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新话题》杂志新系列，1973年1—2月，第31期，是去年我对各家杂志主编［阿尔贝托·莫拉维亚、P.P.帕索里尼、恩佐·西奇利亚诺（Enzo Siciliano）］提出的《关于极端主义的八个问题》的回答。那次调查的开篇是帕索里尼的一篇序言，总共有十九位文化和政治界人士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你们认为极端主义是什么？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
“极端主义”是一个我不愿意使用的词，因为它并不确切，既不能用于表达看法，也不能帮人做出判断。通常情况下，这个词被赋予一种否定的内涵。而且，鉴于我的秉性（我认为自己的秉性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反对任何极端主义”）、最初受到的政治教育（是在共产党内完成的，他们认为极端主义是一种偏离），也鉴于最近几年很多次发泄极端情绪的机会到来之时，我都沉默地躲在一边，我对于极端主义的想法，也不会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假如让我进行反对极端主义的说教，我也同样做不到。世界是如何在发展，我们都很清楚。很多人开始感觉到需要让它发生改变，而且，我们更容易听到表达极端主义的呼声，这是很自然的事。关键是要看，促成改变的这种动力在实践中接触到现实的时候，将如何延续。当这股动力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现它们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时，它就会向不负责任和抽象的方向发展。也有一些团体和个人为了应对同样的情况，找到了一个可以进行探索、获取知识、令其生存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传统的左派组织没有能够与现实建立起一种谨慎的联系。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意味着他们已经懂得，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首先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总之，我认为对于形势的严重性具有极端主义的认识，是正确的。正是这种严重性要求我们具有分析精神和现实感，并且对任何行为、言语、思想，总之是从定义上来讲并非极端主义的品质所能产生的结果，负起责任。
在这份问卷当中，鉴于问题的背景各不相同，“极端主义”这个词也会获得不同的含义。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会接受这一点，但很难将那些“左派极端主义”加入同样的讨论。对那些左派极端主义的讨论，可以在一个原理、一种与问题和特殊形势之间的关系、一种战略、一种战术的基础之上进行，可以对它们进行讨论、衡量或者驳斥；对那些“右派极端主义”的讨论，则可以放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进行，在那个时期，反革命的保守派并不具备像民族主义这样能够用来动员不满的大众的普遍想法。或许，今天我们的确要针对一个话题进行讨论，那就是南方主义。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南方主义的失败好像成为意大利各种政治力量面临的主要考验。需要讨论颠覆性的右派如何在南方的抗议当中得到大众的支持，它的形式当然是最落后的，但也是最彻底的，也就是地方主义。或许，从这个区分新旧法西斯主义的新南方主义模式出发，可以对“右派极端主义”进行讨论。再说，谈论那些职业打手、杀人犯、带着极左派面具的挑衅者的“极端主义”，至少是徒劳无益的。然而，从1969年开始，试图在情感上制约意大利人生活的那些致命和神秘的事件，从一些方面来看，比法西斯凶手和挑衅者习惯性的行为更加严重，而且，是笼罩在处于后台的警察和司法机关中的阴影。我要说，在行为的方法和目的仍然具有一种逻辑的时候，仍然可以谈论极端主义。然而，没有受到控制的国家机器逃避了任何的逻辑，越是制造灾难，越是可以借助掩护和攻守同盟而步步高升，这就是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前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二、极端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还是纯粹性格的问题？换句话说，极端主义有它的历史吗？是一种传统吗？有思想体系吗？或者仅仅是专门维护利益和保守主义精神的暴力的逐渐流露？
根据我的经验，极端主义主要是一种性格的问题：由于我的性格不是极端主义的，所以我倾向于怀疑极端的思想、行为和判断（或者说：由于我的性格并不极端主义，所以我会指责自己的任何极端思想、行为和判断。因为经验告诉我，它们都会撞在现实原则的墙壁上，并且迫使我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不过，假如我们想讲“极端主义的历史”，那么也可以将极端主义定义为一系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人们试图通过极端主义来应对愈发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需要进行彻底改变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要勾勒出这个世纪的思想、精神活动和心理与实践态度的历史。
暴力：暴力并非极端主义的一个必要因素。我要说，非暴力是一种极端得多的学说，更加能够代表极端主义的灵魂，因为它要求世界观和行为上的严肃性；而从某种角度来讲，从思考方式和生活形式上来讲，暴力斗争都更类似军事行为，而那些行为——人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想过——与极端主义毫不相干（除非是间接的，以执行者的身份）。假如我要想象出一个极端主义者，就会想到托尔斯泰、晚年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主义”，或者是甘地；想到那些拒绝服兵役者，那些素食主义者，假如他们持有如此的观点是为了世界观上的一贯性，那么他们就是最极端的极端主义者。甚至任何对于不公正和残酷社会的反对，最终结果都会发展到拒绝食用动物的肉。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更紧迫的问题，有一系列的不公正现象需要解决，但是，这样我们就离开了极端主义的逻辑，学着用我们生活中的相对和暂时的方法，去进行价值的辨认，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做的那样，他们尽管对素食主义抱有好感，但还是继续吃牛排，因此生活在矛盾当中。
三、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令极端主义显得与青年密不可分？青年性格中天生的极端主义与我们在法西斯和纳粹时期看到的政治人物的那种系统而且成熟的极端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吗？换句话说，一方面是天生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青年性格，另一方面是极端主义的思想意识。它们之间如何，又是为什么会出现碰撞？
青年人倾向于接受那些形式更加简单和绝对的思想，而且每次都会剥去历史遗留在上面的、大部分情况下试图再生的外壳。青年人倾向于行动，而这是逃避抽象理论的唯一道路：他们犯错误，把脑袋撞在墙壁上，也就意味着获得自己的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只有亲身获得，才有价值。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使我们将年轻人的极端主义与法西斯和纳粹头子的极端主义相对比。即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个词语包含了彼此截然不同的事实。成熟的法西斯分子，是狡猾而且揶揄权力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像法里纳奇[122]一样侧目窥探的狂热分子：他们利用年轻人的热情，让他们去送命。一方面是权力所代表的冷暴力，另一方面是青年人作为天生携带者和受害者的热暴力。但是，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要想继续上面关于暴力和极端主义的讨论，就必须说：青年人更加擅长暴力斗争，因为在身体对抗中，他们表现得更加自由和快乐（他们并非那些出于一种强迫性、令人伤心和软弱的需要，才去使用暴力的年轻人，后者的志向更多是迫害者，而非战士），其中或许包含着理想信念，不论那是不是极端主义，也有可能仅仅是一个借口，或者与它完全不相干。至少，它是我这一代人的经历，而我们分为游击队和共和党人两派。暴力不需要发明，因为我们发现它已经存在。只要按照每个人的性格，在自己所处的经过选择或者碰巧进入的阵地上，生活在这种暴力当中，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今天生活在街头战斗、棍击、催泪弹中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讨论还有价值吗？我想，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因素，就是那个我们经常提到的，谁是学生，他们代表着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改变，它使学生斗争和阶级斗争成为一回事。对于法西斯打手或者受过冲击游行者训练的警察，街头冲突就是目的，是唯一可能的目的；而对于左派组织的年轻人来说，它却仅仅是另外某种东西的象征。我的直观感觉，来自“性格”的感觉，是街头游行就如同体育竞赛的剧场，只可能对职业打手有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种象征性表演，而是确认拳头的原则。当然，我倾向于蔑视某些行动的象征性价值：比如进攻巴士底狱，这座古老而废弃的监狱，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能就像是无谓的能量消耗（当然，假如1789年7月14日，我碰巧从那里走过，也会这么想的）；另外，我们看到，攻占巴士底狱的象征性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在实践中微小的价值。
四、极端主义与真诚的或者煽动性的道德主义密不可分。为什么？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绞尽脑汁，想要给道德和道德主义之间的区别，甚至是一种彻底的对立下个定义，因为道德主义对于我始终是一种洪水猛兽。道德主义为他人制定规则，而道德是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即使是这样，我也要说，我们还必须做到意图与事实之间的和谐，因为自我压制最终也会变成对他人的压制）。关于佛朗哥·福尔蒂尼，我在很多年中都赋予他“道德家”的角色，甚至他对待我的态度上也是一样。最近，我读到了一个在我看来令人信服的定义。在此，我引用其中最重要的句子：“道德旨在寻求价值和行为之间的统一，并意识到分歧的存在。在变成政治以后，道德就成为政治的专有名词。道德主义是个别人犯下的错误，他们否认在一个特定时刻，应该或者可能存在着与他们所展现出的价值和行为不同的另外一些价值和行为。”[123]
五、当谈论右派和左派极端主义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区分，其中哪一个把暴力作为目的，哪一个仅仅将它作为手段。作为目的的暴力必然是两者中更大或者决定性的暴力。另一方面，作为手段的暴力，尤其是当它被不加区分或者系统地使用时，也有可能轻易地变成目的。
按照列宁的著名定义，极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幼稚病，这是真的吗？在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哪种思想意识、运动、体制，是以极端主义形式诞生，并始终保持极端主义形式到最后的吗？比如清教主义、反宗教改革、斯大林主义，等等。换句话说，是否存在要求人们进行极端牺牲和努力的天生的极端主义的理论、思想意识和精神运动？如何将它们与利益和保守主义本能所特有的那种同样极尽凶残的极端主义区分开？
一种宗教，一种哲学，一种运动，当它们需要不断假设上帝的王国降临世间，却不能在实践中将其实现的时候，就始终是极端主义的。一旦它们开始在世间建造上帝的王国，实践就会开始指导这场游戏，强行对它进行修改，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极端主义也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说到暴力的结束，一个国家在建立独裁权力之后，会提出各种层次的暴力。对于右派来说，这是对于自己世界观的确认，对于左派，却意味着根本性的矛盾、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而且仍需彻底解决。
六、在艺术和文学上，右派和左派的政治极端主义有哪些共同点？文化中存在一种极端主义的立场吗？
我们世纪的艺术和文学是极端主义的，它们表现出与语言、与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及与世界的彻底对立。整个19世纪，在那些工业化资本主义和议会制的社会具有坚实基础的国家，一种彻底反对主导体制的价值的文化就已经开始起作用。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社会的成长是如此缓慢和脆弱。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化都承担着建设和维持这个社会的使命。可以说，仅仅是现在，进行彻底反对的空间才刚刚形成，而且远未达到平衡。
七、极端主义和狂热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极端主义与革命主义呢？还有极端主义与宗教？所有的宗教，在其形成之初不都是极端主义的吗？思想在本质上难道不是极端主义的吗？诗歌呢？
我从最后开始一个问题开始回答。诗歌从本质上来说是极端主义的。思想可以而且有时候应该是极端主义的。任何思想都考虑到了它的最终结果，这样很好。那些极端的宗教，它们的出发点是在人类和上帝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估量的距离。要想纠正这个观点，就需要极端的证据。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政治理论，它们把上帝理解为世界应有的那个样子。关于“革命”与“疯狂”的问题，涉及了这两个词语的词义领域，它们有可能在某些点上与“极端主义”重合，但不是所有的点。“疯狂”也是一样，而且应该具有一个否定的内涵。
八、最后，您不认为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政治是或许应该是最不极端主义的吗？您不认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是受到美学主义感染的结果吗？对于极端主义者来说，杀戮难道不首先是一种具有形式和象征性意义的行为吗？
政治需要一个理想模式作为目标（否则的话，它就仅仅是对一种权力的管理），但与此同时，政治还是经验，它通过事实、尝试，以及对于错误的不断纠正，来进行核实（否则，就仅仅是抽象的理论）。一个优秀的政治领袖，可以鼓动极端主义（形势、情绪和思想的极端主义），而他本人却不是极端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应该向着自己理想的社会景象努力，尽管这种画面距离实现或许还很遥远，或许接近这个画面就意味着极端主义；他也明白，那些极端主义仍然不成熟，而且注定要受到实践的反驳；他并不愿意与那些极端主义相一致，而是转而走向现实、需要和时间一边，与极端主义相对立。
至于最后的两个问题，我要说，极端主义始终具有一种理智主义的根源（更多是教条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根源，而非美学的根源）。我要说的是，杀戮只有作为象征性行为时才有意义，更何况，在杀死某人的时候，从来不会杀死那个应该杀的人，而是还需要杀死另一个人，以此类推。所以说，最好永远不要开始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