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20世纪研究》（20th Century Studies），1969年，第2期，标题为《关于性与笑的思考》（“Considerations on Sex and Laughter”），由圭多·阿尔曼斯（Guido Almansi）负责英文翻译。这期杂志的主题是“现代小说对性主题的处理”。意大利语原文随后刊登于1970年7—9月的《咖啡》杂志第2期。
在文学上，性行为是一种没有讲出的内容比讲出的内容更加重要的肢体语言。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基本上以间接的方式谈论性主题的作家（不论理由是对还是错），也适用于那些将自己作品的所有力量都倾注在这些话题上的作家。甚至希望使色情想象超越任何障碍的作家，最终也会使用一种开始极其明确，然后恰恰在情节最为紧张的时刻变得神秘和含糊的语言，就好像他的目标只能不可言喻。这种围绕着不可言喻旋转，或者从它旁边轻轻擦过的螺旋形运动，是最极端的色情作家们的共同点，从萨德到巴塔耶，再到好像严格地将性排斥在作品之外的作家，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将性欲掩盖起来的那层厚厚的象征性铁甲，不过是一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屏蔽系统，将欲望和对它的表现分隔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文学都是色情的，就像所有梦都是色情的一样。在那些明确的色情作家当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一些试图通过性的符号来谈论其他东西的作家。而这个“其他东西”，超越一系列试图以哲学和宗教词汇的形式出现的定义，能够在最后一刻被定义为另一种性欲，终极的性欲，根本性的、神秘和无法达到的性欲。
大部分作家都位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对于很多作家来说，习惯性的做法是通过游戏、滑稽，或者至少是讽刺的方法，来使用性的符号。今天，知识分子倾向于采取严厉的态度，拿与性有关的东西来开玩笑，或者眨眼表示默契的习俗，都会被他们指责为肤浅和守旧（尤其是在法国，出于对传统中放纵精神的反应）。这种指责非常正确，尤其当它针对的是那些使性的层次降低和对它进行侮辱的习俗（男性习俗）。然而，这种指责可能会让我们忘记一个深层的关系，也就是人类学上性与笑之间的关系，因为笑也是人在对性的流露感到忧虑时采取的防卫行为，是一种模仿性的咒语（借助狂欢造成的小小的心烦意乱），以便控制性关系可能会激起的绝对的心烦意乱。在谈论性的时候，会同时出现的这种快乐的态度，我们不仅可以认为是出于对幸福的迫切期待，因而将它提前，也可以当作对正要跨越界限，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荒谬和“神圣”空间的认可。又或者简单地说，这种态度仅仅是在面对过分超越词语的东西时，面对一种极致或者严肃语言可能抱有的拙劣奢望，也就是能够对现实进行完全的表现时，词语本身表现出的谦逊。
说到这里，需要确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通过对于性关系的一种直接、客观和公正的反映，将它们表现为和生活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的事情[59]，从而使性关系不再如同一种神话。假如这种态度有可能实现，那么它可能不仅仅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并且与压制和虚伪的内心谴责，还有认为性关系或神圣或邪恶的思考相对立，它还一定会成为胜利（的选择），并排除所有其他选择。不过，最近五十年的文学经历使我们相信，这种立场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者的奢望。事实上，只有性行为的语言被置于一系列语义价值的顶端时，它才具有意义：当乐谱需要更尖锐或者更低沉的音符时，当油画需要更加鲜艳的色彩时，性符号才会加入游戏。在语言的世界中，这就是性符号的功能：性符号不能离开它优越的红外线或者紫外线的位置。在每部单独的文学作品中，赋予性符号的内涵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就成为文章内部每个价值分配系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说，文学想象的价值轴正是在为性关系辩解和为它感到耻辱之间摇摆：一端是兴高采烈的颂扬，另一端是“可怜的肉体”坠入地狱。在今天的文学中，第二种态度占据了主导：对于性关系最典型的表现（我想到的主要是最近几年的美国小说）是关于反高潮的记录，其中反感、痛苦，以及那些粗俗和讽刺的因素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令人回想起宗教说教中常见的对于性行为的谴责，以及圣人受到诱惑的那些色情而又可怕的画面。然而，这个主导性的话题，今天我们只能将它作为一种互补性的态度置于对立的立场上，进而研究对于性的辩护如何达到了修辞上的神秘化，以至于除了大众传媒这个层次以外，在其他层次上都难以实现。
此处，文章内部的讨论（任何可能的文章）已经不够，我们应该将文章置于它所诞生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去性化倾向的时代，都市生存的斗争有利于非性化。在大众传媒的领域内，性神话的功能是对某种已经失去或者面临巨大危险的东西进行补偿和恢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分配进行评价。以粗俗或者恶魔般的方式来表现性的人，可以被认为是在针对这种有限的形式对我们提出告诫，或者是提醒我们警惕，不要幻想能够轻易地恢复那种失去的高潮。而对于性的辩解可能来自一个说谎者，他始终怀有幻想，并通过书面文字来掩饰（我们意大利人立刻会想到邓南遮）我们面前这个无性的世界是如何无法生存；又或者，可能是一个深刻意识到对我们构成威胁的这种缺失，并因此扮演起性救赎说教者角色的人（这种性救赎或许会表现出某些倒退的特点，就像D.H.劳伦斯作品中表现的那样，是知识分子对原始的神化）。又或者，赋予性的相遇以中心的位置，并以每段经历和每个人类存在的关键性交流为基础，确立价值等级，从而尝试与现实建立一种热情的人类关系（对于好像集粗俗和辩护的路线于一身的亨利·米勒，文学是一种将性欲归还给存在的方法）。
如今情况更加严重，补救的方法也应该更加极端。造型艺术已经向自身提出了这个要求，就是与我们苍白的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和事物建立一种色情的交流。文学可以遵循同样的路线，创造更低语言层次上借助性符号进行的交流（贝克特作品中表现的世界末日，或者是桑圭内提作品中大众语言的倒退），或者想象出并非属于人类的性关系（就像我尝试过的那样，讲述贝壳类动物或者单细胞生物的爱情）。
在这篇文章中，我引用的都是通过笑的符号来开展的文学经历。正像我所要展示的那样，只有笑（系统性的揶揄、自嘲式的假声、痉挛式的鬼脸）才能够保证文章充分表现生活的恐怖和标志一种革命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