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考察本能理论
为什么要重新考察本能理论？
前几章对基本需要理论的概述提示（甚至要求）我们重新考量本能理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区分更加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加健康和不太健康、更加自然和不太自然之间的差别，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不应该无限期地拖延对某些相关问题的审视。无论是本书的还是其他的本能理论都会无可避免地提出这些问题，包括：隐含的对文化相对性的剔除，隐含的“价值观是某种既定的章程”的意味，联想式学习的涵盖范围无可置疑地被缩小，等等。
无论如何，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临床和实验的考量，它们指向同样的方向，即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本能理论，甚至可能需要以新的形式将其复苏。这些都让我们开始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过度强调了人类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人类的学习能力。人类的自主性和自我调节能力似乎远高于当前心理学理论所描述的程度。
1.坎农（Cannon）的体内平衡理论、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等。
2.口味、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实验。
3.列维（Levy）的本能满足实验，以及他关于母亲过度保护孩子的著作。
4.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学发现指出，过于严苛的厕所训练和过早断奶对孩子的有害影响。
5.大量观察结果让教育工作者、幼儿园教师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养育儿童的时候更倾向于依赖儿童的自主选择。
6.罗杰斯疗法所明确依据的一些概念体系。
7.许多生机论学者、突生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者及包括戈德斯坦在内的整体论者提出了大量的神经学和生物学数据，都涉及机体受到损害后出现的自发性再调整。
以上列举的研究者和下文即将提及研究者都强力主张，机体比我们一般设想的更可信赖，并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调节能力。额外补充的一点是：最新的研究进展显示，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提出机体内存在某种正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趋势的假设，并且这个趋势不同于机体自我保护、自我平衡和体内平衡的趋势，也不同于机体回应外部世界的刺激的倾向。包括亚里士多德和伯格森（Bergson）在内的各路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曾以各种模糊的方式针对这种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倾向性提出假设。在众多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者和心理学家中，戈德斯坦、比勒、荣格、霍尔尼、弗洛姆、罗杰斯等人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样的假设。
然而，支持对本能理论进行重新审视的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心理治疗师（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家）的经验。在这个领域，尽管各种事实之间的关联看似模糊不清，但是它们背后的逻辑确是准确无误的。心理治疗师不得不将更基本和不那么基本的愿望（或需要、冲动）加以区分。问题其实很简单：一些需要的受挫会导致病态，而另一些需要的受挫则不会；一些需要的满足会带来健康，而另一些需要的满足则不会。有些需要异常顽固且难以控制，它们可以抵抗一切哄骗诱惑，也不接受一切替代品或贿赂，唯一能让它们接受的只有真正且本质的满足。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对这些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是顽固、终极、不可简化、无法进一步分析的事实，我们应该全盘接受它们，并将它们视作无可置疑的出发点。尽管各个学科对彼此的论点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但几乎所有的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都必须提出某种关于本能性需要的学说。
这些经验难免会使我们想起种群的特性及素质和遗传的因素，而不是浮于表面和易于操控的习惯。每当需要在这个针尖对麦芒般的困境中做出抉择的时候，心理治疗师几乎总会选择本能（而不是条件反射或习惯）来作为他的基石。这点当然是很不恰当的，因为现在我们了解到，还有其他过渡式的和更为确凿的选项可供我们做出更为令人满意的选择，也就是说想要解决这个困境的我们并非只有两种选择。
但是，从一般动力理论的要求来看，由于本能理论——特别是麦独孤（McDougall）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的缺点过于明显，以致它们的某些优点似乎在当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本能理论承认如下事实：人类可以自我推动；人类的本性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他的行为；人类自身的本性为他的目标、目的或价值观提供了现成的框架；在正常状况下，人类想要的就是他所需的（或对他有利的），得到这些事物可以避免病态的发生；所有人组成了单一的生物种类；除非我们知晓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没有意义的；总体而言，如果机体不得不依赖自身资源，那么它通常会显示出一种有待解释的生物高效能性。
本能理论的失误
我们的观点是，尽管本能理论的许多错误根深蒂固且需要被剔除，但是这些错误并不是本质性的或不可避免的。而且其中的许多错误是本能理论学者和他们的批评者所共有的。
1.语义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一旦遇到他们无法理解或无法追溯本源的行为，本能理论学者就会临时创造出某种本能来解释这些行为。为此，他们理应受到批判。但如今我们对语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了解充分地告诫我们无需把这些本能看作是真实存在的，或将术语和事实相混淆，也无需提出无效的三段论。
2.我们现在拥有更多关于人种学、社会学和基因学的知识，足以避免简单的种族中心主义、阶级中心主义，以及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都曾导致早期的本能论者遭遇失败。
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人种论不成熟的说法曾导致本能论者极端和大范围的退缩。这种退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虽然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个理论极具影响力且广为人们接受，但现在却受到很多批评。本能论者曾进行对跨文化和种族特性的探索，如今这种探索再次受到尊崇。我们必须（且有能力）避免种族中心论和被夸大的文化相对论。例如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当地文化的决定因素对工具性行为（方法）的影响比它对基本需要相比（目的）的影响更强。
3.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包括伯纳德（Bernard）、华生（Watson）、郭任远（Kuo）在内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对本能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的理由是，本能无法用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进行描述。追根究底，这种说法是在批评本能不顺应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种说法确实不假。然而，如今的动力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说法，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刺激—反应概念无法用来描述任何重要的人类的完整品质和完整活动。
这样的企图只能带来混淆。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而典型的例子：反射行为和典型的低级动物本能之间的混淆。前者是单纯的肌肉运动，而后者则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内容，包括先决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付性行为、对目标物的追求及自觉感情等。
4.甚至仅仅从逻辑的角度而言，也没有理由迫使我们必须在各个部分都完整的完全本能与非本能之间做抉择。为什么不能有本能残余？为什么不能有冲动或行为中类似本能的方面？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完全本能呢？
许多作者不加分别地用“本能”这个词来形容需要、目标、能力、行为、感知、表现、价值及情感的伴随物。有时单独用来形容它们中的某一项，有时用来形容其中几项的结合。正如马莫尔（Marmor）和伯纳德（Bernard）指出，在这种不严谨的大杂烩中，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的反应都被某个研究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的主要假设是，至少在我们可察觉的程度上，人类的迫切需求或基本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与之相关的行为或能力以及认知或情感需要不一定是先天的，（在我们的假设中）它们可以是通过学习和引导获得的，也可能是表达性的（当然，人类的许多能力或潜能是深受由遗传影响或者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例如色觉等，但是它们目前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被视作单纯的意动性缺乏，它与本质上追求目标的行为无关，而是一种盲目的、无定向的需求，如同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一样（在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因子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在固有的）。需要经过学习获得的是决心追求目标的（应对性）行为。
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者所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在于，他们采用了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考方式，而不是按照程度的不同来看待问题。面对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时，我们怎么能说这些反应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无论多么简单的结构都不可能完全由基因决定，更何况是像“完整的反应”这种复杂事物。哪怕在孟德尔的实验中，甜豌豆也需要诸如空气、水和食物组成的环境。由此看来，基因也有自己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由与之相邻的基因组成。
另一种极端看法的错误同样明显：因为人类本身是生物物种，所以人类的一切都无法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遗传对人的决定性作用是所有我们行动、能力、认知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有能力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由于他属于人类这个物种，而的人类物种身份是由基因决定的。
这个站不住脚的二分法带来的一项令人困惑的后果是，一旦发现某种活动显露出可通过学习获得的迹象，人们就将其断定为非本能的；相反，一旦发现某种活动显示出些许遗传的影响，人们就将其断定为本能的。由于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的迫切需求、能力或情感而言，证实这两种因素的存在都是很容易，因此基于这个二分法产生的争论将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是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但我们不必像他们一样走极端，我们可以避免他们犯下的错误。
5.本能论者曾以动物本能作为范例，这种做法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一个错误是它阻止我们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从低等动物身上得到的最具误导性的经验滋生了这样一条原理，即：所有本能都十分强大而牢固，并且我们无法修改、控制、压制这些本能。虽然对于鲑鱼、青蛙或旅鼠而言确实如此，但这点却并不适用于人类。
我们认为，基本需要拥有可察觉的遗传基础。但如果我们只用肉眼寻找本能，并认为识别本能的标准是判断某个实体是否能明确地独立于外部力量甚至能比所有环境力量都更强大，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犯错。为什么不能有尽管是类本能的，但却是很容易被压制、被抑制或被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不能有很容易被习惯、建议、文化压力、负罪感等因素掩盖、修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比如，对于爱的需要似乎就是如此）？又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有弱本能（weak instinct）呢？
文化论者攻击本能理论的主要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本能有着压倒一切的力量。所有人种学者的经验都与这种假设相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但如果我们像笔者一样，对文化和生物的力量都能给予恰当的尊重，并将文化看作是比类本能更强大的力量，那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一个悖论，而是一个我们需要坚持的理所当然的事实：我们需要保护柔弱、微妙的类本能需要，否则它们会被更坚固、更强大的文化力量所压制。（虽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类本能需要也可以迸发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们会坚持不懈地要求得到满足，且这些需要的受挫会带来严重的病态后果。）
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这个论点。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疗法——包含除催眠和行为疗法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角度看，可以揭露、恢复和强化我们被削弱和失去的类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恢复和强化我们被遮盖了的动物性自我，恢复和强化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个终极目标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培训班里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些培训班和治疗需要人们付出高昂的费用，以及痛苦和长期的努力，甚至要求人们一生都处在挣扎、忍耐、坚忍的状态。尽管如此，这些努力最后仍有可能走向失败。试想，有多少猫、狗或鸟需要得到帮助后才知道要如何做一只猫、狗或鸟呢？它们的冲动会发出响亮、清晰、明白的声音，而我们的冲动所发出的声音却是微弱和模糊不清的，而且往往易于遭到忽视。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这种冲动的声音。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动物的自然性得到最为清晰的体现；但在患有神经症或“一般病态”的人身上，动物的自然性最不明显。我们甚至可以说，病态的产生通常是由于丧失了动物的自然性。因此出现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最有灵性的人，最圣洁、最睿智以及最有理性的人身上，人类性和动物性都最是清晰可见。
6.这种过度关注动物本能的做法还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出于某种只有十分有才智的历史学家才有可能解释的原因，西方文明普遍认为人类身上的动物性是恶的动物性，并且我们最原始的冲动是邪恶、贪婪、自私和怀有敌意的。
神学家将它称为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学派将其称为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都对它有各种各样的命名。达尔文过于认同这种观点，以至于他只看到动物世界中的竞争性，而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的合作性。但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则轻而易举地观察到这种合作性。
这种世界观带来的一种表达是将人类内在的动物性比作狼、老虎、猪、秃鹰或蛇，而不是将其比作更好或更温顺的动物，例如鹿、大象、狗或黑猩猩。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法称为“用邪恶的动物来解读人类的本性”，并且我们需要指出，如果必须要从动物推理到人，选择与我们最相近的动物（即类人猿）要合适得多。由于类人猿整体来说更加可爱且更令人感到愉悦，并且与人类共有很多美好的特质，因此比较心理学也不会认同人类动物性是邪恶的观点。
7.对于“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也不可更改”的假设，我们还要牢记另一种可能性。即使某种特性初始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它仍有可能是可被修改的。而且如果足够幸运，我们的研究发现也许会显示，这种特性有可能很容易被控制或修改。即使假设癌症拥有很强的遗传性因素，我们仍会努力寻找控制癌症的方法。或者本着推演的目的，我们承认智商是以可测定的方式遗传下来的可能性，同时它也可以通过教育和心理治疗得到改进。
8.与本能理论学者相比，我们必须要为本能的范畴留出更多变化的余地。了解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在聪慧之人身上才是明显优势的需要。在愚笨之人身上，似乎这种需要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处于非常低级的水平。列维（Levy）的研究表明，女性之中母性冲动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有些女性身上看不到这种冲动。在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因为大多数人身上并没有这样的才能。
类本能冲动可能会完全消失，但是动物本能则显然不会。例如，在精神变态人格中，爱与被爱的需要已经消失。而据我们现在所知，这是永久性的消失，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已知的精神治疗术都无法治愈精神变态人格。更早的例子还包括对一个奥地利村庄失业情况的研究，而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失业可能会严重摧毁人们的斗志，并导致一些需要遭到破坏。即使环境条件改善，有些人还是无法恢复这些已受破坏的需要。纳粹集中营也提供了类似的资料。贝特森（Bateson）和米德（Mead）对巴厘岛人的观察也与此相关。以西方的标准来看，成年的巴厘岛人并不是充满爱意的。但在巴厘岛录制的影片中显示，当地的儿童和婴儿也会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不满地号啕大哭，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即感情冲动的丧失是后天形成的。
9.我们看到，在种系等级体系中，本能与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能力呈现相互排斥的趋势。对其中一个的发现越多，对另一个的期望就越少。这个理论，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下了一个致命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即我们将人类的本能性冲动和理性截然分开。我们从未意识到，这两者可能都是类本能的。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结果和它们暗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协作的，而不是对抗的。
我们认为，对了解和理解的需要与对归属感和爱的需要可能同属意动性需要。
在通常的本能—理性二分法或对比中，这两者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正确地定义。如果按照现代的知识进行正确的定义，那么两者就不会被视作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甚至两者之间都不会存在那么强烈的差别。按照如今的定义，健康的理性和健康的类本能冲动指向同一方向，并且在健康之人身上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尽管它们在病态之人身上可能是对立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所有现有的科学数据表明，对儿童的保护、接受、爱和尊重在精神病学上是非常可取的。而这也恰恰是儿童的本能需要。正是这个非常具体且可以得到科学验证的方式让我们断言，类本能需要和理性可能是协同的，而不是对抗的。两者之所以出现表面上的对抗，是由于只关注病人而产生的假象。如果这个论点得到确证，我们就可以回答“本能和理性哪个是主人”的古老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过时：在一段美满的婚姻中，究竟应该丈夫说的算还是妻子说的算？
10.在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鼎盛时期，衍生出很多非常保守甚至反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正如巴斯托尔（Pastore）在他对麦克杜格尔（MacDougall）和桑代克（Thorndike）（笔者认为还要加上荣格，或者弗洛伊德）的分析中进行的结论性推论。这些理论源于（错误地）将遗传等同于不容变更、不可阻挡和不能改变的命运。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弱势的类本能需要在仁慈的文化中才会显现，并得到表达和满足。在恶劣的文化环境中，类本能很容易受到摧残。例如，我们的社会必须得到长足的进步，然后才能期盼弱势的遗传需要得到满足。
无论如何，巴斯托尔将遗传和命运等同起来的的相互关系已被证明不是固有的。最近的研究显示，需要用两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连续体来说明这个问题。甚至在科学问题上，单一的自由—保守的连续体也已经让位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这两个连续体。现在可能还要算上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连续体，或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连续体，又或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连续体等等。
无论如何，认为本能和社会之间、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根本性对立的想法，是一种对未经证实的问题视作真实而进行辩论的可怕行为。这种对立的创造者的主要借口是：在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个人中，这些对立可能会是真实的。但是正如本尼迪克特（Benedict）所证明，这些对立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并且，在良好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对立。在健康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协同的而不是对抗的。而这个错误的二分法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在恶劣的个人和社会条件下，自然会存在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错误概念。
11.如同动机理论中的其他理论一样，本能理论还有一个缺陷，在于它没有意识到各种冲动在一个由不同强度组成的层级体系中存在着动态的联系。如果孤立地对待不同的冲动，我们就会制造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动机生活的整体性和单一性遭到掩盖，继而产生了罗列动机一览表这种棘手的问题。再比如，有些人忽视了价值或选择原则，而恰恰是这些原则让我们可以断定某种需要比另一种需要更高级或更重要甚至更基本。目前，这种对动机生活的原子化带来了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为本能打开了通往涅槃、死亡、休眠、体内平衡、自满及平衡的大门。这是因为一旦某种需要被孤立地看待，那么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迫切地要求得到满足，但这种满足随即会带来这一需要的毁灭。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一些研究者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任何需要得到满足后，这个需要就会进入休眠状态，而此前被它推到一旁的更为弱势的需要开始登上重要位置，竭力要求自己的应得之物。换言之，一个需要的满足会引起另一个需要的出现，需要交替迭代，永不止息。
12.一些人不仅将本能解读为邪恶的动物性，还认为这种动物性在疯子、神经病、犯罪分子、弱智及走投无路之人身上体现得最明显。这个想法必然会产生如下理论，即良心、理性、伦理道德不过是后天形成的遮羞布，它们与本能的真面目完全不同。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如同镣铐与囚犯的关系。从这种谬误衍生出来的说法是，文明和包括学校、教会、法庭、法律在内的所有文明的制度，不过是约束邪恶动物性的力量。
这个错误十分严重，并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历史重要性的方面，它的荒谬程度可以与相信天赋王权、迷信某种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认为地球是平的等错误相提并论。任何导致人类对自己或对彼此产生不必要的怀疑的说法，以及任何对人类潜能产生不切实际的悲观情绪的说法，是导致所有战争、所有种族对立和所有宗教屠杀的罪魁祸首。
但奇怪的是，直至今日，这个关于人性的谬论竟仍同时受到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的支持。乐观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上帝一位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派、环境论者、以及所有相信人类未来会更好的人都会怀着恐惧的心理反对本能理论。因为这种遭到误读的本能理论将人性贬低为丛林世界中非理性的、弱肉强食的、好纷争的和充满敌意的属性。
本能论者对本能理论有着同样的误解，但是他们拒绝与不可避免的命运抗争。相反，他们已经普遍放弃了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乐观主义的态度，一些人不过一笑置之，而另一些人则迫不及待地加以抛弃。酗酒问题和上述现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些人一下子便沾染上了酗酒的习气，有些人则是犹犹豫豫却最终还是没能抵住酒精的诱惑。但无论过程如何，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在某些问题上似乎与希特勒同属一个阵营，也解释了为什么邪恶动物性本能论的逻辑可以迫使桑代克（Thorndike）和麦独孤（McDougall）这样了不起的人物走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结论。
一旦意识到类本能需要并不是邪恶的，而是中性或者良善的，那么很多伪命题便迎刃而解并不复存在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儿童的训练将会经历重要变革，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换掉“训练”这个充满丑恶暗示的措辞。一旦我们转而接受合理的动物性需要，这些需要便不再会遭受挫折，而会获得满足。
在我们的社会中，并未完全开化（即健康合理的动物性需要尙未完全被剥夺）的儿童，总是会以各种他所能想到的方式来索求赞许、安全感、自主、爱等等。比较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反应不过是：“哦！他不过是在炫耀。”或“他只不过想要引人注意罢了。”随后便挥挥手将孩子从大人身边赶走。也就是说，这种论断通常会被当做一个禁制令：不要给予孩子所求的事物，不要关注他，不要欣赏他，也不要为他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对接受、爱和欣赏的需求和对饥饿、干渴、寒冷、痛苦的抱怨都是合情合理的需要和权力，并且两者同属一个等级，那么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它们的挫败者。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孩子和父母的相处都会更有乐趣，他们的相处会变得更加愉快，也必然会增进对彼此的爱。
这种想法不应该被视作鼓励家长对孩子给予完全或不加区别的放任。一些基本的文化教化仍是必要的，包括训练、训诫、对文化习惯的习得、对未来的准备、对他人需要的体谅等。并且在基本需要满足的环境下，这样的训练应该是无伤大雅的。但我们对精神症性的需要、成瘾性的需要、习惯性的需要、熟悉性的需要、固恋、对不良行为的需要和其他非类本能的需要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最后，我们必须牢记，偶尔的需求受挫、悲剧和不幸可以带来有益的效果。
类本能的基本需要
所有前文所述的考量鼓励我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基本需要在某种可察觉的程度上是由体质和遗传决定的。我们现在还无法证明这个假说，因为直接的基因学和神经学的证明手段还不存在。而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外，其他的分析方式（例如行为学、家庭学、社会学、人种学）普遍更倾向于反对（而不是赞成）遗传假说。但是我们的假说决不是为了模棱两可的案例而存在的。
接下来几页的内容中呈现了现有的资料和理论考虑，笔者已将它们罗列出来，以便支持关于类本能的假说。
支持提出新假说的主要论据是已有的解释手段已经失灵。将本能理论扫地出门的是环境主义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但后者的两种理论几乎全然依赖联想式学习作为它们解释一切的理论基础。
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这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无法解决动态性问题，如价值观、目的、本质需要、本质需要的满足和受挫以及它们产生的相应后果（例如健康、精神病理学、心理治疗等）。
我们无需繁文缛节的讨论来证明上述结论，我们只需要注意到一点，即临床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的临床医生几乎根本不采用行为主义理论。一直以来，他们固执地坚持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在不充分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一套广泛的实用架构。他们更像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我们需要注意，临床医生所使用的理论是一种粗糙且非系统化的动力理论，本能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改良的弗洛伊德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总的来说，非临床心理学家只承认，像饥饿、干渴这样的心理冲动才属于类本能。基于这种想法，再加上条件反射过程的理论，一些学者便假设所有高等需要都是获得或习得的。
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父母为我们提供食物并给我们其他的奖励，我们才学会去爱他们。在这个理论中，爱是令人满意的等价交换或易货贸易的副产品。或者援引广告业人士的说法，爱等同于某种客户满意度。
据笔者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实验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对爱、安全感、归属感、尊重、理解等的需要。我们总是简单地作出假设，却从不对其深究。可能正是因为我们从未认真地审视过这些理论，才使得它们可以生存下来。
关于条件反射的资料确实尚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假设。相反，这些需要的表现更像是条件反应赖以为基础的非条件反射的反应，而非次级的条件反射反应。在完全基于“内在强化因子”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中，这些关于类本能的已知事实却遭到忽视，并被笼统地称为学习理论。
实际上，即使在普通的观察层面也可以发现这个假设经不起推敲。为什么母亲这么急切地想奖励孩子？她到底在奖励什么？由孩子带来的怀孕和分娩的痛苦为什么会值得奖励？如果母子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奖励机制，那为什么母亲在这个机制中处于如此劣势的地位？此外，为什么临床医生们一直确信，除了食物、温暖、悉心照料等所谓的奖励外，孩子还需要得到爱，仿佛爱是高于这些满足之外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多余吗？那么相比贫穷却慈爱的母亲，能满足孩子需要却无爱意的母亲是否会获得孩子更多的爱？
许多其他令人不安的问题也有待我们解答。到底什么是奖励或心理学上的奖励？我们需要假设奖励是一种生理快感，因为我们讨论的理论声称会证明所有其他的快感都是由生理快感衍生而来的。但安全需要的满足（例如得到温柔的拥抱，不被粗暴地对待，不被突然地摔落、不受到惊吓）也是生理性的吗？为什么轻柔低语、微笑、温柔地哄抱等行为会让婴儿感到愉悦？对于父母而言，给予、奖励、喂养孩子、为孩子牺牲等行为会从何种意义上给他们带来报偿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满足的方式与满足本身一样有效。这对满足的概念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定时且可靠的喂养是否会满足孩子的饥饿？还是其他因素会满足这种需要？放任自流会满足孩子的何种需要？尊重孩子的需要会满足孩子的何种需要？根据孩子的意愿进行断奶和厕所训练又会满足孩子的何种需要？为什么尽管受到悉心的照料（即得到生理满足），被送入收容机构的孩子还是经常会产生心理病态？如果对爱的需要本质上是对食物的需要，那为什么它不能被食物平息呢？
默菲（Murphy）的关于疏通的概念在这里非常实用。默菲指出，我们可以在无条件的刺激和任何刺激之间建立起任意的关联，因为后者的任意刺激只是一种信号，而不是满足因子本身。当我们面对诸如饥饿的生理需要时，信号不足以满足这种需要，只有满足因子才能真正地满足需要，就像饥饿只能通过食物得到真正的缓解。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世界中，我们会发生对信号的学习且这种学习是有用的（以晚餐铃为例）。但更为重要的学习是对疏通（canalization）的学习，而不是仅仅去学习任意的联系，即：学会辨别哪种物品是真正的满足因子而哪些不是，以及学会辨别哪个满足因子可以带来最大的满足感或（出于其他原因）要需要被更优先地选择。
疏通理论与我们的论点的相关性如下：根据笔者的观察，爱、尊重、理解等需要的满足需要通过疏通才能实现，即这些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本质上真正的满足因子，而不是通过任意建立的联系。当我们讨论神经症或神经性需要的时候（例如恋物癖），后者才会派上用场。
这里一定要提及哈洛（Harlow）以及他的同事们在威斯康星灵长类研究中心所做的各项试验。在其中的一个著名实验中，猴子的幼崽被迫与母亲分离后，实验人员为它们准备了一个金属线制成的假猴妈妈和一个套着绒布的假猴妈妈。金属猴妈妈那里有食物，而绒布猴妈妈那里没有食物。尽管前者（即金属假猴）可以为猴子的幼崽提供食物，但它们却一致选择后者（即可以与之拥抱的绒布假猴）作为它们妈妈的代替品。这些失去妈妈的猴子虽然好吃好喝地长大，但是成年后的它们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异常，例如完全失去它们自己的母性“本能”。显然，对于猴子而言，光有食物和住所是不够的。
2.本能的常规生物学标准对我们帮助不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缺乏数据，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允许自己对这些标准本身产生更大的怀疑（然而，豪威尔斯[Howells]挑战性的论文指出了一种越过这个难题的新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前文看到的，早期本能理论家的一个严重错误是在过度强调人是动物世界的延伸的同时，却没有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深刻的不同之处。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一种倾向，即用普通动物的方式去定义和罗列本能，以便可以覆盖所有动物身上的所有本能。正因如此，任何在人身上体现却没在动物身上体现的本能通常会被认作非本能。当然，所有在人和其他动物身上所共有的冲动或需要（例如哺育、呼吸等）无需更多证据即可被证明为本能。但这并不能否认如下的可能性：一些类本能冲动只会在人类身上出现，就像动物界中只有黑猩猩这个物种与人类同有对爱的冲动。既然家鸽、鲑鱼、猫等动物都有属于各自物种的独特的本能，那为什么人类物种不能也有独一无二的本能特征呢？
广为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是，随着种系层级的提高，本能会逐渐消退，并被一种适应性所取代，而这种适应性的基础是受到极大改进了的学习、思考和沟通的能力。如果我们用低等动物的方式来为本能下定义，并将其解释为由天生先决的冲动、感知的冲动、工具性行为和技能以及目标物（甚至可能是我们有办法感知到的情感伴随物）所构成的复杂的综合体，那么那个理论似乎可以站得住脚。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在小白鼠身上找到性本能、母性本能、喂养本能等。在猴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母性本能仍然存在，但是喂养本能已经受到改变且可以进一步被改变，性本能已经消失，剩下的是一种类似本能的冲动。猴子需要通过学习来选择它的性配偶，并通过学习来有效地进行性行为。在人类身上，上述本能（以及其他任何本能）都已经消失。性和喂养（甚至母性）的冲动尽管十分微弱，却仍然存在。然而工具性行为和技能、选择性知觉以及目标物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主要是通过疏通作用来习得）。人类没有本能，只有本能残余。
3.本能的文化标准（即“我们所讨论的反应是否独立于文化之外？”）是关键性的标准，但不幸的是目前的资料仍不明确。笔者的观点是，就其本身而言，本能的文化标准支持我们所讨论的理论，或者说是与我们所讨论理论相兼容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其他人在审视同样的理论时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于笔者的实地经验仅限于与一组印第安实验对象的短暂接触，并且由于这个问题更依赖于人种学家未来的研究发现而不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因此我们便不对该问题在此做出进一步的考察了。
4.我们已经讨论过基本需要本质上是类本能的原因。所有临床学家一致同意，这些需要的受挫会导致心理病态。但这并不适用于精神症引起的需要，也不适用于习惯、瘾、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工具性或手段性的需要。它只适用于特殊意义下完成行为的需要、对于感官刺激的需要以及表达才能和能力的需要（至少这些不同需要可以通过实效性和实用性加以区别，并且这些需要应该出于各种理论和实际的原因得到区分）。
如果所有价值观是由社会创造出来并反复灌输给我们的，那么为什么某些价值观的受挫会导致心理病态，而另一些则不会呢？我们学会一日三餐，学会道谢，学会使用刀叉和桌椅。我们被要求穿着衣服和鞋子，晚上在床上睡觉，并且讲英语。我们吃牛肉和羊肉，而不是猫肉或狗肉。我们保持整洁，竞相获得更高的分数，并渴望金钱。然而，所有这些强大的习惯受到挫折时却不会带来痛苦，甚至有时还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我们撑着小船尽情享受露营之旅时，我们会承认这些习惯在本质上是外在的，并且会如释重负地把它们抛诸脑后。但对爱、安全感和尊重的需要却永不可能如此。
因此，基本需要显然拥有特殊的心理学和生物学地位。它们与众不同。如果它们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我们的病态。
5.我们有多种多样的词汇来描述基本需要的满足带来的结果，包括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在这里，“有益的”和“良好的”这两个词的使用是出于生物学的角度而不是推理演绎的角度，并且它们的定义易受到实效的影响。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这些由基本需要满足带来的结果，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积极地寻求这些结果。
在探讨基本需要满足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心理和身体上的结果，因此在这里无需赘述。但我们需要指出一点，即该标准绝没有晦涩难懂和非科学之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实验甚至工程的角度检验这些标准。我们只需记住，这个问题与为汽车选择正确的汽油没有多大差别。评判某种汽油是否更合适的标准是看它能否让汽车更好地运行。临床研究的结果普遍显示，得到安全感、爱和尊重的机体运转得更好，这样的机体可以更高效地感知、更充分地运用智慧、更易于思考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更好地消化食物、更有力地抵御疾病等。
6.基本需要满足因子的必要性将它们自身与其他需要的满足因子区分开来。出于本性，机体自身指出了满足因子的固有范围，并且不接受任何替代物。而对于习惯性需要甚至是神经症的需要而言，这却是有可能的。这种必要性也带来一个事实，即最终将需要和它的满足因子联系起来的是疏通作用，而不是任意的联系。
7.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我们的研究十分有利。在笔者看来，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这些心理治疗法都会培养、鼓励和强化我们所说的基本和类本能的需要，同时还会弱化或完全抹去所谓的精神症需要，直到这些疗法取得成功。
尤其是那些明确地声称让患者回归其内在本质的心理疗法（例如罗杰斯、荣格、霍尔妮等人的疗法）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这种说法意味着人格具有某种内在的本质。心理治疗学家并不能从头创造出人格，他们能做的是释放这种本质，并引导其通过自然的方式成长和发展。如果顿悟或压抑的接触能使某种反应消失，那么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这个反应是异质的而不是内在固有的。如果顿悟使某种反应得到强化，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反应是内在的。此外，正如霍尔妮分析，如果焦虑的释放可以使患者变得更加友爱且更少敌意，那么这是否表明友爱是人类的基本特性，而敌意不是人类的基本特性呢？
从原理上讲，关于动机理论、自我实现理论、价值理论、学习理论、普遍的认知理论、人际关系理论、文化适应和反文化适应理论等应该存在大量宝贵的资料。但不幸的是，这些关于治疗改变带来的影响的资料还没有积累起来。
8.目前关于自我实现之人的临床和理论研究都明确地显示人类基本需要拥有特殊的地位。健康的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基本需要（而非其他需要）的满足建立起来的（详见第十一章的内容）。此外，正如类本能假说提出的那样，自我实现的个人接受冲动，而不是拒绝或压抑冲动。但整体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与关于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一样，这类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9.在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相对论的抱怨最初来自于实地考察的工作者，因为他们感到文化相对论暗含着“民族之间的差异深刻且不可调和”的意味，但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笔者在一次实地考察中获得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是个体、是人类，其次才是黑脚族的印第安人。我们之间的差异虽然存在，但和相似之处必起来，这些差异不过是表面的。印第安人和文献中记载的所有其他人种一样，都有骄傲感，更倾向于受到喜爱，会寻求尊重和地位，并会避免焦虑。此外，我们的文化中观察到的与生俱来的个体差异，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存在，例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活跃性和惰性程度的差异以及沉着和激动程度的差异等。
尽管我们会看到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仍可以证实人类的共性，因为这些差异可以被人理解，并且任何人类放在同样的场景中都倾向于做出相同的反应，例如对挫折、焦虑、沮丧、胜利和临近死亡的反应。
这些情感被认为是模糊的、不可量化的且几乎称不上是科学的。然而，当我们将上述及下文还要提出的假说（例如类本能的基本需要微弱的声音、自我实现之人出乎意料的超脱和自主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抵制、健康和适应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等）考虑进来，就会发现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文化和人格的关系，从而为机体内在力量的决定能力赋予更强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似乎会带来更多成效——至少对于较为健康的人来说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的成长中不考虑这个结构，那么他确实不会因此发生骨折，也不会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我们全然承认病态迟早会显现。它的显现可能是不易察觉的而不是显而易见的，且时间上可能较晚而不是较早。我们可以援引普通的成人精神官能症为例，以证明早期对（虚弱）本能的伤害造成的影响。
那么，个人出于维护自身的完整性及内在本性的需要而抵制被文化习俗同化的行为是（或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值得尊重的研究领域。如果一个人轻易地屈从于其文化中的摧残力量（即成为完全适应环境的人），那么他有时可能不如违法者、罪犯或神经病来的健康，因为后者通过行为展示出，他们有足够的骨气来抵抗文化对其精神脊梁的弯折。
此外，这种考量还带来了乍看起来似乎颠三倒四的悖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这些事物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束缚或压抑本能的力量。但如果“本能畏惧文明的程度要比文明畏惧本能的程度更甚”的说法是正确的话，并且如果我们希望培养更好的人并建设更好的社会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用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需要拥有的一个功能，就是保护、培养、鼓励对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的类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10.这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并超越很多哲学中的古老矛盾，例如生物学和文化的矛盾、与生俱来和后天习得的矛盾、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特异性和普遍性的矛盾等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揭露疗法、自我寻求疗法以及个人成长和“灵魂寻求”的技术也是一条通往发现个人客观生物性、个人动物性和任性以及个人存在的道路。
无论来自何种学派的心理治疗学家大多都会假设，当他们在剖析神经症的时候，他们是在揭示和释放更基本、更实质、更真实的人格（即他们通过层层剥离病态的表象，还原了始终存在却一直遭到蒙蔽、掩盖和抑制的内核）。当霍尔妮谈及透过虚假自我（pseudo-self）抵达真实自我（real self）的时候，她的表述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关于自我实现的讨论也强调，要让一个人潜在的本来面貌得到实现。此外，对身份的探索和“成为某人真实的样子”这种说法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类似的说法还有，使自己成为“机能健全的人”或“完全的人”，或使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或真实的自己等等。
显然，这里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意识到，作为某个特定族类的一员，我们在生物上、性情上、体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也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学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关于人们内在生物学、动物性和人性的现象学，它通过感受生物性去发现生物性，有人称之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感受性生物性等类似的说法。
但这同时相当于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人类特有的族类特性的发现。它相当于个人对整体性和普世性的发现，和个人对非人格性和超越个人性（甚至超越人类性）的发现。简言之，对于类本能的研究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既可以通过“灵魂探索”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科学家普遍的采用的外部观察的方式。生物不仅是客观的科学，也可以是主观的科学。
如果我可以将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诗句稍加改动以便对上述内容加以诠释，我会说：
个人不具其他含义，
个人就是个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