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快报》，1974年9月第35期。本文参加了一场关于成功小说的讨论。开启这次讨论的，是安杰罗·古耶勒米针对艾尔莎·莫兰黛那部在公众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小说《历史》（Storia）所撰写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晚报》，1974年8月2日）。
莫拉维亚和曼加内利（Manganelli）也在《快报》上面发表了文章。参加这场讨论的所有文章，都刊登于安杰罗·古耶勒米，《印刷品》（Carta stampata）的附录，罗马：作家联合会，1978年。
在《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最后一章，阿里奥斯托对史诗的读者进行了表现。作者把他的船划到了岸边，发现堤岸上挤满了等待他的人，其中有很多他都认识，于是把他们列举了出来：美丽的贵妇、骑士、诗人和学者。我想，这是第一次，读者不是作为唯一和单独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在作品中得到反映，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更确切地说，作品就像从一群读者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这并非普普通通的人群，而是作者在潜在读者的世界当中，勾画出来的理想读者群，也就是由当时意大利宫廷构成的那个群体。我们可以从他们阅读那本书的方式上，将这个群体的模式辨认出来。即使他们不去阅读那本书，也一样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且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相对立的群体。
就这样，在每个作家希望通过作品达到的目的当中，就隐含着一个创建读者群的计划。即使是最有创新意识、最努力、最反潮流的作家，也是如此。或许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意识到，存在着一个他的读者群或者反读者群（尽管他们是少数，而且可能还仅仅是潜在的人群）。他明白，这个反读者群已经存在，而且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说，每部作品都是按照一种特殊类型的成功而设计的。在成功作家的设计中，隐含着对一个读者群的解释，从某种方式来说，这个群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而平庸的作家仅仅想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以及它直接的回答。
从更大的范围来讲，这也适用于成功的流行作家，也就是那些因为处在某种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形势中，碰巧要通过创作一部本身具有广泛而没有明显特征的读者群的文学作品，来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与认知行为的作者，这部作品就好像是19世纪中叶几十年中的流行小说。对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来说，创造一个新的读者群的计划，适逢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它又越来越变成救世主式的教育计划。
但是，我要说，我们需要将流行小说（这类小说是在18至19世纪发展起来的，如今已经专业化）与成功小说区分开。流行小说就像如今的畅销书一样，是一个季节或者一年中流行的作品。流行小说建立在叙事机器的客观活动基础之上，其中最优秀的作品还具有一种近乎匿名创作的特点，这使它与神话相似（它也同样是对于新的叙事学的分析中，最受偏爱的研究领域）。而畅销书，正如目前在美国和欧洲普遍认为的那样，则完全相反：它的基础并非客观性和非个性化，而是作者本人和他随后传递给读者的自负而模糊的主观性，是一种乏味的“人性”。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近乎道德谄媚的方法基础之上，认为那些没有确切定义的东西，比如人性、生活、热情和情欲，可以直接进入书面文字。如此构思出来的成功作品尤其会令社会学家感兴趣，因为它们只能作为社会良心谴责调查的反面材料。
对流行小说和成功小说进行如此的区分是必要的，因为艾尔莎·莫兰黛出于她的意愿撰写的，就是一本流行小说（鉴于我们始终在谈论她）。这本小说最初的读者正是一些非读者，是那些甚至不会去阅读成功小说的读者，那些受到阅读行为排斥的人。创作这类流行小说的可能性，作为一种设想，无论在知识还是技巧方面都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因此很多或者所有的作家，都至少在片刻间有过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把它打消了，因为大脑中立刻会出现十个或者二十个历史、社会学或者存在主义方面有力的理由，让我们不要这样做。关于莫兰黛的作品，第一点要讨论的，正是它是否真的可以作为对当今流行小说创作的一条建议。在这部作品当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它使用了“传奇”的方法，我倒是期望小说能够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发展。然而，小说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意大利文学赋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诗性。这个特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打动了我，因为它令我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战后开始的文学经历。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表达我对莫兰黛在专业水准上的尊敬和我与她在风格上的距离。我只想说，在我看来，小说创作方面真正的衡量标准是《悲惨世界》（这是另外一部自愿“不与时代合拍”的作品），它是所有流行小说、历史与社会史诗的模范。感动是此类创作的必要配料。不过，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接受它，因为那种感动明显是以歌剧的歌词表现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叙事文学中的激情，它被认为能够代表“生命”和“人性”，或者“情感”、“痛苦”和“真理”。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说法是，令读者发笑或者恐惧，是一种诚实的文学创作方法，而让读者哭泣则不是，因为让读者哭泣的做法中，包含着令读者发笑或者恐惧所不具有的奢望。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进行“人性化”创作时，需要非常谨慎吗？现在，我们中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是，这仅仅是绕过了障碍。真正的成功，是要懂得如何面对“感动”这种文学技巧的所有方法和效果，尝试着明白它们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发挥作用，为什么能够传递给很多读者他们认为能够辨别的某种东西。假如我们从技巧上对这些文学方法有一个明确的意识，或许我们就能通过新的方法来利用“激情”，将它作为道德教育，而非将它神化。假如流行文学能有一个未来，其关键就在于此。然而，我们还远远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