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莱利》（Pirelli）杂志，1970年，第1—2期。
谁还会想起狂欢节？我想，在当代生活中，记得或者能够觉察到狂欢节或者封斋节存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然而，在书籍当中，我越来越多地碰到涉及狂欢节的内容，仿佛这个已经从我们直接生活经验中消失的习俗，承载着它所有的意义，成为理解西方文明根本源头的必要因素。
狂欢节是一种没有舞台也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的演出。在狂欢节中，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所有人都加入狂欢活动。狂欢节不存在旁观，也没有表演。人们生活在其中，只要它的规则仍然有效，就遵循那些规则，过着狂欢节式的生活。然而，狂欢节的生活是被从正常轨道上拉出来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反向的生活”，一个“颠倒的世界”。
上面这段话来自一个对狂欢节富于启发性的诠释，而它的出处却是我们认为最不可能讨论此类话题的一本书。这就是两年前，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著作（意大利语译本：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与风格》，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8年）。巴赫金强调：“维持正常生活的社会和秩序的法律、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的时候都被取缔。被取缔的首先是等级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形式：恐怖、虔诚、怜悯、标签，等等，即所有取决于社会等级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不平等的东西（包括年龄的不平等）。狂欢节几乎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开始实行一种特殊的狂欢节类型，人与人之间自由而亲密的接触。这种类型的亲密接触也决定了大众行为在组织上的特点，自由的狂欢节式动作和狂欢节式的直率言语。”
文学评论会对狂欢节感兴趣，是因为这种词语上的解放使词语变得如此奇特，使得它除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时间以外，不适用于任何其他场合；因为在这里，庄严与疯狂、神圣与世俗、狂欢与死亡，在属性上如此接近，而接近始终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狂欢节的仪式，首先是给一位拿来取笑的国王加冕，然后再为他摘去王冠（而且经常有砍头刑罚的表演）。欧洲民间传统中，这种象征着时间以及每种权力相对性的庆祝，具有不计其数的种类。狂欢节的国王（早在他被加冕之时）是最后被逐下王位并遭到取笑的人，既是国王，又是奴隶。这样，我们在狂欢节的狂吃豪饮中已经能够预感到封斋节的简朴：放纵的神话，靠狂欢节来实现的安乐乡式的乌托邦，其实是在越来越受到饥馑威胁的农业文明的背景下诞生的。
此外，有一些标志表明，即使是随后的封斋节，也具有属于它的抗议性疯狂。按照一位美国学者的说法，塔罗牌中的“疯子”就是封斋节的国王。通过对15世纪博尼法乔·本博（Bonifacio Bembo）绘制的一副塔罗牌（这副牌一半放在贝尔加莫的卡拉拉学院，一半被纽约摩根图书馆收藏）的研究，格特鲁德·莫克利（Gertrude Moakley）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塔罗牌中“神秘者”来源这个有争议问题的特别理论：他们是狂欢节“凯旋式”游行队伍中的形象，至少本博绘制的那副塔罗牌是这样的。它再现了比安卡·维斯孔蒂（Bianca Visconti）和弗兰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婚礼时的“凯旋式”游行，也就是（几乎像是在彼得拉克书中写的一样）对爱情、美德、死亡和时间的象征。塔罗牌的第一张“巴贾托”（Bagatto，也就是魔术师），正是狂欢节的国王。站在战车旁边的是他的继任者，封斋节的国王，此人光着脚，雀跃着，手持大棒，戏弄和威胁着已经不能久居宝座的君王。狂欢节国王位于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封斋节的国王则断后。不过，因为战车是按照一个封闭的环形路线前进的，封斋节的国王光着脚，走在端坐于宝座之上的狂欢节国王前面，并对他的权威提出抗议。这个负责严格执行纪律的人物，身上穿着褴褛的忏悔服，走在游行队伍里，但始终是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从古老的假面舞会来到纸牌游戏中以后，他变成了“疯子”，成为20世纪的“神秘者”，他是唯一一张既没有数字也没有确定位置的牌［格特鲁德·莫克利，《塔罗牌》（The Tarot Cards），纽约：纽约公共图书馆，1966年］。
然而，在巴赫金看来，在那个时期已经能够看到狂欢节衰落的最初痕迹：那些戴着面具的喜剧演员偷走了狂欢节真正的元素：广场。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功能是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晚期确立的。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仍然非常活跃，以至于狂欢节给文学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也就是戏仿的做法，正是在那个时候留下了一些杰作：伊拉斯谟（Erasmo）、拉伯雷、塞万提斯，还有它们那种混杂着崇高和粗俗表达方式的丰富的语言。在巴赫金的阐述中，中世纪晚期的大城市好像照耀在狂欢节社会出乎意料的光芒当中，因为狂欢节也扩展到了市集、收割和宗教剧表演的日子，并会在所有重大的宗教节日中出现。“可以说（当然是有所保留），中世纪的人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正式的生活，具有单一的意识形态，严肃而阴郁，服从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充满恐惧，尊重教义，心怀虔诚和怜悯；另一种是狂欢节和广场的生活，自由，充满暧昧的笑，对神圣的亵渎、玷污、堕落和猥亵，与所有人和所有事都亲密接触。两种生活都是合法的，但它们之间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这种自相矛盾的社会“模式”（有无历史根据都不重要）如同是放在一个漂流瓶里的讯息，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严肃而阴郁、具有单一意识形态的”文明的岸边。在像我们这个还同时受到反权威、反压迫和反自动化的推动，要迫使所有价值服从于生产要求的时代，巴赫金传递的信息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性。生活节奏和行为“风格”的交替是由古代狂欢节时期的农业季节确定的。未来社会，有可能按照工业经济的循环，五年计划，以及生产、积累、紧缩开支、教育的时期，与消费、节日和对权威的抗议，所有层次的非神秘化时期之间的交替等因素的节奏，来实现某种类似的东西吗？
目前，巴赫金创立的狂欢节模式在文学评论界被当作一种诗歌的模式。巴赫金的讲话尤其在法国引起了反响。最具理论权威性的杂志《原样》，在最近的一期上面对巴赫金进行了评论，强调了“狂欢节式宇宙起源”的颠覆性特点，它“在整个西方历史的官方文化中，是一个经常被低估和迫害的根源”。克里斯蒂娃（Kristeva）提醒人们警惕“狂欢节的”这个词在使用中的模棱两可之处：“人们倾向于掩盖其中戏剧性的特征（血淋淋的、玩世不恭的、从一种辩证变化的意义上来说是革命性的特征）。”
在巴赫金作品中，这个特点非常明显。比如说，他强调狂欢节庆祝中火的形象所具有的双重性：火既能破坏世界，又能使它重生。他引用歌德在《意大利之旅》（Viaggio in Italia）中对罗马狂欢节的描述：在“蜡烛节”上，每个人的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而且试图熄灭别人的蜡烛，一边叫喊着“去死吧！”（阅读歌德的原文，省音符号使声音显得更加礼貌，完全不像如今小说中那样恐怖：滚开，去死。）歌德讲到，一个男孩熄灭了他父亲的蜡烛，然后高兴地喊：“去死吧，父亲大人！”
总之，对于巴赫金来说，狂欢节的力量（我认为，这里同样是他这篇发言的力量所在，无论是文学的，还是文学以外的）就是本身并不涉及“关于平等和自由、关于一切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矛盾的统一等的抽象思想。不，那里都是一些具体而敏感、仪式化和表演性、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经历和诠释的思想，是几千年来在欧洲广泛的人民大众内部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