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答一份关于当今宽容缺失的调查（1977年）。我不记得是为了何种刊物所写。
2.刊登于《周日信使报》（La Domenica del Corriere），1978年3月。回答一份“关于当今魔鬼”的调查。
3.电台《法国—文化》（“France-Culture”）节目关于法国政治语言的采访笔记（法语）。未出版。
在《新文学》（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关于法国政治语言调查的回答笔记（法语）中，我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意大利语版未出版。
4.《公开的日记》（Diario in pubblico），维多利奥·斯皮纳佐拉主编，米兰：试金石出版社，1978年。回答一份关于1968年运动与文学关系的调查。
1.拒绝发言
从我了解的大量事件来判断，当今宽容的缺失，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强迫接受某种类型的讨论，而是好像拒绝任何类型的讨论，是对讨论本身的嘲笑。它所暗示的未来，最多是一个发音含糊不清而非沉默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表达方式，是发生在个人身上或者群体中的，进攻性的冲动和冲突的消失这两种状况的交替。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词语很久以来就明显患上了一种疾病：比如，政治语言呈现出贫瘠化，意义也在褪色、消失。如今，对于词语本身，或者对于听到词语的拒绝，我认为标志着对于死亡的渴望。意味着希望达到一种不受外界干扰（不会被外界不断破坏的，在我们看来已然完整）的生存状况，这就意味着嫉妒死人的状态。宽容的缺失，就是渴望我们的外界等同于我们所认为的内在，也就是世界变成了尸体。在某些情况下，宽容的缺失是致命的；无论如何，它本身就是一种死亡。
2.近似性的讨论
如今，近似就是魔鬼。我所谓的魔鬼，指的是不可救药的否定性，其中不会产生任何好的东西。在近似性的讨论中，在笼统性当中，在不确切的思想和语言当中，尤其当它们还伴随着自负和蛮横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魔鬼就是在与清晰（不论是内心的还是与他人关系中的清晰）为敌，可以认为这个魔鬼是神化和自我神化的人格化。我所说的是近似，而非复杂。当事物并不简单，并不清晰，却不惜一切代价奢望达到清晰和简单化的时候，那就是轻率。正是这个奢望迫使发言变得笼统化，也就成为谎言。然而，正是在面对最为复杂的事情时，努力尝试着用尽可能准确的方式思考和表达，才是最为诚实和有益的态度。对自己的疑问进行界定，比将基础建立在空洞的，因为过度使用而失去意义的词语之上的果断说法，要具体得多。
3.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治语言
在政治领域，意大利和法国之间最令人吃惊的差异，是语言。在意大利，政治语言非常难懂、抽象和深奥。意大利政治家想要表达的总是事物之间一些细微的差别、一些可能性和可以应用于不同场合的谨慎。他要确定一个能够在其中活动的某种模棱两可的领域。我认为，这种风格是意大利各种彼此对立的政治倾向的共性。
当我在电视上听到法国政治家讲话时，不论他属于哪种倾向，我都立刻会感觉到他的语言具体、简单和清晰，总之，与我在意大利类似情况下的感受完全相反。但是，我不能不怀疑，这一切都过于简单，以至于显得不真实。我感觉，法国政治家通过使用简单的语言，逃避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希望大家幻想，一个群体的重大经济问题可以像家庭支出的账目问题一样容易解决。
总之，在这两种情况当中，语言都被用来隐藏，而非解释。意大利人用普遍抽象和拐弯抹角的词语掩盖简单和具体的东西；法国人则借助使一切都显得简单和清晰的幻觉，来掩盖问题的复杂和费解（即使对于手中握有操纵杆的人，也同样费解）。
在意大利和法国，相对于政治语言，文学类文化的语言的地位也有很大差别。在当今的法国，文学类文化的语言达到了高度的抽象。它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对应的是一套非常专业的规则，与一般性发言之间有着很大距离，与政治性发言也有很大距离。所以，政治越来越难以使用文学的语言来发言。在意大利，在作家发言和以政治规则进行的发言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距。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意大利作家不断被鼓励在报纸、圆桌会议、电视台，就所有题材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是与他们的专业能力相去甚远的话题。作家被请去用人类的语言，用那种被称作人类语言的东西，解释政治家只会用抽象名词谈论的东西。
现在，我相信在这两种情况下，将两种并不完全真实的语言叠加起来，并不能创造出一种真正的语言。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一种语言本身，而是两种语言的叠加形式。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这个问题都远远没有解决。
法国竞选运动和意大利竞选运动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意大利人从来不谈纲领和具体的事情，而是对于一切都有意地含糊其辞；意大利政治家所做的一切努力，目的都是不讲出他们要做的事情，因为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决定一个政府要怎么去做的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以及在不同平衡之间的选择，也就是说，可以做的事情少之又少。
在法国，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最奇怪的是看到选举是在纲领、实际而确切的选择，以及预算数字上面做文章。我尝试过欣赏法国政治语言的实用性，但也产生了某种怀疑：我的感觉是，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决定比公开辩论时表现得要复杂得多。意大利政治语言有很大一部分被神化了，法国政治语言也是一样：在意大利语中，神化意味着总是逃避现实的东西；而在法语中，神化则是将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
4.政治语言和文学语言
自从职员阶层和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发号施令的只会是他们，政治语言作为唯一语言的奢望就成为他们承担的一大重负。断言艺术与诗歌的空间与这种未来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对立，就意味着在不考虑所有倒退的情况下，一种文明将成为我们的目标，在这种文明当中，生产劳动是各种价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