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新社会》(Nuova società)杂志,1975年11月,第67期。本文是就一项调查撰写的文章,随后发表在文集《多么美丽的城市》(Com’èbella la città),都灵:斯坦帕托利出版社,1977年。

想要观察一座城市,仅靠眼睛是不够的。首先,我们需要剥去包裹在它表面的阻止你看清它的所有东西,所有预先接受的思想以及不断充斥视野和理解能力的预先绘制出来的画面。然后,我们还需要懂得如何简化和减少城市每一秒钟呈现在注视者眼前的数量庞大的元素,再将散乱的碎片连接成一幅分析性的统一画面,它就如同一架机器的示意图,从那张图上能够明白机器如何运行。

城市与机器之间的比较,既贴切,又令人产生误解。贴切是因为一座城市的生命就在于它的运转,也就是用来生活和供他人生活。令人误解是因为不同于为了使它具有某种特定功能而制造出来的机器,城市都是或者几乎都是不断适应各种不同功能的结果,而这些功能是前一个设备没有预料到的(我想到意大利的那些城市,它们的历史长达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

与其将城市与机器相比,倒不如将它与处在物种演变中的活生生的机体相比,因为它能够讲述某些与城市相关的重要事情:如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有生命的物种将自身的器官与新的功能相适应,或者消失,城市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忘记,在演变的历史中,每个物种都携带着仿佛是其他时代遗迹的特点,因为它们与生命的根本需要已经没有关系。然而或许有一天,当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也许正是由它们来拯救濒临灭绝的物种。就这样,使一座城市延续下去的力量,可能会是今天看上去可以或缺的特点或者元素,因为它们被如今城市的运转所遗忘,或者与之相矛盾。

不论缓慢还是迅速,任何正在进行的运动,都会使城市结构的形态学、社会学、机构文化和大众文化(也就是说,它的人类学)发生变形,或者重新适应。我们自认为始终注视着同一座城市,其实面对的却是另外一座,是一座闻所未闻、仍需定义的城市。为此,需要制定彼此不同而又互相矛盾的“使用说明”,供几十万人来使用,不论他们在使用时是否有这一意识。

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居民区的灾难性变化没能得到控制,因此影响了几百万人的生活。然而,要经过几十年,英国人才会明确地意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狄更斯可能是第一个从伦敦那些鬼怪般的特征上面,从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上面,感受到这个时代风气的人。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对工人的生活条件加以描述。即使有一次来到曼彻斯特,他也只是讲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没有提到工人街区和纺织厂里的工作的悲惨画面,仿佛某种内心的审查将那个画面从他的思想中抹去了。

不久之后,卡莱尔也去参观了曼彻斯特。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凌晨把他叫醒的突如其来的巨响。当时,他并没有理解那声音来自何方,其实,那是几千台织布机同时启动的声音。之后,这种景象将多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先是带着忧虑的色彩,随后转变为兴奋之情。

我们需要等待一位德国青年,他是其中一家纺织厂厂主的儿子,等到他撰写一篇著名文章,曼彻斯特,那座曼彻斯特,才成为工业城市中最为典型和负面的模式。因为只有他,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才能在自己身上集中很多他人无法具备的条件:来自外界的视角(作为外国人),同时也是内部的目光(因为他是那个世界的主人);具备这种目光的是恩格斯哲学所特有的对“消极面”的关注,以及社会主义路线促使他做出的批判性和揭露性的决定。

现在,我正在概述一位美国学者最近的著作[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恩格斯,曼彻斯特与工人阶级》(Engels,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纽约:兰登书屋,1974年][124],它清晰地展示了年轻的恩格斯是如何看到并且描述摆在其他人面前,却被他们从大脑中抹去的东西。史蒂文·马库斯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睿智地对曼彻斯特进行调查,目的是追溯其视觉和概念画面的起源。这个画面一旦被表现出来,就立刻显得明确而又不容置疑。然而,它却是一个并非像表面上这么明显和“自然”的认知过程的结果。

马库斯研究的曼彻斯特实例,对于我试图聚焦而且对今天进行影射的那个想法来说,就像是一幅为昔日故事所配的插图。我想到了意大利的众多城市,在过去的几个月,它们好像重新开始凝视自己的面孔,而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它们却对此熟视无睹。新的行政机构取代了过去整整几十年的不善管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见到大批人群涌进城市,并没有任何规划预见到他们应该如何融入这个社会。在那个时期,明显或者隐藏的特殊兴趣所具有的力量,腐蚀了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发展计划。今天,我们用新的目光审视城市,才发现眼前竟是一座不同的城市。在这里,社会组成、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居民密度,方言、公共和家庭道德、娱乐、层次化的市场、努力得到弥补的服务缺陷、在医院里死去或者幸存的人、在学校里或者大街上学习的人,都是构成这张复杂而流畅的地图的各种元素,却又很难被简化为一张图表。然而,我们正是要从这里出发,才能明白城市是如何建成,以及我该如何将它重建。

事实上,对于一个先进发展进程的消极性进行前瞻式的批判,如今已经不能满足我们:这个由生机勃勃的部分(尽管这种活力仅仅是生物性而非理性的活力)和不连贯或者患了癌症的部分组成的结构,将成为建筑明日之城的材料,不论它是好还是坏。假如今天我们懂得“审视”和干预,那么这座城市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建成,否则它就会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我们从今天的现实中得到的画面越是消极,就越是需要设计出一幅积极的画面,并向着它前进。

除此以外,我们必须考虑到,虽然它们都被称为城市,但是不同的城市是如何相互延续或者彼此叠加;而且一定不能忘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哪个因素才是城市始终不变的持续性因素,才是使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并使它获得意义的因素。每座城市都具有一个隐含的“纲领”,一旦它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我们要知道如何将它找回,否则就会面临失去这座城市的惩罚。古人通过呼唤先于城市存在的神祇的名字,用他们既模糊又清晰的活动,来反映城市的精神。那些名字,就相当于人类行为中生存能力的表现,它们应该保证城市深刻的信念;保证环境因素的拟人化,一条水流,一个地上结构,一种植被;或者保证在随后相继发生的所有变化中,城市始终能够作为画面、美学形式,或者理想社会的象征存在。一座城市可以经历灾难和中世纪,见证不同家族在城市的那些房子里相继居住,见到那些房子被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改变。然而,这座城市还应该在正确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重新找到它的神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