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文学的正确和错误应用》（“Right and Wrong Political Uses of Literature”）是1976年2月25日卡尔维诺在由阿默斯特学院（马萨诸塞州）欧洲研究项目组织的关于欧洲政治的座谈会上做的发言（直接用英语撰写而成）。发言的英语和意大利语版本此前均未出版。
在收到贵方座谈会的发言邀请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同时也是此类情况下习惯性的想法，就是试图回想是否最近某篇关于文学和政治的文章，或者众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中的某个发言，可以给你们读一读。然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写过任何成熟的东西：很多年来，我都没有针对这个主题写过或者说过什么。
再想想，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在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年，也就是从1945年开始，到整个50年代甚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正是作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任何讨论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我这一代人，可以被定义为同时开始涉足文学和政治的一代。
最近几年，我经常关心政治上的事情正在如何发展，文学上的事情进展又如何。然而，当我想到政治，我仅仅会考虑政治；当我想到文学，也仅仅会考虑文学。今天，当要同时面对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会产生两个范畴彼此分离的感觉，而且，两种都是空虚感：一个我能够相信的空洞的政治设想和一个我也能够相信的空洞的文学设想。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我意识到，青年时代羁绊我们的那个关于政治和文学关系的结，时至今日尚未解开。它的剩余部分尽管松垮和磨损，却仍旧影响着我们前进的脚步。
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深刻地改变了很多我们曾经打过交道的概念，尽管我们仍然在用以前的名字称呼它们。这一切对于我们社会的未来会产生怎样根本性的影响，我们仍不得而知。不过我们明白，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一个知识层面的转折已经发生。假如我们需要为这个过程下一个概括性的定义，可以说，把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将人拉下宝座的对立者，还应该被称作人，不过那是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人。这意味着在整个星球上以指数形式增长的“数量众多”的人类；意味着大都市的爆炸，社会和经济的无法管理，不论它们属于怎样的体制；意味着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欧洲中心论；也意味着所有被排斥、压迫、遗忘和沉默的人们提出的，获得所有权利的要求。我们用来对世界下定义、分类和规划的所有参照、种类、对立面，都遭到了质疑。不仅仅是那些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因素，还包括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好像稳定的因素（理性与神话、工作与生存、男性与女性），甚至是意义相反的基本词汇（肯定与否定、上与下、主体与客体）。
在最近的几年，我在政治和文学方面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能力不足以完成思想变化强加给它们的任务。
我认为，或许首先要更好地定义意大利文学这个微型世界内部的形势，才能解释60年代为我们带来的新东西。
在50年代，意大利文学（尤其是小说）雄心勃勃地希望能够表现当代意大利的伦理和社会意识。在60年代，这个奢望从两个方面遭到了攻击。在文学形式上，或者确切地说不仅是形式上的，还包括认识论和末世学的角度，新先锋对叙事文学展开了进攻和抗议，指责它多愁善感、过时、进行虚伪的安慰；只有通过语言、空间和时间上的决裂，叙事文学才能够对当代社会进行反映，并消除它的种种幻想。
同时，在具有政治倾向的评论界这条阵线上，评论家中最极端的一派，对具有政治和社会立场的文学所奢望的典型性发起了进攻和破坏，指责它是民粹主义。[125]在这条阵线上，先锋派，或者无论如何可以称作否定文学，同样在为他们的复仇做准备。这里所指的是那种并不奢望进行积极的教育，而仅仅是作为我们所处境况的一个信号的文学态度。
我们还需要考虑与这两条阵线同时存在的第三条进攻阵线，它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那就是意大利文学的文化背景也正在进行完全的更新：语言学、信息理论、大众社会学、人种学和人类学、对于神话的结构研究、符号学、通过新方式使用的分析心理学、通过新方式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都成为惯用的工具，可以拆卸文学物件，把它分解为最基本的元素。
我认为，在那个时刻，文学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在它的领域内，在战后论辩中，那些沉重而模棱两可的重大问题已被肃清。对于文学作品的分解，可以开启一条新评价和新结构化的道路。结果是什么呢？什么结果也没有，或者说恰恰与可以期待的结果相反。其中的原因，既来自文学运动的内部，也来自它的外部。
1968年学生运动中新的政治激进主义，在意大利表现为一种对文学的拒绝。他们的建议并非是“否定文学”，而是对于文学的否定。文学主要被指责为浪费时间，而与之相反的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则是行动。对于行动的崇拜，首先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灵感源泉，然而对于这一点的理解（或者正在理解）非常缓慢。
我想说，这种态度并非是完全错误的：它意味着拒绝一种所谓社会性的平庸文学，拒绝接受赋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一种错误形象。如此，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而不是通过任何对于文学的传统而错误的崇拜，去接近对于文学之社会功能的正确评价。
不过，这也曾经（在这里，我用的是过去式，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标志着自我限制、视野的局限和没有能力看到事物的复杂性。
当政治家和政客对文学过于感兴趣，这就是不祥之兆（主要是对于文学，这是个不祥之兆），因为这将是文学处境最为危险的状况。不过，假如他们不愿意听人谈到文学，那同样是不祥之兆。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更加传统和麻木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身上，也会发生在那些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革命者身上。后面这个不祥之兆主要是对于政治家而言，他们会对于任何可能对其语言的确定性造成疑问的语言的使用表现出恐惧。
无论如何，文学和政治上的两种新先锋派的相遇并没有发生。先锋派文学自感失去了他们期待的潜在的读者储备。50年代已经失败的作家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文学不能留有空闲的位置：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这些位置会被蹩脚的作家占领；而最好的时候，占据这些位置的会是传统型作家。
最近几年，所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的政治态度都遭到了失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尽管没有人能够奢望从口袋里掏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当今的意大利，一方面，我们的机构状况不断恶化和腐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种集体的成熟和对自治之路的探索。
在这种形势下，文学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要说，文学领域的形势并不比政治领域更有秩序。意大利小说，尤其当它涉及政治和近期历史的时候，在国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并且，文学创作不再遵循三十年前的说教形式，而是采用提出问题的方式。另外，作家还面临着媒体的压力，促使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参加电视里的圆桌讨论，针对所有他可能明白或者不明白的事情阐述观点。作家或许可以在能够理解的政治讨论中，占据一个闲置的空间。这个使命看上去轻而易举（仅仅阐述一些普遍性的观点，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责任，这样做太容易了），然而，它应该是作家肩负的使命中最为艰难的一项。政治语言越是变得抽象和令人厌烦，我们就越是能够感觉到需要一种不同的更加个人化的和直接的语言，尽管这种需要并没有被表达出来。这种语言也更具挑衅性。在当今的意大利，挑衅是最需要的公共功能。帕索里尼的生命、死亡，以及死亡之后造成的影响，使作家的角色被确定为挑衅者。
这一切当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要求作家在一切都以非人性的形式存在的世界里，保证被称作人性的讨论能够存活下去，还要安慰我们，因为任何其他的讨论和关系都已经失去了人性。可是人性意味着什么？通常情况下，它意味着情绪化的、感情的、天真的和不严肃的东西。很少有人相信文学具有严肃性。其实文学的严肃性，超越了如今统治世界那些语言虚假的严肃性，而且与之形成对立。
今年，诺贝尔奖授予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但是，如今很少有人记得，他的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就是低声细语。他的诗歌作品，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强调，而是使用谦卑和怀疑的腔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诗人才得以使很多人倾听他的声音，而且对三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学正是用这种方法开辟它的道路：假如文学的“效率”和“力量”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就会是这样的。
然而在当今社会，假如作家希望被倾听，也希望他们提出的想法能在公众中产生影响，并将他们每个自发的反应极端化，那么就要提高嗓门。然而，即使是最为耸人听闻和爆炸性的观点，读者也会充耳不闻：一切仿佛如同风声，都不存在。评论界最多像是对待淘气的孩子那样，摇一摇头。所有人都知道，文字仅仅是文字，不会对周围世界造成任何影响，也不会对作家或者读者造成任何危险。在汪洋大海般的印刷品或者口头传播的文字中，诗人或者作家的文字消失殆尽。
这是文学力量的悖论：好像文学只有在受到迫害的地方，才会表现出它真正的力量，并且向权威挑战。在我们这个宽容的社会和普遍性的文字泛滥当中，文学觉得自己只是被用来制造某种令人愉快的反差。（尽管如此，难道我们疯癫到要为此而抱怨吗？但愿上天也希望专断势力能够理解，要想清除书面语言的危险，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得一文不值！）
首先我们要记得，假如作家受到迫害，也就意味着不仅仅是文学受到迫害，很多其他类型的讨论和思想（首先是政治思想）也会受到禁止。在那些国家，叙事文学、诗歌和文学评论，特别是在政治上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分量，因为这些形式给予了所有无声的人话语权。我们生活在可以自由地进行文学创作的条件下，明白这种自由意味着一个社会处于运动当中，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改变（变好或者变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问题还是在于文学传递的讯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讯息与创造一个接受讯息的社会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真正重要的是这种关系，而不是文学与政治当权者之间的关系。如今，统治者不能说已经将对于社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手中，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所进行的，民主还是专制的统治，都不能这样说。文学是一个社会自我意识的工具之一。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最根本的工具，因为文学的渊源与很多类型的知识、准则，以及各种评论思想的形式的渊源彼此相连。
总之，我相信，针对文学对政治的有用性，存在两种错误的看法。
一种是奢望文学能够阐明政治已经获得的真理，也就是相信所有政治价值的总和是首先产生的，文学只需要与它们相适应。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可能会带来灾难的想法，那就是文学是某种装饰和多余的东西，政治却是某种固定和自信的东西。我觉得，只有糟糕的文学，或者糟糕的政治，才会想到类似的政治教育功能。
另外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文学是由各种永恒的人类情感拼凑而成，如同政治倾向于忘记但又需要不时记起的一种人类语言的真理。从表面上看，这种想法给文学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实际上却是赋予它一种使命，也就是对已知事物进行确认；又或者仅仅是进行天真而初级的挑衅，包含着青年人的快乐所具有的那种新鲜与自发性。在这个概念背后，是对于文学需要维护的一系列既定价值的想法，存在着一个传统而一成不变的想法，那就是文学是特定真理的保管员。假如文学接受了这个角色，就会将自身的功能局限于安慰、维护、倒退。而在我看来，这种功能更多是有害而非有利的。
这就意味着政治对文学的任何使用都是错误的吗？我认为不是。就像存在两种错误的看法一样，还存在着两种正确的看法。
对于政治来说，文学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给予无声者一种声音，赋予无名者一个名字，尤其是对于政治语言排斥或者试图排斥的那些东西。我所指的，是外在和内在世界的各种特征、形势和语言，是受到个人和社会压抑的倾向。文学就如同是一只能够听到政治所能理解的语言以外声音的耳朵；如同一双能够看到政治所能觉察的色阶以外颜色的眼睛。正因为作家是在孤独的状况下工作，才能探索任何人都不曾探索的地域，无论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还是外部的世界；还能发现早晚会成为集体意识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东西。
这还仅仅是文学的一个非常间接的，并非有意，而是偶然的功能。作家遵循着自己的道路，同时，偶然现象或者社会与心理的确定因素，也会带领他发现某些有可能对政治和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性的东西。政治和社会观察者的任务，就在于不能让任何偶然的事件发生，要将自己的方法应用于文学实践当中，以免忽视任何事情。
不过，我认为文学还有另外一种影响。我不知道它是否更加直接，但是它一定更能代表文学的意愿，那就是制定语言、观点、想象、脑力劳动，以及事实之间关系模式的能力，总之，是创造（我所说的创造就是组织和选择）那种类型的价值模式。同时，它们又是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价值模式，是每个行动规划，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性价值模式。
所以，在排除了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之后，我还要重申，我相信存在着一种通过文学来进行的教育，一种只有通过困难的和间接的方式，只有当其中隐含着为实现文学严肃性而做出的艰苦努力，才能达成其效果的教育类型。
文学达到的任何结果，只要是严肃的，那么对于任何实践活动，对于旨在建立一种如此坚固和复杂，甚至能够包含无序世界的精神秩序的人，对于想要创造一种如此微妙和坚韧的方法，甚至可以认为是方法的缺失的人来说，这种结果就可以被认为是一套活动纲领。
我已经讲了两种正确使用文学的方法，但是，现在我要明确地指出第三种方法，它与文学那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方法相关。假如说文学曾经被看作一面反映社会的镜子，或者直接表达情感的方式，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忘记，书籍是由词语、符号，以及创作方法构成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书籍所传递的东西，有时候连作者本身也没有意识到，因为有的时候，书籍真正讲述的与本来决定要讲述的东西，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每本书中，都有一部分是作者的创作，还有一部分是匿名和集体创作的结果。
这种意识不仅仅影响到文学，也会有助于政治，令它发现自己有多大一部分仅仅是文字的结构，是神话和文学的类型。像文学一样，政治首先应该了解自己和怀疑自己。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假如今天没有人能够自认为是无辜的，假如在每个人所做或者所说的任何事情当中，我们都能够发现一个秘密的原因：作为白人，作为男性，作为享受既得利益的人，属于某种特定经济体系的人，或者是遭受某种神经官能症情结折磨的人，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而背负某种普遍的负罪感，或者持有某种普遍性的指责态度。
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疾病或者秘密动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将它们置于危机当中。重要的是，我们要接受这些动机，学会在它们的危机中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变得与自己不同，也就是说，这是唯一能够创造新的存在方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