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夏尔·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新爱情世界》以及其他关于和谐社会制度下的工作、教育、建设的作品文集的前言。文集中的作品由伊塔洛·卡尔维诺遴选并撰写前言，恩利卡·芭瑟薇（Enrica Basevi）翻译，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71年。这篇前言完成于1971年4月，而该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从1968年开始的研读傅立叶著作以及相关研究作品的时期的结束。
傅立叶创造了无穷无尽的词汇，但在语言上并没有获得成功。他的作品中充满各种怪诞的新词，其中只有一个得到了所有欧洲语言的承认，并进入通用词汇，那就是法伦斯泰尔。渐渐地，这个词失去了预言未来的意义，最终被用来定义城郊那些庞大、单调的民居，也成为我们这个文明社会集体平等的象征。总之，这层含义与给它下定义的那个时代的通讯员，那个“空想家中的阿里奥斯托”想象出来的那个色彩斑斓而又形式多样的世界完全相反。
尽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傅立叶仍旧被认为是“创造法伦斯泰尔的那个人”，但在十二卷本的作品全集当中，这个词却仅仅出现了几次。书中很多地方提到由小组构成的谢利叶，或者称作情欲谢利叶，它们由致力于同一种工作或者情欲的不同方面的人组成；还有Seriesteri，也就是组成谢利叶的人们活动的场所；法郎吉，也就是社会单位，有农业和工业之分，都由谢利叶组成，而法郎吉则要保证人类的810种性格和脾气之间的组合成为可能；以法郎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建立和谐制度。
在傅立叶用他富于幻想而又细致的思想勾勒出的很多画面当中，他对和谐制度下人们从事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了预先展示。对于法郎吉，也就是法郎斯泰尔所在的那座建筑，或者说是那些建筑构成的整体的描述，却处于一个几乎边缘性的位置。大都市生活的舒适条件被集中在一片田野的正中央，而且执拗地排除了作者深恶痛绝的那些不便之处：淤泥、垃圾、恶臭和噪声。
尽管如此，通过傅立叶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以及最早的社会实验，法伦斯泰尔这个名字和形象，作为一种象征，不仅在世俗人群，而且尤其在他的追随者中间，很快获得了成功。它之所以能够立刻给人留下印象，应该是有缘由的：傅立叶提出的秩序首先是思想上的秩序，其实并不抽象，而仅仅是一种幻觉，一个人际关系的体系；而且，它首先是每个人内心世界中的各种关系，知识和内心觉醒之间的关系。对于听取他建议的人，傅立叶首先要求他们做的是绝对怀疑和绝对距离，也就是对于到现在为止关于哲学，尤其是关于道德所有说过和思考过的事情，都要质疑和疏远。傅立叶有一句名言是：需要改变的不是人，而是文明。文明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而傅立叶提出的先决条件还是一个内心世界的变形。显而易见，无论是他的弟子还是对手，都没有对这一点提出质疑，而是宁愿紧紧抓住傅立叶为他们提供的那个外在、坚实而稳定的形象，也就是那座建筑。“注重实际”的傅立叶主义所经历的失败史，都隐藏在这个表现得如此明显而不可辩驳的理论的那些鲜为人见之处。
即使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在诗人和作家（还有心理学家）重新发现傅立叶的同时，建筑学家也将傅立叶看作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68]，那是另一个已然破灭的对于幸福的梦想（经常用来作为参考的是柯布西耶[69]的作品《光辉城市》）。然而在这两种发现之间，却存在着一片无法填补的空白。
那就是对于乌托邦的两种使用方法之间的矛盾：从乌托邦思想中好像可以实现的部分出发，把它作为可以在旧社会边缘成长，并利用自己明显的新价值来超越旧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或者从它内部所包含的好像通过任何形式的调和都无法战胜的部分出发，认为它不仅与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与控制着我们价值分配的条件，也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渴望一种不同生活的能力，以及我们反映世界的方法（这种彻底的反映使我们内心得到解放，并进一步使我们的外在获得解放），是完全对立的。可以说，我们是从现在才开始阅读傅立叶的作品，我们不再像他那些尴尬的追随者一样，试图将他作品中严肃的部分与富于想象而又离谱的部分加以区别，而是认为那些幻想的部分与其他部分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最严肃的部分同样带有幻想精神的痕迹。无论前一种或是后一种情况，都很高兴能够制造丑闻。
这仅仅是造就了我们这位思想家成功史中众多的颠覆之一。尽管他通常是以一个无人问津的先知形象，以每天中午等待商人资助的第一位法郎吉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在他有生之年（至少在最后十二年），傅立叶已经是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学派的领袖人物，追随者中也不乏慷慨的资助者，他也得以成为经历社会实验的尝试与失败的第一人。在傅立叶去世之后，他开创的学派又延续了几十年，尽管经历了困难的分裂，也还是进行了众多的尝试。[70]在1830到1848年间，曾经出现了傅立叶主义在国际上的扩张。关于他对俄罗斯革命知识界的影响，只需提到莫斯科的比特拉塞夫斯基（Petraševskij）俱乐部（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不得不在西伯利亚面对行刑队的枪口（在最后关头得到赦免）。在美国，受人尊敬的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在新英格兰创建了布鲁克农场。这是一项集体主义的实验，也是爱默生先验主义哲学的实践，霍桑也参加到其中。在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对傅立叶进行宣传之后，它变成了北美社团（North American Phalanx），此类的实验和影响也一直传播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71]
尽管如此，作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政治运动，傅立叶主义已经销声匿迹。这不仅仅是因为农业法郎吉的破产，学派内部分裂的加剧，还因为大师所谴责的文明之恶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致不能奢望通过小型社会群体的模范力量对它们进行医治。
同时被弃置一边的还有傅立叶的主要对手圣西门（Saint-Simon），其流派遭到了傅立叶无情的抨击。不过，除了被遗忘这个共同点之外，他们所遵循的路线完全不同。假如说今天没有人再阅读圣西门的作品，也不会提起他，那是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因为他所预言的专家治国和生产主义的“工业社会”获得了胜利。这个社会并非是圣西门预言的治疗社会之恶的灵丹妙药，也没有能够将作者诅咒的军事力量从社会舞台上根除，反而加入其中。不过，它仍旧是当今瓜分地球的两个超级大国体现的无可争议的模式，也是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
与圣西门相比，傅立叶显得完全不具有现实性：他对于现实的批评非常精辟，但对社会这口沸腾的大锅里的东西却一无所知。两者都谈到“新的工业世界”，但亲英的圣西门（再说，他还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幸存者）对不含任何幻想的世界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仇英派的傅立叶却将一群快乐种植者的游艺会搬上了舞台。在后者提供的模式当中，就只有菜圃、花圃，或者是车间，也就是比手工业作坊稍大一点的工厂。
傅立叶的理论无法实现，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未来设计上犯下了宏观错误（或者是源于无意识的压抑，或者是有意决定将遭到拒绝的未来设计从自己的视野中抹去）。彻底了解宇宙的焦虑，占据了傅立叶那几卷七拼八凑、具有迷宫般复杂结构的作品。然后，对复杂结构的细分，派生出前言、中间的插曲，还有对这些具体部分的总结。以上这些部分的命名，使用了一系列非常丰富的词汇，包括Prolégomenes、Préambule、Intermède、Cislégomenes、Extraducion、Arrière-propos，以及Antienne、Cis-Médiante、Trans-Médiante、Intrapause、Cis-Lude、Ulter-pause、Ultralogue、Ultienne、Postienne、Post-ambule，等等，还有按照特殊编号绘制的摘要性的目录和图表。[72]因此，数字与特定图形符号彼此交替，用来标明关键，或者谢利叶的中心（从那里伸展开两对翅膀，以及两对上升或者下降的副翼），还有模棱两可[73]，即两个谢利叶之间过渡性的词。这样的排列也可以对应音阶[74]，其中包括了高音或者低音的和弦。不过，形式上的怪诞与向各个方面延伸的推理完全一致，其间会不停地提到一部未来的著作，其中会提到所有根本性的东西。[75]
那些书写狂，有小聪明但性格怪僻的人，对普遍体系进行阐述的人，他们写的那么多流水账，如雪片般不断落进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纸篓。雷蒙·格诺青年时期通过查阅国家图书馆的目录来清点业余哲学家们发表的那些关于宇宙的无法理解的文章，它们与傅立叶的这部作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人们认为傅立叶著作中那些关于宇宙的语言根本就是在开玩笑：极光将会持久，使全球气候变得温和；大海会具有柠檬水的味道；很久以后，月亮会被地球上的臭气扼杀，被五个更小的月亮取代[76]；对人类有用的动物、狮子的敌人、鲸鱼的敌人、鳄鱼的敌人，将会取代可怕的猛兽[77]。被当作玩笑的还有如今已是现实的社会景象：人们专心于华丽和有羽毛装饰的衣服，进行节日庆祝和游行；向那些热爱美食和殷勤的人发起挑战；把斑马和鸵鸟作为家畜和家禽豢养。
那么，傅立叶是疯子吗？是哄骗读者的人吗？或者是幽默作家，在与机灵的读者交谈？又或者这仅仅是他设置的烟幕弹，以便掩盖作品真正的内容，掩盖他对社会的彻底批判？或者所有这些定义都不正确，而假如说傅立叶与同时代，或者之前和之后的其他思想家具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他按照一种没有被学科专业化完全遏制的古代的传统体系，将自己的话题扩展到比他们的出发点更远的领域，也就是各种自然科学和宇宙学的领域。最近对傅立叶进行评论的专家当中，有一位叫艾米利·勒乌克[78]的学者说：“难道这不就是哲学家惯常的态度吗，他们不就是要使现实屈从于他们已经发现的体系？傅立叶打乱了星球的位置，但创作《自然哲学》（Filosofia della Natura）的黑格尔更加滑稽，他奢望通过一系列的命题、反命题和概括……来解释植物和动物的王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也都求助于怪诞和有别于常人的结构，来逃避他们形而上学的矛盾，或者调和科学发现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这些哲学家并没有被当作疯子，相反，人们怀着很高的尊重去研究他们。”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通过社会视角的转变，来彻底改变诠释的规则。从1848年以来，每个对未来社会的规划，都要考虑到产业工人作为“阶级”登上舞台。傅立叶的经历中存在的无数矛盾，使得那些具有新的革命事业的理论家，不仅成为他的作品决定性的埋葬者，也成为19世纪最具好感、最合适和现代化的读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与他们同时代的理论家进行了最无情的讽刺，却自愿捍卫前一代人中的三位先驱：“空想家”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然而对于最后一位，他们除了表现出理解以外，还表达了（反对像卡尔·格律恩[79]或者杜林[80]这样的诽谤者的讽刺）一种出于直觉的文学方面的欣赏。在确定了任何空想都是“一部哲学小说”，而且应该作为哲学小说去阅读的观点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明确地指出：“这些小说中的某一本，比如傅立叶的体系，带有一种真正的文学精神；另外一些，比如欧文和卡贝[81]的作品，则缺乏最低限度的文学性……”[82]正统的傅立叶主义者被斥责为“学究式的资产阶级”，“与大师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对立描述为“系统形式”和系统“真正内容”之间的对立，也是诠释傅立叶学说的决定性原则（而且不仅仅是对于他）。如今，罗兰·巴特也借助他的敏锐对其进行了发展，并重新定义为系统与系统性之间的对立。[83]
恩格斯出于自己的个性，找到了傅立叶作品中间的一致性，并将它推广到其作品的所有根本性方面：关于社会、家庭、经济的批评（比如作为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的发现者，因此“过剩成为灾难的源泉”）[84]，讽刺（“历史上最伟大讽刺作家之一”），甚至是数学的天赋[85]。至于历史观，恩格斯毫不犹豫地宣布，傅立叶“驾驭辩证法的能力和他同时代的黑格尔一样优秀。面对那些认为人类可以无限接近完美的空谈，傅立叶借助同样的辩证主义，强调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期和衰落期，还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未来”。[86]
同样是借助这种方法，恩格斯还重新确立了傅立叶思想中最具幻想的部分：他是宇宙史图表的绘制者。在这个宇宙当中（无论是否采取辩证法），否定性和不连续性无疑占有很大一部分的位置。而且，我们这个星球正经历着一段不稳定的时期：鉴于人类始终处于文明的混乱当中，而这种混乱有可能通过一颗“彗星炸弹”给人类带来破坏（尽管人类将达到和谐）和八千年“幸福的顶峰”，但是“动物与植物世界的终结”不会被一次性清除掉，因为十六个上升的阶段对应着同样数量的衰落阶段，直到“银河系的衰落和瓦解”。这个原因刚刚在傅立叶那汪洋大海般的著作中被提及，恩格斯（这个问题对于他并不陌生[87]）就对它进行了强调：“就如康德将未来地球的毁灭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将人类未来的毁灭引入了历史编纂学的思想。”[88]
尽管马克思没有像他的朋友那样心甘情愿地对傅立叶作品进行全面的赞扬，但也作为一个兴致勃勃的读者吐露了他的心里话[89]，并表达出二者思想在深层次上的不可调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90]中，当马克思批驳亚当·斯密仅仅把劳动作为牺牲来衡量的时候，也指责了傅立叶的天真和轻率，因为后者相信工作能够变成一种乐趣和消遣，而这种说法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马克思来说，得到解放的工作，也就是自由的创造或者置身社会生产进程当中，将不再是一种牺牲，因为人类将成为生产的主体，却不会因此要求减少自身的努力。
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世纪最为戏剧性的那个疑问就由此产生：假如社会主义从现实的理念出发，接受痛苦仍旧是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因素的说法，也就是说，确定受到剥削的劳动和解放的劳动之间区别的因素，最终将是劳动者的劳累和痛苦的升华，对作为哲学典范的社会主义正在实现的信念，一定要出现在感觉得到满足之前吗？那么，需要提前多少时间呢？又有谁能够保证这种确信会不会又是意识形态的阴谋，而事实上达到解放所要进行的真正革命还没有开始呢？经过深思熟虑，乌托邦式的想象，连同它那种能够立刻被感觉捕捉到的模式，同样具有它的“现实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迅速面对现实原则的可能性：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将其付诸实践的尝试是否与那个模式相符；假如幸福并非一个直接的结果，实验就是失败的；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个模式继续作为反抗现实不可或缺的力量。
面对在理性中寻找道德根据的18和19世纪思想，傅立叶认为只有在快乐的原则上才能开拓出一片道德的坚实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倾向于认为傅立叶先于弗洛伊德进行心理分析的评论家们完全有理由坚持他们的观点；不过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弗洛伊德认为任何形式的人类文明中，都不可能缺少镇压和升华。也就是说，傅立叶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关系，与他和马克思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很多不同：傅立叶奢望建立一个认知和实践的体系，却不需要将任何事或者人进行升华，更不需要镇压。确切地说，“情欲”被作为情欲接受，并且直接导致一种至高无上的结果：孩子们被组织为“小皮孩”（这是傅立叶的教育学[91]中最为惊人和著名的想法），从收集垃圾[92]中获得乐趣，成为对和谐社会有功之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维护社会整洁的任务如游戏一样令人快乐。“小帮”的孩子们身穿轻骑兵的制服，骑在小种马的马鞍上，策马奔驰，在喧嚣的小喇叭、项铃和定音鼓的伴奏下，进行一场颠覆者的永恒狂欢（他们这种与升华相悖的行为同样也表现在语言上面：“小帮”的孩子讲话用的是暗号）。
在傅立叶对情欲的分类中，与“五种与感官相应的情欲”以及“精神方面四种依恋情欲的”（野心、友谊、爱情和父亲的身份）同时存在的，还有三种他自诩为发现者的“分配情欲”，即竞赛情欲、多样化情欲和创造情欲，他在对它们的定义上赋予了最多的热情和色彩，认为它们是社会体系的根本机制。
竞赛情欲（来源于Cabale一词，意思是阴谋，是旧体制宫廷政治的关键词）指的是对于阴谋和竞争的热情；创造情欲（令人兴奋和进行机械活动的情欲）是对于那些能够同时满足感觉和精神，以便沉浸在一种盲目的热情当中的快感的需要；多样化情欲也被称为交替的情欲，是针对改变、新鲜事物，以及刺激的情欲。组成和谐社会生活的谢利叶主要是以这三种情欲来支撑（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竞赛情欲、多样化情欲的基础之上；而创造情欲因为具有种种非理性发泄的特点，所以无法以同样清晰的方式呈现社会生活）。这个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从一个小组到另一个小组，穿梭于种植工作或者劳动者中间（花费在同一项工作上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两个小时[93]），或者在食堂里，在庆祝活动上。满足多样化情欲（与这个名称可能会引起的联想刚好相反），需要一个有条不紊和顽强的组织：“每个工业小组”都有点像运动队，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从一个小组到另一个小组，都扮演自身的角色，也总会遇到不同的同志；为了组成这样的运动队，为了配合其他培训的时间表来安排轮流活动的时间，为了使各支队伍之间进入竞争状态，以便每项活动都如同一场比赛，就像参加一个持续的冠军赛，各个小组需要竞赛情欲的激励、战略的情欲、团队的游戏、进攻性，还有作为积极社会力量的对抗性本能。
与对人类情欲做出分类的那些最杰出的人物相比（无论是属于教会传统，从阿奎那到耶稣会士，还是属于哲学传统，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傅立叶诞生于一个更加简单化和更加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然而，他思想体系中最为惊人的创造，是那个用来梳理一种如此不确定又无法捉摸的材料的实用图解：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在与嗅觉或者触觉、与父亲的野心、与满足相关的格子里，打勾或者打叉。
我们不能忘记，他所发现的三种“分配”情欲也被称作机械化的情欲，其中的一个（创造情欲）甚至被称为机械活动。瓦尔特·本雅明的评价尽管具有局限性，却首先揭示了这种学说的关键之处，使得傅立叶在这个科技时代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格格不入：他的乌托邦“最内在的刺激来自汽车的出现……它那复杂的组织，看上去好像是一台机械装置。那些带齿的情欲……是心理学机器的最初形式”。[94]
今天，我们可以把被傅立叶定义为（作品中一章的标题）“精彩与算术的联盟”的梦想，称为“爱欲与控制论的联盟”，而不会减弱这种二律背反的力量以及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在我们的眼中，和谐社会表现得如同一个庞大的欲望制定者；法郎吉假设存在一台电脑，它不停地进行必要的计算，以便保证谢利叶能够丰富多彩；傅立叶倾尽毕生对那些数据进行加工，以便在那些打孔的卡片上面实现人类的幸福。
我们可以认为傅立叶的思想是拉美特利[95]、爱尔维修（Helvétius）和狄德罗（Diderot）路线的终点。不过，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他从来没有阅读过这些人的著作，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会把他们统一归入被憎恨的哲学家、“不确定的科学”，以及他出生的那个世纪的所有文化当中。傅立叶对于18世纪的反抗没有放过任何事情和任何人。[96]带着对世纪转折危机中受到破坏的商人的仇恨[97]，他完成了对那些罪恶的真正或者假想的责任人的报复：从重商主义到罗伯斯庇尔，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到卢梭和伏尔泰。在对共和党人严肃的品行、平均主义，以及无神论的抨击上面[98]，傅立叶与德·迈斯特[99]相比毫不逊色。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挑起的战争中，他仅仅看到了屠杀和失败。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启蒙运动在新闻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尽管傅立叶是启蒙主义者和1789年不朽的《人权宣言》的敌人，任何人都不会指责他是一个反革命。然而，即使是用没有遇到危机的理性的进步主义眼光去审视他，也很难将傅立叶的指责与正统王权拥护者的指责相混淆。他的理论给人的印象，更多是他一直在讲别的什么东西，而这种东西是如此超前于他那个时代的辩论，以至于尽管使用的字眼有一部分相同，所讲的事情却完全不同。
所以，当他断言与宝座和神坛赌气只会于事无补和造成破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他希望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那个社会，首先是通过虚假的等级展示出来的（除了将利润的三分之一分配给资本的投资者以外）。因此，和谐制度的君主除了拥有像假面舞会上的国王那样滑稽的荣誉以外，还具备善良资产阶级的所有特点，而且同样从比他人更大的股份中获得利益。此外，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使命，参加到各种谢利叶中间，而这些与他们王族的尊严并不相关。他们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和协会的布衣一起去采集香柠或者烘焙肉馅饼。至于教士，傅立叶并没有取缔他们，而是要增加他们的数量。神职人员由男女教士承担［这些教士还被称作柯乐班特（Coribanti）和柯乐班特赛（Coribantesse）］，负责主持婚礼的活动。在“群婚”的体制中，他们享受到了完全不同于苦修的特权。
总之，法国革命的这位否定者恰恰是在对宝座和神坛的幻想当中，表现出他是革命之子，更确切地说，是很久之后的继承者；就像他的作品并非完成于复辟王朝或者七月王朝的统治时期，而是几个世纪之后，在一个古代机构的意义已经被遗忘的世界里一样，仿佛这个18世纪理性的颠覆者想法中所有隐含的部分，都显示出他是18世纪之子。
当然，孕育了傅立叶思想的18世纪文化，比任何标签奢望解释的都更复杂。我们不知道是应该将他的路线归结于“Illuministi”（按照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也就是启蒙主义者，法语是Lumières，德语是Aufklärung，英语是Enlightenment），还是“Illuministes”（按照这个词在法语里大部分情况下的意思，也就是“Illuminati”，神秘主义者）。这是18世纪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区域，它们之间有一部分彼此对立，另一部分彼此重合。
这个思想领域的典型原则，就是人类活动应该有助于上帝对人类世界规划的执行。这个规划是完美的，但需要人类的帮助才能完成。傅立叶的说教好像并不是从他到里昂共济会支部所在地时开始的。无论如何，他对共济会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因为他们没能借助大革命提供的时机，创建一门新的宗教。[100]无疑，关于星宿的“芳香体”的理论，属于一种广泛的神秘主义传统[101]，尽管傅立叶精神对其进行了典型的应用，比如确信只有生者幸福，逝者在另一个世界才会幸福；幸福只能是普遍性的，属于所有的死者和所有的生者；假如生者不幸福，那么，按照公平的原则，死者又怎么能够幸福呢？
总之，傅立叶是如此另类，如此与众不同。假如说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的下半叶和我们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人们对他不闻不问，那也不足为奇。诗人和作家同样持有这种态度：波德莱尔在一段时间里对傅立叶怀有好感，然后转为厌恶[102]；福楼拜对于我们这位空想家作品的了解，就仅仅能够使他作品中的布瓦尔和佩居谢（Bouvard et Pécuchet）在他们令人失望的百科全书式的朝圣中，完成一个法伦斯泰尔阶段。
司汤达的预测是孤立的，而且没有得到验证。1837年9月，就在傅立叶去世之前一个月，司汤达在他的《旅人札记》（Mémoires d’un touriste）中，借一位信奉傅立叶学说的朋友之口说：“只有再过二十年，人们才会承认他作为至高无上的梦想家的地位。”这个与傅立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他意气相投，而且在美丽的事物中间看到了“对于幸福的承诺”[103]（把美学价值看作抗议现实的一种乌托邦）的这个人，他的预言对于今天非常合适。如今，社会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人们又去阅读代表傅立叶式乌托邦的《幸福的承诺》，把它作为一种美学的享受。只有通过这条间接的道路，我们才能在一个所有的幸福好像都被延后，变得间接，如同镜中未来的时代，确定它是对于幸福的承诺。
随后，我们直接过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逃亡到美国的安德烈·布勒东读到傅立叶的作品，随后创作了一篇诗体杂文。它也是一篇读书笔记，一篇美国旅行笔记，一篇关于世界形势的苦涩而又失望的文章。将在1945年出版的《傅立叶颂诗》[104]，是这位空想家作品当中最为丰富和富于激情的一部，是以好像对他所有预言进行反驳的世界形势为背景进行的讨论。
可以说，战后布勒东的作品，或者在傅立叶影响下倡导的活动中，无一不提到傅立叶。在布勒东发现傅立叶之后，人们又发现了因为被“查禁”而未能出版的《新爱情世界》，并以凸版印刷的方式重新出版了傅立叶的全部作品。[105]另外，在这个“抗议”以及反压迫的理论化的气候下，傅立叶思想再次获得了现实性。最后，在1970年，法国文学界的一系列重要人物，布托尔、巴特、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布朗肖，又对傅立叶作品进行了新的研读。[106]（早在1958至1959年，格诺就已经沿着自己百科全书和“幻想科学”式的流浪道路，独自开始了对傅立叶的探索。）
当布勒东创作《傅立叶颂诗》的时候，人们尚不了解[107]讲述和谐制度下爱情生活的那些手稿，因为作者本人还不敢将其出版，更不用说是他的弟子们[108]（傅立叶在这一点上面的保留受到了诗人的指责）。收录《新爱情世界》这篇作品的文集[109]于1967年出版。假如能够对这部作品进行更好的文本研究，那么它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那以后，它就成为定义傅立叶学的一篇核心文章。
假如说在政治学说如此严厉的气候下，以多配偶制和“群婚”相结合为主题的建议，曾经而且还会成为丑闻，那么当读者阅读到这篇已经以放荡闻名的文章时，会发现傅立叶作品中具有假正经的某些无法避免的特点：他奢望使男孩和女孩在15岁之前远离所有关于性生活的消息。他对于纯洁的情感有着浪漫的崇拜，而且预见（在法郎吉的样品中，任何类型的情欲都应该找到它的信徒）会有如此天使般仅仅维持柏拉图式爱情的夫妻。有些贵妇人令他生气，因为这些女人一下子就把自己献了出去，没有情感上的开场白，使得男人们仓促应战，因此丢了脸，之后又把他们当无能的人对待（他从男性“性无能”在精神尊严上的诉求中获得了灵感，以反对“文明人的经验缺乏”为主题，创作出最为强有力的篇章之一）。
的确，这些“天使般的”夫妻通过与两个性别的其他人建立肉体关系的网络，来拯救他们夫妻关系上的贞洁。不过，傅立叶置于首位的还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所以可以说，在他的“乐队爱情”或者“爱情四对舞”中预见的所有令人眩晕的性关系，唯一的目的是用来点缀和颂扬最令人渴望而又稀少的欢乐，也就是精神爱情。
在和谐制度当中，情欲越是得到满足，就越是不能沉溺其中，任何事情都不能任由其发展。为了表现“群婚”的复杂组织，在某个时刻，理论方面的讨论变成了一部真正的小说（或者，假如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称作戏剧作品，因为这种作品大部分是对话）：《法克玛与熙德的激情》。这部作品并不能证明傅立叶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恰恰相反（另外，他本人也明白这一点，并且肯定地说：“我提供题材，以便其他人把它写进文章里面。创作需要花朵般的修辞，还有蝴蝶翅膀上的花粉。”）。不过，这部作品使我们对于傅立叶世界的文学渊源有了很多认识[110]：从17世纪奥诺雷·于尔菲（Honoréd’Urfé）“矫饰文学”派作品《阿斯特蕾》（Astrée），到18世纪从《一千零一夜》中获取灵感而创作的讽刺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以逃避为主题的视觉作品在根本上并没有很大改变：在现代读者的眼中，高大而愚蠢的法克玛的奇遇令人想起充满幻想和色情的动画片《太空英雄芭芭丽娜》。
《新爱情世界》带来的真正惊喜却是另外一个，那就是对于“爱情癖”世界的探索。性反常是傅立叶式道德决定性的试验场。无论是何种“情欲”，傅立叶式的道德都拒绝将它视为一种“恶”。作者有条不紊且冷静地展示出，情欲永远能够也应该首先对他人有益，而永远不应该给他人带去伤害，因为只有在情欲遭到反对和压抑的时候，恶才会出现。他举了俄国公主的例子，她靠折磨女奴取乐，而这仅仅是因为她不能自由地遵循自己女同性恋的取向。傅立叶仅仅稍加努力，就将放在他前进路上那块硕大而且会将他绊倒的石头搬开了。放置那块石头的人是另一位伟大的书写狂和幻想家萨德。性欲中具有虐待狂性质和破坏性，而且盲目自私的成分，被溶解（巴特说是“蒸发”）在社会体系完美的破坏性机械装置当中。在那里，任何秘密的取向都可以被理解，并得到满足。
所以，通过与萨德的关系来定义傅立叶（如今，在法国的评论界，好像整个文学都只能通过与那个极端点的关系来定义）成为一个必需的过渡。[111]在皮埃尔·克罗索斯基看来，傅立叶的著作（其中“性反常的严肃性应该由游戏来代替”）应该被认为“与萨德的作品同样非比寻常、同样重要和同样狂热”。然而，布朗肖在一部明显与我们的作者保持距离的作品当中，将傅立叶的作品定义为：“没有欲望的情欲……一种有节制而非色情的情欲，满足就能够将它填满；所以它始终能够达到它的目标。假如在每种情欲的背后，没有对于统一性的巨大热情—而且，这份热情是作为它的一种永远伪装的力量（它的真理）—在关心它的发展，那么，这种情欲就将平淡无味，直到始终延迟它实现的一个复杂体系的出现。”在布朗肖看来，傅立叶“关心的是用一种世界性的确定的幸福，来使自己放心，也使我们放心……节制（有节制的幸福）是一种如此无节制的要求，它不仅仅要求整个世界发生改变，而且不满足于这个世界，于是将它变成另一个世界的元素，以此类推，几乎没有终止，直到那个安静的夜晚，一切都停止下来，却没有任何东西会发生瓦解”。
人们会说，任何一种悲剧性的世界观都无法与这种目光共存。这种目光对它的（我们的）文明的整个消极之处非常敏感，但总是能够仅仅通过它作为平静的整理者的力量，消除否定性、邪恶和恶习。[112]即使是那些怪癖以及它们所有的排他主义和自私自利，假如你们公开接受，并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将它们付诸实施，它们也会变成与普遍和谐的珍贵联系。为了让小组和谢利叶能够很好运转而设计的情欲倾向的分配表，应该从最为稀少和怪诞的兴趣开始，不论是美食上的［比如天文学家拉朗德（Lalande）在饮食上的兴趣，据说他吃活青蛙］还是性欲上的（比如一位普鲁士军官，他的性欲仅限于挠心爱女人的脚后跟）。对这些怪癖的统计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就能够确定它们还伴随着哪些其他的性格，傅立叶随后将对于关联的研究发展到更加广泛的倾向上面：他宣布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金赛关系”，以便绘制出每个人从童年时期开始的“星象图”，用来预测犯罪，并避免埋没那些有天赋和才华的人。
无论在性欲还是美食上面，快感都来自精确。傅立叶与《味觉生理学》（Fisiologia del gusto）的作者布里亚—萨瓦兰之间，完全不存在亲戚或者朋友的关系。他的美食观点从未普遍化，每次都是在讲一款特定的菜肴和烹制那款菜肴的特定方法。
当然，他描绘的关于幸福的画面，灵感来自富余阶层享乐的习惯。他对于商人文明的激烈抨击，针对的并非作为快乐载体的财富，而是愚蠢的享受财富的方法。我们不要忘记，在他绘制的情欲或者“情欲树”的图表上面，分解出五种感官欲望的那段树枝，被称作奢侈，而他赋予奢侈的意义是“内在奢侈”的欲望（也就是健康）和“外在奢侈”（也就是财富），这两种条件对于感官充分发挥作用都是必要的。和谐制度远远未能将财富和快乐之间的关系斩断，而是希望对这个关系进行普遍化和多方面的实现。[113]
对于这些快乐的习俗，他是否具有直接的经验（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觉得他过着一种与其享乐理论相一致的生活），我们并没有确切的信息；关于他可能作为旅行的商人和家庭旅馆进餐者，并以此为乐的事，没有留下证据。在《新爱情世界》中，作为根本性的道德经历，他曾经提到碰巧发现了自己的“爱情癖”：观看和参加女同性恋游戏的乐趣。在他绘制的性欲幻影中，女同性恋被一束特殊的光环围绕着（他的作品当中，另外一种情欲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而他并没有坦白，那就是恋老癖：我们看到，那些小伙子是以如何的激情与忠诚，准备给予那些老年贵妇和“族长”“爱情施舍”的行为；另外，在他列举的美食实例中间，最成功的一个就是对老母鸡的偏爱……）。
不过，傅立叶幻想世界中这些永恒不变的元素，都不足以让我们对他人以及他的私生活做出任何推论。弟子和回忆录作家一致将他表现为一个严厉、粗暴、冷漠的人。这种性格与他流传至今的肖像上面的容貌，以及他大量作品反映出的狂热专注是完全相符的。人们说，他从来不苟言笑，话也很少［他最好的朋友加斯特·穆伊龙（Just Muiron）是个聋子］，住在一个种满花花草草，还有一只猫的朴素套间里，出门时手里拿着一根测量土地用的杆子，因为他有测量一切的癖好。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E.曼纽尔试图重建那些“巴黎先知”的心理肖像。于是，他在想，“这位情欲吸引力体系的发明者，是不是曾经尝试过这些体系中的一个”。[114]
恩格斯将傅立叶讥讽的天才，归结为“永恒快乐的天性”，而这是唯独在写作活动中才能得到快乐的一类天性。布勒东将他加入《黑色幽默文集》的第二版[115]，并且为他在斯威夫特那里找到了正确的渊源，甚至包括性格上的渊源（在“黑色幽默作家”的家谱中，斯威夫特和萨德、利希滕伯格都出现在傅立叶之前）。一条潜在的厌世的血管，从这位普世幸福的传教士创作的篇章中穿过：作品《戴绿帽子的等级》（Hiérachie du Cocuage）非常明显地借鉴了莫里哀，而且是傅立叶作为“道德家”的最好证明，因为他遵循的是17世纪法国对“性格”进行描写的伟大作家的路线。
在19世纪，人们对傅立叶蔑视性的定义之一，是“社会炼金术士”（使用这种说法的是欧根·杜林，他也因此激起了恩格斯对傅立叶思想有力的捍卫）。如今，知识分子对炼金术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排除了骗术和科学之间的这种基本矛盾，炼金术在我们看来如同对于一种幸福的暗喻。假如炼金术主要是通过材料改变的仪式来完成人类内在的一种认知和改变的技术，那么傅立叶所遵循的这种不同于科学，而且建立在中世纪传统的类比系统基础之上的道路，就类似于炼金术的研究；而且也像那种研究一样，确立起一种与艺术家和诗人的工作，以及他们为了“改变生活”而对语言和神话素材进行的加工之间的相似关系。
如今，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在谈论傅立叶的现实性，并且认为他是精神分析学的先驱（是弗洛伊德、莱希，或者群体分析的先驱）[116]；将他和诺曼·O.布朗（Norman O.Brown，他经常提及傅立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并没有提及傅立叶）相提并论；认为他是主张反独裁和反镇压的教育学古典作家之一[117]；1968年巴黎五月学生运动[118]、加利福尼亚嬉皮士团体[119]、女性革命或者集体爱情体验[120]，都将他视为保护神。在我看来，所有能够赋予他的“操作性”信息，都仅仅是让我们回归对于傅立叶的一种解读。然而，当他的作品不再能被当作指导新社会建设的简明手册，而是继续作为检验我们的思考和“看待”所有人的自由的装置，并使对于我们欲望的一种有限的表现变得有意义和严格的时候，傅立叶就已经幸运地摆脱了对于他作品的这种解读。我们会说，傅立叶在他的作品中将社会组织和“星宿的交配”混为一谈，那是出于被迫，是为了不让人们从规范性的意义上去理解他的话。一旦感到自己的语言有可能从字面上被理解，他就从法郎吉的实际机构，过渡到了植物和动物的“难懂的语言”，或者双重宇宙与三重宇宙的转移。而读者必须想到，自己面对的是一部书面作品，它的效力并不在于“透明的幻想”。[121]
像傅立叶著作这样内容“混杂”、“模糊”的“组合型”作品（我用来形容他的这些词是积极的，而且也是恰如其分的），能够用于定义文学作品对于自身、对于自身用途、对于可以转化为用途的自身的公共有用性，以及对于任何其他类型的讨论的有用性所做的实验，这一点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