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1970年10月14日的《日报》。文章涉及卡尔洛·卡索拉与彼得罗·西塔提之间的论战。
在伦敦V＆A博物馆今年为纪念狄更斯去世一百周年举办的展览上，最能说明狄更斯作为上个世纪中叶小说家之意义的，是他有生之年出版的那些流行杂志，以及他在这些杂志上连载的小说。这些杂志标题繁多，但都是那么温和与家庭化（《本特利氏杂志》、《韩夫利少爷之钟》、《家常话》、《一年四季》）。通常，狄更斯是这些周刊和月刊的编辑和主任，甚至是与之合作的唯一作家。这些刊物主要是（或者只包括）作者正在撰写的小说的一部分，包括高潮部分的插图。展览上的很多资料反映出这些插图的重要性，以及他与绘图者的关系［西摩（Seymour）绘制过《匹克威克外传》的插图，但没能完成；在完成《雾都孤儿》的绘制后，克鲁克尚科（Cruikshank）与狄更斯发生了争吵；布朗（Browne）又被称作“菲茨”（Phiz），绘制了几乎其余所有作品的插图］。人们可以看到，狄更斯是如何在需要添加插图的手稿上做标记，而且通过那些草图，也可以了解在作者的指导下，一个人物是如何获得能够被几千个读者认识进而变得流行的面孔。
狄更斯对戏剧具有强烈的爱好。他曾经尝试做演员，但没有成功。不过，在名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曾经在伦敦和外省的各个剧院朗诵自己作品的片段，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这种方式，叙事文学回归了它作为口头交流的本源：观众买票去听小说家的朗诵，就像是观看一场表演。然而，表演的这个特点也延伸到了印刷的纸张上面。对于狄更斯来说，作为一部小说的作者，并不仅仅意味着创作它，还包括作为小说视觉诠释的导演，意味着指导插图画家的工作，以及通过小说章回之间的中断控制观众情绪的节奏。所以，小说的创作就像表演一样，几乎就发生在读者的眼前，并与观众的反应（好奇、恐惧、哭泣和欢笑）彼此呼应。
在狄更斯出版的这些小杂志的其中一本上面，有一个滑稽人物对小说进行了介绍，他说自己在一栋神秘的房子里，在一个老钟表的表壳里面，找到了小说的手稿。就像那些古代的故事集一样，一个虚构的故事成为另外一些虚构故事的框架。读者们将要阅读的故事如同发生在他们认识的人身上的真实事件，而故事也并不掩饰它们程式化和表演性的特点，以及它们对效果的使用，也就是它们“小说”的本性。这些杂志的读者会给狄更斯写信，要求他不要让某个人物死去。那些书信并非出于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混淆，而是对于游戏的热情，那个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古老的游戏，它要求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观众群存在，而且，他们就像是受到了讲述者声音的挑衅，如同合唱队一样加入这场表演。
几个世纪之后，当小说不再由故事讲述者或者说书人来讲述，而是成为孤独而无声的阅读对象后，叙事文学仍旧保留着这种集体表演的特点。我们可以说，这个特点的消失是发生在一个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时代，而且判断这种消失是决定性的，还是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为时尚早。
卡索拉指出福楼拜代表着“小说”的终结（因此，应该认为福楼拜是文学形式瓦解的发起者，这种瓦解后来会成为先锋派的纲领），而且把他作为个人艺术思想的永恒典范，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当卡索拉从这个观点出发，奢望从中总结出一种普遍性规则的时候，却与自身灵感的深层精神发生了冲突。超越文学和文化的中介去审视生活，期待“事物用沉默的语言来揭示现实”，不仅暗示着对于客观世界和自我的一种特殊想法，还包括这两个词之间的特别关系，是一种思想路线，一种天恩眷顾。假如谁真的能够达到这一步，或许会忘记，自己走上那条道路仅仅是为了创作一部小说。试图通过文学来讨论生活中不可言喻的方面，现在是，而且以后还将与罕见的个人经历、与特殊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卡索拉说他获得了胜利，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胜利是一种失败吗？如今，这种胜利能够意味着什么？索然无味的小说就如同洗碗水，上面漂浮着油渍般的拼凑起来的情感。对于像卡索拉这样有理由表达他们对福楼拜教诲之热爱的人来说，最好是承认我们从未远离福楼拜的那个时代，而那种情绪也不可能随意复制；而且，骄傲地要求被当作福楼拜孤独的模仿者。
假如说现在，我倾向于同意西塔提的观点，也就是恢复“小说”的地位，并打赌它能够获得重生，那是因为叙事艺术“匠人”的特点始终令我着迷，而且我认为文学研究的内在理由最终会走上这条道路。
通过对今天文学领域中最专业的尝试进行总结，我们会发现两个好像彼此矛盾的方面：一方面，小说（或者是为了探索性文学的创作而取代了小说的类型）的首要规则是不再提及作品以外的故事（世界），而要求读者仅仅跟随作品的发展，也就是文章正在进行的创作活动；另一方面，如今的研究和分析都集中在传统类型小说现在（和过去）的所有方面的特点上。在文明的各个阶段，人类这种始终行之有效的功能（也就是叙述），从未像今天一样，在最基本的成分上面得到如此多的分析、拆卸和重新组装，不论是口头叙述（原始神话、童话、史诗），还是书面叙事（短篇小说、流行小说、新闻事件），或者是通过画面的讲述（电影、动画）。可以说，叙述同时达到了两个顶峰：一个是文学作品中的消失，另一个是评论和分析界对它的兴趣。
罗兰·巴特在最后一部著作《S/Z》中对巴尔扎克的一部小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61]他认为，从效果的角度来讲，小说的任何一个最小的细节都具有它的功能，不存在任何毫无意义的东西。不过他也声称，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这部作品充满了意义，可以通过破译“编码”来解读，而这些编码中包含了一个社会全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陈词滥调。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假如说我们还可以透彻地阅读一部“古典”小说（这里指的是浪漫派，是小说），那是因为这是一种已经死亡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推理反向进行：假如我们了解了“小说”的游戏规则，就可以创作出在实验室里诞生的“人造”小说，可以像玩棋类游戏那样，绝对合乎规则地玩小说创作的游戏，从而在完全了解自己正在使用的装置的作者和明白游戏规则，知道不会再被作为笑柄，因此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读者之间重新建立交流。不过，因为小说的规则就是一个入会仪式，是对我们的激情、恐惧和认识过程的一种锻炼的规则，尽管这种锻炼以幽默的方式进行，所以小说最终会将我们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所有东西，重新纳入游戏。关于“外部”，我想说的当然是历史和社会背景，是小说在那些黄金年代受到其滋养的所有“不洁”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