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1974年邦皮亚尼大事年纪》（Almanacco Bompiani，1974），1973年12月。我的这篇标题为《何种乌托邦？》（“Quale utopia？”）的文章，开启了关于重新审视乌托邦这个主题的大事年纪。
当一个国家试图建立起一个相比其他可怕的社会来说不那么可怕的社会，却遭到军队之手镇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读到这句话：“乌托邦的终结。”然而，冒险、打赌、命悬一线和每天都要应付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一切正是日复一日经历的革命给我们造成的创伤，而它们都与落在纸上的乌托邦无关。那些乌托邦，就仿佛每个轮子都能起到功效的装置，它自给自足，自动调节，自我繁殖，对于每件事情开始的危险，以及永远存在的可能的终结，都一无所知。
乌托邦置身于一个非场所，否定与另一个世界（而且必须是敌对世界）的关系，以此来挑战时间。（当然，比如说傅立叶确立了一种渐进性，一套存在于和谐制度内部的演变史。在开始阶段，他承认与比邻而居的那些“文明化的”关系，可以将这种关系称作文化交流；然而，后来他却叮嘱人们要与世隔绝，而且，也预见到自己的学说会竖起与世界之间的“屏障”。）乌托邦感到有必要用自身的坚固与持久，来对抗它所拒绝的显得同样坚实和顽固的世界。
这一点，就已经使乌托邦成为那个实践行动宣告失败的时代最受欢迎的生产活动。最重要的乌托邦时期有两个：改革重生的希望显得渺茫的时期（尽管用来给这个活动命名的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文章，完成于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前一年）；还有法国大革命的洪流涌入河床的时期，而这也并非毫无来由。
我们立刻会问自己：既然乌托邦无一例外都遭遇了重大的失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它是否仍然有效？目前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兴趣，确认了我们这个时期与前两个时期之间的相似性。不过，这种相似性仅仅是理论、历史和批评层面上的。我们还是要问自己：我们这个世纪创造出了什么等同于乌托邦的东西呢？在我们的创作当中，能够找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有着文学类结构的乌托邦，而更多是乌托邦的能量场，是主要由文学和艺术来传播的坚定而又不为习俗所接受的建议（在这里，我们会联想到那个希望成为最苛刻的超现实主义的潮流）。我们可以在青年的流派中，寻觅到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些建议派生出来的路线。那些流派，以艺术的、清醒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反对美德的方式，来理解解放和生命。
然而，作为文学形式，乌托邦仅仅以反乌托邦的形式重现（赫胥黎、奥威尔），认为未来是一座地狱，而在那里，可预见性受到了指责。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与此相反的乌托邦和科技式的尝试，更加倾向于浓缩为集权主义模式，尽管渴望科学化的未来学家，强迫我们仅仅从事趋势性和局部的评论。
无论如何，现在任何人都不想对一座完美城市或者是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描述。我们周围厚重而复杂的世界焊接了起来，没有给我们留下缝隙。政治的想象总是需要一个别处，而这个别处在地理上的位置应该是确定的。当然，假如想象存在（尽管这种想象，已经远远没有逝去的那个五月用慷慨的口号赋予它的那种“权力”），那么，应该首先考虑那些动荡不安的，为诠释者的创造留下自由诠释空间的地方，比如“文化大革命”那些年的中国。然而，即使是在那里（我所说的是西方左派谈论的中国，而不是在中国的那个中国，那个中国属于另外一个逻辑，是另外一百个我们都无法了解的逻辑），也并不是乌托邦，而是乌托邦式的激情。这种激情始终需要考虑到新近加入的数据，并把不时会呛到它的那些信息嚼碎。
对于未来的一种全球性看法，受到政治思想排斥，被流放到一个并不重要的文学种类当中，也就是科幻小说（即使在这种文学类型中，居于主导的也是一种消极的乌托邦，是在未来地狱中的旅行）。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创作的作品，奢望将它这个由符号构成的组织，扩展到由事物构成的组织当中，却因此成为另外一个更加有效的文学手法的囚徒，被用来进行瞬间情绪的发泄，它们都是制造茫然和奇遇效果的小说，同样可以迅速地对明天进行思考，但不能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造成危机。
乌托邦曾经具有这样的能力吗？在康帕内拉看来，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或许对于追随安凡丹的那些怪诞的圣西蒙派来说，乌托邦同样具有这种能力。预见到一个可能而又不同的世界，仿佛它是一个已经建立和有效的世界，就等于获得了反对这个不公正世界的力量，等于否定了它存在的绝对必要性。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于现实的抨击，更多出现在以黄金时代的回归、神秘的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勉强的接受，是回归阿卡迪亚）和以善良的野蛮时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当中；另外，它也会不断地出现在按照理智而构建的正义和幸福的未来城市—这个同质而又对称的神话当中。这一点表明，人们面对无法接受的现实时更容易出现后退的动力，而不是指向末世的动力—因为它始终要求一种有力的思想意识的投入，而且会遇到很强的抵抗（这里我所说的，仅仅是那些内部的抵抗）。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每次向黄金时代的回归，其中都有乌托邦的成分（就像在乌托邦中，不会缺乏表现向过去回归的一些特征）。
逃跑？在历史和文学的评论语言当中，针对逃跑这个词的否定含义，我始终有所保留。对于沦为囚徒的人来说，逃跑始终是一件好事；而且，个人的逃跑，也可能是推动集体逃跑必要的第一步。这一点，应该也适用于词语和幻想的层面：对于监狱般世界的表现，每一句话都在重申你作为奴隶的身份。从这座监狱里逃跑，意味着建议另外一种准则、另外一种句法、另外一种词汇，从而铸造你愿望的世界。当然，假如一个人认为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了自由，而且对此满意，那么他就成了残酷和模棱两可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满足于口头和象征性的解放的人，尽管他使用的语言不会为“逃跑”这个坏名声提供那么多机会。总之，假如任何人都不能以可信的方式，对“科学”的政治思想优于“乌托邦”思想提出质疑，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问，走向科学性的步伐，会不会同样具有它消极的一面？也就是在否定乌托邦纸上谈兵的时候，是不是也因此失去了它给予我们的某种无法替代的东西？在乌托邦的外在结果当中，我们已经想到，甚至看到了世界的终结，以及它的再生。它的外在结果就是一座城市，一种共存，一系列的行为。而科学的理论化对它的思考甚至是解释，则是通过抽象和更加不确定的核实，以及哲学讨论的术语。总之，空想家们的唯物主义，总是比哲学家的内容更加丰富。
在很多年中，我始终认为，马克思拒绝预测社会主义社会的模样，这是他的思想中一个严重的缺陷；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弄明白，那是他的方法中一个决定性的原则。我们不可能为未来的饮食提供烹饪法，为什么呢？一种烹饪法总会对未来饮食进行假设，否则，就没有必要去写烹饪法，把菜做出来就可以了。在马克思进行创作时，以及很长时间以后，在通往乌托邦的那条道路上摆放的禁止通行的标语牌，意味着将思想和实践集中在针对唯一存在的社会的抨击和进攻战略上面，这意味着一种严肃和有效的纪律。然而，自从出现了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社会，在它最初流畅与欢快的实验之后（甚至那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作乌托邦式的时代），是对于铁一般现实的正式辩护，仿佛它已经是最受期待的未来。拒绝预测，就意味着（不言而喻或者明显地）除了那个模式以外，不会再遵从其他的模式。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继续那个老掉牙的抱怨（在我们这里，大约十五年来，出现了很多奢望能够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的模式，而任何一个模式内部的不同阶段，也同样作为一种模式出现。这一点，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需要避免的各种缺点和错误的样本，建议进行近似乌托邦的练习，也就是用检验合格的零件来构建一个模式，用已经成为历史的模式的碎片进行拼贴，由此追溯一种对于预测的渴望的根源。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始终抱有这种渴望；而且，同样是那些年里，在普遍和特殊的层次上，资本主义也希望对人类幸福进行设计（至少是在工作时间以外），而这种渴望也因此受到了激励。
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战后时期，城市化成为一门实验性学科，并且为我们生活的舞台提供了社会、技术和美学的形式。同样是在这块土地上，也诞生了对乌托邦进行重新审视的前提条件。从那时候开始，在对于理性设计和预测的信心经历了所有那些彻底失败之后，在那么多念头都因为撞在利益的惰性和受到限制的行为的墙上而变得迟钝之后，在众多调整计划的网看到自己被过大的鱼撕破之后，现在，资本主义文化的视野在围绕着一个灾难性的画面旋转，而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这个画面上（对灾难的预测、预防、管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审视乌托邦呢？到底是出于何种精神呢？
它们并不是像达·芬奇绘制的图样。那些图样是幻想出的汽车，是可能被发明和制造的汽车家族的开始，而乌托邦的设想却恰恰相反。它们诞生的根源，使得它们无法与今天，或者可能的明天之间产生任何妥协；它们是一种诞生于逻辑思考和幻想的自由的汽车。它是众多超前的想法中的一个，但谁又知道它会不会是别的什么？又或者，更加糟糕，它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托词，是善良灵魂的庇护所？我们中间并不缺乏对良心谴责进行诊断的人，他们也会就此给出回答。在此，我仅仅是尝试写下自己与乌托邦之间关系（尤其是个人关系）的日记，时而积极，时而消极。我所在意的，是这辆诞生于逻辑思考和幻想的自由的汽车，服务于（或者是否服务于）某种不可取代的东西，也就是扩展我们能够表现的那个领域，能够在我们有限的选择中，加入“绝对差别”，也就是一个所有细节都是按照其他价值和其他关系设想的世界所具有的绝对差别。总之，乌托邦是一座不能由我们来建设，而是在我们内心自我建设的城市；是依靠我们对它的想象，甚至彻底思考的能力，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城市。这座城市奢望能够居住我们，而不是由我们居住，这样，它就使我们成为第三座城市中可能的居民：这座城市是在新的内部或者外部条件的碰撞中诞生的，它不同于乌托邦，也不同于如今所有能够居住的或好或坏的城市。
所以说，有更多事情要向我们讲述的，是乌托邦的不去理睬可实现性的那个方面。这一点，同样适用于19世纪那些认为自己不是空想家，而是制定能够即刻实现的计划的发明家的那些人。他们建立了新的团体，然后进行冒险，就像欧文和卡贝一样，而且不出意料地失败了。
令乌托邦陷入危机的，始终是场所。要在哪里实现它呢？要在现存社会的边缘，以便用典范的美德来令它转变吗？那么，从改革的激进主义过渡到改革主义的妥协，仅仅需要迈出一小步。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在一些处女地上，还是在一座荒岛上面？（我们不能忘记，乌托邦诞生于哥伦布的旅行之后。）然而，我们知道，不属于任何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输出一种文明的行为叫作殖民主义，尽管他们确信是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不同于大都市文明的文明。傅立叶说，自己期待的仅仅是一个艺术资助人，以便开启他的和谐社会。然而，当他的追随者准备将他的社会模式付诸实施时，他却匆忙地解散了他们。他明白，或者至少是预感到，在脱离了书面的文章，脱离了说教性的讲话之后，他的体系就会失去反对所有已经做过或者说过的事情的力量，也就是那种绝对的反对力量。
今天，在傅立叶作品的读者当中，不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人：在今天，在我们由消遣构成的文明当中，或许在像地中海俱乐部这样对时间进行详细计划的机构当中，傅立叶的梦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碰巧得到了实现？这个怀疑足以摧毁他所建筑的整个学说！然而，我觉得傅立叶的学说能够抵抗这样的打击：与现状的对比，显示出傅立叶那套建立给予所有人幸福的极端组织的思想，与商业幸福可怜的未来，是无法相容的。
我认为，关于19世纪初另外一个庞大规划，也就是圣西门的想法，要讲的内容则完全不同。圣西蒙提出了“工业社会”和技术统治论权力的模式。可以说，他的模式获得了胜利，并且引导着美国和苏联的冲突达到了顶峰（尽管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军事排除在外，而在这一点上，现实相对预言要滞后很多）。与可能之间距离的减少，对于乌托邦来说是试金石：正像圣西蒙所说的，或者仅剩灰烬，或者升华。
相比之下，西哈诺和勒蒂夫·德·拉·布雷东更具幻想的乌托邦思想，要胜出一筹。所以，在1968年前后，我曾经想阅读傅立叶的作品，就像阅读一位诗人、一个小说家、一个道德家的作品一样，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一种幻想和道德的体系（我所感兴趣的，是建立在确切性、严格的方法论，以及分类基础之上的一种反镇压的道德。这样的例子与其说是稀少，不如说是独一无二）。
假如说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到那个建议，那是因为它的追随者很少，而我很想证实一下，这个建议在其他人那里是否得到了和在我这里同样的结果，也就是不满。我的方法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诗人、小说家和道德家（我说的是那些货真价实的），这些人一旦为你所有，就会始终跟随着你，而空想家则不会。乌托邦并非一种坚实的存在：你可以分享它的精神，相信它；然而，离开了纸张，它不会向现实世界延伸，你无法靠自己将它延续下去。合上书，傅立叶不会跟随我，我必须回去翻阅那些纸张，才能在那里重新找到固执而清晰的他，并且欣赏他。然而，我觉察到，一旦还清了因为这份欣赏而欠下的债，随后所走的每一步，都使我离他远去。
当然，最近连我自己也觉得，通过感觉器官来反映未来社会的需要在逐渐减少。这并非因为生机论对不可预知的诉求，也不是因为我出于冷漠而屈从于更加糟糕的东西，或者因为认识到哲学抽象的优越之处是能够为我指出可以期待的东西。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仅仅是我所希望的更好的东西还不在于此，而是要到隐藏的在阴影笼罩下的地方去寻找，要到那个经过最为精确的计算，具有很多无意中造成的效果，却不知道真理就在这些效果当中而非其他地方的体系当中去寻找。如今，我所寻找的乌托邦，既非固体状态也非气体状态，而是一种粉末状的、微粒状的、悬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