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晚邮报》，1978年2月12日，题为《除了电台中关于粗俗语言的批评以外，粗口之间也有所不同》。
在近期关于粗俗语言的讨论当中，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被遗忘了，那就是民间表达方式中保留的对于性的传统蔑视。性器官的名称被用于辱骂，即使是最常见的比喻也倾向于对交配行为进行侮辱（甚至把它与扫帚的使用相提并论；在这里，我们需要想一想，会不会正是某些表达方法中隐含的性恐惧使这种用法应运而生）。毫无疑问，民间那些污秽和具有进攻性的词语，明显具有保守主义的疏远和蔑视的意味，并肯定了一个世界对于另一个世界的优越性。证据在于，下流从未使任何人获得自由；另外，我们也不能说，在方言口头语中包含更多粗俗的感叹词和用语的那些意大利省份，其风俗比其他地方更加坦率和肆无忌惮。我要说，通常情况下恰恰相反。
人们求助于民间习俗，是因为这种模式保留了创造性和想象力，而非因为其中汇集了变得无力的声音。辱骂、口头攻击的伟大文明，如今已经沦为一些平庸模式的重复。一位语言学家曾经正确地指出，如今，要是说一个人“不聪明”，比说他是“大粪”还要伤人；即使是用大粪来做比喻的光辉传统，也不再能为幻想插上翅膀。
至于大众文化，不论是审查者还是被审查者，我时常觉得他们并非不同阵线上的对手，而是同一阵线上彼此互补的两个派别，而且他们的视野同样狭隘。从虚假的公正当中，可能会产生最落后的思想，就像那本关于少年恋情的小说，其中的女性被称作“小母猪”。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还要说，在意识到民间习俗中粗俗语言所具有的保守或者落后的特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欣赏它那不可替代的价值。我要把这些价值划分为三个等级，想要正确使用它们，就要对这些价值进行考虑。
第一：表现力，因此，粗俗的表达方式可以用作某种乐符，以便在口头或者书面表达的乐谱上创造一种特定的效果。这就意味着要将乐队进行一种特殊的安排，让一切都服从于那种效果。否则，这种表现力就会迟钝，造成消耗和浪费。当然，这个语言战略无法解决一件事情，粗口所使用的词语常常是落后的，是以男性为中心而且厌恶女人的，或者还有其他方面，它的表现力甚至通常来自最为消极的内涵。我们唯一需要关心的，是不要让词语失去它的力量，也就是在正确的时刻使用它们：假如这些词语变成一种流行和缺乏见解的用法，那么就不再能演奏出它的音色，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在。对于语言表达的层次来说，这将是一个损失。相比其他的词语来说，粗俗的词语更加容易在表达和语义上受到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保护”，以免它们因为使用上的懒惰、缺乏兴趣和满不在乎而受到破坏。当然，也不用把它们像词语中的珍稀动物那样，放到温室或者“国家公园”里，而是要让它们在一个适意的“栖息地”中生存和活动。
我们语言中的词汇拥有无可比拟的表现力：“操”（cazzo）这个音可以说是幸运的，它诞生于意大利中部的口语，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所使用，很多种方言中还存在着它的同义词。在欧洲其他语言当中，我觉得与它具有同等功能的词语发出的声音都更加微弱。所以，这种词语应该得到尊重，并且对它进行正确而非随意的使用，否则这个民族的财富就会变质。因此，“我们的意大利”公司应该对此进行干预。
第二：直接表达词汇的本义，也就是在真正想要谈论那个器官和那种行为的时候，用最简单的词语去说明那个器官或者行为，尽可能排除委婉的说法或者比喻的使用。针对这些粗俗的词语，可以采取某种所谓“世俗化”的态度，也就是说，去掉它们头上神圣的光环，完全像使用描述任何具体事物的名词或者说明行为的动词那样去使用它们。从道德角度来讲，这种态度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忽略一件事：在说明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一种或者另一种表达方法的选择总是包含着文化的意味，最终也会传递出非常不同的意义。一个词语在语义上的透明与内涵表达是成反比的。我认为，词语的选择应该考虑到背景，以便最大限度地表现它的意义：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借助委婉说法、科学术语或者流行词汇来达到想要的效果。
第三：反映一段发言所处的社会形势。在公开场合（比如政治性的）使用粗俗语言，说明人们不懂得对语言进行个人语言和公共语言的划分，以及语言的社会等级，等等。尽管我理解和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觉得在通常情况下，这样做会导致一种普遍性的放纵，而不是研究的深化和对真理的解释。我不太相信“坦率地讲话”所能起到的效果，因为在很多时候，这就意味着依赖最为简单的习惯、思想的懒惰，以及平庸而无力的表达方法。只有在词语中，公开发言才会表现出努力对事情进行重新思考，而不去相信那些明显向放纵的方向发展的流行的表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