杰林，生活在一个木板搭成的小房子里，就在那工地上，一个工具储藏室，守夜用的；他睡在地上，就像一头野兽，穿着衣服。大清早，他带着那猩猩般的步伐，那坚定而惊愕的目光，出门给自己买条长面包，一段猪血香肠和一个西红柿，回来时满嘴嚼的都是东西。也许他只靠这个过活。很少能看到他在两块砖头上那个长满水垢的平底锅里烧过什么东西。卡伊索迪好像是欠了他几个月的工资了。安杰林挨着饿，像他这么有力又顺从，就落得所有重活都由他来做的下场。其他的泥瓦工和工人都要求按时付工钱，否则他们就去其他公司干，因为建筑业的活总是不缺的。卡伊索迪就靠牺牲安杰林的工资来缓口气，因为他顺从而且向来不主动；卡伊索迪就把他当奴隶待。工程开始时，他还身壮如牛，人人看见他过来都会害怕，现在安杰林瘦了，背佝偻得更厉害了，胳膊总是悬垂着，脸色苍白；营养不良，劳累，睡在地上，这些都在折磨他。

对安杰林，说老实话奎因托都没注意过他，全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母亲是唯一一个关心这个泥瓦工的人。她让他来家里，给他糖、饼干、旧毛衣。她跟他说话，建议他，责备他，质问他：最后这件事很让安杰林讨厌，因为母亲听不懂他发音不清的方言，总让他每次答复都重复十遍。他也是从内地来；卡伊索迪是他的同乡，把他带到***城里来。“好像是除了卡伊索迪他就没有其他的神可以信仰了，”母亲道。

“可能是他的私生子，”奎因托笑言。

“我问他他们是不是亲戚，他也搞不清，”母亲说。“我也想过那……”

“连他也是：够了！”

“为什么是：连他也？”

“啊，说来话长啊！”

在工地上，其他工人都笑他，他们开他的玩笑。有一次他完全爆发了。那次能听到废铁相撞的声音，木板砸木板的爆响，还有喊叫。奎因托正好在家，跑到楼下工地上。有些工人逃到街上，一个人甚至从一楼跳到了花园里，弄断了植物。“安杰林疯了！救命啊！”正在修建的房子里，在一楼，那个巨人正到处东劈西砍。他把装石灰的桶摔在墙上，拔掉一根根的脚手架，扯掉脚手架杆子上的绳子，推倒梯子，瞎扔砖头，敲碎墙角，把新浇灌的水泥面踩得乱七八糟。在那么空旷的地方，每一声响都是震耳欲聋，愈显洪大，而这声音又更加刺激了那疯子。没人能靠近他：他挥舞着铁锹，铁锹所到之处能立马把人杀死。他对卡伊索迪的怨恨就这样发泄了出来，盲目地，也不看他都击中了谁。

“你们去叫保安！特警队！不，不，要卡伊索迪，只有他才能把他制止住！”助理已经骑上机动自行车去找他了。奎因托看着那费了老大劲才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房子就这么在他眼皮底下被砸毁了，柱子的骨架在木板的敲击下扭弯了，窗台裂缝了，就计算起来由于修复损失会带来的拖延时间，计算起那些不会被好好整修的，只会被打上几个破补丁的地方，算起为这事还得吵的架……

卡伊索迪开着小摩托货车来了。一听见发动机的突突声迅速到来且停了下来，工地里的噼啪声也静了下来。卡伊索迪下了车，绷紧的脸十分苍白，但神情镇静。他避开人群，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进入工地，一眼扫过就明白了情况，举起一个木梯子，把它架在第一层楼，上去了。

安杰林已经站在他面前，把铁锹挥到了身后，蓄力准备打他。卡伊索迪又上前一步。没提高嗓门，很快地说：“安杰林，你生我气了？[261]”巨人睁大着眼睛，开始发抖。最后说：“是，是生你气了。”卡伊索迪：“你想把我杀了？”巨人沉默了一阵，然后说：“不。”接着卡伊索迪，不像发令：倒几乎像发问似的，或是种确认，或像是对一条受过训练的狗那样发令似的说：“放下铁锹……”安杰林丢下铁锹。一见他两手空了，卡伊索迪就猛地往前一冲，这是一个失误，因为安杰林又愤怒起来，但这愤怒已经只是害怕了：他抄起一把镘刀，使出全身的劲儿朝主人扔去。镘刀擦他而过，在他额头上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很快就染上了血色。卡伊索迪本应该被这痛惊住一阵子的，可他旋即作出了反应，否则，那巨人真能把他了结了。他抬起一只胳膊，但更像是不想让安杰林看到血迹，而不是为了护住伤口，他扑到安杰林身上。他们在钢筋水泥板上翻滚着；看不清是不是有过对抗，但反正是卡伊索迪在安杰林上面，安杰林也不打了，只是在他底下挣扎，最后连挣扎也不挣扎了。卡伊索迪，用膝盖压住泥瓦工，开始揍他，拳头像锤子一样捶击在他身上，接连不断，几乎是规律的，每一记拳头都是使出全力的，重重落在地上那个男人的背上、胸上、头上、骨头上，轰隆作响。

“他要杀了他，”奎因托身边的一个泥瓦工说。“不，”另一个人说，“但他一分钱也拿不到了。所有本是他的钱都得用来偿还他毁掉的东西。”拳头的轰隆声还在继续。突然听见大喝一声：“够了！他已经不再自卫了！”奎因托听出了母亲的声音：她在篱笆上，脸色苍白，双臂裹在披肩下。

卡伊索迪站起来，背朝外地缓缓地从木梯子上下来。躺在水泥板上的安杰林身子动了动，爬了一会，匍匐着撑了一会，然后站起来，但还弓着身子，没有露出脸来；就这样，都没打理一下自己，一瘸一拐地，拾起散落在他周围的物件，把它们放回原处，拾掇起来……

卡伊索迪走过来，额头上裹着一条被血染红的手帕，然后很用劲地把遮阳帽扣在头上，戴牢了。也许是因为伤口的缘故，他满眼是泪。“什么也没发生，”他对泥瓦工们说，“现在你们可以回去干活了……”“回去和那个疯子一起干活？他差点杀了我们！我们不回去，我们要叫特警队！”“他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他不是生你们的气。现在他很好。他没疯。你们谁也别叫。你们回去干活吧。”他又爬上小货车，染上血的那条手帕半遮着眼睛，他踩了一下脚踏板，随着发动机的突突声颠了一阵，被流到脸颊上的眼泪遮了视线，离开了。

十八

整个冬天奎因托几乎总不在，他在米兰；在本西和切尔维戴里的杂志编辑部当秘书。他偶尔来趟***城，也就几天的时间。他总是夜里到，上楼时总要经过工地前。黑暗中房子的影子，总是被脚手架的支架裹着，给空空的窗户洞打上了孔，房子还没封顶。工程进展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奎因托在一次次的往返中发现一切都还是原样未动。他甚至觉得房子的最终形状也就是那样了；真正完工时的模样他简直想像不出来。他一切有关实用，有关具体实际的热情，就都在那里了：一堆成不了任何东西的废料，空想，未果的尝试。只有当他跟本西和切尔维戴里在一起时，才感觉自己是一个实现者，而他正是以此来战胜自感不如他们有文化和敏锐的自卑感；但就连那方面，他也是处在一种持续的自我矛盾中，但那都是些很惬意的矛盾；他是怎么想起来给自己摊上盖房子这种事的？他现在什么想法也没有了，整月整月地待在米兰，想都不想，所有的麻烦事就都落在他母亲肩上。

他的弟弟，怎么能靠他？他要准备考试，苍白得像条毛虫，没有任何法子能使他从他的生活轨道上挪开一毫米；每过三四个月，在短短的假期里，他就来看看母亲。有一次奎因托回家时碰上他了；他已经在***城待了几天；他们是早上见到面的；奎因托前一天夜里到的，当安佩力奥进来时，他正在洗澡。奎因托立刻攻击他道：“那么，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工程没有交付，你准备好没收了吗？抵押呢？”他很高兴，终于找到可以对之发火的人了，对这笔貌似简单却越搞越复杂的生意的那股厌恶和怒气，他终于找到地方发泄出来了。

安佩力奥站着，在厕所门槛上，穿着外套，一只胳膊上挂着把伞。那副眼镜后面，连眼神的影子都看不到。“没什么好做的，”他平静地说。

奎因托穿起睡衣。“什么没什么好做的！”他大嚷着。匆忙擦干了身子。“什么没什么好做的！我们有所有权保留的规定！”他推着弟弟进了卧室。“他还没交出房子吧？好的，我们要把土地和那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收回来！得行动起来啊！”

“那你去忙啊，”弟弟说。

每当安佩力奥操起那种语调，奎因托都能气得发疯；他知道弟弟天生就是这样，他越来气，弟弟就越会用他精炼而轻蔑的冷静来对抗他，尽管这样，奎因托还是每次都会失控。“那你呢？你在这里已经五天了……你早该和卡纳尔操办起诉讼手续了，早该把申报交到初审法庭了，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奎因托坐在床上穿衣服。安佩力奥站在他前面，穿着大衣，双手撑在伞柄上，伞尖戳在床前的小地毯上。奎因托还觉得不很舒服，原因是自己半裸着身子，而弟弟却穿得这么好。

“你在这里五天了什么都没有解决！卡伊索迪房子还没盖完，但已经在出售他的那部分房子了，而我们还在这里无所事事。如果我们有房客要入住的话，他就不得不把房子给我们盖完了！你找房客了吗？你去中介了吗？”

安佩力奥回答问题之前总要等一会，不动声色地，望着空处。然后说：“你的脸就像屁股。”

“你想说什么？”

没有回应。

“你想说什么？”奎因托摇着他的胳膊。“你说啊，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自己什么都无所谓，还跑来跟你发脾气，你是想说这个？嗯？这个？”他摇着他的胳膊，但安佩力奥什么也不说了。“我在这里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干火中取栗的事，为你，还要为你，我成月在这里操劳，你却漠不关心，你连谢都不谢我一声。我说的对不对吧，你就告诉我这个好了，我说的对不对吧？”

安佩力奥是个会藏着理由不说的人。尽管他只需说一句“但你在这里三个月只是去海边”，奎因托就会泄气了，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然而，他连吵架这种事都不会让人痛快。他说：“够了，你们给我我的那份，我们把房间分了，我卖我的房，那房间现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卖给卡伊索迪，卖给任何人都行，他们给我什么价我就收什么价，只要用不着再跟你吵就行，我就是为妈妈感到难过，她还要受你摆布。”

“什么什么，你究竟怎么啦，”奎因托攥着弟弟的手腕，“但你为什么不愿承认，到目前为止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我还为你忙过。”

安佩力奥避开了：“你病了，你精神出毛病了。你去找个医生，让他给你看看。”

“你干什么要侮辱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奎因托大嚷道，对弟弟挥起了拳头。安佩力奥跌坐在床上，也不自卫，只是曲着肘部和膝盖，这样奎因托那更多是出于气愤而并不重的拳头就只能落在胳膊和腿上。他手里总拿着那伞，但这时他搁下了它，和身体平行地放着，也不对哥哥挥伞。他的眼镜掉在了床上。他等着，蜷缩着，胡子包裹在外套的翻领里，盯着哥哥的双眼既没表示出愤恨，也没表示出任何东西，只显示出近视眼的不适，和一种绝对的距离感。

奎因托很快就住手了。安佩力奥站起来，戴上眼镜。“你去找个医生，你不正常，让他给你看看，”然后就走出房间了。

十九

冬天快结束时奎因托找到了一份拍电影的差事，在罗马。他和本西和切尔维戴里吵架了，离开了杂志编辑部。罗马城里的世界挥霍无度而又没有偏见；制片人是一个在几天之内就能筹集出上百万的人；他总是和大家混在一起，一万一万的票子就跟几块十几块一样花掉，晚上总下馆子，然后就去这个那个家里喝酒。奎因托喝酒会不舒服，但这最终也成了一种生活。钱还没怎么看着就已经花出去了。

从他母亲那里来的信，连同那些细微的担心，任何小问题的拖延，都会给他带来一种难以忍受的气恼：因为房间还没准备好，他们已经错过了一次租房机会，卡伊索迪已经封了房顶，但又在顶上建了个电梯房，违反了限高，本该来检查这个违规行为的特拉瓦利亚却总是找不着他人。奎因托目前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一切都很方便，很妥当，干起事来都很轻巧，可他在***城的生意，当然也不能不管，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因他算过账，这份工作赚得越多花得越多，钱是从来不够用的。他还在追“联合摄制”方的一个法国姑娘，他总在那个圈子里，过着没根的生活。

这桩盖房子的心事越压越重，像根刺一样地扎在他心里。

他一闲下来几天就去了趟***城。“现在由我来掌控局面，要速战速决，”他跟自己说，并感到自己操起了在拍电影时的作风。但只要他到了那里，目睹泥泞而堵塞的空地，空地上是还没完工的水泥房，只要他听听母亲列举的那些问题（比如得考虑饮用水和电线的连接问题，那真是没完没了），只要他再听听卡伊索迪那漫不经心的语调，有的只是傲慢无礼和横行霸道了，而他们作为合伙人却是如此的无能和心不在焉，他就觉得自己身上那种制作电影时迅速有效的作风立时消失了踪影，再也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了。

卡伊索迪已经租卖起了房子，交易时用的都是非法合同，因为只要他不把房子交给安弗西家，就不会是任何形式的主人。当房客们要入住时，他便草草地给一套房收了工，刷白了墙，装上了门窗框。

“什么？您的房子想什么时候完工就什么时候完工，而我们的房子您却要我们等……”

“你们又没有房客要入住……”

就知道他会这么回答。奎因托也找起了房客，委托了中介。但这个夏天房子还是好不了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也有人一直寻到这里来看房子：可只找着了工地，泥坑，于是就向中介抗议为什么乱给地址。已经完工的只有一个底楼[262]的仓库，一种类似车库的地方，奎因托打算把它租给卖花的、打包的或是出口商，因为花市不是很远。大清早人流量最大时，他去花市打听了情况，但其时正是旺季，不是卖花人会考虑搬家的时候。

回罗马前奎因托待在***城的最后一天是个周日。他经过工地时看见一位先生很好奇的样子，还走进去了。他跟着他。那是个小矮子，上了年纪，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踩着一级级的水泥楼梯上去了，楼梯上还没铺大理石，他上到一楼，把头探进还没装上门的门洞里。“对不起，您找什么人吗？”奎因托朝楼梯井里喊着。小老头避过地上的瓶瓶罐罐，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不，不，我只是看看……”

奎因托也上了一楼。转了一整圈来找小老头；最后他看见他从一个露台上进来。“您在找租房吗？”奎因托问。小老头已经上了楼梯。“不，不。我就看看。”奎因托上了二楼。“如果您想要套房，右边的房间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商量商量……”他对空中喊着，因为不知道那家伙上哪里去了，“我们有三居套和四居套，”然后他才发现小矮子已经在楼上了。他跑上楼，重复道：“我们有三居套和四居套。”

尽管那先生总说不，但他还是来找房子的。否则的话他为什么处处好奇，就好像想搞清楚房子的每一间屋子和每一处细节一样？现在一切的一切都在于能说服他，好让他跟他奎因托来做生意，而不是跟卡伊索迪。“您现在看吧，一切是还很乱，但如果您想租的话，那也就是个天数问题，一切都会到位的，而您就可以带上您的家具……”

小老头甚至都没听他说话。他在检查排气管、盥洗盆……奎因托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聋子。但先前他很快就回答他了呀。“如果我们现在能谈好的话，您下个月就可以把您漂亮的家具带进来了……”他大嚷着，但三楼到四楼间还没装上楼梯，而小老头已经不在三楼了。他怕起来：小老头会不会因为那个到处乱看的毛病从电梯井里掉下去了？

然而没有，他看到小老头站在屋顶的檐口边，正平稳地探出头去，檐口还只是块平台，周围没有护墙。他是踏着泥瓦工们用的木板一直爬到那上面去的，他上去是为了检查水箱，现在他正下来，走在那些木板上晃啊晃的，曲着膝盖，胳膊伸在前面。

奎因托去帮他。“那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吧：如果您既不想买也不想租，为什么还对这房子这么感兴趣？”

那个小老头，拒绝了他的帮助，已经来到楼梯平台上，接着下起了楼梯。“没什么，”他说，“我就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因为我得抵押。”

二十

在春天时电影因为外景拍摄转移到了戛纳。奎因托便来往于罗马和戛纳之间，有几次还被接待在法国制片人在茹安莱班[263]的别墅里。他会经过***城，或坐火车或乘汽车，但从没停下过，既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是因为要从制作电影的节奏中过渡到卡伊索迪的事情里他适应不过来。他习惯了一种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比较简朴的生活，而那种在各个意义上都很昂贵的生活方式使他长期以来疲惫不堪。法国姑娘很难维持。对奎因托来说，所有对幸福的渴望都破灭了：现在他正过着一种貌似最幸福的生活，而他却悲伤着。

从***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复杂。有个人从卡伊索迪手上买了底层的车库，知道了卡伊索迪的所有权可能会被否认，就跑到母亲那里去打听情况。母亲告诫他，在卡伊索迪没履行完义务前，就不要从他那里买房。卡伊索迪知道这事后，大吵了一架：他威胁要起诉母亲，因为她损害了他的利益。他当然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他说——，如果安弗西家这样竭尽全力地诽谤他并使他生意破产的话！同时卡纳尔起草了一份控告，控告卡伊索迪没有履行合同，控告因他不能交付房子而造成的损失，控告他违反不动产限高的条款。如果企业家不能在本月之前完成任务，他就把这份控告送上初审法庭。但是卡伊索迪现在也有个律师，他也让律师准备了份控告：他指控安弗西太太连续诽谤，违反合约（没有及时掏空的黑井问题），最后还指控她偷窃，还是为了去年那些灌溉水管的事，这些管子的问题每次一吵架都要冒出来。所有的指责都是没头没尾的，但如果卡纳尔呈递了他的控告的话，卡伊索迪则会以他的控告来回应，那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乱，把时间拖得越来越长。于是就准备靠谈判来解决问题。

正在这个最好时候[264]，奎因托被从蓝色海岸调回了罗马。法方“联合制片人”从影片中退出了；意方身陷一片债务之海。他们在电影城[265]拍了一点内景，随后危机加剧了，一切都停滞下来。母亲从***城写信来说她终于找到了租仓库的人，是什么奥费尔太太，她要把菖蒲花寄到巴伐利亚的慕尼黑。

九月，意大利制片人破产了，影片被一家同时也在做可建筑用地买卖的新电影公司买去，用自己人给电影收了尾。他们也不叫奎因托了，他的“剧本助理”职务也被认为是多余的。他本以为还有几个小钱可以捞回的，但他们给他看，根据合同他什么也得不到了。和那个法国女人在戛纳时就已断了。他回到***城。既没工作也没钱。

母亲现在主要是生奥费尔太太的气。她没付租金，又找不着她，给她写信也不回，好像是去了德国。她终于露面了，那时奎因托也在。她身高一米八，有力，丰满，有点壮，但体态很匀称；她的胸在西服套装里都要撑爆了，腰很细，臀部很丰腴，腿有点男性化但细细长长的。她的脸僵硬，普通，但是自豪，是那种很有能耐的女人；头发是金黄色的，拳曲的，被一根没什么关系的粉红色饰带系在后面。奎因托，立刻就对这个德国女人的身体好奇和不安起来，一眼一眼地去扫视她，但奥费尔太太，用那张大理石般的脸庞，继续跟母亲说着话。她说意大利语时口音很重，但有种冷淡的流利；她说自己不得不在德国停上比预计要长的时间，这才没能付掉三个月的租金，但现在她会把她的事情安排好的，一个星期之内，她就会回来付钱的。她踏着一双男士的鞋子，步伐稳健地离开了。奎因托都触不到她的目光。

快满一个星期时，母亲开始说：“奥费尔太太还没有来……”而奎因托，陷在躺椅里，正在读费利克斯·克鲁尔[266]：“奥费尔太太……奥费尔太太……我们会叫她付钱的，奥费尔太太……”而他继续玩味和咀嚼着奥费尔太太的名字和形象，因为在奥费尔太太身上，慢慢汇聚起来所有他不曾拥有的东西，他不能成功的东西：房产投机、电影、法国女人……“奥费尔太太……”他自顾自地冷笑着，“我来处理奥费尔太太……”

奥费尔太太只有大清早时在仓库，那时候鲜花会从花市运过来，还有两个打包工人。她要检查菖蒲花篮子的外包装，然后工人把花儿带给前往米兰机场的送货人；她呢，放下金属门帘，离开。奎因托起得晚，从来见不着她。但她留过家庭地址。

八天以后，奎因托跟母亲说：“把三个月的欠条给我，要有签名，印花税票，所有的东西：我去趟奥费尔太太家，我去弄钱。”

她住在海边一幢老房子里。她给他开了门。她穿着件短袖衬衫；胳膊白花花的，比奎因托期望的要软一些。她一脸质疑，就好像不认识他一样。奎因托迅速抽出欠条，说既然她没时间去，那就只好由他自己来结算……她让他进去了；房间里是些刺绣枕头、玩具娃娃，可能是已配好了家具的住房。在一个屉柜上，有印着一些男人的两张照片，照片前面搁着些花儿：一个德国飞行员和一个意大利军官，奎因托——总把事情往坏处想——感觉像社会共和国[267]时期的制服。

“您真是不必这么麻烦，安弗西先生，”奥费尔太太说，“我明天或后……”奎因托的目光像梭子一样，在她总很遥远且心不在焉的眼睛和那紧绷而饱满的肉体之间窜来跑去……

“但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结清呢？我带了欠条……”奎因托把话说得抑扬顿挫，尽量表现得诙谐幽默，或者更好地说是：暗示，反正就是想从那种生硬的关系中脱离出来的语调。但什么呀，那种难以觉察的悸动似乎根本就捕捉不到她。“安弗西先生，如果我跟您说我明天或后天会过来的，那就是说在明天或后天以前这钱我弄不到……”除此之外，她脸皮还蛮厚，给出那样的回答居然还能面不改色，都已经拖欠了那么久了。但这并不是奎因托突然决定想战胜的那种抵抗。

他冷笑了一下，暗示道：“奥费尔太太，要和像您一样美丽的女人吵架可是件伤心事啊……”

奥费尔太太没料到他这么说，看得出来，在她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但也可能很快就变得嘲讽起来。可是奎因托，敏捷得就像一个性欲狂人，已经把手伸向前去解她的衬衫了。奥费尔太太被冒犯似的往后跳着退着，然后好像恢复了镇定，不再后退：“安弗西先生，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话刚说罢他们就已经拥抱起来了。

奥费尔太太是头老虎。她压着他，他们从房间的一个角落飞一般地转到另一个角落，而她一直是站着的。奎因托什么都搞不清了；他一直想对这一切报仇，现在他有了。在这疯狂中，他突然几乎失去了知觉，然后就已经筋疲力尽地仰卧在长沙发上的玩具娃娃之中了。奥费尔太太还是那么站着，在他面前，用一种略微轻蔑的神情看着他。她一次也没笑过。

奎因托整好衣服，尽量什么也不想。奥费尔太太准备把他送到门口。奎因托，为了说点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欠条：“至于这个嘛，那么，您会来……”

奥费尔太太稍稍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让他把手伸过去，她收下欠条，走到屉柜前，打开一个小包，把欠条藏进小包里，走到门口，给他开了门。“晚安，安弗西先生。”

奎因托出去了。白天开始变短。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二十一

卡伊索迪的女律师一副不很了解情况的模样，甚至连主要问题都搞得不很明白；卡伊索迪不得不什么都是自己来定夺，而她则是尽量给他说的东西穿上法律的外衣。

“算了吧，”卡纳尔从写字台后面对她说，“怎么能指控安弗西教授偷窃呢？你们这是去让法官当面笑话你们啊……你也是，应该劝劝你的客户不要开玩笑开过头了……”

卡伊索迪，坐在一把“伏尔泰”式的椅子上，拳头攥紧在扶手上，脸紧绷着，恶狠狠的。女律师翻了一下材料，说道：“那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那天……四根灌溉铁管，长度为……”

卡纳尔吹着气地说着一些并不雄辩但相当实用的话，就像厌倦了各种法律假设，厌恶这法律是如何能被用来给不诚实的人做挡箭牌的，但也知道事情只能如此，而他的工作就是尽量把那些能修补的地方修补一下，尽量补救那些被骗子们造成的损失，他们居然认为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一方和另一方都是糊涂蛋，连糊涂的方式都一样——，于是卡纳尔就尽量说服双方，这不是一件靠强词夺理就把争执一直拖下去的事情，汇票是要付款的，工程是要交付的，钱的问题是可以让步的，他的客户即安弗西家要意识到如果把卡伊索迪的公司搞垮对他们不利，所以他们要提出个最终价格，否则，这次就真得上法庭了。

这种调解战略是由他卡纳尔向奎因托提出来的。“我们想做什么？”前一天他对他说过。“你也没心思管这件事了，我算是看清楚了……你从来不在这里，所有的麻烦事都留给你妈妈，而她本该是有权利安安稳稳地待着的，却得操着这份心……卡伊索迪没什么名声好丢：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来到这里，过得像个乞丐，尽做一些偷鸡贼的事，人们永远骗不了他，因为他从不做那些逻辑上可以预见的事情……用这种办法，他总能浮出水面[268]，和他总有账要算……”

卡纳尔报了个奎因托同意的价。女律师朝卡伊索迪转过身去。卡伊索迪努了努嘴，打了个不行的手势。“我的客户不认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她说。卡伊索迪站起来，她也站了起来，熄了烟，把材料收进文件夹，拎上包，和卡纳尔握了握手，也和奎因托握了一下，就匆匆出去了，她身后客户卡伊索迪的手一直藏在口袋里。

“唉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剩下他和奎因托时，卡纳尔这么说道，他张了张双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很愚昧，而且，还是个笨蛋，都弄不清楚他这么既不付钱也不完工究竟是搞什么名堂……但事实就是这样，你看见没有，就是这样……”他把手伸过去和他握了握。

奎因托还想稍留他一会来谈谈自己做电影的经历，但卡纳尔有事，他告了别。现在他终于有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可说了，电影城，法国女演员，不用再像从前那样总得谈政治或文学了，也不会再不知道该跟老朋友们说些什么了。然而现在他却除了卡伊索迪什么都不想谈。

卡伊索迪，卡伊索迪，卡伊索迪……他再也受不了了。是的，他早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早知道他总是会赢的，他是第一个明白这一点的人！但所有的人有可能把他当做一个正常的现象来接受吗，有可能只用言语批评他吗？可能并不想否认他，消灭他……是啊，是啊，当然，是他奎因托想要他的，是他反对所有正统派的观点来赞扬卡伊索迪的……但当时他觉得还是另外一种东西，是一种对立，是某种进程中的一部分……现在卡伊索迪不过是一种完全单调的灰色形象，一种需要否认或接受的事实。而他奎因托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就更不用说巴尔迪索奈公证员了，奎因托去找他时，他甚至还吹捧了一番卡伊索迪：“你等着看吧，他会付钱的，你听我的没错，他没他看上去那么坏，他白手起家，你要想想，现在他已经有了家相当可观的公司，这段时间谁都困难，层次高的也好，层次低的也罢，大家都这样，但你尽量和他把这事情谈成，我跟你说，他是个好人。”

特拉瓦利亚醉心于政治。一年后有市政选举，据说他想竞选市长，上选民册。有一天他们碰着了，一起走了段路，奎因托对他透露了点电影界的内幕，装出一副很有阅历的样子。在麦利纳咖啡店前他们碰到了卡伊索迪。上次谈过话后，奎因托和他都不打招呼了。特拉瓦利亚却停下来跟他握了手。过了一阵子，他对他说：“那么，安弗西家的问题怎么说了？”

卡伊索迪于是又使起那哭腔，但说得非常含糊，奎因托除了耸耸肩，并不插话。特拉瓦利亚则是尽量讲理，尽量说服卡伊索迪，但他在阐述安弗西家的理由时，那表情就像是在解释一个小孩子的理由，一个得尽量理解他，但别指望他会按现行逻辑来行事的理由。总之，末了卡伊索迪发出一个提议：他会支付一部分他欠安弗西家的钱，但是安弗西家——反正他们显然再也不能过问此事了——要让他来支配那些房子。由他来找房客并赚取房租，年终时他会交纳一定的钱款。

这是一个会被卡伊索迪活生生吃掉的办法，奎因托很明白；但他也明白这是一种摆脱掉那些烦心事的法子，至少一年时间，也能让他不再为母亲孤身一人跟租赁作战而感内疚了。就连特拉瓦利亚也很快明白过来，这个解决方案对安弗西家有相当积极的方面，他很支持。奎因托尽可能地撑着。结果是所有人都聚集在卡伊索迪的工作室里。他有个新秘书，一个红头发姑娘，新家具，新吊灯，用灯管的那种。卡伊索迪让工程师和奎因托坐下，请大家抽烟。进来一个女人，小地方的女人，年纪已经不小了，领着一个男孩。“我妻子，”卡伊索迪介绍道。“她也过来了。反正我跟老家没什么关系了。”

于是他们说好了，奎因托会把一切都向母亲和正好要回家的弟弟说的。

他独自回家，正上着坡，看见了老木匠马赛拉骑车下着坡，刹住车停下来向他打招呼。

“你还会在这里待上一阵吗？生意上的问题？房子……我总是经过那里，我看它总在原地踏步，我就想到了你，想到了你妈妈，想到了你们饮了多少坏血[269]……卡伊索迪真的还欠你们汇票吗？对不起，你知道，我从来不是想跟你说什么啊，有时，我见你皱着眉头，就跟自己说：我得跟他说说，然后我又不敢……但我们经常讨论这件事，同伴之间……你们真会被那个卡伊索迪完全控制的……但你之前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他在全国游击队员协会给我们惹了多少麻烦事？”

奎因托神经正高度紧张着呢，尽管他是刚解放出来：他这桩房产生意的尝试，曾是自己心里鼓吹而且赞扬过的，但好像是害怕马赛拉和他的同伴们会指责，并要为这事辩护一样，然而这却是一件可以和他们谈谈的事情，这件事上他们还是站在他这边的，是关注他的……

“对，我知道你们急着卖掉，得付税费，”马赛拉说，“你们摊上盖房子这件事，这很好……与其让别人做这事，不如……但你为什么不来组织里问问呢？一些建议我们还是能提的……有些企业家，虽然不是同伴吧，也是我们的朋友，或者至少不想跟我们翻脸……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合作社，运作得很好，是我们的……哪天晚上你来和我们谈谈：我们想组织一个全面的行动来反对投机活动，控制土地价格，让人们按规定办事……绝不能让眼前正在发生的那些事继续下去，这些骗……这是可以斗斗的……有很多事可以做……你听啊，现在你要找房客，你来问我们好了，偶尔我们会知道什么人，他们有时给我们写信，写到组织里，从都灵，从米兰，也有些有钱的同伴，如果我们能给他们提供点情况……”

奎因托回到家时就像肩上抗着具尸体：他被马赛拉温厚善良的一席话噎得喘不过气来，自由冒险企业家的个人主义让他浪漫的双眸直瞪着正午的太阳。

安佩力奥也在，他们把自己关在饭厅里，桌子上堆得满是文件，又从头算起所有的账来。

母亲在花园里。香忍冬阵阵送香。金莲花那一团颜色艳得过分。如果不抬起眼睛往上看，看那上头四面露出房子的窗户，花园还是花园。母亲在花坛间转来转去，剪着枯枝，检查着园丁是否已经给所有的地方都浇过水了。一只蜗牛正顺着鸢尾花尖尖的叶片爬：她把它摘下，扔在地上。一阵爆响让她抬起了头：那上头的房顶上，他们正在楼顶平台上浇沥青。母亲想，从前用瓦片做屋顶更漂亮，当屋顶完工时，他们还会在上面插上旗子。“孩子们！孩子们！”她对着饭厅的窗户喊道，“屋顶做完了！”

奎因托和安佩力奥没应声。百叶窗紧合着的房间半明半暗。

他们坐着，膝盖上堆着成捆的文件，重新算计着资金能返还回来时的账目。太阳早早就消失在卡伊索迪的房子后面，百叶窗的叶片间，射在碗柜银质餐具上的光线越来越少，现在只有那一缕光线，穿过最高的几条叶片，在托盘和茶壶有光泽的弧线上慢慢地黯淡下去。

烟云

当我来到这座城市定居时，真是什么都不在乎。定居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我对稳定没有任何期望；我希望周围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暂时的，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到拯救了自己内心的安宁，但是我也解释不出这种稳定存在于何物之中。于是，当我在通过了一系列介绍之后，得到了一个在《净化》杂志做编辑的职位时，便来这里寻找住处了。

对于一个刚下了火车的人来说，大家都是知道的，城市整个就是座火车站：转来转去的，他就转到了越来越凄凉的路上，周围是车库和托运仓库，有锌制咖啡桌的咖啡店，往他脸上喷着恶臭气的卡车，他不停地换手拎行李，感到手都肿胀起来了，脏兮兮的，内衣紧贴在身上，紧张，他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紧张的，分崩离析的。那间为我准备的带家具的房子，我正是在这样一条路上找到了，在大门的边框[270]上，有两串牌子，用鞋盒做的，被绳子挂着，是一张租房信息，字迹很潦草，牌子一角上贴着印花税票。我不时地停下来换手拎行李，看见这牌子就进去了。那幢公寓的每个楼道、每层楼上都有一两间要出租的房子，我在C楼道的第一层[271]楼按响了门铃。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房间有点暗，因为落地窗朝着内院，正是由那扇落地窗进入房间的，进去前要通过一条栏杆早已锈迹斑斑的走廊，于是这间房就独立于这套房子的其余部分之外了，但是得先通过一连串用钥匙锁上的防盗护栏；房主玛尔格利蒂小姐耳聋，怕的正是贼。没有卫生间；厕所在走廊上一个木头做的小屋里；屋里有个自来水的洗脸池，没有热水设备。但总之，我还能找到什么呢？租金对我太合适了，其实，这是唯一的可能，因为再贵的我也花不起这个钱，再便宜的也找不到；再说，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想这对自己来说应该是个非常清楚的事实。

“是，是，这房子我要了，”我跟玛尔格利蒂小姐说，她却当成我是在问这里冷不冷，于是她指给我看了看炉子。我早已看过了，想把行李丢在那里，出去走走。我先走到洗脸池边，把双手放到水龙头下面；从我刚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有洗手的欲望，但是我只是冲了一下，因为打开行李找肥皂很麻烦。

“哦，您为什么不跟我说？我这就给您把手巾拿过来！”玛尔格利蒂小姐说道；她跑到那边去，带了一条烫平的毛巾回来，搁在椅背上。为了清爽一下自己，我在脸上也扑上了点水；我非常厌恶自己不干净；然后用毛巾擦了擦。从那个动作中女主人终于明白过来，我是真想租那间房的。“啊，这房间您要了！您要了！好的，您想要换衣服，整理行李，您自己尽管来，这里是挂衣架，您把大衣给我，搁这里！”

我没让她给我脱下外套，我打算马上出去。我还得跟她说我需要一个书架：我有一箱书要到，那是自己在支离破碎的生活中还能攒起的一点点藏书了。我费了好大劲才让那个聋子搞明白我的意思；她总算把我带到她那里去，带到她房间的一个小货架[272]前，里面放着她的针线篮，线圈盒子，要修补的什物，还有各种刺绣样式；她告诉我，她会把这货架腾空，搬到我房间里去的。我出了门。

《净化》杂志是机关办的一种刊物，我得先去那里报到，才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崭新的工作，不同的城市，如果我再年轻一些或者我对生活还有更多期盼的话，这一切也许会给我带来兴奋和满足；可是现在不同，我只能看到灰色，还有围绕着自己的痛苦，我只能深陷其中，倒不怎么是我让步了，而是我更喜欢这样，这样就证实了我的生活不可能还有所不同的看法。甚至连那些自己必须走过的路，我都会选成那样的路，那些最次要、最狭窄和最无名的，尽管从那些有着高雅玻璃窗和漂亮咖啡店的路上走对我更方便一些；但是要错过行人疲惫的面容，错过廉价饭馆里稀薄的空气，错过小店铺的霉味，错过小路上特有的某些噪音，我又觉得非常可惜：电车，小货车的刹车声，院子里小作坊的焊铁声：这都是因为那些外界的筋疲力尽和吱嘎刺耳声可以防止我过于沉溺于内心的筋疲力尽和吱嘎刺耳声。

然而，要抵达那个地点，我不得不在某个地点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那里绿树成荫，古色古香，高档雅致；小街小巷里的车辆很少，而林荫遮蔽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都相当宽敞，这样一来，交通既不堵塞又不嘈杂。秋天了；一些树成了金黄色。人行道边不再是房子的墙垣，而是栅栏，栅栏后面便是篱笆，花坛，卵石小路环绕着的带有装饰建筑的，介于宫殿和别墅风格之间的房子。我现在体会到一种不同的茫然，因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我在其中能像以前那样认知自己或是预测将来的东西了（不是我相信征兆，对于处于紧张状态的人来说，新的地方，他见到的每一个东西都会是一种征兆）。

于是，当我进入那个机关办公室时，真是有点晕头转向的，那里的办公室跟我想像的不一样，因为它们都是些贵族宫殿式的大厅，镶边的镜子，靠墙桌和大理石壁炉，以及挂毯和地毯（但实际使用的室内配置却是普通的二十世纪办公家具，照明系统是最现代的品种，用灯管的那种）。反正，我现在是为要了如此丑陋而昏暗的房间而感到窘迫；以至当我被领到协会主席科尔达工程师的书房里时，就更感难堪了，因为他立刻就以一种夸张的热情接待了我，完全把我视为平级的人物来对待，不只是从社会等级威望上来看—就连这我都已经很难消受了—，而且尤其是把我当成对这个机关和《净化》杂志所关心的问题有着和他同等竞争力和兴趣的人。我，老实说，本以为这就是个做做样子的活，可以挤挤眼睛使个眼色混过去的事情，而我也只是把那份工作当做其他什么随便的差事接下来做的，可是现在，我就得扮演那种在自己生活中就没想过其他什么事的角色了。

科尔达工程师是个五十出头的人，孩子气，黑胡子，也就是不管怎样都能保留着一股孩子气和黑胡子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那些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有过任何瓜葛的家伙。他的一切举止，谈吐，外貌—一身无可非议的灰制服，衬衫白到完美—，手势—一手夹着香烟，挥舞着——，都让人觉得他高效精干，天资聪颖，性格乐观，没有成见。他把《净化》杂志至今所出过的几期都拿给我看，这些杂志是由他（他是杂志主编）和印刷办公室主任阿万德罗博士[273]（工程师向我介绍了他；他是那种讲起话来就像在念稿子一样的家伙）共同收集的。期刊很少，还相当薄，能看得出不是行家做的。我以自己那一点做杂志的见解，对他说了一下——当然没有批评的意思——我是如何准备做这份杂志的，还说了会进行哪些技术上的变动。我同样也操起那种实用的、很有把握的语调；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非常谈得来。很高兴：是因为我越表现得干练、乐观，就越会想到那间可怜的租房，想到那些凄凉的街道，想到自己身上带着的那种生了锈的、黏糊糊的感觉，想到我什么都无所谓，我觉得自己是在耍魔术，当着科尔达工程师和阿万德罗博士的面，正在把他们所有的工业技术效率变成一堆碎屑，而他们毫无察觉，科尔达还在满腔热情地点头。

“很好，那么您明天没问题喽，我们说好了，还有，”科尔达跟我说，“为了修订……”他想让我读一读他们最近一次开会的材料。“喏，”他把我带到一个书架前，书架上堆满油印报告副本。“您看见了吗？您拿着这本，还有这本，这本您已经有了？好，您数数是不是都有了，”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那些纸张拿在手中；就是此刻，我看见从那些纸张中扬起了一小片尘雾，刚刚被碰过的纸张表面已被划出手指的痕迹。工程师举起纸张，试着掸了掸，只不过是轻微一下，似乎是不愿接受纸上落灰的事实，又用嘴轻轻吹了吹。他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让手指碰上每份报告的第一页，只是用指甲尖稍稍地掠过，这样一来，一条游蛇般的白色细纹就被标在那铺着一层极细的灰尘、类似于灰底子的东西上了。但他的手指还是给弄脏了，看得出来，他是想通过把手指屈到掌心上搓手指肚的办法，试着把手指弄干净，结果反倒是把灰擦到整个手掌上。于是他就本能地把双手垂到法兰绒灰色裤子的两侧，适时地停留了一会，再把手抬起，就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在半空中搓着手指肚，稍稍捏着那些报告的边缘，相互传着，就好像这报告是荨麻叶，同时我们还继续笑着，继续兴高采烈地表示同意，继续说：“哦，是啊，真是一次有意思的会议！哦，是啊，工作开展得很好！”但我发现工程师却显得越来越紧张和不自信，他承受不住我胜利的目光，我那胜利和绝望的目光，因为一切都证明如我之前想像得一模一样。

我迟迟没有困意。房间，看上去很安静，夜里却传来一些我慢慢才搞清楚的各种声音。会不时传来一个扬声器走了调的声音，好像是要提醒人们注意什么，但字句短促，难以理解；如果我已经睡着再醒过来的话，会觉得自己是在火车里，因为那种音色和语调就是火车站扬声器的那种音色和语调，就跟乘客半睡半醒的夜里耳边浮起的声音一样。竖起耳朵来听，我还能抓住几个词。“两份酱饺子……”他们说。“铁锅肉排……一份……排”。这房间是在“乌尔巴诺·拉达齐”[274]啤酒店的厨房上面，午夜后那里也做快餐生意：服务员在吧台上用内线话筒把点过的菜单抑扬顿挫地念给厨师听。阵阵混杂的嚷嚷声不断从啤酒店里传上来，不时还会有什么人唱起歌来。但这是个好地方，价有点贵，可来的人群并不庸俗：夜间少有醉汉发酒疯把满是杯子的桌子打翻。我在床上，他人清醒时的噪声传过来时就已经减弱了，既不愉快也没色彩，就像穿过了一层云雾；扬声器里的声音：“一份炸薯条的配菜……那些饺子好了没有？”这声音带着鼻音和顺从的悲伤。

两点半不到的时候，“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便把金属帘门放下；服务生们，竖起蒂罗尔式工作服上衣的外套翻领，从厨房里出来，聊着天穿过院子。三点不到，一阵铁家伙的碰撞声会闯入院子：洗碗工把沉沉的空啤酒桶拖到外面来，让它们沿着桶的边缘或是直接就地滚起来，搞得砰砰作响；接着他们开始冲洗酒桶。这些洗碗工，不慌不忙的，肯定是按小时计算工钱的，干活冒冒失失的，吹着口哨，总是把那些锌桶弄得很响，这样要闹它个把小时。将近六点，拉啤酒的卡车会运来灌满啤酒的桶，再把那些空的带走；而“乌尔巴诺·拉达齐”的大厅里已经响起了打蜡机的噪声，机子要为新的一天打扫地板。

在安静的时候，深夜里，从玛尔格利蒂小姐的房间，在那黑暗之中，会爆发出喋喋不休的说话声，搀杂着奸笑，还有提问和回答，全都是只由一个女性的假声发出来的；她耳聋，区别不出来自己是在思考，还是在大声讲话，不管是白天，或是在深夜醒来的时候，每当她因为一个想法、一段记忆、一次内疚而热血沸腾时，就自言自语起来，在不同的几个人对话时，她还要改变台词。幸好这些独白，由于激动，都听不大懂；但身处这种冒失的亲密之中，还是让人感到不大舒服。

白天，当我进厨房问她要点热水来刮胡子时（敲门她是听不见的，所以我不得不进入她的视线，才能使她感到我的存在），往往会把她吓着，因为其时她正照着镜子说话，微笑着做鬼脸，或是坐在椅子上朝虚空之中看着，讲着什么故事；于是她突然恢复镇静，说：“唔！我正和猫说话呢，”或者：“很抱歉，我没看见您，我正在祈祷，”（她非常虔诚）不过更多的时候，她意识不到自己的话已被人听见了。

她的许多话是冲猫说的，这是真的。她可以跟它说上几小时，有的晚上我听见她一直在对着窗户说“啧啧……啧啧……猫猫，猫猫，猫猫”，等着猫从走廊上、屋顶上和阳台上回来。它是一只瘦弱的野性很强的猫，有一身每次归家时就变成了灰色的黑毛，就好像是把这个街区所有的灰尘和煤烟都吸到了自己身上来了。它大老远的一看到我就要逃开，躲在什么家具下，就好像我打过它一样，尽管我连看都不看它。但趁我不在时，它应该是进过我房间的：女主人把给我洗过的白衬衫放在大理石抽屉柜上，而我在衬衫的领子和胸前总是能找到它爪子上的煤黑印迹。我便叫骂开来，但很快就止住了，因为那聋子是听不见的，于是我就去那边把这场灾难展示在她眼前。她很难过，四处找猫要惩罚它；她跟我解释，肯定是她进我房间给我送衬衫的时候，猫也跟了进来，而她却没发现；于是就把它关在里面了，这野兽就跳上了抽屉柜，发泄了一番它不能出去的怒气。

我只有三件衬衫，得不停地给她洗，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自己的生活还没有料理好，还有办公室要收拾——半天过后，衬衫就已脏了。所以我不得不时常穿着领子上有猫爪印的衬衫去办公室。

有时候我在枕头上也能找到脚印。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玛尔格利蒂小姐给我被子翻边时，它跟进来后，就一直被关在里面了。

猫脏成这样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只需把手放在走廊的栏杆上，再收回来时上面就都是一条条的黑纹了。每次我回家时，要把四个门锁或挂锁用钥匙拧开，然后为打开和关上落地窗，还得把手指插到百叶窗的叶片间，这都会把手弄得脏兮兮的，以至于进门后，我必须悬起双手，免得弄脏别的东西，并立刻去洗脸池边洗手。

手洗净擦干后，我立刻感到好受了许多，就仿佛重新获得了手的使用权，这才敢摆弄起房里不多的物件。玛尔格利蒂小姐，我得说，把房间保持得相当干净；除尘，她每天都在除尘；但有时候，如果我把手伸到她够不到的某些地方（她个子非常矮，胳膊又短），抽回来时，手上又全是天鹅绒一般软绵绵的细灰，于是我不得不立刻再去洗手。

最严重的问题是书：我把书整好摆放在那个小货架上，只有那些书才能给我家的感觉；工作总能给我一些自由时间，我很情愿花上个把小时在房里读读书。但是那些书上沾了多少灰尘：我从书架上选出一本，打开之前，先得用块破布把封面封底擦个遍，还有书口，然后还要好好地拍上一拍：准能拍出来一大片的灰尘。于是我又要去洗手，然后才能倒在床上读起来。但是翻书时，没用，我会感到手指肚上的那层灰，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厚，这破坏了我阅读的乐趣。我站起来，回到洗脸池边，又冲了冲手，可是现在我感到衬衫上、衣服上也沾满了灰尘。我本想重新开始读书，但此时我的手都干净了，便懒得再把它弄脏了。于是决定出去走走。

自然，要出门也得经过所有的程序：百叶窗，栏杆，锁，这些都导致我的手比之前更糟糕，但现在我必须要把我的脏手这样一直保持到办公室。我一到办公室，就跑到洗手间去洗手；可办公室的毛巾上全是黑印子；我刚擦完手就已经脏了。

机关工作的前几天，我用来收拾自己的写字台。分给我的桌子上堆满了东西：纸张，信函，文件夹，过期的报纸；反正，直到那时为止它是一张机动用的桌子，上面堆放的尽是那些没有固定位置的东西。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大扫除一番：但很快就发现有一些对于报纸来说是必要的资料，还有其他一些也该有点意思、以及我打算仔细看一下的东西。总之结果是我什么东西也没从桌上拿掉，反而还添了许多东西上去，当然我不是乱放，而是尽量把一切保持整齐。很显然，桌上原来的资料积满灰尘，而且还把自身的灰尘传给了新放上去的资料。我很珍惜自己整理出来的东西，于是就规定打扫卫生的女人不要碰任何东西，这就导致了那灰尘一天天的沉积在资料上，尤其是文具上，信笺上，注明了收件人的信封上，等等等等，于是这些东西几天之内就有了又老又脏的外貌，让人懒得去碰。

抽屉，那里也是，一回事！那里面都是放了好几十年的破烂纸张，分成好几层，全是灰，见证了那张写字台几经公务和私务的悠久职业生涯。我在那张桌上不管干什么事情，没过几分钟就感到有洗手的必要。

我的同事阿万德罗博士，却有一双永远干净的手——纤细的小手显出一种神经质般的僵硬——，保养得非常好，指甲光亮、整洁，而且统统削得尖尖的。

“但是您，抱歉，”我试着问他，“您没觉得，在这里待上一会后，这手，是不是，您看见没有，这手是怎么弄脏的啊？”

“这是很可能的，博士，”阿万德罗回答道，他那表情总是假兮兮的，“您可能是碰了什么不大干净的东西或是纸张了。如果您允许我给您一个建议的话，那就是写字台桌面上最好是完全空旷的。”

确实如此，阿万德罗的桌子上就是空空的，干净的，光亮的，只有他那一刻正在处理的案卷，和手里握着的圆珠笔。“这是一种习惯，”他补充道，“主席非常在乎这一点。”是这样的，科尔达工程师就这样跟我说过：一个能把自己的写字台保持到完全空旷状态的领导人，是那种永远不会堆积公务、能立刻给问题找到解决方法的人。但是科尔达从来不在办公室，即便在也只稍停一刻，他叫人给他送去大幅的图表和统计纸，对下属发出快速而泛泛的命令，从不管每个任务的难易程度，给大家分配各种工作，向速记员小姐迅速地口述什么信函，签署待发的信件，然后就离开了。

阿万德罗则不是这样，阿万德罗早上和下午都在办公室里，总是一副工作很多的样子，而且总给速记员和打字员很多的事情干，他总能让自己写字台上任何一张纸耽搁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这事我实在看不过去；便开始监视他，我发现所有的纸张，在他桌上待过一小阵子后，会立刻去其他什么地方待着。有一次，我当场看见他，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手中的几封信，他居然走到我的桌边（我之前离开了一会，洗手去了），把那些信搁下，藏在一个文件夹的底下。然后，他迅速地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擦了擦手指，又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那里有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白纸的边缘平行地放着。

我本可以突然进去，让他丢丢脸的。但我看到这个就有数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因为我是从走廊进入我房间的，玛尔格利蒂小姐这套房子的其余部分对我来说还是未经勘探的土地。这个小姐独自居住，出租了面朝院子的两个房间，我的和隔壁的另一间，那个房间的房客，我只能通过深夜里和大清早时分沉重的脚步声来认识他（他是警察局的一个军士，我了解到，白天从来见不着他人）。这套公寓的其余部分，应当是相当宽阔的，全是她的。

有时候，我找她是因为别人打电话找她：她又听不见铃响，结果就成了我去接电话；听筒贴在耳边时，她倒听得蛮清楚；和她教区修会里的女性朋友们长久通话是她的一种娱乐。“电话！玛尔格利蒂小姐！有人打电话找您！”我徒劳地满屋子喊着，更加徒劳地敲着门。在这房子里转来转去地找她时，我看见了一间又一间的起居室，客厅，小饭厅，里面堆的都是老旧而奢华的家具，还有灯罩，小摆设和小画，小雕塑和挂历，房间非常整齐、干净，给蜡打得亮堂堂的，沙发绣有洁白的花边，连一粒灰尘也没有。

在这些房间中一间的尽头，我终于发现了玛尔格利蒂小姐，她正专心地给镶木地板打蜡，或许是在擦家具什么的，身上穿着件褪了色的睡衣，头上系着条手帕。我用激烈的手势指了指电话的方向；那聋子便奔过去又开始了她无穷无尽的聊天，那语调与她对猫说话时没什么不同。

我回到自己房间，看了看洗脸池架子上或是灯罩上一指厚的灰，怒气万分：那女人花上成天的时间把她自己房间弄得像镜子一样光亮，而对我这边她甚至都不用抹布碰一下的。我去她那里，决心大闹一番；我在厨房里找到她了，这厨房整理得比我房间还要糟糕：磨损不堪、满是污渍的饭桌的蜡面，碗橱里脏兮兮的杯子，碎裂发黑的地砖。我哑口无言地待在那里，因为我明白只有厨房才是整个屋子里那个女人真正生活的唯一地方，其余部分，那些被装饰好的，且被不断打扫和上蜡的房间只是一种艺术品，在这之中她倾注了对所有美好的憧憬，为了保持这些房间的完美状态，她就惩罚自己不住在那里面，惩罚自己从不像主人一样进去，而只是像干粗活的女人一样进出，而一天余下的时光她却在油垢和灰尘中度过。

《净化》杂志是份半月刊，副标题是“把空气从烟、化学排放和燃烧制品中净化出来”。这是EPAUCI也就是“工业中心的城市大气净化机构”的机关刊物[275]。EPAUCI和其他国家的姐妹协会联系密切，这些协会会发送他们的机关刊物和宣传小册子。还经常举行国际会议，尤其是有关日益严重的烟雾问题。

我过去从没有关心过类似的问题，但我知道办一份专业刊物并不如想像上的那么困难。跟着国外的杂志走，翻译一些文章过来，再订上一份文摘类的报刊，一份杂志差不多就办成了；然后总有那么两三个技术合作伙伴，从不会错过机会寄来他们的文章，而机关一方，就它还能起到的那么一点作用，一些消息，一些每期都要用黑体字标出来的告示，总归会有的；还有登广告的，他们要求像发表文章一样地刊登出对他们某个新专利的描述。当有会要开时，就可以出一期专刊，整刊的会议，还能剩下一些发言和报告，这样，下几期杂志如果有三四个专栏，当你不知该如何填满时，就可以继续消化这些文章。

社论按规矩是由主席来写的。但科尔达工程师总是很忙（他是好些工厂的常务理事，只能抽一些零散时间给机关），便委托我，照着他跟我一再强调并清晰阐述过的理念起草这篇文章。我应该在他下次回来时递交我的文章。科尔达经常出差，因为他的工厂散布在全国各地；在他众多的活动中，EPAUCI主席的职位，尽管纯粹是名誉上的，但他跟我说过，却给了他最大的满足，“因为，”他解释道，“因为这是为了理想而奋斗。”

然而对于理想，我既没有也不想有；我只是给他做一篇他喜欢的文章，为保住那个位子，一个既不比别的位子好，也不比别的位子差的位子，只想继续那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既不比别的可能的生活更好，但也不比它们更差。科尔达的论据我是了解的（“如果大家都以我们为榜样，大气的洁净就已经……”），他最喜欢的格式（“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这个已经很明确了，我们讲究实际，我们……”）我也了解，我能一字不差地写出他想要的文章来。如果不这样写，我又该怎么写呢？自己脑袋里的那些东西？那会是一篇很漂亮的文章，我敢保证！一个漂亮的观点，对一个高效而多产的世界充满了乐观心态！但我只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心态（这对我来说不是件难事，因为这就好像是自己在与自己斗争），就能获得撰写一篇社论所必需的动力，当然这是受到主席启发。

“我们已经站在解决挥发性熔渣问题的门槛上了，”我写道，“解决方案越能尽快达到其目的，”我已经看见工程师满意的脸庞了，“给技术进步带来持久有效动力的私营企业就越能得到，”工程师这时会抬起一只手来的，在我的字句下面划线标注出来，“就越能得到国家机关的开明理解，他们已经非常关注……”

我把这一段大声地朗读给阿万德罗博士听。他把保护得很好的小手搁在写字台中央的白纸上，阿万德罗以那惯常的毫无表情的礼貌看着我。

“那么，您觉得不行？”我问他。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他赶紧说。

“您听一下结尾：‘我们反对关于工业文明最灾难性的预言，我们重申，在经济自由发展和人类机体所必需的卫生条件之间是不会有矛盾的，’”我不时地看看阿万德罗，但他眼睛都没从白纸上抬起来过，“‘在我们忙碌的烟囱吐出的烟尘和我们不可比拟的自然美景的蓝色与绿色间……’那么，您觉得怎么样？”

阿万德罗用他呆滞的双眼看了我一会，双唇紧闭。“这样啊，您的文章确实很好地表达了，我们这样说吧，表达了我们机构的宗旨，这是真的，对这个宗旨，机构是全力以赴……”

“唔……”我嘟囔道。必须承认，从一个像我同事那么会恭维人的家伙那里，我指望得到的是一个不那么模棱两可的赞同。

几天以后，科尔达工程师来了，我把文章交给他。他当着我的面，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文章。读完后，整了整稿纸，像是又要从头重新读起，谁料却说了句：“好的。”他想了一会，再次重复道：“好的。”又停顿了一会，说：“您还年轻。”接下来抢先否定了我并没打算提出来的一个异议：“不，这不是批评，您让我说完。您还年轻，您有信心，看得远。但是，您让我说完，形势很严峻，是的，比您文章中没看到的还要严峻。让我们像男人一样[276]谈谈这个问题吧：大城市空气污染很严重，我们有分析结果，形势很严峻。正因为严峻，才要由我们来解决它。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我们的城市也会被烟雾窒息。”

他站起来，前前后后地踱起步来。“我们不隐瞒这其中的困难。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正是环境问题才是最应该担心的，然而别人却毫不在乎。或者更糟糕，还要给我们从中作梗。”

他定在我面前，压低嗓音说：“因为您还年轻，也许相信所有人都赞成我们，然而并非这样。我们人少，总是被一方或另一方攻击。是的，先生，不是一方就是另一方，但是我们并不认输。我们大声说话，我们行动，我们解决问题。我更想在您文章里听到这些，您明白吗？”

我明白得很。我伪装出的那个和自己相反的意见过了头，但现在我知道该如何把这文章调整得完美无缺了。我必须在此后的三天内把文章重新交给工程师。我把文章从头到尾地重写了一遍。

全文三分之二我用来描绘欧洲城市被烟雾吞食的阴暗场景，而另三分之一则把这些城市和一个典范城市的形象做了个比较，也就是我们的城市，这里整洁干净，氧气富足，这里的工业集中生产并不会与……相剥离……等等。

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我在家里躺在床上写文章。一缕阳光斜洒在院井中，并透过玻璃射进房间，我看见这缕光线在房间的空气中穿过了难以触摸到的无数尘粒。床罩上该是早已浸透了灰尘；我感觉过不了多久，床单也会被黑黑地铺上一层，就像是百叶窗的叶片，还有阳台上的栏杆。

当我让阿万德罗博士读这篇文章新的一稿时，感到他并没不喜欢。“这个在我们城市和其他城市状况之间对比的悬殊差别，”他说，“您肯定是照着主席的精神提出来的，确实写得很成功。”

“不，不，工程师没这么向我说过，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有点窝火地勉强说道，因为我的这个同事居然认为我没有一点主见。

科尔达的反应却是我没料到的。他把打字稿撂在桌上，摇了摇头。“我们没说明白，我们没说明白，”他立刻说。他给出一些有关我们城市工业生产的数据，每天燃烧煤炭、柴油量的数据，汽车运行量的数据。然后他又转向气象数据，并把这两个数据和欧洲北方各大城市的相关数据迅速做了比较。“我们是个工业大城市，雾多，这您明白，所以烟雾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的烟雾并不比别的地方少。我们不能像我国其他竞争城市那样，像他们那样自以为，自己城市的烟雾比别的地方少。这一点您可以在文章中写清楚，您必须要把这点写出来！我们是大气状况最糟糕的城市之一，但与此同时也是最能胜任解决这个局面的城市！是与此同时，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还明白了我们之间是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些发黑的房子门面，那些昏暗的玻璃，那些不能倚靠的窗台，那些几乎被抹掉的脸，还有那阴霾，如今随着秋天的到来，渐渐失去了它在恶劣天气下的潮湿味，转而变成了这些东西的一种什么特性，就好像每个人、每件东西都日复一日地没了形，失去了意义和价值，那一切于我而言，是一种普遍的不幸，然而对于像他那样的人则是一种财富、霸权和权势的象征，同时也是危险、毁灭和悲剧的象征，一种感到自己如同悬于天地之间的英雄一般伟大的方式。

这文章我又写了第三稿。终于通过了。只是在结尾处（“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有关社会命运的可怕问题。我们能解决它吗？”）他又有话要说。

“这样不是太犹豫了吗？”他问。“不会打消信心吗？”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掉疑问：“我们能够解决它的。”这样，不用感叹就有一种沉稳的把握。

“可是不会让人感觉太温和了吗？就好像是件很普通的事情？”

最好把这句话重复两遍。一句用疑问，另一句不用。“我们能解决它吗？我们能解决它的。”

但这是不是又把解决方案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将来了呢？我们试着把它们都用现在时表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它吗？我们现在就来解决它。”可是读起来不大好听。

大家知道，写文章一向如此；先是改一个逗号，接着就得换一个词，然后是改掉整个句子的结构，再下来就是改掉整篇文章。我们讨论了半小时。我建议把问题和回答换成不同的时态：“我们能解决它吗？我们正在解决它。”主席十分满意，从那天起，他对我的才华就再没有丝毫的怀疑。

一天夜里电话铃把我吵醒了。那是长途电话延长了的响铃声。我打开灯：几乎三点了。在我决定起来，冲到过道里，再在黑暗中抓起听筒之前，这之前的之前，还在从睡梦中惊跳起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那是克劳迪娅了。

现在她的声音从听筒里喷涌出来，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我睡眼惺忪的，有一种眼冒金星的感觉，然而这些火星，闪光，都只是她失控声音的抑扬顿挫，都只是她在说任何事时总会使用的那种戏剧性激动，现在那激动一直传到我这边来，传到玛尔格利蒂小姐那个凄凉过道的尽头里来。我这才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克劳迪娅会找到我，甚至是，整个这段日子，我一直等的就是这一刻。

她甚至都无心问问我，问我之前都怎么了，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她也没跟我解释她是怎么追寻到我的。她有成堆的事要跟我说，都是些详尽之极的事情，尽管向来都很含糊，就像她所有的事情一样，这些事都发生在对我来说陌生而且到达不了的环境里。

“我需要你，立刻，马上。你乘第一班火车来……”

“你知道，我这里有工作……机关……”

“啊，也许你会见到爵士……你跟他说……”

“什么呀，不是的，你知道，我只是……”

“亲爱的，你马上就出发，是吗？”

我怎么跟她说呢，我是在一个积满灰尘的地方接听她的电话，又怎么跟她说百叶窗的叶片上覆盖着黑黑的一层沙质硬皮，又怎么跟她说我的领子上始终有一只猫的爪印，又怎么跟她说这对我而言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在这世上唯一可能的世界；而她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只能作为一种视觉上的幻觉而存在？她从不会听我说的，她已经太习惯于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切，那些编织着我生活的不幸环境她自然是见不到的。要不是她这种优越感所产生的后果，她和我的一切关系又会是其他什么样子呢；她从来都意识不到我只是一个平庸的地方记者，既无前途又没野心，可是她却依旧如此待我，就好像我是贵族、大富豪和艺术家所属的上流社会中的一员，而在这种环境中她总是激动万分，也正是在这种场合下，就像在海边浴场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夏天，我被介绍给她。她不想意识到这事，因为这就等于承认她自己错了：她于是继续赋予我远不可及的才华、声望和品味；但我究竟是什么人，在她当真只是个细枝末节问题，而对于一个细节问题，她是从不想认错的。

现在她的声音渐渐变得柔和而温情起来：那才是我——尽管我没有承认这点——一直等待的时刻，因为只有沉溺于这缱绻爱意中，所有使我们不同的东西才会消失，就只剩下我们两人，而我们是什么人都无所谓了。我们刚开始互诉了几句爱的言语，我身后的一扇玻璃门里就亮起光来，还传来一阵深沉的咳嗽声。那是同屋警察局军士的门，正是在那里，在电话旁。我即刻压低声音，说话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被人听见，自然的谨慎让我减弱了爱意的表达，我甚至连一些中性的、听不大明白的悄悄话都说不出口。隔壁房间的灯关上了，但是电话线的另一头却抗议起来：“你在说什么？你说大声点！你要跟我说的就只有这些？”

“但我不是一个人……”

“什么？你和谁在一起？”

“不，你听我说，这里，你知道吗，我会把同屋吵醒的，很晚了……”

她已经发火了，她要的不是解释，她要的是我的反应，一种热烈的表示，一种可以烧掉把我们分开的距离的东西。但我的回答却变得谨慎、哀怨而平静。“不，你看啊，克劳迪娅，你别这样，我跟你保证，我求你了，克劳迪娅，我……”军士房间的灯又亮起来了。我把嘴唇紧压在话筒上，情话变得支支吾吾起来。

院子里，洗碗工正滚着啤酒桶。玛尔格利蒂小姐在她房间的黑暗中闲谈正欢，间或夹杂着短促的爆笑，就好像她来了访客一样。同屋邻居突然用南方话大骂起来。我在过道的瓷砖上光脚站着，在电话线另一头，克劳迪娅激情洋溢的声音向我伸出了手，我尽量用结结巴巴的话去迎合她，而每当我们即将要在我们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时，这桥瞬间就会破碎掉，瓦解掉的碎片互相撞击着，碾碎和推翻了一句句情深意切的倾诉。

自那以后，电话铃便在白天和夜间的不同时段响起来，克劳迪娅那黄褐色而有斑点的声音，像突然扑进了圈套的一头豹子，无意识地一跳，闯入了狭窄的过道，正因为它不知道，又跳了一下，就像它来时的那一跳，便找到了逃脱的出口：它自己却什么都没察觉。而我，在痛苦，在爱，在欢愉和残酷之中，看见她和这些丑陋而悲伤的情景混合在一起，和“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那诵读着“一份卡贝来第面汤[277]”的扬声器声混合在一起，和玛尔格利蒂小姐水槽里脏兮兮的盘子混合在一起，我感到她的形象也被留上了痕迹。然而并非这样，她那完美无损的形象仍在电话线上跑着，什么也未发现，而我每次只好孤零零地，和她身不在此的空影待在一起。

有时克劳迪娅很愉快，无忧无虑，笑，还会说一些前后不一致的东西来寻我开心，结果我也参与到她的愉快之中，不过这时，院落，灰尘就更让我难受了，因为这让我想到生活可以是不同的。然而有时克劳迪娅也会陷入一种狂热的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再加上我住处的模样，再加上我在《净化》杂志的编辑工作，叫我简直难以解脱出来，于是便等起下一个更痛苦的电话，好把我在深夜中吵醒，可是她的声音却又是我始料未及的，那么欢快，还娇滴滴的，就好像早已将前晚的焦虑忘得一干二净，而我，还没解脱出来呢，更是迷惑并不知所措了。

“我没听错吧？你是从塔奥尔米那[278]打的电话？”

“是啊，我和朋友们都在这里，这里真美，你赶紧来，坐飞机！”

克劳迪娅总是从不同城市打电话来，每次不管她焦虑还是愉快，都要我立刻赶到她那里去，与她分担她的这个精神状态。我每次都给她细致的解释，说我为什么绝对不可能出行，但她从不让我把话说完，因为克劳迪娅根本就没在听我说话，她早就转入另一个话题了，这通常是对我的指责，也可能是我没料到的赞扬，因为我不经意地用了什么表达，她觉得讨厌，或是可爱。

当最后一段通话时间就要结束时，白天的接线员或是夜间的值班员会说：“我们必须切断电话了，”克劳迪娅便扔下一句：“那么你几点到？”就好像一切都已经说好了，而我只好含糊地应付着，最终只是把一切都推到下一次我打电话给她或是她打电话给我时再说。我敢肯定克劳迪娅的计划总是变个不停，她叫我立即赶往的地方也总会变来变去的，而在不同情况下，我就又可以为新的延期找理由了；但我还是懊悔不已，我不能出发的实情并不是那么绝对，因为我可以比如申请提前发下个月的工资，以什么借口递交一张假条，请上三四天假；我在这些犹豫中备受煎熬。

玛尔格利蒂小姐什么都听不到。如果她穿过走廊看见我在打电话，也只是点点头向我打个招呼，完全不知道是怎样的风暴令我不安。那个同屋则不然了。他那房间里什么都听得到，他还会不可避免地凭借警察的直觉关注我的情感流露。幸好他几乎从不在家，我打电话时便可以无拘无束，只要克劳迪娅的情绪允许，我们的感情就能十分愉悦地互动回应，每个词都会产生一种激情，一种亲密，一种内心的共鸣。而有时却是她已经彻底放开了，而我却被卡住了，只能用单音节的词，用有所保留、含糊其辞的句子来回答她：因为军士正在门后，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有一次，他半掩着门，还露出了络腮胡子的黑脸，仔细地打量我。他是个矮个子，我得说，在其他场合下他一定不会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但在那边，深夜里，我们第一次碰了面，在那样一个穷苦人的住处，打着长途电话谈情说爱已有大半个钟头的我，和刚下班回来的他，两人都穿着睡衣就这么面对着面的，我们之间当然会互相憎恶。

在克劳迪娅的谈话里，经常会进入一些名人的名字，都是她交往的人。而我，第一，不认识任何人；第二，不能忍受那些名人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我必须回答她的话，我就尽量不提什么名字，尽量兜着圈子说话，而她不明就里，于是大光其火。再说了，我从来都是远离政治的，这是因为我从不喜欢抛头露面；如今我又在一个半官方机构供职，更给自己立了条规矩，既不过问这一派，也不过问那一派的任何事；一天晚上，谁晓得克劳迪娅打着什么主意，向我询问了一些议员的情况。此时，军士正在门后，得赶紧给她一个随便什么答复。“你说的第一个，当然，第一个……”

“谁？你是说谁？”

“那个呀，对，就是那个比较胖的，不，矮个的……”

我爱她，总之。但我相当不幸。她怎么才能理解我的这个不幸呢？有些人情愿过着平庸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痛苦、不幸；但也有人甘愿如此，那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幸运已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我在一些供应固定价格饭食的小饭店里吃饭，这座城里的小饭店都是由托斯卡纳来的家庭经营的，他们之间都是亲戚，女服务员都来自一个叫做阿尔多帕西欧的地方，她们在这里度过自己的青春，却一直惦记着阿尔多帕西欧，总与这座城市的其余部分难以相容，晚上，她们和同样来自阿尔多帕西欧的小伙子一起出门，这些小伙子就在这里小饭店的厨房里工作，也有在机械厂里做工的，不过就像靠近他们老家的市郊般[279]地总是跟这些饭店挨得很近，这些姑娘专找这些小伙子结婚，婚后有的回到阿尔多帕西欧去，其余的仍旧留在这里，在亲戚和同乡的饭店里工作，为有朝一日能开上一家自己的饭店而攒钱。

在这些饭店里用餐的顾客，可想而知都是些什么人：除了那些常常换饭店的过客，常客便是单身男职工，也有大龄未婚女职员，还有一些学生和军人。过不多久，这些顾客就互相熟悉了，坐在各自的桌边闲聊，以至于谈着谈着就把桌子拼到了一起，各桌的人开始时互不相识，可到最后却养成了总是坐在一起吃饭的习惯。

顾客们也会和托斯卡纳的女服务员开玩笑，当然都是随口说说的玩笑，问问她们的未婚夫，再搭上几句俏皮话，当没什么话好聊时，就打开电视，聊聊最近常在节目里出现的那些人谁讨喜谁讨厌。

我却从不这样，除了点菜，什么话也不说，就连菜也总是点一样的，黄油面条，清肉配蔬菜，因为我正在节制饮食，我也不叫那些姑娘的名字，尽管那些名字我早记得了，而是坚持叫“小姐”，以免造成一种相熟的印象：我是偶然找到那家饭店的，我是一个偶然的顾客，当然我还可以每天都去地去上谁知道多长时间，但我还想让自己感到是一个过客，一个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的过客，否则我会心烦气躁。

倒不是他们不友好，相反，不管是服务员还是顾客都是很好很友善的人，我相当喜欢感到自己周围有这种友好的气氛，相反，要是没有这样的气氛，我也许会觉得缺了什么，不过我仍是喜欢在一旁待着，并不参与其间。我避免和其他顾客搭话，也避免打招呼，因为相识这种事，大家都是知道的，相识起来是没什么，但是相识以后，就被拴在一起了。一个人说：“今天晚上干什么？”结果就变成大家伙都去看电视，或去电影院，然后从那晚起，你就会被一些和你毫不相干的人陪伴一起，而你不得不让他们知道你自己的事，也不得不听别人的那些事。

我尽量找空桌坐，打开晨报或是晚报（我一直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买报纸，只浏览标题，而读是要等到坐在饭店里才开始的），从头到尾地好好读起来。当我找不着空桌，而被迫坐到桌边已经有人的位子上时，报纸也对我非常有用；我埋头读报，这样就谁都不会找我说话了。可是我还是尽量找可以一个人待着的空桌子，为此我学会了尽可能地推迟吃饭时间，这样一来，等我到那里时，大部分客人都已经撤离了。

这样做的缺点是会有面包屑。经常是上一桌的顾客刚刚起身，我就不得不坐过去，桌上就全是面包屑；于是我就尽量不看桌面，直到服务员来收走脏盘子和脏杯子，把残渣从桌布上擦掉，再换上新垫布。有时这个活会做得很仓促，垫布和桌布间仍会留有一点面包屑，让我伤心不已。

最好的是，比如说午餐吧，要学会选时间，因为服务员觉得再也不会有客人来了，就会认真地打扫卫生，而且已经为晚餐准备桌子了；接着整个一大家子人：老板、服务员、厨师、洗碗工，摆上一大桌菜，他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吃饭了。那时我再进去，说：“哦，也许太晚了吧，你们不能再给我弄吃的了吧？”

“怎么不能？您尽管坐，坐哪里都行！莉萨，你来招待一下博士先生。”

那些桌子干净、漂亮，我选了一张坐下，一个厨师回到厨房，我读着报，悠闲地吃着，听那一大桌的人开玩笑，说阿尔多帕西欧的故事。在前一道菜和下一道菜之间，我得等上一刻钟，因为服务员都坐在那里吃饭和闲聊，最后我还是说了声：“小姐，来一个橙子……”他们立刻回答：“马上就来！安娜，你去！哦，莉萨！”就这样，我也觉得不错，我很满意。

我吃完饭，读完报，把报纸卷在手里，出门，回家；上到我的房间里，把报纸扔在床上，洗好手。玛尔格利蒂小姐总是窥视我进门和又将出门的那一刻，因为我刚出去，她就会来我的房间拿报纸。她不敢管我要报纸，于是就把报纸偷偷地拿走，在我回来前再偷偷地放回床上；她似乎很不好意思，就好像是为那稍显轻浮的好奇心而不好意思；事实上她只读一个东西：讣告。

一次我进门时，看见她把报纸捧在手里，她很不好意思，感到要为自己解释一下。“我偶尔拿报纸看看死人的消息，您知道，我很抱歉，因为，有时，您知道，我的一些熟人就在那些死者里……”

有了推迟吃饭时间的念头，一些晚上我会去看电影，结果晚了，从电影院里出来，脑袋有点昏昏沉沉的，霓虹灯周围的黑暗变浓了，这黑暗厚厚的全是秋雾，抽空了城市的维度。我看了看时间，跟自己说在小饭店里是再也找不着什么东西好吃了，反正已经过了我习惯的作息表了，再也回不去了，于是我便决定站着吃顿便饭，就在“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的吧台旁，在我家下面。

从街上走进饭店不仅是从黑暗到光明的一个过渡：世界的质地也改变了，外面是散乱的、不确定的、稀薄的，而这里充满结实的形状，既有厚度又有重量的体积，亮闪闪的颜色表面，在桌上被切出来火腿的红色，服务员蒂罗尔式上衣的绿色，啤酒的金色。人挤得满满当当，而之前我在路上已经习惯把行人想像成没有脸面的阴影，而自己也是那众多的影子中的一个，可在这里我突然发现了森林般密布着男人的、女人的脸庞，像水果般色彩斑斓，每个人的脸都与众不同，都很陌生。有那么一会，置身于他们中间，我还指望自己能像先前那样幽灵似的不被人看见，然后才发现自己早已变成他们中的一个，这个形象是如此清晰，就连早晨刚刚刮掉而现在已经长出来的胡须都被镜子映射出来，简直是无处可藏，还有这里从所有点燃着的烟头上冉冉弥漫到天花板上的那股浓烟，也自成一体，自有轮廓，自有厚度，并不改变其他东西的实体。

我在总是那么拥挤的吧台旁挤出一块地方，背对大厅，那里每张桌上都是笑声四溢，刚空下一张凳子，我赶紧坐上去，设法引起服务员的注意，好让他把方形的纸板托盘、一杯啤酒和菜单送到我面前。但是就在这个我夜复一夜地守护着它的“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里，这个我熟知它每刻作息时间、每阵悸动的地方，却很难叫人听见我的声音，而这些把我声音淹没了的嘁喳声正是每天晚上沿着生锈的铁栏杆爬上来被我听见的声音。

“请来一份黄油土豆圆子，”我说，吧台服务员终于听到了，他到麦克风前字正腔圆地念道：“一份黄油土豆圆子！”而我就想像着这抑扬顿挫的叫喊声是如何从厨房的扬声器里传出来的，我感觉自己既是靠在此处的吧台旁，也同时躺在上面自己那个房间里；我企图在脑中打碎和削弱那些人欢快饮酒进餐时发出的混杂在一起的嚷嚷声，还有那些杯子和餐具碰撞时的叮叮咣咣声，直至能辨别出我在每天夜深人静时分听到的嘈杂声。

在这充满线条和色彩的分明中，我继续分辨着自己居住的那个世界反面的模样。也许真正的反面恰好正是这个世界，光亮而且满是睁大的眼睛，然而万事之中唯一重要的恰恰就是处在阴暗中的那一面，“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在黑暗中可以听见它那变了形的声音“一份黄油土豆圆子！”，和那啤酒桶碰撞时的铿锵声，就是为了路上的雾气能够被霓虹灯的光晕打断，能够被模糊地勾勒出人类脸庞的玻璃方窗打碎。

一天清早，克劳迪娅的电话吵醒了我，但这可不是长途电话：她就在这个城市，在火车站，那时刚到，她打电话给我是因为在从卧铺车厢下来时，她众多的行李箱中的一个丢失了。

我及时赶到，看见她出了火车站，走在一队搬运工的队首。几分钟前她打电话时表露的焦虑一丁点也没留在她的笑容里。她是一个非常美丽、高雅的女人；我每次重新见到她时，都会惊呆，仿佛已经忘了她从前是个什么模样的了。现在她突然宣称对这个城市极感兴趣，还直夸我来这里住下的想法妙。那天的天气是铅灰色的；克劳迪娅却对这里的光线和街道的色彩大加赞扬。

她在一家很大的宾馆里要了一套房。对我来说，走进hall[280]，向服务台询问，让他们用电话通知她我的到来，再跟着groom[281]步入电梯，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让我始终不适和浑身不自在的原因。我很感动，克劳迪娅借她某些生意上的机会，但也许实际上只是为了能够来看看我，专程跑到这里来过上几天，我很感动也很尴尬，因为在她和我的生活方式之间，巨大的深渊展现在我面前。

而那个激动人心的早晨我应付得还算不错，还去了趟办公室，领到了下月的预付工资，用来应对我即将面临的特殊几天。领她去什么地方吃饭是个问题：我对豪华饭店和特色餐厅都不是很在行。作为开始，我想最好还是先带她到山上转转。

我叫了辆出租车。我这才发现在那个城市里，凡是工资达到一定水平的人没有谁是没有汽车的（连我的同事阿万德罗都有车），我却没有，反正我也不会开。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什么，可是这时在克劳迪娅面前，我却不好意思起来。克劳迪娅倒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因为——她说——我手上要是有车，那简直就是场灾难；我非常恼火，但是她还在炫耀着这种评价，轻视我所有的实际操作能力，并把她对我的这种评价建立在我的其他天赋之上，而其他天赋究竟又是哪些却又不得而知了。

于是，我们乘了辆出租车；那车晃晃荡荡，开车的是个老头。我试图把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构想成漫画，我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承载着这种破破烂烂的画面，不过这辆出租车的丑陋并没有让克劳迪娅痛苦，就好像这些东西根本就碰不着她一样，而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感到宽慰呢，还是该听天由命[282]。

路沿着长满一排排青翠树木的丘陵往上爬，丘陵从东面把城市围住。天色渐渐发亮了，呈出一种秋天特有的金色光芒，就连田野的颜色也趋于金色。我揽住克劳迪娅，在那辆车里；如果说我正沉醉于她给我带来的爱意中，那也是因为路两旁模糊地（为了拥抱她，我把眼镜拿掉了）奔跑着的绿色与金色的勃勃生气不断向我涌来。

去小饭店前，我叫老司机带我们在山顶上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我们从车上下来。克劳迪娅，戴着顶大黑帽，原地打着转，裙子上的褶子都飘散起来了。我却是忙前忙后，要么指给她看从远处天边浮现出来的一道白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那些山峰的名称都是随便说说的，我根本就认不出来），要么给她看近处时而连绵起伏、时而断断续续的山脊，还有山上的村庄、道路与河流，要么就给她看看那山底下鳞次栉比的城市，它们时而昏暗时而闪烁，密密麻麻排列成行。一种广袤的感觉攫住了我，我不清楚是因为克劳迪娅的帽子和裙子，还是因为这里的景致。空气，已经是秋天的了，相当的澄净，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凝聚物穿过其间：山底浓浓的雾气，河流上方流淌着的薄雾，还有那被风吹得千变万化的云链。我环抱住她的腰，两人倚在墙垛上，面对纷繁十色的美景，我很快就感到要搞清楚这一切的必要，这才不满地发现自己在地理和自然现象方面缺少足够的专业术语，而她却能随时把自己的情感转换为瞬间的感慨，转换为洋溢的热情，转换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东西。正是此时我看见了那个东西。我抓住克劳迪娅的手腕，攥得紧紧的。“你看！你看那下面！”

“什么东西？”

“那下面！你看！在动！”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看见什么了？”

我怎么对她说呢？根据潮气在空气中各级冷气层的不同凝结方式来看，这东西与其他灰色、或是发蓝、或是偏白、或是黑色的云与雾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它却有种说不清的颜色，我都不知道是更偏向于棕褐色还是偏向沥青色，正是这种颜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这种颜色的阴影，这阴影时而居于那东西的中央，时而偏向边缘，显得越来越浓重，使它和其他云雾区分开来，反正它是一种脏兮兮的影子，把那东西整个都弄脏了，完全改变了——从这点来看，它也和其他的云不大一样——它的质地，因为很沉重，所以无法从土地上，从城市斑驳的广阔上脱离开来，只是在城市上面缓缓地流动，缓缓地覆盖住了城市的这一头，很快又遮住那一头，流经之处都会留下一条如同肮脏线头般的痕迹，且源源不绝。

“烟雾！”我朝克劳迪娅大叫着。“你看见了吗？是一团烟云！”

但是她，并未听到我说话，而是沉浸于观察一种什么飞翔着的东西，那是一群鸟，而我待在那里，第一次从外面，注视着那片时时刻刻包围着我的云，那片我住在它里面、它也住在我里面的云，我明白了在自己周遭的缤纷世界中，我只在乎那片云。

晚上，我带克劳迪娅到“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吃晚饭，因为除了那些固定价位的饭店外，我再也不认识其他地方了，而我又怕会落到什么特别昂贵的地方去。在“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里，和一个像克劳迪娅那样的女人进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穿着蒂罗尔式上衣的服务员全都忙活起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张位置很好的桌子，还推来了装着特色小吃的小推车。我尽量摆出骑士般从容大方的风度，但同时又感到自己已被认出是院子里租房子的房客，一个会在吧台旁仓促就餐的顾客。我的谈吐被这种心态搞得笨拙不堪、索然无味，很快克劳迪娅就生我的气了。我们开始激烈争吵起来；不过，我们的声音立即被啤酒店里的嘈杂声吞没了，但我们身上落满了目光，这目光不只是那些不放过克劳迪娅任何一个动作的服务员的，还有顾客的，他们都对这个美丽极了的，高雅的，颇有权威的，却被一个如此低声下气的男人陪伴着的女人充满好奇。我发现我们的争吵一直被所有的人关注着，这也是因为克劳迪娅，她从不在乎周围的人，也从不会伪装她的举止行为。我感到所有的人无外乎都是在等待大发脾气的克劳迪娅站起来，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让我像个普通平庸的男人那样回家，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的男人，这种男人就像墙上的湿斑一样毫不显眼。

然而，一如往常，紧随争吵后的就是一阵温柔的爱意；晚饭快吃完的时候，克劳迪娅知道了我就住在这附近，说道：“我上你那里去。”

这下可好了，我把她带到“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因为它是我唯一熟悉的那种类型的地方，而不是因为我就住在附近；相反，一想到她只需往门口看上一眼，便会对我的住处产生出怎样的一个印象，我就如坐针毡，满心指望她会分心，忘掉这个想法。

然而她想上去。我夸张地向她描述那个地方有多凄凉，尽力往离奇里讲。可是她走上楼，穿过走廊，看到的全是优点，房子古老的风格，不可忽视的建筑风格，还有老房子特有的实用性。

我们进去后，她说：“你说什么呀？这房间漂亮极了！你还想要什么呀？”

为帮她脱掉外套，我赶紧转身去洗手，因为我照常把手弄脏了。她没有洗，她的手在那些落满灰尘的家具上像掸子一样摸来抚去。

房间很快被那些毫不不相关的物件占满了：系着小纱巾的帽子，狐皮领子，天鹅绒衣服，蝉翼纱衬裙，缎面鞋，丝袜；我尽量把每件东西都收进衣柜和抽屉里，因为如果把它们丢在外面，我感到不久就会被沾上煤灰色的印子。

现在克劳迪娅白白的身体躺在那张一拍准会扬起一团灰尘云的床上，她把手伸到旁边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小心，书上有灰！”但她已经把书打开了，正翻看着，随后又把书丢下。我看着她那还似少女般的胸部，玫瑰色的乳头，便被书上的灰尘会落在她身上的想法折磨不已，于是我以一种近似于抚摸，但却是想从她身上掸掉那一点点我觉得已经掉在了她身上的灰尘的动作，伸手擦过她的胸前。

而她的皮肤却是那么光滑、新鲜、无瑕；我看见好似细雨珠般极微小的尘粒在电灯的光锥中翱翔，这些尘粒肯定会慢慢落在克劳迪娅身上的，我于是扑在她身上，这样抱住她其实是想遮盖住她，保护她，好让所有的灰尘都落在我的身上，她便可以幸免了。

她离开后（她对我的陪伴有一点失望和厌烦，尽管她不受干扰的固执把那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光辉也投射在别人身上），我用双倍的精力投入到我的编辑工作中，这是因为克劳迪娅的到来让我丢了不少工作时间，耽误了杂志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是为了不去想她，而且半月刊杂志《净化》所涉及的话题并不像刚开始时让我感到那么陌生了。

还缺一篇社论，但这一次科尔达工程师并未给我留下任何指示。“您自己看着办吧。全看您的了。”开始时我写的都是说教式的老一套，但是写着写着，我就慢慢描述起我所见到的、蹭在城市上空的那片烟云，描述起在这片云里的生活是如何展开的，描写起那些老房子充满建筑装饰的、凹凸不平的门面，那门面上乌黑的沉积物愈积愈厚，也描写起那些现代的、光滑的、单色的、方正的房屋门面，就连那些房子上也缓缓地蔓延出隐约的深色阴影，就好像职员衬衫的白领子，没到半天就脏了。我还写了，当然还有生活在烟云之外的人，也许他们会永远生活在这烟云之外，他们能穿过烟云，正好停留于烟云中央，然后再从中穿出去，一丁点的烟尘和煤炭颗粒都影响不到他们，打乱不了他们迥异的生活节奏，搅浑不了他们那另一个世界的美丽，然而重要的却全在于那烟雾里面的东西，而不是烟雾之外的：只有浸入那云的核心中，呼吸早上雾蒙蒙的空气（冬天已经把街道掩隐在不甚分明的雾气里），才能触及到事实的本质，然后也许才能解脱出来。这完全是一篇针对克劳迪娅的辩论；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把文章撕了，都没有让阿万德罗读一读。

阿万德罗博士是一个我还搞不太懂的家伙。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进办公室时，知道我看见他什么模样吗？晒黑了！是的，他一改往常那种清水煮鱼般的色泽，一张蜡似的脸介于红色和褐色之间，额头和颧骨上还有些灼伤的痕迹。

“你怎么啦？”我问他（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开始以“你”相称）。

“我去滑雪了。滑的是第一场雪。棒极了。雪都是粉末状的，星期天你也来吧。”

从那天以后，阿万德罗就把我视为他这个滑雪爱好的知己。知己，我这么说：因为他和我说起这些事时，表达出一种远超出热爱的东西，所谓的对完全是几何般准确动作的熟练技术的热爱，所谓的对优良器械的热爱，所谓的对一页白纸般洁净景色的热爱；他那样一个完美无缺、中规中矩的职员，却在似乎出于优越感的讥笑和小小恶意攻击中，透露出他对自己这份工作暗藏的异议：“哎呀，那种‘净化’才是净化啊！烟雾我可就全让给你们大家了！”接着立刻补上一句更正道：“我这么说只是开玩笑的呀……”可是我已经明白了，他尽管忠诚，却是一个完全不相信机关和科尔达工程师那一套的人。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碰见他，阿万德罗，完全是滑雪的装束，戴着顶像乌鸫嘴一般的小遮阳帽，正走向一辆班车，车上已经挤满了一群前去滑雪的男男女女。他对我打了个招呼，一副了不起的神气。“你留在城里？”

“我，是啊。离开有什么用啊？明天晚上你还不是又要回到一堆麻烦事里来。”

他在乌鸫帽下皱了皱眉头。“如果周六周日都不离开的话，那要城市还有什么用？”他赶紧向班车走去，因为对如何在货架上放置滑雪板，他要建议一种新方法。

对阿万德罗来说，也如对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来说，他们在灰色的工作岗位上拼命地干上一个星期的活，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周日的时候逃离出去，城市真是一个让人迷惑的世界，就像石磨磨粉一样，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外出几小时后再回来的办法。阿万德罗，玩了几个月的滑雪后，又去乡村远足了几个月，又去捕上几个月的鳟鱼，然后就是去海边，再然后就是去山里避暑，最后玩上了照相机。他的生活史——这么跟他交往着，我也一年年地构筑起他的生活来—那也就是交通工具史：先是机动自行车，然后是助力小摩托，再然后是摩托车，现在又是小轿车，而且已经预示出未来几年内就会有更加舒适和更为快捷的汽车。

新的一期《净化》杂志就该付印了，而科尔达工程师还没有看过清样。付印的那一天我在EPAUCI等他，但他没出现，直到将近晚上他才打电话过来，叫我去他在Wafd的办公室找他，并吩咐我把清样带到那里去，因为他抽不开身。他甚至还派了他的司机和汽车来接我。

Wafd是一家工厂，科尔达是他们的常务理事。一辆巨大的汽车，载着那个蜷缩在座位尽头、双手持着膝盖上装有清样的信封的我，沿着一排死墙，把我带到了陌生的郊区，然后从一扇有着宽阔栅栏的大门里开进去，进门时还有门卫敬礼，汽车一直把我送到领导办公楼的大台阶前。

科尔达工程师正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前，被一群领导人围着，正在检查写在巨幅纸张上的账目或是生产计划，那纸洋洋洒洒地漫出了桌面。“抱歉，只要一小会，博士，”他跟我说，“我这就来找您。”

我看了看他身后：他身后的那堵墙是一整面玻璃，一扇非常宽阔的窗户，从那边可以俯瞰整个工厂。雾气腾腾的夜空中浮现出少许影子；在第一层面上突现的是一个链式升降机的轮廓，这个升降机正把一些——我想是——装着铸铁粉的大桶拉到上面去。还能看到一排铁制杯状的容器，带着持续的跳动和轻微的晃动正在上行，而那晃动像是稍稍弄乱了一些那堆矿物的轮廊，我感到一层密密的薄纱从空中升起，也落在了工程师办公室的那扇大玻璃上。

就在那时，他下令打开灯；映衬着外面的黑暗，大玻璃窗好像突然被一层细密的金刚砂覆盖住了，那当然是铸铁粉，亮闪闪的，就像星系里的星尘。窗外影子构成的图案被打乱了，那尽头烟囱的轮廓显得尤为清晰，每座烟囱都顶出一股红色的喷火，这些火焰的上面，那如同墨染一般的黑色斑迹被火焰衬得尤为明显，侵入了整片天空，那里炽热的火星正打着旋地升腾起来。

科尔达终于和我研究起了《净化》的清样，他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EPAUCI这个不同领域当主席的兴奋和热情，他和我，还有Wafd的领导们评论了期刊上的文章。而我，在机关办公室里，曾多次在他前面表露过我作为职员的自然抵触情绪，并声称自己在精神上是和烟雾站在一边的，是秘密潜入敌方参谋部里的烟雾代理人，现在我才明白我的态度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因为科尔达工程师才是烟雾的主人，是他源源不断地把烟雾吹向城市上空，而EPAUCI则是烟雾的产物，是根据让那些为烟雾工作的人获得希望的需要而诞生的，因为他们希望有着不只是烟雾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EPAUCI还要颂扬烟雾的力量。

科尔达对这期杂志很满意，用车送我回家。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夜晚。司机把车开得很慢，因为除了微弱的车灯外什么都看不见。主席，被他自己的乐观情绪搞得很亢奋，继续勾勒着未来这座城市的轮廓，这城市里会有花园小区，会有被花坛和湖面环抱的工厂，会有把从烟囱喷出的烟尘从天空中清除干净的火箭设备。他指着车窗外，那里什么也没有，但就好似他想像的东西已经矗立在那边了；我听他说着，不知是该害怕还是该仰慕，因为我发现工业能人和幻想家是如何并存于他身上的，而它们又是如何相互需要对方。

突然，我觉得认出了自己的街区。“您停下，您就在这里停下吧，我到了，”我对司机说。我道了别，谢了人，下了车。汽车开走后，我才发现自己弄错了。我在一个陌生的街区下了车，周围什么都看不见。

我继续去饭店就餐，仍旧独自一人，还是躲在报纸后面。我发现还有一个顾客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有几次因为没有空位子，我们就坐到了一张桌上，彼此打开报纸面对面地坐着。我们读的报不一样：我读的是所有人都会读的报，我们城里最重要的报纸；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读另外一种报纸，而让别人把我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或者甚至——如果我读同桌的报纸的话——是一个有着极端政治观点的人。我从来都是远离各种政治观点和派别的，但是在那里，在饭店的饭桌上，某个晚上，当我放下报纸时，同桌问道：“可以吗？”并示意要拿我的报纸，同时递上他的报纸：“如果您愿意读读这份……”

于是我就看了几眼他的报纸，有点像是跟我的报纸对着干说反话，不仅仅是观点相反，而且也是它涉及到一些于我的报纸而言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被解雇的职员，在齿轮传动装置的操作中只剩下一只手的机工（还登出了这些人的照片），家庭补贴一览表，诸如此类。但最不同的是，我的报纸总是在文章的撰写上尽量做到诙谐生动，尽量用一些有趣的小事情来引起读者的关注，诸如什么漂亮姑娘的离婚，然而这份报纸却总是用永远相同的、重复的、灰色的表达方式，而标题也总是把事情的消极面给突显出来。就连报纸的印刷都是灰色的，密密麻麻的，千篇一律的。我冒出一种感觉：“嘿，我喜欢。”

我努力把这种印象说给我的同桌听，自然是十分小心地不去评论个别消息和观点（他之前已经问了我对有关某则亚洲新闻的看法），同时也尽力削弱自己观点的消极面，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听不得别人批评的家伙，我不愿被卷入什么争论之中。

然而他却好像还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于是我对这份报纸的赏识看上去只显得多余而不合适。“您知道吗？”他说，“这报办得还不够好。还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他是个矮个子的年轻人，可身材很匀称，棕色的皮肤，鬈发，头发梳得非常仔细，还是小男孩般的脸庞，脸色苍白，脸颊发红，轮廓精致而端正，睫毛又长又黑，表情庄重几近傲慢。穿着讲究得有些造作。“还有很多一般化的东西，非常缺乏准确性，”他继续说，“尤其是那个与我们的东西有关的方面。还是与其他报纸太相近。我说的那种报纸大都应该由它的读者自己来做。对于那些工业生产领域中的事情应该尽可能地给出一种科学、准确的信息。”

“您是工厂的技工吗？”我问道。

“是专业工人。”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叫奥马尔·巴萨卢奇。当他知道我在EPAUCI工作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向我询问了一些他将在他的一篇报告中会使用到的信息。我给他看了几期刊物（当然，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我没泄露工作的秘密，我朝他微微一笑，不管怎样也要叫他明白这一点），而他则掏出一个小小的记事簿，有条有理地做起笔记来，就像是在编辑一张图书目录卡。

“我从事统计研究，”他说，“这是我们组织还非常滞后的一个领域。”我们穿上大衣准备出去。巴萨卢奇穿着一件运动外套，式样高雅，戴着顶防水布做的小帽子。“……还非常的滞后，”他继续道，“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领域……”

“您的工作给您留有空余时间来从事这些研究吗？”我问他。

“您看啊，”他对我说（回答时始终有点高高在上的味道，有种卖弄学问的自负），“这完全是方法问题。我白天在工厂上八个小时的班，然后没有一个晚上是不要开会的，就连星期天也是如此。但是要会安排工作。我组织了一些研究小组，都是我们厂里的年轻人……”

“人很多吗……都是像您一样的人？”

“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他们一个个地把我们赶出去。总有一天您会看到的，在这里，”他指指报纸，“我的照片在这个标题下：‘又一个遭到报复的解雇’。”

我们在夜晚的寒冷中走着；我缩在大衣里，大衣领翻着；奥马尔·巴萨卢奇冷静地边走边说，外套领也竖着，一小团云从他那被精致勾出轮廓的双唇间呼出，他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强调他演说中的什么观点，有时还停下步子来，就好像哪个观点没说清楚，他就无法前行一般。

我已经不再听他说些什么了；我在想，像奥马尔·巴萨卢奇这样的人，都不想试图逃出周围烟雾弥漫的灰色，而是尽量把它转变成一种道德的标准，一种内心的准则。

“烟雾……”我说。

“烟雾？是啊，我知道科尔达想要当现代工业家……净化大气层……他向他的工人说去吧！但肯定不会由他来净化的……这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如果我们能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也就能解决烟雾问题了。是我们，不是他们。”

他邀请我跟他去参加一次本城各企业的工会代表大会。我坐在一个烟雾缭绕的大厅后排。奥马尔·巴萨卢奇在主席台上坐了下来，和其他都比他年长的人坐在一起。大厅里没暖气；所有的人都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那些要发言的人一个个站起来，走到主席台旁发言；他们发言的方式都是一个样子，中立，单调，就连如何开头，如何阐述话题，都是一个模式，这模式该是早已约定了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采用。从听众的窃窃私语中，我明白这里有过一场争议，不过那些争议很隐蔽，总要先说上一番赞成原先说过的话。我感到很多发言的人，都在生奥马尔·巴萨卢奇的气；而那个年轻人呢，正歪着身子坐在主席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熟皮烟草包和一只英国短烟斗，并用他那双小手悠悠闲闲地把烟斗装满，眯着眼睛，小心翼翼地一口口抽起来，胳膊肘撑在桌上，单手托着脸颊。

大厅里烟雾弥漫。有人建议打开一会大厅高处的一扇小窗。一股冷风吹进来换了一下空气，但很快也从外面带进了雾气，转眼间大厅的这头就几乎望不见那头了。我坐在自己座位上，仔细打量着身处寒冷中的这群人静止的脊背，有的人脊背上的大衣翻领竖着，我也打量着主席台上裹着大衣的一排轮廓，还有那个站着说话的人，他壮得像头熊，所有的人都被卷裹在那雾气里，被浸透了，同样被卷裹、被浸透的，还有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执拗。

克劳迪娅二月份又回来了。我们去公园尽头河边的一家豪华餐厅用餐。我们看着玻璃窗外的河岸和植物，这一切空气的颜色构造出一幅古老的雅致风格的画。

我们怎么都无法相互理解。我们讨论着这个主题：美。“人类已经丢失了对美的感受力，”克劳迪娅说。

“美是应该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我说。

“美就是美，是永恒的。”

“美从来都是从碰撞中诞生出来的。”

“是啊，希腊人！”

“希腊人又怎么啦？”

“是文明！美是文明！”

“所以……”

“那不就得了……”

我们可以这样一直争下去直到明天。

“这个公园，这条河……”

（“这个公园，这条河，”我想，“都是次要的，也能起个安慰安慰我们的作用；古典的美和现代的丑是可以毫不冲突的。”）

“这条鳗鲡[283]……”

餐厅中央有个玻璃水箱，一个鱼缸，里面游弋着几条硕大的鳗鲡。

“你看！”

几个顾客走过去，看上去像是这里的贵客，一个喜好美食的富裕的家庭：母亲，父亲，长女，青春期的儿子。在他们身旁的是maître[284]，穿着燕尾服，挺着白色的衬衫硬前胸，肥胖，高大；他握着一只小网的把手，就如同孩子们捕蝴蝶的那种小网。这家人注视着鳗鲡，严肃、小心；过了一会那位太太举起一只手，指着一条鳗鲡。maître就把小网浸入水缸，迅速逮着那条鱼，捞出来。鳗鲡在网里扭动、挣扎着。maître向厨房走去，身前举着那只小网就像手持着一杆长矛似的，网里的鱼奄奄一息。一家人的目光都跟随着鱼而远去，然后坐回到桌前，等着它被烧好后再送上来。

“残忍……”

“文明……”

“一切都很残忍……”

我们没叫出租车，步行回去了。草地、树干被一层从河面上升起的薄纱般的东西缠绕着，又浓又湿，那纱在这里还是自然现象。克劳迪娅走着，裹在她斜领的裘皮大衣里，戴着皮手筒，顶着皮帽子。我们是一双相爱的影子，也是这画中的一部分。

“美……”

“你的美……”

“有什么用？反正……”

我说：“美是永恒的。”

“噢，你是在说我之前说的那个？”

“不：正相反……”

“跟你永远没法说话，”她说。

她从林荫道上走开了，仿佛想独自离去。一片薄雾擦地飘过：她穿着皮衣的silhouette[285]走着，就像一点也没挨着地面。

晚上，我陪伴克劳迪娅回宾馆，大厅里全是穿着smoking[286]的先生和袒胸露背的女士。那天是狂欢节，宾馆大厅里有个募捐化装舞会。

“太好啦！你留在这里陪我吧？我去换件晚装。”

我不是那种参加化装舞会的类型，觉得不大自在。“但我们没有邀请函……我还穿着棕色的衣服[287]……”

“对我来说不需要什么邀请函……而你就是我的舞伴……”

她跑上楼换衣服去了。我不知道该待在哪里。那里全是初次穿上晚装的姑娘，进入大厅前正忙着涂脂抹粉什么的，交换着连绵激动的低语。我站在角落里，尽量把自己想成一个去那里送包裹的小伙计。

电梯门开了。克劳迪娅穿着一袭卷边长裙出来了，玫瑰色的胸前戴的是珍珠，小面具上镶的是颗颗钻石。我不能再扮演小伙计的角色了。走到她身边。

我们进去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我找到一个小礼品戴在脸上，一种长着滑稽鼻子的面具。我们跳起舞来。当克劳迪娅转起圈时，其他跳舞的人都闪开来看她；而舞跳得极差的我只想混在人群中，于是这就成了一种躲迷藏的游戏。克劳迪娅说我一点都不高兴，根本不会玩。

一曲舞尽，我们从站在那边的一群先生面前走过，来到我们桌前。“啊呀！”我和工程师科尔达照了个面。他身着燕尾服，头上戴着舞厅送的橘黄色的小帽。我不得不停下来向他打招呼。“还真是您啊，博士，我感觉像您，可又感觉不像！”他说，但是眼看着克劳迪娅，我明白他想说他从来没料想到碰上我和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我还是原来的我，还穿着上班时的服装。

我只得介绍双方；科尔达吻了下克劳迪娅的手，向她介绍了那些和他一起的老先生，克劳迪娅仍是那般心不在焉、高高在上的样子，根本无意听那些名字（而我却在对自己说：“天啊！想想这都是谁啊！”他们可都是工业界的大人物）。然后科尔达介绍我：“这位博士是我们杂志的编辑，你们知道的，就是我当主席的《净化》杂志，是的……”我知道他们在克劳迪娅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尽说蠢话。我于是也就不感到那么难为情了。

我明白下面要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科尔达迫不及待地想邀请克劳迪娅跳舞。我说：“那么，就这样吧，是啊，我们等一会再见……”我以幅度很大的动作告别，又把克劳迪娅带回舞池，她说：“你说说啊，这支舞曲你又不会跳，你没听出来这是什么曲子吗？”

我只是觉得[288]，我以某种他们也弄不很懂的方式，用我在克劳迪娅身边的出现，搅坏了他们的晚会，这是我可以获得的唯一满足感。“恰—恰—恰……”我哼着曲子，假装踩着那个我一点都跳不上的舞步，用手轻轻地扶着克劳迪娅，以便她能自己跳自己的。

那是个狂欢节；我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大玩一场呢？小喇叭在嗥叫，它们上面斜挂着的流苏晃得乱七八糟，成把的彩色纸屑，像墙皮脱落下来的碎屑，撒满了燕尾服的双肩和女人的赤裸部位，钻入了decollet[289]和燕尾服的领子里，从吊灯到地板间拉着的彩带，就像是剥了皮的纤维束，或者像一幢楼宇倒塌后墙垣之间还挂着的各种线头，地板上堆着柔软的线团，被舞者的舞步踢来踢去。

“你们能忍受这样丑陋的世界，是因为你们知道将来会摧毁掉它的，”我对奥马尔·巴萨卢奇说。我这么说多少有点挑衅他，否则就没什么意思了。

“等一会，”奥马尔说，把正送向唇边的咖啡杯放了下来，“我们并没这样说：越糟糕越好啊。我们正是要改善……既不是改良主义也不是极端主义：我们……”

我顺着我的思路，他按着他的。自从那次和克劳迪娅在公园见面后，我一直在寻找世界的一个新形象，这个新形象能给我们的这种灰色一个意义，能给一切已经逝去的美丽赋予一种价值，能拯救它……“世界的一张新面孔。”

工人奥马尔拉开黑皮包的拉链，抽出一本插图杂志。“您看见了吗？”上面有很多照片。一群亚洲人，戴着小皮帽，踏着靴子，快乐地去河边钓鱼。在另一张照片中，同样仍是那个民族的人，在上学：老师指着床单上写着的一种不认识的文字。另一张是过节的，人们的头上都戴着龙头，在那些龙头中间，驶来一台拖拉机，拖拉机上竖着一张肖像。最后一张照片是两个人，还是戴着小皮帽，正在操作机床。

“您看见了吗？就是这个，”他说，“世界的另一张面孔。”

我看着巴萨卢奇。“你们没有小皮帽，你们不钓鲟鱼，你们也不耍龙。”

“所以？”

“所以啊，你们不会有一点跟他们相像的地方，除了这个，”我指了指机床，“这个你们已经有了。”

“嗳，不对，会像那里一样的，因为认识会改变的，我们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我们的内在是新的，然后才是外表……”巴萨卢奇说着，继续翻着杂志。在另一页上，有一些高炉的照片，还有一些把眼镜戴在额头上、满脸自豪感的工人照片。“哎呀，到那时也是会有问题的，不要指望一天两天就……”他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会很艰难的：生产……但那将是长足的一步……像现在这些问题，比如说吧，是不会再有了……”他又开始讲述那些他一直谈论的东西，讲那些让他成天操心不已的问题。

我意识到，对他来说，不管那一天能不能到来，都没我们想像得那么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这个方式是不应该改变的。

“麻烦事总会有的，当然……那又不是天堂……就像我们也不是圣人……”

如果圣人知道天堂不存在的话，他们也会改变生活吗？

“他们上星期把我解雇了，”奥马尔·巴萨卢奇说。

“那现在呢？”

“我在工会干活。也许今年秋天会有个干部的位子空出来。”

他正在往Wafd走去，那里早晨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您和我来吗？”

“唉！就是在那里，我最不能叫人看见啊，您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能叫人看见啊。会连累其他同伴的。我们只待在那里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

我跟他去了。透过一家小咖啡店的玻璃，我们看到了值班工人从栅栏门里出来，或握着自行车把手，或拥向电车，脸上已经神色困倦。有些人显然已经得到通知，来到咖啡店，立刻联络上奥马尔；于是他们就聚成一小拨人，拢在一旁说起话来。

我对他们的问题一点都不明白，就研究起那些从栅栏门里拥出的当然是除了家庭和星期天外什么都不关心的无数脸庞，和这边这些逗留在奥马尔身边的，也就是说和这些固执的、强硬的人脸庞究竟有什么不同。我没有找出任何区别：同样年迈或是早熟的脸，过着同样的生活；不同之处在内心。

然后我又琢磨起这边这些人的脸庞和话语，看看自己能不能分辨出谁是心底里有“那一天会到来”想法的人，我还琢磨了那边那些人，对他们来说，就像对奥马尔来说一样，不管那一天能不能到来，都不会改变什么。我发现他们之间根本无法区分，也许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第二种人，甚至包括那少部分人，只是因为他们性急难耐又夸夸其谈，才被当作第一种人罢了。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还该看些什么了，于是看起了天。这是早春的一天，在郊区房屋的上方，天空光亮，蔚蓝，清澈，但如果仔细点看的话，还是能看到一片类似阴影的东西，一块斑迹，就好像泛黄的老照片上常见的那种洇痕，也好像透过光谱镜看到的那种标记。就连这美丽的季节也不能把天空洗净。

奥马尔·巴萨卢奇戴上一副宽镜架的黑眼镜，仍然在那伙人中讲着什么，缜密，专业，傲慢，还带有点鼻音。

我在《净化》上转载了一则从国外报纸上摘编下来的有关原子辐射造成空气污染的消息。消息篇幅很小，科尔达工程师对清样并未留意，但是当他在出版后的杂志上读到时，便派人把我叫了过去。

“老天啊，真是什么事都要盯牢呀，要长上一百双眼睛看着才行！”他说。“您是怎么想起来在那里登这则消息的？我们机构管的可不是这些事情。我们的事情还少吗！然后，您什么也别说！这么棘手的问题！现在人家会说我们搞起煽动来了！”

我回了几句辩白的话：“您知道，只是涉及到污染问题，很抱歉，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告辞了，科尔达又把我叫回去。“但是，您听我说，博士，您信这个放射的危险吗？好吧，反正我是说，您真信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我了解一个科学研讨会上的一些数据资料，就把这些数据报给他听。科尔达听我说着，不快地赞成着。

“谁知道啊，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糟糕的时代里啊，亲爱的博士！”他突然说道，又变回到那个我十分了解的科尔达了。“这是我们必须冒的险，亲爱的您，别总往后看，因为这个赌注太大了，亲爱的您，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啊！”

他低头待了几分钟。“我们，在我们的领域里，”他又说起来，“不是想高估，我们的角色我们会演好的，我们的贡献我们会做出的，我们完全胜任掌控当下的形势。”

“这点是当然的，工程师。我对此深信不疑，工程师。”我们互相看了看，有点尴尬，也有点虚伪。烟云现在显得小了许多，跟迎面压来的原子云比起来，也就是那么一小片云，一小朵卷云罢了。

又说了一通泛泛肯定的话后，我离开了科尔达工程师，这次还是没能搞清楚，他究竟是想赞成还是想反对烟云呢。

从那以后，我就避免在标题中提及原子爆炸或是放射，但是每期技术消息专栏里，我总是尽量转摘一些相关信息，并且，在有些文章中，在有关城市大气中的煤炭或柴油的百分比，和它们带来危害的资料中，我还插入一些与核爆区有关的类似材料和例子。科尔达和其他人都不再对我有什么意见了，不过这非但没让我高兴，倒更让我肯定了《净化》杂志当真是没有一个人去读的怀疑。

我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我保存着有关核辐射的资料，在浏览报纸时，我的眼睛在挑选要用的消息和文章方面已经是训练有素了，总是能找到有关的东西，我把它们都保存下来了。有一家文摘类的报社，机构是它“大气污染”栏目的订户，它总是给我们寄来越来越多有关原子爆炸的摘要信息，而那些有关烟雾的信息却越来越少。

这样一来，每天我眼皮下总会出现一些可怕疾病的统计，什么在海上捕鱼的人被致命云雾袭击的事，什么在铀辐射实验下出生的豚鼠有两个脑袋。我抬起眼睛望着窗外。六月末了，但夏天还没到来：天气异常沉闷，白昼被一种昏暗的烟雾压着，正午时分，城市竟会沉浸在一种世界末日般的光线中，行人就像是身体已经飞走，影子却被照在了地上。

四季交替似乎改变了，浓厚的气旋穿过欧洲，初夏时节就已是雷电交加，然后就是数周的暴雨，再然后是突如其来的炎热，最后是返回到三月的寒冷。报纸排除了大气出现的这些混乱现象是受原子爆炸的影响；只有个别的几个科学家似乎还坚持认为有关系（此外也很难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他们），再就是众说纷纭的群氓之声，大家知道的，他们总是把最靠不到边的事情搅和成一团。

听到玛尔格利蒂小姐愚蠢地谈原子，还警告我那天早上应该带伞，我很生气。不过当然，我打开百叶窗时，看到院子里那青黑色的光景，整个院子被笼罩在一种虚假的光亮中，好似由无数线条和块块斑点构成的网状物，我也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仿佛就在那一刻有一连串看不见的粒子正从空中直砸下来。

那些避而不谈的东西积压久了就成了一种迷信，压迫在天气如何的家常话题上，而这曾被认为是最不必费工夫的话题。如今人们已经避免再去谈论天气了，或者当不得已要说下雨或是天晴时，就会陷入一种羞耻之中，就好像是想回避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应当承担的责任。阿万德罗博士还是过着一个星期来上几天班就是为了周日郊游的生活，对天气采取了假装漠视的态度，这种漠视让我感到非常虚伪、卑贱。

我又编了一期《净化》杂志，没有一篇文章不谈辐射。这回我却没遇到什么麻烦事。但说没人读它并不是真的；读，他们是在读，但对这些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抗药性，尽管有人写到人种的灭绝已然迫近，但根本没人理会。

就连时尚周刊也带来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可是人们似乎只相信封面上微笑着漂亮姑娘的彩照。在一期这种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克劳迪娅身着泳装的照片，她在滑水板上摆着一个动作。我用四个图钉把这张照片挂在自己租房的墙壁上。

每天清早和下午我还是继续去着那片有宁静林荫道的街区，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有时我回忆起秋日的一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时每见到一件东西，都想在其中寻找出某种征兆，以我那时的心境而言，都没觉得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么的灰与凄凉。现在我的目光依然寻找着征兆，其他东西我从来都不会细看。然而是什么东西的征兆呢？是那些互相指向的无穷尽的征兆。

就这样，有时我在那个街区里会遇到一辆骡子拉的车；一种两个轮子的小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走着，载满了袋子。有时会见到它停在某个大门口，驾辕的小骡子耷拉着脑袋，而那堆白色的袋子顶上，坐着一个小姑娘。

然后我就发现在那里转悠的这种车不止一辆，是好几辆。我说不上来是从什么时候注意起它们的；一个人见了许多东西都没在意；也许这些他见过的东西在他身上会有一种影响，而他却没发现；然后一旦他把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联系起来时，于是一切突然获得了某种意义。看到这些车子，虽然我当时并未把这事搁在心上，然而这其实已经对我起到了一种安心的作用，因为一次不寻常的遇见，比如一副乡下模样的小车出现在汽车遍地跑的城里，就足以让人意识到世界从来并非只有一种模式。

于是我关注起这车子来：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坐在袋子堆成白山似的顶上，读着一份儿童小报，然后从一扇大门里出来了一个拎着袋子的壮实汉子，把这些袋子放上车，松开缰绳，对骡子喊道：“驾……”，他们走着，小姑娘一直待在顶上，继续读着书。不一会他们在另一扇门前停下；那汉子便从车上卸下一些袋子，送了进去。

更远处，在对面的非机动车道上还有另一辆小车，马夫座上有个小老头，一个女人顺着公寓的楼梯，顶着鼓鼓囊囊的包裹，上上下下地跑着。

我开始注意到，凡是能看到小车的日子里，自己就会心情愉快，满怀信心，而且都是在星期一：因此我就知道了星期一那天，洗衣工要赶车进城，把装着干净衣物的包裹带进城，再把脏衣物带走。

现在我知道有这么回事了，洗衣工的车子便再也不会错过了：哪天早晨上班时，只要见到一辆这种小车，我就会对自己说：“是啊，星期一了！”接着很快就能发现另一辆车在另一条道上走着，车后一条小狗紧追不舍，汪汪直叫，还有一辆车正下坡远去，我只能从车后看见货物，都是些有着黄白相间条纹的袋子。

下班回来我乘的是电车，途经一些人头攒动、震耳欲聋的街道，就在那边的一个十字路口上，交通不得不停滞下来，因为一辆那种小车有着长长半径的轮胎正在慢悠悠地转着。我往一条小巷望去，看见人行道旁，一头驮满衣物袋子的骡子正歇着，一个戴草帽的男人正在卸着袋子。

那天我回家绕了一大圈，没走平时常走的路，总能不断地碰见洗衣工。我意识到对整个城市来说，那是一种节日，因为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地送走了被烟熏脏的衣物，然后再高高兴兴地穿回洁白的亚麻布[290]，尽管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下个星期一我想跟着洗衣工去看看，看他们交接完衣服、领到新活后回到哪里去。我随意地走着，因为一会跟着这辆车，一会又跟着另一辆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他们都朝一个方向走，最后都上了那么几条路，当他们汇合起来或是一辆接着一辆排列成队时，相互间会发出温暖的问候，还会开玩笑。我就这样继续跟着他们，继续在长长的路上因为累得走不动而跟丢了他们，但在离开他们前我知道了有个洗衣村：他们都是那个叫做巴尔卡·贝尔图拉[291]地方的人。

一天下午，我来到这个地方。我顺着桥过了一条河，那里已经是亦乡亦城的模样了，路旁虽然还有一溜房子，但房后紧挨着的就是绿色的农田。还看不见任何洗衣店。被道道水闸断开的水道边有一些小酒店，酒店门口搭着阴翳的葡萄架。我继续前行，仔细打量每个院子的栅栏，每条小路。我渐渐从居民村落里走出来，排排杨树直逼路边，树下跑着条条水道。在那尽头，穿过杨树，我看见一块草坪上翱翔着片片白色：展开的衣物。

我抄上一条小路。宽阔的草坪上穿过一排排拉着的足有一人高的绳线，这些绳线一列接一列地晾晒着整座城的衣服，衣服刚洗过，还很湿软，皱巴巴的，被太阳晒了后都皱成一个样，周围许多块草地上都是这么白花花的，挂着衣服的一行行绳线长极了（有些草地没晒东西，光秃秃的，不过一道道平行的绳线穿过，就像是没长葡萄的葡萄园架子）。

我在展着白花花衣物的地里转着，突然听到一阵爆笑，转过头去。在水道边的水闸上，有个洗衣房，在洗衣房前的岸边露出了洗衣女工一张张红的脸庞，她们挽着袖子，身着彩衣，高居我的上方，正笑得开心聊得带劲，年轻姑娘的乳房在衬衫里上下起伏着，肥胖的老妇头上系着手帕，她们圆滚滚的胳膊在肥皂水里上下揉搓，胳膊肘把绞起来的衣服拧干时扭动得有棱有角。她们中间的男人，有的戴着草帽，卸下篮子，把衣物码成了好几堆，有的在用马赛方皂拼命地洗衣，有的则用小木铲子拍捶衣服。

我已经看明白了，再没什么好说或是好盯着看的了。我转身往回走。大路边长出一些青草来，我小心翼翼地在路边上走着，既是避免鞋子粘上尘土，也是为了远离路过的卡车。在草地篱笆和杨树间，我仍用目光追寻着洗衣池，追寻着一些低矮房子上写着的字样：“蒸汽洗衣店，巴尔卡·贝尔图拉洗衣工合作社”，追寻着那些土地，那些土地上的女人们就像收获葡萄一般地挽着篮子，把晾干的衣物从绳线上摘下来，而太阳下的田野让它的绿色映照着片片白色，水潺潺地流淌，泛着浅蓝色的泡沫。可看的东西不是很多，但对仅仅是找寻景象来填充视线的我来说，也许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