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对动机概念进行了阐述，其中蕴含了一些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的本质的重要线索。
几乎所有旨在解释精神病是如何发病、如何持续的理论，都非常依赖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挫折和冲突这两个概念。一些挫折的确会产生病理，另一些却不会。同样，一些冲突会产生病理，而另一些并不会。我们将会看到，必须要借助基本需要理论才能解开这个谜题。
剥夺，挫折和威胁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犯将人割裂开的错误。也就是说，仍然倾向去谈论一张受挫的嘴，一个受挫的胃，或一种受挫的需要。我们必须牢记，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个部分。
将这一点铭记于心，一个重要的区别就会浮现出来，即剥夺人格和威胁人格之间的区别。通常，挫折的定义仅仅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愿望或满足受到妨碍等。这种定义没有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剥夺：一种剥夺对有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几乎不会导致严重后果）；而另一种剥夺同时是对于人格的威胁，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个体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御系统，他的自尊，他的自我实现，即对于他的基本需要的一种威胁。我们认为，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各种后果（往往是令人不快的）。
同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从属的、象征性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剥夺了孩子想要的蛋卷冰淇淋，对一些孩子来说他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蛋卷冰淇淋卷；但对另一些孩子来说，可能不仅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他还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母爱，因为是母亲拒绝给他买蛋卷冰淇淋。对于第二种孩子来说，蛋卷冰淇淋不光有着内在的价值，而且还是他心理价值的承载物。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被剥夺了仅代表冰淇淋的冰淇淋，这无关痛痒，甚至能否使用同样的名称，即挫折，来描述这种情况都值得商榷，因为挫折的特征是具有更大威胁的剥夺。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爱、声誉、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这些剥夺才会产生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种种恶果。
在某些动物种类中，某些情况可以很清楚地说明一个物体含有这种双重意义。例如，我们已经能够证明，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既是充饥物，同时也是一种支配地位的象征。所以，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会立刻攻击它。然而，如果他能够剥离食物所象征的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他仅仅需要做出一个顺从的姿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性展示，这个动作仿佛在说，“我想要这块食物只是为了充饥，我不想挑战你的支配地位。我乐意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在对待朋友的批评时也是这两种态度。通常，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相当言之有理，因为批评通常都是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确信这一批评不是攻击或是对他的排斥，那他不仅会从善如流，而且甚至可能会心存感激。因此，如果他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证据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攻击或威胁。
对于这一区别的忽略导致了精神病学界里很多不必要的混乱。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性剥夺是否不可避免地完全或部分导致了挫折的许多后果，如攻击性和感情升华等。众所周知，在许多情况下禁欲都没有造成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许多其他情形中，独生生活却酿成了恶果。什么因素决定会出现什么结果呢？针对非精神病人进行的临床工作给出了明确答案：只有当个体感觉性剥夺代表着异性的拒绝、自卑、缺乏价值、缺乏尊敬、隔绝或者阻挠其他基本需要时，性剥夺才会在严重意义上成为致病原因。有些人并不认为性剥夺有这些含意，那么他们天生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接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不快，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儿童时期不可避免的剥夺通常也被认为是具有挫折性的。断奶、控制排泄、学步，实际上，每一个调整的新层次都是强行推动孩子实现的。此处，纯粹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差异再一次要求我们谨慎行事。通过观察那些确信父母的爱和尊重的孩子，可以发现他们天生可以接受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简直轻而易举，令人惊叹。如果一个孩子认为这些剥夺并没有威胁到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那么这些剥夺就不会造成什么挫折性的后果。
从这个观点出发能够得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他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纯粹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挫折的典型后果通常是由其他类型的威胁所导致的，其他威胁包括创伤、冲突、皮质损伤、严重疾病、真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逼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织的那两个概念有用，这两个概念是对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即威胁基本需要或威胁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应对系统。剥夺的含义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义要少得多，而威胁的含义则比它多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而威胁是。
冲突和威胁
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同威胁的概念交错，正如挫折那样。冲突的种类可以按以下划分。
单纯的选择
这是在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我是像下面这样来思考这种选择和将要讨论的下一种选择之间的差异的。第一种选择涉及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
在通向同一（极其重要，基本）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本身对于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却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目标重要与否，当然要视每一个单独的有机体而定。对一个有机体来说重要的，对另一个则不然。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女性正在思考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到一个社交场合去，这一社交场合恰好对她来说很重要，她希望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在做出决定后，冲突的明显感觉通常就会消失。然而，如果这位女性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选择，而是在两个可能成为丈夫的人之间进行选择，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
威胁性冲突
这种类型的冲突同前两种类型冲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仍然是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情形，但是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两个目标都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给出回应做出选择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重要的东西。放弃一个必要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做出选择之后，威胁性后果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长期妨碍基本需要。这是致病的。
灾难性冲突
最好将它称为没有抉择或选择可能性的纯粹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的话，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只有延伸冲突这个词的外延，这种情况才可能算作一种冲突。通过这样两个例子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例子是迫使动物走向它明知是惩罚的方向，并且杜绝了所有逃避、进攻或替换行为的可能性——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官能症实验中的情况。
冲突和威胁
就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说，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同我们分析了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有威胁性，另一种无威胁性。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冲突种类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24]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缘由来谈论，那我们似乎最好还是来谈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症状。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有机体。
我们也可以对精神病病因这一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可以首先讨论剥夺，其次则是选择；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个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特征，即威胁或实际上要阻挠机体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或自我实现。
威胁的本质
但是又有必要指出，威胁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现象既不属于普遍意义上的冲突，又不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挫折。某些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够引起精神病。那些经历了严重突发性心脏病的人，他们的行动往往受到威胁。生病或住院的经历常常直接威胁着年幼的孩童，且不说随之而来的各种剥夺。
盖尔卜（Gelb）、戈德斯坦（Goldstern）、史勒（Sheerr）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研究显示：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类患者，即脑损伤病人的身上得到了证明。唯一能够根本上理解这些病人的方法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所有类型的症状性精神病患者或许被认为是受到了基本威胁。只有通过两种观点来研究才可能理解这些病人的症状。首先，任何种类的功能的损伤或功能丧失（丧失效应）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应）的动态反应。
从卡顿诺（Kardiner）研究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著作中[25]，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效应添加至我们所列的威胁性效应的清单中，这些威胁性效应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卡顿诺认为，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是生命体本身最基本的执行功能——例如行走、言谈、进食等等，受到基本威胁而产生的后果。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一下他的观点。
经历过重大变故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都静候在他的门口。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强大、充满威胁的世界，一些人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哪怕是最简单的能力。其他比较轻微的创伤所造成的威胁性当然就更小一些。我需要补充一句，这样的反应更常发生在某种性格结构的人身上，因为这种性格结构使人易受威胁的影响。
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而临近死亡，也可能（但并不一定）会使我们处于一种感到威胁的状态，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可能会失去基本的自信。当我们再也不能应付这一情况时，当世界让我们不知所措时，当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当我们再也控制不了这个世界或者自己时，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感受到了各种威胁。其他“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情况有时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这一类威胁中还应该加上剧烈的疼痛。这肯定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也许可以将这一概念扩展一下，使它囊括通常包含在另一范畴中的现象。例如，我们可以举出：突然的强烈刺激、毫无防备的摔落、摔倒，任何无法解释或不熟悉的事情，那些不仅会引发儿童激动情绪，还会对他们造成威胁的扰乱日常生活或节奏的行为。
当然，我们也必须提到威胁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剥夺，或对基本需要的妨碍或危害，屈辱、遗弃、孤立、丧失名誉、丧失力量——这些都有直接的威胁性。此外，滥用或不用各种能力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危害高级需要或存在价值可以对高度成熟的人产生威胁。
总之，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我们一般情况下能够感受到以下一切的威胁性：对于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或它们先决条件的潜在或实际妨碍，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有机体完整性的威胁，对有机体统一性的威胁，对有机体对世界的基本掌控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威胁，有一个方面我们决不能忽略，就是它的最终定义。不管包括其他什么内容，都必须涉及有机体的基本目标、价值或需要。这意味着任何有关精神病病因的理论必然直接以动机理论为基础。
普遍动力学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实证结果都表明，有必要针对个体来界定威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定义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不仅要考虑整个物种的基本需要，还要考虑面对该问题的单个有机体。然而，在定义挫折和冲突时常常仅依据外部情况，而不考虑有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理解。那些所谓的动物神经官能症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最执迷不悟。
我们怎样才能得知，某种特定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被有机体理解为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只要使用能够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如精神分析法，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答案。这些方法使我们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但对于动物来说，想找到答案就困难了。在这里我们陷入了循环定义。当动物回应威胁时，会展现出相应征兆，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情况。也就是说，情况是根据反应来定义的，反应又是根据情况来定义的。循环定义的名声通常是不太好，但我们应该知道，一般动力心理学的出现必然会提高人们对所谓循环定义的评价。无论如何，在实验室的实际工作中，这显然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根据动力理论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本身看作是一种对于其他反应的动力刺激。除非我们知道这种威胁的感觉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有机体会如何对它做出反应，不然不可能完整地描述任何有机体所面临的危险。在神经官能症理论中，既了解威胁感的本质，也了解有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是绝对有必要的。
动物研究中的威胁概念
通过分析动物行为紊乱的研究[26]，可以得知这类研究通常只考虑外界因素和情况因素，而不会从动力角度出发。一旦外界的实验安排或情况稳定下来，就认为达到了对心理情况的控制，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错误。（例如，25年前的情绪实验。）当然，最终这只不过是在心理上具有的重要性的，也就是有机体能觉察到或做出反应的，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其影响的，这是其一。其二，还要考虑到每一个有机体都与其他有机体不同这一事实，不仅必须口头认可这两点，还应该承认它们影响着我们的实验安排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例如，巴甫洛夫已经证明，动物必须具有某种类型的生理性格，否则，外部的冲突情况就不会造成任何内部冲突。当然，我们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各种冲突情况，而只是有机体内部的冲突感。我们还必须承认，个别动物的独特历史会让动物们对于一个特定外部情况产生不同的个体反应，例如戈恩特（Gantt）、李得尔（Liddell）和其他科研人员的工作就印证了这一点。通过研究白鼠，已经能够证明，在某些外部环境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有机体的特性在决定是否会出现衰竭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的物种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同一个外部情况进行观察，作出反应，感到被威胁或是不被威胁。当然，在许多这样的实验中，冲突和挫折的概念用得并不精确。此外，由于忽略了应当从个体出发来界定有机体所受威胁的特征，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动物对于同一情况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史勒（Scheerer）说过“要求动物做他不能做的事”，这个说法比文献中常用的说法要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已知的所有动物研究工作，但我们还应该让它的某些含义更直截了当一些。例如，从动物手中夺走对它重要的东西，以及要求有机体做它不能做的事情，这两者也许会导致类似的致病后果。对于人类来说，除了已经提及的因素之外，这一概念还必须包括某些疾病和损害的威胁性特征，这些损害危及的是有机体的整体性。此外，我们还应该明确地承认性格这一元素，这让动物能够面对不同情况，比如要求它做一些无法做的事情；然后仅仅通过对这一情况漠不关心、保持平和甚至可能拒绝察觉，采取一种非病态的方式对其做出反应。也许这一比较鲜明的特点可以通过结合史勒的说法和强烈动机的说法来体现：“当有机体面临着一个它非常想解决或者必须解决但却无法解决或应对的任务或情况时，便会出现病态反应。”当然，甚至连这样的说法也仍然不够，因为它没有包括已经提到的一些现象。但是，以实验为目的情况下，对威胁理论这样表述相当实用，这是它的优点。
另一点是，由于没有区分动物的非威胁性和威胁性选择情况，以及非威胁性和威胁性挫折，动物的行为似乎并不一致。如果设想动物正面临着冲突情况，处于迷宫中的一个选择点上，那它为何不更频繁地崩溃呢？如果认为剥夺食物24小时对于老鼠是种挫折，那这种动物为什么不崩溃呢？显然，说法或概念都有需要作一些改变。有个例子忽略了这两者的区别：动物在一种选择中放弃了某种事物，而在另一种选择中什么也没放弃，在一种情况下目标保持不变且不受威胁，但动物却有两条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实现同一个有保障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渴又饿，却必须在食物和水之间进行选择，又无法兼得的时候，它就更可能感受到威胁。
总之，我们决不能就其本身来定义一种情况或一种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由主体（动物或人）吸收合并——从动力的角度，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的特定对象的心理含义。
人生经历中的威胁
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有神经官能症的成年人相比，健康成年人遭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更少。我们必须重申，尽管这种成年的健康得益于没有威胁的童年，或是得益于成功克服威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却越来越不易受到威胁的影响，比如，一个人如果对自己非常自信，那么几乎不可能威胁到他的男子气概。一个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爱着，并感到自己值得被爱、讨人喜欢，那么，不再爱他对他来说并不是太大的威胁。这里必须再次援引功能性自立（functional autonomy）原则。
威胁妨碍自我实现
正如戈德斯坦（Goldstein）所言，将威胁的大部分个体案例都归入“对最终自我实现的发展有着实际的妨碍或妨碍的威胁”这一标签下，并非不可能。如此强调未来及当下的损害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我们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义的”良心这一革命性概念，作为感知到偏离成长或自我实现道路的例子。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super ego）概念的相对性和相应不足之处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将“威胁”和“对成长的妨碍”理解成同义词，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某种情况在当时从主观上来说是没有威胁性的，但在将来是有威胁性的或会妨碍成长。孩子当下可能会希望得到一种让他高兴、安静、感激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会妨碍成长。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父母屈从孩子会产生溺爱引起的精神病态。
疾病的单元性
将精神病因同最终有缺陷的发展同一化，造成了另一个由它的单元性质所引发的难题。我们想说的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精神病病因似乎是单一的而不是多重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候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仅仅是病因，甚至精神病理学都可能是单元性的。正如霍尼所声称的那样，也许在现有医学模式中我们所说的各种单独疾病实体，实际上是对一种深层的普遍性疾病的表面、特质反应。我关于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实验正是建立于这样的基本假设上，到目前为止，在辨别具有一般心理疾病而非是癔病或疑病症或焦虑症等特殊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方面相当成功。
既然我在这里的唯一目的是证明这种关于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论导致了重要的问题和假说，就暂时不再试图进一步探讨这些假设。然而唯一有必要做的是强调将它统一化、简单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