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咖啡》杂志，1969（1970）年，第5—6期。这篇文章是对《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即本书《控制论与幽灵》一文）引起讨论的回应（文中有所提及）。
亲爱的维卡里（Vicari）：
非常高兴在《咖啡》杂志，1969年，第2—3期读到你的文章《出乎意料的意义》（“Il significato inatteso”），以及切萨莱·米拉内塞（Cesare Milanese）的《从组合式过程到神话创作的思辨》（“Dal processo combinatorio alla teoresi mitopoietica”），其中对我《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新潮流》，第46—47期）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讨论。
我的文章有一个去和一个回：一个简化和令人放心的去（世界无限可怕，但请放心，可以思考和讲述的事物是有限的）和一个向不可预测和未曾探索延伸的回（大脑思维成果和语言仿佛在以一种有限得可怜的数量重复着；但是不要因此而泄气，因为它们开启了通往世界上无限的恐怖与财富的一线希望）。总之，我的态度一半处于广场恐惧症的控制之下，另一半则受制于幽闭恐惧症，我的推断中也因此产生了矛盾和犹豫不决。你们的赞同对我有所帮助，也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能够战胜这些矛盾和犹豫的因素。你的文章将这个话题带回了它唯一的方向，米拉内塞则进一步阐述了它内部所包含的两极之间的对立。
在我写下那些笔记直到今天（两年多）的这段时间里，我思想中的广场恐惧症和幽闭恐惧症始终没有停止过争吵，我也再没有为思考一个有限和可数的宇宙（这个想法更多的不是错误，而是可怕）感到吃惊。对于我来说，组合过程的分析仅仅像是一种必须和永远不会终结的方法，可以用来深入探究无穷无尽而又错综复杂的可能性。
我写这些，或许也是因为受到最近阅读的吉安·卡尔洛·罗西奥尼（Gian Carlo Roscioni）作品《预设的不和谐》（La disarmonia prestabilita）的影响。他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卡尔洛·埃米利奥·嘉达这位最后的“自然哲学家”的世界体系。事实上，借助莱布尼茨（Leibniz）的组合艺术，嘉达（哲学家和作家，因为在他作品的每一行里，二者都融为一体）研究的核心，也正是我们这个话题的核心。嘉达的写作对象是事物之间关系的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组合式的起源，创建了一个关于可能性的地图，或者目录，或者是百科全书；通过追述一个由原因和并存原因构成的谱系，将所有故事合并为一个，目的是勇敢地从被迫接受的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并且用一种“错综复杂的认识论”，或者说是一种“模式”，去与之对抗。这个意图在不断地受挫：那些旋涡般变化过程的复杂性扩展为密集的迷宫，并且毫不迟疑地战胜了最顽固的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嘉达的思考是英雄式的，因为它具有悲剧性。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读到过像这篇文章一样令我着迷和“信服”的哲学阐述。
我看到，你的文章与这个思考脉络并无异处。在对我文章的评论当中，你不断发现其中隐含的过度注重技术的危险（对于过度注重技术的简单化和神秘化），以及思想中的规则如何压倒了解放的力量。你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是用爆炸性的现实与固定的事实（由权威以及社会结构的惰性决定的事实）相对抗。这个现实处于词语的守护之下，而且需要不停地让这些词语活动起来，并将它们置于僵化的形式以外，置于“新的标志和象征”当中，从而不断地对现实进行新的发现。
在对你的文章表示赞同之外，我还要指出，你开始希望能够逃避的重复，后来又成为基本含义和原始画面，也就是说，仅仅作为语言在不停地传播、掩盖和揭示的根本性的神话结构，被你重新找了回来。所以，有人说任何新的神话和任何新的童话都与古代的神话或童话有关，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那么相对于这些根本性的神话结构来说，所有其他的形式，不论是神话还是童话，都是由它们变化而来的吗？是的，他说得有理，只要他考虑到，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和鲁滨逊，这些都是“新”的神话。假如说，这些人物也能够被缩减为合乎原理的图表或者机制，这只能证明它们是按照应有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以便具有神话的功能。至于“新”，它的意思仅仅是它们自身携带的那种“新”，就像你所说的，为了对抗“事件”，或者为我们指出一个道理，以便能够控制“事件”。
（我发现，在这个段落的开头，我谈到了目前的思考视野与嘉达思考视野之间的根本不同：嘉达倾向于使用的唯一的故事“模式”，并非普洛普或者格雷马斯那种缩减和简单化的模式，而是一个包含和涉及一切的模式。嘉达所采取的方式是从复杂到复杂，从被迫接受的复杂到预先确定的复杂，然后立刻发展到能够压倒一切，而他使用的代数公式仅仅是一层脆弱的屏障。）
米拉内塞很好地定义了冷漠状态（超越作者而起作用的模式）和戏剧状态（只有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时才有意义的游戏，以至于作品完成之后，作者不可能还是之前的那个样子，或者之前认为的那个样子）之间的矛盾（真正完成的作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自己生命的游戏，坚持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对的（因为假如对游戏的定义稍加调整，我也可以说同意米拉内塞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一个词是游戏，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倾向于在文学性发言周围形成的闪光的一面，会使思想意识的重心产生裂纹和分解；第二个概念是自己的生命，文学不同于其他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性的实验，因为它们总是倾向于用别人的生命去冒险。
我要模仿罗西奥尼书中指出的，嘉达对语言（和理智）的痉挛式应用[58]，把米拉内塞所谓的“操作模式”（工具论）定义为痉挛模式。这台痉挛式的文学机器，正是通过作者（作品真正的负责人）才得以运转起来。然而，缺少了一个沉浸在历史时间中的“我”的痉挛，缺少了他的反应和他疯狂的快乐，以及他的那种以头撞墙的愤怒，这台机器也就无法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