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事物发展的一般原理是这样的：人们可以生活在不同水平的动机层次上，也就是说，人们既可以生活在较高的水平，也可以生活在较低的水平。他们可以仅仅在丛林中以极低的水平生活，也可以幸运地在优良心态主义社会生活。只要所有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他们就可以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把时间用在思考诗歌的本质、数学或类似的事情上。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判断生活的动机水平。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人们幽默的形式来判断他们生活的水平。生活在最低需求层次的人往往会觉得充满敌意和残酷的幽默非常有趣，例如，被狗咬的老妇人以及被其他孩子折磨的流浪儿或智力缺陷者，等等。亚伯拉罕·林肯式的幽默（也就是哲学式的、有教育意义的幽默）能让人会心一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与敌意或征服无关。生活在低需求水平上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高级的幽默。
投射实验也可以作为一个说明我们生活的动机水平如何通过各种征兆和表达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方法。罗夏墨迹测验可以用来表明一个人在积极追求什么，他希望什么，需要什么，渴望什么。
所有被充分满足的基本需要往往会被个体遗忘，并从意识中消失。被满足的基本需要在某种意义上不再存在，至少在意识中是这样。因此，一个人所渴望的、所想要的和所希望的往往是在动机层次中在他之前的东西。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特定的需求上，就意味着所有较低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同时也意味着高于这个人所渴望的需求还没有进入到他的现实生活，所以他还不会去考虑那些需求。这可以从罗夏测验中判断出来，也可以从梦境和梦的解析中判断出来。
同样，我认为抱怨的程度，或者说，一个人满足需要、实现渴望和愿望的程度，可以作为一个人生活的动机水平的指标；如果在产业情境下研究抱怨水平，那么它也可以用来衡量整个组织的健康水平，特别是如果存在足够大的样本的话。
例如，生活在独裁的丛林工业环境中的工人，往往存在着对贫困甚至是饥饿的恐惧，这决定了他们对工作的选择、老板的行为方式以及员工接受恶劣待遇时的顺从程度等等。这些有抱怨或牢骚的员工往往无法满足较低层次的基本需要。这意味着对寒冷和潮湿的抱怨，对生命的危险和疲劳的抱怨，对简陋的避难所以及所有这些基本生存条件匮乏的抱怨。
当然，在现代工业的环境下，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抱怨，那么这就表明这个组织的管理极其糟糕，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即使在普通的工业环境下，这种抱怨、这种低级牢骚也很少出现。从积极意义的方面来看，这种抱怨的出现也意味着它所代表的渴望与需求也处于同样的低水平上。比如，墨西哥的工人可能正在出于积极目的而抱怨安全问题，抱怨被任意解雇，抱怨不能计划家庭预算——因为他不知道这份工作能做多久。他还可能会抱怨自己完全没有就业保障，抱怨工头的专横，抱怨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受到的侮辱等等。我认为我们可以将那些来自生物学和安全层面的牢骚称为低级牢骚，也许，在合群的层面以及非正式的社交群体方面的牢骚也可以归类为低级牢骚。
更高层次的需要主要是在尊重和自尊这一层面，这一层面的问题涉及尊严、自主权、自我尊重、他人的尊重，还有自我价值感，以及因自己的成就等获得表扬、奖励和信用等。这种程度的牢骚可能主要是关于尊严的丧失，自尊或威望的威胁。现在，就超级牢骚而言，我能想到的是在自我实现的生活中存在的超越性动机。更具体地说，它可以总结为存在价值。这些对真、善、美、正义、真理等的超越性需要也会在工业环境中表现出来，比如关于低效率的抱怨（即使这并不影响抱怨者的收入）。实际上，抱怨者是在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完美发表声明（这不是自私的抱怨；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非个人的、利他的哲学家的抱怨）。或者，他可能会抱怨没有得到全部的真相、所有的事实或者其他阻碍自由沟通的障碍。
这种对真相和诚实以及所有事实的偏好是一种超越性需要而不是一种“基本”需求，那些在这个层次上奢侈地抱怨的人必然拥有着一种非常高级的生活。在一个愤世嫉俗的社会里，在一个由盗贼、暴君或卑鄙小人统治的社会里，人们不会听到这样的抱怨——只会有较低水平抱怨。对正义的抱怨也是超级牢骚，我在一个管理有序的工厂的工人会议记录中看到了很多。他们喜欢对不公正进行抱怨，即使这不利于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另一种超级牢骚是抱怨美德没有得到回报而邪恶却得到回报的抱怨，也就是对正义的失败的抱怨。
换句话说，以上的一切都强烈地暗示着一点：人类总是会抱怨的。没有伊甸园，没有天堂，只有短暂的幸福时刻。无论给予人类什么样的满足，人们都不可能完全满足于现有事物。这本身就是对人性能达到最高境界的否定，因为这意味着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后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这样的话当然是一派胡言。我们无法想象，经过一百万年的发展，人类才取得了如此成就：人们总能尽情地享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满足、任何祝福、任何好运。他们会因为这些幸福而取得片刻的欢乐。然后，一旦他们习惯了这些幸福，他们就会将其忘记，并开始向未来寻求更高层次的幸福，因为他们不安地意识到永远存在比现在更完美的幸福。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因此，我非常关注并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在管理文献中看到了大量的失望和幻灭，以及偶尔放弃全部开明的管理哲学而回到专制管理的例子，因为当情况好转时，抱怨却总是不会消失，这让管理层会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根据动机理论，我们永远不要指望抱怨会停止；我们只应该期望这些抱怨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它们会从低级牢骚发展成高级牢骚，最后再演变成超级牢骚。这与我所说的人类的动机是无止境的观点相一致的，随着条件的改善，人类的动机总是不断地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也符合我对挫折程度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不会简单地认为挫折永远都是坏事；我认为挫折是有层次的，从低度挫折到高度挫折的发展是幸福和好运气的标志，它代表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个人成熟度。比如说，我抱怨我居住的城市的园艺项目不够好，而妇女委员会的委员也加入进来，一起抱怨公园里的玫瑰花园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这本身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着抱怨者的生活水平很高。抱怨玫瑰花园意味着你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你头上有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屋顶，你的炉子能够使用，你不怕黑死病，不怕暗杀，警察和消防队尽职尽责，政府能够高效运转，学校制度完善，地方政治开明有效，许多其他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重点是：不能像对待任何其他抱怨那样简单地对待高级别的抱怨，必须用它来作为所有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标志，以使这种抱怨能够达到其理论高度。
如果一个开明的、睿智的管理者能够深刻地理解上述一切，那么这样的管理者就会期望情况的改善会提高抱怨水平和挫折水平，而不是期望情况的改善会让所有的抱怨消失。这样一来，当他们为改善工作条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金钱和精力，而抱怨仍在继续时，我们就不会有幻灭和愤怒的危险。我们必须学会观察：这些抱怨的动机水平上升了吗？这是真正的考验，当然，也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对这种事情感到非常高兴，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它。
这里确实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正义与非正义。肯定会有很多琐碎的抱怨，比如拿别人和自己比较，比如有人的灯更亮、椅子更舒适、工资更高，等等。这样的事情会变得极其琐碎，人们甚至会比较他们办公室里桌子的大小，或者他们会在花瓶里放两朵花还是一朵花，等等。通常，我们将不得不在特定意义上作出一个特别的判断，即这件事情是否是正义水平上的超级需要还是统治阶层的表面迹象，是向上奋进的需要还是获取名望的阶梯。道尔顿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从情境因素来看，这种需要显然涉及安全需要。我记得这样一个例子，有人注意到，如果老板的秘书对一个人表现得友好，而对另一个人表现得漠不关心，就意味着后者即将被解雇。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依据其遭遇的特定情况才能对动机水平做出推测。
另一个可能更困难的问题是尝试从动机的角度来分析金钱的意义。在动机层次中，金钱几乎可以代表任何东西。它可以表示低、中、高级价值，也能表示超级价值。当我试图明确特定的需要水平时，我发现总有些案例的评估是错误的——在这些案例中，我只能将它们放到一边，认为这些例子是不可评估的，并放弃在动机等级中对它们进行评价的尝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难评估的情况。也许最谨慎的做法就是不要对它们进行评估，把它们当作无用的数据放在一边。当然，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个大量的、仔细的和个人的研究，那么他可以回访这些人，看看他们真正的动机意义上的特定抱怨究竟意味着什么（例如关于金钱的抱怨）。但在目前的研究中，这是不可行的、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当我们对用于实验目的的两家企业（即管理良好的工厂和管理不善的工厂）使用相同的评级标准时，这一点尤其正确。
真正恶劣的条件的意义。让我们牢记什么是极端的恶劣条件。在管理文献中，我们没有任何真正恶劣条件的案例，像任何临时工或非专业工人所习惯的那样——那里的条件之恶劣已经令工人濒临罢工的边缘。也许我们可以拿战俘营、监狱或者集中营作为例子。或者，我们也可以以在美国国内的一两个人的小生意为例：这种企业往往要高度竞争和艰难的处境中经营，在那里五美分或十美分的硬币都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只能靠榨干员工的血汗来维持生存，当员工感到绝望后，他们只能辞职；老板试图通过尽可能长时间地留住他们来维持生计，在员工辞职之前尽可能地榨取利润。让我们不要陷入妄想，认为管理相对较差的大型企业拥有“糟糕的条件”——那根本不算糟糕。让我们记住，99%的人类愿意花几年的时间，在全国管理最糟糕的大公司里工作。我们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进行比较。我认为，对于这样的研究来说，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中找出一些非常糟糕的例子可能是可取的。
另一个复杂情况。第一次看到的良好条件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良好的条件虽然对大多数人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对一小部分人有坏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当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惊讶不已。例如，给予专制者的自由和信任只会让这些人做出不好的行为。自由、放任和责任会让真正依赖别人和被动的人在焦虑和恐惧中崩溃。我对此不太了解，因为我几年前才注意到它。记住，这类工作是一件好事。在我们尝试建立任何理论之前，当然也要在尝试做任何实验之前，我们应该积累更多自然主义的例子。这样说吧：相当比例的人存在精神病理方面的问题，比如，他们很容易受到偷窃的诱惑，但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他们工作的环境中，他们一直被监视着，所以他们几乎从来就意识不到这种诱惑。假设一家银行突然变得“自由主义”，解除了所有控制，解雇了侦探，并且信任员工；那么，肯定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雇员（我不知道真实的比例会有多大）在他有意识的生活中第一次受到了偷窃的诱惑。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侥幸逃脱的话，其中一些人可能就会屈服于这种诱惑。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认为良好的条件必然会使所有人成长，成为自我实现的人。某些形式的神经官能症是不会引起这样的反应的，某些类型的体质或性情更不会以这种方式作出反应。最后，当一个人被信任，完全依靠他自己的荣誉感行事后，隐藏在他心底的那一点点的盗窃、虐待和其他所有你能在地球上几乎任何人身上发现的罪恶都可能被这些“良好条件”召唤出来。这让我想起了1926年和1927年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荣誉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估计，大约95%（或更多）的学生会为这个系统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因为这个系统对他们非常有效。但这个制度总会对1%、2%或3%的人不起作用：他们会利用这一模式去抄袭、撒谎、作弊等。荣誉制度还不能在诱惑太大、风险太大的情况下使用。
原则上，上述所有想法和技巧都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社会心理状况。例如，在大学的情境中，我们可以通过教师、行政部门和学生的抱怨程度来判断整个大学社区的开明程度。在同一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层次的抱怨和满足同时出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婚姻的情况中：你甚至可能通过婚姻中抱怨和牢骚的程度，来判断婚姻是否美好或健康。妻子抱怨她的丈夫忘记带着花来看她或在咖啡中加了太多的糖之类的抱怨，当然与妻子抱怨丈夫打破了她的鼻子或者把她的牙齿打坏之类的抱怨处于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孩子对父母的抱怨、对学校或老师的抱怨也同样如此。
我想我可以对此做一个概括：任何人际组织的健康程度或发展水平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对抱怨和牢骚的层次进行评估来判断。要记住的一件事是，无论婚姻、大学、学校或父母有多好，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总是会存在，也就是说，抱怨和牢骚总是会存在。我们也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抱怨分为积极和消极的；换句话说，人们对于任何基本需要的剥夺、威胁或危害都会做出迅速而尖锐的抱怨，即使当这些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注意到这种满足（或是觉得它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如果你问一个人某个环境有什么优点，他是不会想到要告诉你他的脚不会被弄湿，地板没有被淹，或者他的办公室没有虱子和蟑螂等问题的。他会简单地把所有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不会把它们当作加分项。但如果这些想当然的条件消失了，你当然会听到一声哀号。换句话说，这些满足不会带来感激，即便当它们被剥夺时确实会带来激烈的抱怨。而在相反的层面上，我们必须对积极的抱怨、牢骚或改善的建议进行研究。这些抱怨通常与在动机层次中更高的等级、处在眼前且马上就有希望实现的愿望有关。
我认为，原则上我们要扩展对这项关于抱怨的研究。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首先，收集极端意义上的坏老板和极端意义上的恶劣条件的真实例子。例如，我认识一个家具商，他对他的老板很生气，但他就是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因为在那个行业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他的老板从不叫他的名字而是以吹口哨来代替，这让他一直很生气。这种侮辱是长期的、故意的，让他几个月来越来越愤怒。另一个例子是我自身的经历。我读大学时曾在酒店的餐厅和饭馆打工。1925年前后，我在一家度假酒店申请了一份暑期侍应生的工作，然后自己付旅费去了酒店，结果却被安排成为勤杂工，工资低了很多，而且根本没有小费。我完全被骗了——我没有返程的钱，而且再找一份暑期工作已经太晚了。老板答应很快让我当侍应生，我相信了他的话。作为一个没有小费的勤杂工，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0～20美元。这份工作需要每周工作7天，一天大约14个小时，也没有休息日。同时，老板要求员工承担额外任务，如准备所有的沙拉，因为他说负责做沙拉的人要推迟一天或两天到岗。做了几天额外的工作后，我们问他做沙拉的人在哪儿，他说他第二天就来。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大约两周，很明显，他只是在骗大家，想从这种小把戏中多榨取一两美元。
后来，在独立日假期，酒店有三四百名客人，老板要求我们熬夜准备一些非常漂亮的甜点。那些甜点看起来很精美，但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所有的员工都聚在一起，大家都同意这样做，没有人抱怨；但是当独立日当天上完第一道菜后，所有的员工都辞职了。当然，全体员工都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牺牲，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太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甚至连一份工作都不太可能找到。然而，仇恨和报复的欲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在35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仍然感到十分满足。这就是我所说的真正恶劣的条件以及内战的含义。
好吧，不管怎样，收集这种疗法和案例可能是做一份列表，让管理良好的员工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幸福的基础（通常，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他们会认为这理所当然，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与其让他们主动抱怨，不如让他们列出一个真正糟糕的情况的列表，然后问他们这些情况是否真的发生了；例如，是否有虫子，或者天气是否太冷、太热，环境是否太吵、太危险，是否有腐蚀性化学物质溅在他们身上，是否受到人身伤害或攻击，是否对危险机器采取了安全措施等。任何一个拿着一份包含两百种恶劣条件的检查列表的人都会意识到，没有这两百种恶劣条件本身就是一件好事。