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1973年10月在奈梅亨大学举办的曼佐尼研讨会上的发言。刊登在由卡尔洛·巴雷利尼（Carlo Ballerini）主编的大会论文集上，其中还包括了与会者们的讨论。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于1973年5月20日发表在《日报》上（这一期有四个版面纪念曼佐尼逝世一百周年）。
1.伦佐和鲁琪亚的图书馆
伦佐和鲁琪亚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在《约婚夫妇》中，这一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我觉得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在他们出现之前或者之后，不会读书写字（或者可以假设如此）是许多文学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共同特点。不过，作者对文盲状态具有如此明确意识的伟大著作，我无法再举出另外一部。在一个书写文字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伦佐和鲁琪亚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文字使他们卑微的梦想无从实现。
在伦佐和鲁琪亚的世界里，书写文字以双重的面孔出现：权力的工具和信息的工具。作为权力的工具，它经常会与这对可怜的未婚夫妇作对：它是阿策卡—加布利医生使用的书写文字，是满月客栈老板用来记录顾客身份的“纸张、翎笔、墨水瓶”，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它是安布罗焦·富塞拉用来给伦佐设置陷阱的无形的纸张、翎笔、墨水瓶。
作为信息的工具，在这部大部分情节都在表现距离的小说中，文字的缺失成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小说第27章表现伦佐和鲁琪亚之间通信困难，要通过中间人来读信和写信的那些页，是这本书最意味深长的部分之一，因此值得经常提起。曼佐尼专门用这段文字表现不识字的人如何通过信件交流，我认为无疑是全书最优美的部分：
不会写字却需要写些什么的农民，会求助于通晓这门技巧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会在与其处境相同的人中间寻找，因为面对其他人，他或者羞于启齿，或者缺乏信任。他会用大致清晰而有条理的方式，把以往的经过讲给写信的人听，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说明需要写在纸上的事情。写信人一半靠理解，一半靠曲解，会给他提些建议，进行几处修改，然后对他说：交给我吧。那人提起笔，尽量以书面语的形式，把委托人的意思写下来，然后修改、完善，或添油加醋，或轻描淡写，或者要是他觉得能够把事情讲得更清楚，就干脆省略。没有办法，比别人更有见识的人，不愿意成为他人手中的工具；当参与到他人事物当中，人们就想让事情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尽管做了所有这些努力，写信人并不能将伦佐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有时甚至会说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即使在我们这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人身上，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此写成的书信被送到收信人的手中，而他同样是大字不识。于是，他同样将书信拿给有点学问的人，由那人来为他阅读和解释书信。解释书信的方式会出现问题：因为收信人从对过往事件的认识出发，认为某些字句想说的是一件事情，而读信的人，仗着写信的经验，认为那是在说另一件事情。最终，不懂的人要依赖懂行的人，并委托那人代为回信。这封信也会按照同样的格调写好，因此也会遇到类似的解释问题。再加上，假如寄信人非常小心，或者内容涉及秘密，因此不希望在书信遗失的情况下，信的内容被第三个人知晓，假如是为了这个原因，也有可能寄信人主观上根本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所以，尽管通信持续时间很短，双方之间的理解也会像从前的两个经院哲学家用四个小时讨论圆满实现这个问题时一样：他们不用现实的例子对号入座，以免之后被人批评。
情感传递的紧迫性来自书面语言的阻力和传递信息的走样，与这些因素所做的斗争都被描述得如同一份关于社会生活的饱含深情的报告，也是作家含蓄的忏悔，而“即使在我们这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人身上，也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段注解似的文字里，这份忏悔就变得明确无疑。曼佐尼向我们讲述了两人如何借助受到如此多干扰的渠道传递消息，结果却令人失望的故事。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写下去，也没有对伦佐与阿涅塞之间那个不确定的信件传递的网络进行更多介绍，或者将鲁琪亚也纳入其中，这一点值得惋惜。
然而，同样是在第27章，书面语言的作用很快又变得至关重要。它的作用与之前非常不同，但同样是消极的。作者为我们描写了唐费朗特的图书馆。他的图书馆就像是一份文艺复兴式认识论的书单，完全可以被纳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词与物》（Le mots et les choses）开篇的几章当中。曼佐尼用不含任何历史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它，如同那是一座伪科学的博物馆。作为启蒙主义者的他对过去那些愚昧思想的反感，以及他在道德论战中经常谈到的话题之一，也就是文化腐败的过程，使他的作品显得生机勃勃。曼佐尼认为，文化是人类将其弱点以最为错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场所。在他看来，文化的错误标志着一种谴责，是人类衰落的表现。由此产生了他对于作家和知识分子，以及对于16至17世纪意大利文学衰落的严厉批评。《那根臭名昭著的柱子的故事》（La 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所具有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启蒙主义者对偏见或者错误评价展开的严肃战斗，还在于这些谴责的结尾处涉及知识分子责任感的部分。在那里，曼佐尼没有放过任何人。
与唐费朗特的图书馆不同，我们还可以提到村里裁缝的图书馆。在“匿名者”皈依之后，鲁琪亚就借住在那个家里。“在那些地方，一个识文断字，实际上只要把《圣徒列传》（Leggendario dei Santi）、《古埃林·梅斯基诺》（Guerrin Meschino）、《法兰西皇室本纪》（Reali di Francia）读过不止一遍的人，就显得才华横溢和懂得科学。”那里是乡村民间文化的图书馆，曼佐尼怀着好感去观察它，认为在那里，书面文字的使用尚未被腐蚀，而且还略带着一些骄傲：“用这个，可以做出世界上最好的面食。”曼佐尼的态度还不能算是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诉求，不过，它也不再是启蒙主义者对于传统童话的鄙视，而是稍带怀疑的好奇（先于现代社会学家的好奇），走向大众文化的正确与错误。
总之，这本关于两位文盲的小说，包含了好几座图书馆。读者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部小说都处于这些图书馆当中，它们也是包含了这位书写17世纪米兰历史的无名作家“被岁月侵蚀而带有划痕的签名”的那座图书馆。整本书的高潮是安布罗吉奥图书馆的建成，它是这本著作的灵感来源，也是费德里科·博罗梅奥的一生。曼佐尼最终用这座图书馆来代表自己文化理想的实现，叙述中却也不乏对意大利图书馆管理不善的批评。不过，即使是在这里，重点仍旧是促使费德里科从实践上对这座图书馆进行构思和兴建的那种精神，而不是图书馆对于人类历史造成的结果和影响：“请你们不要问我，博罗梅奥创建的这座图书馆对于公共文化形成的影响。假如仅用两句话来描述它以何种方式将自己展示在我们面前，要么是奇迹的，要么一无是处，那也太草率了。”而当文章发展到对陈列着主教本人创作的那一百本作品的书架进行评价时，曼佐尼却退缩了。不过，他还是让我们明白，作为作家的费德里科与作为人的费德里科无法相提并论。
在小说中，曼佐尼多次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书籍的错误使用上。比如唐阿邦狄奥对书的使用方法：他只是偶尔才会读书，却对书籍做出了夸张的赞美之词，比如将圣卡尔洛与不为人知的卡奈德斯相提并论。“我们要知道，唐阿邦狄奥喜欢每天读上一点书。与他比邻而居的那位教士有些藏书，于是把书一本接一本地借给唐阿邦狄奥，不过，图书的选择十分随意。”或者更加糟糕的，是在唐罗德里戈居住的那座小宫殿里对于书籍错误的使用。在欢宴上的争论中，《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被那些傲慢的剑客当作骑士规则的标准来讨论。
无论如何，对书面用语最为错误的使用出现在法律文件上。法律文书的形式主义与力量关系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是整部书的主导因素。小说在开篇对那些“打手”进行了指责，借此反映了司法的无能，而这样的做法并非偶然。在第3章中，作者立刻重新拾起这个话题，指出像阿策卡—加布利这样的律师，在法律的执行上采取两种分量和尺寸的衡量标准。相比之下，教会法律也同样糟糕。比如说，一些家庭为了不使财产遭到瓜分，就强迫长子以外的男孩去做教士，女孩去做修女。父权和环境的压力，总是能够令格特鲁德的倔强屈服，而在保护见习修女选择自己志向的自由上面，法律也几乎不曾起到作用。
所有这些因素有一个共同点：曼佐尼对书面文字的不信任，也是他对于意识形态伪装之下的权力的不信任。无论是在实际的力量上，还是在书面文字上，两位可怜的文盲都遭到了失败。他们从自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真理：书面语言几乎总是在掩盖现实，而不是对它进行解释。这个真理完全起不到安慰和教导的作用，而仅仅是一种对力量关系的残酷体验。
2.权力三角
围绕着伦佐和鲁琪亚，以及对于他们婚姻的反对，相关的力量呈现出三角形分布。位于权力顶端的是三种权力：社会权力、虚假的精神权力，以及真正的精神权力。其中两种对他们不利，两种对他们有利，也就是说：社会权力永远是对他们不利的，而教会分为好的教会和坏的教会，其中的一个权力竭尽所能去挫败另一个权力强加给它的各种阻挠。这样的三角形，有两次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由唐罗德里戈、唐阿邦狄奥和克里斯托福罗构成，在第二部分则是由匿名者、蒙扎的修女和红衣主教费德里科构成。
从一本如此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作品当中，总结出一幅几何形图表，并非是勉强为之。从来没有一部小说像《约婚夫妇》这样经过如此精确的计算，所有风格和思想意识上的效果，都由一个事先确定而且至关重要的钟表来校准，力量的分布也非常平衡。当然，曼佐尼小说的品质并非仅仅来自它的框架，而是同样来自其核心内容。同样的框架也可以用于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比如一本悬疑小说。假如曼佐尼不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反映邪恶，那么从死刑犯城堡和邪恶的修道院里面，我们甚至可以获得创作一部萨德式作品的素材和人物。然而，曼佐尼为了能够在小说里面将他所有想说的都说出来，将他宁愿保持沉默的所有东西留在阴暗之处，这个构架必须绝对有效。而最有效的框架莫过于童话：尽管反方的人物制造了障碍，但是故事存在着一个需要达到的目标；借助施以援手的人的帮助，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只需要去做正确的事情，就像可怜的伦佐和可怜的鲁琪亚所做的那样，远离错误的事情就可以了，无须再有其他想法。
在这两个三角形当中，唐罗德里戈和匿名者两个人物之间具有一种重复性和普遍性的相似；而在克里斯托福罗和费德里科之间，也存在着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在第二种权力，也就是虚假的精神权力的顶端，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唐阿邦狄奥和格特鲁德这两个人物是如此与众不同而又独立，决定了两处叙事都围绕着他们展开，前者是一部以唐阿邦狄奥为中心的个性喜剧；在后面这部关于良知的正剧中，格特鲁德则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也可以将《约婚夫妇》看作一部由多部小说构成的小说，这些小说彼此连接和交织在一起；以唐阿邦狄奥和格特鲁德为中心的小说，仅仅是这些小说中最早出彩和最完整的两部）。显而易见，在构成三角形的三种权力当中，曼佐尼最为了解，或者说最能说明他的文化和兴趣中来源于18世纪的部分，就是邪恶的教会权力。尽管克里斯托福罗和费德里科在小说中占据了很多篇幅，然而善良的教会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外部存在。围绕克里斯托福罗形成的那个复杂的权力关系，是曼佐尼作品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嘉布遣会修士团体的立场介乎两种状态之间，既独立于小说的体系以外，又是它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修道院的豁免权，它对修士和打手同样珍贵，而且使得修士在打手中间依旧显得非常突出（就如之前专横的克里斯托福罗一样）。然而，对于费德里科这个历史人物的介绍尽管完全是在他所处的背景之下进行，他和令他恐惧的那个悔过者的行动却都是小说预先设定的。在那个著名的表现皈依的片段中，游戏从人物进场就已经结束了，并没有留下改变和失望的余地：早在一开始，匿名者就表现出“即使并非悔恨，也是对于他邪恶行为的某种厌恶”；主教对于自己控制灵魂的力量是如此确信，以至于当人们告诉他那个伤心的骑士到访时，他立刻想到了迷失的羔羊，而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形式主义的行为。
即使连那个暴君，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在这次对话之前，唐罗德里戈和匿名者至少还存在着差别，后者相对前者具有更大的权威和豁免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名声也更坏（对于他的恶性，我们同样知之甚少）。他的“破城堡”，再现了唐罗德里戈的那座“矮小而坚实的宫殿”舞台布景式的功能［《菲尔莫与鲁琪亚》（Fermo e Lucia）中的“小城堡”］，只是在颜色上更加昏暗。我们并不清楚唐罗德里戈和匿名者究竟是谁，不论是其心理性格，还是社会地位都不甚清楚。曼佐尼在描绘人物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在教会和政治机构中居于中心或者边缘的权力分配（西班牙城堡主、城市最高行政官、领事）的时候，总是非常确切。然而，一旦碰到真正的封建权力，他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沉默。我们可以推测出，唐罗德里戈是当地地主，但文中从未提及。我们仅仅知道，他由于“伯爵叔叔”的关系，才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而在他去世之后，那座宫殿被一位侯爵所继承。在《菲尔莫与鲁琪亚》中，匿名者拥有伯爵的头衔，但曼佐尼把他表现为一个不法之徒，一个强盗，而不是一个拥有封建司法权、可以征税和要求农民服苦役的地主。曼佐尼对于所有政府机关的结构都非常注意，然而在他的意识中，好像恰恰是作为小说整个权力体系基础的合法的封建机构，却被一种自我审查机制隐藏了起来。
事实上，我们很难确定《约婚夫妇》的内在规则，因为曼佐尼不停地移动他那副望远镜的焦点。一旦确信小说和观念的机器大体上能够运转后，他便开始进行调整工作：聚焦各种人物和各个方面，每个人物都来自不同的启示，而且这些启示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与差异。在小说的不同版本里面，他的人物描写制造出越来越逼真的效果，不过，效果最好的未必是小说最后一版——就像最近皮奥维内在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唐罗德里戈这个角色的身上。
曼佐尼真正在意的并非人物，而是社会上和生活中现存的权力、它们的存在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些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叙述中真正的动力，也是他在道德和历史方面担忧的症结所在。在对权力关系的表现上（例如身处唐罗德里戈宴席上的克里斯托福罗，格特鲁德在修道院里宣誓仪式上的“自愿选择”，坐在费雷尔的马车里面，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供应督办），曼佐尼的笔触总是自信而轻盈，知道如何找到最正确的点，精确度达到毫米级别。《约婚夫妇》并非我们国家读者最多的政治书籍，但是，所有政党都认为这本书决定了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形式。然而，对于一个从事政治，而且每天都试图让普遍性想法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人来说，他在读这本书时，能够比读其他书籍更好地认识自己。它还是一部优秀的与政治唱反调的著作，确信，无论是通过奢望遏制现行力量的法律，还是借助一种为被排斥者提供支持的集体力量的确立，政治都不能带来任何改变。曼佐尼并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刚好相反：的确，应该由阿策卡—加布利那样的律师去向打手们“叫喊”；的确，置身袭击米兰面包房的人群当中，总会遇到被司法队长派去的一个像安布罗焦·富塞拉这样的人的挑衅，他是要找到那个常见的替罪羊。当然，这一点在意大利也是古已有之，而且从来没有停止按照它的方式去塑造现实。
在几个版本的《约婚夫妇》中，有一本“革命”小说，它会不时探头到那本“温和的”小说的隐秘之处去偷窥：它会在“阴谋之夜”的“巨大混乱”当中，进行那段关于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著名“思考”；也会借着米兰人因为面包价格过高而造反的事件，借助伦佐之口来倾诉曼佐尼个人对公正的渴望。假如说作为“革命”小说，这本书讲述的是那些错过的革命时机，那么即使是作为一本“立场温和”的小说，其中那些更加显而易见的时机也同样被一次次地错过：克里斯托福罗修士的美德并没有打动唐罗德里戈的心，而能够解决问题的皈依也被委托给身份更高的唐罗德里戈和匿名者，却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将问题解决，而仅仅是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描写一场不可能的革命的“革命”小说，与表现虚伪和解的一本“温和的”小说，同样具有欺骗性。曼佐尼生活的那个世界，带有法国大革命的创伤留下的深深烙印，他一边写作，一边感到复辟带来的沉重。要想赋予他的小说一个解决方法，就要另辟蹊径。
3.故事、饥馑、鼠疫
只有将观察的角度从个人过渡到世界，才能解决莱科这对未婚夫妇的问题。一旦发现天意是通过鼠疫来体现的，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个微不足道的政治思想早就被炸上了天。小说中涉及的真正力量，表现为缓慢孵化或者突然爆发的自然或者历史灾难，它们搅乱了权力关系之间进行的这个小游戏。这种形势在蔓延，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的联系仍旧紧密而又不确定，就像我们在探索如今世界上生物和人类未来时发现的那样。读者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约婚夫妇》从一开始就是一本关于饥馑和蛮荒之地的小说：在第4章的开篇之处，克里斯托福罗离开佩斯卡莱尼科，在简洁的画面中旅行：“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在牧场里用绳子牵着一头骨瘦嶙峋的小母牛……”［小说中不时会出现一个画家曼佐尼，他的画作几乎采用了勃鲁盖尔（Brueghel）的风格，属于北欧那种粗陋的绘画作品；那个“流派”的另一个实例是唐罗德里戈所居住的村庄，在第5章；还有一个例子，是瘟疫病人居住的传染病院里的保姆。］
曼佐尼小说中表现的是被上帝抛弃的自然，这与受到上天恩惠完全是两码事。当上帝现身，让事情恢复正常时，同时也带来了鼠疫。今天，有人企图在曼佐尼的作品中，在教育主义思想的外表下，找到某种虚无主义；而更加彻底的虚无主义，我们随后只有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才能见到［请参考一位年轻学者评论否定文学的论文，也就是朱塞佩·赛尔托利（Giuseppe Sertoli）的文章，发表在《新潮流》杂志，1972年，第57—58期］。
从人的角度来讲，书中描写的就只有破坏：糟糕的统治、糟糕的经济、战争，还有从天而降的德国雇佣兵。这是一部被包裹在小说章节中的史书（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华伦斯坦事件和曼托瓦公国继承战争，都被排斥在唐罗德里戈饭桌上的闲谈之外，而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农业危机、小麦的价格、人工的需求和流行病的曲线）。《约婚夫妇》提出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不停地在应对灾难。
回到之前的那些三角形上面（腐败的权力、坏的教会、好的教会），我们还可以在上面罗列一个新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顶端是人类历史（糟糕的统治、战争和顺从）、被上帝抛弃的自然（饥馑），以及可怕而又不可思议的神圣正义（鼠疫）。曼佐尼所描述的鼠疫，除了作为大合唱式的宏伟展现以外，还是一个新的范畴，其中的所有人物和故事，与之前相比都发生了变化。伦佐的流浪旅行重新开始，而且变成一次神秘的入会式的旅程，高潮之处是他跳上脚夫们的推车，穿越狂欢般死亡的快乐。这是小说中最值得提及的一处，其中不仅出现了“可怜的瘟疫传播者”这个词，还有一段出乎意料的死神之舞，是曼佐尼小说中很少出现的一个放纵时刻。另外，还能见到倒骑在马背上，被黑马带走的那位狂热骑士的影子。在《菲尔莫与鲁琪亚》中，唐罗德里戈本人如同在宗教剧的表演中那样，被拖进了地狱。
要想将反映《约婚夫妇》这出“宗教剧”中彼此对立的力量与上天的恩惠的图表补充完整，只需加入与被上帝抛弃的世界演对手戏的人类的意愿，而人类想要强迫上帝改变他对世界的规划。如此，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就变成了阻碍。在个人层面上，这种力量表现在伦佐尝试进行的抵抗当中，从因为朋友们的退缩而失败的最初模糊的意图，到“欺骗者之夜”复杂的安排；从集体层面上来讲，同一种力量行动了起来，并且在米兰袭击面包店的事件中遭遇了失败。
针对这个主题，我想要列举的不仅仅是代表着曼佐尼创作手法最大成功的这两个片段，还有书中最晦涩的一个部分，那就是鲁琪亚的誓愿。曼佐尼不太相信通过作品所做的辩解，认为鲁琪亚的誓愿就像人类出于唯意志论而做的所有行为一样，是强迫上帝改变他对人类世界的规划的无益尝试，这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犯下的错误，也是曼佐尼厌恶的那种墨守成规，几乎是想要强迫上帝签署协议。因此，鲁琪亚的誓愿也就成了一项无效的协议，被克里斯托福罗这样的修士轻易废除了。这是一个从传染病院的瘟疫病人中间重生的克里斯托福罗修士，他几乎骨瘦如柴，使命完成后就会立刻死去，如同童话中有魔法而且施以援手的角色，是一头善良而且注定被牺牲的动物。
小说的靶子始终只有一个：在无情而复杂的现实力量面前，人类那种自负的唯意志论。无论在严厉的先验性的面孔上，还是在科学所探寻的自然力量上面，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些现实的力量。在曼佐尼的作品中，严厉的神学语言不止一次与仅仅考虑事实的科学语言相混淆。《那根臭名昭著的柱子的故事》这部作品，并非出自一个先于或者与持天命论的曼佐尼同时存在的、作为启蒙主义者的曼佐尼之手：二者是同一个人。无论从关于细菌性传染病蔓延的科学知识出发，还是根据曼佐尼式的神学，对所谓瘟疫传播者的迫害都是一个可恶的错误。曼佐尼式的神学认为，鼠疫的灾难不可能是来自人类意志的行为，或者少数人的行为，而只能出于上帝之手；也就是来自人类罪行的链条，它们导致了上帝的惩罚以及通过天意来进行的极端拯救。
在《约婚夫妇》中，关于饥馑的讨论也遵循同样的路线。早在第5章中唐罗德里戈的宴会上，曼佐尼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错误，即认为面包的短缺是囤积者和面包店主人的意愿所致。直到第12章，作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曼佐尼才解释说，是天气、社会、军事和糟糕的管理等复杂原因，导致了饥馑的发生。在这里，科学原理同样也解释了上帝的无限性概念，这种宗教情感，在其深处与莱奥帕尔迪的无神论抱有同样悲观主义的态度。
面对18世纪的文化危机，这两位仍旧深深沉浸在18世纪的诗人奋起反抗，但他们的理想却完全不同。如今，我们能够在他们各自的理想中辨认出一些相似之处，而不仅仅是彼此的对立，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道德和风格上的选择，都仅仅集中在了他们之间的对立上：针对轻而易举对人类进步和自然善意产生幻想的那种信仰，莱奥帕尔迪的拒绝更加强烈；而对于将世界的无情掩盖起来的安慰性的宗教情感，曼佐尼的反对自相矛盾，而且小心谨慎。在两位诗人看来，只有从对于需要迎战的力量的准确理解出发，人类的行为才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