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新书籍》（Libri Nuovi），1969年8月，第5期。
作为一名新近阅读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作品《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埃伊纳乌迪小图书馆”丛书最近出版了译本）[55]的读者，我想把某些感想和建议传达给这本书其他新近或者不久之后的读者。我承诺，我的评论完全是主观的。所有人都会在每本书中挖掘他所需要的那一本，尤其当那本书像这本一样，内容丰富而又复杂。
本书意大利语译本的第139页令我明白，这对我来说是一本重要的书：
文明并非对自然的单纯模仿，而是通过自然元素建造完整人类形式的过程，而推动文明的力量便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欲望。人类对于食物和房屋的欲望并没有因为啃食根茎和蛰居山洞而得到满足，于是就产生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两种形式：农业和建筑业。所以说，欲望并非仅仅是对于需求的反应，就好像动物可能会需要食物，然后就会获得它，却无须耕种土地。欲望也不是针对某种特定东西的缺乏或者愿望而做出的简单反应。欲望既不局限于谋取某些物体，也不会因获得它们而感到心满意足。欲望是一种力量，它引导人类社会创造出特有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欲望之于社会就等于热情之于文学，是表达的冲动；然而，假如诗歌没有令这种冲动获得自由，并且赠予它表现的形式，它仍旧会归于无形。同样道理，文明也使欲望的形式获得了自由，并且变得引人注目。促进文明的有效成因是工作，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诗歌作为文明的语言前提，目的是表达对于工作目标和欲望形式的看法。
这段话清楚地阐述了弗莱的一大主要观点：“对于典型模式进行研究的评论家，把单独的诗歌视为整体诗歌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对自然界完整模仿的一部分，我们把这种模仿定义为文明。”
为什么我对这段文字感兴趣呢？因为在这段当中，作者使用的语言令人回忆起先前的伟大作家，也使我重新找到了自己始终非常关注却越来越无法将它们囊括在一篇连贯的文章当中的那些题材。最初，我习惯采用历史循环论的解读方法，因为它能够使我将文学纳入人类活动的背景；然而在保证这一点的同时，历史循环论却歪曲了文学和历史。所以，我又开始寻找从文学对象内部对其进行解读的方法，这样，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歪曲事实的人；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填补因为将文学抽离人类活动的背景而造成的真空。我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个原因而匆忙排除这种区域的存在，或许它会在一次漫长的旅程结束时出现。不过我也知道，假如不想打破严格的方法论所具有的那种理性的美丽，就应该尽可能阻止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如今，对于这位加拿大评论家作品的阅读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将这个范畴内的担忧与这段时间最激烈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讨论中表现出的那些担忧联系了起来。回归欲望的因素，在文学中找到了那些能够使我们超越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障碍的形式。这个回归欲望的建议显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它建立在对于令人无法生存的现实的反感和对令人渴望的社会的设计基础之上。
当然，如此乐观而系统性的诠释，假如将它放在任何其他背景下，如今在我看来都会显得可疑。然而，我们是处于一个由分类和假设构成的巨大网络的中心。或许仅仅是因为这是第139页，而不是该书的开头或者结尾的一页（也就是说，既非用来表明原则，也非总结）。假如是在那种情况下，文章就会通过各个章节，如同树枝般向四处延伸，或者像同心圆一样扩展。另外，这一段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地勾勒出一幅关于弗莱的准确而且可能正确的画面：一个以考古学为基础来诠释文学功能的评论家，他开创了“季节循环”论，以及文学类别与农业仪式之间相互对应的理论；在他身上，我们所期待的主要是一种高贵而仿古的做法，是通过文学来反映人类本性的亘古不变、历史运动循环性，还有他的目的论。
现在，我要做的并非匆匆忙忙地确定如何才是真正的弗莱，而是强调作为《批评的解剖》之基础的一个矛盾，也就是仪式与梦境之间的矛盾。弗莱将文学形式与仪式性的惯例（也就是对于神话在技术和制度上的使用之间的对应），同文学形式和梦境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梦境指的是对欲望和反感的表现（或者并入其中，或者并列存在，在他看来，这些运动从来都不是那么清晰和单一），它与现行制度之间形成对立。与其他角度相比，我更喜欢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这本书，而不是将弗莱看作一个“循环论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对文学中表现的那个世界的循环概念进行描述的弗莱），或者一个“目的论者”（不要忘记，这位研究人类欲望的历史和地理学家，还是一位基督新教的牧羊人）。
比如说，对于工业革命以来作为象征，而且反映当今人类恐惧和欲望的“城市”的研究仍在进行。弗莱对我们说，城市是矿质世界中的人类形式，表现为世界末日—天堂（上帝之城、耶路撒冷、向上发展的建筑、国王和宫廷的所在地）或者魔鬼—地狱（狄斯之城、该隐之城、迷宫、现代大都市）般的画面。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在最近的两百年间，人类世界、动植物世界和矿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既有结构上的改变，也有价值归属上的改变，这些都需要在文学和社会想象的层面进行核实。《批评的解剖》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发展和延续，并提出了很多其他类型的关系。这本书中始终存在着一股离心力。有的时候，你需要抵抗这种力量，以免丢失这个复杂过程的线索。
我建议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涉及悲剧或者喜剧的“创造方法”、作为原型的象征、关于世界末日或者魔鬼的形象，以及四季神话的阅读等方面。借助这些章节，读者手中就掌握了本书的主线，而且可以通过扩展阅读的区域和深化主题，使这条主线更加准确和完整。
跟随这条主线，意味着穿越遭到社会排斥、加入社会并对其进行反映的文学的历史，其中包括了：被驱逐出神的社会而注定死亡的神祇；被神祇世界接受的英雄；为逝去的英雄哭泣（在挽歌中），或者接纳逃亡的英雄（在牧歌中），从而变成一种理想社会的自然界；悲剧中国王或者首领的死亡；阿里斯托芬式喜剧中一个新社会的建设；米南德[56]和后来普劳图斯[57]的喜剧中，作为青年人世界核心的一对新人战胜了老年人强加给他们的障碍；于连和艾玛·包法利在不属于他们的社会中努力向上高攀时遭到的失败；幽默、有知识，却自我放逐的英雄；或者是像仪式上的替罪羊一般，被追捕和驱逐的敌人。
弗莱从悲剧和喜剧这两种主要“方法”的视角，对文学创作的历史进行研究，从而辨别出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物，无论是当诗歌作品站在他一边（悲剧的方法，即使是出现在喜剧、浪漫主义诗歌，或者自然主义小说当中），还是当他被看作需要放逐的敌人、可笑或可恶的受害者，又或者是替罪羊（喜剧的方法，即使是在远离喜剧的背景下）。无论被放逐或者自我放逐的是一位英雄还是诗人自己，是本人还是变成其他人，这个话题都能够适用。在此处，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幽默”或者自我放逐运动的实例。
对需要放逐的敌人的甄别，同样也是侦探小说所使用的方法。然而在这本书第64页，弗莱提醒大家注意所有文学形式都具有的“宣传性”功能（既定社会中警方的合法性），也就是敌人被认为是社会之外的某个人（歌剧的惯例），而喜剧幽默真正的功能，是“将社会的敌人定义为一个社会内部的魂灵”。
这本书中最为生动的一点，也是对我来说最为新颖和具有刺激性的想法，是所有那些有关喜剧的部分，其中的高潮是关于春之神话的那一章。书中最优美的部分是由抒情史诗这种非同寻常的材料组成的章节。关于悲剧的部分留给我们的惊喜比较少，因为关于悲剧，话好像已经说尽了。幽默与讽刺可能是弗莱所从事的调查当中最为个性化的领域，此处的讨论更加复杂，而且是开放性的，更多是作为一系列的建议，而非有机的观点。
弗莱书中丰富的实例首先是来自《圣经》、荷马史诗、古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悲喜剧，以及中世纪骑士文学和基督教教规；有来自但丁和斯宾塞的作品，还有很多来自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喜剧）；也有很多实例来自弥尔顿和18至19世纪的小说（尤其是英国文学）；书中多次提到20世纪著名或者不太知名的作家（甚至电影也占有一席之地）。摆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由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很大差异的各种事例编织而成，但是它们之间又在不断地建立起彼此呼应与亲近的关系。这就已经能够保证，当你坐在沙发上进行第一次阅读或者快速翻阅时，就能够获得非常愉快的感觉，而且会不时从章节中得到教育，而无须回头去看前面的章节或者停下来进行概括。弗莱将他的这些章节称作“杂文”，而他这样做也有某种道理：读者可以像读杂文家的作品那样，跟随他的“离题”，从中捕捉知识氛围中本质上的统一，而不去做更多的要求。
假如从快速翻阅过渡到系统阅读，也就是坐在茶几边，试图通过概要的图表，将每个章节中充斥的分级和分类写下来，那么读者就会发现，面前是一本比表面上复杂很多，有时候甚至令人沮丧的书。这位加拿大评论家是一个分类和列举的魔鬼：他想要建立一些你永远无法逃脱的体系。因此在每个章节中，他都会提出一系列新的图表，使用的术语又互不相同且始终摇摆不定。更确切地说，那些术语之间仅仅存在些微差别，或者是对于同样术语的不同理解方式。他用线条将一个个图表连接起来，构成一个网络（比如说，第一篇杂文中定义的五种方法，对应第二章的五个阶段，但顺序相反）。另外，在弗莱面前总是摆着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分类系统，他将它们叠加起来，再与自己使用的系统相比较。总之，他堆积了需要同时进行筛查的一系列筛子，文学在整体上处于这种筛选当中，而且各个系统也在彼此筛选。
可以说，在弗莱的作品中，存在着他对于严格分类的热情与作为评论家的敏感之间的斗争。作为评论家，他不断觉察到有些范畴在逃离所有图表，并促使他增加新的图表。对于这个系统化的魔鬼，弗莱一方面加以炫耀，另一方面又将他隐藏在“离题”当中，也就是那些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方法，还有某种不时会控制他的饶舌的兴致。可惜，还存在着一个仅仅喜欢闲聊的弗莱，最近翻译成意大利语的另一本书［《我们时代的文化与神话》（Cultura e miti del nostro tempo）］就证实了这一点，该书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为加拿大联邦成立一百周年所做的三篇讲演。即使是一位不懈研究弗莱的学者，也就是一年之前以最具说服力的理由要求我对这部著作的写作方法进行了解的那个人［贾尼·契拉提（Gianni Celati），《无尽的梦》（“Il sogno senza fondo”），《十五》（Quindici）杂志，第9期］，也倾向于对《批评的解剖》作非系统性的阅读和使用（但事情并不因此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我来说，系统性地接受弗莱的理论，并且绘制概要的图表，意味着面对一团解不开的线和重新使用“杂文”的阅读方法。
如此，我们就说到了当今评论界的评价中最为关键的一点：评论是否可以具有“科学性”。当然，自从最近几年，法国结构主义使我们习惯于简单化而朴实的解读形式以来，即使是英语国家最为严格的评论，最后也会变成可爱的杂文。我们把对中世纪抒情史诗中的元素进行编目分类的弗莱，与最近出版的一篇关于《格拉尔的探索》（Quête du Graal）的结构主义杂文［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探秘的故事》（“La quête du récit”），发表在1969年3月第262期《批评》（Critique）杂志上］相比较。面对一个充满象征的植物群落，弗莱好像总是在气喘吁吁地追逐四处奔逃的野兔；而摆在托多罗夫面前的却是一个线条和对称的世界，他在其中从事着精确、优雅和经济的运动。在这本13世纪的法国小说中，三个层次的意思彼此呼应，而且每一层意思只有在与另外两层意思的关系当中才具有意义。格拉尔的探索就是对叙述的探索。弗莱开启了一场镜子的游戏，在每部作品当中，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都会被打碎；而托多罗夫则将作品变为一个封闭的结构，没有窗户可以向外面张望，他甚至借助方法论，排除了一个可以注视的“外部”的存在。
或许我所寻找的评论分析，是一种并不直接指向“外部”，而是通过探索文章的“内部”，通过它向中心的深入，来开启的投向“外界”的出乎意料的目光。这个结果，并不取决于方法，而更多取决于如何去使用那种方法：为了进入格雷马斯的“语义世界”，我服从于苦行主义，它将普洛普那种已经非常简单扼要的格式极端地简单化和理性化。这样做的结果，使我满意地看到“行动元模型”（modèle actantiel）能够在一次社会学研究中将村里傻瓜伊万的行为与经济投资者的行为相对比，也就是在几种我无法用其他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之间建立起了联系［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里佐利出版社，1969年，第220—222页］。
我一直阅读文学评论，是因为我始终在等待它们为我提供这样的惊喜。其中最大的惊喜，就是在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与风格》（Dostoevskij，poetica e stilistica）的一个章节当中（意大利语译本，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8年，第159—172页）找到隐藏的“永久革命”的模式（它被认为是古代，也就是中世纪所特有的），它完全可以宣称自己是未来的社会。唯有这种模式可以使无法统一起来的所有要求和谐共存。这个模式，就是一个以狂欢与消费颠覆性时期与严格生产的时期彼此有规律交替为基础的社会。
每一部真正的评论著作，都可以被当作它所涉及的几篇文章中的一篇来阅读，如同用诗歌式的暗喻组成的结构，弗莱的作品也是一样。他试图将分析工具延伸到文学创作以外，而这也是自然的事。他超出“非文学性散文的修辞”这一章的内容，试图理解在每个关于人类的讨论、每个理论方法和每个世界观当中，方式、象征和文学原型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我记起了几年前阅读的一本美国著作［斯坦利·E.海曼（Stanley E.Hyman）的《纠缠的海岸：作为富于想象力作家的达尔文、马克思、弗雷泽和弗洛伊德》（The Tangled Bank：Darwin，Marx，Frazer and Freud as Imaginative Writers），纽约：雅典人出版社，1962年］：作者对19世纪四位革新性思想家的作品进行分析，仿佛它们是想象、宇宙起源之谜、史诗、悲剧和系列侦探小说；它们强调故事中的人物、情形、画面、冲突，还有自然的意义，却从来不会脱离文学评论的方法。这仅仅是一种过分讲究的消遣吗？对于我来说，海曼的著作就像一门非常有用的阅读课。
我认为，弗莱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被写进这本书。在《批评的解剖》中，他用大量篇幅来讲文学评论家应该把宗教作品仅仅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对于一名神职人员来说，这并非容易之事。在弗莱的作品中，正是在他对柯尔律治将评论变成一种自然神学的偏好进行指责的部分，因为涉及宗教方面的争议，他的强调变得激烈起来。
尽管如此，弗莱的文学世界和宗教世界也存在着一个交点，那就是这两个世界都以《圣经》为中心。在关于“特定的百科全书形式”的那个章节当中，弗莱把《圣经》（《旧约》和《新约》）当作一个完整的原型结构，以及对世界文学中所有方式、象征和神话的概括。对于他的作品，文学评论可以提出的异议是，《圣经》并非一本书，而是一座图书馆，被选择出来，一本挨一本地放在那里。它们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整体价值，而在它们的周围，又按照顺序放置了所有其他可能的书籍。
“图书馆”的概念并不属于弗莱使用的术语，但也可以加入其中。文学并非仅仅由单独的作品构成，而是由图书馆组成。在那些体系当中，不同的时代和传统创造出“规范”的和“不合规范”的文章。这些体系当中的每部作品假如孤立存在，或者被放到另外一个图书馆中，情况都会不同。一座图书馆可以采用一个固定类型的目录，或者可以试图变成一个普遍性的图书馆，但始终以“规范”的图书为核心向外拓展。与图书目录相比，那里更是区分不同图书馆的关键所在。我所偏爱的理想图书馆，是那个受外力影响，向“不合规范”的书籍延伸的图书馆。此处所指的是“不合规范”在词源上的意思，也是“隐藏”，是隐藏的书籍。文学就是对遥远、隐藏，而且会改变已知书籍的作品的寻找，是对不合规范的新书的发现或者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