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这一章来纪念鲁思·本尼迪克特，她于1941年在布尔茅尔学院的一系列演讲中提出并发展了协同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被人熟知，主要是因为她的手稿丢失了。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演讲的文字时，我震惊地发现她给我的复写本竟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份。我担心她不会将它出版——她似乎并不太在乎它是否被出版。我还担心它会丢失。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她的经纪人玛格丽特·米德找遍了她所有的文件和论文，但始终未能找到她的手稿。我让人尽可能地将复写本中的内容整理出来。这些摘录将很快出版[21]。在本章中，我将只使用引用一部分。
协同作用的发展和定义
鲁思·本尼迪克特试图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克服和超越文化相对论的学说，因为她的名字被错误地与文化相对论联系起来。我记得她对这个身份非常恼火。她觉得她的《文化模式》本质上是一篇整体论的论文，书中传达的观点是整体而非原子主义的，她试图用自己诗意的方式来描述社会，用一种感觉、一种味道和一种基调来描述社会。
在我1933年至1937年学习人类学期间，情况是这样的：人们认为文化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没有科学的方法能用来理解文化，也没有归纳文化的方法。文化似乎各不相同。除了从内部挖掘，你无法总结出有关任何文化的任何内容。本尼迪克特一直在努力取得比较社会学上的成就。它以一种直觉的方式出现在一个女诗人的面前。作为一名科学家，她不敢在公共场合说这些话，因为这些话是规范的、复杂的，而不是“酷”的，这些话只能在喝下马提尼酒后说，不能在出版物上发表。
发展。正如她所描述的，她在巨大的新闻纸上写下了她所了解的关于四组文化的一切，她选择这些文化是因为她觉得它们与众不同。她有一种直觉，一种感觉，她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就像我以前在笔记里写的那样。
每组文化中，有一个是焦虑的，而另一个则不是。一个是粗暴的（这显然是个不科学的词），生活于这种文化的人性情乖戾，她不喜欢，而另一个文化下的都是友好的人。她提到，当面临战争威胁时，不同的文化会呈现出士气低落和士气高涨两种情况。在同一组文化中，一个文化充满了仇恨和攻击，而另一个文化包含友爱。她不喜欢的四种文化有什么共性，她喜欢的四种文化又有什么共性？她试探性地将这些文化分为不安全的和安全的两类。
那些好的、安全的、她喜欢的、吸引她的文化，包括祖尼人、阿拉佩什人、达科他人，还有爱斯基摩人中的一支（我忘了是哪一支了）。而我自己的实地工作（未发表）则将北部的黑脚人作为一种安全的文化添加了进来。那些令人讨厌的、乖戾的、使她感到害怕的是楚克奇人、奥吉布瓦人、多布人和瓜求图人。
她不断尝试概括这些文化，使用了所有当时可用的标准用词、所有你能想到的词。她根据种族、地理、气候、面积、财富和复杂程度对它们进行了比较。但是这些标准并没有发挥作用：安全的文化中各方面都是相通的，不安全的文化里各方面却没什么可比性。在这种没有逻辑、无法分类的情况下，她就根本无法进行整合。她问道，哪些文化容易出现自杀，哪些不会？哪些文化允许一夫多妻，哪些不允许？哪些文化是母系的，哪些是父系的？哪些文化倾向于建大房子，哪些建小房子？这些分类原则都不起作用。
最终起作用的是我只能称之为行为的功能而不是显性行为本身的那个因素。她意识到行为不是答案，她必须寻找行为的功能，它的意义，它试图表达什么，它表达了什么性格结构。我认为，正是这种跳跃引发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一场革命，为比较社会学奠定了基础：这是一种比较社会并将其放在一个连续统上的技术，每个社会都不再被看作是独特的和独立的。以下是她的手稿：
以自杀为例。自杀一再被证明与社会环境有关；自杀率在某些条件下上升，在某些条件下下降。在美国，自杀是心理灾难的一个标志，因为自杀被认为是一种割断一个人不再能够或愿意处理的困境的行为。但是被列为文化共同特征的自杀，在某些其他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具有非常不同意义的行为，在这些文化中自杀十分普遍。在从前的日本，战败武士自杀是光荣的行为；这是一种将荣誉置于生命之上的行为——在武士道中，荣誉就是人的一切。在原始社会，自杀有时是一个妻子、姐妹或母亲在奢侈的哀悼中承担的最后的爱的义务；它是对至亲之爱的再肯定，认为爱高于生命中其他一切事物，当至亲死亡时，生命就不再有意义。这是这样一个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自杀是对理想的最终肯定。另外，一些部落中的自杀观念是：“死在别人家的门前”，也就是说，自杀被视为一种用来报复伤害过他或对他怀恨在心的人的可接受的方式。在存在自杀行为的原始部落中，这种自杀行为是一个人对抗另一个人最有效的，有时也是唯一的一种行为，而且它与其他文化中的法律行为相一致，而不是我们已经提到的任何一种自杀行为。
定义。本尼迪克特最终选择了“高度协同”和“低度协同”这两个概念，而不是“安全”和“不安全”。这两个概念不那么规范，但更客观，也不太容易受到个人理想和品位的投射。她对这些术语的定义如下：
有没有与高攻击性相关的社会条件或者与低攻击性相关的社会条件？我们所有的实地调查计划所能达到的程度，都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形式能提供多大的互惠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那些以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和目标……从所有比较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是，非侵犯性的社会的社会秩序中，个人能够通过同样的行为，同时为自己和群体的利益服务……在这些社会中，非侵犯行为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人们不自私，将社会义务置于个人欲望之上，而是因为社会安排使得这两者能够在目标上实现一致。从逻辑上考虑，生产——无论是种植山芋还是捕鱼——都符合总体利益的要求。如果没有人扭曲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次收获、每一次捕捞都会增加村庄的粮食供应，那么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农夫或渔夫，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捐助者。他和他的伙伴都会获利……
我想谈谈低协同作用的文化，其中社会结构提供相互对立和作用力方向相反的行为；以及高协同作用的文化，它提供相互强化的行为……我曾谈到过具有高社会协同性的社会中，其制度能确保不同事业都能让彼此获益；低社会协同性的社会中，一个人的利益需要靠征服他人来获得，而大多数没有获胜的人必须尽可能地转变[加粗的字是我想强调的内容]。
具有高协同性的社会，其社会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超越自私和无私、自私和利他的极性，在这种极性中，自私的人必然会为自己谋求回报。而具有高度协同性的社会是一个以德报德的社会。
我想谈谈高度协同和低度协同的一些表现和不同方面。我用的是我25年前的笔记上的内容；此处我必须道歉，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哪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多年来，我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概念，并且将两个观点进行了融合。
原始社会的高度和低度协同作用
财富的虹吸与汇集。关于经济制度，本尼迪克特发现，公开的、肤浅的表面价值之类的东西（比如社会是富是穷等）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安全的、高度协同的社会拥有她所说的财富分配虹吸系统，而不安全的、低度协同的文化拥有的是她所说的财富分配漏斗机制。我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漏斗机制：漏斗机制是一种社会安排，保证财富吸引财富，拥有财富的人被给予，没有财富的人被剥夺，贫穷使人更加贫穷，财富使人更加富有。相反，在安全、高度协同的社会中，财富往往分散开来，从高位流向低位。它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富人流向穷人，而不是从穷人流向富人。
虹吸机制的一个例子是北部黑脚印第安人在太阳舞仪式上的“赠予”。在这个仪式上，部落的所有成员聚集在一个大圈子中。部落里的富人（富人是指那些努力工作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人）会积攒成堆的毯子、食物、各种各样的包裹，有时还会积攒一些使他们看起来非常可怜的东西——我记得是几箱百事可乐。富人们将在过去的一年里所能积攒的财产都堆了起来。
我想起了一个我见过的人。在仪式的某个时刻，按照平原印第安人的传统，他昂首阔步，吹嘘他的成就：“你们都知道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都知道我是多么聪明，多么善于饲养牲畜，多么善于务农，因此我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尊贵的手势，一个非常骄傲但又不让人感到屈辱的手势，把这笔财富给了寡妇、孤儿、盲人和病人。在太阳舞仪式结束时，他将所有的财产都给予了出去，让自己除了衣服以外一无所有。通过这种协同的方式（我不评价这是自私还是无私的，因为很明显这已经超越了极性），他将自己拥有的一切赠予他人，这一过程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很棒的男人，是一个有能力、有智慧、强壮、勤奋、慷慨并因此而富有的男人。
我记得当我刚进入社会，试图找出谁是最有钱的人，却发现富人一无所有时，我感到十分困惑。当我问居留地的白人长官谁是最富有的人时，他提到了一个印第安人都没有提到过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在账面上拥有最多的存货，拥有最多的牛和马。当我回到我的印第安线人那里，问他们关于吉米·麦克休和他所有的马的情况时，他们轻蔑地耸了耸肩：“不过是守财奴。”他们根本不愿承认他是最富有的人。他们认为受爱戴的酋长才是“富有的”人，尽管他已经一无所有。在这个部落中，这种美德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回报呢？那些在形式上慷慨大方的人是部落中最受钦佩、最受尊敬和最受爱戴的人。这些人给部落带来了好处，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人，是温暖他们心灵的人。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慷慨的酋长发现了金矿或偶然发现了一堆财富，部落里的每个人都会因为他的慷慨而高兴。如果他是个吝啬的人（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常见），那么情况就会像我们的朋友突然获得巨额财富那样，这容易使他们与我们对立起来。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制度会滋生嫉妒、妒忌、怨恨、距离，最后可能发展成真正的敌视。
在本尼迪克特列举的财富分配虹吸体系中，这种赠予是其中一种。另一种是礼仪上的款待：在许多部落里，富人会让他所有的亲戚来做客，好好款待他们。此外，还有慷慨、互惠关系、分享食物的合作技巧等。在我们的社会，我认为分级收入和财产税也能形成某种虹吸机制。理论上，如果一个富人的财富增加了一倍，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增加的财富有很多都进入了国库。（我们暂时假设它将被用于公共利益）。
漏斗机制则包括过高的租金、高利贷（我记得，夸扣特尔利率是每年1200%；相比之下，海滨的利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奴隶劳动和强迫劳动、剥削、攫取暴利、对穷人比富人征税更多，等等。
我想你们可以领会本尼迪克特关于这个制度的主旨、效果或机制的观点。赠予金钱本身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我认为在心理层面上也是如此。许多心理学家没有意识到，行为既是对心理的一种防御，也是心理的一种直接表达。行为是一种隐藏动机、情感、意图和主旨的方式，也是揭示它们的一种方式，因此绝不能只看表面价值。
使用和所有权。我们也可以看看所有权与财产实际使用的关系。我的翻译英语说得很好，他曾在加拿大上过学，受过大学教育，因此他是富有的：在这种部落里，智力与财富的关系非常密切，即使在我们看来也是如此。他是部落里唯一拥有汽车的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他几乎不怎么用他的车。人们会过来问：“泰迪，你的车钥匙呢？”这时他就会把钥匙递过去。据我所知，替他使用那辆车意味着替他付油钱、修理轮胎、拯救那些在保留地里束手无策的人，等等。这辆车属于任何需要它的人，任何可以提出要求的人。很明显，他拥有整个部落唯一一辆车的事实是值得骄傲的，值得快乐和满足的，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恶意和敌意。其他人也对他拥有一辆车这个事实感到高兴，如果有五个人都拥有车而不是只有一个人拥有车，他们也会很高兴。
给人安慰与令人恐惧的宗教。协同作用的区别也适用于宗教机构。你会发现，在安全的、高度协同的社会中，与神、鬼魂、超自然有关的人都是相当仁慈的、乐于助人的、友好的，有时甚至会以一种被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称为亵渎的方式行事。例如，在黑脚人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神灵。这个他可能在山上的幻象中看到的鬼魂，实际上可以在扑克游戏中被召唤出来。这些个人的神灵给人以极大的安慰，个人完全可以叫停比赛，走到一个角落里，和他的神灵商量一下，决定要不要和棋。与此相反的是，在不安全或低协同作用的社会中，神、超自然的人和鬼魂都是无情的、可怕的。
1940年左右，我以一种非常不正式的方式和布鲁克林学院的一些学生探讨了这种关系。在我设计的一份问卷中，有几十个年轻人被我评估为安全或不安全的。我以正式的方式问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一个问题：假设你从睡梦中醒来，不知怎么地感到神要么在房间里，要么在看着你，你会有什么感觉？安全的人倾向于感到安慰和受到保护，而没有安全感的人会感到恐惧。
往大一点说，你可以在安全或不安全的社会中找到类似的东西。西方对复仇之神和愤怒之神与爱之神对立的观念表明，西方的宗教文献是由你可以称之为安全的和不安全的宗教混合而成的。在不安全的社会中，拥有宗教权力的人通常会利用宗教权力来获得某种私利，我们称之为自私的目的；而在安全的社会里，比如祖尼人的社会，宗教权力是为了带来雨水，让庄稼更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
这种对比的心理政治主张或结论可以通过祈祷的风格、领导的风格、家庭关系、男女关系、有关性的措辞、情感纽带的风格、亲属关系、友谊等来区分。如果你对这种差异有感觉，你就应该能够准确预测你能在这两种社会中得到什么。我想再加上一个我认为有点出乎意料的观点。高度协同的社会都有消除羞辱的技巧，而低度协同的社会则都没有。在后者中，生活充满了羞辱、尴尬和伤害。在本尼迪克特研究的四种不安全的社会中，耻辱总是令人痛心，绵延不绝，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而在安全的社会里，有一种方法可以结束耻辱，也就是还清债务，从而让你解脱。
当今社会的高度和低度协同作用
你现在一定已经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社会是一个混合协同的社会。我们有高度协同和低度协同的制度。
例如，我们的慈善事业中具有广泛的高度协同作用，这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根本不会发生。我们的社会拥有非常慷慨的文化，而且通常是非常友好，非常安全的。
然而，我们的社会中显然也有一些制度使我们相互对立，使我们成为必然的竞争对手，使我们陷入必须为有限数量的商品而打架的境地。这就像零和游戏，一方是赢家，另一方必然是输家。
也许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熟悉的例子来说明：大多数大学使用的评分系统，尤其是按照曲线评分的系统。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让我很清楚被置于与我的兄弟们对抗的境地是什么感觉，他们获益意味着我受到了伤害。假设我的名字以Z开头，成绩按字母顺序排列，又假设只有6个人能得到A。在这时，我必须坐在那里，希望在我之前的人得不到好的成绩。每次有不好的成绩出现对我来说都是好事。每次有人得到A对我来说都很是件坏事，因为这降低了我得A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可能说出“我希望他死掉”这样的话。
这种协同原理非常重要：它让比较社会学有了开辟一种超现实价值体系的诱人可能性，通过它，我们就能评价一种文化及其相关的一切；它还为乌托邦理论提供了科学基础，更为其他领域更技术化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科学基础。
在我看来，心理学家，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家大多还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甚至还没有起好名字的领域里，正在发生着伟大而重要的变革——这一领域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组织理论，工业的社会心理学或者企业、商业的理论。对大多数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来说，麦格雷戈（McGregor）的《企业的人性面》是一本入门读物。我建议你们看看他所说的社会组织的Y理论层面，并将其作为高度协同的一个例子。它说明了无论是在商业中，在军队中，还是在大学中安排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在这样一种组织中，每个成员相互配合，就必然会成为同事和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研究这样的企业，我向你保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它描述为高度协同或安全的社会组织。我希望这些新型的社会心理学家能够尝试使用本尼迪克特的概念，来仔细对比这样的组织与秉持“好东西是有限的”和“如果我得到更多，你得到的就会更少”的信条的组织。
我还想推荐你看看利克特（Likert）的新书《管理的新模式》，这本书对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业组织协同作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在书中，李克特甚至还讨论了他所称的“影响力饼状图”，试图阐述一个不好理解的悖论，即优秀的工头、好的领导者和在现实中获得更多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放弃权力。你如何解释你给予的权力越多，你拥有的权力就越多的现象呢？李克特对这个悖论的处理很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人的思维在一个不太“西方”的概念中挣扎。
我想说，如果知识渊博的人不与协同的概念和平相处，那么今后就不可能建立乌托邦。在我看来，任何乌托邦，或者优心态社会（我认为这个名字更合适），都必须有一系列高度协同的制度作为基础之一。
个人的协同作用
自居作用。协同的概念也可以应用于个人层面，即两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给高度的爱的关系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即“存在之爱”（见《存在心理学》）。爱被刻画得千差万别，比如你的兴趣就是我的兴趣、两种基本需要合二为一、你长了鸡眼我的脚就不舒服了或是我的幸福建立在你的幸福之上等。人们给爱下的大多数定义都暗含这种自居作用。但这也是高度协同的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两个人以某种方式安排了他们的关系，使一个人的优势能够成为另一个人的优势，而不是一个人的优势压倒另一个人的优势。
最近对美国和英国在经济上处于较低阶层的人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研究描述了他们所谓的剥削关系，它显然是一种低协同作用的关系。这些家庭总是有着诸如谁在家里当家、谁是家长、谁更爱谁，结论是谁爱得多谁就会上当受骗，或者注定会受到伤害，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低协同性的陈述，暗示了好处的量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我认为认同的概念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外还有其他来源，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也许我们可以说，爱可以被定义为自我、人以及身份的扩展。我想我们都和孩子、和妻子或丈夫、和我们非常亲近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有一种感觉，尤其是对无助的孩子，你宁愿自己咳嗽也不愿让对方在夜里咳嗽。孩子咳嗽比你自己咳嗽更难受。你更强壮，因此，如果咳嗽的是你，情况会更好些。很明显，这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心理皮肤的融化。我认为，这是认同概念的另一个方向。
自私—无私的二分法的融合。在这里，我想跳过本尼迪克特。她似乎经常谈论直线连续体、极性、自私—无私的二分法。但对我来说，很明显，她明确地暗示了一种对严格的二分法的超越，在格式塔的意义上创造了一种高级的统一，这似乎证明了二分法实际上只不过是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统一。对于高度发展的、精神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来说——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无私的，但在其他方面也是非常自私的。那些知道弗洛姆关于健康和不健康自私的研究，或者阿德勒关于“社会责任感”研究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某种程度上，极性、二分法、一个增加另一个就得减少的假设都消失了，它们会融合。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概念，但还没有发明出合适的词来形容它。从这个观点来看，高度的协同作用可以代表对二分法的超越，将对立的事物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概念。
认知与联想相结合。我发现协同的概念对理解人的心理动力学很有用。有时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把人体内的整合看作高度协同作用，而把普通病理上的精神分裂看作低度协同作用，例如一个被撕裂和反对自己的人。
在对各种动物物种和婴儿关于自由选择的各种研究中，我认为可以借助协同理论进一步完善理论。我们可以说，这些实验证明了认知与联想的协同作用或融合。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这么说，头脑和心灵、理性和非理性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们的冲动将我们引向一个明智的方向。这同样适用于坎农（Cannon）的内稳态概念，他称之为身体的“智慧”。
有些情况下，特别焦虑、没有安全感的人会倾向于认为他们想要的东西肯定对他们有害。味道好的东西可能会让人发胖。明智或正确的事情，或你应该做的事情，很可能是你必须激励自己去做的事情。你必须强迫自己去做，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即我们所希望的、所渴望的、所喜欢的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好的、不正确的。但相反的是，对食欲和其他自由选择的事物的实验表明，我们更有可能享受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至少在相当好的条件下，相当好的选择者会这样做。
最后，我将以弗洛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疾病本质上就是想要对我们不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