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完成。未出版。本文是为与贾尼·契拉提、圭多·内里（Guido Neri）、卡尔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以及其他朋友共同设计却从未出版的杂志撰写的一篇纲领性文章。这篇文章是准备交付公众讨论的材料中的一份，这些材料中有一部分代表我们一致的想法，另一部分是我个人的观点。
一段时间来，我们已经发觉：人类用来堆积材料（机械装置、机器、商品、市场、机构、文件、史诗、标志、物景照片、绘画作品、技能与手艺、百科全书、宇宙学、语法、一篇文章的主题与修辞、亲属之间和部落中和公司里的关系、神话与仪式、操作模式）的这个仓库，我们已经无法保证它的有条不紊。在最近的四百年里，我们为了把每样东西安置在一个地方，并让每样东西都待在它的位置上（把留在仓库外面的东西另外存放）所采用的那些方法，被不断校正和更新，而且可以将这些方法统一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那就是历史，也就是对一个确定的主语（人类）的选择，这个主语每次又是由它的谓语来定义的。在那些方法中间，出现了太多裂缝和漏洞，已经无法奢望它们继续作为一个统一体，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与那个所谓的主语进行对抗并破坏了这些方法的，仍然是人类。只不过与想象中的样子相比，他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就是这个星球上数量庞大而且种群迅猛增长的人类；他意味着大都市的爆炸，是经济和意识形态中的欧洲中心论的结束；他是被排除的、被忽略的、沉默的人，他拒绝接受建立在对一些角色的排斥、忘却和消除基础之上的历史。所有曾经用来对世界进行想象、分级和设计的参数、等级和对立，都受到质疑。这其中不仅仅有那些与历史价值归属最相关的东西，包括理智与神秘、工作与存在、男人与女人，还有在根本上更加对立的概念，包括肯定与否定、高与低、生物与东西。
我们不满于这个越来越无法居住的世界，并相信改变世界的工具和理解它的方法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任何能够对某种东西进行重新思考的机会，都令我们感到振奋。假如不对某些被认定为终点，而且确信已经被征服和具有可靠性的东西进行新的审视，我们就无法前进。但是，我有一个忠告：以退为进是一回事，将后退的方法神秘化（或者当作一种思想体系）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是在我们对进步为何物并非如此确定的时候，后退也还是意味着一个确定的危险（实验）。
要想在这种危险面前保护自己，首先就要禁止再给记录新发现的清单加上重新界定的“人类”这个标题，因为他的未来与人类中心学的未来一样，始终是有局限性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尝试着永远站在外界、客体、结构、语言的一边，试图获得考古学家和古文书学家那样的目光，无论是针对过去还是现在。这个“现在”就如同分布着不完整和分类错误的人类产品的断层：金属工业、巨石建筑、原始的维纳斯雕像、大屠杀的遗骨，还有偶像。
在发掘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不明用途的工具、彼此并不吻合的陶瓷碎片，以及没有想到会在那里发现的其他时期的矿层。他的任务是对这些工具逐块进行描述，尤其是那些无法确定属于哪个历史时期和哪种用途的工具，还有那些无法重新建构起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并将它们组成一个整体的工具。这项工作，或许他们以后才能做到。或许我们之后会明白，并非出于这些客体外在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东西，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点，就已经说明了需要说明的一切。
与此相似，我们希望自己的任务更多的是进行展示和描述，而非说明。假如我们过分急于做出解释，那么，我们的起点又会成为一个连终点都不是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一种既自夸又令人失望的目的论。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参照的那个主体是未知的，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事物无法解释而感到高兴，目的论也是一样。与此相反，拒绝把今天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作为对事情的解释，最终会迫使那些事情对今天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做出解释（这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每个靠近的过程都要包含那个更远的点，不过，彼此对立的两极总会相遇）。
如此，我们对自身做出定义时需要明白的另外一点，也得到了澄清。针对揭示了语言系统内部关系、符号系统内部关系，或者人际关系系统内部关系的那个流派（或者一系列的流派），很多人要求将这些关系沿着历史的纵向轴迅速汇集起来。然而在我们看来，在这种知识当中，更加让我们好奇和纠结的是它在水平方向上的拓展，也就是有倾向性地了解所有表现和交流方式，使人类继而是生物的组织者最早的活动准则普遍化和体系化。随后，就是各种选择机制和根本性对立的普遍化和体系化，通过这些对立，材料可以发生变化，并与自身构成交流。
所谓结构性或者符号学的方法，越是不再自诩为“哲学”和“文学”，而是保持代数学的冷漠，对我们就越是具有价值（只有在这种方法的视野以外，那些哲学或者艺术的选择，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预见性的动机，才有可能任性地幻想自身的实现：迫使偶然性接受意义的那些规则，能够使我们获得自由的监狱地图，或者更进一步，获得现存事物的普遍法则，也就是毕达哥拉斯理论中的世界起源）。
正是因为我们尊重这种方法最为严格的形成过程（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将它应用在自己特定的工作当中），才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不同的研究空间，以便拉开与它的距离。接着，首先要接近它的，是这些我们最在意的内容：客体的提炼和意义上的疏远。我们真正的任务发生在一种方法的采用之前，或者其后，也就是为它提供原材料，或者为它的作坊提供半成品。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文学是一个能量场，它支撑和推动着表面看上去彼此遥远或者不相干的各种学科内研究和操作的相遇和对立。这就是作为包含了一系列意义和形式的空间的文学，而这些意义和形式的价值又不仅限于文学。我们相信，文学的理论也可以参考一种行为的理论，甚至是自我创造的理论。
这一点，以及对于如今很多所说与所写的东西普遍性的无法容忍，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只有走上合作的道路，才能知道我们合作的道路到底有哪些。
假如新的文学计划或者新的蓝图能够诞生的话，它不会是我们的创造行为本身，而仅仅是我们共同完成的一项工作的成果，是彼此视野的拓展。如今，我们不能再对没有发生过、很少发生，而且效果不好的事情进行抱怨，而是更愿意避免它们的发生。我们所关心的并非这件事，而是让文学获得意义的那个背景，而且，我们正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