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章开始，我将从我所谓的高峰体验的解释入手，因为在这样的体验中，我的论述最容易得到充分的证明。“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类最美好的时刻的概括，是对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的概括，是对狂喜、着迷、极乐的体验的概括。我发现，这种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性的狂喜、成熟的爱、完美的性体验、父母之爱、自然分娩的体验等。我使用一个术语——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概括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发现所有这些狂喜的体验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事实上，我发现可以建立一个概括的、抽象的图式或模型来描述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使我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这些经历。
在我的实验对象描述了自己的高峰体验之后，我问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世界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不同。我得到的答案也可以被系统化和概括。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囊括他们给出的成千上万个词语或描述。我将这些讲述高峰体验期间和之后感受的词语，以及大概一百个人关于他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描述，浓缩成以下词语：真、美、整体、二歧超越性、活力、唯一性、完美性、必要性、完满性、正义性、秩序性、简单性、丰富性、从容性、嬉闹性以及自足性。
虽然这只是个人的词语概括，但我毫不怀疑，任何人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特征列表。我相信除了同义词或特殊的描述词外，不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词语是高度抽象的。怎么可能不这样呢？每个词语都要涵盖多种直接经验。这必然意味着，这样一个词语必须是包罗万象的，也就是说，高度抽象的。
这些是高峰体验中世界的不同特征。这里可能在压力或程度上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在高峰体验期间，世界看起来更诚实、赤裸、真实，或看起来比其他时候更美。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被认为是描述性特征；报告称这些都是关于世界的事实。它们描述了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子，甚至世界就是什么样子。它们与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者在目击某些事件后所使用的描述属于同一类别。它们不是“应该”或“应当”的陈述，也不只是研究者的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也不仅仅是情感状态，缺乏认知参考。它们被认为是启迪，作为现实的真正特征而被先前的盲目所掩盖。[8]
但我们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此时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端。在我们的心理治疗经验中，我们偶尔会在病人或自己身上看到启迪、高峰体验、孤独体验、洞察力和喜悦。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知道，虽然它们不是全都有效，但其中一些肯定是有效的。
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师将继续对这一旧/新观念感到困扰，而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种冲动中，在一种情感上的启迪中，在一种爆发中，穿过破碎的高墙，冲破内心的抗拒，克服恐惧。我们是专门应对危险事实，应对那些威胁自尊的事实的人。
这种对非个人化的科学怀疑，甚至在非个人化的领域，都是毫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一个对真理的突然而狂喜的洞察的故事，然后，真理慢慢地、小心地、谨慎地被更多路过的工人证实，他们的工作更像珊瑚虫，而不是鹰。比如，凯库勒（Kekule）对苯环的想象。
太多目光有限的人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谨慎的检验、假设的验证，以及看看别人的想法是否正确。但是，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技术，必须学会如何培养高峰体验下的洞察力和愿景，以及如何把它们作为数据来处理。存在认知的其他例子——它对高峰体验中迄今未被察觉的真理的真实感知，它来自通过存在之爱获得的敏锐洞察力，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亲密的群体治疗体验，来自智力启迪，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存在知识的验证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启迪知识）。三所不同的大学都通过研究发现，麦角二乙酰胺能够治愈大约50%的酒精成瘾者。当我们从得知这伟大的祝福、这意想不到的奇迹的喜悦中恢复过来时，由于人类固有的得寸进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问：“那些无法恢复的人呢？”我想引用A.霍弗（A.Hoffer）博士1963年2月8日的一封信：
我们有意使用高峰体验作为治疗工具。我们对使用麦角二乙酰胺或墨斯卡灵的酗酒者使用音乐、视觉刺激、文字、暗示以及任何能给他们带来他们所说的高峰体验的事物。我们治疗了500多名酗酒者，这可以阐明某些一般性规则。一般来说，大多数戒酒者在治疗后的戒酒期都会产生高峰体验，几乎很少有人没有高峰体验。
我们也有强有力的数据表明，这种影响是高峰体验的主要组成部分。当麦角二乙酰胺受试者第一次服用青霉素两天，他们的体验与一直服用麦角二乙酰胺获得的体验相同，但影响明显减弱。他们会观察到所有的视觉变化、所有的思维变化，但他们在情感上是自由的，他们更多的是非参与性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受试者不会产生高峰体验。此外，只有10%的患者在治疗后表现良好，而在几项大型随访研究中，我们预计康复率为60%。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大飞跃：这张偶尔被看见的描述现实和世界的特征列表，和我们所说的永恒价值、永恒真理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们熟悉的真、美、善三位一体。也就是说，这个特征列表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列表。这些特征为宗教人士和哲学家所珍视，实际上也是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所一致同意的作为生命的终极或最高价值的清单。
再重复一遍，我的第一个声明就是在科学领域，以公开的形式进行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检查；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我曾经使用过的同样的程序，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回答我所提问题的那些话录下来，然后公布于众。也就是说，我所陈述的事情是公开的、可重复的、可证实的或可证伪的；如果你想的话，它甚至可以量化。它是稳定和可靠的，因为当我重复操作时，会得到大致相同的结果。即使按照19世纪科学中最正统、实证主义的定义，这也是一种科学声明。它是一种认知陈述，一种对现实特征的描述；它对宇宙的描述，对外部世界的描述，独立于报告和描述的具体的人，是对所感知的世界的描述。这些数据可以用传统的科学方式处理，它们的真实或不真实程度可以被确定。[9]
然而，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声明也是一种价值声明。它们是最鼓舞人心的人生价值观，人们愿意为之献身，愿意为这些价值付出努力、经受痛苦和折磨。这些也是“最高”价值，因为它们通常是在最好的时刻、最好的条件下，由最优秀的人所拥有的。它们是对更高层次的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定义，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也是最广义的教育的长远目标。这些品质是我们钦佩的人类历史上的伟人、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人，甚至我们的神所拥有的特征。
因此，这一认知陈述与价值陈述是一样的。实然与应然相同。事实与价值相同。那真实的世界，那被描述和被感知的世界，与那被珍视和被期望的世界是同一的。实然的世界变成了应然的世界。应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与价值融合了。[10]
很难运用“价值”这个词。很明显，我所讨论的内容与价值有关，不管这个词如何定义。然而，“价值”的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它在语义上是如此令人困惑，以至于我确信，我们很快就会放弃这个包罗万象的词，取而代之的是对它所附加的许多含义的更精确、更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另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可以把“价值”的概念想象成一个大容器，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模糊不明的东西。大多数涉猎价值观的哲学作家都试图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或定义，将容器中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即使里面的许多东西只是偶然存在的。他们会问：“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却忘记了它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一个标签。只有多元化的描述适用，也就是说，将所有使用方式编入目录，我们会发现“价值”这个词实际上在被不同的人使用。
接下来是关于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简短的观察、假设和问题：以各种方式对“价值”这个词的不同含义和“事实”这个词的不同含义进行融合或接近融合。这就像是从词典编纂者之间的争论转向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的操作和实际事件：从语义学的世界到自然的世界。实际上，这将是将这些问题带入科学领域的第一步（广泛定义为包括经验数据和客观数据）。
心理治疗是一种“对应然实然的探求”。我现在想把这种思维应用到心理治疗和自我治疗的现象上。人们在寻找身份、真实自我等时所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应然”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什么？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冲突情况？我应该追求这个职业还是那个职业？我该离婚还是不离婚？我该活还是死？
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愿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是你……”然后继续提出建议。但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已经认识到这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不会说我们认为别人应该做什么。
最终，我们学到的是，一个人找到他应做的事的最好方法是找出他的本质，因为通往道德和价值决定、明智的选择、应然的路是“实然”，是对事实、真理、现实、特定的人的本质的发现。他对自己的本性、内心的愿望、性情、体质、他所追求和渴望的以及真正满足他的东西了解得越多，他的价值选择就会变得越轻松、自然，并能够顿悟（这是弗洛伊德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伟大发现）。许多问题就这样消失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只要知道什么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什么是合适的和正确的，就很容易解决。[11]（我们还必须记住，了解一个人的深层本性同时也是在对一般人性进行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帮助人们通过“真实性”来寻找“应然性”。寻找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种应然的探索，又是一种实然的探索。这种价值追求，既然是对知识、事实和信息的追求，就也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在科学合理定义的范围内的。至于精神分析方法，以及所有其他不干涉、揭露、道家的治疗方法，我可以同样确定地说，它们一方面是科学方法，另一方面是价值发现方法；这种治疗是一种道德上的追求，甚至是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宗教追求。
请注意，治疗的过程和治疗的目标（实然和应然的另一种体现）是无法区分的。将两者分开只会变得滑稽或导致悲剧。治疗的直接目标是找出这个人的本质；治疗的过程也是在寻找这个人的本质。你想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吗？那么就找到你的本质！“做你自己吧！”这句话描述了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描述一个人的本质几乎是一样的。[12]
这里的“价值”，在目的的意义上，是你为之奋斗的目标、终点、天堂，现在就已经存在。一个人为之奋斗的自我，现在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存在着，就像真正的教育一样，它不是一个人在四年的求学道路结束时获得的文凭，而是每时每刻学习、感知和思考的过程。在宗教观点中，天堂是一个人生命结束后应该进入的地方，而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实际上，天堂在整个生命中原则上都是可以抵达的。天堂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周围。
“存在”和“成为”可以说是相伴而行，同时存在的。旅行能给人带来终极的快乐，它不应该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许多人发现，多年工作后的退休生活并不像多年的工作那样甜蜜，但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接受。另一种事实和价值的融合来自我们所说的接受。这种融合并不主要来自现实，即“实然”的改善，而是来自“应然”的缩小，来自对期望的重新定义，以便它们越来越接近现实，因此可实现性也就越来越强。
我所说的内容可以在治疗过程中得到例证，当我们对自己以及自己理想化形象的要求过于完美时，就会在洞察力下崩溃。当我们允许自己发现自己的懦弱、嫉妒、敌意或自私时，完美勇敢的男人、完美母性的女人或完美逻辑和理性的人的自我形象就会崩溃。
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认识。我们可能会觉得十分有负罪感、堕落或不值得。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实然应然是极其遥远的。
但是，在成功的治疗中我们经历的接受的过程也是很典型的。从对自己的恐惧中，我们走向了顺从。但有时候，出于顺从，我们会转而思考：“毕竟，这并没有那么糟糕。一个慈爱的母亲有时会怨恨自己的孩子，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有时，我们会看到自己甚至超越了这个阶段，充满爱地接受人性，完全理解失败，最终把它看作可取的、美丽的、荣耀的。女人对男人既怕又恨，但最后却会高兴起来，甚至会在宗教上对男人从敬畏到狂喜。最初被视为邪恶的东西可以变成荣耀。通过重新定义她对男子气概的看法，她的丈夫可以在她眼前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我们放弃对孩子的挑剔，放弃对他们应该成为什么的定义，放弃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就能在孩子身上体验到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偶尔这样做，我们可以短暂地将他们看作完美的，就像现在他已经十分美好、非凡、可爱。我们对意愿和愿望的主观体验，也就是我们不够满足的体验，会与满足、一致和最终性的主观体验融合。在这里，我想引用艾伦·瓦兹（Alln Watts）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他说得很好：“……在死亡的那一刻，许多人经历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不仅是接受，而且是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意志化了。这不是专横的意愿，这是对意志和不可避免的事物的身份的意外发现。”
在这里，我也想提一下卡尔·罗杰斯的小组的各种实验，这些实验表明，在成功的治疗过程中，自我理想和真实的自我慢慢地越来越接近融合。霍妮认为，真实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被慢慢地修正和融合，也就是说，趋向于成为相同的而不是截然不同的事物。类似的还有更为正统的弗洛伊德学说中关于严酷而严厉的人的超我的概念，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超我逐渐缩小，变得更仁慈、包容、有爱心、自我肯定；这是一个人接近对自我的理想和对自我的实际感知，从而允许自尊及自爱的另一种说法。
我喜欢举的例子是在分离人格或多重人格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总是一种过于因循守旧、谨小慎微、伪善的性格，从而我们会拒绝潜在的冲动，完全抑制它们，因此，它只能通过完全突破自我的精神错乱、孩子气、冲动、寻求快感以及其他不受控制的方面才能得到满足。把它们一分为二会扭曲两种“人格”，融合他们需要两种“人格”的真正改变。要摆脱武断的“应该”和“应当”，让拥抱和享受本质成为可能。
一些少见的心理治疗师，比如针对窥阴癖的治疗师，使用揭露作为一种拆穿或贬低病人的方法，就好像一个面具被撕下来，病人显露出他“没有那么严重”。这是一种支配策略，一种高人一等的策略。它变成了一种趋炎附势的方式，一种感觉有力量、强大、支配、在人之上甚至像神一样的方式。对于那些不太看重自己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亲近的方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被揭露的恐惧、焦虑、困惑被定义为低级的、坏的、邪恶的。例如，即使在弗洛伊德的晚年，他也并不真正喜欢无意识，仍然把它定义为危险和邪恶的东西，必须被控制。
幸运的是，我认识的大多数治疗师在这方面都很不同。一般来说，他们对人性了解得越深，就越喜欢和尊重人类。他们喜欢人性，而不是根据某些先前存在的定义或无法衡量人性的柏拉图本质来谴责人性。他们发现认为人是英雄的、圣洁的、明智的、有才华的或伟大的，是有可能的，即使这些人是病人，暴露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弱点”和“邪恶”。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当一个人对人性认识得更深入时，他对人性不再抱有幻想，那么这就好比说，一个人的幻想或期望是不能实现的，或者是经不起日光的照射的，即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我记得大约25年前，在做我的性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时（我不确定今天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了解到一个女性失去了她的宗教信仰，因为她根本不相信上帝创造了如此下流、肮脏、恶心的生育方式。在这里，我想起了中世纪时期许多僧侣的著作，他们被自己的动物本性（如排便）和宗教愿望的不相容所折磨。但我们的专业经验允许我们对这些不必要的、自找的愚蠢行为一笑置之。
总而言之，人类的基本本性之所以被认为是肮脏、邪恶或野蛮的，是因为它的某些特征是事先被定义为肮脏、邪恶或野蛮的。如果你把排尿或月经定义为肮脏的，那么通过这个语义诡计，人体就变得肮脏了。我曾经认识一个男人，每当他被他妻子性吸引时，他就会用内疚和羞耻的痛苦折磨自己；他在“语义上”是邪恶的，在武断的定义上是邪恶的。以一种更能接受现实的方式重新定义，是一种减少实然和应然之间距离的方法。
统一的意识。在最好的条件下的实然（应该达到的目标已经实现）就是有价值的。我已经指出，这种融合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改善现实，使其更接近理想，另一个是缩小理想，使理想更接近实际存在。
也许现在，我可以加上第三种方法，即统一意识。这是一种同时感知事实，即实然的能力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能力：既能看到它的当下，又能看到它是永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透过特殊和永恒，透过瞬间去看宇宙。用我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存在领域和缺陷领域的融合：在沉浸于缺陷领域的同时，要意识到存在领域。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任何读过禅宗、道家或神秘文学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每一个神秘主义者都试图描述具体对象的这种生动性和特殊性，同时也描述它的永恒、神圣和象征性（就像柏拉图式的本质）。除此之外，许多实验人员对迷幻药的描述（例如赫胥黎）也类似。
我可以将我们对孩子的感知用作这种感知的一个例子。原则上，任何一个婴儿都可以成为任何人。他有巨大的潜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成为任何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敏感性，那么当我们看着婴儿的时候，就应该能够感觉到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并因此感到敬畏。这个特别的婴儿可能被视为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天才、未来的科学家或英雄。他实际上，在此时此刻，在现实的意义上，拥有能够成为这些角色的潜力。他的真实性的一部分是他所体现的各种可能性。任何对这个婴儿丰富性和完整性的洞察都能帮你感知这些潜能和可能性。
同样地，任何对女人或男人的完整感知，都体现在对神、女神、祭司和女祭司的可能性的感知中，体现在真实的、有限的人类个体中，并通过闪耀展现在你的眼前：他们拥护什么，他们可以成为什么，他们提醒了我们什么，我们可以诗意地歌颂什么。（一个敏感的人看到一个给婴儿喂奶或烤面包的女人，或者看到一个在危险出现时将其与家人隔开的男人，怎么可能不感到敬畏呢？）
每一个优秀的治疗师都必须对他的病人有这种统一的感知，否则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治疗师。他必须既能够同时给予病人“非传统的积极关注”（罗杰斯）——将他视为一个独特而神圣的人，又能暗示病人缺少某些东西，是不完美的，需要改进。[13]我们需要病人作为人的某种神圣性；我们对任何病人都有责任，不管他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这就是废除死刑、禁止在某一特定点上贬低个体，或禁止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的运动所暗含的哲学。
要想统一地感知，我们必须能够同时感知一个人神圣和世俗的一面：如果不感知这些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基本的象征性品质，无疑只是一种具象的还原，还原成为事实一样的东西。因此，这是一种不完全的失明（参见下述的“应然失明”）。
这与我们的主题的相关性在于，这是一种同时感知“实然”和“应然”，感知直接、具体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以及最终价值的技巧，它不仅能够出现，而且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存在着。同时，这也是我能够教给别人的技巧。因此，在原则上，它为我们提供了有意地、自愿地融合事实和价值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把事实和价值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很难去读荣格、伊利亚德、坎贝尔或赫胥黎的作品。我们不需要等待高峰体验时再进行融合！
“本体化。”另一种方法是把话题转向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足够聪明，愿意这么做的话，任何手段——活动（手段——价值）都可以转化为目的——活动（目的——价值）。一份为了谋生而从事的工作，可以因为它本身而受到喜爱。即使是最枯燥、最乏味的工作，只要在原则上值得做，也可以被神圣化（本体化，从一种单纯的手段变成一种目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日本电影《生之欲》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最乏味的官僚化工作，在人即将被癌症折磨致死的时候，也变得有意义，生活由此也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也是融合事实与价值的另一种方式：一个人可以把事实转化为一种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这样，并因此使它成为这样。（我有一种感觉，神圣化或单一地看待事物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本体化，尽管它们有重叠之处。）
事实的矢量性质。我引用韦特海默的一段话来讲述这种方法：
结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7加7……是一个有空隙和空白的系统。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填补这一空白。一个圆满的“完成”——14是符合需求，能够填补缺口的，是这个系统、此处和整体功能在结构上所需要的。这很符合当前的情况。其他的“完成”，比如15，就不适合。它们不是正确的数字。它们是因任性、盲目或违反这个空隙在结构中的功能而导致的。
这里我们有“系统”的概念、“缺口”的概念、不同类型的“完成”的概念、形势的需求的概念，以及“需求性”。
如果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也就是缺少某种东西的地方，情况也是类似的。在填补缺口时，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曲线的结构，确定一种适合该结构的完成方式，它是合理的、正确的，其他的完成方式则不合理。这与内在必然性的旧概念有关。不仅逻辑的操作、结论，而且事件、行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是明智的或无意义的，合乎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
我们可以确定一条规则：对于某种给定情况、某个具有空隙的系统，一个给定的完成方式能否公正地处理结构，是否“正确”，通常由该情况、该系统的结构决定。需求是由结构决定的；在纯粹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明确的决定，即哪一种完成方式符合情况，哪一种不符合，哪一种违反了情况的要求……假设有一个饥饿的孩子坐着；有个人正在盖一所小房子，连一块砖也没有。我一手拿着一块面包，一手拿着一块砖头。我把砖头给了那个饥饿的孩子，把面包给了那个盖房子的人。这里有两种情况，两种系统。就缺口的功能来说，这种分配是盲目的。
然后在脚注中，韦特海默补充道：
我不能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对术语“需求性”等进行阐明）。我只能提一下，必须修正对“实然”和“应然”的简单分割。对这种顺序的“决定”“要求”是客观的。
在《格式塔心理学文献》中，其他大多数作者也有类似的表述。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所有文献都证明了事实是动态的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正如科勒特别指出的那样，它们不是标量（仅有大小），而是矢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更有力的例子可以在戈德斯坦、海德、勒温和阿希的著作中找到。
事实不会只是被放在那里，就像燕麦片放在碗里那样；事实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们会把自己组合起来，使自己完整；一系列未完成的事实会“召唤”出一个完整的事实。墙上歪斜的画会恳求将它弄正；未完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直到我们完成它。贫乏的设计会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设计，而不必要的复杂感知或记忆会简化自己。音乐的延续需要正确的和弦来完成。不完美往往趋向完美。一个未完成的问题不可逆转地指向它正确的解决办法。“形势所迫……”我们会这样说。事实具有权威性，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它们可能会说“不”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前进，给我们建议，暗示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引导我们朝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前进。建筑师会提到场地的要求。画家会说画布“需要”更多的黄色。服装设计师会说她的衣服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来搭配。啤酒与林堡干酪的搭配要比与洛克福羊乳干酪的搭配更好，或者，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啤酒更“喜欢”某种奶酪而不是另一种。
戈德斯坦的工作尤其证明了有机体的“应然性”。一个受损的有机体不会满足于它当前的样子，处于被破坏的状态。它会拼搏、施压、推动；它与自己战斗，以使自己再次成为一个统一体。从一种统一中去除一种失去的能力后，它朝着一种新的统一发展，在这种新的统一中，失去的能力不再破坏它的统一。它控制自己，创造自己，并进行再创造。它当然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格式塔心理学和有机体心理学不仅能感知实然，而且能感知矢量（或者说是感知应然？），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对应然视而不见。在行为主义中，有机体只是被动地接受，而不是主动地“做”或“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弗洛姆、霍妮和阿德勒也可以被认为能够洞察实然和应然。有时我发现，把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看作弗洛伊德（还不够全面）与戈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家的综合，而不是简单地背离弗洛伊德，是很有用的。
我想要坚持的是，事实的许多动态特征，这些矢量性的品质，都在“价值”这个词的语义范围内。至少，它们在二分的事实和价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假思索地认为这种二分是科学本身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许多人认为科学在道德和伦理上中立，即对目的和应当没有发言权。打开了一扇门，通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目的必须来自某个地方，并且如果它们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必须来自知识之外。
“事实性”创造了“应然性”。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概括是：事实的“事实性”的增加，会导致这些事实的“应然性”的增加。我们可以说，事实性创造了应然性。
事实创造应然！我们对某件事了解得越清楚，它越真实、越正确无误，它就越表现出应然的特质。某件事情越“实然”，它就会越“应然”——它的要求越多，越会“召唤”特定的行为。我们越清楚地理解一件事，它的“应然性”就越大，它也就越能成为行动的指南。
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当一件事足够清楚、足够确定、足够真实、无可置疑时，这件事就在自身内部产生了它的要求、它的要求特性以及它的适合性。它“召唤”某些行动，而不是其他行动。如果我们把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定义为行动的指南，那么指导我们最果断地行动的最简单、最好的事物就是事实：它们越是真实，就越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可以用一个不确定的诊断来举例。我们知道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访谈患者时会感觉缺乏确定性、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忍耐、常常做出暗示、显得优柔寡断。当他得到许多其他临床意见和一整套互相支持的试验，并且如果他反复检查材料，发现这些与他自己的感知相一致时，就会变得绝对肯定，例如，确定病人是精神病患者；然后，他的行为就会朝着确定、果断的方向转变，朝着确切知道该做什么、何时做、如何做的方向转变。这种确定性的感觉使他能够对抗亲戚或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的分歧和矛盾。他可以径直略过不同意见，因为他很确定；这是他毫不怀疑地认识到事情的真相的另一种说法。这种知识使他能够勇往直前，尽管他可能会给病人带来痛苦、眼泪、抗议或敌意。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你就不会介意发挥力量。可靠的知识意味着可靠的道德决定。诊断的确定性意味着治疗的确定性。
我自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关于道德确信如何来自事实的确定性的例子。在读研究生时，我做过催眠方面的研究。大学里有条这样的规定：禁止催眠。我猜，规定的理由是催眠根本不存在。但我十分确信它确实存在（因为我正在学习催眠），我确信这是通往知识的捷径，也是必要的研究，所以我对我研究的态度是病态的。我对自己的缺乏顾忌感到吃惊：我不介意说谎、偷窃或躲藏。我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情，因为我绝对确信这是正确的事情。（请注意，“正确的事情”既属于认知词汇，也属于伦理词汇。[14]）我比他们更清楚这一点。我并不是生这些人的气，我只是认为他们对这件事很无知，并忽视了他们。（在这里，我略过了不合理的确定性感觉这类非常困难的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父母只有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才是软弱的。当他们确定的时候，他们会十分明确、强大、清晰。如果你确切地知道你在做什么，即使你的孩子哭了、感觉疼痛或抗议，你也不会摸不着头脑。如果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根箭，或者如果你知道为了救孩子的命你必须受到伤害，你一定能够肯定地、坚定地勇往直前。
这就说明了知识带来决定、行动、选择和做什么的确定性，因此，也带来了力量。这和外科医生或牙医的情况非常相似。外科医生会打开病人的腹部，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阑尾切除掉，因为一旦阑尾破裂，病人就会丧命。这是真理指示我们必须做什么的例子，是实然指示应然的例子。
所有这些都与苏格拉底的信念有关，即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选择谎言而非真理，或选择恶而非善。这里的假设是，无知使得错误的选择成为可能。不仅如此，杰斐逊（Jefferson）的整个民主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充分的知识导致正确的行动，而没有充分的知识，正确行动是不可能的。
自我实现的人对事实和价值的感知。几年前，我报告说，自我实现的人：①对现实和真理有很好的感知能力，②一般不会混淆是非，反而能比一般人更迅速、更肯定地做出道德决定。自那以后，第一个发现得到了足够多的支持，而且我认为我们现在能比20年前更好地理解它。
然而，第二项发现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当然，今天我们对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这一发现会使我们感到更舒服，更倾向于期待它会在未来的研究中被证实为事实。
我们目前讨论的背景使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当然，这必须得到其他观察者的证实），那就是这两项发现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我认为对价值的清晰感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事实的清晰感知的结果，或者，它们甚至可能是同一件事。
我所说的存在认知，即对存在、对他者、对人或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感知，通常存在于健康的人身上，而且他们似乎不仅能够感知更深层的真实性，还能感受对象的应然性。也就是说，应然性是被深刻感知到的真实性的内在方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可感知的事实。
这种应然性、要求性或内在的行动要求，似乎只影响那些能清楚地看到知觉的内在本质的人。因此，存在认知可以导致道德确信和果断性，换句话说，高智商可以使人对一组复杂的事实有清晰的认识。或者，就像天生敏感的审美感知者能很清楚地看到色盲的人或者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即使有一百万个色盲者看不出地毯是绿色的，也不会有什么区别。他们可能会认为地毯是灰色的，但这对清楚、生动、无误地看到事情真相的人来说则完全不同。
因为更健康、更有洞察力的人对应然不是盲目的，他们可以让自己感知到事实需要什么、召唤什么、建议什么，要求或者乞求什么从而允许自己受到事实的道家式指导，所以他们对存在于现实本质或现实本质的一部分的价值决定的困惑更少。
如果一种感知的真实方面与它的应然方面是可分离的，那么，将实然感知、实然盲目与应然感知、应然盲目区分开来可能会有所帮助。我相信，一般人可以被认为能够感知实然，但对应然则存在盲区。健康的人更能感知到应然。心理治疗有助于激发更多对应然的感知。自我实现主体更强的道德决断力可能直接来自对实然、应然更高级的感知，或二者兼备。
即使会将这一问题复杂化，我也不得不在此补充一点，即应然盲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潜力和理想的可能性的盲目。举个例子，让我引用亚里士多德作品中体现出的对奴隶制的应然盲目。当他考察奴隶时，他发现他们实际上在性格上存在奴性。这个描述性的事实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本性。因此，奴隶本质上就是奴隶，他们就应该是奴隶。金赛也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上的描述和“常态”混为一谈。他看不出“可能”会是什么。弗洛伊德和他对女性软弱心理的观点也是如此。在他那个时代，女性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但是，他没有看到女性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就像没有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在给予机会的情况下长大成人。对未来的可能性、变化、发展或潜力的盲目，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现状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是什么”（存在或能够存在的事物）就是规范。纯粹的描述仅仅是一种加入保守党派的邀请，就像西利（Seeley）对描述性社会科学家所说的那样。[15]“纯粹的”无价值描述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道家式的倾听。一个人通过倾听来发现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以便让自己被塑造、被引导以及被指导。优秀的心理治疗师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他的病人——帮助病人倾听自己被淹没的内心声音，倾听自己本性的微弱指令。斯宾诺莎原则认为，真正的自由包括接受和热爱不可避免的、现实的本质。
通过同样的方式倾听世界本质的声音，通过对世界的要求和建议保持敏感，通过保持安静使世界的声音能被听到，人们会学会怎样正确地对待世界：接受、不干涉、不要求以及顺其自然。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这样做。如果知道火鸡的关节在哪里，知道如何使用刀叉——也就是说，完全了解实际情况，那么切火鸡就容易多了。如果完全了解了事实，它们将指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这也说明，事实是非常温和的，很难察觉。为了能够听到事实的声音，有必要保持安静，以一种道家的方式去接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让事实告诉我们它们的应然性，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可以被称为道家的特别的方式去倾听——安静地、充分地、不干涉地、接纳地、有耐心地、尊重手中的事，礼貌地对待手中的事。
这也是旧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措辞，即知识渊博的人不可能作恶。虽然我们不能言之凿凿，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邪恶行为的来源并不是无知，但我们仍然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对事实的无知是邪恶行为的主要来源。这就好比说，事实本质上就包含了应该如何应对它们的建议。
把钥匙插进锁里是另一种活动，最好是道家地、温和地、小心地摸索着去做。我想我们都能理解这也是解决几何问题、治疗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选择问题、良心问题以及对与错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有时是最好的方式。
这是接受事实应然性质的必然结果。如果这种性质存在，那么它必须被感知。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研究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应然的感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