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知识、逃避知识：认识带来的痛苦和危险
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是，许多心理疾病的主要成因是害怕了解自己，即害怕了解个人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力和命运。我们已经发现，对自我认识的恐惧常常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同构、平行。也就是说，内在问题和外在问题往往有很深的相似之处，并且相互关联。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总体上讨论对知识的恐惧，而不去细分内心的恐惧和外在的恐惧。
一般来说，这种恐惧是防御性的，因为它保护了我们的自尊，保护了我们对自己的爱和尊重。我们倾向于害怕任何可能使我们轻视自己或使我们感到自卑、软弱、无用、邪恶和羞耻的知识。我们通过压抑和与之类似的防御保护自己和理想中的自我形象。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我们避免知道不愉快或危险事实的一种技巧。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继续采取回避了解痛苦的真相的策略。这种治疗师想要帮助我们看清真相，而我们却对其努力抗争，这种策略被称为“抵抗”。治疗师的所有技巧都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真相，或者是增强病人的能力，让他能够承受真相。（“对自己完全诚实是一个人能作出的最大努力。”——弗洛伊德）
但还有另一种真相也让我们趋于逃避。我们不仅对自己的精神病态讳疾忌医，而且还倾向于逃避个人成长，因为这种真相会带来另一种恐惧、畏惧、软弱和不足的感觉。所以，我们发现另一种抵抗：否认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对我们最好的一面，我们的才能，我们最好的冲动，我们最高的潜力，我们的创造性加以否认。总之，这是在反对我们自身的伟大，畏惧自大。
这里，我们联想到在亚当与夏娃的神话故事中，有一棵危险的知识之树，禁止触摸。很多其他文化中都有相似的概念，即终极奥义只能归神明所有。
大多数宗教藏有一丝反智主义的思路（当然，还有其他暗藏的思路）。有一些宗教片面追求信仰、教义和虔诚而不追求知识，或者它们会感觉某些形式的知识太过危险，不宜接触，最好加以禁止或仅供少数特殊人物掌握。在大多数文化中，那些胆敢找出神明秘密且对其公然反抗的革命分子都受到了严惩，例如，亚当和夏娃，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而且，这会警戒他人，不要企图成为神明一样的人。
其实，如果让我说得更精简一些，也就是我们内心中神性的一面让自己感到矛盾，这种矛盾体现为既着迷又恐惧，既想要追求又加以防备。这是人类基本困境的一个方面，我们既像蝼蚁般微不足道，又像神明般至高无上。我们的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每个神一样的人都已证实，在长期的创造、确认新事物（与旧事物相对）的孤独时刻。这是一种勇敢，一种独当一面，一种反抗，一种挑战。惊恐的时刻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克服才能去创造。因此，发现自身伟大天赋自然令人兴奋，但也会带来对危险的恐惧，以及对作为领导者和独自一人的责任和义务的恐惧。人们会把责任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并尽可能地想逃避责任。可以想象一下当选总统的人描述的那种混杂着敬畏、谦卑甚至恐惧的复杂感受。
一些标准的临床案例可以教会我们很多。首先是女性治疗中相当常见的现象。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都陷入了这样一个问题：下意识地把智慧和男子气概区分开来。她可能认为探究、调查、好奇、证实、发现等都是非女性化行为，特别是在她男子气概不稳定的丈夫因此受到威胁时尤为突出。许多文化和宗教都阻止女性学习并掌握知识，我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希望保持她们“女性化”（在施虐——受虐的意义上）。例如，女性不能做牧师或拉比。
胆小的男人也可能倾向于认为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是对他人的某种挑战。似乎通过成为聪明的人和找出真相就能使他成为自信勇敢、获得男子气概。这样会招致其他更年长、更强的人的愤怒。同样，孩子们也会认为好奇的探究侵犯了他们的“神”，也就是无所不能的成年人的特权。当然，这种互补态度在成人身上更为常见。成人经常认为孩子躁动的好奇心令人厌烦，有时甚至造成威胁或危险，特别是涉及性的问题。赞同并欣赏孩子好奇心的父母仍然很罕见。在被剥削的人、受压迫的人、弱势的少数人或奴隶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他可能害怕知道太多，害怕自由探索。因为这可能会惹怒统治他们的人。在这些群体中，假装愚蠢的防御态度很常见。在任何情况下，剥削者或暴君都不太可能鼓励受压迫的人的好奇心、学习和获得知识。知道太多的人可能会造反。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被迫承认知识与适应性良好的优秀奴隶不相容。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是危险的，而且非常危险。弱小、从属和低自尊的状态抑制了认知需要。为了确立统治地位，猴王会肆无忌惮、目不转睛地直接凝视其他猴子；而处于臣服地位的猴子则低眉顺眼、避开猴王的目光。
不幸的是，这样的动机，有时甚至可以在课堂上看到。真正聪明的学生、热切的发问者、探索者，尤其是如果他比他的老师聪明的话，往往被视为“自作聪明的人”，是对纪律的威胁，是对老师权威的挑战。
这种“认知”在潜意识中可能意味着支配、征服、控制，甚至蔑视。在窥淫癖患者身上就有所表现。窥淫癖患者对所窥视的裸体女性有种掌控感，好像他的双眼就可以用来强奸被偷窥者。大多数男人都是偷窥狂，大胆地盯着女人看，用眼睛把她们的衣服脱下来。圣经中对“认知”一词的使用与性的“认知”相同，这是隐喻的另一种用法。
在无意识的水平上，认知其实等同于侵入、刺入，就像是男性的性等价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老而复杂的矛盾情绪，可能会围绕儿童窥视秘密、探索未知，某些妇女的大胆认识和女性的矛盾心理，受压迫者认为认知是统治者的特权，信仰宗教的人惧怕认知，认为这是对神明权力的冒犯，认为这非常危险且会引起怨恨。认知，和经历一样，可能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行动。认识和“发生性关系”一样，可能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行为。
减少焦虑和促进成长的知识
目前，我还一直在从认知本身、知识和了解本身带来的纯粹快乐和原始满足感的角度谈论认知的需要。认知使人变得更大、更聪明、更富有、更强大、更有发展、更成熟。它代表了人类潜能的实现，人类潜能所预示的人类命运的实现。就好像花朵无忧无虑地开放，鸟儿无忧无虑地歌唱，苹果树结出苹果，不用奋斗、无须努力，只是内在本性的表达。
但我们也知道，好奇心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的需要，也就是说，感到安全、安心、不焦虑、不害怕的需要比好奇心更重要、更强大。这在猴子和人类儿童身上都可以直观观察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典型的情况下，年幼的孩子抓着母亲不放手，然后一点一点放开母亲的腿，鼓足勇气去探索事物。如果母亲消失了，他感到害怕，好奇心就会消失，直到重新感到安全。他只在有安全的退路时去冒险。哈洛做实验时的小猴子也是如此。任何让它们害怕的事情都会让它们逃回猴妈妈那里，紧紧依靠。它会先四下观察，然后才冒险移动。如果代母猴不在，小猴子就只是蜷缩在那，低声呜咽。哈洛拍摄的动态影像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
成年的人要微妙得多，隐藏着他的焦虑和恐惧。如果它们不能完全压倒他，他就很容易压制它们，甚至对自己否认它们的存在。他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害怕。
有很多方法可以应对这种焦虑，其中一些是认知方法。对这样的人来说，一切陌生的、隐隐约约的、神秘的、隐藏的、意外的，都是容易造成威胁的事物。将其变成熟悉的、可预料的、易处理的、可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方法之一是认识并理解它们。所以知识可能不仅具有成长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减少焦虑的功能，也是一种保护性的自我平衡功能。外在行为可能非常相似，但动机可能非常不同。主观的结果也非常不同。一方面，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放松了紧张的感觉，比如说，一个忧心忡忡的房主在半夜拿着枪在楼下探索一个神秘而可怕的声音，当他发现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会长舒一口。这不同于年轻学生透过显微镜第一次观察到肾的微观结构，或者顿悟了交响乐的结构，或者懂得了复杂诗歌或政治理论的含义时的恍然大悟、兴奋甚至狂喜。在后面这几种情景下，人会感到自己更强大、更聪明、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洞察力。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率，我们的眼睛突然变得更敏锐，我们的耳朵可以不休息地工作。这就是我们的感受。这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都可能发生——而且确实经常发生。
这种动机的辩证法可以在最大的人类画卷、伟大的哲学、宗教结构、政治和法律制度、各种科学，甚至整个文化中看到。简单地说，它们可以同时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结果在不同的比例上。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可以完全让认知需要屈服，从而达到减轻焦虑的目的。无焦虑的人可以更大胆，更勇敢，可以为了知识本身而探索和推理。当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实本质。安全的哲学、宗教或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或科学更容易盲目。
回避知识与回避责任
焦虑和胆怯不仅会使好奇、认知和理解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是把它们作为缓解焦虑的工具加以利用。而且好奇心的缺乏也可能是焦虑和恐惧的一种主动或被动的表现。（这与因不被使用而导致的好奇心萎缩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寻求知识来减少焦虑，我们也可以通过回避知识来减少焦虑。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不好奇、学习困难、假装的愚蠢这些都可能是一种防御。大家都认同知识和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我的想法更进一步，我认为知识和行动时常是同义的甚至与苏格拉底的方式相同。在我们完全了解的地方，合适的行动会自动地、反射性地跟随。选择是不带冲突的，完全是自发的。
我们在健康的人身上看到了高水平的这种能力，他们似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在他们轻松、全面的运作中表现出来。然而这点在小孩子（或内心仍是个儿童的成人）身上又有完全不同层次的表现。对他们而言，思考一个行动就像是已经采取了一种行动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为“思想万能”。也就是说，如果他希望他的父亲死，他可能会无意识地反应出好像他真地杀了他父亲一样。事实上，成人心理治疗的一个功能就是消除这种幼稚的同一性，这样人们就不会因为幼稚的想法而感到内疚，就好像他们已经做了一样。
无论如何，认知与行动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把害怕认知的原因理解为害怕行动，害怕因认知而产生的后果，害怕承担危险的责任。通常最好是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知道，那么你就不得不采取行动，冒着风险。这有点复杂，有点像那个人说：“我很高兴我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我喜欢，就得吃它，但是我厌恶这种讨厌的东西。”
对住在达豪集中营附近的德国人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装出一副盲目和愚蠢的样子，当然更安全。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要么必须做点什么，要么就会为自己是胆小鬼而感到内疚。
孩子们也会玩同样的把戏，否认、拒绝去看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个可鄙的懦夫，或者他的母亲不是真的爱他。因为这种认知要求的行动不可能实现，还是最好不要知道。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对焦虑和认知有了足够的了解，足以驳斥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理论家几个世纪以来所持的极端立场，即所有的认知需要都是由焦虑引发的，只是减轻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似乎是合理的，但现在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在其纯粹形式上与这一理论相矛盾，因为它们都表明，一般来说，焦虑扼杀了好奇心和探索，而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尤其是在焦虑达到极端的时候。认知需要在安全、无忧虑的情境中有最明显的体现。
有本书对这一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
信仰体系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似乎是为了同时服务于两个主人而构建的：尽可能地理解这个世界，并在必要时防御它。有些人认为，人们会选择性地扭曲自己的认知功能，以便只看到、记住和想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人们只会在他们万不得已时这样做，这并不是常态。因为所有人都被时强时弱的愿望所激励，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认识真正的现实，即便真相会使人受伤。
总结
显然，如果我们的理解得当，认知需要一定与认知恐惧、忧虑、安全需要等结合在一起。最后，我们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两者是辩证关系，既相互交融，同时又相互斗争。所有那些增加恐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会抑制我们想要知道的冲动。因此，所有允许勇气、自由和大胆的因素也将解放我们对知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